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会稽太守的王朗就遭到孙策的进攻，兵败逃到东冶，孙策乘胜追击，王朗走投无
路，只好投降。孙策把他们安置在曲阿。不久，曹操征召王朗。不甘寂寞的王朗，
展转流离，过了数年终于到了中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到了此时，王肃一家才开
始过着较安定的生活。
聪颖好学的王肃，在其父王朗的训导下，已读遍家中的典籍。王朗师从杨赐，
杨氏世传今文经学，所以，王肃实际已掌握今文经学的精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具有了深厚的功底。他很崇拜古文经学家贾逢、马融，于是又深入钻研他们的学说，
汲取了古文经学的营养。到了18岁，他并未满足今古文两派学说的知识，又向当时
有名的学者宋忠学习《太玄》。以儒家经典为根本的王肃，一涉足到《太玄》这种
儒、道、阴阳兼采的书籍，犹如从狭谷走到了广阔的平原，顿时豁然开朗，思想也
活跃起来了。他不仅认真听取老师宋忠的教诲，研读原书，而且以他深厚的经学基
础，智慧过人的见识，对书中的问题重新作了解释。这段时期的学习，对他以后一
生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已明白，学术要有自己的见解，就不能拘泥于旧说，
又要勇于创新，才能发挥自己的新思想。因此，他借鉴《太玄》儒家兼采的做法，
兼采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学说，为己所用。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来阐释儒家的理论，
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逐步形成具有一家特点的学术和治国思想。
公元220年，学术上已小有名气的王肃，已经25岁了。这一年，他的父亲王朗升
任御史大夫。因为他的出身，加上他的学识与能干，被任用为散骑黄门侍郎，进入
了高层统治集团，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二、遍注众经 自成一家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儒家学说统治了整
个政治思想领域。虽然也有今古文等流派之争，那也是统治学术界的儒家学派的内
部之争。到了东汉末年，郑玄的学说占了统治地位。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生活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国的格局，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如何治理好国家，成
为每一个有头脑的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担任了散骑侍郎职务的王肃，也深知儒
家学说的影响力，要治理国家，就要借助儒学经典的力量。所以，他面对日见衰微
的经学，力排众说，采纳各派合理的部分，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
《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又整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他的注经，不
取一家，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过去有人说他乱了“家法”，
其实这正是王肃能够兼容并包，博采众说之长的优点。不久，司马氏集团当政。因
为王肃的女儿在太和五年（231年）嫁给了晋文帝司马昭，借这势力，王肃所注众经，
都被列为学官，至此，也就确立了王学的官方学术地位。朝廷势力的支持无疑是一
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王肃的学说已经系统化，它涉及到政治思想很多方面，
而且适应了新的形势需要，所以，王肃的学说在学术界本身已确立了他的重要地位。
朝廷因为“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取，不由典漠，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
以德显乎？”（《三国志·魏志·明市纪》）统治者也迫切需要培养人才，统一思
想。已具重要地位，而且有一定影响的王学立于学官也就势所必然了。
魏甘露元年（256年），曹魏大权早已落入司马氏之手，徒有天子之名的高贵乡
公曹髦，还想挽回颓势。四月雨辰，他到太学向诸生询问经义，其中问到《书·尧
典》中“稽古”一词的解释。曹髦本来是主张郑学的，认为尧是效法天的。结果博
士庾峻用王肃的观点来回答，认为应该是“尧顺考古道而行之”，即尧效法的是前
世治国之道。曹髦又引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来反驳，认为尧的美德在于效
法天意。庚峻则以“奉遵师说”为由把曹髦挡回去了（事见《三国志·魏志·三少
帝纪》）。这不仅说明王学在学术界的影响，而且对经典的解释也可看出思想政治
的差异，皇帝固然强调“天意”，要大家顺天意，拥护他这个皇帝，而儒生中接受
了王肃的思想，强调的是“古道”，要效法前世治国之道、一重天，一重人，已见
明显差别。
三、伪造圣言 以抒己志
王肃不仅在经典的注释上与郑学针锋相对，并取得官方学术地位。同时，为了
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为他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圣人”孔子及其
子孙之口，集录和伪造先秦孔子言论为《孔子家语》，又伪造《孔丛子》、《圣证
论》。这些言论虽然大多出自前人之书，但也可从他的选择之中看出他的用心。看
似抄录，却有不少改动，也有许多他自己的话。如他在《孔家语·始诛》引用《荀
子·宥坐》中的话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理也。”原文本作“上失之，下杀之，
其可乎？”略改几字，足见其用心。又如《贤君》中引用《说苑·政理》：“善为
刑罚，则圣人自来。”他改为“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这就把自己崇道贵德的
思想塞进去了。过去人们对他这个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一个高明的学者何必作伪
呢？其实，仔细考察他伪造的书，就可以看出他的苦心：用圣人的话来立论，是儒
家经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种手段；是借圣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在《孔子家
语》《孔丛子》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论述治国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
而在尊崇孔子儒学的名义下，把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包含进去，成为新时代新思
想的融合体，这也是王肃在学术上压倒郑玄，能够列于学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
映出经学向玄学过渡的时代思想特色。
王肃除了注释经典，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
还针对时事，频频向统治者建议，又表现出儒家入佳的积极态度。他对朝廷的典制、
郊祀、宗庙、丧纪、轻重等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写了百多篇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
可惜这些文章今天已不能完全看到。但从《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及《孔子家语》、
《孔丛子》中，还可以了解王肃的思想梗概。
四、儒道合流 无为而治
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谁也回避不了。
在魏晋时期，儒家的学说虽仍占统治地位，但有许多社会的实际问题，在儒学中并
不能完善地解决。于是道家的思想、重视义理的倾向就乘机而入。不正视这些已经
存在的思想，研究并利用它，而是一概排斥，是自欺欺人。王肃有这个勇气去面对
它，研究它，还顺势把儒道思想融合在一起。却继续打着儒家的旗帜来宣传自己的
新思想。
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但他在《孔子家语》中，多次讲到孔子以老子为师的情
况，极力渲染孔子师从老子，为儒道合流的理论寻找依据。进而用道家的无为而治
的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提出“无为”的治国主张。他在《孔子家语·观周》
一篇中，具体形象地记述了孔子受教于老子的情况：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聆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
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
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
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
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
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老子博古知今，带孔子实地考察，启发孔子明白周公为圣人、周称王天下的道
理，并指明孔子多年奔波碰壁、失败而不得志的原因。孔子受到这些重要的教导，
回到鲁国，名声大振，慕名求学的人达到了三千人。儒家圣人孔子尚且师传于道家
老子，这就把儒学与道家在学术上联系到一起了。也为他把道家思想融进儒学找到
了根据。接着，王肃就用道家的无为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他在《孔子家语·
大昏解》中，借孔子之口说：“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
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这就是说，天道像
日月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永无止境，万物的形成正是无为的结果，体现了自
然而然的作用。这里的道，已不是孔子的道德、学术或方法的道了，而是老子的道。
它包含宇宙规律，它是永恒的，绝对的道，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它能造就万物，贯
通一切而无穷。既然天道无为，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也不是天道强加给人们
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要顺应天道的无为来治理国家。他反对经学中关于
天命的说法，认为人类社会中一切丑恶的现象，就是没有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是
人们自身造成的，而不是天道的作为。王肃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回答“国
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的问题时，就明确地指出“存亡祸福皆己而
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并以历史上的纣辛为例，说明“不修国政”，迷信天命，
最终必将灭亡。因而“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知此者，至治之极也。”
（俱同上）这就强调了人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清除了郑玄注中的迷信思想。
人在治理国家时要效法天道的无为，这正是老子所主张的。而这种“无为”，
却是要人们不去做违反天道的事，把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强加给社会，而要正视人
类正当的基本生活要求。他借子思之口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
也。”（《孔丛子·杂训》）利欲本是人们的正当要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
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孔丛子·陈士义》）
统治者应当尽可能顺应人们的欲望，发挥他们的才能，创造一个老百姓安居乐业的
环境。这对东汉末遭受战乱、陷于民不聊生境地的老百姓，显得尤其重要。这实际
上也是寻求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对统治者来说，正应“无为”而治，又不
可一味追求自己的嗜欲。他说：“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
必无以名誉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孔丛子·抗志》）如果国君首先去
其利欲，以免伤民，则天下、名誉皆可得，如果继续贪多索求，嗜欲无厌，不仅一
统天下不能得，名誉丧失，还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他认为：“鸟穷则啄，兽穷
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孔子家
语·颜回》）如果以穷民力来治理国家，那么老百姓必然要反抗。“凡夫之为奸邪
窃盗历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节制的搜刮，使老百姓难以生存。
他们只会挺而走险。“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孔子家语·入官》）
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迫使老百姓不得不造反。这时，如果对老百姓又滥施刑罚，其
结果必定是“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孔丛子·刑论》）只会弄得社
会更加动荡不安。所以，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看，尤需“无为”而治。要爱惜民力，
才能求得社会安定，进而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他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维护
传统的儒家学说，把道家的天道观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融合到儒家中来。这恰恰
反映出汉魏之际的儒学向道家学说靠拢，成为正始年间玄学以道家思想为本的重要
过渡，也可以说是学术风气转变的先导。
五、崇德重才 安邦治国
王肃把道家的思想融合到儒家的学说之中，又遍注众家经典，目的是借儒家学
说的传统影响力，宣扬他自己的安邦治国的思想。面对三国鼎立，亟待统一，安定
天下的局势，也需要一个统一的认识，一整套具体的措施。所以，在他的奏议和伪
造的《孔子家语》《孔丛子》中，煞费苦心地进行设计。在他的设计中，首先要解
决的是礼义道德的问题，其次才是人君的作为和人才的选拔与任用。
对于礼义道德，他发展了儒家的观点。孔子的礼，主要指礼仪、礼制、礼法等
方面。王肃则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用老子思想去解释它。提出礼有五至、三无、
三无私的性质。五至是什么呢？他说：“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
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谓五至矣。”（《孔子家语·论
礼》）即指志、诗、礼、乐、哀五至。什么是三无呢？他说：“无声之乐，无体之
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同上）把“无”作为乐、礼、丧等的根本，明显
地利用了老子的思想。什么是三无私呢？他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
照。”（同上）这就是说，礼是无私、无为、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的。这个
“礼”，已不是礼制、礼法的礼了。它与老子的“道”和“无”很相似。目不可见、
耳不可闻，却无处不在，似乎是产生一切的根本，是宇宙的本源。
解决了根本的问题，作为人君，自然要循礼、崇德、尊道、重才。国家才能得
到治理。“当今所急，在修仁尚义，崇德敦礼。”（《孔丛子·陈士义》）礼既是
无所不在的根本，人君治国自然必须遵礼、敦礼。要讲究道与德。他的道，重在思
想上的精神境界，德，重在行为方面的伦理观念。从为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做到
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与满足。他强调：“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明道也。
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语·王言解》）道与德二者相为表里，
不可或缺。他又说：“唯能不忧世之乱，而患身之不治者，可与言道矣。”（《孔
丛子·抗志》）不为尘世所扰，加强修身，才能谈到道的问题。这就表明了修身的
重要性。如何修身呢？他强调：“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孔子家
语。困誓》）在逆境中可以激发人们的意志，使人得到锻炼。修身的目的是为了
“道”。“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
（《孔丛子·抗志》）突出一个人要追求？不愧于道”的精神境界，而不必“屈己”
以求富贵，求利丧志，终将失去人本身的自由和价值。一个完善的人，应该是：
“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同
上）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人们生存最重要的支柱。普通人如此，
国君尤应首先做到。“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以优柔之，而民自得矣。”（
《孔子家语·入官》）“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孔子家语·大昏解》）对人
民宽容、慈爱、尊敬，是治国的根本。“古人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有其
身。”（同上）“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孔子家语·正论》）不能爱
民，自己也将不复存在。所以，国君尤应严格要求自己，因为他是一国人的表率。
“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
百姓何所从乎？”（《孔子家语·大昏解》）君正臣随，上行下效。然而仍不可能
无误，所以他又强调人君听谏的重要。他认为国君必须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相反
的意见，他以卫国为例说：“君出言皆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亦
皆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
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孔丛子·抗志》）君臣都自以为是，听不到、也听
不进纠正自己错误的好意见，最终将导致国家的衰败。这就从正反两方面来提醒国
君，治理国家，完善自身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要求，看似有为，实际与他无为而治
的思想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国家的人员、机构也就应精简。他上书皇帝说：“除无事之位，损
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
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则公家之费鲜，进仕之志劝。各
展其力，莫相倚仗。”（《三国志·魏志·壬肃传》）去掉那些有位无事，或因人
设官、只享受薪棒的官员，让每一个有事的官员都有丰厚的薪俸而各尽其责。结果
不只会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还可避免无事扯皮、互相争斗，或互相倚仗，朋比为
奸的现象发生。只用少量的官员治国，效果会更好。这又自然涉及如何选拔人才的
问题了。
正确地选拔和使用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大事，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
（《孔丛子·居卫》）要得到士人的支持和帮助，就必须把贤能有智慧的人当成老
师和朋友，尊敬和了解他们。“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师贤而友智。”
（《孔丛子·独治》）“故仁者莫大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政者莫大乎官能。”
（《孔子家语·王言解》）要爱护人才、了解人才的不同能力，然后才能正确地使
用人才。选拔人才重德才而不以貌相。“人之贤圣在德，岂在貌乎？”（《孔丛子
·居卫》）也不必求全责备。“夫明主之于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
（《孔丛子·陈士义》）要用其所长。“夫圣人之官人，犹太匠之用木也，取其所
长，弃其所短。”（《孔丛子·居卫》）他以子思向卫君推荐李音为例，认为用人
论才而不必强调其出身，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这种认识是很难得的。君臣之间，
还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君用臣不疑，臣对君也能犯颜谏事。如果巨子提出的建议，
“不见用，是吾言之不当也；言不当于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也。尸利
素餐，吾罪深矣。”（《孔丛子·论势》）每一个巨子都尽忠职守，而不是尸位素
餐。君臣融洽，赏罚分明，形成用贤人、去不肖的良好风气，上下齐心协力，国家
就能治理好。把社会治乱的根本归结到君主的治理。
王肃的这套不错的人才理论，可惜没有具体、切实可行的措施，实际只能束之
高阁。公元220年（魏黄初元年），尚书陈群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选拔人才。这种办
法弊大于利，看重门第出身、徇私舞弊的风气愈演愈烈，真正的贤能之士仍然被埋
没了。王肃的努力也并未改变这种状况。
王肃在公元220年任散骑黄门侍郎后，官运亨通，很受皇帝赏识。公元229年，
升任散骑常侍。他对国家的军事、政治等重大问题频频上书建议，恪尽劝谏之职。
魏明帝常常听从他的意见。接着，他又以常侍之职兼任秘书监、崇文观祭酒。又成
为管理教育的重要官员。魏明帝曹睿死后，于公元240年出任广平太守。不久，又被
魏齐王曹芳召回，拜为议郎，任侍中，能够出入禁中，很受人尊重。接着又升任太
常，掌管宗庙祭祀，成为国家重要官员的九卿之一。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
晏等人。王肃说他们是弘恭、石显之类的坏蛋。不久，就因宗庙祭祀问题被免职。
后来又东山再起，做光禄勋，掌管官延门户。仍为九卿之一。魏嘉平六年（公元25
4年），年近60岁的王肃持节兼任太常，亲迎高贵乡公曹髦于元城。后升任中领军、
加散骑常侍。可谓一生得意。
公元256年（甘露元年），61岁的一代经师王肃与世长辞，数百个学生为他披麻
戴孝，可见影响之大。由于他的功勋和特殊的地位，死后被追赠为卫将军，谥称景
侯。
王肃有子女九人，除一女为晋文明皇后外，其余八人良莠不齐，也有位至尚书，
以至封侯的。
王肃之学，融合儒道，以为魏晋玄学的先导，虽在魏晋之际显赫一时，但在玄
学逐步兴起之后，王学的传授就逐渐衰落。传于世的仅存零星的记载。以及伪书
《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世人称王学兴而经学亡，玄学兴而王学亡。王学的
时间虽不长，王肃却仍不失为经学传授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杨超 撰）
[编者按]：《孔子家语》、《孔丛子》二书，历经通人指摘，以为出自王肃伪
造。但其中材料多依据于《礼记》、《大戴礼记》和《左传》、《国语》、《孟子》、
《荀子》等典籍。本文作者认为王肃在依据这些材料伪造二书时，有去取笔创之意
存焉。因而征用二书资料来论证王肃的思想，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望读者鉴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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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奇才 王弼
（226——249）
人的生命有长有短，有人高寿却默默无闻；有人寿短却光照千秋！
少年奇才王弼，在他短暂而有限的24个春秋中，却在经学、哲学领域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
人一出生，就面对万象纷呈的现实世界。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人云亦云，
还是遇难而上、勇于进取、有独到的见解，是每个人都必然要遇到的事实，却不是
人人都能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和思想特色。
天才王弼一出世，所面对的世界，正是矛盾尖锐、激烈而复杂的曹魏正始时期。
在东汉末残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曹魏政权，虽经曹操、曹丕的苦心经营，中
原地区得到了一些恢复，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但从魏明帝开始，社会矛盾和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发展到
了剧烈的阶段，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站在曹氏集团一边的
王弼，一面从政治的需要去研究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现
实，也促使他从万千的现象中去深入地认识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去探索世界的奥秘。
由此创建了以《老》、《庄》、《易》三言为基础的魏晋玄学。他引道入儒，既研
究经学，而又以老子道家的学说贯串其中，形成儒道结合，而以道家思想为主流的
新时代的哲学体系。在我国思想史、儒学史、哲学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世代书香 幼而察惠
玉粥，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人（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两城。一说今山东金乡县）。
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生。卒于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死时年仅24岁，只有
短暂人生的王弼，却成了当时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这与他的家世和自身的勤奋都密
不可分的。
王弼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那些值得一提的先辈有：东汉顺帝时做太尉的王龚，因为贤达而名为高士。
其子王畅号在“八俊”之列，汉灵帝时官拜司空，以训释包括《周易》在内的“五
典”著称。畅子王谦，为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王粲，为建安七子之首，
是有名的大文豪。三粲年少时，得到当时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邕有书万卷，曾载
数车书赠与王粲。王弼的祖父王凯与王粲是族兄，为避战乱，两人一起到荆州投奔
刘表。刘表很赏识王粲的才华，想把女儿嫁给他。但王粲形貌丑陋，身体虚弱，而
王凯却仪表堂堂，风采照人。所以刘表把女嫁给了王凯。王凯生子王业。其后王粲
之子因罪被诛，王业就过继给王粲为嗣。王粲的万卷书，全部归王业所有。王弼生
在这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到知识的熏陶。万卷图书是他良好的读书条件，王弼自
然得益不少。他的祖辈研治古文经学，又兼治《老子》。所以，王弼受其影响，以
古文经学为基础，也包容了老子的学说。刘表占据的荆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
“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一时间，形成了有
著名学者宋忠在内的荆州学派。宋忠重视《易》学和扬雄的《太玄》。王肃18岁曾
向宋忠学《太玄》，后来以儒道兼来的思想注经，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导。而王弼的
祖父王凯和叔祖王粲也到了荆州，刘表还是王弼的外曾祖父。王弼祖述王肃之说，
所以，王弼后来研究《周易》《老子》，无疑也受到了宋忠、王肃思想的影响。
少年王弼不仅从小学习、研讨儒、道，常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
的少年。他知识丰富，能说会道，思想敏锐而深刻；他不追求文章辞藻，却有真知
灼见。从十多岁开始，就特别喜欢老子的学说。老子无为的思想、思辩的哲学，庄
子逍遥于天地之间，汪洋恣肆，通脱善辩，对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喜欢
游乐于山水之间，大自然广宽的天地陶治出他旷达的性格；音乐之美又使他超拔于
自然之外。深思敏察的王弼，从中增长了不少见识，扩大了眼界。大自然是美的，
而社会现实却触目惊心，复杂而又残酷。现象只是表面的，这个中的原因和关系是
什么呢？于是，儒家的学说，老庄的思想，大自然的美，无情的现实，一齐在少年
王弼的头脑中产生了奇特的反映。认识现象，研究问题，探索本原，这就使他年纪
轻轻就很快接触到了社会政治、哲学等重大而深刻的问题。
二、才识卓出 英年早年
年纪未上20岁的王弼，对哲学问题已有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对已成为时尚的玄
学思想，也作过深刻的思考。所以，年轻的王弼在当时已小有名气。有一天，王弼
去拜访他的父辈裴徽。裴徽当时虽然只是个吏部郎，但在思想界却享有盛名。裴徽
一见王弼，就很惊异，竟至马上把当时哲学领域的尖端问题向王弼提出来，他说。
“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世说新
语·文学》）这是关于有与无、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来，当时立学
对贵无的理论已经确立，但对其中纷然杂陈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妥
善解决。用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去问年轻的王弼，足见裴徽对王弼的看重了。王
弼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明确而又简洁地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
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圣
人指孔子。玄学家既尊孔，又崇老，可见当时儒道合流的事实。王弼的回答，就照
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妥善地摆正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把
儒道融为一体。他认为，无与有、本体与现象，结成了一对反复循环的关系。“无”
不可以直接训说，必须通过“有”来阐明。孔子由于对“无”有了深刻的体验，尽
管从不说“无”而只谈“有”，但处处都揭示了那隐蔽着的宇宙本体——无。而老
子对“无”直接训说，却只停留在“有”的现象领域，而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体
“无”的境界。这就把前辈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以无为本，现象
与本体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从王弼胸有成竹的回答来看，他已对老子作了深人的研
究，并对《老子》作了注。
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术界传开了。不久，倡导玄学的首领、任吏部尚书的何晏，
本来早已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却未能解决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还本注释完《老子》一书，一听到这消息，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去见王弼。年轻的
王弼面对有名的何晏，毫无忌讳地将自己注《老子》的主要思想讲给何晏听。这一
讲，本是学术探讨、晚辈向长者讨教的意思，岂知王弼用那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
地讲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问题又恰恰是何晏赶不上的地方。此时倒像是王弼在
向何晏讲学了，把个何晏听得哑口无言，只能“诺诺”称是而无法讨论，更不能拿
架子以长者的身份阐说自己的观点。何晏回去后，不再作《老子》注，而把自己的
思想写成了论文《道德论》。
何晏因此极为赏识王弼，由衷地称赞他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
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所谓
天人之际，就是人们对天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这个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王弼如此
年轻，就已涉及到当时哲学领域的关键问题，何晏自然很器重他。恰好黄门侍郎的
位置空缺，何晏有意提拔王弼。这时曹爽专擅朝政，他手下的丁谧有意与何晏争衡，
推荐高邑人王黎。结果曹爽用王黎为黄门侍郎，而王弼仅补上了一个台郎之位。
王弼本是思想深刻、才识卓出、善谈玄理之人，而对做官的具体事务既不关心，
也不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在官场上并不得意。王弼刚补职位很低的台郎时，曾经拜
见曹爽，在这次难得的单独会谈中，他只是大谈了一通抽象的玄理，一点儿也未涉
及其它方面的事。结果遭到曹爽的嗤笑，也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曹爽在思想上
显然与王弼不属同一层次的人，王弼那些高深的理论，曹爽哪里懂得它的价值？此
时的曹爽，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在与司马氏争权的斗争中占上风。
而王弼却不能察颜观色，对手握大权的曹爽见机行事，反而口若悬河地去谈一些在
曹爽看来一钱不值的废话，他遭到曹爽的冷落当然是很自然的了。王弼在世俗的为
人处世事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毛病，他“为人浅而不识物情”，缺乏在官场应变的能
力。又“颇以所长笑人”，清高自负而瞧不起别人。他善于论辩，论辩时不留余地，
不留情面。淮南人刘陶善谈纵横，为大家公认，他却常常弄得刘陶下不了台。所以，
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王黎、荀融当初与他都很友好，后来都把关系搞僵了。
正因为他不善做具体事务，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学的研究中，所以，在魏正始
十年，他那小小的台郎的位置也弄丢了。当年秋天，年仅24岁的王弼，被时疫夺去
了生命。一代奇才、一颗智慧之星从此消失了。
王弼人虽死，但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了很多著作。据史载，有：《老子注》、
《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还有早已佚失的《王
弼集》5卷。他创建了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在经学、哲学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当时，以至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注经解义 畅述哲理
王弼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他不关心那些争权夺利的具体事务，却能
通过社会现象，去设计完美的政治理想。他从历史的、哲学的高度探寻现象与本体、
名教与自然、人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构筑起超越前人的哲学体系，
创建了不朽的伟业。
自汉武帝以来，儒家经典就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但随着历史的变革、时代
的发展，儒学实际也已走到了非要变革不可的地步。汉儒烦琐注经的旧习，只能引
起人们的厌恶。如何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找出一个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政治理想，
是时代的要求。曹操以刑名之学治国，造成了上下离心，政局不稳的局面。王肃以
今古文经学，再引进道家思想进行设计的努力，也只是在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
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决心献身于哲学事业的王弼，一扫汉儒烦
琐、迂腐、无用的弊端，融合儒道两家有用的学说，从汉儒的注重传注训诂，转向
于义理的诠释；从汉儒的注重《春秋》，转向重视《周易》，摒弃汉儒治《易》中
的象数传统和迷信色彩，而用义理解释《易》经；把传统的重天思想，转变到注重
人事。借鉴《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这就给病
危的儒学注进了新鲜的血液，建立了以道为主、儒道结合的新时代的新思想。王弼
成了魏晋玄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也代表了魏晋时期哲学领域的最高水
平。
人类在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渐深入、了解世界。通过万事万物的现象
去了解事物的本质，探索世界的起源，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历代哲学家的努
力，已开辟了道路。到了魏晋时期，哲学研究产生了一次可贵的飞跃。天才王弼对
哲学的主要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王弼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世界的现象，即各种具体事物都是“有”，
“无”是“本”，“有”是“末”。“无”是“万物之宗”。“无”能生“有”。
他的“无”，有时又称为“道”。他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