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赵登禹》
作者:武俊玲【完结】
一、投身军旅
1898年农历三月十六日，山东曹州府 （今山东荷泽县）赵楼村一户寻常 农民家，伴随着一阵清亮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他就是赵登禹。
赵登禹，字舜诚 （又作舜臣），因排行老三，有小名“小三儿”。祖上 世代务农，父母均为勤勉诚实的农民，靠耕种几亩薄地为生。有两个哥哥， 大哥赵登峦，忠厚老实，为人持重；二哥哥赵登尧，喜好武术，好打抱不平， 行侠尚义，遇有不公，挺身相助，在当地小有名气。此外，赵登禹还有两个 妹妹。由于家境清贫，两个哥哥均没能上学。
等到赵登禹长到7岁时，因其聪明伶俐，父母也觉得家里总得有个弄文 舞墨的人，加上邻人的劝告，便省吃俭用，将其送入学堂读书。然而，好景 不长，终究因家境困难，父亲身体又不好，靠母亲一人里外操持，更是艰难， 因此两年后赵登禹不得不辍学回家，离开了他喜爱的学堂。
回到家里的赵登禹即开始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农活。他不怕苦不畏 累，就是一些大人们干的重活，他也尝试着去做。艰苦的生活，沉重的劳作， 不仅没有将小小年纪的赵登禹压垮，相反倒使其练就了一个好身体，磨练了 他吃苦耐劳的意志，使其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不畏艰危，不怕辛劳。
荷泽一带素有习武风气，人们一则以练武强身，二则练习一些武艺以自 卫，加上受哥哥练武的影响，因此，在劳作之余，赵登禹也开始练习武术。 起初，他跟着哥哥赵登尧及村里其他习武的年轻人练，1910年 13岁那年， 正式拜当时荷泽一带较有名望的武师朱凤军为师，开始系统地练习武艺。他 练功很刻苦，尽管一天的劳作已很辛苦，但他从不停止练习，就是再累，他 也要练上一会。很快3年过去了，赵登禹不仅练就了一身基本的武术根底， 同时在练武过程中，逐步对见义勇为、行侠施义的武德有所认识，养成了刚 毅耿直、嫉恶如仇的豪爽性格。他有强烈的正义感，遇有不平，敢于挺身而 出。为此他赢得了贫苦乡亲的称赞，但同时也得罪了一些有钱有势者。
也许是不满于家乡富人的横行不法，鱼肉乡里，或许是不满足于自身的 状况，欲求更大的发展，以实现行侠施义的愿望，总之，伴随年龄的增长， 赵登禹萌发了当兵的念头。在十多岁的赵登禹心目中，也许认为唯有当兵才 能实现其抱负。但投奔谁的门下，当什么样的兵，年幼的赵登禹却不是盲然 的。当听说北洋冯玉祥部队军纪严明，作战勇猛，爱护百姓，遂下定了投奔 冯部当兵的决心。
1914年初秋，赵登禹与同乡赵学礼、赵全胜等人，瞒着家人偷偷离家出 走，准备投奔驻潼关的冯玉祥部队当兵。由荷泽去潼关，有 1800多里地，几 个年轻人一路跋涉，风餐露宿，出门时带的几个钱，很快就花完了，他们就 靠帮人打工扛活挣几个吃饭钱。经过20多天跋涉，终于到了潼关。然而他们 到了才得知，部队招收新兵工作已经结束，且招收名额已满。伙伴们都很泄 气，有的主张返回荷泽。但赵登禹坚决不同意返回荷泽，主张坚持努力，一 定要当兵。他们几个人找到主持招兵工作的官长，软磨硬泡，好说歹说，终 于说服负责官长同意，但因名额已满不能作为正兵，只能作 “副兵”，只吃 粮不发饷。由此赵登禹开始了其军旅生涯。
冯玉祥部队当时属袁世凯北洋陆军第7师第16混成旅，冯玉祥为旅长。 赵登禹入伍后，被编入第1团第3营第2连，连长即为后来成为第29军副军 长的佟麟阁。因为赵登禹生得膀大腰圆，体魄强健，同时他为人正直，办事
机敏，因此很受佟的赏识。训练中，赵登禹非常刻苦，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因为他有武术的根底，加之训练用功，因此在许多训练课目中都名列前茅。 1915年春，冯玉祥部队奉命入川。袁世凯原打算派冯玉祥入川监视西南 地方势力，以免他们起而反对他的复辟帝制活动。然而冯玉祥入川后采取观 望态势，按兵不动。同年底，讨袁护国战争爆发，冯审时度势，起而参加护 国战争，所部改编为护国军第5师。这期间，赵登禹随部参加了护国战争， 且作战非常勇敢。 1916年袁世凯死后，冯部转调平津之间的重镇廊坊驻守。一次偶然的机 会，冯玉祥在众多的士兵中发现了赵登禹。这一天冯玉祥检阅部队时，发现 行进的队伍中，有一名大高个士兵的步伐与整个队伍的行进步伐很不协调， 仔细一看他是趿拉着鞋走路。冯玉祥很是生气，当即命令部队停下，走到大 个子士兵面前严厉斥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个大个子士兵就是赵登禹。原来因 他长了一双大脚，部队军需部门一时又没有这么大的鞋，故只能穿着小鞋拖 着走。冯玉祥知道事实真相后，不仅没有批评他，相反他见赵登禹长得膀大 腰圆，体壮如牛，非常高兴。当时他叫来军需官，让其迅速想办法给赵登禹 定做大号鞋，解决他的穿鞋问题。这一偶然事件，对赵登禹以后的军旅生涯 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冯玉祥开始注意赵登禹，了解到他不仅生得体格强 健，且练过武术，有相当的武功根底后，冯更加高兴，因为他本人就是武术 高手，刀术更是高明。同时，冯玉祥又得知赵登禹训练非常刻苦、用功，作 战很勇猛，且能弄文舞墨。由此，冯玉祥就把赵登禹调到自己的身边，当了 自己的一名护兵。 能够给冯玉祥当护兵，对于普通士兵来说，这是一件很荣耀且有着更多 发展机会的事，因为他不仅能随时见到冯玉祥，且能见到许多其他高级军官。 赵登禹很珍惜这个机会，尽心尽力完成护卫任务，很受冯玉祥的信任与称赞。 据说有一次，赵登禹跟随冯玉祥检阅部队，检阅过程中，他突然发现有一刺 客欲刺杀冯玉祥，情急之中，他当即向刺客扑了过去，在其没来得及行刺时， 就将其打翻在地，保卫了冯玉祥的生命安全。 在完成护卫任务的同时，赵登禹利用能够经常接触冯玉祥的机会，了解、 观察冯玉祥的为人处世及治军治学方法等，并从中学习有用的东西。冯玉祥 治军甚严，并高度重视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部队训练中就有“政治”一项， 他自己并曾亲自为战士上政治课，以 “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反对官 僚政府，反对外国侵略”等朴素的爱国爱民思想来教育战士。他还礼聘了一 批知识分子，编写了 《识字课本》、《精神书》、《军人宝鉴》等通俗易懂 的小册子，供战士们学习用。由于冯的倡导，部队中形成了识字读书明理知 事的风气。冯玉祥本人更是带头读书，在其读书时，他要求赵登禹对来访的 人，无论是谁，一律挡驾，概不会客。正是在冯玉祥的言传身教下，赵登禹 逐步养成了读书学习、明辩事理的良好习惯，以后又经冯玉祥的帮助，进入 西北军教导团学习，为其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7年秋，赵登禹随冯玉祥进驻湖南常德。当时常德驻有日本的领事 馆，还有一些日本侨民浪人散居其间。这些日本人依仗其领事馆的势力，经 常寻衅滋事，并勾结当地的歹徒，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当地的官府害怕日 本人势力，明知他们横行不法也不愿、不敢去管，老百姓更是敢怒不敢言。 赵登禹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了这一情况，很是气愤，强烈的正义感促使他 决心寻机管一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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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来了。一次，几个日本浪人酒后寻衅闹事，在街上与几名中国小商 贩发生争执，争执中这些日本浪人大打中国商贩。赵登禹得知情况后，当即 带人赶到，将几个日本浪人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将他们带回冯玉祥的司令 部，交冯处理。冯玉祥听了事情汇报后，义正辞严地怒斥了日本浪人的不法 行为，并向当地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经多次协商，最后迫使日本领事馆出 面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对日本浪人严加管教，保证不再重犯。这样 冯玉祥才下令将闹事的日本浪人放回。此举深得当地老百姓的称赞，赵登禹 也因此事更得冯玉祥的赏识。 驻常德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更显示出赵登禹的勇猛。当时，常德附近 山上常有老虎出没，伤害人畜，周围百姓受惊害怕，深受其害。有一次赵登 禹上山执行任务时，突遇一只猛虎。危急关头，他不急不躁，机敏地躲过猛 虎的扑咬，与其周旋，最终将这只危害百姓的恶虎击毙，并与同行的士兵们 一起将老虎抬下山来。四乡八村的百姓们听说此事，非常高兴，钦佩赵登禹 勇猛机智，为民除害。冯玉祥得知此事后更是格外高兴。他亲自让人请来摄 影师，为赵登禹照了一张像，并亲笔在照片上题写了 “打虎将军”几个字。 这一期间，赵登禹还随冯玉祥两度入陕西，其中1921年第二次入陕，冯 玉祥击败其他军阀的部队，出任陕西督军。留陕期间，冯玉祥为清除陕西地 方武装郭坚所部，假意拢络，设下鸿门宴请郭坚，预伏精壮兵士于屏风后， 准备一举将其擒获。酒宴进行中，未到动手之时，设伏于屏风后的兵士因争 看冯、郭对饮而将屏风推倒，郭坚见势不好，依仗其有一定的武功，意欲强 行冲击。赵登禹见此情景，挺身而出，断其逃路。经过一番激烈的对持，终 将颇有武名的郭坚生擒。 到1922年离护卫任他职，赵登禹一直在冯玉祥身边工作了6年。这是他 一生中非常重要的6年，无论是军事技艺还是读书学习，他都有了长足的进 步，思想意识亦有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对冯玉祥治军练兵、作战风范的逐步 认识与深刻领悟，对其以后领兵打仗、治军练兵有非常大的帮助。 二、从排长到旅长 1922年，赵登禹离开冯玉祥身边，被任命为冯部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 从此，赵登禹开始领兵打仗，步入其军事生涯的新阶段。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隶属于直系军阀势力的冯玉祥奉命 率所部东出潼关，进军河南。经过一番战斗，冯部击败了河南督军赵倜的部 队，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不久，奉系在战争中失败，其势力退出关内回东 北，直系军阀势力控制了北京政府。因冯玉祥的势力几年来不断扩大，又出 任河南督军，直系首领吴佩孚、曹锟等唯恐其势力进一步发展而威胁其权位， 便以北京政府的名义任命冯玉祥为毫无实权的陆军检阅使，企图削弱其兵 权。然冯玉祥识破其用意，他一方面宣布接受陆军检阅使职务，另一方面拒 绝交出兵权，而是率所部北上赴任，进驻北平郊区。驻平期间，冯部在南苑 开办了军事学校，训练各级军事指挥人才，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并加强与其各派军事、政治势力的联系，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 1924年8月，在东北养精蓄锐两年多，势力大为加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部再次带兵入关，向直系军阀势力发起挑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又爆发。战争 一开始，冯玉祥立即加紧与自己早有联系的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等人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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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秘密协商准备 “倒直”。经过一番准备，同年10月下旬，冯玉祥下令所 部由密云等地开进北京城，发动“首都革命”，直系曹锟贿选政府因之倒台， 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因 “首都革命”而以直系的失败告终。 “首都革命”后， 冯玉祥等部成立国民军，由冯出任总司令，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其后， 冯玉祥积极联络各派势力，促成段祺瑞执政府的成立。不久，冯玉祥被任命 为西北边防督办，统领察哈尔、绥远、甘肃、宁夏等省军政事宜。1925年8 月，甘肃督军陆洪涛病逝，冯玉祥又兼任甘肃督军之职。 整个这一时期，赵登禹均随冯部转战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 察哈尔、甘肃等地，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及 “首都 革命”，并因作战勇猛、指挥有方而不断获得晋升。1925年赵登禹出任营长。 同年8月，冯玉祥被任为甘肃省督办后，并未亲往任职，而委派所部暂编第 2师师长刘郁芬率部入甘，代行其职务。其时赵登禹为刘部梁冠英团营长， 遂随军入甘。当时，以阴谋手段夺得甘肃陆军第1师师长职务的前甘肃省陆 军第1师第1旅旅长李长清及所部团长包玉祥等人，联络甘肃其他地方势力， 打出 “甘人治甘”的旗号，对刘郁芬领军入甘，极力加以抵制，以排斥冯玉 祥的势力进一步扩及甘肃，而维护、保持自己的权位。对此，刘郁芬入甘后 即有察觉，但他对李长清、包玉祥等人的举动佯作不知，遇事不争，以礼相 待，借以麻痹他们，同时暗地里积极准备，等待时机，以图一举清除他们。 果然，一段时间后，李长清、包玉祥等人见刘郁芬没有什么举动、遂以为刘 部是不敢轻举妄动，便逐步放松了警惕。刘郁芬见此，认为时机已成熟，可 以动手了。他便秘密加以布置，以宴请为名，请来李长清、包玉祥两个。酒 酣耳热之机、李、包两人完全失去了警惕，刘郁芬便借故走开。这时以梁冠 英、赵登禹为首的十几名刘部军官一拥而入，将李长清、包玉祥两人捆绑起 来，不久两人即被处死。由此刘郁芬在甘肃逐步站稳了脚跟，冯玉祥的势力 也就此扩展到甘肃。 1925年，冯玉祥的势力虽逐步向西北各地扩展，但其重心仍在河北北部 及平津一带。同时直系吴佩孚军阀因其发动 “首都革命”而垮台，一直怀恨 在心，伺机攻冯。另一方面，奉系张作霖势力入关后，依仗其雄厚的军事力 量，把持北京政府大权，对冯玉祥部亦是多加排济，逼迫国民军退出所驻通 州、北宛及南苑等地，让给奉军驻扎。不久，奉张进一步图谋向南发展，发 动对浙江督军孙传芳的战争。因战事失利，奉张希望冯玉祥援手，但被冯拒 绝。奉张遂转手以全力压迫冯玉祥部，以巩固北方然后再派兵南下。双方即 在平津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到 1926年初，迫于各方的压力，冯玉祥不得不 宣布下野，并于3月赴苏联考察。冯玉祥下野后，所部继续遭奉系张作霖、 直系吴佩孚、晋系阎锡山以及直鲁联军的围攻，损失惨重。4月，冯部在鹿 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等的率领下，相继退出平津地区。其时赵登 禹已升任刘郁芬部团长，驻防兰州。这时，甘肃亦受到吴佩孚等军阀部队的 围攻，刘郁芬采取收缩兵力、固守兰州，同时广为联络甘肃地方武装，固守 待援的方针，与进攻之敌抗衡。赵登禹率部积极参加作战，为保全冯玉祥在 甘肃的势力作出了贡献。 1926年8月17日，冯玉祥结束在苏联3个月的考察，离开苏联首都莫 斯科回国。在苏联期间，他深为苏联建设成就所折服，同时与国民党、共产 党代表多有接触，对国内的大革命及北伐表现出很高的热情。9月16日，冯 玉祥偕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及共产党员刘伯坚等抵达五原 （今内蒙古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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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附近），次日召集所部将领开会，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并出任总司令， 参加北伐，同日举行誓师大会。这就是著名的 “五原誓师”。 此后冯玉祥在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迅速整编部队，并确定 “固 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以图首先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恢复自己的 力量。不久，在冯玉祥派出的援军到达后，兰州之围被解，甘肃得到平定。 10月，赵登禹率所部随被任为援陕总指挥的孙良诚由甘肃出兵，进军陕西， 以解被围于西安的国民军杨虎城军部。经过激烈的战斗，11月27日西安之 围被解。这样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又迅速重新控制了西北地区，势力也得 到进一步的扩展。同年底冯玉祥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 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所部迅速扩编。次年初赵登禹升任旅长。 1927年春赵登禹率部东出潼关，参加攻打河南的战斗，转战于焦作、新 乡等地，与奉系张作霖部作战。次年赵登禹升任扩编后的冯玉祥部第27师师 长。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以彻底击垮奉系张作霖势力。 冯玉祥部担当沿京汉线向北作战的任务。赵登禹没有参加这次作战，而是在 宋哲元等的指挥下参加了剿灭奉张勾结的樊钟秀等河南地方土匪武装的作 战，此后又参加西征解西安之围的作战。当时驻守西安附近的原国民军李虎 臣部与樊钟秀秘密相约，共同投靠张作霖，樊钟秀在河南起兵作乱，李亦纠 集陕西的一些小军阀突然包围西安城。赵登禹等西征部队日夜兼程，迅速赶 至西安，经激烈的战斗，击溃围城的变乱部队，解西安之围。此后又分散出 击，追剿溃散的叛军及当地的一些土匪武装。在凤翔，赵登禹部与兄弟部队 一起包围了党敏昆 （绰号“党拐子”）土匪武装。在经过一段时间围困及肃 清外围的战斗后，于8月初发起最后攻击。赵登禹身先士卒，挥舞大刀冲杀 在前，一举全歼土匪武装，攻占凤翔城。 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 “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 了全国，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新军阀的明争暗斗乃至大规模混战。为排斥异己 势力，独揽中央大权，1929年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全国编遣会议。经 过一番讨价还价，各方达成暂时的妥协。冯玉祥虽不愿意裁减自己辛辛苦苦 扩展起来的部队，但也不得不作出些姿态，对部队进行整编，这样赵登禹从 师长又回任冯部第28旅旅长职。 但各方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暂时的妥协也难以维持，战争不可避免 地爆发了。经过一年的争战，到 1930年终于爆发一场以蒋介石为一方，以冯 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汪精卫等为另一方面的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此时 赵登禹任冯部宋哲元第4路军第25师师长，在宋哲元的指挥下，由郑州南下， 加入平汉线方向的作战。由于反蒋派内部矛盾重重，各有各的打算，难以很 好地协调作战。反蒋斗争顺利时，尚能维持表面的一致，反之则人人自保， 互不相助。蒋介石不仅握有中央政权及江浙富庶地区，军费相对比较充裕， 部队装备亦相对精良，同时，他还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援有恃。因此， 这场大混战的结局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张学良的拥兵入关，公开支持 蒋介石，只是使这种已确定了的结局提前出现，提前为反蒋派敲响了最后的 丧钟，反蒋派顷刻间土崩瓦解。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出兵华 北，21日、22日相继进占天津、北平，10月中旬冯玉祥率一部退入山西东 南的泽州地区，11月4日，冯玉祥、阎锡山联名发表通电宣布下野。随后冯 玉祥一度离开山西，但不久又回转山西，在晋西南宋哲元防区内居住。 在冯玉祥兵败之时，其所部将领如石友三、韩复榘等纷纷投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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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脱离冯玉祥，更有甚者，调转枪口攻打冯玉祥。赵登禹作为冯玉祥部将 领，这期间也率部参加了这场军阀间的大混战，但兵败之时，他没有投附蒋 介石，脱离冯玉祥，而是随宋哲元等少部分将领，始终率残部且战且退，最 后退往晋南一带。 兵败之后，宋哲元等人即四处积极活动，打通关节，以图保持自己的队 伍。在萧振瀛等人的穿针引线下，最后得到已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 令一职并实际掌握华北军政大权的张学良的同意，准其将余部改编为第 29 军，隶属于东北军，由宋哲元任军长，刘汝明、佟麟阁为副军长，下辖第37 师、第38师和暂编第2师，分别由冯玉祥旧部将领冯诒安、张自忠、刘汝明 等任师长。赵登禹在部队改编后，出任第37师冯诒安部第109旅旅长，率部 驻扎于山西猗氏 （今山西临猗县）、辽县（今山西左权县）一带，从事部队 的整训工作。 从1922年出任排长，短短数年间，赵登禹随军转战华北各地，大大小小 的战斗参加了无数次，其职务也由连长、营长而升至团长、旅长甚至师长， 由最初的领兵数十人到统兵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率军独挡一面，这固然与这 一时期冯玉祥势力的急骤扩展有关，但根本说来主要还是靠其自身的勇猛善 战与指挥才能赢得的。尽管随着职务的升迁，他已不再是一个以勇力制敌的 战士，但在每一次战斗中，他那勇猛顽强的性格仍可在其指挥方式上显现出 来，关键时刻更能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可以说当士兵时他是一名勇士，当 将军时则为一员勇将，少年时代形成的勇猛顽强、不畏强敌的性格成为其身 上最显著的特征，伴其终身。另一方面，尽管职务不断升迁，地位有了很大 的变化，但同样是少年时代形成的行侠施义、富于正义感的特性并没有变化， 肯吃苦、能吃苦的习性也没有变化。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自己的要求上，更体 现在他治军练兵上。据说他治军甚严，严禁搔扰百姓。一次有几个士兵偷了 老百姓的鸡，他得知后，当即将这几个士兵各打了30军棍，并责令赔偿老百 姓的损失。对一般人是如此，对自己的亲属也是如此。他的一位在其属下任 连长的表弟有了过失，同样被责以军棍。事后赵登禹向其作了解释，表示军 规不能破，什么人都应一视同仁，请其谅解。在中原大战的末期及失败时， 他是有可能也有条件为自己寻找一条更好些的出路的，但他没有离开冯玉 祥，没有转向倒戈。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那种富于正义、施义行侠的特性。 出任第29军第109旅旅长后，赵登禹率部在山西辽县一带驻扎了约有两 年时间。这期间他根据冯玉祥的治军方针和要求，同时结合自己领兵打仗以 来的经验教训，对部队严加整顿和训练。在严抓军事训练的同时，他对部队 政治、文化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当时，第109旅副旅长，以后成为中共秘密 党员并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何基沣负责全旅的政治、文化等训练工作。 他非常重视向官兵们介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并时常结合部队的历史，总 结经验教训，要求官兵们要做一名有思想、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军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 北沈阳。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整个东北又很快落入侵略者的 魔爪。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极大地震撼着广大的爱国官兵。对于长期 受“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精神教育的第29军官兵来说更是如此。对 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们十分愤慨，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 策更极为不满，军中充满了高涨的爱国情绪。 在普遍的爱国情绪激励下，在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的“枪口不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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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的鼓舞下，赵登禹这时也情绪高涨。他 下令加紧部队的训练，并明确提出以日本侵略者为假想敌人，进行各种实战 技术训练。当时，第29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饷械严重不足，无奈中他们 因袭老传统，自制了一批大刀，发给战士们，以补枪械不足。为此，赵登禹 还常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的劈杀要领及拚刺刀的技术，督促他们 勤学苦练基本功，来日与敌在战场上拼一高低。 1932年8月宋哲元被任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不久赵登禹部奉命随宋开 赴察哈尔。察哈尔邻近已被日本侵略者侵占的我国东北，同时平津地区高涨 的抗日浪潮更是受直接影响。部队的抗日救国情绪更加高涨。这一时期，赵 登禹除继续对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严加督促外，还注意加强对部队抗日救国 的思想教育工作。他派人请来东北的流亡百姓和青年学生到部队，为全体官 兵做报告，以他们亲身的经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领土，屠杀我们 的同胞的罪行，以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同时，他热情支持士兵 们排演抗日话剧和进行其他抗日宣传活动，不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也 揭露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 这一系列的活动，不仅充分反映了赵登禹坚定的抗日决心，同时也大大 激发了所部官兵的抗日激情。一时，全军上下出现了一派厉兵秣马、枕戈待 旦的气氛。 三、血战喜峰口 日本帝国主义不会因已侵占东北而停止其侵略行动，它的最终目的是要 变中国全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进而称霸亚洲、称霸世界，而南京国民政府的 不抵抗政策，则完全适合侵略者的胃口。1932年 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 在进行了一系列挑衅之后，向我驻上海闸北的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从而挑起 上海 “一·二八”事变。受当时普遍高涨的抗日运动的鼓舞与推动，驻防上 海的第19路军将士不畏强敌奋起反击，打响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我军 将士浴血奋战，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打得敌人数易主帅，不得 不一次次增兵。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政策下，我军将士的流血牺 牲，并未能促进南京国民政府政策的转变，相反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 日军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英勇抗战的第19路军被迫撤出上海， 被调往福建，日本侵略者的图谋又一次得逞。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虽陆续占领了东北各主要大中城市，但在抗 日救国的驱策下，东北各地义勇军纷起，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本帝 国主义虽有进一步侵略的野心，但不得不首先考虑 “巩固”侵略成果，巩固 后方。到1932年底。由于义勇军自身的诸多原因，在日军的武力“讨伐”下 归于失败。“后方”得到巩固的日本侵略者，遂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关内， 指向与东北相连的广大华北地区。 1933年1月1日，日军突然向山海关发起攻击。守军何柱国部虽顽强抵 抗，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加之事先对日军的进攻未做充分的准备，南京国 民政府及华北地方当局更没有抵抗日军进攻的决心，3日，素有“天下第一 关”之名的山海关沦于敌手，何柱国所部退守滦河西岸。经过一番准备，2 月21日，日伪军约10万人，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指挥下，分三路向 热河进攻。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大敌当前，不思抵抗，却携自己 多年搜刮来的财物，率先逃跑。如此，当地20万守军，或逃或投，一触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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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100多人进占承德，热河失陷。 热河的失陷，使长城各口直接暴露于日本侵略者面前。当日本侵略军继 续向长城各口进攻时，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及华北 地方军队，尤其是第29军，奋起反抗，长城抗战遂爆发。 此前，当山海关局势紧张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 身负华北军政重任的张学良，命宋哲元率所部第29军移驻冀东三河、蓟县、 宝坻一带待命。接命令后，宋哲元即命赵登禹率所部第109旅作为先头部队 先行出发。1月8日赵登禹奉命由察哈尔开赴冀东，20日前后陆续抵达驻防 地。热河失陷后，张学良面对日军继续向长城各口进逼的危急情况，急令宋 哲元率第29军出岭口，以策应由热河方面后撤的东北军万福麟部。但不久张 学良又改变作战计划，因为奉命退守喜峰口的万福麟部一个旅，在日军服部、 铃木两旅团的一路追击下，在喜峰口未能站稳脚跟。加上一路为日军追击， 士气不振，军心动摇，喜峰口我军阵地形势危殆，因此命令宋哲元部改变计 划，取消原向岭口出击的行动，改为火速向喜峰口进防，接替万福麟部在喜 峰口的防务。 3月6日，已到达建昌营的赵登禹部王长海团奉令折回，改向喜峰口开 进。9日晚王长海团赶抵喜峰口，当即投入战斗，向已被日军占领的喜峰口 前沿高地孟子岭发起攻击。我军居于洼地，敌人占据岭上，战斗非常激烈， 山上山下一片混战。入夜，我军根据逆袭不利的形势，组织夜袭，从喜峰口 两侧迂回敌阵地，日军猝不及防，我军夺取了高地，将敌人压到岭下，局势 暂稳定下来。 3月10日拂晓，赵登禹率旅主力及王治邦、佟泽光两旅经一夜百多里急 行军赶到。不久敌人3000余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王长海 团在优势敌人的进攻面前，顽强抵抗，浴血奋战。危急关头，赵登禹等率部 赶到，并立即挥军向前，投入战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战斗间隙，赵登禹与佟泽光、王治邦两旅长协商后决定，由赵登禹率部 防守正面，王治邦、佟泽光两旅分别布防于两侧，从侧面打击进攻之敌。其 后敌人数次发动进攻，并以重炮猛轰我军阵地，我军将士誓死拚杀，不稍后 退。针对敌人炮火猛烈且有飞机助战的情况，赵登禹下令让战士们先退出战 壕，散卧于阵地后面的隐蔽处，待敌炮火稍息，敌军将要攻主阵地前才加以 攻击，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杀，使敌人的飞机、大炮失去作用。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赵登禹亲自率特务营冲向前线，与敌拼搏。激战中 他腿部中弹负伤，血流如注，但他坚持不下火线，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在前 线指挥战斗。整整一天，我军以简单的武器，与配备精良的敌人反复冲杀， 一些阵地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往复数次，双方都在阵地前留下了大量的 尸体，伤亡都很惨重。 11日拂晓，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又发起进攻，剧烈的战斗又持续 了整整一天。到下午，由于我军伤亡过重，南侧阵地发生动摇，相继为敌占 领，形势变得对我守军非常严竣。两侧高地不守，则正面处于低势的我军主 阵地势必难以坚守，喜峰口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考虑及此，赵登禹于下午 4时下令不惜代价反击敌人，夺回两侧高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冲杀， 我军终于冲上两侧高地。接着又与守敌展开反复的肉搏。我军充分发挥大刀 的威力，连砍带杀，敌人终于溃退，两侧阵地重新又为我所占据。 两天的拚杀，我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部队伤亡十分严重。赵登禹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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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指挥员一致认为，敌人装备精良，炮火猛烈，又有飞机、坦克助战，而我 军装备太简陋，如此硬拚下去，不仅我军会付出更大的伤亡，阵地能否守住， 也很难说。应发挥我军的长处，利用近战，夜战，奇袭敌人，出奇制胜。他 们的意见反映到上级后，得到宋哲元的肯定和支持，决定采取迂回夜袭的战 术打击敌人。经仔细研究和考虑，作出的具体布置为：正面防御任务交由王 治邦旅担任，赵登禹、佟泽光两旅分路迂回敌后发动攻击。领受任务后，赵 登禹即召集所部营以上军官开会，会上他说： “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 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激励大家英勇拚杀，报效国 家，接着宣布了具体的夜袭计划。与会者斗志高昂，精神旺盛，纷纷表示坚 决按计划完成各处领受的任务，一定给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会后大家各自 回自己的部队，着手进行战前准备。 入夜，赵登禹率所部按计划出潘家口向敌人驻地进发。尽管腿上枪伤疼 痛难忍，但赵登禹还是拄着木棍，一马当先走在部队的最前头。由于当时下 雪，地上的积雪尚未消融，入夜更是到处结冰，加上夜袭进军之路均为荒僻 小路，坡陡路滑，使得部队的行军非常艰险。但参加夜袭的官兵们在抗日救 国精神的激励下，在各级官长尤其是赵登禹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的影响下， 身背大刀和手榴弹，不畏艰难，奋力急进。午夜，各部均按时到达预定出击 地点；董升堂团占领了三家子、小喜峰口及前丈子，王长海团占据了狼洞子、 白台子等地。防守这里的日军部队，万万没料到在这春寒夜里，在这沟深坡 陡的高地上，会有中国军队出现，均在酣然大睡。 当夜袭的战士手举大刀冲入敌营房，日军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眼见明晃 晃的大刀飞舞过来，顿时魂不附体，不知所措。更有许多敌人尚未清醒即已 身首异处，魄归西天了。清醒的日军四处鼠窜，如无头苍蝇，而我军官兵则 越战越勇，手中大刀挥舞，或砍或杀，对远处敌人则投之以手榴弹。在我军 勇士们的冲杀下，敌人死伤累累，狼狈逃窜。此战，我军不仅歼灭大量敌人， 同时还缴获、击毁敌人大量物资，只是由于道路险要，缴获的一些坦克和大 炮无法携回，只得就地炸毁，敌军的大量粮草也被一并烧光。 在赵登禹旅奋勇搏杀敌军的时候，驻扎于老婆山的敌军眼见同伙驻扎的 阵地火光冲天，爆炸声此起彼伏，知道有变，便急速派出部队前往增援。增 援的敌军尚未赶到，即被赵登禹部截住，遭迎头痛击。随后由铁门关出董家 口的佟泽光旅赶到，两旅遂合兵一处，给敌以更大的打击。增援敌军在丢下 无数尸体和大量枪支弹药后，抱头回窜。随后，大获全胜的我军循原路顺利 返回喜峰口阵地。 此次我军夜袭敌军，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的长处，化不利为有利，以 简陋的装备痛击了装备精良的敌军，并且取得巨大的胜利，敌铃木旅团死伤 1000余人，受到重创，嚣张的侵略气焰遭到沉重打击，而我军则受胜利的鼓 舞，士气大振，战胜敌人的信心更足。 遭到痛击的敌人并不罢休。13日一早，敌军即以飞机、大炮对我军阵地 展开狂轰滥炸，猛烈的炮火过后，1000余名日军开始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 在我军的勇猛还击下，敌军的进攻很快被粉碎。14日拂晓，乘敌不备，赵登 禹指挥所部全线主动出击，再次以大刀、手榴弹与敌展开面对面的搏杀。激 战至日落，赵部在给敌以大量杀伤后，撤回自己的阵地。 从3月10日至14日，赵登禹军等部在喜峰口，以高昂的斗志，顽强拚 搏的精神，打退了装备精良的日军的一次次疯狂进攻，并给敌军以重大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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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尤其是11日夜奇袭日营，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惊魂落魄，闻风丧 胆。我军始终坚守阵地，未被突破，而日军在我顽强的抗击下，不仅难进寸 步，且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得不转向其他方向。至此，喜峰口的战事平息下 来。 敌军攻喜峰口不成，遂将进攻的矛头指向罗文峪、山嵖峪守地。罗文峪 位于喜峰口、古北口间长城的凹入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倘该地为敌占据， 则喜峰口，古北口我军侧后均受敌威胁，难以坚持。3月 17日，日军第31 联队、第 8联队及部分伪军共6000多人开始向罗文峪发起攻击。驻守罗文峪 的第29军刘汝明部，在第37、第38师各一个团的支援下，在宋哲元“宁为 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和 “有进无退，死而后已”手谕的激励下，尤其是在 赵登禹等部喜峰口血战的鼓舞下，全军上下，奋勇争先，不畏牺牲，击退敌 军一次次的进攻，给进攻敌军以沉重的打击。18日夜，仿照喜峰口我军夜袭 敌军的做法，主动大规模出击，以大刀与敌人展开拚死的肉搏，同时正面待 机的部队适时出击，前后夹击敌人。血战至天明，敌人在留下无数死尸之后 遁去。至此，罗文峪以北10里以内，全无敌踪。 敌人在喜峰口、罗文峪的进攻均以失败告终后，不得不改变战略，从 4 月初起开始向滦东进攻。4月11日，日军攻占由商震部防守的岭口，喜峰口 我军腹背受敌。13日，奉何应钦的命令，第29军从喜峰口、罗文峪等地撤 退至三河、通州以东一带沿运河布防。到5月下旬，日军已分别进至通州、 顺义、香河附近地区，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抱定所谓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方针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此种形势，加紧了妥协交涉活动。5月31日， 城下立盟的 “塘沽协定”签字，长城抗战遂告结束。 此次长城抗战虽以订立城下立盟而告结束，但我军在长城一线的英勇拚 杀，尤其是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给侵略气焰 嚣张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 “九·一八”以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烧杀劫掠，国人无 不悲愤痛切。长城一线我军的血战，大大发抒了人们心中的愤闷，振作了人 们的精神，而参加血战的将士，尤其是以生命和大刀赢得胜利的第 29军官 兵，则成为人们仰慕与赞颂的英雄，作为喜峰口胜利的指挥者之一，赵登禹 这时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受到国人的赞誉。 四、戍守冀察 《塘沽协定》签订后，第29军于1933年8月奉命回防察哈尔省。此时， 赵登禹因其在喜峰口作战中的出色指挥以及身先士卒、勇猛顽强的精神而被 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并被颁授青天白日勋章。同时，所部第109 旅亦被扩编为第 132师，赵登禹出任师长。9月，赵登禹率所部进驻察哈尔 省张北县。 《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门户打开，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华 北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妄图变华北为 “满洲国”第二！他们不断在华北 各地制造事端，寻衅滋事，以逼迫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妥协退让，出卖国家 民族利益！察哈尔因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热河、辽宁相邻，同时又因与日 本帝国主义正进一步策动的内蒙德王等的民族分裂活动所在地内蒙、绥远北 部相接，因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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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派特务情报人员窜入察哈尔，刺探情报，收买汉奸败类以为其用。 针对这些情况，赵登禹率部进驻张北县后，即加强了对部队的军事、政 治训练工作，加强爱国主义的抗日思想教育工作，严防敌特活动，认真做好 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还在部队刚进驻张北时，赵登禹即命所部向 盘踞在独石口、沽源一带的伪军李守信部骑兵部队发起攻击，将其彻底击溃， 收复为其盘踞的失地。此后，针对敌伪的种种侵略，挑衅活动，赵登禹毫不 退让，坚决反击。两次张北事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当时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 健中佐和池田外务书记官等几人由张家口去多伦。按惯例，日本人在当地旅 行必须携带有关证件，供当地中国军警查验。因此，当这些日本人路经张北 县时，城防守卫要求查看他们的证件，但被其蛮横地拒绝。守卫战士当即将 他们带回县城内第132师司令部，交官长处理。当师参谋长马润昌、师军法 处长杨玉田向他们查询时，再次为这些骄横的日本人所拒绝。为其蛮横不法 行径大大激怒的我军官兵，为杀其威风，当即从师属警卫部队中挑选100名 身强力壮、高大魁梧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轮番向这些日本人正步 行进。在我军战士凛然正气与雪亮的刺刀面前，刚才还骄横无理的这些日本 人，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跪地求饶，连连赔不是，并保证今后再也不敢无 视我军。 这件事本是日本人的不对，我军战士只是在执行正当的公务，维护国家 的尊严，然而当这几名日本人获释回到张家口后，驻张家口的日本领事桥本 正康却向第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提出所谓严重抗议。为不扩 大事态，宋哲元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令作为师长的赵登禹向日本领事道 歉。赵登禹虽不愿屈服，但迫于命令，被迫作了违心的道歉，使这一事件得 到了暂时的解决。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5年5月。这月的31日，有4个日本人，一 人为日军驻多伦特务机关服务人员，三人为日本三菱公司职员，未携带护照 由多伦出发前往张家口。按照察哈尔省地方当局与日本人当时商定的规则， 凡来往于热河与察哈尔省的日本人，必须持有由驻张家口的日本领事馆签发 的护照，并由我地方当局复验并加盖省政府的印信后方可通行。这些日本人 不仅明知故犯，不携带护照，且一路上刺探我军情况，偷绘我军驻防布阵图， 根本不把我国的规定与驻防的我军放在眼里。 6月5日下午4时左右，这些日本人到达张北县城南门，防守城门的卫 兵即要求其出示护照。在得知他们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卫兵们对其进行盘问， 并检查其携带的行李。日本人态度强硬，毫不讲理，并欲强行入城，双方遂 发生争执。在此情况下，卫兵将他们带往第132师司令部，以便请示上级后 再作处理。此间，我军官兵并无无理之举，完全是按规定办事，更无虐待这 些日本人的举动，相反对他们予以款待。后经省政府批示，于6日下午将这 4个日本人放行。 然而，日本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当这4个日本人回到张家口后，日 本领事桥本及特务机关的松井中佐即以所谓日本人遭中国卫兵恐吓、侮辱为 名，向察哈尔省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报告，意欲以 此为契机，将问题扩大化，而扩大其侵略。6月17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 召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开会，制定了 “对宋哲元交涉要领”， 要求：第29军移驻长城之西南；解散一切反日机关；宋哲元向日方赔罪，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