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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殿才 当前章节:16075 字 更新时间:2026-6-20 15:14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康有为》

作者:许殿才【完结】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岛。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一、好学深思,立志救国

1858年,古老的中华帝国又一次蒙受了列强的羞辱,英法联军攻陷大沽 炮台,攻入天津,清政府被迫分别与俄、美、英、法等列强签订了屈辱的城 下之盟 《天津条约》,致使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陷入 更深的苦海。就在这年3月,一位在近代中国救辱图强的斗争中斩将搴旗的 伟人诞生了。他就是几十年后在神州掀起洪波巨澜的康有为。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诒,戊戌政变后改号更生,晚年自号天 游化人、游存叟、游存父等,因祖籍南海被尊称为南海先生,或康南海。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苏村敦仁里康氏老屋。南 海康氏是南海县的大族,世代习文修礼,是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他的高祖 以举人入仕,官至广西布政使。曾祖早年讲学于乡,有 “醇儒”美称,后官 至福建按察使。祖父康赞修长期担任地方教育管理官员,在广东知识界颇有 名气。父亲康达初博通古今,学术精湛,因病长期在家修养,他勤苦治学的 精神,在康有为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康有为是家中的长子,家族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光大门楣,有所作为。 受家中浓厚读书气氛的耳濡目染,及长辈们的谆谆教诲,他从小就深深领悟 到:只有饱读诗书,立身扬名,才是人生正途。6岁时,家中请广州儒生吕 凤简先生担任教师,让他正式入塾读书。在吕先生指导下,他熟读了四书等 儒家经典。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读书又十分刻苦,因此吕先生对他格外 喜欢。一次叔伯们想试试他的才气,出 “柳成絮”三字让他应对,他脱口而 出“鱼化龙”。不但对仗工稳,而且器度非凡,表现出宏伟志向,引起长们 一阵感叹,连称: “此子终非池中物也!” 1868年2月,康达初因病去世。临终前谆谆告诫他,要 “立志苦学,孝 敬尊长,友爱姊弟。”未满10岁的康有为牢记父亲遗训,一心要成为显亲扬 名的有用之才。他跟随祖父住在连州官舍,日夜苦读。祖父康赞修是个德高 望重的儒生,对他的成长施加了重要影响。祖父热心指导他读书。教导他熟 读儒家经典,领会其中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阅读史书,通鉴古今变化大势; 揣摩诗文义法,掌握著述之道。祖父不但经常给他讲学,还常常教导他胸怀 大志,立身扬名,报效国家。在官舍里,他看到过清政府发到各地的邸报, 对国家大事有了一些了解。对当时政界名人的事迹,他十分羡慕,决心做匡 世济民的英雄。康赞修喜欢游览,常带着康有为登临家乡附近名胜。祖孙二 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爱国豪情。这样的壮游开阔了他的胸襟,扩大 了他的视野。在祖父影响下,他志向远大,开口必称 “圣人”,因此,同学 们把圣人二字与他的名字联起来,称他为 “圣人为”。 1873年,康有为参加乡里的社学考试,一天写出6篇文章。在百余篇密 封的考卷中,考官选中15篇,他的6篇全部入选,其中名居前3篇竟全是他 的试卷。在作诗考试中,他的诗也获得第一名。由此康有为赢得很高声誉。 1877年,康赞修老先生在救灾中殉难,20岁的康有为回到家乡继续读 书。据说他每天早晨取出一批书,放在桌上,用一把锋利的锥子,猛力一扎, 扎穿几册,当天就必须看完几册,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 他治学有种求真求实的执拗精神,总要从中琢磨出自己的体会来。为了 进一步充实提高自己,他到家乡附近江山镇的礼山草堂拜名儒朱次琦为师, 继续求学。朱次琦教学强调将品德修养与经学、文学、史学等传统学科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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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结合起来,是一位行为刚正,学术精湛的理学大师。他的言传身教,改变 了康有为的人生道路。在礼山草堂,康有为下苦功夫系统研究儒家典籍和孔 子的思想体系,研究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并广泛涉猎 《楚辞》、《文 选》、 《杜诗》等文学作品,学业日进。他读书善于思索而不盲从,有一次 甚至因对唐代大学者韩愈的评价不同,而与朱次琦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经3年刻苦学习他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功底,使过去所学融汇贯通,具备了治 学的大家气度。可是面对残破的河山、涂炭的生灵,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理 想,解生民于倒悬?这个问题,他在传统学术中没有找到答案。 怀着困惑与苦闷,1878年他辞别老师,茫然走出书斋,回到家乡。次年 初,他来到离家不远的西樵山白云洞结庐读书,希图在与自然的接近中,体 悟到真理。 在一个偶然机会,他结识了来此游玩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经几番接触, 二人结为忘年交。张鼎华是以文学誉满京华的名士,常与康有为促膝长谈, 纵论天下大事。从张鼎华那里,他了解到时事政治、朝章典故、京城风气、 当代人物事迹等,对现实有了初步理解,眼前仿佛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 朦胧地看到了走上社会寻找出路的希望。他开始钻研《周礼》、《文献通考》、 《经世文编》、 《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经国有用之书, 希望从中找出救国救民的方案。 这时他读到了 《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方社会制 度、风俗民情和文明程度的书籍。新奇的外部世界深深吸引了他。为了求得 更深入的了解,他于1879年客游香港。在那里,他一方面感到作为中国人的 屈辱,一方面也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整洁宽敞的 街道,穿行往来的车辆,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使他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基 础开始动摇,觉得以往对外国人的民族偏见应当打破。他看到了中国的落后 局面,痛感如不奋起直追,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的中国,将被远远 地甩在世界潮流之后。在香港,通过一位曾任中国驻日公使馆翻译的同乡, 他又看到了不少翻译的西方书籍,更多地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产 生了很大变化。 1882,他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因作文喜欢自抒胸臆,不愿循八股文常 格而落选。归途中,满目疮痍的残破河山和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贫苦百姓, 刺激着他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赤子情怀,进一步激发了他挺身而 赴时艰的责任感。在上海,他订了一份美国人主编的 《万国公报》,购进了 大批的西学新书。据载:上海江南制造总局30年间售出的约1.2万册西学书 籍,他购买自读或送人的就有3千余册,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通过认真研 读西方书籍报刊,他进一步了解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政治制 度,还学习了不少自然科学知识。其中,天文、物理、古地质学等使他心智 大开。他认真研究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的天体力学,并在1886年写出了一部 天文学专著 《诸天讲》。在著作中,他对太阳系的起源,太阳黑子,月亮的 阴晴圆缺,行星、彗星、流星等做了初步的科学阐释。科学知识战胜了儒家 传统的天道观,改变了他原来的宇宙观。进化论思想在他头脑中逐步形成, 并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面对残破而又顽固的封建营垒,他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把新道理付诸社 会实践。他具有反传统的勇气和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勇于向旧势力挑战。 1883年,他的长女5岁时,到了按当时习俗缠足的年龄。他认为这是违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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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理的一种陋俗,是对妇女的残酷迫害,于是坚决不让女儿缠足,声言要 把两万万女子从此种苦难中解救出来。这件事在乡间引起很大轰动,全乡的 人都起来反对,一些长辈甚至强令他的长女裹足。康有为坚决顶住压力,坚 持自己的作法。从这件事上,他看到习惯势力的可怕和冲破传统的意义。为 了将斗争进行到底,并扩大战果,他与一位也不让自己家女人缠足的卸任外 交官商议,成立了 “不裹足会”。章程规定:凡入会者均须保证,不让自己 家的妇女裹足;已经裹足的不强迫放足,但如自愿放足,则会员都去庆贺。 经过他的宣传,参加 “不裹足会”的人渐渐增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 反对妇女缠足的民间组织,反映了妇女反对缠足的强烈愿望。此举实际是向 封建伦理纲常宣战,动摇了旧的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的反封建意义。这也是 全国不缠足运动的先声,从 1895年以后,在广州、上海、天津、北京、长沙、 福州等大城市以及广东、湖南、江苏、福建等省乡村,先后出现过这类组织, 掀起了反对缠足的社会运动。这是康有为与旧势力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他取 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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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书立说,授徒讲学 经过几年学习研究,他初步形成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实行变法 维新,振兴中华的政治思想。此间他曾向洋务派领袖之一张之洞建议多印西 方政治理论著作,以开启民智。中法战争中,中国虽胜犹败的惨痛现实促使 他进一步思考,为了促使人们从沉睡中觉醒,他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引入 社会政治领域,撰写了 《人类公理》和《实理公法全书》、《礼运注》等政 治理论著作。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最早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向封 建主义思想体系开战。 《实理公法全书》共16篇,模仿欧几里德 《几何原本》的编写形式,在 实理公法的命题下,阐发人道主义学说。书中用实理公法否定封建主义的天 理与私法,提出反对封建等级内容的独立的人的价值观,宏扬人的天赋权力 学说,反对三纲五常的旧礼教,提出新的伦理道德观念,并描述了新社会理 想。在 《礼运注》中,他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批注,初步阐述了他对人类未来 的美好设想。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经历据乱世、升平世、而 达到太平世,进入天下大同这种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在大同世界,人人平 等,享受着充分的自由与公民权利,私有财产已不存在,人们在物质上和精 神上都得到极大满足。对这个理想的实现,他坚信不疑。他一生的奋斗,都 指向这个高远的终极目标。改变中国的现状,在他看来,只是实现远大理想 的第一个步骤而已。 1888年,他再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仍因文章不同常格,没有考中。他 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为了求取功名,而是为登上政坛,大展宏图创造 必要条件。科场的失意,他并不十分在意,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对西 南边陲的渗透却引起他的警觉。 这年12月,康有为实在觉得再不能坐视局势的恶化,他怀着一腔忧愤, 给光绪皇帝上书,请求改良政治,自强自救。他以强烈的危机感,描述了中 国面临的危难局势,对朝政提出批评,提出了 “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三条具体建议。所谓 “变成法”,就是革除弊政,参照古今中外的法制,推 行新法来治理国家。 “通下情”就是让朝廷开通言路,广泛听取臣僚及士人 意见,使政情上通下达。 “慎左右”就是要统治者明辨忠奸,慎重用人,重 用贤才,斥远奸佞。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跳出传统政治的格局,但对当时的政 治状况,却有很强的针对性。 他的上书得到朝中开明官吏黄绍箕、沈曾植、屠仁守等人的同情和支持, 国子监祭酒盛昱答应为他代呈。可这份上书终因横遭腐朽势力阻拦,没能进 呈到光绪皇帝面前。但这行为本身和书中阐述的政治主张,却打动了无数关 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仁人志士。人们纷纷传抄 《上皇帝书》,康有为一时成了 风云人物。 上书受挫没有动摇他的斗争决心。此时的诗句 “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 江湖心未灰”抒写了他的心境。当时慈禧太后正热心在颐和园大兴土木,朝 中大臣与宦官勾结,把持大权,国事日非。康有为在京一年有余,看透了政 局的黑暗,朝廷的腐败,也感到了传统习惯势力的强大,国人思想的麻木保 守;认识到要变法自新,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须攻克封建思想 文化堡垒,做社会改良的宣传鼓动工作。1889年秋,他反回故里,着手寻求 能为中国知识界接受的思想学说,决心先从思想领域打开缺口,做思想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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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这时日本 “明治维新”刚刚取得成功,康有为似乎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 望。1890年他去拜访著名今文经学家廖平,讨论今文经学问题。从廖平的著 作中,康有为受到很大启发,找到了改造经学,使之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 的道路。 他先后写出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学术巨著,向传统思 想学术开战。 《新学伪经考》论证长期流传并被统治者作为治国修身指导的 儒家经典,大部分不是孔子等人修订先秦文献或典章制度的记录,而是西汉 末年的学者刘歆为配合王莽改制篡汉而伪造的。这就等于说两千年来从统治 者到普通学者学习并应用的大部分是伪书,人们都受了刘歆的欺骗。这部书 出版后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人们都为他新颖又大胆的论述所震慑,长期统 治思想界的经学发生动摇,人们思想为之一新。康有为写 《新学伪经考》是 为了破除思想迷信,写 《孔子改制考》则是为他的政治改革开通道路。在这 部书中,他论述孔子的学说主要是关于改革国家制度的理论,孔子一生的主 要事业就是托古改制。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民权、民主、自由、平等等学说 都是孔子的发明。他主张的维新变法正是继承着孔子遗志,是遥隔2400年后 与孔子所为一脉相承的圣业。这样一来,他的思想学说蒙上了一层神圣的灵 光,许多人解除了思想顾虑,接受了他的维新观点。这两部著作虽然不免有 牵强附会之处,但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中却是震铄古今的不朽文献。在近代思 想界,它如划破漫漫长夜的一声惊雷,震聋发聩,使人猛醒。 康有为来广州,使一个青年学子怦然心动。他就是成为康有为开门弟子 的陈千秋。陈千秋当时正在广州最有名的书院学海堂求学。他天资聪颖,好 学上进,具有高昂的爱国热情,对康有为上书批评时政的行为非常敬佩。听 说康已到广州,便前去拜访。一见面,他马上被康有为深湛的学识和精辟的 思想见解所吸引,茅塞顿开。经反复考虑,放弃了学海堂的学业,前来拜康 有为为师。陈千秋入师门后,更感到康有为的学问壁立千仞,难窥堂奥。便 向学海堂学友梁启超谈了自己的感受。梁启超16岁即中举人,是名噪一时的 才子。听了陈的介绍,引起极大兴趣,便去拜谒。交谈中,他也一下子被康 有为的气魄征服。想不到自命不凡的自己,相形之下显得那么浅薄、无知, 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认定从康有为这里,才能学到真正的学问。于 是放下自己的举人架子,拜当时只是秀才的康有为做自己的老师。陈千秋后 来英年早逝,康有为万分痛惜,体会了孔老夫子痛失爱徒颜渊的心情。梁启 超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是与康相映的一颗 巨星。 陈、梁之后,有志好学的青年学子不断前来求学,在他们的请求下,康 有为正式办起了学堂——长兴学舍。长兴学舍兴办后,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 1893年学生有40余人,1894年达100余人,到 1898年戊戌变法时,连同在 其他地方慕名来投的学生已达1000余人。随着学生不断增加,学堂不得不一 再迁址。1893年迁到广府学宫仰高祠 (今广州市工人文化宫),挂起了“万 木草堂”匾额。 康有为办学注意对学生精神气质的培养,着重传授有实用价值的知识, 注意培养学生从经世致用角度理解学问,增强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感。万木 草堂不教授八股文等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之学,它的课程主要有四大类:义理 之学,即儒家哲学、诸子哲学、佛学、西方哲学等;考据之学,即经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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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掌故之学、地理、数学、物理学等;经世之学,即政治学、中国及世界 各国制度沿革等;文字之学,即中外语言文字学。 康有为讲学特别认真、投入。他声音宏亮,精神饱满,往往一讲就是几 个小时,仍神完气足,精力充沛。他学识渊博,每论一学、一事,必详究本 末,考辨得失,广引例证,结合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以启发同 学们深入观察事物,分析思考问题,培养治学能力,形成远大的政治理想。 康有为立身刚直,人品高尚,万木草堂的学生们对他非常尊敬。除给学生们 讲课外,康有为还每天到讲堂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他的学生多是勤奋好 学、善于思考的人,所以不断提出许多疑难问题。疑难越多,康有为越精神 抖擞,思路开阔,学生们往往获得很大启发。 在康有为精心诱导下,在这所学堂里培养出了一批政治运动的骨干和思 想领域的启蒙学者,如徐勤、麦孟华、梁朝杰、韩文举、欧榘甲、陈和泽、 曹泰、王觉任等都是大有作为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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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车上书,力挽狂澜 1893年康有为应乡试,中举人第八名,取得了考进士的资格。 1894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年底,大连、旅顺相继被日军占 领。次年初,清政府多年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4月,清廷被迫派李鸿 章赴日本马关与日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条约规定: 一、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人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二、中国赔偿给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三、中国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4个通商口岸。 四、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 这个苛刻的条约传到北京,全中国人民都陷入巨大的悲愤之中。面临国 家民族的灾难,人们的民族觉醒意识空前高涨,爱国热情极为高昂。北京的 大街小巷掀起了拒约浪潮。当时正值全国科举大考即将举行,全国举人 (公 车)都集中在北京。这些尚未步入仕途的士子更是群情激愤。大弟子梁启超 在康有为影响下慷慨激昂,奔走联络。首先联合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 百余人,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等数十人,上书都察院,请代奏皇帝,力 言台湾不可割给日本。梁启超等人上书之后,福建、四川、江西、贵州以及 江苏、湖北、直隶、云南等省举人也分别上书,强烈反对割台。几天之内督 察院衙门前车马骈集,填街溢巷,有时长达数里。台湾举人们涕泪交流,慷 慨陈词,引得一些官员也连连表示敬意。 人们高涨的爱国热情深深感染了康有为,他意识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发 动一场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以改变政局。他召集18省举人1300余人聚会, 决定上一公呈,请求清政府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以自救立国。这时他早 已因倡言变法图强而名满天下,于是,大家公推他起草上奏书。他用一天两 夜时间,写出了洋洋1.8万余言的 《上今上皇帝书》,准备由各省参加会试 的举人签名后上呈。 康有为在上书中首先驳斥了出卖主权,对日妥协就可以保清廷数年安全 的幻想,指出:日本割台后,其他列强必接踵而至,提出领土要求。答应则 国土日削,不答应则战争势不可免。中国将进退失据,国无宁日。在反对议 和的同时,他提出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 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主张。 “下诏鼓天下之气”,就是建议光绪皇帝下三 道诏书:第一,下罪己诏,以感动忠臣义士,使他们奋起为国雪耻;第二, 下明罚诏,严惩主和辱国的大臣和征战不利的将帅,以重振朝纲;第三,下 求才诏,破格选拔人才。 “迁都定天下之本”,就是根据当时京师屏障全失 的局势。迅速迁都西安,避免日本的武力挟制,在内地养精蓄锐,以图东山 再起。 “练兵强天下之势”,就是摆脱中国将衰、兵弱、器劣的状况,用练 新兵、选良将、购精器的办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 局面。 “变法成天下之治”,在康有为看来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国状态的根 本措施。 他提出要行 “富国之法,养民之法与教民之法”。富国之法包括:由国 家发行钞票,以扩大商务,筹措军费,聚资建设;兴修铁路,发展交通;允 许私人开厂造机器、舟船,发展工业;开发矿产资源,以获其利;自铸银圆, 以收利权;开设邮政业务,便利公私信件传递。养民之法包括四项内容:务 农,即全面改造农业;劝工,即鼓励科学创造发明;惠商,即减免重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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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商业;恤穷,即扶贫济弱,收取民心。教民之法也有四项:一、普及教育, 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二、改革科举,增加时事政治与科学知识内容;三、开 设报馆,移风易俗,加强舆论作用;四、设立道学,用孔子之道统一人们思 想。 康有为对清政府政治制度的低效落后进行了有力批评,认为君臣、君民、 上下级之间的阻隔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应当吸收民众,特别是士人 参加国家管理。 最后,康有为告诫光绪皇帝:如果采纳他的建议,实行了上述主张,中 国就会由弱转强,收复失地,一雪国耻。如再徘徊观望,苟且因循,则局势 将不可收拾。 这些建议与措施,既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色彩,又体现出他 迫切要求改变中国落后状况,抵御列强侵略的强烈愿望,反映了他的远见卓 识。其中许多主张是他多年考察、研究的结果,是切实可行的救弊良方。在 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康有为提出资产阶级维新改革的政治纲领,企图 在保持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反抗侵略,救亡图存,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 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 康有为的上书脱稿后,于5月1日在北京宣武城南松筠庵,召集十八省 举人及京官名流讨论。听了康有为的讲演和上书后,群情激昂,深受感动, 纷纷签名。准备4日去都察院集体投递,阻止签约,洗雪国耻。公车上书引 起了慈禧太后及朝中顽固派官僚的恐慌。 “马关条约”原定于8日在烟台正 式换约,他们怕举人们的爱国行为引发更大的事态,便胁迫光绪皇帝于2日 批准条约,在条约上用印,造成了既成事实。孙毓汶等慈禧党羽又造谣惑众, 虚声恫吓,千方百计阻止这一爱国行动。2日,举人们再次讨论散会后,不 少举人听说和议已成,大局不可改变,斗志便有些松懈,收回了签名,也不 愿再去参加斗争。康有为不得已取消了上书行动。 条约批准后,各省举人对力主签约,极力破坏公车上书的军机大臣孙毓 汶恨之入骨,扬言要抬着棺材到孙家示威,杀死这个卖国贼。康有为认为这 是过分之举,予以制止。这个消息吓得孙毓汶不知所措,后来被迫辞职。 这场斗争不失为中国近代爱国运动史上的一个壮举。成千士子在数载苦 读,眼见踏上光宗耀祖的坦途之际,置功名利禄甚至身家性命于不顾,拍案 而起,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呐喊,显示出中国人刚直不阿的高尚民族精神,谱 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这次公车上书,把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 变成了实际的爱国政治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辉煌一笔。康有为 也走上斗争舞台,从一个启蒙思想家,变成了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这封上书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上,可封建阴霾毕竟遮挡不住它的思想光 辉。上书第二天, 《上皇帝书》副本即开始传抄。一个月后,上海出版发行 了它的印本。这一文献在祖国大地上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行为 本身也使士庶民众受到极大鼓舞,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上书期间,会试发榜,康有为中第五名,殿试降为二甲第46名,赐进士 出身。即使对康参加科举考试之事,顽固派也要进行阻挠。此次会试的总裁 徐桐、副总裁李文田等人曾预先指示阅卷大臣:广东省试卷中有才气者一定 是康有为,注意不要录取。阅卷者在试卷中看到一份才华横溢的卷子,传阅 后大家以为是康有为的,遂弃置不取,不料这是梁启超的试卷。当前5名以 外的榜已填完时,徐桐高兴地说:康有为一定没被取上!可填前5名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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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试卷正在其中,而且拟取为会元。徐桐等已无可奈何,只能把康的名次 从第一降至第五。徐桐又羞又恼,吩咐家人:康如下拜谒,拒而不见。他根 本不懂得,康有为是不屑于向他这样的守旧官僚折节礼拜的。 考中后,康被授予工部预衡司主事之职。他考进士只为扩大政治影响, 没把这个六品官放在眼里,所以他继续从事维新事业,根本没有到任就职。 他自己解释说: “我自知无作官才能,不能为朝廷奔走效劳。再说我生平以 讲学著述为业,本打算以平民身份终此一生。因为难违母命,才不得已应试, 连科举都无意参加,怎么会去作官呢?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所以没有到 任。”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西方国家的不安,他们感到在华利益受到了严重威 胁。俄、德、法三国同日交涉,要求日放弃辽东半岛。日本当局被迫同意归 还已占领的南满和辽东半岛。 腐败的清政府又盲目乐观起来,恢复了文恬武嬉的常态。康有为怀着深 深的忧患意识,5月末和6月末,又接连两次上书给光绪皇帝,阐述政治主 张,呼吁改变现状,提出变法的具体步骤与措施。在 《上清帝第三书》中, 因形势变化,去掉了拒和、迁都的主张,集中讨论了变法问题。这时,康有 为已是朝廷命官,都察院不能对他的上书予以扣压,于 6月3日代递军机处。 倾向维新的光绪皇帝师傅军机大臣翁同 马上将上书呈给光绪皇帝阅览。光 绪皇帝读到上书后,思想受到很大震动。对康的主张大加赞许,认定通过变 法维新,不仅能使中国富强,而且可以改变自己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他 当即命再抄录三份副本,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存军机处,另一份放在 宫中备自己随时观览。 第三次上书的成功使康有为受到很大鼓舞,他又写出第四封上书,详细 论述变法的轻重缓急,并提出中国首先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鼓励科 学发明,使中国迅速走向富强;二是仿照西方,设立议院以通下情。 当时,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 对于光绪帝亲政后无权的处境十分不安。 他认为康有为代表了可以帮助皇帝巩固地位,改变政局的新生力量,急于与 之建立起稳固的联系,作为外援。他特意走访康有为,不巧没有遇上。康有 为也正想通过当政者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得知此事后立即登门回拜。翁向 康透露了皇上无权的实情和渴望掌权重振朝纲的愿望,同时也受到康的鼓 动,对维新变法有了初步的理解。事后,康又多次写信给翁,督促尽快实行 新政。在康的影响下,翁同 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光绪皇帝与维新变 法事业的中介人。 这年 7月,在康有为思想推动下,光绪帝与翁同 决定部分实行新政。 下诏在各省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如修铁路,开矿山,造机器,折南漕,减兵 额,创邮政,铸钞币,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整厘金,核关税,稽荒田, 汰冗员等。接着,他们又拟定十二道诏书,发布维新之令。可是这些措施遭 到各地督抚们的抵制,在慈禧太后等保守的后党支持下,这些地主官僚们更 是有恃无恐。由于慈禧太后的干预,这一年光绪帝推行新政的计划被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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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报结社,开通风气 几经反复,康有为认识到斗争的艰难曲折。他懂得了:原来以为只要皇 帝下诏,变法事业即可大功告成的想法是幼稚的,期望朝廷自上而下实行变 法,时机还不够成熟。当务之急是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形成群体力量。 要倡新学,通风气,开发民智,动员国民共同起来,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局 面而努力。 为了宣传新学,开通风气,他决定创办一份中国人自己的报纸。在梁启 超、麦孟华两位弟子帮助下,他捐资在北京办起了中国人办的第一份报纸— — 《万国公报》。这份报纸主要由梁、麦二人撰文,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及新闻消息等,每期还刊一篇论说,宣传富 国强兵之道、教士养民之法。这份报纸起初为双日刊,主要向政府官员、朝 士大夫发行。它创办后,在京城产生了很大影响,上层社会渐渐对世界大势 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变法维新主张得到很多人的理解。报纸发行45期后, 因与英、美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同名,改为《中外纪闻》, 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当时维新派已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强学会,《中 外纪闻》就成了强学会的机关报。 《中外纪闻》加大了对维新变法的宣传, 扩大了发行范围,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康有为认为通过建立学会,可以把拥护变法的人团结在一起,形成政治 势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建立学会应当先从北京开始,因为北京是全国的 政治中心,可以产生登高呼远的效果。可是建立学会是违反清政府律令的, 有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康、梁等人不辞千辛万苦,四处奔走,反复动员, 终于博得了朝中大臣翁同 、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张之洞等人的同情 与支持。1895年9月,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和帝党官僚结合组成的强学会 在北京成立,基本会员有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陈炽、张孝廉、 杨锐、文廷式、王鹏运、沈曾植等人。康有为受大家推举起草了《强学会序》, 作为组织纲领。这是一篇维新变法的政治宣言,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康有为在京的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不安。他们竭力造谣生事,挑拨维 新派与帝党官僚集团的关系,甚至策划对康实施迫害。为避祸,康有为不得 已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开辟新的维新阵地。 11月,他先到南京,争取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对在成立上海强学会的支 持。当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黄绍箕等人陪同康来到上海。12月,上海强 学会开局,成员主要有康有为、梁鼎芬、黄绍箕、张謇、黄遵宪、章炳麟等。 康有为拟定章程,规定上海强学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专求中国自强之学。 确立强学会的工作主要是译印图书、刊行报纸、成立图书馆、创办博物馆等, 以传播西学、新学,变法图强为宗旨。章程还强调强学会总会设于上海,建 立与北京强学会的联系,并在各省相继设会。康有为重视舆论作用,将办报 作为学会重要工作之一。他把学生徐勤、何树龄由广东调来,于 1996年初创 办了上海强学会机关报—— 《强学报》。《强学报》在创刊号上以孔子卒年 纪年,置于光绪年号之前,隐含与清政权对抗之意,反映了康有为托古改制 的主张。 维新派的一系列活动和维新思潮的迅速传播,让封建顽固派看到了新思 想的巨大威力。他们意识到:如再让维新派继续进行新政的宣传鼓动,就有 危及他们统治的危险,于是他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先是,李鸿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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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御史杨崇伊奏参强学会从事非法活动,包藏祸心。继而,慈禧太后逼迫光 绪下令查封北京强学会。接着,张之洞以康有为行为过于激进,作出解散上 海强学会,停刊 《强学报》的决定。 维新事业虽暂时遭到沉重打击,但北京、上海强学会的成立和上述报纸 的创办,对宣传民众,开通风气,传播维新思潮所起的客观作用已无法逆转。 此后,人心思变,办报组会之风遍于天下,维新思潮演成全国范围普遍性的 社会运动。 康有为回到广州,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修订他的 《孔子改制考》,撰 写新的著作。他时刻在注视着政坛的风云变化,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梁启超 在北京受到打击后,感到北京受专制政府的直接控制,保守势力太强,不如 从上海打破缺口,通过办报推动变法运动。在康有为的支持下,梁启超来到 上海,于1896年8月正式创办了 《时务报》。他自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 因为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了些让步,得到了张之洞一派开明官僚的支持。《时 务报》很快发行全国,发行量达1.7万余份,居全国各类报纸之首,受读者 欢迎程度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它起到了当时其他宣 传工具无法取代的作用。它打破了清廷封禁维新思想报刊的无形禁令,使形 势出现了新的转机。在它的影响下,一些重要城市相继出现了各种类似报刊, 新思想的潮流已不可阻挡,古老的赤县神州已是 “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康有为看到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很快传播,中国却不知独尊孔教,致使思 想混乱,文化衰微。为了宣传孔教,推进维新运动,他于1897年3月在广西 发起圣学会。又创办 《广仁报》,介绍中国国情及各国政治,呼吁士人奋起 救国图强。这些行动,使长期闭塞的边地风气大开,卷进了变法图强的时代 潮流。 正当康有为救亡图强努力奋斗之时,列强又一次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 潮。12月,德国帝国主义借故侵入我国胶州湾,次年3月,以武力胁迫手段, 强行将胶州湾租借 99年。俄帝国主义接踵而至,强行租借了旅顺口和大连 湾。法、英、日等其他列强也相继来切割中国领土。至此,中国已被划分为 若干块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亡国危机迫在眼前。 当德侵略我胶州湾的民族危难关键时刻,康有为再次拍案而起,第五次 向光绪帝上书。在上书中,他尖锐批评了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苟且偷 安只会一步步走向灭亡。强调国势日衰,又不思振作是导致当时危机的主要 原因。他沉痛指出,其时除变法外已没有其他救国之策了。在书中他提出上、 中、下三策供光绪皇帝采择:上策是效法俄、日两国,以定国是,彻底变法; 中策是广泛听取群臣意见,讨论如何进行变法;下策是允许各省官员自行变 法,3年后将这些新政结合起来,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他认为行上策可使 国家强盛,行中策可维持积弱局面,行下策则不至于亡国。在上书中他还正 式提出国事需经国会议行和颁布宪法的主张。可惜这次上书又被有关衙口扣 压而未能送到皇帝手中。 这年冬天,他顶风冒雪,奔走于公卿大臣之间,争取更多的实力人物的 支持。他的顽强精神使翁同 、孙家鼐等稍有爱国之心的朝中大员深受感 动,暗地里对他进行帮助。当他处于斗争最困难时刻,准备离京南下,另谋 出路之时,翁同 亲临南海会馆,挽留康有为,告知他已向皇上推荐了康有 为,康即将受到重用。 第二天,给事中高燮在翁授意下向光绪皇帝上奏,举荐康有为学识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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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大事有精到见解,请求皇帝召见,并委以重任。翁乘机为康说好话, 光绪皇帝曾读过康有为的上书,留下十分深刻印象,近几年又一直有意于实 行变法,便同意召见康有为,当面咨询。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不便直接反对, 搬出 “非四品官以上不能召见”的陈规,加以阻拦。光绪帝遂命总理衙门大 臣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1898年 1月24日,康有为奉旨来到总理衙 门,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 、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 荫桓等官员与康有为展开热烈的讨论。康有为有力论述了变法的必要性,详 细阐述了他在各领域进行变法的具体设想。次日,翁同 向光绪帝汇奏咨询 结果。光绪命康有为条陈所见,并命进呈所著 《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 变政记》亲览。 康有为奉诏后,十分兴奋,连夜起草奏章。29日,他呈上《应诏统筹全 局折》,即 《上清帝第六书》。奏折中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以波兰、缅甸 等国历史说明不变则亡,请求光绪帝审时度势,排除干扰,下定决心,迅速 变法。他建议就近取法于日本的成功经验,召集变法人才,设立变法机构, 实行以下变法措施:一、大集群臣,下诏明定国是,宣布除旧布新,与民更 始。二、让群臣上奏表态,支持变法,反对者或不表态者予以免职。三、设 “上书所”,接纳天下士民上书,一般官员上书也可直接送达,不必由各部 主管人员转递。四、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天下通才十余人入局,其地位与王 公卿士平等。皇帝在制度局与这些通才重新商定一切政事制度,然后颁布实 行。以制度局为变法改革的首脑机构,再设 12个局行使国家行政职能。这 12局分别是: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 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康有为还建议改革地方行政制 度,在每道设一民政局,每县设一民政分局,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创办新政, 包括绘制地图、调查户口、修筑铁路、发展农工商各业、开设学校、兴办卫 生事业、设置警察局等。康有为坚信:地方新政如果得到士绅支持,会在短 时间内取得很大成效。这次上书较完整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对 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康有为将这封上书交工部代呈,工部尚书许应骙迟至3月5日才送达皇 帝手中。光绪帝读后,被深深打动,坚定了实行变法的决心。他将这一奏折 下发总理衙门,交大臣们讨论,同时吩咐以后收到康的奏章,不许延误,即 日进呈。 康有为听到这一消息,受到极大鼓舞,3月12日,又呈递了《上清帝第 七书》和他撰写的 《俄彼得变政记》。康有为在《俄彼得变政记》中详记俄 从弱转强的历史过程,认为俄国改革的成功给中国树立了榜样。中国与俄国 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君权最尊,曾被别国削弱等。只要中国像俄国那样帝 王奋发有为,实行变法,就一定能很快转弱为强,崛起于东方。不久,康有 为将他的另一部著作 《日本变政记》呈给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日本变政 记》按时间顺序记述日本明治维新的兴起与发展,重点介绍日本政府的变法 措施及由来与实行情况。书中康有为还用按语形式提出了自己对维新运动的 看法及变法的具体设想。这部书对光绪皇帝和百日维新产生了很大影响,成 为指导新政的一部重要著作。光绪皇帝在康有为鼓动下跃跃欲试,一场伟大 的改革运动即将在神州大地卷起万丈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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