《爱国主义教育丛书--王韬》
作者:王铁函【完结】
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
苍茫谁尽东西界，门户终分上下游。
千古文章心自得，五洲形势掌中收。
头衔何必劳人问，一笑功名付马牛。
以上这首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的律诗，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家、早 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的著名诗作之一。该诗真实地反映了王韬一生不 为功名、尽收 “五洲形势”、著成“千古文章”的入生旅历，同时也体现了 他 “奔腾万里”、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上下求索的雄心壮志和博大情怀。
一、书香子弟 清高少年
王韬，原名利宾，后改名瀚、韬等，字紫诠，1828年11月10日（清道 光八年十月初四）生于江苏省新阳县甫里镇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他的祖上， 在明代时是大家巨族，曾有好几位任朝廷命官。但是，经明末农民起义和清 军南下的兵火，家道开始中落。尽管如此，他的家族在当地依然是一个书香 门第，世代以诗文相传。他的曾祖父，学问广博，为县廪膳生，授候选训导 官，曾设馆授徒，多次辞谢官府的征辟，终生以教书、治学为事。祖父王科 进，字敬斋，为太学生，曾参与乡政，行善举，授五品职衔，晚年被特别举 为乡饮大员。父亲王昌桂，字肯堂，为县增广生员，工诗善文，学问渊博， 尤精于儒家经典，因家贫，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为衣食计，开学塾于苏州城 东门外的甫里村，以馆为家，传道授业，一生刻苦自励，著述颇丰。 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王韬自小就深受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熏陶。 特别是他的母亲朱氏，由于出身名门，饱读诗书，故而，对幼年的王韬就管 教甚严。在王韬四、五岁时，母亲就为他口授 “三字经”、“千家诗”和唐 诗宋词，并给他讲述历代 “忠贞节烈之事”，希望他长大后能像这些英勇反 抗外族入侵、捍卫国家社稷、保持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学习。幼年的王韬， 遥望着深遂浩瀚的星空，听着母亲的讲述，每至惨烈恸人处，便失声痛哭。 正是在母亲的严格教诲下，他那幼小的心灵中便已埋下朦胧的爱国主义思想 和为民请命的愿望。 稍长，他便进入父亲开办的私塾中就读。在父亲的亲自执教下，他日夜 苦读，寒暑不缀。加之生性颖敏，过目不忘，从而在八、九岁的时候，便遍 读小说笔记，并能成段背诵古文。为了能让他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父亲在 他10岁左右，就教他学做八股时文。不过，对于八股文那种承、转、起、合 的死硬风格和无病呻吟的空发议论，少年时代的王韬就不感兴趣。他最感兴 趣的，是在课余饭后，吟诗咏文，状物写意。 由于父亲要外出设馆，少年的王韬无法随父就读，故而，他便进入离家 乡不远的长洲县青萝山馆，就学于当地的饱学之士顾惺。这位顾老先生是一 位明经，曾著有 《涤庵诗钞》等著作，不仅学问深遂，而且思想开明。他不 仅教授学生四书、五经和八股时文，而且允许学生阅读儒家经典以外的各种 书籍。在这里，王韬得以饱览中国历代的丰富典籍，如二十二史、 《资治通 鉴》及各种野史笔记，知识面有了很大的开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王韬对 作诗填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熟读并研究历代诗人的作品，欲以探其源 流，究其旨趣。在馆内诸生中，他的诗文常以才情并茂而出类拔萃，并因此 而博得顾老先生的赏识。
青萝山馆的生活，对王韬的一生影响很大。在这里，他精研文史，博考 事理，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后来落拓不羁、锋 芒毕露、才气横溢而又恃才傲物的情性，也与这段学生生涯具有不可分割的 关系。 二、才情卓越 科场失意 1843年，年仅 15岁的王韬已经是一个熟读诗书、志向远大的青年。父 亲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出人头地，重振家业。师长也对他寄予厚望， 推许他日后将成为不凡之才。王韬自己也踌躇满志，跃跃欲试。这年秋天， 他赴新阳县城赶考，一举便中。县试主考官认为他的答卷， “文颇不凡”， 并为之 “击节叹赏”。经过这次考试，他被补为博士弟子员。消息传来，亲 友、乡邻都来他家祝贺。一时间，王家大院，红灯高挂，鞭炮声声，贺客盈 门。然而，对于这一切，王韬却不为所动，依旧持卷把读，旁若无人。当他 的族兄称赞他为 “吾家之千里驹”的时候，他大不以为然，并说：“区区的 一名博士弟子，何足轻重？他日我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世功，救万民；否则， 宁愿以布衣之身终老乡野，作隐逸山林的一流高人！”可见，此时的王韬已 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乡里的亲友遂把他与素有 “甫里先生”之称的唐 代名臣陆龟蒙相比，极赞其才。 17岁那年，王韬去昆山应试。拿到试卷，略作思索，他便广征博引，文 如泉涌。不到一个时辰，洋洋万言的答卷，便一气而就。江苏学政张芾在众 多卷子中，发现他的答卷学识不凡，书法工整，文有奇气，便给他一个第三 名。 由此，王韬便作为一名秀才，进入县学。然而，当他进入县学之后，他 才知道，这里所教的一切，都是为应试科举考试而来。尽管父亲对他期望很 大，希望他通过科举取得高官厚禄，以重振家业，但是，他却对科举考试产 生了深深的疑问。他感到，科举考试不问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唯以僵硬死板 的八股文取人，使得一班年轻人整天低首下吟，毫无生气，一旦中举做官， 便又蝇营狗苟，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故而，他一进县学，便轻视时文举业， 而致力于诗文的锤炼。 由于家境的日益衰落，父亲的教书所得已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母亲 朱氏从早到晚，辛勤纺织，以补家用，但依然捉襟见肘。王韬衣食无忧的读 书生活终于划上了句号。1846年，他的父亲应邀到上海设馆授徒，18岁的王 韬便只能代父任教，走上了设馆教书的道路。他来到了离家乡不远的锦溪办 学，教授生童。 当时在锦溪私塾中就读的学童不多，事情也少，王韬得暇研习经史，作 诗作文，过着田园般的平静生活。尽管他对科举入仕之道，十分鄙视，但是， 为实现自己经纬天地的宏伟理想，他还无法放弃科举这块敲门砖。1846年秋 天，江苏省3年一度的乡试在南京举行，带着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抱负，王 韬走进了考场。 然而，出乎王韬意料之外的是，这次考试，他竟名落孙山。经过这次科 场的失意，王韬从此绝意科举。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他进一步看清了科举 制度的腐朽。于是，他便由此前对科举考试的怀疑，进而发展到对整个科举 制度的猛烈批判。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科举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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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井蛙式的鼠目寸光之辈，他们或是迂腐苟且，或者奢靡无耻，因此自 己决不“坠实废时”、“苟阿世俗”，一定要走一条有补于国、有益于民的 人生道路。 三、上海之行 大开眼界 1848年，立志做一番大事业、但因科场失败一时还没有找到人生出路的 王韬，来到了上海。此时，鸦片战争已发生8年，中英 《南京条约》签订也 已6年。随着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设立，上海遂成为国内外贸易的中心， 逐渐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初来乍到的王韬，一方面对家乡日益凋敝的农村景 象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又对上海出现的一些新学问、新技术产生了强烈的兴 趣。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身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积水深潭中的初步 激荡，王韬开始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与探索。 鸦片战争后，对于“区区岛夷”的英国能打败堂堂天国的这一严峻事实， 一些清醒之士，就已开始了认真的思索。先是林则徐 “开眼看世界”于前， 继有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倡导于后。他们认为，在国门洞开、强敌压境 的新的形势下，过去那种天国至上、唯我独尊的传统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应 该睁开双眼看世界，向侵略中国、确有一技之长的英国等西方国家学习，以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进而再以此来抵御外敌，富强国家。 未到上海之时，王韬虽然抱有远大的志向，但对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 却是十分迷惘的。那时的他，像许多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对入侵中国的英国 为何物，也是不甚了了。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所特有的“夷夏之大防”偏见， 他认为华夷之辨是十分重要的。故而，当他得知自己的一位朋友因家境贫寒， 被迫到上海的外国洋行去谋职时，十分激愤，并写了一份措辞十分激烈的长 信，劝友人以名节自重，赶快辞职归来。 然而，到上海后的一些亲身经历，使王韬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看法。鸦片 战争之后，伴随着鸦片和宗教的输入，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也传到了 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由于得风气之先，更是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和百工杂艺 的会聚之地。这些为欧风美雨吹洒而至的西学，都是他以前闻所未闻、见所 未见的新奇之物。为了探究其中的奥秘，他主动去拜见外国人士，并参观当 时西方传教士设在上海的 “墨海书馆”以及“英华书院”等地。通过实际了 解，王韬认识到，西方国家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中国人学习。正因为如此， 1849年5月，当主持 “墨海书馆”的英国人麦思都邀请他加入书馆工作时， 他便欣然同意，举家前来。 当时的墨海书馆，除出版一些宗教书籍外，还编辑、翻译和印刷西方科 技文化方面的读物。王韬的工作，就是将传教士们所翻译的书籍中 “拘文牵 义”之处，加以 “疏通”、润色和编辑。通过与传教士们的接触，王韬从他 们那里 “耳食”到许多西方的科技知识；而日复一日的编译工作，又使他得 以了解不少天文、地理、历算、舆地等格致之学。几年下来，王韬的知识结 构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在墨海书馆的10多年间，王韬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著作。其 中，著名的有 《格致西学提纲》、《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 国天学源流考》等。在这些著作中，主要以介绍西方近代的算学、化学、物 理学、天文学、电学、声学、光学和医学为重。这些著作的翻译及其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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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也就是在墨海书馆期间，王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时，一方面 是西方列强对华的入侵步步深入，另一方面，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 地展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互相交织。面对这一局势，一向以匡时救国 为己任的王韬，开始留意时政，并以自己的所学所识，指天划地，以期有补 于时。当时，他的一位朋友在曾国藩的府上任幕僚，他便给这位朋友写信， 陈述自己关于时局的主张，希图通过这位朋友，将自己的思想陈述给曾国藩， 以期影响曾国藩的政治举措。信中，他详细地分析了西方列强入侵对中国传 统经济的破坏作用，对日益凋敝的国计民生，表示出深深的担忧；对于太平 天国农民起义，他认为是国家内部的事，好比家中不和，因此，他反对当时 满清朝廷的所谓 “借师助剿”之议。这封信反映了王韬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 益，对西方殖民者保持高度警惕的思想。 1856年，正当太平军与清王朝进行激烈的搏斗之际，英、法、俄、美4 国为了进一步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所取得的在华权益，便借口 “亚罗号事 件”，组成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清政府在大沽、天津等地 战事相继失利，与侵略者订立了 《天津条约》。2年后，侵军再次发动武装 进攻，迫使清政府签订 《北京条约》。自此，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而清政府的无能、中国的积贫积弱，也就更加彻底地暴露在广大 的中国人民面前。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波涛汹涌的农民起义浪潮，唤醒了人们的普遍觉 醒，王韬的内心世界也激起了阵阵浪花。他虽然依旧闭门读书、译书，但是， 目睹时艰，使他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挽救时 局，他认为一定要镇压太平军起义，但是，他又认为更重要的是必须首先抵 抗外国的侵略。他指出： “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御戎，何则？乱 之所生，根于戎祸之烈也。”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的入侵，是导致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的祸根，也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宁的最主要根源。现实中的农民革命 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时宰割，使得王韬再也无法保持其清高不拘的学士式 生活姿态，他决心立而言，行而动，有所作为了。 四、献策当道 指天划地 此时的王韬虽然只是一个没有一官半职的布衣书生，但是却时时以挽狂 澜于既倒的 “横塑英雄”自励，因此并不满足于空发议论，而是力图以自己 的思想来影响当道，谋划时局。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男儿在世事业多，安 肯低头弄故纸。生平学剑愧无成，弄此毛锥亦足耻。”故而，自 1858年开始， 他先后给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徐有壬等清朝大吏上书，集中就“弭盗” 和 “御戎”两大问题，献计献策。 王韬认为，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贼乱”与“戎祸”的两大危险。两者中， 抵御外国侵略是根本。然而，两害相较取其轻，对于清廷来讲，太平天国的 威胁更大、也更直接。为了在 “贼乱”与“戎祸”之中，求得主动，他还就 “弭盗”与“御戎”的具体策略，提出自己的意见。 所谓 “弭盗”，就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出于地主阶级的立场，王 韬认为，当前对清王朝威胁更大、更直接的就是太平军，因此应集中力量来 “平贼”。在他给有关清朝当局所上的“献策”中，十分详细地开列了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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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具体措施和方法。由于他久居上海，对太平军政治中 心所在的南京等地，十分熟悉，故而，他所提出的策略往往有很强的针对性， 对太平天国有关情况的分析也比较实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不少建议为徐 有壬等所采纳，更博得了清王朝有关当局的赞扬。 所谓 “御戎”，就是警惕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王韬认为，清王朝当 前的急务，虽然是太平军，但对于西方列强，也决不能掉以轻心。他指出， 西方的商人 “狡计百出，防之不胜防”，常常偷漏课税，因此一定要加强沿 江沿海口岸的关卡。针对当时西方列强在中国拐卖华人，掠为猪仔的罪恶行 径，他也建议清朝当局，一定要予以关注。 然而，命运往往会捉弄人。正在王韬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献计献策的时 候，太平军却南征北战，所向披靡。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李秀成率领 的大军，即将进攻上海。在这期间，王韬与太平军保持了多次的接触。由于 太平天国曾对西方国家表示出友好，称西洋传教士为 “洋兄弟”，西方国家 也曾在清王朝与太平军之间宣布过 “中立”。故而，在太平军即将进攻上海 之时，西方国家便派出使者与太平军会谈。王韬因长期在上海墨海书馆帮助 西方传教士译书，故而得机会多次陪同传教士去太平军占领区域，与太平军 将领谈判。稍后，在把母亲和妻子送回老家途中，他又与太平军有关将领结 识，并深得器重。由于长期与太平军接触，使得他对太平天国的情况和有关 政策比较了解。在与太平军的接触中，他还看到天国内文人很少，又听说天 国将领“求贤若渴，待士如宾”，因此，认为这正是其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 于是，托求太平军的 “庇护”，以自己的见多识广以帮助太平军取得胜利的 心理，便油然而生。经过精心筹划，1862年2月2日，他化名“黄畹”，给 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刘肇均写了一封“上太平天国书”的长信。在这封信中， 他从统筹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太平军如何进攻上海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具 体的意见。就这样，前不久还在为清朝大吏指陈 “平贼”之策的王韬，现在 则变成了一位为太平天国事业指天划地的谋士。 王韬给太平天国上书的主要内容，是劝告天国将领应以攻占长江上游为 上，而暂时缓攻上海所在的长江下游。由于这一建议与太平军原订的进攻上 海之略策相悖，故未被采用。稍后，李秀成屡攻上海不下，清兵又围上游的 天京，李秀成便只好调军回防天京。王韬的上书也留在上海近郊的江南军营 之中。1862年4月，清军攻下上海近郊的太平军营，发现了王韬的上书，见 其中所陈，皆中要害，故而“闻之大惊”。就这样，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事， 终于暴露。 上书事件败露后，清政府当即下令缉拿王韬。为躲避清政府的追杀，在 英国领事麦华陀的帮助下，王韬逃到上海的英国领事馆避难。 五、流亡香港 倡导西学 1862年 10月5日，王韬乘上“鲁纳”号从上海的黄浦江启碇出航，经 东南沿海向位于祖国南方边陲的香港出发。从此，他结束了在上海达13年之 久的 “佣书”生活，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 经过几天的航行后，10月11日，王韬到达香港。根据事先的安排，他 去找 “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理雅各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伦敦会的传 教士。他领导的“英华书院”除培养宗教人才外，还以培养外语人才为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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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海，王韬就经麦思都的介绍，认识了理雅各，相互间有一定的了解。 此时，理雅各正计划将中国传统的四书和五经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这是 一个规模宏大的计划，也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故而， 当理雅各邀请王韬与之合作以完成这一计划时，他也就欣然应允。 此时的王韬，对于译书工作，可以说驾轻就熟。在上海 “墨海书馆”10 多年的工作，使他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加之他自小谙熟儒家经典，对 四书和五经等中国传统典籍，颇有研究。故而，在与理雅各的合作过程中， 经过他的修改、润饰，译文不仅文采华美，而且辞意通达，因此，更加受到 理雅各的赏识。 流亡到香港之后，在译书之余，王韬还对自己今后的出路作了进一步的 思考。作为一名被清政府通缉的 “叛逆”，他的仕途已经断绝。身处英国殖 民地的香港，又使得他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有着更加切实的了解。在这种 情况之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西学的认识上，由传统的保守观点而发展到对其进行较为客 观的评价。在这以前，尽管王韬对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但是，在对西学的总体认识上，却一直停留在比较传统和保守的阶段。他认 为，魏源所说的 “师夷长技”，应该主要是指西方的坚船和利炮，至于其它 方面，则完全没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他说：西方 “器械造作之精，格致推测 之妙，非无裨于日用，而我中国决不能行”，甚至认为，西方的机器、铁路 等新式工业等，都是 “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何足轻重！”相应地，他 则把学习西法仅限于火器、轮船和语言文字等十分狭窄的方面。 但是，移居香港后，通过对香港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亲身感受，使他在 对西学的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比，他已 朦胧地看到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与积贫积弱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样，在他 的内心世界里，西方国家的富强，与其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似乎也具有某 种内在的关联。不知不觉之中，他开始对中国的传统礼教、伦理道德与封建 制度，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西方不仅在“器”方面是先进的，西方的“道” 似乎也比中国高明。“西来绝学当今稀，畴人法在谁人知”，“道以载器”， 道随器行，因此，他认为， “大道久凌夷，卮言患日出，福音自西来”，明 确地表示西方之 “道”胜于中国之“道”。 其次，从整个世界的变局中，他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一方面固然 “足 为中国之害”，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振兴富强创造了 “出世之机”。王韬认 为， “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枯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 其人，商居其利，凡前之史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市”。在 这种情况下，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 之创事，天地之变局”。也就是说，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西方列强 “款关求市”，开展国际性的通商贸易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境 内，列强云集，万商逐利，正是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他认为，西方列强的 入侵，固然是中国之大害；但是，另一方面， “夫天下之为吾害者，何不可 为吾利？毒蛇猛蝎立能杀人，而医师以之去大风，攻剧疡。虞西人之为害， 而遽作深闭固据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这就是说，在西方列强纷纷入侵 的局势下，中国的应对之策，不是“深闭固据”，而应主动出击，迎接挑战， 应该抓住机遇，善于向西方国家学习，以 “西学”之长，来补“中学”之不 足。因此，他认为，强敌压境的险恶局面，也同时为 “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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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创造了一个极好机会。如果我们能与时并进，变害为利，就完全有可 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之势，使得中国能在万国争雄的“古今未有之变局”中， 赢得 “出世之机”，使得中华民族能在世界的民族之林中横空出世、蒸蒸日 上。 再次，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深厚的包容性、继承性和不间断性出发， 他批判顽固派视西方近代文化为 “奇技淫巧”的观点，认为学习西方文化是 发展中国文化的必须。针对顽固派认为学习西方 “将以夷变夏，不几率中国 而西人乎”的论调，他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这完全是一种杞人忧天之论。 他说： “我之所效西人者，但师其长技而已，于风俗人心，固无伤也。”也 就是说，学习西方文化，主要是学习别人的长处，而不是要完全 “西化”。 如果无视西学的长处，而固守中国的传统，并因此而 “因循自封”，则“中 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这样，不仅无法保 存中国固有的文化，反而将使中国传统文化沦入万劫不复之地。 尽管这一时期王韬所倡导的 “西学”，还基本上停留在西方近代的科学 技术方面，远没有上升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等层面，从而也没有提 出按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但是，他所开列 的这一 “西学新方”，则是对林则徐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 真理过程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他所倡导的西学新知，对于闭塞已久的中国 人来讲，无疑是一股清新的思想激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思想激流必将 在峰回路转之中，曲折前进，并最终汇成气势磅礴、光彩夺目的万丈瀑布。 六、漫游泰西 思想成熟 1867年，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回国省亲。由于一时无法回到香港，故 而，他便邀请王韬到英国去与他合作翻译中国经典。王韬久存漫游世界之心， 很想到当时领先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英伦三岛去作实地考察，了解其强盛的根 源与现实。故而，在接到理雅各自英国发来的邀请后，他便欣然应允，并于 1867年12月15日动身前往英国。 王韬此次游历西方，不仅是他个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也是 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在他之前，虽然有主张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 魏源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对西方的认识，还只是“隔着纱窗看晓雾”， 得到了仅是朦胧、零碎的西学知识。王韬自己虽然也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过西 学，但也仅限于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这一浅表层面。现在则不同了，这次， 他毅然跨出了国门，实地考察欧洲，直接接受西学的熏陶，了解西学的底蕴， 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 王韬此次的 “泰西汗漫之游”，纵横十万里，历经十数国。一路上，舟 经新加坡、槟榔屿、苏门答腊、马来亚、锡兰，入红海亚丁湾而至埃及的开 罗，然后再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到达意大利，再经法国马赛而抵达巴 黎。每到一地，王韬都登岸考察当地的民风民俗，并把它们与中国进行一番 对比。 王韬一路的考察，始终是从振兴中国的角度出发的。在新加坡，他发现 当地华人极多，“不下十余万”，“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 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而埃及，曾经与中国一样，也是四大文明 古国之一，而今除了只剩下金字塔等 “古坟石棺”尚可“赢人”之外，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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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明早已衰落殒没。面对这一切，他百感交集，认为埃及 “不知变通”终 至亡国的惨痛教训，也正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来到巴黎之后，王韬更感到“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当时的巴黎， 可以说是整个欧洲文化的中心。作为一个来自东方的文化人，王韬对这里的 一切，都觉得好奇而又新鲜。在这里，他还专程访问了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儒 莲博士，并与他就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和汉文化的传播问题，交换了意见。 不久，王韬便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并到达位于苏格兰北部边境 的理雅各家乡，参与理雅各的翻译事宜。两年后，他与理雅各合作翻译的《春 秋左氏传》、 《易经》和《礼经》等相继完成，并陆续出版问世。这些著作， 对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曾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旅居英国期间，王韬除协助理雅各译书外，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游览 各地，参观各种新奇事物，广泛吸取各种文化科技新知，调查各地风俗民情， 考察山川地理和西方各国历史，了解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眼界也 随之大为开阔。 通过在英国两年多的亲身经历，王韬深深地体会到政治进步乃是国家富 强的根本，也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通过考察，他对英国的 “君民共主” 政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专门去英国的议院和国会实地参观，甚至还旁 听英国下院的集会。他感到，在英国的国会和下议院，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意 见， “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 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 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而这一切，在 “朕即国家”的中国，是完全 不可想象的。这时的王韬虽然还没有提出改革中国政治的主张，但是，他那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无疑已呼之欲出了。 在英国的两年，王韬不仅接受大量的西方新知识、新思想，而且还积极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与理雅各合作翻译的 “中国经典”出版后，在英国引 起不小的轰动，他也因此名噪一时，为英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所注目。他 曾应邀到英国最著名的学府牛津大学去讲学。在这里的讲坛上，他谈到，英 国早在伊丽莎白时代起，即派人到中国广东等地进行贸易，以后英国人接踵 来华，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鸦片战争。为此，他呼吁英国当局停止对华的不 平等行为，主张中英两国应该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稍后，在爱丁堡大学和 苏格兰大学等众多讲坛上，他还从哲学的角度，就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 短优劣等，进行了比较分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期间，王韬还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作为 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前往英格兰海耳商会，抗议英国当局向中国输出鸦片一 事。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也随之 “合法化”。到19世纪六、 七十年代，英国通过印度向中国输出的鸦片，已达到惊人的程度。王韬对此， 极为痛心。在英国期间，他利用一切机会，向英国当局宣传鸦片对中国的危 害，甚至直接与英国的一些资本家当面交锋。在英格兰海耳商会，他就曾针 对一些英国人认为英国对华贸易 “有益于外邦”的论调，提出强烈的抗议。 他认为，在英国的对华贸易中，其他贸易事项如丝、茶等的确 “有益”于中 国，但是，就鸦片一项来看，除了英国能从中谋得暴利之外，对中国则有百 害而无一利。他进而指出，英国人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仁义文明之邦，其一切 行为都是出于 “仁义之心”，难道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也是“仁义之举” 吗？这种为谋己之财而害人之命的贸易行为，难道与 “文明仁义”之邦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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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他的这一席发问，驳得英国当局的有关方面哑口无言，同时也充分地表 明了中国人民反对鸦片输入的坚强决心和严正态度。 七、倡导改良 富国强兵 1870年2月，王韬与理雅各一起，回到香港。如果说在这之前，“未经 沧海”的王韬还只不过是一个初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萌芽的“洋务秀才” 的话，那么，经过此次的泰西漫游之行，他已变成了一位忧国忧时、思想日 渐成熟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了。 回到香港之后，王韬首先开展了对世界史地的研究。希图通过对西方发 达国家历史的研究，探讨其强盛之由，以期为中国提供借鉴。经过多年的研 究，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共计撰写著作100多卷，主要有 《法国 志略》、 《普法战纪》、《法兰西志》、《美利坚志》、《西事凡》等。在 这些著作中，他本着 “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的原则，对英、法、德、 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研究。 通过这些著作，他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 法国的共和制）以及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等，较为系统 地介绍到了中国，从而为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学习西洋、讲求西法，提供 了全新的知识。正因为如此，这些著作问世后，无论是洋务派官僚，还是早 期资产阶级维新人士，都十分重视，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曾国藩就称赞王 韬为 “未易之才”，李鸿章则“许以识议闳远”，丁日昌更是谓其“能兼才、 学、识三长”。稍后的维新人士如梁启超、唐才常等，也对他的这些著作， 备加褒扬。这些著作传到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后，反响也十分热烈，尤其 是对当时日本正在进行的明治维新，曾起有相当大的影响。 1874年，王韬曾先后担任香港 《华字日报》、《近事编录》等报刊的编 辑和撰稿人，并一度出任过 《华字日报》的主编。通过这些活动，他获得了 大量的办报经验，同时也认识到了报纸这一近代先进传播媒介，在宣传新知、 议论时局、阐发思想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故而，当 1871年传教士欧海 理停办英华书院时，王韬便决定买下该书院的印刷厂，并易名为 “中华印务 总局”，排印具有维新思想和西学新知的著作。1874年1月，在“中华印务 总局”的基础上，他正式创办著名的 《循环日报》，并以此为阵地，大规模 地宣传其变法改良主张。 王韬的变法理论发展至此已趋成熟。故而，在主持 《循环日报》期间， 他便开始全面而又系统地提出其变法思想及其具体主张。 王韬的变法思想，师承并发展了清代早期启蒙思想家们用治乱来划分历 史发展进程的变易史观。他用传统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变化，肯 定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趋向。他认为，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 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至秦始皇废封建而置郡县，三代至此而又 一变。明代中期以后，西方大小诸国，叩关而求互市，皆聚于中国，因此秦 汉至此又为一变。故而，他的结论是： “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正 因为如此，“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盖于此时而不得不变古能通今者， 势也”。这个 “势”，就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既然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在不 断变化与发展之中，治天下之法也就应随时势的变化而不时变通。针对封建 顽固派 “孔子之道不能变”的迂腐之论，王韬认为，当今的局势，是“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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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未料及者也”，“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 有可知也”。这样，他就把 “孔子之道”移过来，并把孔子看作是变法自强 的先驱，来为自己的变法自强主张寻找理论依据。 要变法，就面临着一个 “如何变”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王韬认为， 变有二种： “渐变”和“速变”，但他主张渐变，反对速变。在他看来，中 国几千年来的社会，虽变化不断，但是其变化均为平缓。他认为，社会在不 变与速变之间，应该有一个渐变的过渡，否则在社会封闭、民智未开的情况 下，大多数中国人必然难以承受速变，变法也就难成其功。他的 《循环日报》 之所以取“循环”二字为名，也是寓有从落后到进步、从不变到渐变这种“渐 进循环”、不断进化的含义。 在一定要变、但又只能渐变的这一思想指导下，从1874年到1884年这 十年间，王韬在 《循环日报》上发表了 《变法》、《变法自强》、《洋务》、 《重民》、《尚简》和《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文字之多，倡导之急， 在当时罕有其匹。在这一系列的政论文章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主张， 并对变法的纲领与基本格局，进行了多方面的反复论证。 王韬变法自强的纲领，是由 “治中”和“驭外”二个方面构成的。“治 中”在先，“驭外”在后，“治中”是本，“驭外”为末。他认为，“就今 日而言，本末皆应变”。 所谓 “治中”，就是在变法改良的基础上，治理中国的内政，刷新中国 的政治。变革封建专制政体，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进而 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这是王韬变法自强理论的中心内容，也是其 “治 中”的基础和核心。他在对比了中西政治制度的得失之后，指出：“试观泰 西各国，凡其浸浸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 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他同时还比较了西方各国的政体， “泰 西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这三种 政体，孰优孰劣？他认为： “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以长治久 安；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必志难专一，穷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 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遗意焉。” 也就是说，三者相较，君民共主最为理想。针对洋务派认为英国船坚炮利、 工商富足是其 “立国之基”的言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之论， “英国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的君主立宪政体，这才是其立 国之本。 要 “治中”，就必须“重民”。王韬的重民思想已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所 谓 “君轻民贵”的思想范畴。一方面他接受了农民起义的教训，另一方面他 还结合自己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观念的理解，因此提出了开言路、启民 智、得民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思想。 如何才叫重民呢？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让民众自由择业，使工农 商学 “各操其业”，允许民间发展工商业，让民得利等。然而，在所有的重 民举措中，最为根本的则是加强官民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政府要倾听民间的 要求，让人民讲话。尽管此时的王韬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让 人民参政议政的机构，但是，他大量介绍西方的议院制、共和国制的目的， 显然已寓有此意。王韬的这一思想，冲破了当时的洋务派只强调学习西方的 科技，回避甚至有意抹杀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与其富国强兵之间存在本质联系 的举措，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主张以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改造和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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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一主张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后来提出的 “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主张，就直接来 自王韬的这一政治思想，并最终把这一思想付诸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政治实践 之中。 从理论的高度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呼吁中国在思想和制度上实现根 本性的变革，从而建立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强国，构成这一时期王韬思想的主 旋律。为配合在政治上建立一个比较开明的、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君主立宪 制政府的主张，王韬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改良的措施，如裁汰冗员，刷 新吏制，如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如练就新军，加强海防，等等。 从总体上看，王韬的这些主张，体现了中国当时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在 外国强敌的欺凌下，要求改革政治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呼声，也反映了一个爱 国的知识分子要求强中驭外、振兴中国的强烈愿望，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 进步思想潮流。这个改革方案，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与中国传 统的思想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充满西方资产阶级政 治色彩的独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中国，是进步且富有战斗力的。 按照王韬 “变法自强”的逻辑发展顺序， “富国强兵”之后，就应即时 开展 “驭外”活动，以争取国家的独立地位。他说：“夫治中即所以驭外， 器精用足，兵练民固，而加之以星使，分驻各邦，消息相通，呼息相应，诸 国咸有不遵王度者，共怀约章乎！”也就是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驭外” 是以治中为基础的，只有国家富强，兵练民固，才能谈得上 “驭外”，才能 为国家的独立提供基础。 在具体的外交方略上，他提出了开展独立外交的思想。由于他长期在欧 洲各国考察，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有较深的了解，故而他对当时的世界 外交及所谓的国际公法的认识，远比一般的中国士大夫们高明。他清楚地看 到，在资本主义列强世界中，小国对大国、弱国对强国，是毫无公理可讲的，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弱者永远只能为强者所欺凌、所掠夺。为此，他对满 清朝廷依仗与外国签有一系列条约就自以为天下自此以后就可以相安无事的 想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 “泰西立约不足恃”，“盖国强则公法 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处今之 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二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 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其有非份之请也。一旦有事，不战以口舌，则 斗以兵甲”。一句话，只有国家强盛，国际公法才能为我所用，也才有独立 的外交可言。他的这一主张，不仅揭示了落后就会挨打的这一简单、但却又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对唤醒当时中国人对整个世界局势的认识，发愤自 励，自强不息，从而为谋求国家的富强和独立，曾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针对当时中国尚属贫弱的现实状况，王韬认为，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 施来开展外交活动，以弥补不足。他主张，首先应该派出公使，驻扎各国， “固修睦好，以利联络”。其次，应该在外国设立领事，办理海外华民与当 地政府的交涉事宜，维护华人的权益。他指出，当时在海外谋生的许多华侨 备受欺侮与虐待，由于政府没有领事之设，故而他们无可伸雪，如果设立领 事，则控诉有门， “足以壮中国之声威，伸华民之愤抑”。 总之，王韬认为，今日言驭外， “法须通权达变，不拘一格，先求备览 西事，熟谙洋务，熟稔国际知识与目标公法，深揆事务之缓急，而后方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