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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宗旨；改名之后，学生运动要有新的路线和新的姿态，要广泛团结学 生和教师，争取各界的指导与合作。 5月17日，诞生在华北国防前线的民先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代表 大会，与会的30多位代表认真学习和讨论了联合阵线的问题，确定了工作策 略和方针：把争取广大学生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心任务。此后，民 先队在市委和学联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同学，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方式， 如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办清寒食堂，扩大民众学校等，而最主要的是抓紧 了游击战术训练和政治学习。 最初的游击战术训练，是秘密进行的。有一次，党组织找到一位打游击 有经验的同志，由黄华借到燕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客厅，开了一天的训练班。4 月28日，就由清华、燕京两个大队开始在西山举行行军和游击战演习，方式 生动活泼，效果很好。这样，民先队总部也采纳了这一作法，成立了专管军 事训练的武装部，由杨雨民负责。秋后，中共北平市委又特地介绍了老红军 袁也烈和军事干部朱则民当军事教官。军事演习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钓鱼台和西山是经常演习的地方。最初几次，军警还出动干涉，但是我们的 队伍采取化整为零、分进合击的方式，军警根本控制不住；后来，他们也就 习以为常，不大管了。 游击战术训练，不仅对当时组织游行示威很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推动了 大批民先队员抗战后参加了敌后游击战争。 组织政治学习，也是学联和民先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斗争的开 展，遇到的问题日益增多和日益复杂，队员们对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各种问题 的讨论，兴趣也愈浓厚。为此，民先队总部推荐了一批书目供大家阅读。这 些书目有 《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从一个人 看一个世界》、 《中国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共 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萍 踪奇语》、 《母亲》、《铁流》、《毁灭》等。当然，那时阅读马克思列宁 主义经典著作和党内负责同志所写的文章是不合法的，只能内部传阅，不能 公开。学习的方法是，个人阅读、集体讨论。 为了帮助广大学生提高对当前政治形势和抗日救国运动的认识，北平学 联把不定期刊物 《学联情报》改版为《学联日报》，民先总队部也办有不定 期的机关报。各校学生也运用自己办的刊物进行宣传教育，如清华的 《清华 周刊》、燕大的 《燕大周刊》、师大的《师大学生》、北大的《北大旬刊》、 东北大学的 《东大周刊》、平大工学院的《救亡》等，成为宣传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指导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的重要阵地。 抗日救亡文艺活动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发展。当时救亡歌曲和街头剧的 教育作用很大，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荣千祥 （高棠）的国难大戏，崔巍、 张瑞芳演出的街头名剧 《放下你的鞭子》，东北大学演出的话剧《流亡曲》 等，不但深深教育和感动了广大观众，也使参加这些活动的同学的政治觉悟 得到了提高。 在北平抗日救亡运动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同时，全国其它城市的抗日救亡 运动也走出低谷。在上海，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和文化界救国运 动紧密结合，使运动向纵深处发展，并在5月底成立了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 在天津，党也把学生运动与全社会的救亡运动结合起来，使抗日运动向工厂、 农村发展。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复兴，为全国青年学生成立统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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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救亡组织提供了时机。 八、全国学联的成立 早在 “一二·九”运动兴起以后，全国各地学生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的 同时，平津学联就决定发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随后，北平学联派北大的 刘江陵和中大的董毓华前往上海筹建。在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王 翰、胡乔木的指导和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支持下，筹建工作很快展开。参加筹 建工作的除北平和上海外，还有天津、杭州两市的学联。 经过广泛的宣传和周密的组织，1936年5月29日，上海、北平、天津、 广州、杭州、武汉等全国各地的学联代表共28人，齐集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 全国协会的会议室，正式召开了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大会决定将全国学联定名为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并按照党提出的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指导思想，通过了纲领、章程和宣言，提出了全 国学联的各项抗日救国的主张，强调全国学联“将在全国学生热烈的拥护中，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到底！” 全国学联的成立，对大力宣传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促 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使全国青年学生的 抗日救国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而且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起到了推动 作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青年学生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学生界的关 注和支持。1936年2月8日，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在致中国同 学的信中说：“眼看着你们为中国独立而奋斗，为民族文化自由发展而斗争， 我们以 ‘世界学联’的名义，十二万分感谢你们这种伟大的努力。在学生运 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有毅力和勇气，没有一次运 动能比得上这次更统一，没有一次的领导联系得像这样好。我们看到你们在 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上，能如此自觉，我们也就十二万分的光荣。” 1936年2日29日到3月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青年保卫和平大 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要唤起全 世界学生要求国联对日制裁；同时也一致通过决定，反对压迫中国青年，尤 其是为自由和和平而斗争的学生。3月14日，由世界学联等团体发起的国际 学生会议在伦敦举行。在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宣言中，对中国学生 “为保卫中 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英勇斗争特别表示敬意”； 会议 “确认援助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是和平与民族独立斗争中 最主要最重大的一面。”为此，会议号召 “全世界同学援助中国同学，要求 中国政府给予中国同学言论、出版、集会绝对自由，释放被捕同学”等。世 界学联在给北平学联的一封信中说： “我们规定，自4月22日到29日为世 界和平运动周，号召全世界学生在这一周内举行总罢课，向各地日本使馆、 领事馆示威，向国联提抗议，向中国政府提出允许人民有救国自由等几点要 求。”信中通知北平学联，8月底将在日内瓦举行世界青年大会，希望中国 派代表出席。 4月24日，北平学联发表《为响应世界学联援助中国反日运动宣言》， 宣告 “中国民众诚恳地接受了你们同情的援助，中国民众和你们永久地联合 在一起，推进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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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学联对中国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全国学联成立后，一项重 要的工作就是加强中国学生运动与世界学生运动的联系。1936年8月31日 至9月6日，在日内瓦世界青年大会上，全国学联宣传部长陆璀等参加了会 议。陆璀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学生所做的报告中，在介绍了中国学生为民族解 放所做的努力之后强调说： “在今日的中国，关于青年的一切，都集中在一 个基本的问题——抗日救国上面。”呼吁世界学联对中国予以最大的支持。 9月20日，陆璀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向侨胞们 介绍了 “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和全国各地学生救国运动兴 起的情况，她希望“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友人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携起手来， 共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全国学联的成立，使中国的学生运动汇入世界学生反法西斯运动的洪 流，而世界学生的支持，又给予中国学生以极大的鼓舞。 与此同时，鉴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大影响，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 学生运动的领导。8月5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北方局，鉴于“北平学联的活 动，不仅在河北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意义，而且影响全国学生”，中央要求， “省委应当特别注意其领导，特别注意吸收学联中能干的、最先进、最积极、 最忠实的同志，参加省市两级工作。以便更正确地领导学联。”北方局根据 党中央的指示，在10月成立了 “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 负责领导各校学生党支部和学联党团，蒋南翔为书记，委员先是高承志、于 启明，其后为王德、张敬斋和杨学诚。学委直接由北方局和北平市委彭真、 安子文领导。从此，学生运动在党内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和专门研究情况、 决定对策的组织，而学委的领导则由民先队为骨干来贯彻执行。 为了更好地发挥民先队的骨干先锋作用，8月，民先队各级干部实行民 主改选，李昌为总队长，市委的黄敬直接负责领导。此后，民先队由北平向 全国及国外一些城市发展组织。在西安事变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 势下，民先队总部直接和北方局的彭真联系。在彭真的领导下，1937年的2 月6日，民先队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队员有6000人，到 会代表24人，代表18个地方队部。鉴于大规模的武装抗战已迫在眉睫，这 次大会提出了民先队的基本任务，那就是，在大力发展民先队员的同时，加 强学习军事，用各种方式建立民众的武装力量，把救亡运动发展到广泛的各 阶层中去，特别是工农大众中去。大会还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 和告队员书。李昌任总队长，与李哲人、刘导生共同组成全国总队部。民先 队全国总队部的成立，进一步从组织上巩固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成果。 九、体现统一战线思想的 “六·一三”、 “一二·一二”大游行 “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共产党的“团 结一切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正确指导思想，使全民 族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全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也进入了体现党的统 一战线思想、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新阶段。 1936年春夏，日本政府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定了“华北防共协定”， 日本侵略军在“防共”、“保侨”的名义下，向华北大举增兵，并在天津设 立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最高指挥机关“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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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经济上大搞武装走私，破坏中国海关行政。尤其令人愤怒的是，日军 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残无人道地杀害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军事工程的数百名中 国工人，将尸体抛入海河。华北濒于危亡的局势再一次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 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愤慨。 中央北方局在研究了形势后，决定发动平津学生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中 共天津示威的林枫、易吉光、彭涛、李启华等进行了研究部署，确定游行的 时间在5月底前后；游行队伍不进入日租界，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游行时 的口号要体现我党的政策，以扩大党的影响。 5月28日，天津学生高举“反对日军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抵制日 货，制止走私”、 “清查海河浮尸”、“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 北特殊化”等口号，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大示威。当队伍遭到保安队 和警察阻拦时，学生们把专为军警印刷的传单散发给他们，有的学生则对军 警讲道理，反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反而伤害自己的同 胞兄弟？由于作了这些宣传，双方没有发生冲突。游行学生举行了近万人的 群众大会，通过了发动全国工人总罢工、商人总罢市等议案。 由于这次游行是在华北日军的大本营举行的，因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 义。不但显示了华北青年学生反抗日寇统治的决心，而且直接打击了日军吞 并华北的野心，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6月13日，北平学生为响应天津学生“五·二八”游行示威，发动了游 行示威运动。这次运动对激发二十九军的爱国热情，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这次斗争中，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北平学生喊出了 “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清查海河浮尸”的口号，造成了平津救亡运 动广泛开展的新局面。沿街的二十九军也为学生的抗日热情所感动，所以， 他们虽然沿途阻拦，但已不像以往那样毒打学生了。同时，民先队员们所学 到的军事知识也发挥了作用，在游行中采用了一种灵活的迂回前进的 “穿插 战术”，叫做 “头调尾，尾调头”。当先头部队遇到顽强障碍时，立即改变 方向，后卫带头从旁绕道前进；再遇到阻拦时，新的先头部队又变成后卫。 这样灵活的渗透，使军警根本无法阻拦。 “六·一三”游行后，利用这一大好局面，民先队和爱国学生把统一战 线工作深入到了国民党部队。学生们利用一切机会和二十九军接近、联欢， 表扬他们在喜峰口抗日的爱国行动；日军于11月3日在北平城郊举行军事演 习之后，市委发动社会上层和二十九军内部，影响和推动二十九军进行了两 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学联组织学生热烈慰问，并且向官兵献旗，使二十九 军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的大好局面下，北平学生又发动了进一步 体现统战思想、团结国民党军政的 “一二·一二”大游行。 1936年12月12日的北平学生大游行，原本是准备在“一二·九”运动 一周年的12月9日举行的，游行指挥部由市委黄敬、学委高承志和民先队总 队长李昌组成，李昌任现场总指挥。但 12月9日这天，正赶上段祺瑞的大出 殡，城内戒严。为了避免与军警发生冲突，李昌建议指挥部将游行时间定在 了12月12日。 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日本加紧进攻的形势下，站在国防前线的北平广 大爱国学生推动时局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发展。因此，这次提出的口 号是： “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释放救国领袖”、“各党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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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等。 这次游行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充分运用了游击战术。清华、燕京头 天都派了先遣队员进城以接应大队；各校学生为避免一出校门就和军警打“遭 遇战”，也不在学校集合，而在好几个地方分别集合，最后汇合在东皇城根。 游行的队伍在东华门遇到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们围着汽车高呼 “拥护 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要求宋哲元接见。下午 1 时，游行队伍在北大一院操场集合，传来保安队通知，宋哲元要在景山对学 生训话。李昌回忆说： “那时我们还拿不准宋的态度是否真诚，也担心宋是 否会借此机会镇压，但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救亡运动的合法性，下 午2时左右，我还是指挥队伍开到了景山。当时，冀察政务会办事的人很是 粗野，队伍进入景山公园，他们就把大门紧紧关上了。我当时心里硌噔一下， 很担心他们要对学生实行镇压。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怕当官的没来，学 生一走，他们交不了差。事后我又了解到，在外面负责指挥的黄敬，也以为 可能发生屠杀学生的惨案。为防止万一，他在外边动员了有关的上层人士， 又通知中外记者到景山采访。北平市委的李雪峰、安子文也到景山附近观察 事态的发展。” 后来，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向同学们讲了话，除了为国民党不抵 抗政策辩护几句外，一再表示他们也是抗日的，希望同学们谅解。这样，这 次集会游行完全取得了合法地位，当天在城内整队游行，高呼口号，再也没 有军警阻拦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 十、西安事变后全国救亡运动的新形势 在北平学生酝酿 “一二·一二”大游行的同时，西安青年学生在党的领 导下，决定在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 这次运动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2月9日清晨，西安举行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特务 的阻拦。当一名小学生被特务打伤后，游行队伍群情激奋，决定到临潼华清 池向前来西安部署 “剿共”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得知后，令张学良对学生 进行镇压， “格杀勿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张学良亲自驾车追上游 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们回去。站在队伍前列的东北大学的学生表达 “我们 愿为祖国而死！”的心情，同学们在痛苦声中高呼口号： “全国人民团结起 来，誓雪国耻！”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 失地！”张学良也激动地哭了。他向学生们许诺： “我并不是愿意当亡国奴 的人。在一个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如果我失信，请你们把我 处死！” 3天以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事变立即引起国民党内部和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以何应钦 为首的亲日派，主张借讨伐张、杨之机，以亲日派首脑汪精卫取蒋而代之；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力主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中共中央 审时度势，确立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在学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就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 演变的前途及学生的希望和任务举行了3次座谈会，并于19日发表了《为陕 变泣告全体同学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和平解决，反对任何借口的内战；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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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各派联合起来，立即对日作战；召开全国救亡代表大会，实行民主政治； 要求蒋张合作抗日等4项要求，并向同学们呼吁： “我们认为非全国和平团 结，无以挽救危亡；同时我们又认为非全体同学和平团结，更无以作全国先 导。”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时局如此迅速曲折的 变化，在北平学生界引起一些波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则利用这一机会， 在12月25日对救亡运动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他们将人民对西安事变和平 解决、内战危机消除而称庆的心理，狡猾地转换成庆祝张、杨悔过、领袖脱 险的活动。他们发动市民鸣放鞭炮，并集合部分右派学生举行火炬游行。次 日，又令各中学放假游行，并操纵成立了所谓北平市学生联合会 （为避免鱼 目混珠，人们称之为新学联，实为伪学联）。伪学联依靠政权的势力，准备 以暴力打垮各校学生会和民先队。25日晚，清华“护校团”擅自搜查民先队 员宿舍和救国会，把搜到的 《清华周刊》和一些救亡书籍，在操场上付之一 炬。师大的 “饭团”（以投靠国民党来拿津贴谋出路的少数学生）欧打师大 民先大队负责人阎世臣等。但是，由于各校民先队的有组织的行动，这股不 可一世的气焰很快被阻止了。 但是，要打退国民党的政治进攻，还要把广大同学团结到学联和民先队 周围，孤立反动势力。学委经过充分地酝酿，提出了 “生活路线”，作一些 以抗日为内容的群众文化福利工作，以团结绝大多数同学。最突出的是春季 野游。学联和民先队在1937年的春假中，组织同学到西山一带旅行，采取演 出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抗战。第一次是去香山。游山后，崔嵬和张瑞芳 演出了 《放下你的鞭子》。第二次去温泉，参加的人更多。这次在现场排演 了一幕 《公审七君子》的活报剧，生动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压迫救亡运动的 反动政策。演出结束后，群情激动，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上海爱国领袖 和一切政治犯。这样的活动，博得了广大同学的拥护，团结同学的目的达到 了。 西安事变后，在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下，文化界一些人不能理解在民族 矛盾发展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党的策略的转变，在舆论界大肆宣传取消 左派、取消特区的 “片面抗战”的谬论，出现了一股右倾投降的逆流。 1936年12月底到1937年5月，王芸生在 《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6篇 《寄北方青年》的文章，文章在“我们目前的路线是‘团结建国’，其方式 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前提下，对广大青年极其关心的抗日问题进行了错误 的阐述：“‘抗日’这两个字，它的本身的意义是消极的，而且是有限制的， 不能成为一种国策，更不能成为一种主义。”企图把北方青年从斗争前线拉 回到后方。 《大公报》的文章，迎合了徐芸书、黄刊等有右倾思想的青年的心理， 引起了他们的呼应。 徐芸书、黄刊曾是清华 “一二·九”运动的早期骨干，但在1936年秋， 由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曾发表了一系列以“无条件统一”为 题的文章，宣传取消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们甚至在学 生运动的实际工作中，也主张取消党所领导的民先队和学联。当 《大公报》 的文章一出笼，他们再次与之一唱一和。 徐芸书、黄刊在 《国闻周报》上公开发表《论共产党问题》、《北方青 年的回响》等文章。文章把发展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歪曲成 “有党派的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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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色彩”，是 “民众运动中间的宗派主义”，是“反统一反民主的腐败思想 的产物”，并声称 “中共对于民众运动中的‘左倾’宗派，不能不负实际责 任”；他们攻击北方局贯彻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是以为国民政府 的统一或纲纪可以不算一个问题”，并公然要求共产党 “放弃苏维埃政治系 统的独立”。 面对着徐芸书、黄刊等人掀起的这股右倾逆流，彭真对北平学生运动工 作作了重要的指示。他亲自到清华找了有关党员干部座谈，分析党同徐芸书、 黄刊分歧的实质，并对徐芸书本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 （徐芸书 因坚持自己的错误，后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刘少奇也发表了《论左派》、 《“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等一系列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同右倾思潮 进行斗争。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青年救国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对这场斗争也 很关注。1937年5月，他在延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时，亲自接见了来自北平 的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等代表。针对北平代表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一 些不同意见和顾虑，毛泽东在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 斗争》的结论中，作了详细的回答。会后，中央还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少 奇同志作了报告。强调了在新形势下，活动要从非法转到合法，要把群众运 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同时强调了抗战即将到来，华北的同志要准备脱下长衫， 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 不久， “七·七事变”爆发，民先队员们积极投入到支援前线的战斗中 去。7月28日晚，宋哲元退出平津，北平沦陷。学联和民先队的工作面临着 新的局面。 十一、组织平津学生大撤退 在北平沦陷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组织学生撤离北平。7月29日，黄 敬在石驸马大街东口一家茶馆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的有李昌、黄 诚、王文彬等人，布置了分头撤离北平的任务，指定到济南、保定、太原三 地集合。之后，学委安子文又找学委和学联党团的蒋南翔、杨学诚、黄诚、 王文彬，布置撤退。城内的一些民先队干部和队员，立即赶回清华，和杨学 诚汇合，还把校警的枪也背上，准备从磨石口渡河去保定。途中发现永定河 沿线日军已经布防，除了于光远、赵德尊、李友九等少数几个人冒险突过封 锁线外，队伍只好折回，分散入城等待时机。后来，黄敬又把李昌等人找到， 在他西城的家中碰了一次头，根据当时平津已经通车的情况，决定化装坐车 到天津，再继续撤退。 在学生撤离到天津后，下一步怎么走，是学生领导干部必须考虑的问题。 8月9日，蒋南翔、李昌和杨学诚、李哲人、王德、李华等同志，在叶方家 里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对撤退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有两 种意见。一是 “北上”，留在华北同农民一起打游击，一是“南下”发动群 众，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李昌和蒋南翔各申述一种意见。李昌阐述的理由 是：刚刚参加的全国党代会和白区工作会议的精神，就是号召华北爱国学生 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对日作战。而且，民先队向来就是以促进抗战为宗旨， 平时就作游击战训练，拿起枪杆投身抗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南翔同志也阐述 了他主张南下的理由。这样，青年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北上奔赴抗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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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一部分南下继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这时，聚集在天津的学生越来越多，而津浦路交通又中断，只有组织学 生乘船先到上海、青岛、烟台等地，然后才能转道去济南、太原和南方。在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的组织下，平津学生分批结伴乘船离津。由于上海 “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学生们都云集济南，济南成为转往各地的第一站。 学联和民先队的负责人在济南分手，刘导生、孙传文等人留在山东准备参加 抗战，蒋南翔赴南京，李昌去太原。 十二、战斗在华北抗日前线 李昌等民先队员到了当时的华北抗战中心太原后，太原已建立了 “平津 流亡同学会”和民先队临时总队部，这是先期从北平撤离出来的于光远等同 志建立起来的。李昌到太原与于光远汇合后，立即投入了工作。他们依托太 原地方队部负责人马寅等人开展输送干部的工作，同时和北方局彭真、林枫 取得了联系。当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北上路过太原时，宋尔纯、饶斌、 康世恩和王季青 （后来是王震同志的夫人）随军奔赴战场；李俊明、徐达本 等随彭真和黄敬到晋察冀和冀中；牛荫冠、纪毓秀和凌松如则早已参加了薄 一波主持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另有一批干部输送到延安学 习。民先总队的杨雨民和杨克冰等参加了杨秀峰教授组织的太行山师生游击 队，李哲人后来到晋南开辟根据地去了。流亡同学会和民先队部成了输送干 部的大兵站。 8月底，民先队总部派于光远到汉口，成立民先队总部办事处，开展国 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工作。9月，为了发动敌后人民、迅速壮大抗日力量， 刘少奇和周恩来命李昌到南京去，动员民先队员和平津学生到前线参战。不 久，南京形势恶化，国民党当局逮捕流亡同学会负责人，强制对他们军训。 蒋南翔也由北方局调回了太原。 11月，太原沦陷，民先总队部随北方局撤退到临汾，这里又成立了流亡 同学会。由蒋南翔主办 《动员报》，蔡颉刻蜡版板出版，传播抗战信息，宣 传党的主张，影响很大，连国民党军人都争相购买阅读。北方局扬尚昆也为 这个报纸写过社论。民先总队部由李昌、陆平、顾大川、丁浩川、夏英、徐 明、赵志萱等一起负责，积极开展战地青年和群众工作，杨尚昆同志还特意 向他们介绍了过去苏区农村青年和群众工作的经验。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动 员剧团”，由金鹏举负责。剧团每到一处，群众派人远道迎送，常常演出后 不让离开，情绪很是热烈。 当时，演剧是宣传抗战的有力形式。杨易辰、荣高棠、张瑞芳等组织的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山东一带活动，影响很大，荣千祥因演抗日小调卖梨膏 糖而出名，他也改名为荣高棠了。 在临汾的同学会和民先队总部，仍然是输送干部的兵站。李伟和薛公绰 就是在这时被介绍到炮兵团的；留法学生吴子牧和江枫也是从这里走向敌后 战场；清华的宋平和陈舜瑶，从这里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学习。当 时，还发动了大批以民先队为骨干的青年学生，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文化 工作。如清华的赵石等，就参加过汤恩伯的十三军战地服务团，还有很多人 参加抗敌演剧队。只是后来都被赶出来或解散了。站住了脚的，即做出了较 大贡献的，有在胡宗南第一军服务的熊向辉、陈忠经和申健等。
在此期间，很多人参加了新四军的工作。如黄诚，就在新四军政治部任 秘书长，皖南事变中被俘，死于国民党集中营；后来杨学诚也在湖北乡下打 游击，成为李先念、陈少敏为首的豫鄂边区创建人之一。 1938年2月，临汾又告失守。民先队总部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撤退到西 安。5月上旬，李昌到延安汇报工作。当时由洛甫主持会议，参加的人有刘 少奇、陈云、李富春、冯文彬等。李昌汇报民先队的工作后，刘少奇肯定了 民先队这个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在青年运动中的重大作用。会上决定，成立 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陈云同志兼书记，冯文彬为副书记，委员有冯文彬、 胡乔木、宋一平、高郎山和李昌。 在西安，陕西国民党党部组织了 “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和“西北青年抗 敌先锋团”。但这两个团体按 “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基调， 对当地的“西北青年救国会”和来到这里的民先队员，采取排挤打击的手段， 陕西省党部也对民先队部不予承认，民先队的工作首要的是在西北取得公开 合法地位。但是，国民党不会容忍民先队在西北活动。5月中旬，国民党公 开镇压民先队的活动，并企图逮捕李昌。在林伯渠的帮助下，李昌化装到了 武汉。 到武汉后，李昌又参加以宋一平为书记的长江局青委，和于光远、黄华 等一起工作，民先队总部也从西安迁到武汉。这时，总队部有李昌、于光远、 丁浩川、殷参等。长江局书记王明，决定加强民先队，想以民先队和三青团 结成青年抗日统一战线。湖北省也成立了民先队省队部，负责人有孙世实（队 长）、韦君宜等人。 十三、在南方撒播革命火种 以蒋南翔为首的平津流亡学生到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后，迅速建立了流亡 同学会，并力争公开合法。建立伊始，他们与南京学生代表走访了南京政府 教育部长陈立夫及各界人士。国民党便为流亡学生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每 天进行 “一二·一”制式的训练。平津流亡同学会取得合法地位后，立即设 立接待机关，与各地来南京的学生汇合，并与南京学联合作，组织宣传服务、 慰劳伤兵等活动，很快在群众中产生了影响。国民党当局见此情况，便采取 压制手段，强行改组了平津同学会，逮捕了负责人。后来，平津同学陆续分 散，一部分参加 “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团”，继续活跃在国统区。 “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团”是南京市委动员南京学联和平津流亡同学会组 成的，团员60多人，北方同学占2/3，团长为董凌云。宣传团先后到老苏区 黄安、黄冈及汉冶萍工人区开展工作。宣传团所到之处，常与当地共产党组 织配合，作演讲和访问，与地方积极分子联系。有的甚至在地方上秘密进行 发展党员的工作，有的在发现积极分子后提供给地方培养发展。他们在这些 地区工作所留下的影响，对我军以后在那里打游击、建立根据地起了一定的 作用。 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仓皇迁往武汉。为了抵抗日寇的进攻，不得不表 示依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3月，全国学联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学生救 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参加了大会，中共方 面有周恩来、邓颖超、徐特立，国民党一方有陈诚、黄琪翔、康泽、邵力子， 无党派人士郭沫若也参加了。所以，这次大会影响很大。会后，各级的国民
党政府也组织了救亡团体。一时，武汉开放民运，群起救亡。在 “一二·九” 运动两周年纪念会上，平津学生和武汉 “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建立了先 进的青年组织——青年救国团。抗日救亡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了。 青年救国团的骨干很多都是平津学联的干部，他们与武汉学生骨干紧密 合作，在长江局青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唱歌、演戏、办训练班、办刊物、办 俱乐部、办印刷厂等一系列活动，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参加游击战争，还曾开 办过小规模的游击战训班。 后来，全国学联、民先队、上海职业界所属的蚁社等救亡团体，陆续到 达武汉，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不久，国民党就开始了取缔救亡运动的行动了。1938年8月，国 民党中央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和蚁社三个爱国团体，11月13日并 在贵阳以召集训话为名把 80几名民先队员逮捕，后来把为首的张益珊等 5 人枪毙。从而，进步活动又转入地下。 在这种局面下，在武汉参加救亡运动的学生按照党的指示，走向农村， 拿起武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王文彬到山东建立根据地；朱穆之等由董必 武派往鲁西北，参加范筑先部；杨学诚到鄂中担任特委书记，开辟了鄂中游 击区；上海的王翰由周恩来派往鄂北任区党委书记，参加了建立鄂豫挺进纵 队的工作；民先队湖北队长姜纪常到鄂豫皖边区从事组织工作；民先队队长 李昌随同周恩来回延安。 1938年 11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青年救国会召开了全国青 年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中央青年工作会议。会议鉴于国统区镇压抗日运 动，西北青年救国会、民先队、青年救国团已难以存在，必须采取各种各样 的组织形式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而抗日民主根据地青年运动已从城市 转入农村，由和平转入到武装斗争，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乡村青年， 组织形式改为广泛的青年救国联合会和半武装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因此，学 联、民先队和青年救国团等都完成了历史使命，而由新的各种形式的青年团 体取而代之了。各青年团体共同组成了中华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冯文彬任 主任，李昌任副主任。 “一二·九”运动的果实——学联和民先队，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民先队，对推动抗战和动员青年学生参战， 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 志曾多次提到过。193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纪“一二·九”运动四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 “‘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 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 ‘一二·九’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 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说明 ‘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 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1944年12月11日，刘少奇同志 在延安各界纪念 “一二·九”运动九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青年学生必须与 工农兵相结合》的报告，报告指出： “‘一二·九’中革命学生所走过的道 路，是一个模范。 ‘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 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 农民结合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这 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险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在爱国主义教育成为 “主旋律”的今天，追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 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和爱国精神，树立起对马列主义和科
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学习，努力工作，为 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