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易》的钻研大致伴着他认识史上“50而知天命”的进程开始，随着
“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加深的。孔子自谓：“加
我数年，50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易兼三才，有天道焉，有地道
焉，有人道焉。学易可以知晓这些形形色色的道，掌握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
进入“知天命”的境界。易又充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掌握时中的思想，这与
“中庸”如合符节，掌握这种辨证的方法论，就可以“无大过”。可见“50知夫命”
和“50以学易”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其间必然具有因果联系。从文献记载看，《史
记》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
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世家》）《汉书》亦曰：“（孔子）盖晚而好
《易》，读之韦编三绝。”特别可贵的是这些历史记载近年又得到考古发现的应证，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
橐。”足以证明孔子与《周易》曾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对《易》的贡献在
于“赞”。赞，助也。《易》本卜筮之书，但其中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孔子赞之，
即赞助圣贤阐发《易经》中的哲理。孔子赞易之迹，当时或付之口说，或书之简端，
后来弟子集腋成裘，遂组合成十篇解《易》的文字，合称《易传》或“十翼”[注]。
易传中难免不有孔子之前的旧说和孔子之后的新说搀杂其间，但其主要的内容当属
于孔子。因而《史记》明云“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
《说卦》、《文言》”；《汉书》亦称“孔氏为之《象》、《象》、《系辞》、
《文言》、《序卦》之属十篇”。直接将易传的著作权归诸孔子。
对于《春秋》则是修。在齐田氏弑君那年春天（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鲁哀公西狩获麟。麟为仁兽，有道乃见。但当时“天下无道久矣”！麟何以出现呢？
就像他孔子应诞生于圣朝一样，来得都不是时候。惺惺惜惺惺，于是乎悲叹：“凤
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吾道穷矣！”，“莫我知夫！”（《史记·孔
子世家》）更加加深了他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于是想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系统地表
达出来，遂据鲁史记《春秋》，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笔则笔之，削则削之”，
以褒贬历史的方法来隐微地托古见意。上自隐公，下迄哀公，凡十二公，二百四十
二年，是鲁国的近代史和当代史，用人们记忆犹新的历史进行国情教育和思想教育
大概是中国人的独创，而首创者则是孔夫子。《春秋》的是非标准主要是“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和与之相应的礼制[注]，凡有违背，皆在讥贬之列，
让正义与邪恶，昭昭若揭，通过赞扬什么、反对什么来体现他的思想和主张。因而
《史记》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
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太史公自序》）《孟子》甚至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
文公下》）《春秋》的写作方法（即“书法”）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
即《史记》所谓“约其文而指博”（《太史公自序》），文字简练，寓意深刻。吴
楚之君实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书曰“天子
狩于河阳”，变被动受召的耻辱为主动巡视的威风。一字一句，都寄寓了孔子满腔
的仁义礼乐用心，《春秋》已不再是简单的史书，不再是旧时的陈迹，而是孔子伦
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蓝本，是孔子礼乐社会的《理想国》！
做完这些工作，孔子似乎很疲倦了。成天精神倦怠，夜不成寐。从前由于对周
礼的执迷和对现实的无奈，常常夜梦周公，神交古人，现在连这点欣慰都没有了，
真让他伤心极了！一天夜里，他忽然梦见自己坐在殡丧的位置上，醒来预感到自己
大限已到，将不久于人世。次日子贡来见，孔子对他悲歌：“太（泰）山坏乎！梁
柱摧乎！哲人萎乎！”歌罢潸然涕下。7天后，孔子卒，终年73岁。一代哲人就这样
悲怆地离开了人世。其时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
六、一代宗师 万世师表
美国大百科全书曾这样评价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和伟大的哲学家。用
不着丝毫神化或把他抬高到神奇的地位，事实上孔子的学说已发挥了这种造型影响，
以至于要把中国人的生活之道用一个词概括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孔夫子主
义’（或‘儒家化的东西’）。”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下
面欲对孔了用以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作一大概介绍。
创学派，开风气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首开私人讲学学风，引导社会重
视知识、重视人才的一代大师。儒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最古老的一家，班因
《汉书·艺文志》描述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
其言，于道为最高。”班固认为儒家来源于古代的司徒之官，其职掌是宣明教化，
其特点有四：以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为指导思想，以尧、舜、文、武古帝王之治为
理想的政治境界，以孔子为祖师。司徒是官职，据《周礼·地官》其职能乃“掌建
邦之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是国家不动产和居民人口的总管。
其具体职掌有“施十有二教”以化民，有“以五礼防万民之伪”、“以六乐防万民
之情”等内容，不过，儒家是否就是这些官员发展演变而来，因年代久远，文献无
征，不可肯定。但考之《周礼》其他篇章，“儒”这一名称和与儒家类似的官员，
确实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了。《周礼·天官·大宰》：“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
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师，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六
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上古社会知识和技能的全部内容。师教重道德
品行，儒教重文化知识。孔子继承这一传统，将师职和儒教结合起来，用六艺教育
生徒，仍然以儒者自居，徒众也以儒家为名，可见儒家与儒是有联系的。但二者又
有区别，正如金景芳先生所云：“作为教六艺的儒来说，早已存在，不自孔子始”，
“称为儒家就不仅仅是教六艺的，而是由老师、门徒和具有相同观点的人所形成的
一个集团。”[注]这个“老师”即是孔子，这些“门徒”即是仲尼弟子，而这“相
同观点”即是班因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的仁义。可见，促成由儒而儒家的转变，
正是孔子起了关键作用。是他整理六经，终生教学，将旧时贵族垄断的六艺知识传
播民间；是他用仁义礼乐的思想来影响生徒，武装青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有理论、有行动纲领、有政治目的”[注]，有声有色的学术流派、他弟子三千，
贤者七十二，他们各怀异能，分散四方，有的贵为将相和诸侯师傅，以儒术润饰政
事；有的则聚徒讲学，弘扬儒业，用儒术来教化人心。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
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魏），子贡终于齐。如因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
厘之徒，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如果说在孔子
以前，中国上自周王室，下至诸侯国，实行的都是世卿世禄制度的话，那么，自从
孔子开馆教学、造就人才以后，有知识、有修养、有文化的人也能进入仕途，参加
管理了，这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官吏结构，改善了统治阶层的素质，也大大地
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自此之后，中国官吏阶层由于越来越多地吸收有知识、有
文化的知能之士，逐渐摆脱血缘纽带的束缚，实现中国官吏制度的文官化，这不能
不说是孔子首开教育风气，并主张教育为政治眼务，将人才输入仕途的伟大功绩！
同时，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推动下，社会渐渐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
视教育。不少士人研讨学问，自立新说，创立学派，开门授徒，于是乎百家竞起，
九流斯成，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学术繁荣景象。孔子不仅
创立了儒家学派，而且也开启了战国时期重知识、重人才的新时代，他在文化史上
的贡献，实在难以估量！
仁义学说孔子不仅以教育的形式招徕徒众，还用理论来武装弟子，这些理论包
括仁、义、礼结合的哲学思想、中庸的方法论、仁政德治的政治思想、天命的自然
观和区别君子、小人的伦理思想。
仁义与礼乐结合是孔子的思想特色之一。《礼记·中庸》引孔子曰：“仁者人
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是关
于仁、义、礼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准确表述。仁的基本内涵是人，即人性。人性首
先是人作为动物的本性，具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要，即告子所谓“食、色，性也”。
略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当。鉴于此，在为政方面，孔子主
张实行“庶、富、教”的治国方略，让人民繁殖起来，富裕起来，文明起来，过人
丁兴旺、丰衣足食、知礼守纪的文明生活。同时，孔子又看到了人的社会性，即人
与人之间如何和睦相处？于是他又给仁赋予了“爱人”[注]的内容。爱人首先从爱
亲始，故曰“亲亲为大”；故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爱人集中体现在忠恕的情感上，忠恕有两层含义，从积极意义看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从逊守意义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仁德表现出高尚的成全之心和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高度自觉与自律。仁，包括很
多优秀品德，它几乎是一切人间美德的总和。若孝若悌[注]，若“刚毅木讷”[注]，
若“恭宽信敏惠”[注]，若“智勇”[注]“不佞”[注]……都是仁德的表现形式或
个性修养。有了这些仁德，君子才成其为君子，如进而将这种仁爱精神施诸天下，
那也就成了圣人[注]。因此，孔子要求人们“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一刻也不要放弃仁德，放弃对成仁的追求，甚至号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义是宜；即恰当、适宜，是处事的原则性。其标准是等级制，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颜渊》），是“贵贵、尊尊”（《札记·丧服四制》）。如果说，
仁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社会血缘亲族关系残余意识的话，那么，义的思想则反映了
阶级社会的等级关系。对个人而言，仁是内在人性的自觉，义是外在道德的自律。
正如董仲舒所云：“仁之为言人（他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注]“仁之法在爱
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
即将义定义为自律，深得孔子原意。义是一切得失与行为最高、最后的准则，一切
仁人、君子，必须“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作到
“义然后取”（《宪问》）。尽管孔子一生困顿，四处碰壁，但却始终坚持“临财
毋苛得，临难毋苟免”的取予之道，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两》）宁愿“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利义
之间，真是一丝不苟！
仁是主观的友爱精神，义是外在的合理原则，礼就是这些精神和原则的具体规
定。那些行仁的区别（“杀”）、讲义的等级（“等”），都在礼的规定中得到了
体现。仁义是内容，礼乐是形式，仁义、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言之则辞义
各别，合言之则二者为一。因此，他一则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
乐何？”（《八佾》）“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君子义
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一则又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无下归仁焉。”（《颜渊》）都说明仁义与礼乐是一体的，互相依存。
中庸之道中庸是方法论。中有中正、中和、适中、时中之义；庸，即用也。中
庸即用中。用中的第一义为处适中，行中正，就是无过与不及。子贡问颛孙师与卜
商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曰：“然则师愈（优）乎？”孔子
曰：“过犹不及。”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质之稳定性的度，超过度就是“过”，达
不到就是“不及”，过分与不及都不好。这是对矛盾转化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的正
确理解。孔子认为，妥善地把握度，人为地控制过与不及，可以促成事物向理想方
向发展，此即他的“因材施教法”。“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
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取问。’子曰：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针对两种极端，予以分
别调节，使之符合度，这就是行中正，又叫行中道。
中庸的第二义为中和。中和是行中正后达到的一种和谐境界。孔子贵中，亦贵
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有子之言似
孔子”，此语可代表孔子思想。“和”，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矛盾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达到均势，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无原则的调和叫“同”，
和同之辨，孔子是区别严格的，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
路》）与孔子同时的齐国大贤晏婴对此有形象的说明：譬之调羹，五味相剂叫和，
以盐济盐，以水济水叫同。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互相匡补叫和，阿谀奉承叫同
（《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之与同，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中庸还有时中之义。时中，即适时用中。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
中。”（《礼记·中庸》）君子能审时度势，在恰当之时用中于民，这便是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机智灵活，不胶不固。他说：“中人以上可语上
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雍也》）又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
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皆此例。在进退出处上，孔子是待价而沽，伺机而动。他
本来对古代隐者的独立人格大加赞赏，但他本人却并不一味盲从，曰：“我则异于
是，无可无不可！”（《微子》）既不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山林隐士，又不愿作
屈己就人的俗吏。孟子说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佳而仕……
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中庸的基本特征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它
要求人们准确把握度，正确选择时机，妥善运用手段，这些分寸是那样地难以掌握，
因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天命观念天命观，又称天人观，是关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界（天）和自然规律
（天命，或天道）及自然与人类关系（天人关系）的学说。孔子的天命观，从现有
资料看，似乎有物质之天与精神之天的双重念义。他曾大气磅礴地宣称：“天何言
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的行为表现为四时运行，
天的作用表现为百物化生。这里的天，是物质性的、客观性的天。他也愤愤地说过：
“获罪于天，无所椅也！”（《八佾》）也曾垂头丧气地说过：“天丧予，天丧予。”
（《先进》）这里的天有喜怒、有主宰权，看似精神的天。其实孔子的“天”，指
的是同一个事物，即自然界的天；孔子的“天命”（或天道）即自然规律。言“天”、
言“天命”，只表明孔子天命观中历史继承性的一面，而这些旧词的实际内容才是
孔子的真实用意，孔子的天命观正是历史继承性和个人创见性的统一。综观人类认
识史，无不经历着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级三大进程。孔子所处的春秋
时期，正是有神论向形而上学阶段过渡时期，一方面夏商周以来关于诸神的资料充
斥人间，成为顽固侵蚀人心的习惯势力；另一方面，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的形而
上学体系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广泛地征服人心。孔子从传统神学那里借来“天”、
“天命”、“命”诸名词及其表达形式（如“天丧”、“天生”、“天厌”……），
慰藉人们普遍的宗教心理，以便为“神道设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又从老子那里
吸取“道”这个将最高神抽象化的精髓，用它来代表自然规律、宇宙精神和善恶的
最高裁判者。孔子的天命观既具有传统形式，便于人们接受，又有科学内容，具有
进步的意义。旧瓶装新酒，虽有旧烙印，却赋予了新内容。孔子的天命观，从积极
意义上讲，可以激发人们上进，百折不挠。因为他首先认为天有规律，人可效法：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而天的特征首先是四时运行，健行
不已，《周易·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亦是：“发愤忘
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其次，天的道行是促使“百物生焉”，
《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亦积极入世，汲汲救世，必欲实现
“博施济众”的伟大理想而后已。从消极意义上讲，出于对天命必然性和公正性的
坚信，又可以给困境中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当他被围于匡时，他坚信
“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上天一定会助成他复兴周公之业。见侮于公伯
寮时，他也信守：“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余何？”
（《宪问》）当他看见弟子不幸身染恶疾时，他悲叹：“亡之，命也夫！斯人也面
有斯疾也！斯人也面有斯疾也！”（《雍也》）天命是一种正义力量，可以帮助人
们逢凶化吉；天命是一种终极力量，让他的弟子身染痼疾，不可救药。甚至，天命
还是人间善恶的公正裁判，因此当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他引起学生误会时，他指天
为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仁政德治孔子的政治思想可归纳为仁政、德治。仁政是施政原则，仁者“爱人”
（《颜渊》），仁政亦主张以爱人为最高职志。他说：“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都以
爱人为统治者的主要职能。仁政包括两大主题：成全和不忍，这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孔
子继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注]，认为国家的建立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淫乐，也不
是单纯地为了推行礼乐和刑罚，而是为了人民的普遍幸福，他要求统治者必须立足
于人民的利益，让他们人口繁衍、财富增殖、知礼明乐，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
秩序和谐的文明生活，此即“庶、富、教”、“博施济众”的政治理想，充分地体
观了一个仁者的成全之心和生养之德。孔子还认为“性相近，习相远”（《阳货》）。
因此主张政治应从根本作起，加强教育，实行礼制，诱发人们的向善之心，提高人
们的个人素质，实现各阶级、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
易使。”（《阳货》）人民素质提高了，刑罚也就成了多余的设施，因此他反对
“齐之以刑”（《为政》）、“刑罚不中”（《子路》）和“不教而杀”（《尧曰》）
的作法，向往“胜残去杀”（《子路》）的太平盛世，充分体现了他仁者的不忍人
之心。
德治强调统治者的个性修养，主张让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来治理天下。他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如果是一个修养很高
的统治者跃居大位，那么人们自然敬眼，天下自然大治。在衡量统治者有德无德时，
孔子提出了“正”的概念，首先要求统治者从自己作起，做好榜样。“季康子问政
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国家就像个大家庭，家长必须子爱下民；国
家又像个大学校，官员必须作下民的师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上位者喜欢什
么，提倡什么，都是天下风俗无言的导向。只要统治者立身正、处事正，天下就没
有行邪的，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懂得
这个道理，认真做好榜样，就可收到“子欲善而民善矣”的效果，否则，榜样不好，
虽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正直，廉洁也不起作用。其次是统治者运用行政力量端正世
风，整顿秩序，此即“正名”思想[注]。正名的具体内容即矫正礼坏乐崩的颓俗，
使社会秩序重新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轨道上来，恢复
奴隶制等级制度。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分不正，秩序
不清，社会就处于混乱之中，因此，德政的任务理所当然应端正名分，不仅使各级
统治者自己明白职能与权限，而且也使社会不同阶层的诸色人等明白自己的身分和
位置，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共同在社会大舞台中扮演和谐的喜剧。
君子人格孔子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上。孔子的伦理观是
建立在他“仁义礼”统一的哲学思想之上的，在他看来，人是具有人性的，社会应
该是和谐的，故需要仁；社会分成阶级、阶层，各阶级、阶层应该是有等级的，故
需要义；要充分地贯彻仁和义，社会应该是文明的社会，故需要礼。凡是顺应历史
的潮流、满足社会的需要、符合现实的价值尺度的人格，就是合理的，就被他誉为
君子，否则就是小人。仁、义、礼成了划分君子、小人的分水岭。他说：一君子去
仁，乌乎成名？”（《里仁》）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
君子既是仁者，又是义士，还是“说诗书、敦礼乐”的文质彬彬之士。君子有很多
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优雅的为人处世原则：“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
者不惧。”（《宪问》）“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
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
之在得。”（同前）君子是人间美德的实践者，小人是世间卑污的集中表现：“君
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
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
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卫灵公》）“君子
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
之言。”（《季氏》）“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坦荡荡，小
人长戚戚。”（《述而》）等等。这些刻画和论断，无不闪耀着智慧的灵光和正义
的火花，成为中国人民千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座右铭！
孔子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他出生平民，长而执教，虽曾步入仕途，位至卿相，
但与世卿们相比，他的政治生涯，真若流星闪现，转瞬即逝。孔子的一生又是伟大
的一生，他苦学成才，见识卓越，为救世救民辗转奔波。他百折不挠，以天下为己
任的忘我精神，被当世贤者赞为替天行道之“木铎”（《八佾》）。他高风亮节，
知识渊博，道德人格，更是令人折服不已！他一生从教，弟子三千，形成了我国历
史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他修订六经，托古见意，成为后世研之不穷的
圣经宝典。特别是他那宏大的思想体系，实际的人生哲理，更成了后儒演绎不尽、
汲溉千古的精神源泉……。
颜回曰：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焉
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
虽欲从之，蔑由也已！”
（《子罕》）
这出自孔子心爱的弟子、被后人奉为“复圣”的颜回之口，也是千百年来中国
文人的共同感受。孔子的人格高如南山，孔子的智慧博大无边，凡是读孔氏书、想
见其为人的人，无不如沐春风，身心快畅，也无不被其感召而心说诚服！
（舒大刚 撰）
主要参考书
1．《史记·孔子世家》。
2．《论语》。
3．金景芳、吕绍刚、吕文郁《孔子新传》。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下一篇 回目录
儒林亚圣 孟子
（前390—前305）
孟子，是先秦儒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长期以来，他被人们尊为“亚圣”，
奉为孔子思想的正宗嫡传。无论是宋明理学，还是现代的新儒家，无一不归宗于孟
子。除孔子外，孟子可以说是历代大儒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人物了。
一、生平和时代
孟子名轲，[注]据说字子车，[注]是鲁国有名的贵族孟孙氏的后
裔。孟孙同叔
孙、季孙均出身于鲁国公室，是鲁桓公的庶子，史称“三桓”。孟孙氏的嫡系称孟
孙氏，其余支子就改称孟氏。先秦时期，姓、氏为二。如按先秦的标准严格区分姓
和氏的话，孟子当为姬姓、孟氏。
孟子虽系周公旦的后代，祖上曾有过显赫的声势，但孔子在世时就已发现，由
于“陪臣执国命”，“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到战国中期，
历近一个半世纪，孟孙氏罕见史书提及，这种衰微之势就更加明显了。可能正是由
这一原因，孟子的祖上就从鲁国迁到邹国，故司马迁和赵歧都说“孟子，邹人也”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题辞》）。
孟子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死于周赧王十年（公元前305年），
终年85岁。[注]他的父母，可信的记载很少。据《春秋演孔图》以及《阙里志》等
说，其父名激，宇公宜；母姓仉（音掌）。
在孟子的早年教育中，孟子之父默默无闻，对他教育有功的主要是他的母亲。
因此，后代广为流传“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故事。[注]孟子幼年时甚得母
教，这对他后来一生影响至大。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孔子之嫡孙子思
的再传弟子。后来人们以“思孟”并称，除了他们思想上的一致外，与这种师承也
是有关的。
孟子学成之后，就开始“周游列国”，以学于诸侯。他游说诸侯的第一站是齐
国，其时约40多岁。他本想通过正在“一鸣惊人”的齐威王施展其“仁政”理想，
但不受齐威王的重用，只是被任为客卿。他听说宋王偃将要推行“王政”，就约在
公元前323年之时离齐赴宋。但宋王偃并不打算接受孟子的主张，孟子只得“远行”，
回到他的家乡邹国。在邹国，邹穆公曾向他请教为政，屋庐子、曹交、然友或向他
问礼，或向他问学。而滕文公断然实行“三年之葬”，就是听从了孟子的指教。
公元前322年，鲁平公即位，用孟子弟子乐正子为政。孟子赶赴鲁国，由于乐正
子的推荐，鲁平公准备乘车去见他。但因嬖人臧仓进谗，说孟子“后丧逾前丧”，
不能算作贤者，于是鲁平公取消了这次会见。孟子在失望之下又只好返回邹国。刚
即位不久的滕文公礼聘孟子至滕，孟子在滕很受滕文公的敬重，他不但带一邦弟子
馆于上宫，而且滕文公还多次向他垂问治国大计。孟子于是系统地推出了他的“仁
政”主张，并教以“小国事大国”之道。这时，农家的许行和陈相兄弟都来到了滕
国。孟子与陈相辩论，用社会分工论、“物之不齐”说驳斥许行之说。大约在公元
前320年，孟子听说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就离滕赴
魏，来到了魏都大梁。
孟子一到魏国，梁惠王就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孟子以“先义后利”、“与民同
乐”、“勿夺农时”、“谨库教之教”、“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
等一系列政见折服了他。可是，第二年梁惠王就死了，未能实行孟子的主张。他的
儿子梁襄王即位，孟子觉得他不像一个有为之君的样子，就失望地离开了大梁。
公元前321年，齐威王卒。齐宣王即位，喜爱文学游说之士超过了梁惠王。邹衍、
淳于髡、慎到、田骄、环渊等著名学者齐集齐之稷下学宫，宣王赐之以高弟，赏之
以大夫之禄，使之“不治而议论”国事。孟子得知消息，便带领他的弟子，经由范、
平陆而到齐。
在齐国，孟子受到从未有过的礼遇，齐宣王授与他“卿”之高位，派他出使滕
国，并屡屡向他问政。齐宣王喜好“齐桓晋文之事”，而孟子却大谈他的“仁政”
主张（《孟子·梁惠玉上》）。从“土地”方面，他提出了“制民之产”、“恒产
恒心”、“不征不税”等说，在“人民”方面，他强调保民而王”、“乐民之乐，
忧民之优”、“为民父母”说；在“政事”方面，他严厉批评王公大臣，斥之为
“污君”、“不肖者”，并且声言对无德之君可以“易位”，有时竟弄得齐宣王或
“勃然变色”，或无言以对，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公元前316年，燕王啥将王位让给了其相子之，引起了燕国内乱。齐大臣沈同私
下问孟子是否可以伐燕，孟子认为可以。但齐宣王派匡章伐燕，孟子却认为是以暴
伐暴（《孟子·公孙丑下》）。齐军攻下燕后，齐宣王想吞并它，征求孟子的意见，
孟子认为要视燕国百姓而定。取燕后，面临着诸侯干涉的威胁，齐宣王又问计于孟
子，孟子劝他速从燕国撤兵（《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拒不接受，结果君臣
之间矛盾越来越大。齐宣王为了缓和矛盾，准备召见孟子，孟子却称病不朝。第二
天却又出去吊东郭氏。齐王派人来问病，并派来了医生。孟仲子使人半路上阻拦孟
子，劝他去朝见齐王，孟子却躲到景丑家留宿。面对景丑的指责，他却答以“将大
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认为不能以爵尊而轻慢齿尊和德尊（《孟子·公孙
丑下》）。
公元前312年，燕人叛齐，齐宣王吞并燕国的计划彻底告败。为此，他自觉“甚
惭于孟子”。齐臣陈贾在孟子前替齐王辩护，遭到了孟子的指责（同上）。自此，
孟子就要辞去卿位，离齐还乡。宣王主动去见孟子，表示挽留，并打算在临淄城中
给他一幢房舍，予以万钟的厚禄。孟子却不接受，决计离齐。在回邹国的途中，孟
子心情非常复杂。他在齐边邑昼连住了三晚，希望齐宣王改变态度，亲自来昼挽留
他。但齐宣王始终未来，他才在失望中离开了齐国。
孟子归邹之后，又到宋国活动，与宋轻相会于石丘。孟子肯定了来轻的弭兵之
志，但认为“怀利以相接”不如“怀仁义以相接”（《孟子·告子下》）。
公元前312年，孟子由宋归邹。他游说诸侯，遍历齐、魏、宋、鲁、滕诸国，奔
波了35年而始终实现不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就只好归隐故乡，一边从事教学，
一边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一起著《孟子》一书，记叙他一生的行事，阐述
其思想学说。公元前305年，孟子老死于家邹国，享年85岁。
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这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剧变的时期。这时的社会，“上
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刘向《战国策
书录》）。春秋时代还有的大大小小的一百多个国家，经过长期的混战，这时已基
本合并为秦、齐、楚、魏、赵、韩、燕七国，统治者“以土地之故靡烂其民而战之”，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战的必然结果，是由分裂走向统一，
由称霸走向图王。
为了在争战中获胜，进而由自己一统天下，战国七雄此时掀起了变法运动的高
潮。魏国率先变法，李俚“尽地力之教”，编著《法经》，强调保护私有财产，限
制旧贵族的特权。吴起在楚国执政，将魏国的变法运动带到了楚国。申不害在韩国
为相，实行改革。齐国则任用邹忌，推行法家政策。但影响最大、最为彻底的则首
推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这些竞相进行的变法运动，给奴隶制的传统势力以致命打击，
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郡县制开始取代分封制，封建官僚制
度开始取代世卿制度，俸禄制度开始取代世禄制，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
正逐渐取代井田制，随着国家奖励耕织，奖励军功政策的实行，新兴的军功地主阶
级开始出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舞台上。这一切，又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面对战国以来的巨变，士人们提出了治国的药方，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百家争
呜。孟子时代，对儒家学说威胁最大的是墨子学派、杨朱学派、农家学派，此外还
有道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孟子的思想，也是在与这些对立学派的反复驳难、互相攻
诘中阐发出来的。针对法家的唯利是图、唯力是求，孟子倡言仁义，以王道对抗霸
道；针对杨墨兼爱、为我之说，孟子强调人伦纲常对于人类的重要；针对许行学派
的平均主义，市贾不贰的主张，孟子坚持社会分工，强调“物之不齐”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