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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正确。后来定海失陷，魏源认为是英军 “乘我守疲”时登山入城，是带 有偏见的。定海防务的建议未被采纳，魏源感到十分委屈，情绪一落千丈。 正如他所说： “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之后，英国从舟山撤军，老友 黄冕奉命前往善后时，邀魏源一同前往。在那里，魏源看到英军狡猾无信， 清军虚骄自大，朝廷则战和不定，对前线抗敌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不久以后， 他便怀着十分愤闷的心情离开了浙江。 1841年7月，林则徐被琦善为首的投降派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 罪名从广东遣戍新疆伊犁，途经京口 （今镇江）时，与魏源不期而遇。旧友 重逢，又同是天涯沦落，追昔抚今，不禁百感交集。在长江岸边，他们举杯 共饮，对榻长谈，尽情地抒发着内心的积郁和悲愤，通宵达旦。临行前，林 则徐将自己组织人力收辑、编译的介绍西方国家地理风土的 《四洲志》及派 人偷摹的洋船洋炮图交给了魏源，希望他在其基础上加以扩编。魏源欣然接 受。之后的一年内，魏源辛勤劳苦，日夜编撰，终于在1842年底完成了 《海 国图志》50卷的编纂工作。那部书便是以 《四洲志》为蓝本的。当然，这是 后话。 再说林则徐在京口小驻后，又匆匆启程。魏源依依不舍，特赠诗两首， 以作纪念。其中一首中的 “方术三年艾，河山西戒图”，是林则徐、魏源两 个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表达了他们对西北沙俄威胁的忧虑。 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满怀爱国激情，希望在前线的抗敌斗争中有所建树。 但是清朝军队腐败不堪，帅命非人，将不知战，使他非常失望，激情难胜， 又不得用武之地，不能操枪就只好拿笔，继续议论时政，针贬时弊，谋图对 前线抗英战事有所裨益。从 1840年到1842年间，他先后写成《寰海》10章， 《寰海后》10章， 《秋兴》11首， 《秋兴后》13首， 《筹河篇》上中下3 篇及著名的信史、绝作 《道光洋艘征抚记》、《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并与他人合作编著了 《淮北票盐志略》、《定庵文录》、《定庵外集》等书， 合计不下百余万字。这些著作或慷慨陈辞，评判时事，或痛心疾首，总结教 训，或满怀热情，想方设法，其中洋溢着作者无限的爱国激情，体现了魏源 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寰海》和《秋兴》诗包含着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的爱憎之情，蕴藏着 他的许多感爱。诗中多处痛骂琦善等投降派误国误民，为林则徐遭受不白之 冤大鸣不平；痛斥清政府不辨黑白，滥惩无辜，指斥它在战争中战和不定“争 战争和”、 “忽盟忽叛”、“浪攻浪款”，根本没有全盘计划。在敌人大炮 威胁下被迫缔结城下之盟以后，清政府仍然不知重振精神、革故鼎新，借着 结盟的机会加强边防，以图亡羊补牢，却粉饰太平，把纸上条文当成 “万年 和约”，把暂时的停战看做永久的 “承平”。他强烈呼吁清政府选好外交人 才， “师夷技收夷用”，“借款盟修塞备”，以图再战。 三元里抗英的胜利，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辉一页。在这些诗 中，魏源热情歌颂了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反映了魏源对人民武装抗 英力量的高度重视。诗中写道：“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 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通夷”。 魏源歌颂人民、歌颂为抗击英国侵略军立过功劳的一切英雄。主战派大 臣王鼎因反对投降派头子穆彰阿愤而自杀，魏源对此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和同 情。他专门作诗赞扬王鼎不惜尸谏的爱国之情，并痛斥琦善等人陷害忠良， 投降卖国的恶劣行径。他这样写道： “屡闻闽海获余皇，大有蛾眉妬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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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首功收魏尚，九边矫诏罪陈汤。若从露布衡虚实，试较要贤孰短长。寇 拜海中恭顺奏，炮安阜顶协和章。” 当然，魏源在鸦片战争中所写的著作，以 《海国图志》、《圣武记》影 响最大。由于 《海国图志》在以后的10年中还曾不断扩充，直到1853年才 最后定稿。这里先说 《圣武记》。 《圣武记》成书于《南京条约》签订的当月，长约40万字。这部书，按 作者的说法，是在他 “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所积” 的时候， “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 篇”写成的。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丧权辱国，误国病民，魏源为激励人心， 发愤图强，著成此书。其目的是 “师前圣前王”，“补过于来时”。所以， 在 《圣武记》中，魏源历述清初武功，详细而全面地描绘了鸦片战争的图景， 并提出了亡羊补牢的希望和具体方法。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爱国主义思想的信 史，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书中关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总结了三 点教训： （1）将命非人，贻误战机；（2）战和不定，防守失当；（3）战略 战术上错误迭出。关于清朝政府最迫切的时务列举了四点： （1）严禁鸦片； （2）疏散在京的八旗子弟，使他们自食其力； （3）“缓本急标”，即重视 农业的同时，发展工商业； （4）改革币制，遏制白银外流之势。凭心而论， 这些观点未见得非常准确，但其中浸淫、充斥的作者那忧国忧民的强烈的爱 国主义感情却时时地令人感慨、令人激奋。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始则置身于前线，继则潜身于书案，无论是动 是静，总是在爱国主义意念的引导之下努力地奋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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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师夷长技以制夷” 农历1842年年底，新春的景象已经笼罩了苏北的扬州城。家家户户进进 出出，已在忙碌着备年货、穿新衣了。魏源划上了 《海国图志》的最后一个 句号，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终于赶在年关之前完成了这部长篇巨著。 1842年是魏源一生中很有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他写成了40多万字的 《圣武记》，又编选了长达50卷的 《海国图志》。到此为止，面对积贫积弱 的清王朝，魏源坚信自己找到了拯救国家的最佳途径—— “师夷长技”，鼓 吹武功。 不过，此时此刻，他仍在担心自己的 “师夷”主张能否被人们所接受。 回想当初编选此书的动机，正是受到战争初期英军已攻入家门而我们还在询 问英国在什么地方的闭塞无知的触动。但那种感觉当时不就自己才有吗？别 的官员对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曾认为多余吗？后来林则徐注意掌握 “夷 情”却被谪伊犁，自己所做的事情正是了却了林兄的长久的夙愿，这种背景 下的这种主张是不是太过大胆、且有点不合时宜呢？ 然而，魏源毕竟是魏源。近20年的幕僚生涯使他早已习惯了为人轻视、 被人蔑视的那些情景。作为一介文人，如果连鼓吹、呼吁的勇气都没有了， 又怎么去挽救时弊、效尽匹夫之志呢？想到这里，他暗示自己不用过虑，是 真知必然会为人接受。他坚信自己没有错。 的确，魏源的主张是有些超越时代、石破天惊的味道。对此，他有着充 分的思想准备。正因为估计到了 “师夷”一说可能遭遇的种种阻力，当他在 《海国图志·叙》中开宗明义阐明其全书的宗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 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时，就反复强调了 “平人心之积患”的 极端重要性。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魏源这一划时代的主张 “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一比 较详尽的介绍。 《海国图志》实际上是一部围绕“师夷”、“制夷”编选的时事文集。 按照魏源开列的 “制夷”方策，其第一步是从变革观念开始的。 魏源说，人心之积患是无形的东西，非水、非火、非刀、非金、非沿海 之奸民，也非吸烟贩烟的莠民，而是存于人们心底的根深蒂固的“虚”与“寐”。 所谓虚、寐，就是人为地粉饰、骄狂，不求务实但求称功的虚伪、愚昧的思 想意识。去寐祛虚的唯一办法只能是 “愤”与“忧”。“愤”即愤怒、发奋 图强，与麻木不仁正好相反， “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忧”即忧虚、 忧国忧民，与盲目乐观相反， “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海国图志》 编选的首要目的就是使读者忧虑国事， “师夷长技”，以达到“制夷”的最 终目的。 《海国图志》最初完成时，只有50卷，1846年魏源根据所掌握的资料 将其增补成60卷本。1852年他又作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大大扩充了原文， 达到100卷，使这本书更具实际意义。 《海国图志》全书编选的主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它所收入的文章 也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在当时情况下如何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这里重 点就 “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内容加以介绍。 1842年成书的50卷 《叙》中提到“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该口号第 一次完整的表达。但它的形成则早在它的准确表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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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也远在 明代初期。但是，中国人真正地注意西方则是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 其标志便是林则徐的那段名言，即对于鸦片流毒天下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 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所引起的中国统 治阶级对西方 “藩邦夷族”的普遍重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思想 界的一批进步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在注意和研究 边疆史地、正视外敌入侵现实的同时，发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诸如：英俄 等国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它们又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等等。在对这些问 题的探究中，他们发现了 “夷”国坚船利炮的长技和长于对外贸易的特点。 但在战争之后，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大清帝国有向这些国家学习的必要。战争 期间，林则徐首先提出了自造船炮以 “防夷”、“制夷”的问题，并见诸于 行动。但那时的魏源，在认识上较林则徐要迟钝得多。比如，在 《圣武记》 中，他就曾公开主张过“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鸦片战争后期及 以后，魏源通过编辑 《海国图志》，对西方殖民主义靠掠夺致富的本质和资 本主义民主政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师夷”、“制 夷”的主张也逐渐地得到了完善。可见， “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是魏源在 继承林则徐学习西方的思想并吸收同时代人的 “师夷”、 “制夷”观点的基 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当时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的代表性口号。魏源是这种 思潮的集大成者。 “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性口号和一个比较完整的 思想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具体内涵。首先，它包含着这样三个基本的问题： 一是 “夷”之长技有哪些？二是如何“师夷”，即如何变“夷”之长技为我 之长技？三是所谓 “制夷”，怎样才算达到了“制夷”？ “师夷”、“制夷”，必先“悉夷”。这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首要观点。他严厉抨击了清朝统治集团昏庸无知、冥顽不化的顽固态度，嘲 笑这些人 “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并感慨英国 在新加坡建英华书院，教汉语文学，刊中国书籍， “洞察中国情形虚实”， 而中国反无一人知其背景。为此，他呼吁： “欲制夷患，必筹夷情”，“驭 边在先悉夷情”，把了解敌情放在了一切事情的首位。他深刻阐述了“悉夷” 与不 “悉夷”的利害关系，指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 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正是在这种正确 思想的指导下，魏源积极研究了 “夷”之长技，提出了“师夷”、“制夷” 的种种策略。 何为 “夷”之长技？魏源曾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 兵练兵之法。”但他并不认为 “夷”之长技仅此而已。除了这些军事方面的 长技以外。 “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浮巧。”比如民用轮船，用它通文报， 则长江大河，千里之遥，昼夜即达，可省邮递之烦；用以办事，无论朝见皇 上还是南下闽粤，十天半月便可完事；以助战舰，则可以牵引受损的战船， 避免触礁的危险。像这样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器械还有很多， 他举出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等，然后加以概括总结，认为 “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奇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 民用”。也就是说，凡借助自然力量，经过一番研究，能使其得到科学利用 的新工艺、新技术都可称为长技。这样，可师之长技绝不只限于军事方面。 除了对军事力量强盛看技术进步等的赞赏以外，魏源对美国和瑞士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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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邦制和议会制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也极为倾慕。他曾高度赞扬美国的近 代资产阶级联邦制度，称其 “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认为美国的联邦制 有 “武”、“智”、“公”、“周”四大优点。他是这样解释的：美国几十 年中赶走英国，尽复国土，而且不断地向西扩张，能不说它 “武”吗？美国 在从英国手中取得解放的过程中，巧妙地借助了法国的帮助，远交近攻，能 不说它 “智”吗？在建立政权时，一变古往今来官民隔阂，人心皆向，能不 说它 “公”吗？议事时，广听博引，选官时唯才是举，一级级自下而上，众 人说行则行，众人否定则否，众人喜欢则从，众人厌恶则弃，总是少数服从 多数，能不说它 “周”吗？魏源还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总统设置和 学位、议员的选举办法。在谈及瑞士的议会制时，他介绍说：瑞士不设帝王， 以数名贵族共同办理国事，基层则公推乡官，并无封赐，其国内秩序井然， 真称得上是 “西土之桃花源。”这些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的确比清朝 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进步得多，优越得多，但是魏源看到的却只是些表面 的、非本质的东西。尽管如此，魏源也只是羡慕而已，他并不主张去学习。 因此，魏源的思想仍然未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藩篱。总之，相对于所处时 代和当时满朝文武愚昧自大的状况来说，魏源能看到外国侵略者的上述长处 已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悉夷”的目的在于使其长技引为我用。那么，如何“师夷”呢？ 魏源说： “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máo古时使臣外出时携 带的象征授权的杆旗，因杆头用牦牛尾装饰而得名）。”要 “师夷长技”， 要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利用西方的先进器械，就必须了解西方的现状； 而要了解西方的现状，第一件要紧的事便是选拔人才。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 验教训时说： “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在用途众多的 人才之中，外交人才担负着重要的责任，能者可能学到外国的长处，完成御 侮的任务，庸者则可能不仅收集不到外国先进的资料，而且只会误国卖国。 魏源把选拔外交干才看成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首要条件是很有见地的。 至于 “师夷”的具体步骤和办法，有以下几点： 一、设厂雇洋匠，传授工艺制造和使用技术。他说，英国的船炮，在中 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则十分平常，我们真要去学，并不困难。据此，他 建议在广东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二处设置造船厂和火器局。师傅从法、美两 国聘请，工匠从福建、广东的能工巧匠中选拔。这样，不出数年，西洋的造 船、修船、驾驶，造炮技术就可以尽为我用。我们也不必事事仰赖于洋人。 二、购买洋炮洋船，以备学习。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就有过 “造炮不如 购炮，造舟不如购舟”的主张。在 《海国图志》中，他虽然不再反对造船造 炮，但仍把购买船炮看成设厂雇洋匠的补充。他说：通过洋师傅学得奇技以 后，“则知工料之值，工食之值，每艘每炮有定价，然后可以购买”。因此， 他主张凡外国人有愿意把船炮卖给我们以抵销关税的，应尊从其便；闽、粤 商人去南洋贸易，有愿意购买船炮转卖官方的，也应予以鼓励。 三、建议政府增设考试科目以培养技术人才。他说： “上之所好，下必 甚焉；上之所轻，下莫问焉。”只要统治者重视，在闽、粤二省武试中增设 水师一科，给予会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 甲出身；凡能驾驶舰船于飓风浪涛之中，能熟悉风云变幻和海路情状，能使 用枪炮百发百中者，均赐给行伍出身；凡水师将官，必须出身于船厂、火器 局，否则要由舵工、水工、炮手拾级晋升。科举考试的命题是引导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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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指挥棒。只要项目设置合理，对于迅速造成全社会的 “师夷”之风定 会非常得力。 四、师西洋选兵练兵办法，淘汰粤省水师中的虚伍冗员。魏源认为，组 织一支精干的军队，重要的是选兵，而选兵制必先对其 “赡之厚”。“赡之 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为此，他提出 “每出兵，以银二十圆 安其家，上卒月饷银十圆，下卒月饷银六圆。”对于厚养军队，一般人一旦 提及，马上以经费短缺为由进行非难。而魏源认为： “兵饷无可议加，惟有 裁并之而已。粤省水师将及四万，去虚伍计之，不及三万，汰其冗滥，补其 精锐，以万五千人为率。即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 五、提倡官办民用工业和商办工业。魏源提出自设军事工业的建议以后， 有人即驳难说：军队所需要的武器及战舰等毕竟有限，按西方各国的速度， 只需一二年便可生产出足够军需的武器，之后，这些工厂不是就没事可干了 吗？对此，魏源回答说：船厂不只是制造战舰，战舰造成后，则可以为闽、 广商人大造商船，他绝不相信经常出海贸易的商人对技术先进的商船会没有 兴趣。此其一。第二，除生产商用船艘外，“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 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凡有益民用者， 皆可于此造之”。这里，魏源最早提出了先发展军事工业，然后再发展官办 民用工业的 “师夷”步骤。在官办民用工业发展起来之后，魏源认为可考虑 “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魏源的 这一建议是十分大胆的。在清王朝统治之下，私养兵的亦属非法，何况私铸 兵器，更要遭杀身之祸。而魏源却主张商民自行设厂制造枪械，这是对封建 统治的大胆挑战。 六、开译馆，译外情，以加强边疆防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魏源曾经 写诗道： “题本如山译图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漠？夷情夷技得夷图， 万里指掌未沙如。”开译馆不仅是为清朝贵族处理国家政事解决满汉文字对 译之困难，更重要的是了解 “夷情夷技及夷图”。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专门 从事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普及工作，对于“师夷长技”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七、变革过去陈腐的观念和制度。魏源知道，西方各国以获利为根本。 在西方，商业远比农业居更重要的地位。因此，他要求改变过去“重本抑末” 的观念，提出了 “缓本急标”的主张。他认为，当时的时代已是商业重于农 业的时候了，人的观念自然也应该随之改变。 从以上 “师夷”的论述看，魏源已经达到了当时情况下一个地主阶级知 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更为可贵的是他从理论上提出了 “师夷”的具 体步骤：先有官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然后再有商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 这样，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建立起来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大致的步骤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魏源是洋务派思想的先驱，启迪了洋务运动的到来。 “悉夷”、“师夷”，最终目的在于“制夷”。了解“夷”之长技，学 到了别人的先进技术，并不能算已 “使敌失其所长”。那么，怎样才算完成 了 “制夷”的任务呢？ 魏源在提到 “制夷”时，也常常提到“攻夷”和“款夷”。“攻夷”即 在战场上与外敌进行直接的军事斗争。这种斗争可以是我正规军队与敌军作 战，也可以是我方通过外交手段使别国与我之敌军作战，也可以是我之不法 莠民与敌军作战，即以我攻外敌， “以外敌攻外敌”，“以汉奸攻逆敌”。 此三者都属于 “攻夷”，共同点是皆为直接的军事冲突。“款夷”指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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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手段在敌国之间制造矛盾，然后再利用这些矛盾，团结其他的国家来 共同对付主要的敌人。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通过给予另一个国家某些利 益，吸引敌国向我屈服；二是团结其他国家使其向敌国施加压力，迫使敌国 屈服于我。 “款夷”的特点是利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而不是采取战争手段， 但并不排斥以武力为后盾。所谓 “制夷”，其标准是“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 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他曾说：“制夷者， 必使敌失其所长”， “制夷”就是“驭外夷”，使敌人为我所用。可见，魏 源的 “制夷”绝不是只求一战一役的胜利，而是要在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 科技、富国强兵的前提下，使敌人永远在心里屈服于我。 “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面向世界，学 习西方的救国救民途径，首开了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端 倪，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从而，影响了整个 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界。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也无 不以魏源为其先师。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后追忆自己的洋务思路时就曾这 样写道： “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 以制之也”。至于后来左宗棠收复边疆的历史贡献，也是对林、魏早年防俄、 抗俄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卓越继承。此外，王韬盛赞“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欲以一生精力，辑成《海国图志》一书，以备国史四裔志之采录”。康有 为推崇 《海国图志》为“讲西学之基矣”。梁启超认为，如果要追溯19世纪 新思想的起源，则不得不从龚、魏说起。 其实， “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比在国内还要大。大约在 1851年左右，此书传入日本，各种译文达20余种，各学馆纷纷以此书作为 世界史地的教科书。当时日本的学者有的称它 “实武备大典”，为“天下武 夫必读之书”， “最为有用”、“非他书可比”。日本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佐 久间象山等都研读过 《海国图志》，梁启超在追寻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根源 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 “皆为此 书所刺激”，间接地演出了倒幕维新的现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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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生治学，十年为官 1844年新年刚过，魏源端坐在他南京寓所的书案前，看着桌子上摆放的 厚厚一叠《海国图志》和旁边散落的10多封友人来信，心中一种安慰、满足、 惬意的暖流一阵阵传遍全身。他微微闭上眼睛，连日来各方面对《海国图志》 的赞美、崇尚使他越想越激动。他开始相信几十年伏案、奔波、苦思冥想的 辛劳没有白费，这部书所反映的观点也的确使他成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弄潮 儿。想着想着，不觉有些飘飘然了。 忽然，他猛地睁开眼睛，离坐起身，声音轻弱而又坚定地告诫自己：“不！ 现在还不是得意的时候。眼下的任务是集中精力，准备会考。” 去岁以来，当他数着自己的年岁踏进 50的门槛时，生出了一种人生苦 短、不能再磋跎岁月的紧迫感。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心最后再拼搏一次，成 则入世，败则隐居。他知道：一生求学，目的不就是入仕为官吗？半生的压 抑和寄人篱下使自己的心灵早已扭曲。绝不能就这样认命。这是最后一次机 会。 想到这里，他重新回到桌前，移开了 《海国图志》和各方来信，又搬出 了自己早已耳熟能详的四书五经，开始了枯燥乏味的应考准备。 转眼间冬去春来，会试的日期逼近了。他收拾行装，踏上了又一次北上 的征程。这一次，虽说有一种莫名的悲壮萦绕着他，但他还是感到比较轻松， 似乎有种力量在冥冥之中告知他：轻松些，这次你一定能成功！ 果然不出所料，发榜的那一天，透过重重人围，魏源终于在三甲49名的 位置上找到了他的名字。他当然感到兴奋，看来这生不枉矣。然而，正在他 焦急地等待着殿试通知时，却等来了罚停殿试1年的通告，理由是涂改试卷。 以后的日子度日如年，一天天地算一天天地捱，当最终熬过1年、重行 殿试，并以三甲第93名被赐予同进土出身的时候，他的兴奋之情早已荡然无 存。 1845年7月，朝廷分发魏源到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任知县。分发令一到， 他急赴任所，于一个月后正式上任。 到任之时，正逢夏粮征收的时分。魏源下令开仓征粮。命令已出，他又 开始盘旋以后的工作应该怎么去做。可是，正在他熟悉县情、布划未来的时 候，吏卒来报，有人击鼓喧哗，阻止征粮。怎么办？吏卒焦急异常，并告知 魏源他的前任葛起源就是因为处理抗粮事件不当而被迫下台的，还劝告他一 定要慎重从事，最好先暂缓征粮，安抚闹事人，等以后从长计议，魏源不动 声色，问明闹事人数和基本情况后，告知吏卒照旧开仓征收，对闹事者不予 理会，但要随时秉报闹事者的动静。 时辰不大，吏卒再次来报，先前闹事的人都已到齐，声势很大，如不尽 快宽慰，仓中粮食也难免被抢。魏源静思片刻，下令集中巡捕和所有县吏， 将闹事者尽数抓捕，一个也不放过。 魏源的举动震慑了所有的抗粮群众。少数闹事人被投入狱中后，原来观 望、等待的老百姓见无计可施，便很快交上了漕粮。一场哗变就这样平息了。 然而，正在县民们战战兢兢地候望着新任县令对闹事百姓的处理结果时，魏 源却宣布释放所有被抓者，而且既往不咎。一时全县上下奔走相告，人们相 劝乐业，庆幸遇上了爱民如子的好官。 由于魏源在上任后的第一次亮相中就博得了人们的好感，此后的政事推
行起来也十分容易。他收藏书籍、改建书院、整顿育婴堂、收埋无主尸骨， 还救济孤寡老幼，为百姓传种牛痘， “一切善政，不可枚举”。 但是，就在魏源在县令职位上应付自如，并雄心勃勃地济世救民时，他 的母亲病逝了。魏源无限伤感，但又深感自己官运不佳。几十年苦读，一朝 得官，刚干了一年，又碰上了回籍守孝的严酷现实。他依依不舍地回到了扬 州家中，又无奈地过起了读书、写作的日子。 很快，3年 “守制”悠忽即逝，魏源又回到了不曾熟悉的官场。不过， 这次复官，他已不可能再回到东台原任，只是被命去催促漕粮空船南还之事， 附带地监督疏浚河道。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什么官职，只不过是替官方做事 而已。 经过大约1年的等候，1849年7月，魏源被正式任命为扬州府兴化县知 县。 兴化县地处低洼，地势犹如一口敞开的大锅。在兴化做知县，大量的政 事实际上是治河治水，不是兴修水利，就是防灾抗灾。而这，也许正暗合了 魏源早年对兴修水利的关心。工作起来，或许会更加得心应手。 兴化县附近有高 （邮）宝（应）、洪泽两湖。两个湖泊每到秋季，几乎 必有水汛。而正是这一年一度的水汛，竟成了当地老百姓最大的灾难，也是 历任兴化县吏绞尽脑汁却始终了无良方的大难题。因为每年秋汛发生之时， 正是早稻成熟的季节。如果此时为防止湖水泛滥而开坝放水，兴化农民的早 稻必定会颗粒无收；若能坚持到秋收以后，则保护了农民利益。魏源到任时， 堤坝年久失修。当地官员每到秋汛，怕决堤被罪，一见湖水上涨，就启坝放 水。结果，堤坝保住了，但兴化等县已熟的稻谷则常常被湖水淹没尽净，造 成河区7个州县饥荒连年，其中以兴化县最为严重。魏源到任前一年，就因 堤坝过早泄水，致使扬州等府发生重大饥荒，最后从四川、广东等省大量运 来稻米，才不至于饿 遍野。魏源到任时，正赶上河水初涨，当时其他官员 正纷纷议论准备启坝放水，百姓十分恐慌，丰收在望的粮食即将化为乌有。 魏源得知此情， “闻风驰赴”，一面反对河道官员过早启坝放水，一面亲自 督民夫抢修、加固堤坝，昼夜筑护。为了战胜河道官员启坝之主张，保护粮 食，他又请示上司，得到巡抚陆建瀛大力支持，使河道官员不敢坚持己见。 就在魏源与陆建瀛一起督导塞防的时候，西北风大起，狂风暴雨呼啸翻 滚达两昼夜，河堤眼看将要被洪水吞噬，高邮一带危在旦夕。魏源“冒风雨， 伏堤上哀号，愿以身贷民命”，在魏源带动下，百姓十余万人加入到防洪修 堤的战斗，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战，终于风平浪静了。再看魏源，两眼肿如蟠 桃，所见者无不为之感动。这年，兴化早稻大获丰收，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 “魏公稻”。东堤加固以后，魏源又亲自勘察了年久失修的运河西堤，并进 行重修加固。西堤修缮，魏源规定：每年湖水大涨时，不得提前启坝放水， 必须在处暑以后，等稻谷已收，才能开坝放水，还立碑刻规，以示警戒，其 功绩在兴化县内几代相传。 1850年，江苏巡抚陆建瀛决定在淮南地区改行票盐，并下令设总局于扬 州。当时淮南盐政十分腐败，弊端丛丛，已臻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对于改行 票盐，魏源主张，淮南课额很重，地域辽阔，骤然全面改革，可能会产生鞭 长莫及的弊端，因此，他提出从改变上游销售点逐渐推广，这样，就可以举 重若轻，运筹帷幄。而陆建瀛十分急躁 “竟奏全改”，致使问题成堆。就在 这全改的办法难以实施之际。陆又将治理盐政的难题交给了魏源，任命他为
淮北海州分司运判。到任之后，魏源一面根据实际情况，推出降低盐价、减 征钱粮等改革举措；一面亲自监督各盐场努力生产，杜绝偷漏，查出私盐30 多万担。淮北盐产的增加为填补淮南积欠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淮南多年欠产 很快被填平了。 鉴于在兴化知县任内政绩突出，不到一年，魏源又升任高邮知州。正当 他鼓足干劲，准备大干一场时，由于在兴化知县任上积劳成疾，加之年事已 高，无情的黄疸病击倒了他。那段时间，他全身皮肤蜡黄，痰多气短，饮食 十分艰难，身体虚弱之极。后来虽病体痊愈，但元气大伤，对官场政事已不 胜其烦。尽管如此，在高邮，魏源还是为清政府效尽了犬马之劳。这就是残 酷镇压了境内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的农民斗争。 1851年 1月11日，洪秀全率拜上帝会众人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之 后又以势如破竹之势所向披靡，直抵南京。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 南京城，建南京为都，并改号天京，接着，为保卫天京，太平军继续北上， 连克仪征、扬州等地，扬州的漕运总督、两淮盐运使纷纷逃到高邮。不久， 太平军前哨又到达距高邮40里的邵伯镇。高邮知州魏源面对以推翻封建统治 为目标的农民革命，像一切地主阶级成员一样，毫不犹豫地作出了相应抉择： 以对抗乃至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己任，侧身于镇压太平天国的行列。他甚至 认为，这是历史给予他的最好的表现机会。 在太平军从湖南永州向江苏扬州进发时，高邮一带已经出现了从前线败 退下来的溃军。这些溃军沿途所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高邮城中 “一日 十数惊”。魏源为了保境安民，在高邮城外率吏卒擒斩百余人，使得逃兵不 敢入境。魏源的行动不仅暂时地阻止了溃兵入境，而且从此以后，官兵前线 受挫进入高邮境内， “屏息潜踪，邮民无尺寸失者”。太平军即将克服扬州 时，高邮举人戴煦和其弟戴熙曾请求创办团练，设总局于三元宫。扬州失守 后，魏源立即 “札谕煦等督率铺局，昼夜巡防，严辑流匪”。当太平军前哨 抵达邵伯镇时，魏源更是加紧大办团练，亲自督察巡防，增设关卡、驿站， 派人刺探军情，对士兵赏罚严明，对 “内奸”严刑峻法，“旬日之间，诸务 毕举”。在积极准备对付太平天国的同时，魏源还残酷地镇压了境内响应太 平天国起义的农民。据史载，高邮境内的太平庄，向来是老百姓聚众抗官的 场所。太平军到来之时，那里的群众又竖起大旗，准备响应，魏源闻知后， 立即率兵前往，抓捕了为首的20余人，并于次日凌晨斩首示众。由于魏源的 血腥镇压，封建文人誉他是当地百姓的 “慑为神”，他所治理的高邮境内也 一片太平。 1853年4月，魏源被当时督办江北军务的杨以增以“贻误文报”、“玩 视军务”罪名奏劾查办，咸丰皇帝立即下令 “魏源著即革职，以示惩戒”。 关于被弹劾的原因，有记载说是因为魏源在初任兴化知县时，反对过当时已 为江南河道总督的杨以增启坝放水的主张，因而杨与魏源 “素有隙”，而借 故奏劾以泄宿怨。这种记载是否正确，因资料所限，无从查考。但魏源是否 确曾 “迟误驿报”，也不能肯定。 魏源被革职以后，到达皖北。那时，原安徽巡抚、时以兵部侍郎充任饮 差大臣周天爵正在督师皖北镇压捻军。于是，魏源又应周天爵之邀以随营知 县身份充任首席幕府，参与筹划军务。在周天爵幕下，魏源出谋献策，用力 不小。1853年 10月，周天爵病故，副都御史袁甲三接任其职，魏源随即离 去，回兴化居住。翌年在袁甲三奏请下，咸丰帝以策办安徽颖州捻军有功，
对魏源官复原职。但此时此刻，魏源已年愈花甲。他逐以 “遭遇坎坷，世乱 多故，无心仕宦”为由请求辞归故里，至此，魏源短暂而又坎坷的官宦生涯 结束了。 魏源近十年的宦海沉浮，有幸运得志的时候，但更多的是抑郁寡欢。他 做官则为民，勤勤恳恳；退官则为僚，一心一意。虽然他对封建统治不满， 也曾大胆抨击过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他还是认为清朝是可以救治的，因而 做州县官员时，他为国泰民安而奔波；对付农民起义时，则又不遗余力。因 此，他虽然领时代风骚，居时潮之巅峰，最后还是摆脱不了封建士大夫的反 动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