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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速处罚有关的负责人。同时决定此事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大特务土肥原 负责办理。 此前，当南京国民政府获悉，日本欲借此次事件做文章，提出强硬要求， 便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于 6月 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 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理。这样土肥原即开始与秦德纯进行交涉。 从6月23日到27日，秦德纯与土肥原在北平进行了数次会谈。在日本的武 力恐吓下，尽管秦德纯据理力争，但最后还是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与 日本签定了屈辱的《秦土协定》。协定除包括前述“交涉要领”外，还包括 将驻防昌平、延庆一线以东，并经独石口，沿长城至张家口、张北一线以北 的第29军部队全部撤退；解散各种反日机关；向日方道歉并处罚第29军有 关负责人等。至此，由日本人挑起的第二次张北事件平息了。 虽然，两次张北事件，均是由于日本人不遵守中国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 无视当地驻防部队且骄横无理引起的，赵登禹的第132师官兵只不过是在履 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而已。然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两次事件均 以我方的屈辱退让而结束。 《秦土协定》签定后，第29军奉命移驻北平附近。8月底，宋哲元被任 为平津卫戍司令。赵登禹及所部第132师随军移驻北平附近。 以平津为重心的华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此时已是山雨欲 来风满楼。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的前后，还发生了一系列日本侵略者挑起 的其他事件。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在南京国民党政权妥协投降政策的指 示下，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为首的华北当局，对 日本侵略者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步步退让。5月31日何应钦宣布将原定于 7月迁往保定的河北省政府，提前从6月1日开始迁移；6月1日，又宣布将 国民党中央宪兵第 3团团长蒋孝先与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曾扩清免职；6 月 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划天津为行政院直属市，以亲日派王克敏出任市 长；6月6日，下令免去主张抗日的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职务；6月 7 日又宣布将国民党河北省总部移驻保定，取消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裁减北平 军分会政训处，调走国民党宪兵第3团，何应钦还下令严加取缔平津地区的 各抗日团体。 6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更发表所谓《敦睦邦交令》声称：“凡我国民， 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拔恶感之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 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同时，下令河北省及平 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一律停止活动，将驻河北及平津附近的东北军于学忠部 与中央军黄杰、关麟征部他调。 至此，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大为削弱，而日本侵略者则进一步加紧其对 华北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渗透活动，扶植汉奸傀儡势力，以图进一步将华北从 中国“分离”出去，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指使下， 这一时期先后发生了汉奸白坚武于6月26日爆动夺城事件，10月21日汉奸 武宜亭香河请愿夺权事件，11月下旬汉奸殷汝耕等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 会”事件，等等。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及华北地方当局不仅没有 改变贯常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相反进一步妥协退让，幻想以进一步的妥协 让步来换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停止侵略。11月3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安排下， 北平市市长袁良辞职，8日秦德纯被任为北平市长，11月29日国民党北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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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也被撤消。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以进一步满足日本 侵略者 “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然而所有这一切也还是满足不了侵略者的欲望，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是 要变华北为其殖民地，变整个中国为其殖民地！因此华北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第29军军长，又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 靖公署主任和河北省政府主席、华北军政界头号人物的宋哲元，内心充满了 矛盾。作为非蒋介石嫡系，他能拥有这样的权势，独掌华北大权，实在来之 不易，他不愿失去它，但同时他也清楚，他必须对南京中央政府保持隶属关 系。同样，对日本人他不愿也不敢得罪，但又不愿丧失平津乃至华北主权， 充当日本人的奴仆。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之下，当土肥原多次诱使其搞所谓 “华北自治”时，宋哲元都没有接受，设法周旋，但他又与日本人保持经常 往来。对南京中央政府，他强调华北自主权，但又坚持不脱离中央的原则立 场。然而，第29军的绝大多数官兵，尤其是中下层官兵，面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步步进逼，无不义愤满腔。他们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不愿当亡国奴，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的抗日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作为已是第29军主要将领之一的赵登禹，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表 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及 华北地方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挑衅面前一味妥协退让，认为对于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行径要作坚决的斗争。他不仅是这么想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也是这么去做的。 1935年 11月，当日本侵略者在平津地区大肆搜捕抗日人士，企图压制 高涨的抗日舆论时，一次他们突然将第29军政训处处长宣介溪抓走。赵登禹 得知此事后，即与第29军冯治安、刘汝明等师长商量，认为日本人竟敢擅自 抓捕我们的高级将领，实在是对我们欺辱太甚，此事决不能罢休！当下他们 将负责中日间联系的陈某找来，询问有关情况。此人说，日本人认为宣介溪 处长是中央派来的，是向中央打报告的。冯治安听了当即驳斥说：他是中央 派来的，那我们哪个不是中央派来的？他向中央打报告，我们不也是向中央 打报告吗？日本人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真是岂有此理！赵登禹愤怒 地对陈某说：限日本人两个小时以内，好好地把人放回来，否则，超过时限， 我们就干啦！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他还和冯治安当即拿起电话 向部下发布命令，要求各部在两小时内完成各项作战准备，等待命令。这时 刘汝明对陈某说：你马上去和日本人交涉！让他们马上放人。陈某立即去见 日本人，转述了赵登禹等人的强硬态度。不久日本人不得不将宣介溪处长送 回，并被迫向第29军作了假惺惺的道歉。 还有一件事，日本人同样在赵登禹面前不得不收敛起嚣张的气焰。那是 赵登禹所部驻北平南苑时，由于华北地方当局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妥协退 让，南苑机场为日本人占据。日本人在这里设立了军械库，库内存有日军的 飞机，并有日军一个排驻防守卫。对此，赵登禹派所部一个营驻防机场附近， 负责监视日军的军械库及驻守的一排日军。日本兵骄横跋扈，经常制造纠纷， 我军战士以大局为重，时常忍辱退让，但有一次日本兵竟然不准中国军民由 机场附近通过，并肆意凌辱我军民。忍无可忍的我军官兵，心中极为不平， 在赵登禹的默许下，我军营长耿德星当即派出一连战士，将日军军械库团团 包围起来。迫于我军官兵的严正态度和强硬立场，日军排长不得不向我方道 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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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底，赵登禹部奉命调防河北任丘、固安、河间一带，担任后路防 卫任务，同时出任河北保安司令。当时所部共辖第1、第2及独立第27旅， 总兵力共15000人。这一期间，赵登禹更加紧了部队的各项训练工作，军事 训练外，还加强政治思想，尤其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教育工作。当时，爱 国主义的训练与教育手段很是丰富，如吃饭前高唱《吃饭歌》：“这些饮食， 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 职。”编有 《国耻歌》，令官兵练唱，以牢记国耻。同时每逢国耻日，吃饭 时馒头上总印有“勿忘国耻”几字，或令官兵禁食一日，以期官兵知耻后勇， 发奋图强。此外，部队还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国耻演讲活动，痛斥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行径，激发官兵们的抗日热情。这种多方面的训练教育，使部队中 爱国主义精神强烈，抗日情绪高涨。对此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认为第29 军 “年轻干部的抗日意识极强烈”，“抗日意识已深入官兵”。 作为一师之长的赵登禹，与广大官兵一样，是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的。1937年4月，他曾回菏泽老家省亲。在家乡期间，赵登禹曾到当 地3所学校，给学生讲话。他说：很久以来，日本就有独霸中国的野心。日 本儿童一上学，教师就会拿出买来的、产自中国的又大又好的桃子，分给学 生们吃，然后告诉学生们，这些桃子产自中国，只要长大当兵去打中国，就 能吃到这种桃子！他还给学生们介绍了日军在平津地区的挑衅滋事情况，告 诉学生们战争危在旦夕，他说：日本人的武装比我们好，但我们有大刀，我 们一定会奋力抵抗的！”鼓励学生们认真学习，报效国家民族。 进入1936至1937年之交，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紧逼，毫无 停止，毫无满足的时刻，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抗日救亡 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 政府及冀察地方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正视现实，逐步改变以往的政策。 1936年春夏之间，日本广田内阁公然增兵华北，以进一步向冀察当局施 加压力，迫其就范。5月30日，宋哲元就此事公开发表谈话，强调：“华北 外交刻所争者，为保全我国主权问题，凡不损我国主权者，方可本平等互惠 原则向前去做。”同时他还表白， “若日本仍增兵占领华北，余将与第29 军将士实行抗日”。 同日晚间，宋哲元召集冀察军政要人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 刘汝明等在其北平寓所开会，研究对付日本增兵华北的对策以及安定人心的 办法。会上，大家一致主张对日本的日益加紧的侵略活动，必须采取强硬态 度了，再也不能听任日本人为所欲为了，在咬牙苦撑局面的同时， “一切事 项均应下最大决心，以彻底保全我国主权为前提，向前努力奋斗”。 同年11月，针对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的秋季演习，第29军不甘示弱， 于11日至14日也在河北固安一带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加的部队有第 37师冯治安、第 132师赵登禹部以及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共达5万左右， 由军长宋哲元亲赴现场指挥。 到了1937年初，第29军更表示出强烈的抗日态度和决心。宋哲元在一 些场合，不失时机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曾强调：“国家三大要素，即主权、 土地、人民；誓尽军人天职，尽力保护之。” “侵犯我土地，侮辱我人民， 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倒他。”他还表示， “我宋哲元绝不做卖国 贼”。对于当时日军在平津及北宁铁路沿线不断扩充军事设施的行为，宋哲 元冀察当局断然加以制止，如拒绝日军圈购丰台到卢沟桥之间 6000余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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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来修建飞机场与兵营的企图，当日军从冀察当局得不到允许，改而企 图以重金利诱直接向当地农民购地时，冀察当局1937年4月20日发布命令， 强硬规定 “凡盗卖国土者处死刑”，终于使日军的企图失败。 这一时期，宋哲元及冀察当局对于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也一改以 往的镇压、限制的态度，而采取实际上的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如对天津学生 抗议日军增兵华北的 “五·二八”大游行，宋哲元即给予明确支持，并表示 “第29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1937年5月，宋哲元又下 令恢复由于日军反对而停止的华北中等以上学校的暑期军训，同时在宋哲元 的同意下，一批共产党员以进步青年的身份进入第29军工作，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华北正处于大风暴来临的前夜。 五、血洒南苑 蓄谋已久的大风暴终于来临了。 1937年7月7日晚，华北日军驻丰台河边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 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指挥下，在北平西南卢沟桥畔宛平城附近演习。临近 午夜，在一声枪响之后，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入城 进行搜查，遭我守城部队的严辞拒绝。蛮横无理的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城，开 枪示威，同时向驻丰台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要求派兵增援。尽管20 分钟后， “丢失”的士兵回来了，只是因解手而暂离队，但一木清直仍决定 立即集合部队准备增援，同时向驻北平城内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报告此事。 8日凌晨，当双方正在交涉之际，日军突然向我宛平城开炮，发起进攻。 驻守宛平城的第29军冯治安师金振中营，当即奋起反击。中国人民的伟大抗 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总政策决定 的，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华活动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有预谋的， 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变发生前夕，日军即不断加强在 平津郊区的战斗演习。到6月，这种演习的频度突然增加。驻丰台的日军第 1联队，甚至直接以攻夺宛平地域为目的，不分昼夜地进行演习，而华北驻 屯军总部的参谋人员也大部集中到第1联队，对演习进行现场指导和检阅。6 月21日，华北驻屯军更紧急成立了临时作战课，加紧制定作战计划和各种其 他军事准备工作。这种种迹象均表明，日本侵略者正准备实施新的更大规模 的侵略活动。 针对日益严峻的局面，第 29军，尤其是驻北平、天津部队亦采取了相应 的措施，对日军施行严密的警戒。从6月初起，我军加强了对北平市区、郊 区的巡逻和城门守卫工作，并对卢沟桥一带既设阵地增加兵力，加修防御工 事。特别是自6月26日起，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警戒。 对卢沟桥及宛平城的守备工作，我军尤为重视。当时北平已处于日军三 面包围之中，仅存这西南的唯一通道，保持与外部的联系，可以说宛平城和 卢沟桥这时成了北平的交通生命线。驻守这里的是第29军第37师110旅219 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该营为加强营，计有4个步兵连，重机枪及轻重迫 击炮各1个连，共 1400余人。自驻防以来，该部即以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 勤加训练，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反击日本侵略者可能的进攻。7月8日凌晨， 日军发起攻击后，该营在第29军“誓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的命令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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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国家的领土与民族的尊严，奋起拚杀，不惜牺牲。激烈的战斗持续了 1 个多小时，日军未能前进一步，宛平依然屹立在古老的永定河畔。 遭到失败的日本侵略军并不死心，调兵遣将，准备继续发动新的进攻。8 日晨，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向其驻天津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动的命令，并急令此 时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旅团长河边正三速返北平。午后，日军联队长牟田 口廉也及河边正三，先后赶到宛平城东北的沙岗及丰台督战。在其所提无理 要求遭我方严正拒绝后，日军于当晚6时前后再次发起攻击。战斗持续了3 个多小时，日军以坦克大炮对宛平城猛烈轰击，炸毁城内大批房屋，无辜百 姓惨遭杀戳。然而我军民以必死的决心，顽强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使其阴 谋始终不能得逞。入夜，我军又组织突击队，身负寒光闪闪的大刀，突袭昨 日为敌占据的铁路桥，一举将守敌一个中队几乎全歼于阵地！收复失地。 再次遭到失败的敌人，不得不使出缓兵之计，假惺惺地表示要谈判解决 事变。我方表示同意。经谈判双方达成三条口头协议：1.立即停止射击；2. 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3.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 并由冀北保安队 （石友三部）派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300人，定于当 日上午9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然而，日方仅是缓兵之计， 其意在争取时间，增加兵力，然后再打，而冀察当局，受南京国民政府 “应 战不求战”的约束，又囿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企图保持自己的地盘，结果陷 入日本侵略者的圈套。 当北平方面双方对峙的时候，日本政府内部围绕事变的解决，发生所谓 “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无论是“扩大派”还是“不扩大派”， 都是主张侵略中国的，只是在侵略中国的具体时间上有所不同而已。经过争 论， “扩大派”占了上风，7月11日，日本内阁批准了10日由日军参谋本 部提出的关于增兵华北的方案，同时于当晚正式发表 《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 府声明》，声明歪曲事实真象，为其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辩护，这是日本帝 国主义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的宣言，也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动员会。此后，日 本军部加速向华北派兵。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老家。7月11日 他由乐陵抵达天津出于多种考虑，他也幻想通过妥协让步，来求得事变的和 平解决，以保存实力和地盘，因此在日本 “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幌子 下，他就听信了，并与日方继续谈判。同时为向日方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于 13日竟下令：从14日起恢复北宁铁路的正常运行；解除北平城戒严；释放 被捕的日本人；严禁所部与日军发生磨擦。随后他又答应日方的进一步无理 要求：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事变发生时驻卢沟桥我军营长； 北平城防改由第38师担任；中方向日方道歉。 19日，宋哲元回到北平，他不顾日方屡次破坏协议，挑起事端的事实， 又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单方面措施以示和平诚意：下令撤除北平街头设置的各 种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北平城门；命令调赵登禹师到北平布防，调走冯治 安的第37师；撤退部分向城外派出的增援部队；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北上赴 援的孙连仲等部停止开进；下令平汉铁路局试行通车。 正是在宋哲元这既没有决心抵抗日本侵略，又不甘心完全对日妥协，而 幻想以一定的退让来换得日方停止侵略的消极方针下，日方得以从容调集兵 力向平津集中。12日，日军10列兵车分载各种部队并附战车、汽车、弹药 等，由山海关开向天津，午后有800多日军乘汽车向北平运送，并附有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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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炮。15日，日本决定动员国内航空部队各机种共18个中队，派至山海关、 锦州、大连地区，组织临时航空兵团，准备参加战争；16日，关东军独立混 成第1旅团抵达密云；19日，日军第20师团约万人由朝鲜开抵天津，一部 集结于唐山、山海关；20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抵达高丽营。 至此，日军第一批增援华北的兵力全部抵达，并完成了战斗准备。 与日军大举集结相反，第 29军各部却一直处于既无统一作战方案，又无 统一作战指挥的状态，处于前线的部队既得不到良好的装备补充，其运输、 通讯等工作更几乎全部依仗地方，其他后勤保证，如战地救护、医疗等更是 毫无准备。在日本帝国主义决心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与其讲和平，努力 寻求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是要彻底失败的，而且要祸及自身，严重影响以 后的战斗力。 在整个这段时间内，赵登禹坚定地主张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不再妥协 退让。然而英雄无用武之地，冀察当局及宋哲元的态度使他无法立即实现杀 敌报国的抱负。事实说明，不断趋向恶化的平津局势，使宋哲元无法再在和、 战之间徘徊了！ 7月25日，面对不可避免的大战，宋哲元终于决心起而抵抗日本的侵略， 下令立即中止与日方的谈判交涉，并命令按计划进行战备准备工作。尽管这 一转变来得有些晚了，但在这和战的最后关头，他还是坚持了民族气节和爱 国立场，终于踏上了抗日卫国的正义之路。赵登禹有了报国有门，实现自己 的抗日意愿的机会。 还在7月22日，奉宋哲元命令，赵登禹部第132师开赴北平，其一部到 达南苑。23日，赵部独立旅与第37师换防，开入北平城内，其中一团驻天 坛，一团驻禄米仓。部队陆续抵平后，赵登禹立即令各部加紧构筑工事，并 与学生及各抗日团体联络，准备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7月25日，廊坊战斗打响，日军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开始了对平津我 军的大举进攻。26日廊坊沦入敌手，平津铁路为日军所控制。同日下午，日 军华北驻屯军新任司令香月清司派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往宋哲元，提 出最后通牒，要求将北平附近第29军部队撤走，退往河北保定，如果中方不 照此办理，日军就要采取 “独立之行动”。面对如此无理的挑衅，宋哲元当 即令秦德纯将通牒退回，绝不接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无理要求。在日军向宋 哲元提出最后通牒的同时，日军华北驻屯军第2联队第2大队500余名敌人， 由大队长广部率领由天津开到丰台，随即换乘汽车开往北平城。傍晚敌军抵 达广安门，企图闯入北平城。驻守广安门的第132师独立旅679团刘汝珍部 一个连，当即关闭城门，拒绝日军进城。气焰嚣张的日军即于城下摆出一副 要攻城的架势，坚持要进城。宋哲元闻讯，当即令守军备战。守门官兵得令， 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将城门慢慢打开，狂傲的日军不以为计，反以为中国 军队又一次妥协，便毫不犹豫地开入城内。当日军车队半数入城后，守军突 然发起攻击，向敌车队猛烈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损失惨重。 27日中午，华北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由于守军准备不足，加上日 军突然袭击，通县、团河相继失守，随后向南苑发起进攻。 南苑地处北平南郊，团河以北，是北平南部的咽喉要道。若日军占据南 苑，则可控制北平南郊，进而可长驱直入永定门，进攻北平城。卢沟桥事变 前，第29军军部驻南苑。事变发生后，第29军副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张 克侠曾多次建议宋哲元，派一名有威望的师长去南苑统一指挥，把军部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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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然而宋哲元当时生怕此举引起日本人怀疑我准备打仗，引发新的冲突， 故一直不准备军队调动，也不转移军部。及至日军发动总攻，宋哲元才在27 日下令将军部移入北平城内中南海怀仁堂，并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 官，统一指挥南苑方面作战。当晚赵登禹即赶往南苑。 当时，南苑方面除尚未移走的军部直属各机构外，还有直属炮兵、工兵、 通信各营，特务旅两个团，军官教导团 （由副军长佟麟阁兼任团长），军事 训练团，骑兵第9师1个团，第37师炮兵团和1个步兵团，总人数约有7000， 但由于单位众多，分属不同的系统，加上战前准备很不充分，故难以统一指 挥，战斗力也大受影响。 赵登禹到达南苑后，即与尚留南苑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军事训练团 教育长张寿龄等人商量防守对策，针对连日来日军飞机连续轰炸廊坊、团河 等，大家认为应加强防御，赶修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赵登禹豪迈地 说：“在喜峰口那次战斗中，我们还不是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等着瞧吧！” 他一面催促所部第132师火速向南苑集中，一面着手统一指挥工作，同时派 出便衣侦察队，在南苑外围各要点侦察警戒。此后，他又召集在南苑的各部 官长开会，布置任务，发布作战命令，同时召集军训团讲话，鼓励大家说： 杀敌报国已到时候了，军人必须以保国卫民为天职，要有不惜牺牲的精神。 他还不顾连日的劳累，巡视各处阵地，检查防御设施，鼓舞官兵们的士气。 尽管赵登禹在竭尽全力做着各项战前准备工作，然而时间实在太紧。午 夜，南苑四周传来枪声，敌人陆续发起试探性的进攻。28日拂晓，日军在数 10架飞机以及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南苑我军发起了全面进攻。我军在没 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匆忙投入战斗。由于各部队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指 挥又不协调，各部队大多各自为战，开战不久，各部陷于被动。一些部队由 于事先没来得及构筑防御工事，只能以营地围墙作掩体，在日军飞机、大炮 的轰击下，伤亡惨重。尽管如此，守军仍顽强抵抗，斗志旺盛，不稍后退。 激烈的战斗一直延至午后。日军从东、西两面攻击南苑，同时日军一部绕至 南苑北部，切断了南苑至北平的公路。南苑守军腹背受敌，被迫分散向大红 门方向撤退。 赵登禹亲自指挥的一部分守军，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 敌军炮火猛烈，赵登禹下令在敌人炮火轰击时，停止射击，隐蔽起来；当日 军步兵开始冲锋，直至进到我军阵地200米左右时，他才下令向敌人开火， 并乘势向敌人发起反击，如此一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并给日军以大量的杀 伤。由于敌军炮火实在猛烈，部队伤亡十分严重，迫不得已，最后赵登禹下 令撤退。撤退之际，日军的飞机尾随轰炸扫射，官兵伤亡仍很重，见此赵登 禹又下令向日军反击，然后再度撤退。 如果说南苑守军在日军的突然进攻面前，仓促应战，遭到重大牺牲，已 充分显现出前一阶段冀察当局及宋哲元在和战问题上摇摆不定所埋下的恶 果，那么南苑守军的撤退，则是这一恶果的进一步显现。由于事先根本没有 确定的计划，加之通讯联络早已为日军炮火炸断，第 29军军部下达的从南苑 撤退的命令，是由传令兵冒着敌人的炮火送达的。由于各自为战，没有统一 的指挥，先得知命令的部队就先撤走了，而未收到命令的部队却还在孤军备 战！撤退时，既没有相互的掩护，也没有确定的路线，有的士兵找不到官长， 有的官长手下没有士兵，整个场面呈混乱状态！面对这种状况，赵登禹也是 难以处置，他只得率领手下的官兵，且战且退，利用青纱帐，向北平城退去。
当部队行进到南苑镇北黄亭子公路附近时，突然与一股日军相遇，赵登禹的 副官李先池当场中弹牺牲，赵登禹本人也中弹负伤，但他仍坚持着指挥部下 反击日军，浴血奋战直至昏迷过去。当部下冒着弹雨，抬着他准备转移时， 他苏醒过来，对周围战士说： “不要管我！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 么值得悲伤。只是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你们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 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老祖宗了…… ”话还没说完，这位 喜峰口率部夜袭日军的英雄，就停止了呼吸，时年仅39岁。 六、留名青史 赵登禹将军及同时在南苑战斗中死难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是全 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两位战死疆场、以身报国的高级将领，他们的 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震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烈的活动。 第29军的官兵们，更是悲痛满怀。赵登禹勇猛善战，豪爽慷慨，有燕赵豪侠 的美称，士兵们爱戴他，军官们喜爱他，人们无不痛惜失去了一位好官长、 好兄弟。宋哲元得知赵登禹牺牲的消息，不由得捶胸顿足，失声大哭，说： “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赵登禹的老上级、他所敬重的冯玉祥得知 他的死讯，更是悲痛不堪，挥笔写下了 《吊佟赵》诗，以寄哀思： 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赵是二十三年的兄弟。 我们艰苦共尝，我们患难相从。 论学问：佟入高教团，用过一年功。 赵入教导团，八个月后即回营。 论体格：同样强壮，但赵比佟更伟雄。 佟善练兵心极细，赵长杀敌夜袭营。 佟极俭朴，而信教甚诚。 赵极孝义，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样的忠，二人是一样的勇。 如今同为抗敌阵亡，使我何等悲伤！ 但我替他们想想，又觉得庆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国家培养，必须这样死，方是最好下场。 后死者奋力抗战，都奉你们为榜样。 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敌焰如何猖狂。 最后胜利必在我！ 最后胜利必在我！ 你们二位在前面等我，我要不久把你们赶上。 当时的报纸也发表文章，高度评价赵登禹将军英勇牺牲的精神，指出： “从军人本分上说，将军抗敌守土，奋战至最后一滴血，光荣地完成了保国 卫民的天职，足为全国军人的模范”。从史实上说，国难6年中曾经有不少 次的抗战，曾经有不少健儿志士杀身成仁，然而，赵登禹将军是坚决抗战， 以身殉国最早的高级将领。从振奋军心上说，将军为国捐躯的忠勇气节，足 以打破怯懦退缩、贪生怕死的心理，更加激发我无数健儿杀敌的决心。赵将 军这种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实在是我国军队的最优秀代表。 为表彰赵登禹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 布褒扬令： “陆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精娴武略，久领师干，……此次在
平应战，威以捍卫国家保卫疆土为职志，迭次冲锋，奋厉无前，论其忠勇， 询足发扬士气，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围，死于战阵。为以彰忠烈，追赠赵 登禹为陆军上将，……” 赵登禹将军死难后，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南苑血战后，派参议田春 芳同北平红十字会人员到战场，将赵登禹及其他死难将士就地掩埋。抗战胜 利后，原第29军旅长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及第29军 其他抗日阵亡将士之忠骨，移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7月28日，在赵登禹 将军殉国9周年之际，当时的国民党北平当局，在中山公园举行北平各界公 祭大会，追悼为国捐躯的赵登禹及佟麟阁将军。公祭大会由李宗仁主祭。国 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北平市市长熊斌等陪祭，北平各机关、团体、学校 的代表致祭。在由李宗仁、冯玉祥等联名发出的公祭征文启中，对赵登禹将 军作了高度评价，指出：“第29军长城之捷，壮采空前，举世震耸，以赵登 禹将军之功为最多。”“南苑之战，奋勇先登，叱咤驰骤”，“此次抗战， 将军首倡捐躯，为河山壮声色”。在此之前，北平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为国捐 躯的民族英雄，特将城内崇元观往南至太平桥的一段马路，命名为 “赵登禹 路”。同时北平通县也将古运河西岸的东大街更名为 “赵登禹大街”，以志 纪念。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对赵登禹将军为国捐躯的英勇壮 举作了表彰，并举行纪念活动，同时确认赵登禹将军及同期殉难的佟麟阁将 军为抗日烈士，由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6月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 的烈士证书。10年浩劫中，赵登禹将军的墓地因疏于维护而日见荒废，同时 为纪念赵登禹将军而命名的“赵登禹路”也被改名。10年浩劫后，1980年元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将位于卢沟桥东北西道口的赵登禹将军墓修葺一新，并 重立一碑，同时重新恢复以赵将军名字命名的街道。1980年7月28日，由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主持，在赵登禹将军墓地举行纪念活动，以悼念将军为国 捐躯43周年。 赵登禹将军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为保 卫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惜以身殉国， 其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与功勋，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尊敬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