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长而已矣。”《史记》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
职吏，而畜蕃息。”季氏史即委吏，掌管委藏工作，即后之司仓氏、司庚氏，掌保
管、出纳；司职吏即乘田，掌管田作畜牧之事。孔子多才多艺，才能全面，将两件
事做得很出色：管财务则账目清楚（“会计当”），收以平衡（“料量平”）。管
田蓄则六畜兴旺，一把好干才！这无疑给季氏留下了好印象。
可事有不巧，孔子没来得及通过季氏的举荐进入仕途，却赶上了鲁国的一场政
治危机，即“斗鸡之变”。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孔子35岁，季平子与后阝昭伯
斗鸡，赛前两家都弄虚作假，一个在鸡翅上效上药粉，一个则在鸡爪上陪缚利钩。
事情败露后，两个搞阴谋的人互相指责，最后竟兵刃相向，季氏出兵占领了后阝氏
家业。后阝氏向昭公求援。本来就对股扈世卿季氏不满的鲁昭公愤然出师讨逆。结
果却由于孟孙氏、叔孙氏与季氏联手，使这位怒气冲冲的国君大吃败仗，丢盔弃甲，
逃亡齐国、面对三桓的非和无法行径，孔子大失所望，不屑与过臣为伍，慨然离鲁
奔齐，追随昭公去了。
在齐国，孔子通过齐国宠臣高昭子见到了齐景公。景公对孔子不算陌生。五年
前，齐景公与辅相晏婴访鲁，曾慕名造访过孔子。现在老朋友相见，很快便谈得投
机了。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脱口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孔子的
施政方略——以端正名份为主要内容的“正名”主张。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守臣道，
父要守父道，子要守子道。各尽本份，注重等级。当时的齐国亦正处于崔、庆、高、
国擅权，田氏篡弑的前夜，孔子一语正中景公所忧，异常兴奋，赞曰。“善哉！僖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高兴
之下，便要将尼溪之四封给孔子，只因晏婴反对未果。但景公还是给予孔子很优渥
的俸禄：“待之以季孟之间”，与鲁国叔孙氏的待遇相当。齐景公只对孔子维护君
主尊严的等级学说感兴趣，但对孔子的仁义思想却置而不论。不再向孔子“问礼”，
并明确表示：“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想在齐国推行“仁义礼乐”的愿望又落
空了。
孔子遂自齐返鲁。当时还是季平子专政，孔子无心求仕，潜心自我修养，平静
地迎来“40而不惑”。何谓“不惑”？“不惑”者，相对于“惑”之谓也。孔子曾
论“惑”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颜渊》）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同上）可见“惑”
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极端，然则“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
颇，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说：“智者不惑。”（《子罕》）
又说：“40而见恶焉，其终也矣！”（《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岁已成为
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独特的见识，再加
之正确的处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孔子42岁时，鲁昭公已从齐国奔于晋国，客死于潜溪。定公即位。5年后，季平
子死，子桓子继为执政，政治形势更加恶化，阳虎专权。阳虎是季氏家臣，从手桓
子祖父时就开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积久势重，强奴逼主。季平子死后，
阳虎肆无忌惮，将桓子囚禁起来，赶走季氏亲属、杀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协
与他盟誓。从此，鲁国政权又从大夫下移于家巨，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败落局
势。阳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会盟、发誓愿、占国田，进而欲尽诛三桓之嫡，
立自己的亲信势力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虚弱的。为了孤假虎威，阳虎—
—这位从前蔑视孔子的势利之徒，现在却想借重孔子名气，为他倒行逆旋扯上块遮
羞布。孔子自然不会买账。于是阳虎煞费苦心地制造了一个机会。一天，他派人趁
孔子不在家时将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
的规矩，阳虎料定知礼的孔子肯定会上门称谢。殊不知孔子也针锋相对，趁阳虎不
在家时才去回访。具有戏剧性的是，孔子在回来的路上又与阳虎相遇，刚想回避却
被阳虎叫住了。他问孔子：“怀揣绝技却让国家迷乱，可谓仁乎？”孔子答：“不
可。”“本来希望有所作为却屡失良机，可谓智乎？”孔子答：“不可。”阳虎激
将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然，吾将仕矣”。
孔子一生讲究“仁、智、勇”三“达德”，阳虎专挑仁智这两个问题来诸难孔
子，可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连连称是。但是，阳虎却抽掉了孔子
思想中另两个内容——礼和义。礼即自西周以来的奴隶制等级制度。义即宜，即是
尽本份，守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统一。孔子认为：“天下
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
象，后者则是春秋乱世的形势。至孔子时，诸侯也不能“专征”了，而是政“自大
夫出”，其至“陪臣执国命”了，眼前的阳虎就是陪臣执国命的罪魁！。孔子又诅
咒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
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阳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干预国政，上
凌君，下逼主，专生杀，擅于夺，哪里还有一点仁义礼智的影子？君臣无序，主仆
易位，实乃无道之至！面对这样的乱臣贼子，他孔丘哪里屑于合作！他历来奉行的
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泰伯》）在
无道之世而得荣华富贵，必将采用不义手段，这是孔子最为不齿的：“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里仁》）如果说，从前孔子发愤努力，学习六艺，是为了
入仕、进入上流社会的话，那么，当他认识到礼乐的还以仁义为内容，形成了“仁
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后，他的追求就从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进入了另一个道德
的境界，那就是为了推行仁义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
义也。”（《微子》）既然此时出仕不能“行义”，与其作帮凶，不如洁身自好，
作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的隐君子。
“隐居以求其志”。“志”，即指“仁义礼”的政治抱负，也是“志于道”之
“志”，即对客观规律的体认。如果说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时掌握了“六
艺”和“中庸”等具体知识和方法的话，那么现在孔子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体验
带规律性的东西，即“道”或“天命”，从而实现他认识进程中另一个具有质变性
质的新飞跃——“50而知天命”！
“行义以达其道”，是说通过做自己份内的事情，来实现自己思想主张。这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重人伦，躬行孝道。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为政”？孔子说：
“书曰：‘孝乎谁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
政》）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仁义之体，仁义是为政之实，自己在居家时讲究孝悌，
这就是行仁义，这就是为政。其次是躬自教育，造就人材。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伟大
的职业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将教育职业化的人。既然“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得
不到贯彻，那就将道宣传开来，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明道。他看准了“君子学道
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的政治作用。认为教育有两个功能：一是
培养合乎仁义精神（以“爱人”为核心）的接班人（“君子”），二是把被统治阶
级（“小人”）改造得更加驯服（“易使”）。前者是要以教育造就新一代（“爱
人”）统治者（“君子”），后者是要以教育教化遵守秩序（“易使”）的驯民
（“小人”），共同的目的是从上下两个方面来重振社会秩序和重建和谐的社会关
系。教育，说穿了不过是一定阶级按照自己标准造就人材的事业，孔子正是中国第
一个发现这一功用，并充分运用这一手段使自己政治理想传播开来，使之深人心的
思想家和教育家。教育之于孔子，不过是假人之手以实现政治主张的手段。因此从
事教育也就是间接地从政。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在30至50岁之间，
更是他年富力强，大张私学的时期。这样一来，孔子不仅没有因隐居而失掉声誉，
反而因不与阳虎同流合污而清名益高。一群群大大小小的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曲阜
阙里，奉上束修，拜孔子为师。现在有名可考的“仲尼弟子”中，颜回、子路、子
贡、闵子骞等高足，都在此时从学于夫子。孔子于是乎翻六艺，升杏坛，诗书之声
盈耳，丝竹之音不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聚徒
讲学的学术团体。比之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创立的“学园”，早了
整整200年。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这就是孔子50岁以前生活的真实写照。那
种清心寡欲、安闲平易的神情，至今想来，还是令人欣慕不已！
三、小试牛刀 卓有政绩
伴随着对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天道的认识，孔子于安闲平易之中，敏锐地感
受到一种神秘的“天命”，一种上苍赋予他的使命。在“志于道”的追求中，他幽
然地觉得：上天之所以在一片历史废墟中，保留了完美的周礼，并让他孔子认识了
她。这不是上天要复兴周礼的意思吗？他甚至认为上天生就他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
人，并赋予他崇高的德行，那一定是上天要把这个文化复兴的任务交给他，要他去
替天行道，去行仁行义行周礼，救苦救难救苍生！于是他好像有某种顿悟一样，再
也无法隐居了，他要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将这个社会、这个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
来。
为了获得从政的机会，孔子甚至准备采取灵活的措施。就在他“知命之年”，
季孙氏的另一个家臣公山不扭（又作弗扰）在费邑宣布独立了，他托人招请孔子。
对这个与阳虎一样同是叛主过巨的邀请，孔子最初还真动了心。司马迁分析他当时
心理说：“孔子循道良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王起于丰镐而王，
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这是合乎实际的。只因性情率直的子路的反对，
没有去成。
阳虎谋反事败，盗鲁大宝而奔晋。季桓子真正掌握了大权，痛定思痛，倍感孔
子等级名份说的亲切，决心起用孔子振顿鲁国秩序。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被
任命作中都宰（县邑长官）。孔子在中都为政一年，政绩斐然，“四方皆则之”。
十年，调回中央作小司空，协助大司空管理土木工程。不久由小司空一跃而为大司
冠。大司冠，是鲁国最高司法长官，“掌建邦之三典，以往王刑邦国、诘四方”。
是时孔子52岁，一干4年，直到55岁离鲁。这几年是孔子小试牛刀，一展抱负的风云
时期。4年时间虽短，但对于孔子来说已经足以干一番事业了。他曾说：“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可矣，3年有成。”（《子路》）孔子并没凭空大言，事实正是这样。
孔子上任那年夏天，齐国邀请鲁定公会于夹谷。孔子因善长礼仪作这次国际性
会议的傧相。当对的鲁国，北邻晋国，南逼荆楚，东接强齐。三强逼临，而鲁国国
小兵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则齐师侵鲁”。在外交关
系中，鲁国就像踩跷跷板一样，左右为难。如何在这次会盟中避免齐国的威逼，为
鲁国挽回列国声誉，便成了孔子此行的首要使命。
会盟这天，齐鲁两君来到夹谷。除地为坛，土阶三等，礼乐声中，鲁定公与齐
景公揖让而登，一派友好和平景象。但是，两君刚刚坐定，齐国的使臣请献乐舞。
但演奏的即是夷狄“四方之乐”。于是羽旄旌旗中，夹杂着剑戟盾矛，一涌而上，
鲁定公有被挟持的危险，形势十分紧迫。事出突然，摔不及防。大智大勇的孔子一
眼识破敌人阴谋，急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他两眼怒视景公，挥袂而言曰：
“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义正词严，景公为之理屈，只得挥退持
械舞人。订立盟约时，孔子发现齐人擅自在盟书上加了一句：“齐师出境，而不以
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面对齐人的阴谋诡计，孔子针锋相对，也加上一
句：“而不返我汶阳之田以共命者，亦如之！”挫败了齐人霸权野心，并收复了鲁
国失地，为鲁国争得了列国间的平等地位。
外交胜利，使孔子名重一时，季桓子对孔子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史称：“孔
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季桓子还将执政大权委托孔子代掌，孔子选以大司寇
“摄行相事”。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进行了一系列内政改革。于是他在鲁国具
体实施了从前陈之于齐景公的“正名”方略。在孔子看来，当时鲁国最大的弊病在
于君不君、臣不臣，鲁公虚位，大夫专权，名实颠倒，秩序混乱，亦即“名”不正。
这首先表现在作为臣子的三桓势力过大，势逼公室。要重振鲁国秩序，必须首先削
弱三桓势力。一天，孔子从容对定公说：“按照周礼，臣子不藏甲兵，大夫的城墙
不过一百雉（三百平方丈）。现在三家的采邑都超过这一限度。”三家采邑，指季
氏费邑、孟氏成邑、叔氏后阝邑，号称三都。那里高墙深池，私兵把守，是三家威
逼公室的实力所在。不过，由于三桓平时都住在曲阜城内，三都委托家臣代管，年
长月久，家巨拥兵自固，造起反来。定公八年，公山不狃据费反；十年，叔孙氏家
臣侯犯又据后阝反。后阝邑、费邑，成了两个独立王国，两家都奈何不得。孔子看
准这点，适时提出“堕三都“的大胆方案，立即得到鲁定公和三桓支持。孔子派弟
子子路作季氏宰，控制鲁国最大的实力集团，以便“堕三都”计划的实施。开始顺
利堕毁了叔孙氏的后阝邑；将堕费，公山不狃伙同叔孙氏庶族叔孙辄，纠合费人先
发制人，进攻曲阜。鲁定公与三桓惊荒失措，逃入季孙氏家，躲到“季武子之台”
上。叛军来势凶猛，一度攻人季家，流矢射达定公身旁，情况危急。孔子却镇定自
若，待叛军攻势销竭，他命令两员大将，组织反击。费人一触即溃，追杀数十余里，
公山不狃、叔孙辄逃亡国外，孔子指挥乘胜堕毁了费邑。下一步该堕成，由于守成
的公放处父没有反叛迹象，孟孙氏遂默许他固守成邑，政府军攻之不克。围成未果，
但堕三都、削弱三桓实力的计划已实现大半，在公室与大夫之间成功地制造了一种
均势。为维护君臣等级提供了实力保证。
除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有所作为外，孔子力还力行教化，使鲁国社会风尚
面目一新。人们有礼貌，不激诡；讲诚信，守信用；买卖东西，货真价实，不掺假，
不抬价；男女关系严肃，行者别于途；盗贼敛迹，路不拾遗。有客自远方来，不求
于官方，人们自动供给食宿，使有宾至如归之感。一派和乐雍雍，欣欣向荣的景象。
成为后来中国历史上儒家崇尚的国家太平、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
可惜好景不长，邻国的一个拙劣的阴谋，中断了孔子得意的政治生涯。齐国见
孔子为政，鲁国大有起色，害怕邻国强盛于己不利，遂使出美人计以破坏之。他们
选美女80人、好马120匹，奉献给鲁定公。在季桓子怂恿下，定公接受馈赠，君臣沉
湎声色，三日不理朝政！孔子为之感慨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子罕》）
紧接着鲁国举行郊祭，季桓子又不分(月番)（祭肉）给大夫，公然蔑视礼制！面对
这群荒淫无耻。不知礼义的君臣，孔子再度失望了；特别是季氏不把郊祭的(月番)
肉分给他，竟然忽视他孔子的存在，这大大地挫伤了孔子的自尊心。失望和伤心之
下，他只得怨愤且无可奈何地低吟：“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他决定挂冠不干了。
四、周游列国 四处碰壁
也许是为人操办婚丧礼仪的儒者生涯，造就了孔子帮闲的人格情态。他的君臣
观仅仅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君和巨之间是驱使和被驱
使的关系，君与臣之间的义务是“礼”和“忠”。一主一奴，身份清楚，地位分明。
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在保留现有一切奴隶制等级（特别是君臣名份）的前提下，世袭
君主（或世卿）与德才兼备的士人真诚合作，君主将家当交给有才能又忠诚的巨子
代管。如果君明，他可以毫不困难地作个贤臣；如果君昏，他也就毫不犹豫地作个
高隐。于是乎，他在高唱“博施济众”、“治国平天下”等积极入世的进行曲时，
不时地低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等消极处世的小调。现在，鲁定公、季桓子，
既然对自己的家业如此不负责任，对他孔子如此不礼貌，那他还有什么义务尽忠呢！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辞职！出走！
公元前497年，阳春三月，春光明媚。这本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孔子却不得不
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也为了寻求新的从政机会，
于是沂水清波濯吾缨，浩歌一曲伊人行。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疲马凋车，孔子开始
了为期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对鲁国，他一往情深，对它也充满希望，他曾说：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
周时代。他认为鲁国比齐国好，只要稍事变革，就可以上拟于太平盛世的西周。在
数年为政生涯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忱，希望在鲁国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
即使不能为政，在鲁国隐居也是一件乐事。那沂水的清波，舞零台的清风，还有二
三同道，都深深地令他流连忘返。从前不用于齐，他捞起正在锅里煮着的米，头也
不回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接淅而行”）；现在，同样是不用于鲁，当他离开时，
却行道迟迟，一步三回头。在鲁国的边境上还住了三天，以示对父母之邦的眷念。
孔子一行出境的第一站是卫国。卫国是周公弟弟卫康叔的封国，孔子说：“鲁
卫之政，兄弟也。”也具有“一变至道”的优点。历史上，卫国位于鲁国之西，当
时都于帝丘（河南濮阳）。历史上卫国曾是拥有“带甲之士八万”的强国，但进入
春秋，也是每况愈下。卫灵公在位时，由于用人得当，政局稳定，民物殷阜，倒还
有点太平景象。孔子一踏入卫国领土，便被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引往了，就此阐
发了一番“庶、富、教”的政治理论。《论语》说：
子适卫，冉有仆（驾车）。子曰：“庶（人口稠密）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子路》）
来到帝丘，卫灵公给孔子很高的礼遇，让他享受上卿之禄。但是卫灵公并不是
大有作为之君，他优待孔子不过出于“爱贤”美名，并不真是对孔子的学说感兴趣。
孔子重礼轻刑，他却问战阵之事；孔子轻视女人，他那妖冶淫荡的南后却招见孔子；
特别让孔子难受的是灵公与南后和太监坐首车，让孔子乘次车，招摇过市。孔子对
他也只有失望，于是再申“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之叹。但相比之下，在孔子访问的
大小国君中，卫灵公对孔子最优惠，因此，当孔子在别国不利时，总是回到卫国，
卫国算是给孔子温暖最多的国家，他在那里几进几出，呆的时间也最长。
除卫国外，孔子还到过匡、蒲、陈、曹、郑、蔡、楚等国家和地区，拜见过大
小封君70余人。但是境遇都不理想，有时甚至十分狼狈，十分危险。
刚从卫国出来，到达匡邑，孔子被匡人当成阳虎围了起来。阳虎曾侵略匡人，
孔子又长得有些像他，李代桃僵，真是哭笑不得。刚从匡邑解围出来，到了蒲邑，
又被蒲人围住，幸弟子力战，杀条血路脱离险境。孔子又去曹，曹国不容；遂往宋，
刚在一棵树下演礼，宋国权臣桓囗因从前孔子批评过他，赶来把树拔倒，表示不欢
迎。匆匆跑到郑国，弟子逃散，行李落拓，独自一人立于东门之外。子贡四处打听，
有人告诉说：“东门外有个人，两腮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像禹。
然而更像落拓潦倒的丧家之大。”言下之意，是说孔子以古贤圣人相标榜，却无人
赏识，落得个丧家之大的下场。又到陈国，陈囗公向孔子问了很多典故，对博学的
孔子非常赞赏。无奈陈国国小力弱，正被吴楚等大国侵凌分割。孔子的学说只合在
和平时期讲讲礼让，摆摆礼容，通过教育来激发人们的向善好仁之心，对这个金戈
铁马的场面，却无能为力。因此，他给此行立下的信条是；“危邦不入，乱邦莫居。”
（《泰伯》）这个风雨飘摇的陈国，当然不是久留之地，遂南向蔡国进发。方至陈
蔡之间，孔子又被一伙人围了起来，一连七日，粮草罄尽，从者大病，莫能兴起。
最后得楚昭王帮助，才脱离困境。楚昭王召请孔子，欲以书社之地封孔子，还没让
孔子一行来得及高兴一下，便因令尹子西的反对而撂浅了。无奈只好又回到卫国，
等待回国的机会。
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可他依
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他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雍也》）
他学六艺、知天命，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这是“知之”；四出寻
求推行主张的机会，这是“好之”；在求索过程中，虽处处碰壁也不气馁，这就是
“乐之”。孔子曾描绘游历时的情形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述而》）即其“好之”“乐之”精神的形象说明，任凭环境多险恶，打击多大，
他都信心百倍，毫不退缩。甚至还乐在其中，传道授业不息。被围于匡，弟子焦急，
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之人（指自己）不得闻于斯
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宋逼于桓囗，他说：“天
生德于予，桓囗其如子何！”（《述而》）最可歌可泣的是，困于陈蔡时，弟子又
饿又病，孔子面有菜色，但他依然讲学论道，弦歌之音不绝。子路愤愤然说：“君
子亦有穷（走投无路）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接着他问子
路：“《诗》曰：‘匪兄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子路答曰：“我听说为
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报之以祝，夫子累德、积义、怀美已经很久了，何以如
此倒霉？”言下有怀疑夫子之道之意。孔子说：“如果仁者必然得到信任，哪有饿
死首阳山的怕夷叔齐？如果智者必定达到目的，哪有剖心而死的王子比干？”孔子
明知有了好学间、好品行不一定得到赏识，但他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又召
子贡，子贡认为“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曲高和寡，要孔子改变主张，降
低高调。孔子坚决拒绝，说：“君子只管探求大道，建立理论，不能随俗媚世！”
最后召颜回，颜回说：“不容有什么不好！不容然后见君子！道之不修，是吾羞也。
道已大明，而当局者不能用，是有国者之羞。不容有什么不好，不容然后见君子！”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直乐得孔子恨不得贫穷的颜口成为富翁，自己好给他当管家。
穷而更坚，老当益壮。孔子就是这个性格，不管穷通否泰，都守道弥坚，追求
越笃。尽管颠沛流离，而志不稍贬，学不暂停，坚持不懈地教学和布道，始终吸引
着一大群弟子，随他南北东西，出生入死。这种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讥笑，
他在蔡国迷路，长沮、桀溺拒绝为他指路；荷囗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楚狂接舆追在他后面狂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
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但是，他汲汲救世，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曾赢得人们
的赞许。仪封人见过孔子后，满怀敬意地说：“天将以夫子为木择！”木择，是宣
行教化时用的木铃铛。仪封人认为，孔子是上天派遣来宣扬仁义礼乐的光荣使者！
这确实不是过誉之辞。
五、依仁游艺 志道据德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
这是当时鲁国另一位贤者柳下惠的名言，用来检讨孔子似乎非常合适。岂止孔子，
对于整个专制社会下的士大夫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时社会，“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公室衰微，大夫擅权，陪臣执国；上下荒逸，风俗颓废……不仅鲁国，
“滔滔者天下皆是”（《微子》）！在这个罪恶堕落的社会里，除非人们变得比它
更加堕落，否则就不能适应，更莫望要出人头地了！孔子既不屑作同流合污、乱中
图利的投机分子；又不愿作那避世肥遁、高尚其事的山林隐士，留给他的自然就只
有碰壁和失败了。四处碰壁的境遇，使这位垂暮老人，难免不有故国之思。就在他
68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鲁国干出了成绩，赢得了季桓子的继承人季康子的赏识，
在他的建议下，鲁国派出特使隆重将孔子从卫国迎回，终于演完了周游列国的悲壮
一幕。
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国首都，江山未改，景物已殊。鲁定公、季桓子都已
谢世，鲁哀公继位，季康子辅政。但对于孔子，季康子同样是叶公好龙似的尊贤。
他一不采纳孔子的政见，二不委任孔子以要职，而是尊之为“国老”，丰爵厚禄，
冠冕堂皇地将他束之高阁。孔子68岁回鲁，73岁去世，在鲁国又生活了五年多。时
间虽短，但却是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学术上的总结时期，亦是他在认识上
进一步纯熟的阶段。这时，孔子已经历了“60而耳顺”这个不思而能、不虑而知的
直觉思维阶段。将这种纯熟的认识能力与其它知识、修养相结合，孔子又成功地实
现了“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知行合一的飞跃。“矩”有多层含义，首先是道
（或规律），如日月运行，四时交替，矛盾转化，社会变迁等等，即所谓天道、地
道、人道。孔子对它们能了然体认，并行之不悖，即《周易·乾文言》所谓：“夫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
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表现了他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准确认识、预见
和实行。“矩”还包括他自己“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以
及与之相联系的种种准则。“矩”还包括世态炎凉。人心善恶的规则。“70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是他妥善地将知与行、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合理地统一起来，
既不因不合时宜而处处碰壁，也不至于放弃原则而有屈己就人之羞。孔子曾说：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正是他这一时期
无可奈何的境遇和心情的真实写照。“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与其说是孔子认识
和修养的高度升华，不如说是他一生坎坷经历的辛酸总结！
“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使孔子进入了另一个静宁、安闲的时期，那
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时时牢记天道，保持天赋的使命感，
依照仁者爱人的准则，游心于六艺之间。他的晚年，除了偶尔作些回答“哀公问政”
（《为政》）、“季康子问政”（《颜渊》）、“冉有问政”（《季氏》）等顾问
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与弟子切磋学问和著书立说上。
孔子是古代东方最伟大的教育家，是中国第一位专业教师，他一生从教，在教
育方面的成就很大，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其中有的弟子在精通六艺基础上又形成了专业特长，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
科。德行科，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其中颜回品行最高，“三月不违仁”
（《雍也》）。言语科，擅长外交辞令，有宰我、子贡。子贡经营才能和语言技巧
极高，他营财则至富翁，出使则不辱君命，齐国曾欲西伐鲁国，子贡出使齐、吴、
越、晋各国，祸水南引，结果使齐国内乱，吴国北伐于齐，西与晋国争霸；晋国败
吴，越国趁机灭吴并进而称霸中原。鲁国则坐山观虎斗，毫不费力地度过了这场
“国际”危机。此《史记》所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
（《仲尼弟子列传》）。子贡真是个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国际间各国均势的中国第
一代外交大师。政事科，有冉有、季路。文学科，指精通古典文献，有子游、子夏。
子夏是孔门传经大儒，博通经典，熟知大义，孔子死后，他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
师，后人有“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之说。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资
料看，孔子弟子很多人才艺德行俱全，无愧贤者之称，这些当然都是孔子精尽教诲、
作新人才的不朽功绩。
孔子知识渊博，情操高尚，“有教无类”，他的弟子，来自不同阶层，有的还
来自异国他乡。他循循善诱，平易近人，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因而赢得了弟子们
的普遍尊敬和爱戴。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情性率直，粗鲁无礼，平常在言谈中时
时诘难孔子，但对孔子的道德文章却十分服膺，愿随孔子“乘桴浮于海”（《公冶
长》），追随老师走遍天涯海角。颜回与孔子更是义为师徒，情比父子，孔子曾感
慨说：“回也，视予犹父也！”（《先进》）称赞他“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雍也》）。颜回更是对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
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蔑由也已！”（《子罕》）颜回死，孔子竟为之
大放悲声。又如子贡，本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实业家，当有人称赞他比孔子还优秀
时，他解释说：“譬之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
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子张》）有人诋毁孔子，他
及时制止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
无得而逾焉。”（《子张》）甚至盛赞：“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子张》）孔子的神圣形象，并不是后世帝王赐封的“王”号和黄屋左纛所树立
的，而是孔子自己高尚的修养、无边的德量所奠定的。正如孟子所云。“以德服人
者，心说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弟子环立，诵声盈耳，丝竹之音不绝，虽不用于政，犹自尊于时……这就是孔
子晚年生活的大概场景。按常理，孔子应该看破世尘，万事皆休，在养尊处优中颐
养天年了。可是，他天生就是那种忧患型人格，身为平民，却心忧天下。虽然他常
常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的格言来自宽自慰，但是现实生活中的
违礼行为太多，不时撞击着他那颗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心。礼坏乐崩，僭越无度，
周天子才享用的“八佾之舞”舞于鲁国大夫季孙氏之庭，周天子祭祖才使用的《雍》
乐也奏于三桓之堂，引得孔子惊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当季
孙氏家宰的冉有，竟帮助“富于周公”的主子大肆聚敛，把老师当年“苛政猛于虎”
的教诲置诸脑后，更是惹得孔子大动肝火，号召弟子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
而攻之可也！”（《先进》）各诸侯国，更是篡弑频仍，齐田氏杀掉简公，立了个
傀儡君主，自代之心已昭然若揭。孔子再也无法沉默，他带戒沐浴去见鲁哀公和三
桓，要求出兵讨伐齐田氏以吊民伐罪。然而，世道日非，人心不古，他的这番忧患
又有什么用呢？招来的反而是“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见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恐怕今生今世是无法实现了，那就把它留给后人吧！
前人不是说过“不朽”有三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自己既不能“博施济众”以立德，又不能克敌拔城以立功，
那就著书立说来立言吧。他自叹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
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一我欲载之空言，
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太史公自序》）于是选编古代文献，托古
见意，这就是古今流誉的删修“六经”的千古盛事！
六经，即《诗入《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对六经用
功深浅不等，作用不一。分别说即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
《易》，修《春秋》。其于《诗》、《书》、《礼》、《乐》，在于删订。删，即
删除杂芜，选录精华；订，即订正讹误，编次顺序。对这一工作，司马迁又称之为
“论次”和“修起”。《史记·儒林列传》：“孔子闵（悯）王路废而邪道兴，于
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对《诗》、《书》、《礼》、
《乐》的删订，大致始于中年时期，而成于返鲁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说：
“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
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当时，孔子方
40多岁。孔子68岁自卫国回来，又继续完成修订之业，他尝自谓：“吾自卫返鲁，
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史记》又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
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
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相传中国上古时期遗
留下的文诰有三千余篇，孔子选取其中唐虞至秦穆公时的文献数十篇，加以排列整
理，这就是《书》，又称《书经》或《尚书》。《诗》也如此，据传孔子从三千多
首古诗中，删重去复，去粗取精，得305篇，内容涉及殷周始王和周幽王、厉王时事，
称“诗三百”，孔子都配乐弦歌，重加整比。礼，古时礼节繁缛，不相统一，有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今传礼仪远没有这样多，可能其间
也有孔子选编删取工作。乐，是声响材料，其文本今已不传，孔子订乐的具体工作
不详，但从他“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的自白，已足可证明孔子正乐实有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