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一二九运动》
作者:马本斋【完结】
1935年末，在祖国濒临危亡之际，北平的爱国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 “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 运动。这场运动和运动中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简称民先队），对推 动抗战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战，起过巨大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空前的光辉发展。这场运动经历了这 样三个阶段：从1935年 “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要求“停止 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示威，中经成立骨干组织民先队，到“三·三一” 反压迫的抬棺大游行，这是发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刘少奇同 志的领导下贯彻党的正确政策，到抗战爆发，是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军政和 社会各界共同抗日的第二阶段；从北平沦陷后平津学联和民先队组织学生参 加敌后抗战和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到1938年国民党政府镇压群众运 动，运动改变发展策略，这是第三阶段。把 “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忠实地 记录下来，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人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5年秋，对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 “是生存还是死亡的”时节。 四年前的1931年，当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一 纸不抵抗手令，不但使东北三千里江山沦陷敌手，而且使正值初生牛犊的张 学良少帅，至今还背有有负国家的愧疚。1932年 1月28日，日本海军踵陆 军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了 “一·二八事变”。当十九路军孤军浴血奋战时， 国民政府却发表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错误主张。以当时的局面而言， 一面抵抗的这一“面”，实际是大而无当的外交辞令，而一面交涉的这一“面”， 却做得很好：5月，国民政府即同日本签定了 《淞沪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的签署，无疑使在关外虎视眈眈、准备越过长城的日本陆军更 加有恃无恐。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后，即向张 北的长城各口进攻。守卫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的爱国热 情，却被蒋介石的 “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命令所扼杀。5月下旬，日军越过 长城，北平、天津陷入日军包围之中。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依然妥协。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 日本关东军代表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7月6日，国民党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 达成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给日本控制华北和平、津打开了方便之门。1935 年11月，国民党冀东专员殷汝耕公开投敌，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日本也加快了搞“华北特殊化”的步骤，北平已处在沦亡的边缘。 国土沦丧的局面，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心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 共产党即号召全国人民肩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在挥师北上抗日的同 时，并表达了与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民族大义。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 际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 《为抗日救国 告全体同胞书》，也即著名的 “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 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 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动和主张，在寻求抗日救亡之路的广大人民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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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地处国防前线北平、具有政治敏感的各大中学校的学生 们，从红军的北上抗日和 “八一宣言”中，不但进一步认识到了民族危机的 严重性，而且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 1935年夏秋，华北地区发生了黄河大水灾。9月，北平学生成立了 “北 平大中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清华牛荫冠、师大杜润生等同学携带捐 款和抗日宣传品到灾区慰问。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各校抗日爱 国活动的发展，把国民党搞垮了的学生组织，逐渐地恢复或建立起来了。 11月1日，燕京、清华、女一中等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发出了 《为 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表达了广大学生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 《宣言》中 说： “‘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 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藉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 无所不至。昔可以 ‘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 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 《宣言》呼吁国民党政府，“诚以国势如此，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负责，奋 起救存。” 在这期间，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有彭涛、谷景生、周小舟）， 在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长青的直接领导下，不失时机把水灾赈济会组织转 变为北平学生联合会 （党团成员是彭涛、周小舟、谷景生），负责人有郭明 秋、姚依林、董毓华、黄华、孙敬文、邹鲁风、高惠如等，统一领导北平的 学生爱国运动，不久，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动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 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 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35年 11月下旬，北平学联党团的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和学联的郭 明秋、姚依林、董毓华、黄敬等，多次举行秘密会议。他们在认真分析了形 势和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后，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 11月26日，国民党行政院任命何应钦为驻北平办事处长官，他们决定借此 机会，向何应钦请愿，表达华北学生的抗日救国决心。 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会议，通过了《通电表示否 认任何假借民意之 “自治运动”》和《联络评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 两项议案。各校代表根据议案，发动骨干分子，通过学生自治会，投入了紧 张的动员准备工作。 清华大学当时党支部有党员蒋南翔、牛荫冠、吴承明和何凤元等，蒋南 翔是书记，这是清华的领导核心。11月27日，清华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 论学联请愿游行的提案。由于右派学生捣乱，提案未能通过。在冀察政务委 员会即将成立、华北就要沦亡的威胁下，12月8日，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主持大会的左派代表人物黄诚、陆璀，中派代表陈元，右派代表司徵，会前 有了协商，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全体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的决议。清华原来 就有合法的学生会，在此基础上又专门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并立即发表了救 国宣言，说出了北平学生的心里话： “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 桌了。”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又发通电，请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 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人民投身抗战。这时，学联得知 “冀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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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将在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后，便决定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的救国 请愿活动。 12月7日，学联在女一中又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到会的有二十几所学 校的代表，会上对请愿游行的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做了具体的安排。 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队进城；两支队伍在西 直门汇合后，沿途再发动那些尚未行动起来的学校。 布置妥当后，代表们虽然热情高涨，但对游所请愿能否成功还是有点担 心。当有人提出 “不到八百人是否可以取消游行”时，彭涛回答说：形势到 了，就像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来。他提出，为了保证 行动的成功，要由那些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首先上街，造成声势，然后就可 以到进步力量较弱而又被学校当局严密控制的学校进行动员，喊他们出来参 加游行。会后，各校代表把9日的行动计划带回学校，分头动员。 燕京大学代表黄华返校后，立即与学生自治会的同学摊开地图，研究各 校向新华门进发的路线，并组织了交通队和纠察队。为了不走漏风声，在 8 日晚9时才敲钟召集全体学生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学联的决定。 清华也在8日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组成了队伍。东北大学、师范大 学、中国学院……也都以同样的心情，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在学联所在地的女一中，8日晚，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 文等人又碰头，检查准备情况，并作了分工；黄敬随队伍指挥，姚依林、郭 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指挥和联络；游行队伍在11时到新华门请愿，此后游 行到天安门汇合。 爱国学生的革命热情，像久被压抑的火山，在古老的北平城迸发了！ 三、抗日救亡的风暴 1935年 12月9日，虽然警察当局事先得知了学生游行请愿的消息，清 晨就下了全城戒严令，并派警察堵住了城内外许多学校的大门，在一些街道 路口布置了岗哨，但是，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领导下，游行请愿的学 生们还是按预定计划积极行动起来了。 清华在城外30里，为了能及时赶到集合地点，同学们在早晨5点多钟就 起了床，沿着平绥铁路，向西直门进发。8点钟左右，清华的队伍和燕京大 学的队伍汇合，在半路上还有城外的弘达中学、成达中学等100多名同学参 加。但是，到了西直门却进不了城。 原来，在队伍到高梁桥时，北平当局根据西郊警察署长林雁宾的报告， 已将西直门关闭。西直门城楼上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宪兵、警察和二十九军 的士兵。为了能与城内的请愿队伍及时汇合，学生们派出代表与军警进行交 涉，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领队决定留下两个分队在西直门向居民进行抗日宣传， 其余的队伍奔向阜成门，可是，阜成门也关闭了，又转到西便门，还是如此， 就又返回西直门。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城区周围的居民和守城军警展开宣传， 北平大学农学院的二三十位同学赶来声援，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最后，按 照指挥部的决定，由清华女生陆璀站在高凳上向全体同学讲话： “我们今天 请愿不成，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一定要用更大的行动来回答他们！” 就在清华、燕大的队伍找机会进城的时候，城内的学生已经按原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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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女一中 的学生。上午10点多，一二千学生已汇集到新华门前。同学们临时推出中大 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东大学生宋黎和师大学生陈泽云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 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到了中午，何的秘书才出来说， 何眼下不在北平，学生的要求可代为转达，并说华北成立政治组织是国家的 政策，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等。同学们呼喊 “打倒卖国贼”的口号 表示抗议，这位秘书只好缩回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各校代表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总指挥为东大的宋 黎，路线定为先去西直门，接清华队伍入城，然后到天安门举行大会。示威 队伍由中大学生带头，冲过了西单牌楼军警的第一道封锁线和西四牌楼的第 二道封锁线，向前进发。这时，交通员探知，西直门附近已布满了军警，并 架起了机关枪，要以武力打散学生。于是，代表们决定改道东行，奔向沙滩、 王府井。途中，辅仁大学刘达等100多名同学加入了队伍，到了红楼，又有 敲钟临时会集起来的200多名北大学生参加。队伍越来越扩大，到王府井大 街时，已超过3000人。 当队伍抵达王府井时，一场惨烈的搏斗开始了。军警用水龙头、大刀、 木棍等喷射和砍打学生。东大的林泽被打断了鼻梁骨，女二中的毛真左臂被 砍伤。经过长达二三十分钟的流血搏斗，赤手空拳的学生队伍还是被冲散了。 指挥部当即通知学生到北大三院集合。在这里，宋黎传达了学联的意见：从 10日起，全市实行总罢课，再准备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之后，队伍高喊 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各自返校。 12月10日，北平的学生举行罢课，在罢课中，学生们首先建立和健全 了自己的组织，并展开了救亡活动。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救亡工作很活跃。 清华学生会经常和燕大的学生会（主席张兆麟）组织多种形式的专题讨论会。 讨论的题目有： “华北如有变动青年应该怎么办？”、 “日本侵略华北的方 式”、 “《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之真相”等。 学生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吓坏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北平当局。宋认为学 生游行罢课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即是反对他的，因此竭力压制，将警车队和 保安队开进了城内外的各重要学校，随时准备逮捕爱国学生。冀察当局还将 各大学校长召集在一起，商讨制止学生运动的办法，并在13日发表了《告学 生书》。此后，各学校当局举行师生谈话会，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但结果却 不如他们所想。当时，清华的校长梅贻琦在全体学生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说： “你们一去游行，清华就保不住了。你们应当爱学校。”当时就有一位学生 站起来反驳说： “校长，我们爱学校，可是更爱国家。”同学们为这位学生 热烈鼓掌，搞得校长很狼狈。 在此期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声援。在有利 的形势下，北平市学联在中共市临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和制定了举 行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方案和战斗部署。在12月14日北平报纸刊登出国民 政府要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 发动一次大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由宋黎和邹鲁风公开负责指挥，另派代表到 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扩大影响，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响应。这次示威队伍 共分四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东大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大率领，第三大队由北 大率领，城外各校组成第四大队，由清华率领，参加学生共约1万人。 为了给游行作准备，清华成立了临时纠察队、交通队，赶作各种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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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学联鉴于清华和燕京上次游行在城外受阻的情况，决定 每个学校抽出30人组成先遣队提前进城。先遣队员临行前，与同学们饮酒告 别，以表达为了民族的解放甘愿牺牲的决心。 城外的清华和燕大等校学生在8点汇集到西直门，但城门紧闭，戒备森 严。队伍转而到阜成门，又到西便门的铁路门，途中，平大农学院、孔德中 学的学生加入队伍。面对这个铁路门，同学们怒火中烧，大家臂膀挽着臂膀， 在 “一、二、三”的喊声中，用集体队伍的力量，猛力撞开了紧闭的铁门。 铁门一撞开，刹时鸦雀无声，接着就爆发春雷般的欢呼声。他们终于进城了。 队伍到了和平门，冲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并接应了被包围在这里的师大同学， 然后一起在珠市口与大队伍汇合。 关于城内的情况，以北京大学为首的第三大队冲破军警对学校的包围 圈，和附近的学校汇合成1000多人的队伍，到南长街时，遭到了军警的水龙 头的喷射。一部分同学绕到军警背后将水龙割断，李俊明、朱穆之、杨雨民 等，冲上去夺过水龙，反向军警喷射。这样，大队人马冲了过去，在新华门 又冲破了第二道防线。虽有同学受伤，队伍还是向天桥开进。以东北大学为 首的第一大队和清华、燕大的先遣队伍200多人一起，从北河沿出发，沿途 联络了一些院校的同学，到石驸马大街师大文学院前接应师大同学突破军警 阻拦时，军警用马鞭、大刀向同学们乱抽乱砍，队伍经过多次顽强抵抗，才 赶往大会会场。以中国大学为首的第二大队的同学们采取“化整为零”、“化 零为整”的方式，赶往天桥。 11时左右，学生和市民召开了市民大会，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 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成 立 “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决议。 当清华和燕大的队伍与大队伍汇合后，这时队伍人数已有2万多人，浩 浩荡荡向前门开进。到了前门，军警阻拦，无法进城，便在前门外广场召开 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由师大的阎世臣担任主席，通过决议，向北平国民党 当局提出抗议，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要求对日宣战和保证不再逮捕屠杀学 生。但是，会后，同学们又遭到军警的阻拦和毒打，只好分散回校。这天共 有二三十人被捕，400多人受伤。 “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虽然遭受了残酷的打击，但 北平学生冲破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响亮地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掀起了全国救亡运动的怒潮，配合了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的伟大运动。“一二·九”运动是划时代的伟大革命事件。从此， 中国革命的形势，经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除农村中工农武装 革命而外），重新进入新的革命时期。 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 北平学生发动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立即得到全国各 地和海外侨胞的广泛响应，并进而引发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洪流。 与北平距离很近的天津，在得到消息后，法商学院的学生党员朱纪章、 郝金贵等，立即去和他们平日一起做抗日宣传工作的杨秀峰、温公健商量， 组织法商的进步学生到南开、北洋去串联，决定由法商牵头，18日举行游行 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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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9时，各校爱国学生行动起来了。他们组成了两支大军，一支 由海河南边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等校组成；一支是海河北边的 法商学院、北洋公学院、天津师范学院、扶轮中学、河北工业学院、震中中 学等校组成。他们先到市政府请愿，遭到拒绝后，立即举行游行示威。游行 队伍冲破军警阻拦，沿途高呼抗日口号，散发传单，并向市民做宣传演讲。 下午1时左右，队伍齐集在南开中学操场，举行全市学生大会，讨论通过了 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派代表慰问北平学生、要求集会结社言论自由、要求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提案，并决定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宣布从19日起 全市各校总罢课。会后继续示威游行。下午5时左右，示威才告结束。 “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各校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迅猛发展，遭到了天津当局的镇压。24日，大批武装保安队包围了法商学院， 同学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扩大抗日救国力量，他们决定与北平学联联 合起来进行斗争。朱纪章等人与北平学联取得了联系。双方经过多次商讨和 酝酿，成立了 “平津学生联合会”。“平津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平 津及华北地区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具有悠久革命斗争历史的上海是在17日得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 息的。在北平学联举行 “一二·一六”运动的同时，即派陈翰伯、韦毓梅、 陈元等三人到上海通报情况。三人打电话找到了《大众生活》的主编邹韬奋。 邹随后又介绍他们与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等人见面，还领他们到各校去 报告，发动群众。 12月17日，上海51所中学的代表 100多人集会，成立了上海中学联。 会上，韦毓梅介绍了 “一二·九”运动的情况；18日，80多所中学的学生发 表联合宣言，反对华北自治。这时，已于12月12日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 会和筹备中的妇女救国会、职业救国会联合行动，促使被国民党政府压制的 上海大学生冲破阻拦，声援北平。 上海离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很近，国民党对上海的大学生实行严密控 制，封锁北平的消息，对学生运动采取： “消弭”、“戒备”等手段。即使 如此，17日，复旦的几百人仍向上海市政府发动了请愿行动。上海当局见学 生运动已经无法 “消弭”，便让安插在学生中的“御用”者，采取“转变方 策”的手段，主动提出在19日当晚就去游行，妄图使运动按照他们的设想草 草收场。面对着这一情况，进步学生商量，如果自己不参加，就会脱离群众， 还是应该参加进去做斗争，于是也都去了。虽然 “御用”学生事先通知禁止 喊口号，禁止唱歌，但群众的爱国热情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到下午7时， 上海各大学、中学的学生汇合在一起。队伍路过汪精卫、曾仲鸣住宅时，学 生们愤怒地喊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第二天凌晨3时，队伍到复旦汇合，复 旦的党员和社联盟员和群众一起加入队伍，由这里出发去市政府请愿。上海 当局下令熄灭路灯，并抓去了交大学生李振声等人。游行队伍摸黑在6时才 到市政府。在学生们的呼喊声中，市长吴铁城只好与学生对话。同学们把写 有 “要求制止华北当局压迫学生爱国行动”、“维持领土主权之完整，出兵 收复失地”的意见书交到他的手里，并逼迫他答应释放被捕的学生。之后， 上海的各中学也发动了游行示威。 在这大好的形势下，上海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同盟和中央文委决定，在 上海各界救国会筹备初步就绪的基础上，于12月24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 有文化、教育、职业、妇女等各界人士和广大学生、工人群众参加的游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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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由文总党团负责人王翰担任总指挥。 24日天刚亮，各学校的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即在南京路组成了4人一列 的游行队伍，开始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与英国巡捕进行了搏斗后，沿浙 江北路向东方图书馆进发，在东方图书馆广场上，举行了上海市民大会。这 次游行以后，建立了经常性的上海各界救国指挥部。 在这次游行的前一天，复旦大学的学生在校体育馆召开了全体学生大 会，决定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讨逆”。当同学们到了车站，登上列车后， 即被军警层层包围。当天夜里，请愿学生发表了 《告同胞书》，向广大群众 表明时局的严峻：“国家处此危迫之秋，和平早已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舍抵抗不足以救亡，唯斗争方可言立国。”并表示， “此次行动，纯为爱国 情绪所驱，将以严肃之精神，整齐之步伐，抱最大牺牲之决心，努力到底， 冀达救亡图存之心愿。” 24日早晨，上海各界及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听到消息后赶来慰问，何香 凝也来到车站。她质问前来 “劝说”学生的教育局长潘公展说：“学生们要 抗日，是爱国的！要说坏人，坏人说是你！”这时，很多前来慰问的学生也 加入了请愿队伍，人数已有3000多。 火车停开震动了上海市。下午，吴铁城迫于压力，答应开车送学生们去 南京，暗中却在青阳港预先埋伏下大批军警，企图拦截。学生们发现了这个 阴谋后，再三动员司机闯了过去。车到昆山，特务又用“枪毙”吓跑了司机。 复旦和交大的三个同学便自己开着火车，慢慢行进。不料，特务们又采取了 拆毁路轨等破坏手段，学生便自己修路。这样走走停停，直至27日车才到了 无锡。特务又把前面的路轨拆毁了。学生派代表进行交涉，却被抓了起来， 并且派来了一辆火车头，要把列车拖回上海。学生们纷纷下车与他们交涉， 有的以卧轨表示决心。最后，火车被拖回了无锡。江苏教育学院的教育长俞 庆棠到列车上来慰问；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人也赶来慰问。学生们见前进无望， 便在无锡城示威游行。后来，潘公展又从上海赶来 “劝说”学生回上海，甚 至给学生们跪下。学生就把他扣住。潘没有办法，便提出双方交换“人质”， 让他出去，让被扣押的学生代表回来。最后，国民党的军警宪兵将学生押送 上火车。无锡的爱国学生冲破军警阻拦，到车站为上海学生送行。车上车下 高喊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上海学生走后，无锡各校学生即在公 园举行了全体学生大会，宣布成立无锡学生救国联合会，统一领导无锡学生 的救亡运动。 25日，蒋介石通令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戒严，禁止游行罢课，否则以 犯法论处。学生们回到上海后，发表了答吴铁城的 《告学生书》宣言，坚决 表示： “倘政府不采取确实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保障中国领土完整的步骤， 我们绝对不放弃我们的罢课、游行等武器。” 上海学生的爱国行动震惊了全国，争取到了社会上较广泛的同情和支 持，对冲破上海长期被压抑禁锢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并造成了广泛的爱 国群众运动。此后，上海救亡运动蓬勃高涨。随着全国学联、全国各界救国 联合会在上海的成立，形成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巨大力量。 在天津、上海爆发声援北平 “一二·九”运动的同时，南京、武汉、广 州等城市的学生及海外侨胞，都饱含满腔的热情，以各种方式进行声援，在 全国形成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巨大革命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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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平津南下宣传团”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之后，各大中学学生一致罢课， 而各学校当局则在国民政府的指令下，纷纷提前放假，企图分散学生的力量。 学生运动往何处去，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袭击派出所、夺取武器与敌人斗；有的 主张下乡发动群众；还有的主张再像 “九·一八”那样，到南京请愿去。 当时，中共北平工委决定利用这一段时间，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团， 沿平汉铁路南下，到农村去扩大抗日宣传。这样，既可把新涌现的积极分子 团结在一起，又可把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农民中间去。 但是，党的这一正确决定当时却不为大多数同学所理解。 那时的情况是，国民政府为了分化、瓦解学生运动，以学生到处请愿为 由头，让学生选出代表赴南京。一些学生看不出这是蒋介石企图收买学生， 反而认为 “九·一八”那次大批学生云集南京，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次还可 利用赴京的机会，扩大政治影响。 在各大学都奉命选派 “赴京聆训”代表的情况下，北平学联决定召开由 各学校代表组成的会议，商讨究竟是南下宣传还是赴京请愿的问题。 在会议过程中，赴南京请愿的意见仍然占多数，大会执行主席郭明秋决 定休会。经过充分的酝酿，学联党团成员彭涛、黄敬、孙敬文等作了很多解 释工作，复会后北大代表刘江凌又作了长篇有说服力的发言，终于通过了组 织南下宣传团的决议。同学们按照这一决定，积极进行准备。一方面宣讲南 下宣传的意义，另一方面准备宣传品，学唱救亡歌曲，购买下乡用的蓝布工 裤和球鞋。 宣传团按军事化的方式行动，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 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 （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彭涛任党团 书记。总指挥部及所属团队，各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 调查等专职人员。 宣传团分四个团，一团由北大等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由北大当团长； 二团由东大、师大、中大、法商学院等西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长由法商 学院担任；三团由清华、燕大、辅仁大学等西郊和北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 团部领导是黄华、吴承明等；四团是由天津的大中学校组成。各校参加南下 宣传的，大多数是 “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共计500人左右。 1936年1月3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南下宣传团的团员们，只穿一 身棉衣裤，带一床薄军毯出发了。临行前，有的大队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 式；有的进步教授还特意来送别。清华的张申府教授的夫人刘清扬，清晨赶 到清华体育馆前，与即将出发的女学生握手话别。 宣传团南下后，沿途在大的居民点和集镇进行宣传、访问，召开群众大 会和帮助乡村学校组织救亡团体，在广大群众中播撒抗日的种子。当时用的 主要方式是唱歌和演节目。唱的歌有《时事打牙牌》小调和苏联的《工人歌》 等。 《时事打牙牌》是从东北义勇军传来的。歌词是“中华民国二十年，九 月十八那一天，关东起狼烟，哎咳哎咳吆，关东起狼烟”。 《工人歌》的歌 词是： “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熏黑我们的脸，火酒 烧焦了我们的心窝。” 南下宣传的四个团在7日、8日分别到达固安集中，但县长不让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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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宣传团就在城外开展宣传工作。9日，全体团员在一个大车店的院子里 开会，讨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宣传的口号中，到底是喊 “打倒一切 帝国主义”呢，还是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中国历来遭受帝国主义 的侵略，当时有些人是认识不清的，争论非常热烈。最后，由北平学联的董 毓华根据党的 “八一宣言”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阐明了为什 么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口号是正确的道理，统一了思想。 南下宣传团的活动，对同学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的宣传团骨干分子、 后来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的李昌，在 60年后谈到这次行动的感受时 说： “南下宣传中和农民群众的亲身接触，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劳动人民的痛 苦，也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强烈的抗日和革命的要求。这样，我们就从原 来的只是激于爱国热情、单纯要求抗日的立场，提高到初步具有为工农大众 谋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 国共产党的身上。如果说，昨天在游行中因为冲破10年白色恐怖，喊出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而感奋得热泪盈眶，那么，今天在华北原野上毫不顾虑 地高唱 《时事打牙牌》和《工人歌》，我们是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战士 而自命和自豪了。”黄秋耘同志在 《风雨年华》一文中写道：“十多天南下 扩大宣传，……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倒是非常深刻的。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宣 传品和书籍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主要还是通过现实生活的教训，……现实 生活毕竟是最有说服力的，最能打动人心的”；“当时我下决心要参加革命。” 从这些老同志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大批宣传团员，都走过这样一 个成长的道路：爱国学生——宣传团员——民先队员——共产主义战士。 南下宣传团的抗日救国活动，震动了北平当局，在他们指令一些学校派 人去劝说学生回校，并下令沿途各县镇压、破坏无效后，便派出大批军警、 特务，对宣传团围追堵截，武装强迫他们返平。 15日，第二团在新城县的辛立庄，遭到特务和保安队的堵截，除一部分 团员突围出去寻找第一团外，其余的人都被特务绑架到卡车上，押送回到北 平。 当二团被包围时，指挥部的董毓华、宋黎连夜回北平汇报情况。中共北 平市委考虑，再坚持下去有困难，决定宣传团不再往南走，并派人通知宣传 团，一、二团指挥部遂决定，到保定后立即回北平，停止南下。 第三团在14日到达高碑店后，就被军警围困在一所小学校里。当时，团 员们明白再向南走是不可能了。领导小组的几个成员用英语讨论回去以后怎 么办，并向团员们传达了讨论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回去以后要成立一个 永久性的战斗团体。 晚上8点，团员们自动排好队伍，4个人一排，大家相互挽着手，向火 车站走去。到了车站，才知道当晚已没有北去的火车了。住进了小客店后， 军警特务怕队伍继续南下，将几间小客店包围了，先将冷水泼进屋里，后又 把窗户点燃了。团员们拿起桌子腿和板凳做武器，拼死抵抗。第二天一早， 才在军警的押送下，上了火车。 16日，回到北平的第三团在燕京大学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 先锋团”，基本成员是参加过高碑店斗争的宣传团员。 21日，到达保定的一、二团，在得知三团被押送回平并成立团体的消息 后，也决定成立永久性的组织，定名为 “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二天，也被 押送回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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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一、二、三团在北平师大召开了团员代表大会，决定两个组 织统一，定名为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制定了工作纲要和有关组织问题 的文件，并且发表了成立宣言。民先总队部第一任负责人是敖白枫（高锦明）、 刘道生、王仁忱等。 民先队的成立，标志着 “一二·九”运动有了坚强的先进青年的骨干组 织，运动也将巩固地发展下去。 六、反对搜捕斗争和 “三·三一”抬棺大游行 面对蓬勃发展的全国各界救亡运动，国民政府在1936年2月颁布了“维 持治安紧急治罪法”。规定解散救亡团体，可以逮捕甚至枪杀爱国分子。接 着便在全国开始了镇压行动，企图把刚兴起的革命热潮迅速打下去。 从2月25日起到29日，北平当局连续搜查了中大、北大三院和清华等 许多学校，共逮捕同学100多人。同学们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党团的领导 下，开展群众性的反逮捕斗争，其中以清华最为出色。 军警是在29日的黎明开进清华园的。大概有400多人，将学生宿舍包围 了，然后按黑名单抓人。当时清华民先队长李昌回忆说： “我们一些民先队 员带头，和同学们一道冲破了包围圈。这时，我们听到消息说，军警已在二 院宿舍开始抓人了。我和民先队员立刻向校门口警卫室跑去，把绑着的蒋南 翔和纠察大队长方左英抢救出来，从城内坐校车刚回学校的姚依林也被拘留 在那里，也放开了。愤怒之下，我们还把军警的汽车给烧毁了。军警撤走后， 清华的主要干部都分散隐蔽，以防他们再来搜捕。” 果然，当天晚上，北平当局又出动了包括二十九军在内的约 5000名军 警，对清华进行搜捕。由于学生救国会和民先队员早有准备，把大多数同学 集中和隐蔽在体育馆的后厅里，军警一直到天亮才冲进了体育馆。他们胡乱 地抓了二十几个人，主要干部一个也没抓着，便气势汹汹地撤退了。 在反逮捕斗争中，由于清华的进步学生紧紧地和全体师生站在一起，所 以不仅清华救国会事后发出快邮代电陈述真相，连校长梅贻琦也打电报给南 京政府替学生申诉： “本校方将举行学期考试，拒于晨6时军警500余人来 校检查，逮捕学生，多数学生群起抗议，全校惊慌不安。”要求政府采取缓 和处置，不要再来镇压。 在对北平爱国学生进行镇压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对上海、济南、武汉、 太原等一些城市的学生进行逮捕。 面对军警的镇压，爱国学生的心态如何呢？李昌同志回忆当时清华的情 况时说： “这两次的搜捕，加深了我们对军警的仇恨，也更激发了骨干分子 的斗志。但是，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反搜捕斗争后，一部分学生领导，迫于 家庭压力，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另外，大批学生领导骨干的离校，国民党的 御用教授趁机大肆鼓吹 ‘读书救国论’和安逸的学院生活等，对一部分同学， 甚至个别民先队员，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面临着困难的情况下，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 避免无谓的牺牲，在1936年的3月，指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干部分散转移： 蒋南翔到上海，郭明秋、姚依林、孙敬文赴天津、沧州。北平学联的党团工 作由陈瀚伯负责。 抗日救亡运动虽处于极端困难和白色恐怖之下，但是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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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是镇压所能吓倒的。为了冲散笼罩在北平的沉闷的氛围，向国民党政府 发出反抗的呐喊，一部分激进的同学发动 “三·三一”抬棺大游行。 当时，北平十七中学18岁的郭清同学，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消息传来， 大家怒火中烧。北平学联反映了一部分激进同学的情绪，决定在3月31日在 举行追悼郭清大会并准备游行示威。 事前，学联负责人征求了中共北平市委的意见。市委领导同志对于敌人 正在寻衅向爱国学生发动进攻的严重形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 足，便同意了这次行动。 这次大会是在北大三院召开的，参加的只是民先队和一些积极分子1000 多人。会场内点燃着蜡烛，四周摆放着各校送来的花圈和挽联；平津学联送 来写有 “郭清今日不死，为民族奋斗，虽死犹生”的白色横幅；一位东北籍 学生买来一口柏木棺材，放在礼堂中央，棺上挂有郭清的速写像。会场气氛 庄严肃穆。 北平公安局内六区得知后，立即派警察包围北大，锁住了校门，并企图 让校长蒋梦麟出面制止，但同学们拒绝了蒋梦麟的要求。大家推举清华、北 大、师大三校组成主席团。在北大救国会主席韩天石致词后宣读祭文，然后， 有天津学联、民先总队和北平妇女救国会的代表发言。大会决议要求释放被 捕学生和不再出现逮捕学生的现象，要求停止内战，实行对日抗战。这时， 北大开除韩天石、吴沛苍、巫省三、叶纪霖的布告，也贴到开追悼会现场的 礼堂门口。于是，大家更加愤怒，就从邻校孔德中学后墙，由姜文彬用粗树 干将小门撞开，大家迅速拆开一个缺口，从北池子向南抬着空棺游行。杨学 诚、柯家龙 （燕京学生）和李昌打头阵。到了北池子南口不远，就遭到军警 的突然袭击，抓去了53名学生，其中女生17人，还有一名记者。 “三·三一”游行受挫，损失是相当大的。在2月大逮捕中，敌人靠黑 名单都抓不到的学联和民先队的负责人，却在这次被抓了。如学联的黄华、 北大学生会负责人谢云晖、清华党支部负责人赵德尊等都在内。但是，血的 教训也使同学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革命只凭热情是不成的，必须有清醒 的头脑，必须从政治上、从当前的形势上周密地考虑问题。 七、刘少奇同志主持华北局工作， 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在民先队的组织和进步学生的力量受到损失、抗日救国运动暂时处于低 潮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政策，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 （后来又转到联蒋抗日）的策略口号，以及 在工作中肃清 “左”倾关门主义残余等方针、政策、方法和作风的指示，都 反复传达过，并且组织讨论。这对于端正爱国学生的统一战线思想和进一步 广泛开展救亡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北平市委首先对学生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加强了形势教育、 统一战线教育和做好群众工作的教育。学联及各校学生会、救国会把工作的 重点落在了 “广泛团结广大师生，加强师生合作”上。4月，平津学联改组 为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与之相适应，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 并在 25日就改名发表了第一次宣言。宣言指出：我们的目标一直是团结一 致、抗日救国，现在改名就更切合了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争取中华民族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