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 13-----------------------
驭外”。在观念上，还必须“清除畛域，相见以诚，讲信修睦，结欢交好”。 然而，一切的一切， “根本则在乎自强而已”。弱国无外交，这就是结论。 王韬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在国外，在广泛考察所在国 的国情，提倡中外友好，虽然他并无一官半职，但作为一名民间人士，还是 做了许多 “固修睦好”的工作，并时时注意维护国家的国威，受到所在国官 民与中国派驻使节的尊重，他的外交才能也一直为一些驻外使节所重视。后 来的驻日大使何如璋多次聘请王韬任驻日使馆官员，就是明证。 八、富国之道 在于工商 在王韬的 “变法自强”思想中，致力于国家的富强是其中心环节。他认 为， “富强即治之本”，“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也”。在“富”与 “强”这两者之间，“富”又是基础，只有“富”，才谈得上“强”。因此， 必须着眼于 “求富”，“先富而后强”，“富则未有不强者”。由 “富”而 “强”，是他变法纲领中的两步曲。要“求富”，首先必须“兴利”，即大 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为此，王韬一改过去恪守传统的重农抑商和农本商末的观点，正式提出 “借商力以佐国计”的思想。他猛烈地批判清政府的抑商政策，全面地阐述 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性。他认为： “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 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 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徒知其名而无其实，又复 大言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 也。” 在批判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同时，他又提出了 “商为国本”的新本末 观。王韬认为，经济改革的中心应该放在工商业上。他指出， “英之立国， 以商为本”，其商人 “远至数万里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 而纳税于本国，国富兵强，率由乎此”。由此，他得出结论，“商富即国富”。 这种 “商富论”说明他已经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看作国计民生的根本，这也 是对传统的把农业经济看作富国强兵基础的一种大胆否定。但是，他的这种 “商富论”与西方近代的重商主义者一样，虽然看到了商品流通领域的重要 性，但却把它视作唯一的利润来源，把外贸作为国家富裕的唯一途径，因而 仅仅把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外观，而没有看到其实质。不过，王韬此论，与 西方的重商主义者又有所区别，因为他所说的 “商”，不仅仅指商品流通， 同时也包括了商品的制造和生产。当然，在他的思想中，流通是最主要的。 这一特点也是时代特征的反映。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民族资本刚刚形成的 中国近代，主要要解决的是如何应对外国商品输入狂潮的问题，这一时代特 征自然造成王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商品流通上。而且，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王韬的“以商为本”的思想，已不同于清初黄宗羲等人“工商皆本”的观点， 也不同于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 “本末皆富”的那种带有封建残余的折衷主义 观点，而是代表着全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传统的封建观念的公开挑战。 当然，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系统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但毕竟在中国近代经 济思想史上较早的提出了 “富商论”，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在大力倡导 “富商论”的同时，王韬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矿业和现
----------------------- Page 14-----------------------
代交通运输业的设想。具体说来，有如下数端： 其一，是开采矿源，即开采煤、铁、五金诸矿。他认为，开矿是 “利之 先者”，而煤、铁、五金尤为重要。他说： “煤铁之利开，则不独机器船舶 局中自饶于用，即以供诸国之用而无不足…… 矿务即兴，其利皆归于我。有 铁以制造机器，可推之耕织两事。或以为足以病农工，不知事半功倍，地利 之尽，西人工得广，富国之机权舆于此。”他还尖锐地批判清政府不断加派 普通百姓赋税的做法，认为： “取之于民，不如取之于天地自然之利。所谓 自然之利，山含其辉，地蕴厥宝，开凿五金诸矿是也。”。如果煤、铁、五 金等矿得以开采，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而且还可以减轻人民的负 担。真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利民。 其二，大力兴办纺织业。王韬把 “用机器以织呢布”与“开矿穴以足煤 铁”并称为 “利之最巨者”。他发现英国对华贸易主要是纺织品，洋布洋纱 大量输入， “于中国女红，无不有妨夺”。在洋布洋纱充斥中国城乡市场的 情况下，要想与洋人争利，就只有以先进的纺织业来取代传统的手工纺织。 因此，他主张彻底抛弃落后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制造业，代之以新式的大规模 机器纺织业。他还主张，按中国各地所产，进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各尽所长， 各兴其利。这样，我国自兴纺织之利，则 “物贱而工省，且无需乎轮船之转 运，其值必贬，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 其三，建立铁路、轮船等近代交通运输业，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内 外贸易的发展。他驳斥了那种认为使用铁路、轮船会造成大量失业的保守观 点， “或曰机器行则夺百工之利，轮船行则夺舟人之利，轮车行则夺北方车 人之利。不知此三者，皆需人为之料理，仍可择而用之。而开矿需人甚众， 小民皆可藉以 口”，也就是说，随着采矿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不 仅不会夺民之利，而且还会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更加促进经济的发展。他认 为，兴办现代的交通运输业，作用有二：一可 “利国”，二可“利商”。这 也正是他 “先富而后强”、“商富即国富”指导思想的具体表现。 总之，中国必须大兴资本主义工商业之 “利”，“诸利既兴，而中国不 富者，未之有也”。 为了尽快发展近代新式工业，王韬考虑到旧式的传统生产方式已不能适 应新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故而极有远见地提出了要采用西方雇佣劳 动的形式，建立大规模的托拉斯企业组织，来经营和管理这些工矿企业和运 输业。他说： “中国商贾之道，实鲜善法。莫如仿西国法，设立公司，流通 有无，以近贩远，俾不至于有亏，而财源可以不竭。”他认为，只有公司这 种形式，才能把分散于各地之财，聚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为了保障公司 业务的顺利开展，国家还应加以提携，要设立一个总的工商业管理机构以司 其事，起到协调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作用。为此，他建议政府 设立 “商务局”，“今日中国欲制西人而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欲商务之 旺，莫如设立商务局始”。这是中国近代较早地提出设立商务局的呼求，实 开甲午战后郑观应、陈炽等要求成立商部和戊戌变法中成立工商局的先声， 比清政府1903年正式设立商局早了整整10年。 王韬还进一步指出，政府必须把各业之 “利”，“皆公之于民”，这样 才能促进人们的投资积极性，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在各个领域自由发展。因 此，他坚决反对官办工商业，认为 “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 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多，势不能尽其所长”。为了达到尽快发展工商业的
----------------------- Page 15-----------------------
目的，他还提出了一个方案：“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 愚共奋……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 共其忧。”这样，上下一心，劳资合力，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的新式工商业得 到长足的进步。 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必须与西方列强 “争利”，而要在“争利” 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为此，他又提出 “以兵力 佐商力”来与外国竞争的观点，从而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抵御外国资本 主义经济侵略和振兴国家联系到一体。他说： “吾观泰西列邦通商他国也， 商之所至，兵亦至焉。无不驻战舰、设水师……一有龃龉，兵锋立启。”在 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征服与经济入侵总是同时开始的，军事征服是经济 渗透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入侵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他提出 要借兵力卫商，藉商以强国。他说： “寓兵于商”、“以兵佐商”，“则商 利日厚，而兵饷常盈，费省力倍”。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工商业，“方无意外之虞”。他大声疾呼：“中国有志振兴，及今未晚也”， 只要 “商力”、“兵力”互为表理，使中国商人“行贩于重瀛者”，从而打 开国际市场， “渐与西商争霸”，则国家富强一定指日可待。其富国强兵， 力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强国的心情，是何等的急迫！ 九、著书立说 纵论中西 王韬以“待罪”之身，旅居香港10多年。在这期间，他满怀着爱国热诚， 本着为国家富强和独立而献计献策的目的，在主持 《循环日报》、大力鼓吹 改良与变法的同时，还潜心著述，埋头于学术研究。集中地体现其这一时期 主要研究成果的著作有 《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和《瓮牖余谈》等。 尽管这些著作体例不尽一致，论述的问题也各有侧重，有的纵论时政，有的 评述史事，有的则近乎杂谈，但是，所有这些都在为谋求国家富强的思想主 旨下，相互辉映，连成一体，反映了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广博与深邃。 首先，这些著作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时代精神，这也是他这一 时期全部著述活动的思想主线。翻开这些著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变法”、 “变法自强”、“治中”与“驭外”等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论题，使人感到扑 面而来的是一种洋溢着时代气息和强烈的忧世爱国之情。在这一时期的著作 中，他还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这也正是他一 而再、再而三地倡导改良与变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其次，在这些著作中，他再次阐述了东西文化并重和中外民族平等的思 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夷夏之防”的说法，并一直以所谓“内华外夷”的 原则，来处理国际之间的关系。对这种以地域来区别华夷的标准，王韬持强 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 “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他所讲的这个“礼”， 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文明水准、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以此为准绳，西方的“夷” 已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国人，又怎可以沾沾自喜、 固步自封？为此，他提出要打破 “中国中心主义”的唯我独尊、自高自大的 旧观念，主张中国应该走向世界，与他民族、异文化进行交流，以为互补。 同时，他还看到，文明的中心是在运动的，过去落后的民族，现在可能已发 展成先进的民族。因此，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他人学习，决不能夜郎自大，
----------------------- Page 16-----------------------
不思进取。这一点与他此前一直强调的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主张，是一脉 相承的。 再次，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提倡 “男女并重”之说。他对中国妇女几千 年来被压迫、被侮辱的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结合西方之行后的亲身经 历，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中的最大特点，就是男女不平等和重男轻女、 男尊女卑。故而，他在这一时期的有关著作中，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封 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一夫多妻制生活，指出此种陋习，在西方早已绝迹， 但在中国却长盛不衰，“自天子至于士，正嫡而外，无不有陪贰。爵位愈崇， 妾媵愈众”。从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理论出发，他认为应该“男女并重”， 并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这一闪光的思想，是中国近代男女平等思想和妇女 解放的发端，也是他社会改革思想的一个重要支点。 最后，在这些著作中，他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西方近代的 社会制度、政治生活、科学文化、学术流派、社会风俗、人种民族等，作了 详细的记载，以开国人之视听，增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在这以前，他对 西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介绍，主要偏重于英国与法国。但在这一时期的著作 中，他却将介绍俄国、美国和日本的情况，作为重点。通过对美、俄、日三 国具体情况的介绍，来评判其长短优劣。在这三个国家中，他对美国的民主 共和政治，表现出由衷的赞叹。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使吏制清明， 国家富强，几乎已达到中国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大同之境。相反，对于当 时还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俄国，则予以抨击和批判。此外，对于明治维新 后的日本，他也花费了相当的笔墨加以介绍，他认为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 仿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之后， “近来国中政事风俗，大有变革，蒸蒸不丕， 日臻上理”，而且“人才迭出”、“力讲富强”，“可谓盛矣”。可见，这 时的王韬已不仅仅是空洞地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是具体地提供了美、俄、 日三种不同的实例以供中国变法之选择。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已经能够 从经济发展对社会历史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上，来考察和认识不同政治制度的 优劣利弊了。 十、东渡日本 他山采玉 1868年，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推翻了统治日 本长达数百年的封建幕府制度，建立了明治天皇政权。在 “文明开化、殖产 兴业、富国强兵”的总方针下，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外交活动，从而出 现 “百务并修，气象一新”的强盛局面，把封建落后的日本变成亚洲唯一强 盛、独立的国家。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随后日本的日益强盛，对长期以来一直致力 于向国外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 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 现代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王韬就是最 早向日本人学习的先进中国人之一。 在香港期间，王韬始终关注日本的发展。当他看到日本与美国 “通商仅 七、八年耳，而于枪炮、舟车、机器诸事，皆能精构制，精心揣合，不下西 人”的情况时，感到十分震惊。特别对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军
----------------------- Page 17-----------------------
事和社会面貌等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他更是感慨万千。他说：“前 之所谓世外桃源可以避秦者，今秦人反而问津焉”，作为“巍巍上国”和“堂 朝天国”的中国，却 “反不如东瀛之一岛国”，难道还不值得中国人认真思 索一下吗？ 为了探讨日本取得成功的究竟，王韬很想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去实地考 察一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成功，自当会给中国人以启发、以激 励。当时，日本的朝野上下，都正在锐意求新，他们“效慕西法，罔遗余力”， 因此，对于中国人所写作的关于西方国家情况的著作，也很感兴趣。魏源的 《海国图志》和王韬的《普法战纪》等书，也因此而成为日本知识分子了解 世界大势的必读书籍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知识界，正式邀请王 韬访日。于是，1879年4月，王韬终于如愿以尝，踏上了东渡的旅程。 由于王韬的许多著作在日本风行多年，并一直被视为“济世通时务”之 作，故而，王韬在到达日本后，立即受到朝野各界的热烈欢迎。 王韬在日本期间， “遍交其贤土大夫”，除了与日本知识界作诗酬和、 宴游唱答之外，他还与许多人士集中地讨论了学习西法的问题。针对当时中 国和日本都有一些人盲目崇洋的倾向，王韬指出： “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 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故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他认为，学 习西法，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适当的选择和变通，而不能以全盘抛弃 本国的全部文化传统为前提。结合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只知学习西方之 坚船利炮，未识西方 “致富强之根本”，以至二十年来中国国未富、兵未强 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学习西法，就是要学习西方富强致胜的根本，而不是 样样皆学，甚至皮毛皆学。 在日本期间，王韬重点考察了明治维新及其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变化。本 着这一目的，他详细考察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 并广泛接触各界人士。通过实地考察，他感到日本的前车之辙，足为中国的 日后之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人认真参考，中国欲谋富国强兵之道， 除走日本的道路外，别无他途。 十一、眷怀家国 未尝敢忘 经过四个多月的日本之行后，这年8月，王韬结束了在日本的访问，经 上海回到香港。扶桑归来的王韬，继续主编 《循环日报》，过着办报著述的 隐居生活。 王韬自日本返回的次年，发生了日本侵占琉球的重大事件。琉球原是中 国的邻邦，先后为明朝和清朝的藩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国力的强 大，即积极准备吞并琉球，进而窥视中国的台湾。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 民为台湾士人所杀，悍然发动侵台战争。次年，日本又阻止琉球向清政府“入 贡”，琉球国王便派人向清政府陈情。就在清朝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就此事与 日方交涉的时候，1879年，日本正式占领了琉球，废除琉球的国王，把琉球 改为日本的冲绳县。这年春，琉球国王派人向清政府请援，从而发生了日中 交涉。身在香港的王韬，对此事深表关切。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 “自认为能尽西人所长，急欲轻于一试。兹于船舰、枪炮，日事制造，陆军、 水师，日事演练”，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中交涉过程中， “日人恃强横暴，非理横干，既不能以口
----------------------- Page 18-----------------------
舌争，又岂能以笔墨战？”因此，办法只有一个：以牙还牙， “不如慑之以 武功”，即以军事力量来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他在给清政府有关官员的信 中，就曾明确地提出“军舰之制，水师之练，海防之整顿”的策略，并主张 以此来作为中国与日本交涉的出发点。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边疆的多事之秋。中日因琉球问题的交涉 未息，俄事又起，沙皇俄国正积极向东方扩张。长期研究西方各国、关注世 界局势的王韬，此时已看到了这一问题。他分析了当时欧洲的整个形势，认 为 “近日欧洲形势又将一变”。在欧洲纷纭复杂的变动局势中，亚洲将再次 成为欧洲列强宰割瓜分的对象。对于中国来讲，由于既 “弱”又“肥”，而 且与俄国邻近，因此一定会成为俄国窥视的对象。为此，他大声疾呼： “今 日之患，孰有急于俄事者哉！”希图唤醒清朝当局，加强边防，以应不测。 果然，1871年，沙皇俄国借阿古柏在天山南北建立所谓 “哲德沙尔汗国”之 机，出兵侵占中国领土伊黎。清廷在慌忙之中，派特简公使崇厚经法国赴俄 谈判。在沙俄的诱惑下，昏庸的崇厚竟擅自与对方签订了丧权失地的 《里瓦 吉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致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清政府也拒绝 承认该约，并责令崇厚早日返国。崇厚回国途中经过香港，王韬前往见崇厚， 崇厚推病不见，令其文案陈养源接待王韬。王韬愤而责诘俄事，可陈氏却顾 左右而言他，为崇厚开脱罪责，王韬大怒，愤然而归。 崇厚回国之后，被清廷治罪下狱。不久，清政府派出曾纪泽，与俄国进 行交涉。不料谈判刚一开始，俄方的态度就十分蛮横，而且派兵开赴远东威 胁。王韬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将情况通报给清政府有关官员，认为俄军 此举， “意在经画东方，编立营制，慎严守备，为常行驻兵计，其志固不在 小也”。为了防止沙俄狗急跳墙，他告诫清朝有关当局，应该吸取英法联军 进攻北京的那次深刻教训，一定要重兵防守，特别是 “山东登州一带，当设 重防，盛京三省之地，亦宜实之以兵力”。 为了制止俄军的侵略，王韬还结合自己多年来对国际局势的了解，提出 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牵制沙皇俄国的策略。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 英、法、美等国都有着巨大的利益，特别是英国，为海上 “通商之巨擘”， 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势必影响到他们在华的利益，因此中国应该联合他们， 共同抗拒俄国。同时，俄国的南进，也会危及日本。因此，中日联合，也是 良策之一。 作为 “稔熟西学”的洋务人才，王韬此时的交游十分广泛，尤其是与清 朝政府的大小官员，关系十分密切。上至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下至省、 府、道、县有关官员，都与他有着来往。他把御侮自强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 身上，经常向他们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分析时事，并不时把自己的著述寄 给他们，规劝他们留心时务，甚至要他们像日本明治维新后的 “盐仓使团” 那样，去欧洲各国亲自考察，开拓眼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势，从 而加速他们变法改良思想的早日形成，由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他认 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办法，是最有希望实现的办法，他也因此而孜孜以求， 努力促成。 王韬蛰居香港，转眼已近20年。他那段上太平天国书的公案，也时过境 迁，少有人知了。王韬作为举世公认的洋务人才、政论专家和著名的改良主 义者，此时已名扬海内外。尽管如此，他却念念不忘故园，希望能尽早返回 国内。要返回国内，则必须先经清政府取消通缉令，而这一点又必须依靠清
----------------------- Page 19-----------------------
廷 “有力者”相助。而此时的国内洋务大员，虽然对他有所倚重，但对他又 抱有戒备之心，因此，王韬 “归骨故里”的要求没有为他们所获准，他只能 仍居于香港，苦苦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十二、定居沪上 热心教育 1884年，经李鸿章的默许，清政府终于同意了王韬的请求，允许他回到 国内定居。这样，王韬结束了长达23年的流亡生活，举家返回国内，并定居 在上海。然此时的王韬，已经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了。 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上海，王韬感慨万千，他吸取了以往 “文字贾祸” 的教训，更号为 “淞北逸民”，并筑屋于淞江之北，以作终老之计。尽管如 此，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出路，他仍然时时索绕于心，而未敢须臾忘却。 19世纪80年代，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外侮更亟，而清廷却日趋腐朽。 1884年到 1885年的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的一昧妥协，使得法国 “不胜而 胜，中国不败而败”。尤其是马江一役，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福建水师， 遭到致命打击，马尾船厂全部被法军摧毁。消息传来，王韬日夜难安，每每 念及时事，他 “往往愤懑郁勃，必尽倾吐而后快，甚至太息泣下”。在这种 情形下，他再也无法安然地过着自己隐士般的生活。他决定不顾环境险恶， 继续在上海宣传变法维新，并在 《申报》和《万国公报》等报刊上，发表指 陈时政、呼吁改革的文章。 1887年，王韬正好60岁。这年，上海格致书院因华董徐寿去世而出现 了危机。董事会经反复讨论，决定邀请一位博通中西的学者，主持其事。由 于王韬多年来所享有的崇高声望，故而沪上的中西董事一致推举他任这一职 位。王韬感到，格致书院不同于当时中国境内的其它旧式书院，它以介绍西 学新知、培养新式人才为目的。这与他长期以来倡导的引进西学、致力于国 家富强的思想相一致，于是便欣然接受了这一职务。 上海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专门研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新 型书院，也是中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之雏形。1874年3月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 陀提议，由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寿、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筹建，于 1876年6月在 上海正式落成。它不仅在本质上区别于其它旧式书院，而且与当时洋务学堂、 教会学校等，也迥然不同。由于它是一个非官办的教育机构，经费自筹，教 师由董事会中精通西洋学艺者担任，因而可以不授儒家经典，也可以不涉传 教事宜，而主要立足于新学的引进和科技人才的培养。 王韬主持格致书院， “对于来学者颇望鼓舞振兴”。他也不负众望，主 持期间，书院有了很大的起色。在他到任后不久，该书院 “拟广招生童，前 来肆业，延请中西教读，训以西国语言文字。学业有成，视其性质所近，授 以格致机器、象纬、舆图、制造、建筑、电气、化学，务期有益于时，有用 于世，国家预储人才，以备将来驱策”。这也正是他上任后的办学主旨。 本着这一办学宗旨，王韬主持格致书院后，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书院内设立 “学塾”，为童生授业。王韬认为，对于格致 之士，必须从小培养。为此，他亲自为 “学塾”规定教学内容，“自西国语 言文字之外，教以格致诸端”，废除旧时文，而以新学为主要内容。王韬一 生积极反对旧的教育方法和八股取士制度，主张废旧学，办新学，订制艺， 储人才。现在掌管格致书院，无疑为推行他的理论和办学方针提供了实验基
----------------------- Page 20-----------------------
地。因此，他把自己奋斗一生、但却未曾变成现实的变法图强的理想，寄托 到这批士人身上。尽管这一计划后来因资金匮乏而无法实施，大规模招生因 此被搁置，但是，在他的努力下，还是办起了较高程度的科学学习班和一些 专科班，从中肆业的士人，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 科技人才。 王韬在书院中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实行考课制度。 原先的格致书院只是单纯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因风气未开，前来 受业者甚少。在教学方法上，也主要是以面授为主。王韬改变书院的这一办 学宗旨，规定入院就读的士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更要讨 论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因此，这一时期的书院，不仅是教授西方的语 言和科技，而且还引导学生学习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学生中留意时 事，评论时政，一时蔚然成风。在方法上，王韬也努力作一番改进，提倡自 由讨论和答问，并延请洋务官员出题对院内士人进行考课。自此以后，格致 书院的性质与以前大为不同，从专重科技教育而变成既研究西方科技，又讨 论时务的书院。 格致书院实行考课制度后， “远近名流硕彦，闻风兴起，彬彬称善”， 一时间，入院就读士人， “多则百余人，少亦数十人，无不争自濯磨，共相 奋勉”，以至于 “功名士子贡举官绅均前来参与”，吸引了来自全国十多个 省的知识分子。这些士人本来可以沿着科学之途做官入仕，但是，在当下民 族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在西学东渐的濡染下，他们却慢慢离开了原来被 视为无上荣光的仕宦道路，聚集在王韬主持的格致书院周围，为解决国家富 强这一时代课题而孜孜以求，寻找着救国救民之路。 十三、老当益壮 初衷不改 在主持格致书院期间，王韬还进一步系统地宣传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理 论，写下了一系列匡正时弊的文章，并不时发表演讲，这些对当时的青年学 生和整个知识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一时期，王韬的思想继续沿着时代发展的脉搏而前进。他根据自己主 持格致书院多年的经验，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于国计民 生一无所补。从科举制排斥西学输入，进而影响到国家富强的这一高度出发， 他继续开展对科举制度的猛烈批判。他主张，以格致书院为基地，以格致西 学为内容，大力开展政治、科技教育，杜空言而收实效，为国家造就有用人 才。 王韬不仅在思想上为格致书院起了指导与引路的作用，而且在办学的方 针上，也为书院作了具体的规定。为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他规定格致书院 在讲习科学和实验演示时，大开院门，以备众听，并聘请学有专长的中外学 者来院讲学。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华衡芳，就曾在该书院主讲了十余年。正 是在王韬的这一办学宗旨指导下，格致书院与当时的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 一起，成为清末上海 “三个输入西洋学术的机关”。 格致书院的兴盛，使晚年的王韬感到莫大的快慰。多年苦心孤诣所倡导 的富国强国之策，而今终于得以具体落实，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故 而，在这一时期，他以一个年迈之身，频频四出活动，或为书院募集资金而 东奔西走，或为延请学者名家而辗转忙碌。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
----------------------- Page 21-----------------------
的好评。王韬办教育的目的，根本还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富强发达。他把推广 新学、教人育人与民族振兴、国家强盛联系起来，这种教育思想无疑是进步 的。为着这一目标，他决心奋斗不息，并多次表示： “其为国家植人才，教 育后世，夫岂有涯哉！” 在王韬的倡导下，格致书院成了吸引四方之士、传播西学、宣传维新变 法的重要基地。一大批新式的知识分子，沐浴着西学新知的雨露，迅速成长 起来。他们考索哲理，交流思想，探究强国之路，抨击弊政陋俗，从而逐渐 形成了一个既具有西学新知、又立志社会改革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落。这批新 式知识分子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并成为从改良 主义者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过渡的桥梁。这也正是王韬和格致书院对中国 近代社会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王韬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殖民瓜分狂潮之时。特 别是后起的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跃跃欲试，把侵略矛头直指 中国。中华民族日益深重的危机，并没有使清廷统治者清醒，他们依然文恬 武嬉，不思变革，一切循旧。面对这一切，年近七旬的王韬，焦急万分。在 主持格致书院、培养富国强兵人才的同时，他还在 《申报》等报刊上，接连 发表文章，呼吁御侮图存，变法救国。特别是对于日本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 他更是大呼疾呼，要求有关当局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此时，他已看到日本军 国主义已经将侵略扩张作为其基本国策，并预见到日本即将成为朝鲜乃至中 国的大患。为此，他 “夙夜忧愤，肝疾剧发”，表现出一个爱国者在国家危 亡之秋的悲愤和忧思。 1894年，日本终于挑起了甲午战争。在战争中，清军连战皆溃，一败涂 地。随即，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 《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中国彻底地沦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契机，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正如梁启超后来所 说：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随之 而来的亡国灭种之祸，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爱国 者，开始拍案而起。他们起而言，言而行，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以振兴中国。 饱受战败刺激的王韬也认为，此时正是实行变法的大好机会，应该掌握这“一 变之机”，力图振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中国把握好这一时机， 依然大有希望。这一时期，他在大量的文章和上书中，提出了比此前更为完 整、也更为成熟的改革方案，涉及面很广，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文教、科技以及社会风尚等，几乎无所不包。尽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近古 稀的老人了，但为了建设富强的中国，依然殚思极虑，初衷不改。 1897年秋，“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的中国早期改良主义 思想家、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在他的上海寓所逝世，享年 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