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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所、染色试验室等。民国十六年，改称南通纺织大学，招收本科生。民国 十七年，张孝若将纺织大学、农科大学、医科大学三家合建为南通大学。 学校一建立，张謇就明确了办学宗旨：振兴民族工业，培养职业化、艺 术化、劳动化的人才。学校名为 “纺织”，实际兼授染色。纺、织、染三种 学术相维相系，无可分离。他明确指出，纺校培养的学生，应该是 “完全适 用的人才”。所谓 “完全”，就是对纺纱、织布、染色的学问、技艺都要精 通，所谓 “适用”，就是不仅要懂得书本上的知识，还要会实地操作指导。 在这一宗旨指导下，学校开办伊始就极为重视 “实验”，学校与工厂毗 连，就是为实习方便，学生直接在工厂实习试验。后来学校虽然建了多种实 习所，但重视 “实验”的规矩一直未改变，学生仍然经常到工厂参观、研究 乃至实地操作。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还体现在纺校所开设的课程上，一类是 基础学科，如国文、英语、数学、物理，各个专业都要学习。二类是专业学 科，不同的专业各有所侧重。纺科重在棉纺学、毛纺学、纺织组合等课；织 科重在织物整理、热工学、纺织学、纺织设计等。染科重在高等化学、漂染 学、印花学、染色机械等课程。三类是经常学科，如工厂管理、工厂建筑、 工业经济之类，各个专业都得修通。 纺织学校学4年，学生毕业后授予纺织工程学士。毕业后的第一年为实 习期，必须服务于南通有关纺织工厂或留校使用。这期间不得私就他聘。 从建立学校至并入南通大学，前后 17年，毕业的学生共有 12届，300 多人。学生遍布全国，旅居国外的侨民和南洋、朝鲜各国的青年也都远道前 来求学。 兴办纺织学校，充分体现了张謇的 “棉铁主义”思想。中国是农业国， 富强之道在固根本，首要举措是围绕 “农业”二字做文章。张謇兴垦植、开 工厂、办学校，都是为更好开发棉纺资源，发挥农业生产的优势，进而促进 商品流通，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经过张謇的苦心经营，南通纺织学校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许，成为各地续建纺织学校的楷模。 为培养多方面的人才以振兴实业，达救国之宏图。张謇还创办了女红练 习所、伶工学社等多种特殊教育机构，以适应社会对技艺的需要。 张謇为使南通的女子有一种自谋生计的职业，并使刺绣大师沈寿的技艺 得以流传，创办了女红传习所。 1914年9月28日，“南通县立妇红传习所”开学。张謇与其兄张詧任 董事，特聘从天津请来的沈寿任所长。同来南通任教的还有沈立、金静芬、 施宗淑、沈粹镇等人。传习所先后借南通女师附小、图书馆等处因陋就简招 生刺绣。1916年建于南濠北岸、长桥两侧的校舍落成。 传习所前后共招生15期，培养学员300多个。学校分普通班、中级班、 高级班三种学制。普通班刺绣普通品，兼作字、画，中级班即刺绣美术班， 高级班称刺绣研究班。学生除南通地区外，还有来自杭州、湖南、安徽、广 东等地。这些学生出身于各类家庭，文化程度各异，年龄差别很大。开设的 科目也因科班不同而有别。高级班共分5年，第一年打基础，重点是刺绣； 第二年学花布、翎毛；第三年学山水；第四年学古装仕女，油画；第五年学 肖像。首届高级班毕业的有王坚、刘秉繁、宋冯，宋金龄等人，张謇称她们 的绣品 “突过前人”，达到一定的艺术标准。 所长沈寿 “工艺艺术，习于勤劳，怒不见面，怨不露口”，深受学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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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她教授的针法18种，散套针法为沈寿所独创。她强调“审势”、“配色”、 “求光”、“肖神”，把西洋绘画、摄影与中国传统刺锈技艺熔为一炉，达 到平、顺、和、细、密、亮的效果，使通绣以其特有的艺术专长独立于绣范 之林。 传习所创办后的第七年 （1920年），培养出众多人才，绣品增多，为打 开销路，成立了绣纺局，沈寿任局长，南通为总局，上海九江路22号设有“福 寿公司”，为绣织局的运输机关。此外，还在美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设 立了销售处，专门销售各种绣品，从而使南通刺绣在国际上声誉大振。 1921年，沈寿因病不幸早逝，她的姐姐沈立继任所长。女红传习所为南 通刺锈史写下了光辉的开端，也为南通刺绣工艺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张謇为改良社会，很早就想创办一所戏剧学校，因久仰欧阳予倩的盛名， 特请他来主持。欧阳也早有改良戏剧的愿望，亦想借此以实验，遂应聘于1919 年秋赴南通办学。 1920年7月，由张謇任董事长、张孝若任社长、欧阳予倩任主任的伶工 学社正式诞生。它是我国最早的培养京剧演员的戏剧学校。它的教学方式区 别于旧式科班，以培养京剧演员区别于办得比它早的西安易俗社。前后共办 了8年。前期3年由欧阳予倩主持。欧阳先生明确宣布：伶校是 “为社会效 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童养习所”， “要造就戏剧改革的演员，不是科 班”。 为了使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课程设置除戏剧专业外，还开设 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文化课，并开设音乐、歌舞等艺术课，中途还设 立了音乐班、图画班。戏剧课以昆剧打基础，京剧为主体。欧阳先生为改革 之需要，兼教话剧，讲授戏剧理论，介绍我国戏剧家和他们的作品。 伶工学社注重对名家的观摩学习。更俗剧场建成以后，北京、上海等地 的名流如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杨小楼、盖叫天等都先后应邀前来献艺。 每逢这种机会，都组织学生学习、欣赏。有时，还让他们跟梅兰芳、程砚秋 等大师配戏。 在欧阳先生主持下，学社创作、改编、仿排、移植演出了大量新戏。连 话剧在内，约有70多出。这些戏剧思想解放，内容进步，格调新颖，突破了 旧京剧凝固的行当。“改善了旧戏的表演和装饰方法，引进了舞蹈与音乐”， 采用了新式的布景和灯光，不仅使观众耳目一新，也极大提高了学生的素质。 学社先后教授而成的戏有 《琴挑》、《偷诗》、《惊变》、《三岔口》、 《捉放曹》、《人面桃花》、《泗州城》、《蟠桃会》等数十场。 1926年9月，学社在张謇去世后解散。在学社创办的8年中，先后入社 学生约90余人，培养了不少高材生。李斐叔由梅兰芳先生带到北京深造，并 随梅先生到日本、美国等地演出，后因嗓子坏了，做了梅先生的秘书。其他 诸多学校培养的人才，后来都为新型文艺事业贡献过力量。 在创办师范学校、纺织学校、伶工学社的同时，张謇还对盲哑儿童十分 同情。每当他看到盲哑之童： “贫则乞食，富则逸居”，心里甚为不安。但 全国除外国教会开设了两所盲哑学校外，绝大多数盲哑儿童得不到应有的教 育，因此，他决定在南通自办盲哑学校。 1912年，他筹建了盲哑师范传习所，先培养师资，尔后于 1917年，在 狼山东北麓、残废院之西，办起了南通盲哑学校。学校分盲、哑两科，盲生 除授以凹凸的字版拼读盲文而外，还设有音乐、针案、按摩等课；哑生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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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语而外，还开设图画、雕刻、木工、裁缝等科目。 盲哑学校的儿童经过教育训练，能以手势对话，能以特有的方式交流思 想感情。成绩优异者，还能唱简单的歌曲。他们还合演过一次新剧，名为《普 渡慈航》，使社会人士称道。 盲哑学校不仅为残废儿童消除了个人痛苦，也为社会疽痈的解除起了积 极的作用。这些盲哑儿童毕业后一般都能就业，自食其力。 张謇以办实业起步，又以垦牧作为原料的来源，为彻底解除中国民族工 业面临的人才问题，他又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校，这不仅为实业发展提供了人 才的保障，也为中国社会发展开拓了道路。 五、走向共和 晚清政治风云变幻，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中，迫于内外政治势力的压力， 不得不顺应各界的呼声，打出预备立宪的旗号。 原本一心致力于地方建设事业的张謇，对政治已无暇过问。然而，康梁 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又使他不得不对政治进行重新思 考。 受过多年封建教育，又经过20多年科举追求，终成为新科状元的张謇， 一向是站在维护清朝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本没有什么革命的思想准备。他曾 有机会为办实业东渡扶桑，考察过日本的政治、实业、教育诸方面的情况， 对日本 “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发展状况评价甚高。 与许多留学生一样，张謇曾热衷于君主立宪，认为只有推行此法，改组 北京腐败的专制政权，实现民主的议会制，中国才有新的希望。 光绪三十年 （1904年）4月，张謇应张之洞、魏光焘之邀，为他们起草 了 《拟请立宪奏稿》，“稿经七易，磨勘经四五人”，系统、全面地表达了 他不立宪无以求生存、无以使华夏复兴的政治主张。 后来，他又与有关人士共同刻印了 《日本宪法》12册，分别送给清政府 的达官显贵，并转送清廷。一向反对立宪的慈禧太后看了《日本宪法》之后， 认为其实质未超出由君主来主宰一切的范围，同时鉴于国内立宪呼声日渐高 涨的形势，便顺势表态说： “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慈禧的表态，使立宪派很受鼓舞。很快，关于立宪的各种活动活跃起来。 8月，张謇又印了 《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等小册子分送铁良等朝廷 重臣。张謇的举措，在上层统治者中引起重视，他所鼓吹的建立议会，实现 立宪的主张也开始有了实际效果。 1905年8月，清政府派五位大臣去西欧考察各国宪政。临行时，火车站 发生爆炸事件，这是革命党人对立宪活动的警告。张謇无法理解，认为革命 将导致混乱， “不若立宪可以上全下，国犹可国”。 经张謇等人的积极活动，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在上海成立了“预备 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被推为副会长。有了这个组织，各项立宪 活动开展得很活跃。两年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相继去世，不满3岁的溥仪 继承皇位，由溥仪的父亲载沣摄政。清廷为稳定时局，安抚改良派的立宪要 求，在各省设立了准备实施宪政的咨议局。 1908年冬天，江苏咨议局成立，张謇被推为咨议局议长。张謇认为咨议 局是中国走向立宪的里程碑，因此特别兴奋。局中的议员，如松江的雷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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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县的杨廷栋，都是留日学生中主张立宪的优秀分子，两人都极擅长演讲， 当咨议局开会时，张謇为主席，雷、杨二人常在左右发言。旁听之人，情不 自禁，都轰然鼓掌，而不能禁止。加之张謇在政界、实业界早就卓有声望， 因而无形中成为东南立宪派的领袖。 1908年11月，7省咨议局的代表聚会上海，共同商议立宪大计。张謇与 各省议员有了更多的接触，进一步了解了朝中亲贵揽权、吏治日趋腐化、中 央财政困难、各地兵祸不断、水灾严重情况。因而，他感到立宪之举已刻不 容缓。 这次聚会之后，他不断与各省议长、副议长通信或互派代表接洽。顺直 咨议局因靠近北京，对中央政府的情形了解得比较真切，不能再忍。宣统二 年至宣统三年 （1910—1911年）的六、七月间，顺直咨议局曾几度向清廷请 愿，要求改组亲贵政府，速开国会，实行宪政。因措词激烈，引起当权者的 不满。清廷的上谕中，斥责他们 “危言耸听，居心叵测”。 尽管如此，各省议员并没有自馁。除组织奉天、直隶两省代表团到北京 请愿外，还发动全国各省声援支持。张謇又动员浙江的开明官绅敦靖清廷召 开国会，浙方经多次努力，毫无进展。他们悲伤地说： “以政府、社会各方 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天无理。” 张謇对立宪，召开国会正忙得起劲，哪里听得进去，生气地说： “我辈 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天无理。” 至宣统三年 （1911年）春天，立宪派请开国会的活动达到高潮。清廷见 民情激愤，为避免引起剧变，遂下诏缩短立宪时限，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 并首先于宣统五年4月，改军机处为内阁，以庆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 桐，徐世昌为副总理大臣。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更引起人们的不满。 宣统三年 （1911年）6月，直隶省咨议局呈请都察代表，指出皇族内阁 不合君主立宪公例，失人民立宪之希望，要求彻底改组。 在这关键时刻，有人到南通访问张謇，请求他到北京摸摸情况，以决定 各省咨议局的态度。张謇终被说动，与好友雷奋、杨廷栋相互商量，也都劝 其北上。另外因去年南京开博览会时，美国曾有商团组织来华参观，他们邀 请中国也组织一个商业团体赴美访问。 由此，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均公推张謇至京办理有关事宜， 于是张謇决定由汉口取道京汉路北上。 路过河南彰德，张謇接受同行者的奉劝，抛弃前嫌，顺道拜访了已绝交 多年的袁世凯。 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袁世凯于1909年被皇室贵族解除了军机大臣、外 交部尚书等要职，在老家彰德 “养病”。 虽说袁世凯在家 “养病”，但他操纵的北洋新军还掌握在他的死党冯国 璋、段祺瑞等人手中，也就是说还遥控在袁世凯的手中。 正因为袁世凯还保存着这支军队，因此，不少人对这个拥有实力的袁世 凯还存在幻想，就是那些妄图瓜分中国的各帝国主义也没有忘记这个可以利 用的人物。 时局的动荡，革命运动的不断兴起，这个韬晦待时，自号 “洹上钓叟” 的野心家已预感到整个局势必将急剧变化，正跃跃欲试，等待出山。 对袁世凯的韬晦之计，书生气十足的张謇是看不透的，他仍旧谈的召开 国会，改组内阁及商业交流那一套。袁世凯装着一副老成之态，对张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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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遵从你的意旨行事，务请你 同我合作。” 张謇听了袁世凯的话，满以为他会真心为立宪卖力，回到车上，对同伴 高兴地说： “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到了北京，张謇晋见了摄政王载沣，特地拜见了掌管内阁的庆亲王和其 他要人，到处痛陈肝胆，为立宪游说。 那些权贵谁会真心听他这套说词，相反劝张謇留在朝中为官，并答应以 宾师的位置；若愿意外放，则可以到黑龙江做巡抚和筹边大臣。 听了这班官爷的话，张謇赶紧力辞，恳切地提出： “此行为公事而来， 必不可得官而去。”见情形不好，张謇于六月初十日，赶紧离京南归。 早在1894年，也就是张謇中状元的那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了中 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开始发动武装斗争。 随着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团体的相继组成，孙中山于1905年在日本在 东京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了同盟会。确定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 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 此后，孙中山便创办报刊，积极宣传革命理论，与改良派展开激烈的论 战。同时，在国内外大力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多次发动 武装起义。虽然这些活动一时未能成功，但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 武装起义风起云涌的同时，全国人民的抗粮、抗捐和抢米风潮更是汹涌澎湃， 收回权利和抵制外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日益高涨起来。 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 川、鄂、湘、粤等省的群众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奏。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湖南、山西、湖北相继独立。至旧历九月十四日， 革命军占据上海推陈其美为上海都督。苏州、杭州的军队，也于这一天宣告 起义，分别拥程德全、汤寿潜为都督。5天以后，全国宣告独立的已有14省 之多，清廷覆灭的形势，已成定局。 立宪派人物，原无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基于川省铁路的教育，特 别是武昌起义的突然成功，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考虑他们在这历史转变关 头所应持的态度。 张謇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正值他为大生厂的事去湖北。他当即赶到江 宁，求见驻防将军铁良，一面要铁良派兵援鄂，一面动员他奏请清廷 “速颁 行宪法之谕”，铁良叫他与总督张人骏商议。第二天张謇即往拜见，谁知张 人骏不可救药，竟痛斥立宪不可行，并且不肯出兵援鄂。事出意外，张謇愤 慨不已。 张謇离开汉口，沿途对铁良、张人骏等劝说无效，深感 “人心不古”， 及至时局日甚一日急剧变化，使他大感愕然。九月初二他从上海回到南通， 面对革命的急风暴雨，他要 “闭门而缩屋”，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他认真地回顾着立宪活动的前前后后，清醒地看到“自先帝立宪之诏下” 3年以来，朝廷的种种作为，均是 “专制”之作为，它违背民情，摧抑士论， 剥害实业，损失国防。 在认真地思索过后，他感到立宪之说， “达之疆吏而陈之枢密者，无济 也”。在这种情况下， “谏行言听之无期”，还要无休止地大声疾呼喊叫， 实在是 “诚愚且妄”，简直是荒唐可笑。 原来跟张謇一起热衷于立宪的同仁中，不少人 “翻然变计”，对他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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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很大的影响。原苏州巡抚程德全，以前在黑龙江与沙俄折冲尊俎，久负 盛名。调派江苏之后，又向朝廷屡进忠言，应该说是竭尽人臣之道的满清忠 实臣仆。现在却毅然投身革命，引起各省人士的注意。汤寿潜也是一个有影 响的人物，又是张謇的好友，他写信给张謇，讽刺他潜居南通是“逃避现实， 躲进圣庙”……这一切，都促使张謇移步换形，发生思想转变，从热衷君主 立宪转而拥护共和。认清了 “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 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 心意已定，行动也就不再徘徊。为促进共和大局，他开始做袁世凯的工 作，函、电交驰，劝他 “不要捧落日，要扶朝阳”。并在一封电文中果断地 说： “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 之结果者，趋势也。” 其次，他想到共和之范围，是王族的结合。内外蒙古地域辽阔，又介乎 强邻，关系很重要。因此他积极动员，争取他们加入共和。在一份电文中他 这样讲： “满清之待蒙人，束缚钳制，视待汉人更酷。……况俄人垂涎蒙古 非止一日，为今之计，唯有蒙汉合力，推荐布公，结合共和政治。” 当时，社会上顽固派群起反对，散布谎言说人民知识程度不够，说土地 辽阔，不宜实行共和。张謇为此到处演说驳斥，讲解共和正合中国之道。不 久全国先后有17个省宣告独立，由各省派代表，组织起临时参议院，公推黄 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总统。 未过几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于是同盟会决定在南京设立临时政 府，由参议院选举孙先生为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 张謇被任命为实业部长。 新政府刚成立，亟需军政各项费用。孙中山为此愁劳奔波，陆军总长黄 兴几乎急得吐血，难有良法可以解决。 好在大生企业跟日本三井洋行早有经济往来，凭借老关系，由张謇作保， 于辛亥年十一月18日，为革命军政府借得30万元，答应1月还清。未过几 天，新政府又拟向商会借款，张謇考虑到商会财力毕竟有限，且关系到今后 的经济发展，因此出面劝阻，同时答应另想办法。 从此之后，张謇肩负双重负担，一方面要还三井旧债，一方面还要为新 政府再筹集一笔资金。 为开辟财源，张謇受新政府委托，担任盐务总理。然而，由于各地的军 督，常有 “截盐税以自便者”，真正上交政府的，不过是杯水车薪。为解燃 眉之急，张謇毅然以大生纱厂作抵押，向三井洋行再借50万。借款契约上写 明：大生纱厂的全厂工程地基、房屋、机器及一切财产，均为抵押品，而且 “该厂嗣后应用之煤炭、木料、机器及一切附属品，有需购办之时，倘三井 承办之价，与别家不相上下，总需先尽三井商订承办”。 这个条件十分苛刻，但为了还清前次30万元借款，为了给新政府凑 20 万以应急，张謇不得不以他个人创办的企业来承担风险。 据张謇的预算，“中央政府每年支出，最少得有一万万二千万两银子”。 而当时的临时政府手中空无一文，在这种情况下，张謇感到身为实业部长， 一不能为“君上”解忧，二不能解决财政上的实际问题，他所应分管的工作， “秩序正紊，有何实业也”，无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无以为新政府尽到应尽 之力。他一向厌恶的就是挂虚名而不干实事，因而电请辞去实业部长之职。 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威力，迫使清廷统治者滚下了封建宝座。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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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种种困难，革命政府显得实力不足，不能用武力铲除封建割据，统一全 国。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不少人将统一 全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张謇作为实业界的领袖，从发展经济的愿望出发，十分希望消除内战， 出现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他根据以往的经验，深恐南北僵持的局面过长， 会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国势更加不可收拾。为此，他在南北议和的 过程中，极力调停，劝说南京临时政府接受袁世凯提出的许多不合理条件。 由于袁世凯善于玩弄手法，惯于伪装取巧，使张謇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 选择上，偏向袁的一边，为袁世凯玩弄的南北议和效劳。 对首创共和政体的孙中山先生，张謇十分尊重其人格，十分尊重其革命 功绩。他说： “从历史看来，中国革命之第一人，要首推商汤。……孙中山 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 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 张謇热衷于立宪，走改良主义道路，但历经努力，终于无功而归，恰逢 辛亥革命爆发，张謇的一腔热情，终于有了施放的机会，然而面对软弱的民 族资产阶级创立的临时革命政府的困境，张謇又陷于难于摆脱的绝境，他只 好再次改弦更张，成为革命中的悲剧人物。 六、勋业长青 一个人只要事业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坎坷，也不管 岁月怎么无情，他的生活永远是充实的、闪光的、生机勃勃的。正是这种精 神的支持，张謇一生都在做着让后人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 张謇在实业大振的基础上，对地方上各项文化设施与公共福利事业，无 不热心办理。他着眼于社会文明，超然于庸人之上，热心于地方公益。他曾 感叹： “嗟夫，实业教育，劳苦事也！公园则逸而乐，偿劳以逸，偿苦以乐 者，人之情。得逸以劳，得乐偿苦，人之理。以少少人之劳苦，成多多人之 劳苦，以成无量数人之逸且乐，进小公而大公者天之人。”他以辩证的观点， 分析了劳与逸，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兴办这些事业的重要性。 张謇办的公共福利事业是多方面的，成龙配套的。从生 （育婴堂）、教 （学校）、作（工厂、垦牧）、息（公园、剧场），乃至走路（筑路）、饮 水 （疏通城河），而至病（医院）、老（养老院）、死（公墓）等无一不备。 不仅为当代，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套系统化的福利建筑群。 光绪二十七年 （公元1903年）春夏之间，张謇曾东游日本。当他参观东 京帝国博物馆时，涌起了一个新的意念：自办博物苑，为教学和农业研究服 务。南通师范学校建成后， “张謇徙荒冢千，并居民三十许”，开辟了植物 园，供师范学生作为实验园地。1905年，张謇又将这块占地将近40亩的植 物园，发展为博物馆。民国后，师范学校划归省管，博物苑独立。苑内拥有 数名金石、考古、矿物、书画方面的专家，他们勤于职守，有着很强的事业 心，广泛征集与鉴别各种物品，至1933年时，药品已达3605件。兴盛时， 动物园中有老虎等珍禽，植物园中有琼花丹桂，陈列品中有可动的轮船火车 等机械模型，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张謇所希望的那样，成了普及科 学知识和陶冶人们的情操的教育机构。 在创办了博物苑之后，张謇还于辛亥革命前后，筹资2万多元，创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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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至1924年，馆中藏书丰富，西文书600余部，日文书300余部。藏 本中木刻板占13万卷以上，此外还订了京沪等地的日报和各种杂志。这座“知 识宝库”，对地方智力开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19年初，张謇组织兴建了剧场。这座外圆里方的新型建筑，为全国第 一座地方剧场，设备在全国也首屈一指。为改造社会腐朽之气，以达除旧布 新，移风易俗之目的，特为剧场取名 “更俗”二字。更俗剧场一反陋规，由 张謇和欧阳予倩拟定了12条场规。各项制度一旦订立，不论职位高低，人人 都得遵照执行。张謇本人每次看戏也都凭票入场，因而欧阳予倩先生讲：“剧 场秩序之好，恐怕全中国没有第二家。” 在抓农业、工业的同时，张謇对公园建设颇为关注。他讲： “公园者， 人情之囿，实业之华，教育之本志也。”认为它是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志。 由此，他于1917年在濠河西南，主持营建了东、西、南、北、中5座花园。 张謇闲暇之时，与人们或踏晨露，或迎晚照，或陪高朋挚友，来园中散步。 有时还低吟自撰 《南通公园歌》，以遣情怀： 南通胜哉江淮皋，公园秩秩城之壕，自北自东自南自西中央包。北何有？ 球场枪垛可以豪；东何有？女子小儿可以嬉且邀；南可棋饮，西可池泳，舟 可漕。楼台亭榭中央高，林阴水色上下交。鱼游兮徙徙，鸟鸣兮调调，我父 我兄与我子弟于此之逸，于此其犹思而劳，南通胜者超乎超！ 1914年 12月，张謇又开工筑台，修建气象台，历经两年多，气象台于 1917年元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测报的内容有天气、潮汐、农情、天象、地 震等项，直接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服务。气象台的建立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科 技人员，初创人刘渭清后来成为中央航行学校气象台研究员。 1919年，由张謇发起的段家坝附近的浦子港口建立公共场所，并以行书 亲题门额： “公共体育场”5个大字。1920年前后，中国、日本、菲律宾等 国，联合举办远东运动会，轮流在有关国家召开，每隔两年举行一次。张謇 这位状元公出身的长者，竟被推为运动会会长，对远东各国体育运动的发展，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謇为家乡还做了众多善事，有无数次的义举，他倡导修筑了南通至狼 山的公路，在城北购地160亩建立了义茔等等。 张謇搞这些地方公益，无不劳碌精神，倾其所力。而且办一事成一事， 立见成效，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比空喊的口号更为实际。因此他的信念坚 定，晚年常常捋着稀疏的胡须感到自慰。 黄河与淮河本来各自出海，黄河的出海口在山东的渤海湾，淮河的出海 口在江苏海州附近的云梯关。宋朝时，黄河下游渐有南移的倾向。元朝末年， 发生过黄河夺淮的奇灾，连泗州城都被全部淹没而成了洪泽湖。清咸丰六年 （1856年），黄河从铜瓦厢决口，黄河之水，改道北迁，退出淮河，又回到 山东出海。原来的淮河，仍单独出海。因历史上有过 “合二而一”的现象， 因此有人称淮河为旧黄河，又称原来的入河口为黄河口。黄河之水虽是退出 淮河另寻出路，但留给淮河的后患却极为严重。首先是夺淮之后，清流变为 浊流。退出之后，沉积下大量的泥沙。再则是合流之时，水力很大，出海比 较容易，黄河水退出后，淮河的流量和流速大大降低，不能推动海口淤泥， 海口遂因此被堵塞，出水困难，经常造成内涝。 张謇在担任江苏咨议局长期间，曾由他提议，将治理淮河作为正式提案， 先在咨议局通过，接着又报请两江总督，要他会同安徽巡抚，迅速筹款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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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毫无头脑的庸夫两江总督张人骏接到咨议局的议案以后，竟在官 厅中对人说： “治水是大禹的事，难道他张謇会有大禹那种本领？” 求助他人没有希望，张謇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经过一番工作，他 终于说通大生公司的股东，拿出大生纱厂的盈余，先在南通师范附设了测绘 科，后又借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设立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先从培养治水 人才入手。 民国二年，熊希龄奉袁世凯之命组织内阁，张謇在兼任全国水利总裁基 础上，出任农工商部长。在这期间，他与美国红十字会订立了借款导淮的合 同草案。对这笔可观的借款，张謇欲对淮河本身的河床，常年疏浚，并拓宽 加深，扩大流量；将旧黄河入海口淤积的泥沙加以清除，使淮水仍从这里入 海；三是在古运河之东，开一条新运河，这条河与运河平行，可以将淮河、 泗水、沂水分流，使其七分入江，三分入海。如这个计划实现，淮河流域的 水患，便可得到较好解决。张謇为此筹划好久，但借款迟迟难以到手，加之 第一次大战爆发，款项更不能兑现，张謇只好感慨，无计可施。 1921年8月中旬，连续5天大风大雨，长江淮河同时涨水，运河堤日夜 告警，张謇与江苏省长韩国钧日夜勘察堤岸。早在7月下旬，车逻坝、新坝、 南关坝等三坝已经开凿，每秒流量达4000余立方尺，下游7县成为一片泽国。 此时，天降大雨，高邮、宝应两城的人，要求将昭关坝再打开泄水。但此坝 一开，重新筑坝很不容易，上游水势收留不住，搞不好会造成来年水枯。而 下游本来已经排泄不及，再来新水，受灾势必更为严重。因此下游地区四五 千人守在坝上护卫，决心以死抗争。 开与不开，一时争持不下，张謇与韩国钧等去视察，向他们晓以大义， 告诉他们要从8县的全局通盘考虑，通过调查后再作决定。 他们一行抵达高邮，沿途要求泄坝者将他们团团围住，威胁漫骂，以至 差点动手。张謇等仍不轻易下结论，继续向兴化、东台、海安一带查看。见 下游各地，除阜宁较好外，其他各处平均水深六七尺，乃决计打开东台泄水 要道王家港，而坚持不开昭关坝。 至9月10日前后，水势终于降下去了。第二年，适逢大旱，别处只能种 高粱、玉米、黄豆等旱作物。高邮、邵伯与淮扬一带，因宿水未枯，照样栽 种水稻，而且长势良好。到了秋天，黄金遍地，产量较往年翻倍。乡民大庆 丰收，欢呼张啬公坚持不开昭关带来的好年景。淮扬两府及各县商会，准备 集资给张謇制做 “万民伞”，此事传入南通，张謇闻讯赶紧禁止，但他关心 民间疾苦的事迹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张謇是清朝末年唯一研究水利的学者，特别是为导淮奔走20年，尽管由 于历史的原因，他的许多愿望没有实现，但他为国为民的精神将永载史册。 在对外交往方面，张謇爱国、自重，以平等的态度与各国交往。民国初 年，由张謇积极倡导，为南通地区在明朝嘉靖年间抗击倭寇、保家卫国的民 族英雄曹顶塑了一尊跨马提刀、威风凛凛、气度非凡的铜像。一次，有几个 日本人游至曹顶祠前，看到这尊塑像，心中感到不快，特意向张謇提出，以 一笔巨款买回去。当时张謇兴办实业，经济上确实有点拮据，但对此等关系 国家尊严的大事却毫不苟且。他面带笑容婉言回答说： “各个民族有各自倡 导的精神，各个国家有各自的尊严和骄傲，我们尊重日本兄弟的崇尚和习惯， 亦望朋友以同等态度以对我。”日本客人听罢面面相觑，一个个噤若寒蝉， 不再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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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外先进的工商业，张謇虚心学习。1903年，他东游日本。出国之前， 他就抱定一个宗旨，虚心向人家学习。在日70余天，他不辞辛劳，连下雨天 都不肯休息，走访教育机关35处，农工商机关30处，连市井中的妇女的谈 话，路旁边小儿的游戏也留心视听。特别是拜访和接触了一批专门人才，为 通州师范、大生纱厂和垦牧公司及其他企事业，聘定了不少教师与技师，为 自己的事业“加足了力气，向前猛进”。 宣统初年，张謇又以很大精力组织南洋劝业会，促进了中外物资交流。 会议期间，他热情接待了一些外来商业团体，会后又为组织中国商业团体的 出访再南北奔波。直至晚年，在他担任水利总裁期间，还想出席在美国旧金 山召开的万国水利会议，意欲 “取夷长技”为我所用。 对于聘请到南通工作的外国人，张謇从来都给以极高的待遇。南通师范 学校和第一高级小学校，曾先后聘请多位日本教师担任数理、外文、体育、 音乐方面的教务。张謇都给予他们相当于本国教师两倍的月薪。朝鲜翰林院 进士金沧江为避难前来投靠张謇，张謇也同样敬为上宾，为他创造了良好的 工作环境，并常常与他煮酒论诗，切磋学术。金沧江得遇知己， “不知何处 是他乡”，专心在南通从事著述，直至辞世。 历经人生旅途的艰难跋涉，年近古稀的张謇仍然体格矫健，精力充沛。 厂务需要料理，海堤需要勘察，林苑需要整修，有时他还要挥笔书写，这一 切，都没有压垮他，相反，他的精神更加充实。特别令他欣慰的是，他毕生 为之辛勤培植的实业之花结出了硕果。 通州城南，长江北岸，峙立着狼、马、剑、军、黄五座山头，把一望无 际的江海平原点缀的格外妖娆。 张謇精心规划，营造了东奥山庄、我为楼、林溪精舍、赵绘沈锈之楼等 建筑，山水楼台，相映成趣。闲暇之时，他常邀约门生故旧，携酒于山亭之 上，一边观赏壮阔江景，一边啜饮着家酿的米酒，回顾着生平历历往事，心 头生出无限感慨。 民国十五年 （1926年）夏天，天气燥热异常，70余岁高龄的张謇身体消 耗极大，家人劝他到狼山西边的梅垞避暑，可他仍然记挂着许多事情。6月 23日，张謇冒着暑气江风，仔细察看了10多里江堤，分析了坍江的规律， 找出了险段，忙着筹集挡浪保坍的石料。一连8日，张謇都没有得到应有的 休息，暑气再次发作。29日下午，心中散乱，再也支撑不起。经中医和德国 医生共同会诊，确定心脏衰弱，经数日调理，略有转机，通宵灯火长明，在 众人的看护中，为实业救国耗尽心力的老人心跳愈来愈弱。延至第二天清晨， 曙光重新照临大地的时候，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伟人与世长辞了。 在众多的祭幛、挽联中，有一副悼联很能概括他的一生： 退老一隅，无武力，无事权，而负天下重望者此； 功成百世，有文章，有树立，试数近代抗手何人？ 张謇与世长辞了，但他留下的事业不朽。看苏北沿海，当年“撑蒿似柏” 的景象不见了， “范公堤外张公垦，饱腹心心十万家”以工业而论，张先生 晚年虽遭很大挫折，但他为南通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不愧伟大的先行 者，他对振兴中国民族工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