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张謇》
作者:鲁石【完结】
1953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在一次谈话时说： “谈到中国民族工业， 我们不要忘记四个人；重工业不要忘记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要忘记张謇……” 一、南通张謇 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翁，江苏南通人。张氏祖上原籍江南常熟，元 末为避兵乱迁居江北。祖父张朝彦乃贫苦农民，以耕种为业，偶尔也摇鼓卖 糖以助生计，后入赘南通金沙镇上开店铺的吴家为婿，家道渐富。 张謇的父亲张彭年继承祖业，除经营20多亩土地外，还有10多个伙计 操办瓷货生意。张謇是张彭年的第四个儿子，清咸丰三年 （1853年）生，因 承继祖母吴氏的香火，故幼年取号吴起元，乳名长泰。他天资聪颖，4岁在 父亲的指授下即能将 《千字文》朗读成诵。5岁入塾，15岁已修完四书、五 经。 张謇的祖上，几辈子都是平民，在清代谓之 “冷籍”。张謇的父母，也 都是饱尝生活辛酸的平民百姓，在封建等级极为严密的社会，要想改换门庭， 摆脱受压迫的地位，只有指望儿子读书做官。所以张謇16岁时，其父母就积 极为其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 我国的科举制度自隋唐产生，历经千余年的演化，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 级的御用工具，不仅挑选方法上有许多弊端，而且有许多规定， “冷籍不得 入试”就是其中一条。所谓 “冷籍”，按清代规定即是：三代没有做过官， 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举人之类的家族。张謇已是数世清贫，祖父 张朝鲁几乎连字都不识，哪能入仕做官？这种实实在在的 “冷籍”之家，还 有资格进科场应考？ 张謇的父亲东奔西走，终于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按官场世俗的惯例， 在同族中请一个做官的人出来 “认保”，再请同县几个禀生连环“派保”， 才可以去应试。 张彭年别无他法，就去与儿子的老师宋璞斋商议。 宋先生非常愿意从中帮忙，他介绍张氏父子与如皋县东乡丰利镇的张駧 相识。 张駧，字世德。子名张駧，孙名张育英。他是当地的大户，有籍在册， 子弟可以应试。经宋先生搭桥之后，张駧乘侄子张铨新丧，便叫吴起元换丁 成礼，充作张铨的儿子，取名张育才，字树人，入了如皋籍。张彭年答应事 成之后，以钱二百千相谢。 就这样，张謇以张育才之名如期参加县考，一连五场考了下来，张謇每 场的成绩都不错，心里稍觉宽慰。 4月，张謇到北京通州赴考。原想步步登高，谁料考过之后，成绩排在 百名之外，璞斋闻讯，对张謇严加斥责：“假若千人应考，取九百九十九人， 可谓不难，但毕竟有一个落榜不取，你要把这个人看成自己！” 张謇听后，悔恨交加，决心从头奋起。他在学馆的窗子上、桌子上，宿 舍的墙壁上、帐顶上都写上 “九百九十九”5个大字。只要一见到这5个大 字，仿佛宋先生严峻的面容就在眼前，时刻在督促自己。夏天，天气炎热， 中午他从不打盹儿，晚上蚊虫叮咬，他就把两腿伸进空坛子里，坛口上再用 围裙一围，仍然全神贯注地读书、练字。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謇不仅中了秀 才，而且学业日进，见识日增，在世人口中，获取了 “江南才子”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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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之途，从秀才、举人到进士，可谓漫漫长路，多少人从童稚 少年考到苍髯白头，甚至终身不第，落魄一生。张謇在这条封建社会士大夫 的曲折艰难道路上跋涉。 张謇从小考到大魁，先后达27年。岁试，伏行试、录科等10次，加上 乡试、会试、殿试共22次，先后在考场中渡过160多天。在这些考试中，考 到第一名的有1次，考在前10名上下的有7次。但科举考试毕竟是统治者设 置的象牙之塔，越往上越难通过。尽管举子如毛，成功者却凤毛麟角。 张謇始终保持一颗上进心，尽管他在考场上时常遭受挫折，但学业却不 断有所进步。光绪五年的三院会试之后，担任副主考的总督沈葆桢，在病榻 上曾托人传话给他： “做文章不可只学《班书》，要着重看《史记》。”张 謇深受感动，奋力以补自己之不足，下功夫钻研太史公的著作，同时还学习 《管子》、《晏子》及历代各家名著，并大量阅读明、清地方志书，日积月 累，博闻强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八年 （1892年）春，张謇第三次会试落第，引起不少人的同情。 工部尚书、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及有关重臣要留张謇国子监南学，对他说： “南学的诸生愿为你捐纳学正官，留管学事”。并派李洛才亲往劝留，照常 情，张謇年已40，考进士屡试不中，以后有没有希望很难说，有此机会正是 求之不得，但他仍是咬紧牙关， “峻词以拒”。他说：“南学诸君，情施于 过当，势近于劫持，……亲在望而成进士，不成进士，依旧归去。生平志事， 即比较然，毫发不可自昧，幸为坚谢申仲，转告诸君：以君子爱人，容匹夫 之立志”。 此次不中，按照常规，要4年后方可再考。光绪二十年甲午 （1894年）， 适逢慈禧太后60大寿，加一次开科取士，称为 “恩科”。 天下举子得此良机，无不跃跃欲试。可张謇因连考不中，觉得把握不大， 尚在踌躇之中。他的三哥张駧在江西做官，写信给父亲，叫父亲令张謇去应 试。张謇奉父严命，前往京城赴试。初考，中了第六十名贡士，复试，中了 第十名，主考总裁翁同龢早就赏识他的才华，并有心奖掖这位乡里的后起之 秀。4月20日殿试时，他怕“誊录”时把考卷搞错，就吩咐收卷的官员坐等 张謇交卷，并命令他将这份考卷直接送到自己手里。不一会儿，翁同龢收到 了张謇的考卷，审阅之后，十分满意，立即提笔批了几个大字：“文气甚志， 字亦雅……”评价甚高。 22日殿试，考以河渠、经籍、选举、盐铁等项力题。张謇引经据典、论 述透辟，文辞古朴畅达，成绩优异。众主考官经过争议，最后一致同意翁同 龢的意见，将张謇列为第一名进士。 24日请晨，张謇以一甲一名的身分被引至乾清宫西暖阁拜见光绪帝载 湉。翁同龢在一旁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 25日，太和殿举行传胪仪式，张謇、尹铭绶、郑沅三鼎甲在庄严肃穆的 鼓乐声中朝见皇上。照清廷惯例，新科状元张謇被钦授为翰林院修撰。 张謇苦学成名，但并不以此自傲。他夺魁之后，昔日的同窗好友于南通 建造一亭，取名 “果然亭”，寓意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功名到手。可后来 修理时，张謇亲自改为 “适然亭”，暗示着不在沽名钓誉上下功夫。 张謇由“冷籍”借他人之名攻取科举之路，终于经过长达27年的艰难奋 斗，走过了这漫漫长路，成为状元郎，这种苦读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也 正是他后来历经万难千险办成中国轻纺工业的基础，更成为他一生奋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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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终成中国实业发展之巨子的坚实基础，也正是后人追怀他伟绩的基础。 二、仕途官场 张謇家虽属晚清的小康之家，但也并不十分富裕，他不可能完全依赖家 中供养而闭门读书。 早在21岁那年，他即去担当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的文书，后来又到浦 口淮军统领提督关长庆幕中任职。光绪八年六月至光绪十年五月间，又随庆 军开赴朝鲜。在这些军幕生活中，有许多具体的军务杂事要他处理，琐碎繁 忙。特别是那份受到朝野推崇的关于朝鲜时局问题的六点条陈，为关督条分 缕析，更是煞费苦心。 光绪十年 （1884年），庆军要撤离朝鲜回国。张謇因处理善后问题表现 出的杰出才能受到上级的重视，朝鲜欲以“宾师”的待遇劝他留下，北洋大 臣李鸿章，张树声和关长庆三人联合上书推荐他在朝中任事。但他觉得自己 功名未就坚辞不受，决计靠自己的努力博取前途。同年7月，张树声在奥督 任内，又一次延请张謇前去任事，他仍然婉言谢绝了。故有 “南不拜张北不 投李”之说。 1894年，张謇中了状元，本以为可以 “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然而 就在这年7月，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追溯中日甲午战争之源，起自 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1869年，明治 天皇颁布“御笔信”，叫嚣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所谓“开 拓万里波涛”的第一个实际目标，就是侵略一海之隔的近邻——朝鲜和中国。 1882年6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这样就给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机会， 他们趁朝鲜发生内部动乱之机，以 “干涉兵变”为借口，派出军队，肆无忌 惮地长驱直入，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 《江川条约》。日本除得到大宗赔款而 外，还取得了在朝鲜驻兵的权利。由此，侵略的魔爪向前伸进了一步。 1894年6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日本趁机派遣大量的军队进驻朝鲜， 对中国按约常驻朝鲜的1500名清兵形成鲸吞之势。 国势日下，战争日益逼近，可清朝统治者却一再妥协退让，避战求和， 训令中国军队 “静守勿动”，幻想着“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亦不动手”。 然而，日本侵略者并没有因清政府的退让，避战而放松，却加紧了各种 军事部署，而且不断向清军挑衅。7月25日，日本侵略者公然不宣而战，在 朝鲜牙山和半岛海面同时向清国发动进攻。 当时，朝中分帝 （光绪）、后（慈禧）两党，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翁 同龢、李鸿章分别为两派的首领，光绪载湉和慈禧太后那拉氏分别为他们的 后台。 李鸿章掌握着军事大权，身边是一班权奸，西太后老谋深算，操纵着实 际权力，使主和派的力量占优势。 但是，面对日本甚嚣尘上的侵略气焰，有识之士无不义愤填膺。张謇预 感到大清帝国将遭瓜分的危险，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昔日的科场奋 进，主要是为了改变个人受轻侮的地位，以图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今日更 感到要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着想，要时刻以 “雪国耻”为念。因此， 他一腔热血早已不可遏抑，常在翰林院慷慨陈词，呼吁抗战，大力宣扬 “士 苟以洗国耻，觉民智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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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同是江苏籍的翁同龢正担任军机大臣，张謇激情满胸，常去走动。 每当谈起时局，则 “声泪交下矣”！朝廷抗战的决心迟迟难下，张謇积极为 翁同龢出谋划策，劝说他直陈皇上，迅速下令开战。 翁同龢深受张謇的感染，并为他的热情而激动，因而主战意志愈坚，经 张謇再三请求，也竭力劝谏皇上对日作战。光绪帝在主战派的敦劝下，采纳 了翁同龢等人的建议，开始大力推行抗战路线，在此形势下，主和派迫于全 国人民的压力，也不得不相应采取一些应变措施。8月1日，清政府终于下 定决心，宣布对日作战。 但是，由于主和派控制着实权，在投降主义路线指导下，平壤之战和黄 海海战相继失利。李鸿章为保持小集团和个人的实力，不顾国家危亡，命令 他的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卫港内“不得出大洋浪战”，又下令陆军“可守则守， 不可则退”，公然自撤藩篱，将祖国锦秀河山拱手让于外敌。 主和派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界的公愤，翰林院更是群情鼎沸，人人 义愤填膺，个个咬牙切齿，痛斥权奸，抨击国贼。他们35人联合上书，共劾 李鸿章，要求将之卖国元凶严惩不贷！ 李鸿章权倾朝野，灸手可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时朝中流传 “要 做官不能得罪李鸿章，要做大官更不能得罪李鸿章。” 张謇是新科状元，功名前程全在这些 “铁腕人物”的翻云覆手之间。按 照官场陋习，张謇这类六品修撰，正当跻门求荣之际，巴结还怕时间不够， 哪里还敢公然作对？可张謇一腔爱国热情，全然不顾个人可能遭致的官场厄 运，一是与翰林院同僚联合弹劾李鸿章，二是对根据自身的体验，加上刚从 朝鲜归来的袁世凯所提供的材料，独自写成了一本 《呈劾大学士李鸿章》的 奏疏。 张謇的这本奏疏，从光绪八年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处理造成 “我有自腐 之机，敌乃有可乘之隙”入手，一桩桩，一件件，历辩其种种不可容忍的罪 状，一针见血地指出： “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 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诟病，以为李鸿章主和 误国，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个而已。” 张謇以大量的事实，犀利的笔锋，深刻揭露和鞭笞了李鸿章种种卖国行 径，淋漓尽致勾勒了李鸿章的丑恶嘴脸： “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 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无一端立于可战之 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张謇还严厉痛斥： “李鸿章非 特败战，并且败和！”要求皇上削夺其北洋大臣的职务。 张謇这篇奏疏，无庸置疑是一纸讨李檄文，打中了卖国求荣者的要害， 畅扬了人们对投降的愤恨。李鸿章经此弹劾，在国人面前更加臭名远扬，在 政治上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张謇却因高度的爱国热忱与蔑视权贵的无畏精 神，进一步受到朝野各界的推崇。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软弱的清政府在日 本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从此，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进一步入侵中国，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 结起来，民族沦亡的危机更加深重。 中国向何处去？许多爱国志士无时无刻不在探索，不在思考，张謇也是 寝食难寐，他在寻求着新的道路。 青年时代，张謇为改换门庭、摆脱受人轻视侮辱的地位， “以读书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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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然而，张謇在参加科举，求取功名的漫长历程 中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从22岁起就投身于社 会，他 “游南北诸郡县及朝鲜属国，接公卿大夫之贤者、士之优异者”，“察 政治之良窳，民生之利病”，将自己的命运和时代的脉膊紧紧联结在一起。 张謇阅历丰富，交游广泛，较多地接受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洋科 学技术的发展，更使他深受启迪，长期熏陶的封建主义世界观，渐渐融进了 资本主义因素，张謇终于冲破封建士大夫的藩篱，积极投身于19世纪70年 代兴起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潮流。 早在大魁之前，因朝廷不能采纳他的 《朝鲜善后六策》，他已深知清政 府上层政治集团腐败到何种程度。他愤中国之不振”，并认为改造中国社会， “责任在士大夫”。中了状元以后，他多么想为中国伸眉为书生吐气，轰轰 烈烈干一番事业。可惜，不久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打碎了他的梦。虽然他极 力主张开战，并为翁同龢出谋划策，可是，由于实权掌握在投降派手中，主 战派只能纸上谈兵，想有所为而不能。甲午惨败，世人齐呼要杀李鸿章以谢 天下，张謇虽也独自上疏弹劾，可实效却是化为云烟。这使他清醒地看到： 九仞宫之内，并不是他的用武之地，金榜枉题名，空负凌云志，与其做无为 之官，还不如作一点点对国家和社会都有用之事。 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告假回家途经天津，乘海轮奔上海， 而后至南通。谁料，当他赶到家中，老父已经溘然而逝。张謇跪跌在父亲遗 体之前，仰天悲号，他以未能亲自侍奉老人归天为终生憾事。后来，直至70 岁他修订 《年谱》时还说：“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 亲之终。” 张謇回籍翌年，即 1895年4月，传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 消息，张謇不胜愤懑。家难加上国难，使张謇绝意于仕途。 这时的北京，18省的1300多名举人刚好会试，大家探知 《马关条约》， 无不为之震惊，不少人当即流涕悲号。康有为受大家之重托，一夜即写成长 达1万多字的 《上皇帝书》，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上书中，举子们 痛谏割地赔款的危害，请求皇上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 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推行 “富国”、“养民”、“教民”之法， 实行 “议郎制”（即议会制），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治纲领，演出 了一场 “戊戌变法”的历史壮剧。 《马关条约》的签订，对张謇思想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事大 坠落”，知识界特别是康、梁等变法思想的推动，使张謇由为一人一家的奋 斗，彻底转向为国家、民族而 “雪国耻”。 张謇认为，甲午海战失利，一非中国军械火器不如他人，二非中国将士 缺乏勇武精神，而是整个国力不如日本。那时，正值洋务运动之风渐行天下， 不少有新思想的官僚知识分子，仿效西方，买机器、办工厂。 对此变化，张謇想起江淮之间盛产棉花，如果办起纱厂，可抢在日本人 前面一步，堵住他们在我国内地办厂的路子，以 “商战”之胜利弥补“海战” 之败，正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亡国危机愈来愈深重的形势下，张謇逐步形成 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 张謇后来曾写下一篇 《变法平议》，要求政府实行议会制，提出分职省 定官俸，减少国库开支；通过办工厂，垦荒地，以达富国强民的愿望，要求 “国民咸须出力以奉公”，连僧道也不得“不农不工不商”而惰游。他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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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废除科举，倡导国民教育，尤其强调 “首在正蒙”，先要普及小学教育。 从这些实际内容看，张謇实业救国的主张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 同出一辙，都是在不触动清朝专制统治的前提下，以非暴力的改良方式改善 封建统治以达富国强民之目的。一句话，都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二者的改 良都由“除旧”与“布新”两个部分组成。相比之下，张謇的主张要求“布 新”，比起康梁更为温和，希望在 “不流血，不纷争”的前提下，达到理想 境地。 康梁在北京变法，张謇以南通为基地搞实业，康梁在政治上与封建顽固 派颉颃，张謇埋头做实事。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同，但在中国近代史 上都应占有一席之地。就这样，甲午战争后，张謇结束了仕途官场的拼搏和 争斗，开始了他弃官回乡搞实业的新生活。 三、办厂垦牧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看到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原料在中国办厂，又 将产品销售给中国牟取暴利，十分痛心。他说： “捐我之产以资人，即用资 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 何赖！”他的这一主张正与当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不谋而合。当时张之 洞正在江宁 （今南京）、苏州、上海设立商务局，准备开设工厂，并积极物 色人员。当他得知张謇有此志向，立即委派他办理上海一带商务，兴办通州 纱厂和丝厂。 要开设工厂，首先是资金问题，张之洞非常支持，他调职后，返任的总 督刘坤一也很支持，答应给予部分 “官助”，余者以 “自筹”为主。 1896年春夏之交，张謇以状元公的身份奔走于海门，上海等地，得到沈 燮均，潘鹤琴，刘桂馨、郭茂之等几位财团的支持，组成了一个筹建纱厂的 董事会，开始筹集资金。同年9月7日选定离城15里的唐家闸陶朱坝做厂址。 那里紧靠长江，水运极为便利，同时可以使城里免受机器轰鸣的震扰与喷吐 的烟尘之害。 当时有人不同意，认为离城太远，张謇说，那是一块宝地，并指示烟囱 一定要建在龟背上，钟楼要建在龟顶上。厂址既定，便专力于筹款。10月18 日，张謇与省署等方面议定，决定股份官商各半，各凑50万两。次年 2月 24日，董事会再次决议，在3个月内将30万两银子筹集到手，以保证工程 如期进行。 对于办厂这件新鲜事，通州、海门的乡绅豪富疑虑重重，不相信能办成， 因此不肯出钱相助。张謇心里着急，求援于张之洞，并告急于刘坤一。刘坤 一饬令通州知州、海门同知协助募款。 谁料，通州知州汪树堂是个心地狭窄的守财奴，以前张謇曾支持过商民 请愿，撤销了税卡巡船，打断了他的财路，因此怀恨在心，正好借机报复。 上方有令命他筹款，他不好不执行，就同绍兴师爷黄阶平密谋，由知府衙门 发出公文勒令通州境内各绅董出钱，并派皂役吆五喝六，四处胁迫，搅得鸡 飞狗叫，人心惶惶，迫使张謇不得不请求废除此举。 见此无望，是有苦难言，张謇只好追官股。可官股也无着落，最后得到 的回音是用一批纺织机器来顶替。这批机器本是张之洞在湖北时从英国买来 的，停放在上海。不久，张之洞从湖北调任两江总督，要为江苏办厂，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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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筹防局的款子买下来。日久天长，日晒雨淋，这批机器都生了锈。官方 就用这批烂机器作为50份股金。可上海董事提出：官机不能用，用了官机， 如果以后再请官股，厂成立后必然受到官方的掣肘，影响私股的利益，要求 退出董事会。 上海一动摇，南通的几位股东也提出： “（上海）前后闪烁支离，不能 共事”。双方都想打退堂鼓，急得张謇“反复筹虑，彻夜不能寐，绕屋而走”。 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只得低下头， “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 生平不道之事”。 经多方奔走磋商，最后仍决定用官机。为此，张謇发誓说： “一个人到 了危险的境遇，还是要抱定拿牙齿打落在嘴里含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 子。” 由于他的矢志努力，得到好友沙元炳及有关地方父老的支持，终于化险 为夷，筹到了必要的办厂资金。 张謇根据 《易经》上“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取名“大生”，并亲 自撰就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寻天地，衣被所及遍找东南。”这副对联后 经翁同龢手书，笔力千钧，气势宏大，道出了纺织工业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 性。 1899年，拥有二万零四百纱绽的大生厂终于开机生产了，开火发电时， 张謇整肃衣冠，冲着电火灯光三叩首。回顾4年多的艰辛历程，终于初战告 成，张謇心中万分激动。 开工之后，要收棉花，需要有一笔周转资金，刘绅一指示通海下属，将 存在典当的地方公款，转存到纱厂，以先应急用。这举手之劳之事，本不难 办，而且仅通州存典公款就有相当数量，理应给予支持。可还是汪树堂，又 要耍新的花招。他一面向总督衙门呈文报告一定照办，一面又不让转拨公款。 并采取两条办法：一条是假装支持办厂，动员地方绅董出钱。这些地方财阀， 拿钱比割肉还疼，立刻哗声四起。另一条将反对张謇的那班读书人召集起来， 宣布说：上面指令将 “宾兴”、“公车”等两项款子1万多元转拨纱厂。这 两项本是地方政府用于秀才、举人乡试、会试时的津贴等款，关系到他们的 仕途前程，因而遭到这些人的齐声反对。一个科场落第、对张謇怀恨多年的 老副贡还联名300多个秀才，写了禀帖上告知府，反对张謇借款办厂。师爷 黄阶平又私下与这个副贡勾结，修改数次，对张謇的谴责之词无所不用其极， 内外勾通，造成一种“黑云压城”的气势。 奸刁成性的汪树堂表面上支持了张謇，暗中却将秀才联名上告之事报告 刘坤一，说张謇办纱厂 “不合舆情”，要政府不予支持。刘坤一识破汪树堂 的用心，专门致函张謇，嘱咐他提高警惕。那班秀才被汪树堂捉弄一番后， 终于醒悟过来，改变态度支持张謇。汪树堂迫于形势，不得不拿出1万元， 并约定还期1年。张謇气愤已极，本不想要，也是迫于无奈，只好叫沈燮钧 办手续领取。后来，张謇为记取事业艰难，在大生纱厂的总办事楼厅里，特 意悬挂了4幅“厂儆图”。其中“水草藏毒”一幅，据说此喻意很深，用“水 草”暗指“汪、黄”二人，提醒大家。“时时存必成之心，时时作可败之计”。 为着事业，张謇不惜屈身向一切愿意赞助的人求借，而且不论多少，一 概借用。唐家闸有家杂货店，拿出20块钱入股，张謇很高兴地收下，有位老 奶奶仅6块银元，怕状元公嫌麻烦，可张謇看出老人的真诚情意，连连作揖， 感谢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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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筹款并不容易，今日筹到，明日用光，每日需工本费就是 4000 元，3个月就是36万元，到那里去搞这笔款子呢？张謇一连数日都独自徘徊， 仰天俯首，一筹莫展。 特别可恶的是上海招商局督办盛宣怀，他明明答应投资，可就是迟迟不 予兑现。张謇赴沪催款。盛宣怀佯称正在筹集，要张謇为他写字。张謇这个 老实人不辞劳苦，踏踏实实给他写了两个月，使盛宣怀卖得2万多元。可到 最后，这家伙仍将张謇一脚踢开，分文不出，气得张謇跑到黄浦滩头，望着 昏黄的江水，真想一跳了事！ 面对种种困境，张謇只得走一步算一步。后来工厂要开工，要购买大量 棉花，而手头实在拿不出这笔钱，迫不得已，他想出一个 “进花纺纱，卖纱 收花，更续周转”的好主意。用这个办法，加速了资金周转，使大生厂在资 金困难的初期，仍然大获市利。 为把工厂办好，张謇亲自抓生产管理及其重要事务。尤其是狠抓了 “任 人”、 “花红”和“堵漏”三个环节。 按照张謇的要求，厂里的“执事”要选取“熟手及性情勤谨名素好之人”， 并采取 “保荐”办法，明确保荐人，立定保荐书，日后如果经济上出了差错 亏空，向保荐人追查。厂里各车间、工种，某处需要几人，某人何职经办何 事，从张謇自己开始，下至各董事、各执事以至勤杂百工，各个条例明确， 有章可循，且写在板上，悬挂于各处，以便检查，做到赏罚分明。 厂里的工人，按照工种，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定不同的工资标准。各 级管理人员，也都按职事大小合理领取薪金。除此以外， “每年余利，除提 保险公债外，分十三股，以十股归股东，三股作在事人花红”。这个“花红”， 随着盈利升降而升降。生产越好，各级执事管理的人员收入就越多。 为了把工厂办好，张謇时时告诫大家不许奢侈浪费。在厂里，只有聘来 的洋工程师和技工可以例外，他们可以拿高薪，吃两餐，一个月到厂里只工 作几天，主要是技术指导。对于其他人，则严加管束，连执事人员的饭菜标 准都有规定。对于工人就更苛刻了。他们每天做工12小时以上，并身受三四 百条： “规定”的束缚，违者常处以扣薪、体罚和关押等处分。 张謇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平时极为节俭。办厂之初，数年不领工资， 出门办事也都住在朋友家中，尽量不花公款。厂里的杂絮寸纱都不许浪费， 连丢在地上的一块小红纸也要拾起，并嘱咐身边的人说： “寸纸尺线都不要 丢掉，要好生节约。” 大生纱厂建成以后，充分利用当地丰富原料，廉价的劳动力，抵制了洋 货的输入，多少实现了以实业救国的初衷，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工厂的存在和发展依赖原料，纱厂的兴盛靠棉花。江淮之间产棉基础原 是不错，但能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工业生产的需要，张謇为此专程到农村调查 了解，东海之滨沉睡的荒滩更引起他极大兴趣。 苏北沿海，由于长江和黄河的泥沙冲积，海滩不断地伸延发展。长期以 来，从启东海门到赣榆沿海的老百姓，大都以煎盐为主，兼及垦牧。随着海 岸线不断推移，为农垦提供的自然条件也越来越可行了。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张謇为加强地方自治到东海边去办“团 练”，看到通、海二境交界的大片海滩，就曾动过兴垦之念。现在纱厂已成， 为保证棉花供给，就着手搞垦植。 他与刘坤一商议，希望借助两江总督的权势得到多方面的支持。经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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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刘坤一果然心热起来，张謇就代他写了一篇 《拟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 略》呈报朝廷。不久，清政府批准了 “奏略”，准许张謇“奉旨行事”，于 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天，在通、海交界的吕回一带，着手筹建“通 海垦牧公司”。 名称定了以后，即开始集股。因有大生厂作后盾，又得到当地乡绅的支 持和赞助，先后集到资金30万两。接着派了陆师学堂毕业生中的骨干携带应 用的仪器到海边去勘察测量，制订垦牧规划。 由于土地产权复杂，引起不少纠纷，后经各级派员清查处理，才得以平 息。张謇征地获得成功，廉价取得了大片土地的产权。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成立，着手开垦。 但是，谁来开垦这块兔奔狐突的土地，谁又来种植这片充满诱惑的土地 呢？公司决定用 “招佃”的办法来雇用大批劳动力。张謇亲自动手并七易其 稿，具体制订了 《招佃章程》，向沿海村民广为招雇。许多谋生的农民和苦 力纷纷前来，以血汗求取生计，用自己的双手来拓荒垦植。 垦植的第一道工程是拦海筑堤，幸得二三千民工日夜赶筑，不到一个月 就完工了。谁料第二年秋天，几次大风潮到来，堤坝被海浪打得零零碎碎、 残破不堪。 紧要关头，张謇带着江导岷一行，赶往现场，不分日夜，不顾风吹雨打， 佇立在破堤上，分不清雨水和汗水，鼓动民夫拿出所有的血汗与大风潮抗争， 下决心战胜潮灾。他常到险工险段查巡，指挥调拨抢堵物资。其时虽有小车 相随，但常常是迈动双腿在芦苇丛里穿行，辛苦之状可以想见。 张謇还以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方式统一规划，在200平方里的范围之内， 格局整齐划一，桥、堤、路、闸各得其所。沿堤和堗界各按统一标准筑有大 道，纵横相交。每条大道都平直伸延，两旁植有槐柏或冬青、银杏等树木， 蔚为壮观。 公司总机构设在二堤以内，各区都建有分属机构，上下之间便于加强管 理。公司重点营建海复镇，作为政治、经济中心。镇上设有钟楼、工场、消 防室、拘留所和各种杂货店铺。各区佃农建屋，亦要求在指定地位成排成线。 到处讲规矩，有标准。仅数年功夫，黄海滩头，俨然成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拦海堤和筑路、建桥、盖房、造闸等配套工程有了一定的安排后，然 后就是开荒种植了。公司招佃的方法是：每亩交 “顶首”（押金）6元，然 后再看收成收租。租取 “议租”方式，即到收花时节“主佃公估俩议成，主 收四，佃收六；春熟每亩纳小洋一角五分”。张謇还在棉垦区推广从美国引 来的优质棉种。那时，当地的老百姓习惯种通州棉，不肯改种。张謇采取措 施，与棉农订条件，按通棉估算产量，若洋棉产量低于通棉，则照通棉算钱， 若是高于通棉，则按洋棉的实际产量论价。但总的一条，公司生产的棉花， 专售给大生厂，不得卖给他人。 种种举措，不断刺激着农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开拓着这片处女地。 因为长年荒草丛生，自生自灭，腐植质丰富，加之冲积而成，砂性透气性能 好，适宜棉花生长发育。每到夏季，绿苗遍地，枝叶婆娑。到了晚秋，银花 齐放，近看繁星万颗，远望似白云片片，一派丰饶景象。未过数年，收入大 增，至1910年左右，每年可获净棉2万多担了。 张謇一介书生，办厂经商的博大胸襟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历经数年努力， 他以南通大生纱厂的资本为基础，用其盈利的资金，像母鸡孵蛋那样，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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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生二厂、三厂、广生油厂，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和天生港轮船公司及 资生冶厂等。这一系列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南通民族工商经济发展的基础， 使20世纪初南通近代工业初具规模，也为整个中国民族工业的壮大出了一把 力。 继通海垦牧公司之后，张謇利用已取得的经验，大兴垦植之业。1914年， 成立了大有晋公司，1918年成立了华成公司，第二年又成立了大丰公司、大 纲公司、阜余公司，1920年成立了中孚公司、遂济公司等，先后成立了 21 个公司，遍及江苏沿海。 这些公司开垦荒地共约100多万亩，每年可产棉花20万担左右。张謇的 全部开垦计划虽然后来因负债过多未能实现，但对于解决纺织原料确是起了 很大作用。一条龙的综合开发，从原料生产到加工、外运，反映了他不愧是 一位实业大家，也使他的 “棉铁主义”有了基础。 四、创办教育 办厂和垦植的实践，使张謇深感人才的重要，也使他深感培养各类人才 的迫切，他决心创办新式教育。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张謇就与张之洞讨论过办教育的事，认 为这是培植元气的根本大法。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外观大势，内审国情，认定普及教育之本， 在师范教育。他多次指出：“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 须从小学开始，尤须从师范始。” 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夏天，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南通地方长官提 出办师范学校的打算，还递呈了办学宗旨及大体规划等条陈。尽管刘坤一很 赏识和支持，但地方官吏却是另一副面孔，说什么： “中国他事不如人，何 至读书亦向人求法？” 官府的阻档，没有动摇张謇的决心，他约请罗振玉，沙元炳详细商量私 立师范学校的各项校规章程，对招集生徒，教习考核，生活管理等项，融中 国传统办法和西洋经验于一炉，拟定了详细的条文。随后又约同挚友。勘察 地址，最后择定南门外的千佛寺。 在这座破旧的大庙里，张謇改建和新建了一批房屋，使之变成一个占地 41亩，可容学生300余人的新型学校。 翌年春天，校舍将成之时，张謇大开才路，广求名师。他聘请学界名流 王国维为国学、教育学教员，又聘日籍教师西谷虎二、木村忠浩郎等担任伦 理学、西洋史、教授法等课的讲师。 有了教师，又开始招生，先招了本科 （3年）、讲习科（1年）各一个班。 学生皆从贡生、监生之中选取 “性行端淑、文理素优”的人。 诸事皆备之后，张謇亲自为学校书写了对联： “极东西万国推崇为教育 大家，先圣亦云：吾学不厌，诲不卷；合同奉诸子受裁于狂狷一体，后生有 志：各遵所闻，行所知。” 作为学校总理，他的感受更深，他的欢乐也是别人无法理解的。他特地 整肃衣冠，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整个典礼进行了数小时之久，中国第 一个师范——民立通州师范学校，就这样创建起来了。 为把学校办成一流的学校，张謇早就有一套主张。他强调 “立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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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上，他劝勉大家： “诸贤当念国家来日之大难，力图教育根本之至 计，必有精进不已之心，然后能成物；必有恢宏无外之量，然后能集中，毋 以已至而安于自足，毋以自小而局于一隅！” 他引用孟子：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话，希望全体学生“开拓胸襟，立 定志愿”。在他看来，勾践之屈身尝粪，有志气，算不得奴隶；东晋南宋之 皇帝无志气，无异于奴隶！ 他有一句十分感人的名言： “进德之积兮，则不在与世界腐败之人争闲 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争志气。”直到今天，这句话仍然具有警世 骇俗、振聋发聩的意义。 张謇强调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品质教育。他提出以“忠实不欺坚苦自立” 为宗旨，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人格、国格，反对屈从，依附的奴隶思想， 要未来一代具有振兴华夏的丈夫气。 在教学方面，张謇一贯主张： “学问兼理论并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 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为此，他在师范建置内，附设了农科、蚕 科、测绘科、土木工程科等项。在校河之西南，开设了农场，不久又建起附 属小学，使学生有劳动和教育的园地。 张謇为南通师范学校的成长，呕尽了心血。校务的重大事情，他无一不 亲自过问，经费和教职员工的人事安排，他皆亲自动手。每逢开学、放假， 只要他在南通，都亲自演讲训导。学生毕业，他一个个喊着名字，亲自发给 毕业证书，使学生深切感受长者的爱切之心。 南通师范学校办成功了，张謇在此基础上，又办起南通女子师范、甲种 师范讲习所、乙种小学教员讲习所、盲哑师范讲习所、东台母里师范学校等。 由他倡议或资助而创办的还有两淮师范、龙门师范、金陵高等师范等，影响 遍及全国。 在张謇的带动下，一批师范学校相继建立，在全国废科举、办学堂的呼 吁中，一批官方的公立师范学校也办了起来。 师范教育的兴起，一批师资成长起来，张謇又开始实施他的实业和实施 他的村落主义培养人才。他主要抓住两点下功夫，一是学校布局，二是学校 的管理。不久，通州城郊诞生了一批小学，市区还办起了幼稚园、中学和十 多种职业学校。张謇因此在社会上博得了声誉，受到政府的重视。1911年辛 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南京政府对这位教育家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 通州师范的开办及整个南通的教育事业的兴起， “开全国之先河”。 张謇看到欲国家强盛，需要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因此继师范学校之后， 又创办了一系列专科学校，极力为社会造就具有特殊本领的 “佳子弟”。 张謇于宣统年间，即着手筹建南通私立纺织专门学校。一开始，就碰到 师资难、设备难、经费难三大难题。为求得有用人才，振兴民族工业，张謇 立志改变那种欧人管理工厂的状态。为此，他凭借已建树的威望和大生厂客 观盈余的条件，终于得到股东们的认可，从大生一厂、二厂按比例拿出经费 作开办之资。他从留美学纺织的华侨子弟中物色到三四个人选，解决了师资。 通过特价减让与赠与的方式从美国和英国的厂商那里得到一批特制的纺织 机、织布机。经过三四年的筹备，终于革路蓝缕，闯出了一条新路，于民国 元年 （1912年）4月，创立了 “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开校设教。 民国三年，从国外购买的机器运回，开设了纺织、织机两个实习工场。 民国六年，又购地扩建，先后开设了提花手织实习所、金工实习所、针织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