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
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问道》）
用道作为行动指南，用德来获取人们的归附，用仁来爱人，用义来做准则，用
礼来立身处事。这四者协调相配（合）就成为浑然一体的全人（浑），离开了（离）
就不成风格（散）。一个人皆具道德仁义礼这些品质，就可以全身保性。可见，孟
氏仁义，荀氏礼乐，都各有所需，不可或缺。于是将儒学内部孟荀的分争弥缝起来
了。
四是援道入儒，丰富儒理。扬雄贬诸子，斥黄老，但并不是不分精华和糟粕地
一概排斥，他充分注意到道家的合理内涵，力图援引道学精华以丰富儒学理论。如
前所述，扬雄一方面批评老子“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另一方面又赞赏老子的
“道德”学说（《问道》）；一方面批评庄子“荡而不法”（《五百》），也指出
庄子“齐生死，同贫富，等贵贱”的诡辩学说不同乎“圣人之说”（《君子》），
另一方面又赞赏庄子的淡然“少欲”（《问道》），扬雄一生“清静亡为，少嗜欲”，
“恬于势利”，正是受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如果说“崇道德”，“少嗜欲”还属
于修身范围，那么，扬雄从老庄那里继承的“道法自然”、“物极必反”和他建立
的庞大的“玄学”体系，则是他援引道学对儒学的重大补充。
先谈自然。扬雄继承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说：“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
循即因循，指历史的继承性；体自然即遵照自然法则，是客观的规律性。前者是儒
家的“因循”重史的传统，后者是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前者重视人文的经验，后
者重视自然的法则。扬雄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既“循”又“体”，继承历
史的经验，依准自然的规律，相辅相存。他说：“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
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继
承历史的东西越浩大、率直，他体验出的自然法则就越壮盛浑厚；否则继承历史的
东西越细小、迂曲，其体验的自然法则也就越微薄、疏散。在人文和自然的关系上，
扬雄认为自然是主干，人文是表末：“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
《太玄·玄莹》）人事有增减，历史经验也可损益：“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化，
天道乃驯。”（同上）如果所循有碍于识道，就应当变革损益。因循的目的是为了
使道发挥神奇的效用；损益的目的是为了合乎时宜，顺应现实。能因能革，天道才
顺利地体现出来。自然是无为，因革是有为，扬雄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
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
之匪理，物丧其纪。”因循和变革是事物生长、成就的条件，这分明是有为；但因
革又必须得时，这就是体自然，这又是无为。扬雄用“循”和“体”将道家的自然
无为和儒家的极积有为结合起来了，更准确地说是在儒学有为中加入了道家自然的
内容。
其次谈“物极必反”，老子指出差别来源于对待，对立的双方可互相转化；庄
子则否认差别，妄图取消对待以达到事物的齐一；儒则不然，认为差别出于自然，
反对“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作法，主张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扬雄继承了老子“物
极必反”的观点，同时也继承了《周易》“履霜坚冰至”的条件转化论，认为相对
待的事物可以转化，但必须是有条件的。他说：“一判一合，天地备矣；天日回行，
刚柔接矣；还复其所，终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莹矣。”（《太玄·玄扌离》）
又说：“天地相对，日月相刿（会），山川相流，轻重相浮，阴阳相续。”（同上
书《玄告》）这里承认对立面的转化。接着他又说：“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
阳不牙（芽），极寒生热，极热生寒，信（伸）道致诎（屈），诎道致信。”（同
上书《玄扌离》）又说：“盛则入衰，穷则更生，有实有虚，流止无常。”（同上）
又说。“极盛不救，天道反也”（同上书《玄测》）指出转化的条件是“极”是
“盛”，是事物发展推到了突破稳定性的极限之时。这与庄子不讲条件不分场合的
随意转化、主观齐一要现实得多，也要合乎客观实际得多，同时也对先秦儒家处于
萌芽状态的条件转化说作了更生动的说明和论证。
再次谈扬雄的玄学体系。如前所述，《太玄》是他妙极天文历数知识的杰作，
也是他融合儒老道论的典范。玄是什么？桓谭说扬雄所说的“玄者，天也道也”，
即“宓羲氏之易，老子之道，孔子之元”。宓羲之易指原始的《易经》；孔子之元
即《文言》之“乾元、坤元”。扬氏《太玄·玄图》曰：“夫玄也者，天道也，地
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易大传》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
人道焉。”《老子》分道为“常道”和“非常道”，玄为易为道，似无可辩。扬雄
的玄就是老子的道、宓羲的易、孔子的元，似乎扬雄只是将名字改了一下。改道为
玄不是扬雄《太玄》的可贵之处，可贵的是他创立了一个以玄为名的宇宙生成系统。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大传》说：“易有太
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如果以老
子之一当易之太极，老子之二当易之两仪（阴阳）的话，则在易的太极外，当还有
一物，即道，是故宋儒有“无极而太极”之说。这是儒道纷歧之处，也是儒道水火
之点。在此，扬雄抛弃了易经而取老子，将道字易以玄字，于是改造成“玄一摹而
得乎天，故谓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谓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谓之有人”
的生成模式（《太玄·玄告》）。玄即是天道地道人道的总和，又是天地人产生的
本源，这与老子道的功能完全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弃儒而从道，相反，扬雄取
的只是老子道论的形式，推行的却是儒学实质。他自序造《玄》经的宗旨说：“播
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知（智）。”“人事”是玄经要说明的
主题，“五行”是玄经使用的哲学原理之一，“道德仁义礼智”则是玄经的主体内
容。扬雄在《太玄》中贯彻了儒家的“五行”、“五常”学说，其《玄数》一篇就
是玄数与五行、五方、三季、五味、五常等配伍的一览表。《太玄》不仅有五行正
常，而且有阴阳学说，他说“玄者搞措（作用）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
玄既然能驱劝阴阳来发气开天地，那么《玄》经之中自然有阴阳的原理了。又说：
“莹天功明万物之谓阳也；幽无形深不测之谓阴也。阳知阳而不知阴，阴知阴而不
知阳。知阴知阳，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玄扌离》明确指出玄书
有阴阳，玄理备阴阳。将阴阳、五行与儒家理论结合，这是董仲舒以来西汉新儒学
的特点，扬雄的玄也继承了这一儒学定势。《太玄》即是以老子道论为外壳，以儒
学阴阳五行为原理，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等理论为内容的新经典，是阴阳五行、儒家
理论与老子道论的又一种组合形式，是儒老融合的新哲学。
其他，在政治伦理观上，扬雄更纯然以儒者自居，极力宣传儒家的仁政德治主
张。他反对“禽兽食人之食，土本衣人之衣，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的恶
政，力倡“老人老，孤人孤，病者养，死者葬，男子亩，妇人桑”令人民怀思向往
的仁政。同时还发挥孔子重德轻刑的思想，认为应效法夭道“先春后秋”的法则，
以德驭民（《先知》）。至于对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的强调，更是随处可见。前
文已有论述，兹不复论。
综观扬雄一生，不规规以今文章句自缚，他“博览无所不见”，“默然好深湛
之思”，讲明训诂，“不为章句”，抖落了俗儒曲学的陈腐之习，开创了简易朴质
的东汉古文家法。他淡于名利，潜心学术，造《玄》经，著《法言》，还长于辞赋，
制作小学及史学著作，是一位十分渊博的学者，他尝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
而不通人曰伎（技艺）”。（《君子》）上通天文，下明地理，中习人事，正是他
自身的写照。班因说：“渊哉若人，实好斯文。”一点也不夸张。他一生著述，宗
孔孟，倡儒学，反迷信，纯道统，从本体论上丰富了儒学思想，是当时独步儒林的
思想家，也是秦汉以下迄于五代少有的纯粹德者。桓谭评曰：“今扬子之书文义至
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
（《汉书》本传）说他将比先秦诸子更伟大，不幸历史上没有出现这一盛事。不过，
北宋孙复说：“自汉至唐，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
沈谢徐瘦妖艳邪侈之辞。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唯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
在反对今文杂说、黄老余论，捍卫孔子儒学的纯洁性这一点上，说他可与董仲舒、
王通、韩愈齐名，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舒大刚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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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奇儒 王充
（27—约97）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
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
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
—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
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
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理，石破天惊。范晔《后汉书》将三
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
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一也最
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
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
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
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
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
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
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
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
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
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
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
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
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
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一、孤门细族
王充，字仲任，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三年（公
元27年），卒于汉平帝永元中（学者拟定在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
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
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
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
《论衡·自纪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
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
（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
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
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
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
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
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
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
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
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
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
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
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
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
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
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
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
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
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
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自纪》）。
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
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
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
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
“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二、幼读经史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
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中国古代
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
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
“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
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
未尝让（谴责）。”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
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
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
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
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
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
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
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
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
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
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三、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
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
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
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
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
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
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
（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
‘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
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
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
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
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腊；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
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
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
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
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东汉
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历史学家，史称“通儒上材”。曾续司马迁《史记》，作《史
记后传》。他为人的特点是：“仕不为禄，所如（往）不合”；治学的特点是：
“学不为人，博而不俗”；写作的特点是：“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
自纪》）其子班因，宇孟坚，即《汉书》的作者，亦博学多通。史书说他“博贯载
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
书·班彪列传》）当时亦在太学肄业。王充对班氏父子十分赞赏，说：“班叔皮续
太史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浃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于男孟坚
为尚书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里（小国）也，乃夫周召鲁卫（大国）之
谓也。”将班氏父子视为超人奇士，比作文华秀美的泱泱大国（《超奇》）。王充
以班彪为师，以班因为友，日诵诗书，砥砺德行，在学问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
其影响。本传说王充“后至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不守章句。”
班彪并未任职太学，王充师之，乃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览不守章句”，正是师承
于班氏“博而不俗”，“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的家学风格。后来王允“仕郡为
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著书“形露易观”，“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这些都
与班彪“仕不为禄，所如不合”，“言不为华”的为人处事方法和文章风格绝相类
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
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
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
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
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
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
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
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
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
汉之贤人也。”（《定贤》）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
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
（《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
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
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
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
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
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
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
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
《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
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
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
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
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
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
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
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
《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
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
《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
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
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
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
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
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采
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
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
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
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
郎。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
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
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
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
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侠文》）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
“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
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
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四、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
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
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
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
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
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
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
“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
“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
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
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王充认为：
“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
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
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
他说：“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
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
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
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
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
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
“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
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
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兼），
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
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别通篇》）其渊
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
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
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
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
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门，
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
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
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
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
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
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
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
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
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
“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
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
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
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
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
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
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
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
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
临辟雍的盛典：
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
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
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
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
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
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
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
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
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
的乐曲，观察物侯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
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
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
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
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
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
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
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
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
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
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
《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
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
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五、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
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
其为官履历曰：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
入州为从事。
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
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
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
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
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
“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
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
《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
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
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
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
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
颖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
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
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
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