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的“我无欲而民自朴”，“主静”一词出自《老子》第二十六章的“静为躁君”和第五十七章“不欲以静”。因此，《图说》中的“无极”这个概念和“无欲故静”
这一命题，都是从道家与道教那里接过来的。
（二）关于《太极图说》的宇宙生成发展理论
《太极图说》是一个言简意赅的宇宙发生发展论纲。其全文仅二百余字，后来
却被奉为“有宋理学之宗祖”，因为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论述宇
宙发生、发展的著作，它对尔后儒家学说的更新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太极图说》的宇宙模式论是如何说明宇宙生成演化的。
据前人考证，现存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周敦颐原著的全貌。这是因为，现存
的图说是经过朱熹“校定”整理过的。在朱熹“校定”的《太极图说》出现以前，
就有一个《太极图说》的旧本流行于世。据清初学者毛奇龄考证，这个旧本就是
周敦颐的原本。朱熹“校定”此《图说》时，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它作了一些修改。
他把旧本《图说》的第一句：“无极而生太极”改为“无极而太极”。“无极而生
太极”是说明“无极”为世界的总根源，“无极而太极”说明“太极”是世界的总
根源。因为朱熹不承认“太极”之上还有“无极”，他按自己的观点把太极作为世
界的总根源，同时又把太极解释为“理”，认为只有“理”才是世界的真正本源。
经过他的修改，“无极”二字虽被保留下来，却变成了“太极”的修饰语，不再是
生“太极”的宇宙最初根源了。朱熹解释说，“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
这种解释显然是牵强附会，与周敦颐的原意不符。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根
本就找不到一个“理”字，他的《图说》对“无极而太极”本来就有明确的解释。
如其中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太极本无极”已
经清楚地说明了太极生于无极的观点。总之，在周敦颐看来，“无极”才是宇宙的
最初根源，而朱熹却认为“太极”（理）就是宇宙的最初根源。朱熹将自己的观点
强加于周敦颐，其目的是为自己的宇宙发生论张目。
以上说明了周敦颐主张宇宙最初根源为“无极”，下面探讨一下，这个“无极”
究竟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然后分析一下《图说》的宇宙演化过程说。
先说第一个问题。周敦颐认为，作为天地万物总根源的“无极”是宇宙的胚胎，
是尚未分化成形的一种混沌状态的物质材料。前面讲过“无极”一词出自《老子》
“知其雄”章，在那里，老子把“无极”比作尚未散而为器的“朴”。后来的学者，
如朱彝尊也认为，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的“无极”是具有物质性的、混沌状态
的天地万物之胚胎（其说见《周子全书》卷15、16）。
既然明确了《太极图说》中，作为宇宙最初根源的“太极”是物质性的，这就
可以确定周敦颐的宇宙论是唯物主义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再看看《太极图说》
的宇宙演化过程。《太极图说》认为，宇宙的生成发展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无极而生太极”
前面讲过，“无极”不是绝对的“无”，它是宇宙最初的原始状态，是具有物
质性的，处于混饨的天地未分的万物之胚胎。是老子所说的“朴”或“无”。老子
的“无”也不是绝对的空无，它是未散为“器”的“朴”，是宇宙未分为具体物象
时的混沌状态，“太极则是由不具任何物象的物质“无极”演化而来的，是一种有
了最初时空界限和含有分化机能的、具有运动和静止性能的有形物质。这就是《图
说》讲的“太极……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是说，
所谓“无极而生太极”或“自无极而太极”，说明具有变化机能和初具物态的“太
极”，是由“无极”演化而来的。
第二阶段：从“太极”到阴阳。
宇宙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太极”到阴阳。“太极”之中蕴含的动静机能，使
之分化为阴阳。《图说》云：“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这就是说，
在“太极”的运动中产生了阳气，静止中产生了阴气。宇宙的原初物质发展到阴阳
的阶段，不但有动有静，而且动静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互为其根，于是便出现了
天地之判分。这就是说，天地是在物质发展到分阴分阳的阶段上形成的。
第三阶段：从阴阳到五行。
宇宙发展的第三阶段，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演化为“五行”（指构成天地
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元素，即水火本金土）。《图说》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周敦颐认为，“五行”就是五气，因为它们和阴阳一样，也是气的
一种形态。但这是比阴阳更为高级的物质形态，它们各自具有比阴阳更为具体的形
态和性质，“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物质发展到“五行”
阶段，出现了四季的变化，《图说》中的“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说的就是这个
意思。
第四阶段：从“五行”的运动到万物化生。《图说》云：“无极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
焉。”这是说，由“无极”之真髓同阴阳五行中的精细成分巧妙凝合，就产生了天
地之间的男女、牝牡、雌雄，由阴阳二气的交感和五行的不同特性相互作用，才出
现了天地万物，而万物的变化和发展又是生生无穷的。
综上所述。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
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天地万物。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从宇宙的生成到人类的产生，都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
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思想。历史上许多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讲宇宙自然的时
候，能坚持唯物论，当他们一涉及到人类社会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二元论
或唯心论。周敦颐则不是这样，他认为人类的化生同万物化生一样，也是由“无极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成，人与万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所禀受的是“无极
之真、二五之精”中最精华部分。他说。“唯人也得其秀而为灵，形既生焉，神发
知矣”（《图说》）人类具有高于万物的灵气和思维等特性，就是因为人得到了
“无极之真”和“二五之精”中的最精华部分。
总之，周敦颐的宇宙生成发展论，自始至终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四、周子《通书》 论性命道德之本
周敦颐的重要著作除《太极图说》之外，还有《通书》，《通书》亦名《易通》。
名为《易通》，说明它是一部讲《易》的著作。《易通》全书40章，全文2601个字，
文字十分简约，但其论及的问题却很广泛和深刻。虽然是一部解《易》的书，它的
风格却不同于当时其他易说著作。这部书不对《周易》进行逐卦逐句的解说，只是
有选择地引用了《周易》中的若干经文，进行阐述的发挥，用以表述自己的观点。
《易通》所涉及的卦名只有乾、损、益、家人、睽、复、无妄、讼、噬嗑、蒙、良
等部分。他认为，《易》集中体现了天地形成的奥秘和圣人之道的高深莫测。不过，
《易通》又不仅仅是一部易学著作，其中还容纳和贯通了《中庸》中“诚”的思想，
也涉及了《论语》、《春秋》、《大学》、《乐记》中的一些内容。《易通》也是
对《太极图说》的具体补充，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展现了周敦颐的理学
思想。
《易通》除进一步阐述宇宙论之外，还着重阐述了人性和道德问题。
《易通》里的宇宙论，同《太极图说》基本一致，但其论述则更加详细。《易
通》强调了“诚”的概念，“诚”在全书中具有最高德性的含义。在作者看来，
“诚”是宇宙的中心，又是圣人之大本。《易通》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
元，万物之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诚上》）这是说，诚源于世界的最初本原，是天地万物之本性，因此，”它就
是圣人立身之德，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根本，又是“百行之原”；，
是至善的道德的源泉。
就人性道德论来说，《易通》认为“诚”是人的一种最高超、最理想的道德境
界。如其曰：“圣，诚而已矣”。人们在道德修养上一旦达到了“诚”，那就达到
了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实现了心灵的净化，变为最完善、最高尚的圣人。但是，
一般人的本性不都是至善的，所以，《易通》把人性分为刚、柔、善、恶、中五品。
它再把刚与善相结合的人性称为刚善，把刚与恶结合的人性叫做刚恶；把柔与善结
合的人性称为柔善，把柔与恶相结合的人性叫做柔恶。所以，实际上他认为人性表
现为刚善、剧恶、柔善、柔恶和中性五类，总括起来仍然表现为善、恶、中三品。
《易通》认为，刚善、柔善都还不是最好的人性，只有合乎中的人性才是最完善的。
“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其他四种人性或全恶、
或不完善。因此，最高理想的人生目标，应该是“日易其性，自至其中而止矣。”
这是《中庸》“致中和”思想同人性论相结合的表现。所谓“中”，就是中正仁义。
怎样才会具有中正仁义的美德呢？《易通》提出了“无欲”、“主静”的修养方法。
“主静”的关键在于“寡欲”《通书·圣学章》说：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
无欲则虚静动直。虚静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周子全书》卷9）
为什么无欲则虚静动直？由于没有个人私欲作怪，心则虚静，虚静就能明通事
理；在虚静中产生的行为是直起的行动。这就是所谓“静虚动直”。为什么动直则
公？既能虚静，则其动机正直，公道无私。何谓“公则博”？《易通》说：“天地
至公而已矣”，像天地那样至公无私，这就是“公则溥”。总之，要做到“无欲”，
才能“静”、“明”、“通”、“直”、“公”，达于圣人的境界。周敦颐提倡的
“寡欲”、“无欲”，被后来的理学家发展成为“去人欲、存天地”的禁欲主义说
教。
在《易通》的《礼乐》章中，周敦颐论述了礼乐问题。他第一次把维持封建制
关系的“礼”提到了“理”的高度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得其理然后和。”礼乐的
作用是维护封建秩序，这就是把礼作为规范人的思想的工具，把乐作为调和人际关
系的工具，从而达到使这个社会既有等级秩序，又能和谐统一。上述思想被二程、
朱熹等理学家进行了继承发挥，又把“礼”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天理人欲之
辨”，应该说是由周敦颐开其端给的。
五、理学开山 启旷世儒学新风
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
儒家学派形成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经受了多次的严重考验，但它始终能够延绵
不绝地发展下去。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够顺应一定的时代要求而进行自我更
新。儒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本身就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作为六经之首的
《周易》，即强调交易。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吸取中
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
不断丰富自己。在北宋真、仁二朝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承接了韩愈的“道统说”，
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更新活动。黄百家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即胡瑗），
泰州孙先生（即孙复），祖莱石先生（即石介）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
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宋元学案·泰山学案》），
他们在学风上不重训诂而着重探讨义理，揭开了借用儒家经典来建造自己理论体系
的序幕。
又《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上有黄百家一段案语：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善微言，绝之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
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
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这个案语指出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之学的人，他打破了理学家
所谓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新昌盛起来，重放光明，这段
评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周敦颐在其生前的学术地位并不太高，只是由于他开启
了宋代新儒学的一代新风，故其影响越来越大。南宋初期的胡宏说他“启程氏兄弟
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其功盖在孔孟之间”。他的学说在后
来又被朱熹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
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作用之大。
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三位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
的一段话，用以结束对他的论述：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对尔后七八年的学术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太极图
·易说》、《易通》成了理学不刊经典，甚至比作《论语》、《孟子》。周敦颐在
宇宙论、性论、道德论、教育论、政治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哲学范畴，如无极、太
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主静、鬼神、生死、礼乐、诚、无思、无为、
无欲、几、中、和、公、明、顺化等等，为尔后理学家所反复讨论和发挥。
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的地位，早已成为定论，其历史影响非常深远。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道学传》。
2．《周濂溪集》。
3．《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
4．《宋明理学史》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 人民出版社版
5．《中国历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上 齐鲁书社出版
6．《试论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哲学思想》（马振择《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
4期）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下一篇 回目录
史林宗匠 司马光
（1019——1086）
一、生于贵胄之家 勤奋好学忘寝餐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学人称“涑水先生”，
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其家世代贵胄，
远祖是西晋皇族平安献王司马孚，原籍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孚之裔司马阳，
是北魏的征东大将军，死后葬于陕州夏县涑水乡的高堠里，其子孙便于此地家居，
因以为籍贯。此后这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司马光的高祖司马休，曾祖司马
政、伯祖司马炳皆因五代战乱没有做官。到了北宋初年，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又考
中了进士，当了官。司马炫虽然只做过县官，但却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此人“以
气节著乡里”，他在陕州富平县为县令不久，就使“境内大治”（《富平县志》卷
7）。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位至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
号称一时名臣。”（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司马光的堂兄司马里，也是进士出
身，官至太常寺少卿。
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其
家族世代书香，“笃学力行”，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学问素养的文明家族。他自
小就受到了很好的薰陶。司马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贵胄之家和书香门第，又是在
品行端方，为官清廉，很有素养的父亲严格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司马池对子女的家教很严，他有3个儿子，司马光最小，但他并不溺爱，从小就
注意从多方面进行严格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诚实、节俭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
惯。有一次，司马光想吃青胡桃，姐姐给他剥皮，没有剥开，就走开了，一个心灵
手巧的女仆先用开水汤了一会儿，就剥开了，后来姐姐走来，问他是谁剥开的，司
马光谎称是自己剥开的。这话被父亲听到了，便严厉地训斥他说：“小子何得谩语！”
此后，他再也不说假话了。这时他只有五岁。许多年后，司马光做了官，有人问他
待人律己以何为重？他答的是一个“诚”字，再问他从何做起，他说：从不说假话
做起。由于他以诚为一生处事的信条，后来的朱熹说他是“脚踏实地之人”（朱高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司马光6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书，还常常讲些少年有为，勤奋好学的人的事
迹来鼓励他努力上进，使他逐渐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开始读书时，他不懂书中
的意思，记得不快，往往同伴都背熟了，他还不会，于是他便加倍努力，不参加游
戏活动，独自苦读，直到烂熟为止。他懂得时间的宝贵，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
枕，称为“警枕”。每天晚上，“警枕”一滚动，他便立刻起来，开始读书。7岁时
开始学习《左氏春秋》，“大爱之”，刚听老师讲完，便讲给家里人听，“即了其
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寒渴暑。”（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以下简称
《年谱》）这样，他到15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两汉风。”（同
上）并且学得很扎实，以至“终身不忘”。到成年以后一直保持着这种刻苦学习的
习惯，尽量不放过一点学习时间，甚至在马上，或夜不成寐之时，他不是读书，就
是思考问题。
他在学习上不只是死记硬背，更能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坚持了“朝诵之，夕
思之”的诵读与理解并重的方法。司马光从勤读善思中产生了学习的癖好，这在他
后来的一首诗中写道：“圣贤述事业，细大无不实，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
中苟待趣，自可忘寝餐。”（《传家集》卷2）由于他勤于思考，很早就表现出自己
的聪明和才华，在他7岁时，一天同几个小孩在院子里玩，院子里放着一日盛满了水
的大缸，伙伴们正玩得高兴时，一个爬上大缸的小孩不小心掉入了缸中，其他的小
孩看到这种情景，吓得纷纷跑掉。这时，只有司马光十分冷静，他搬起一块石头，
击破大缸，水流出来后，那小孩便得救了。这件事很快被传布出来，有人把它画成
《小儿击瓮图》，在京都（开封）、洛阳一带广为流传。
司马光的家庭虽然很富裕，但在他父亲的节俭之风影响之下，从小就不喜华靡，
大人给他金银美服，他不愿接受。以至考中进士，去参加闻喜宴时，别人都戴了花，
他却不戴，当时一个同年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可违抗，他才戴上。以后他
做了大官，在生活上仍然保持了俭朴作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丁
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节俭作风在司马光身上确是事实，人们从1961年文
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可以看到，他用的稿纸竟是用过的废纸，是
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凉干后再写书稿。这种节约的作风在封建士大夫中确
实罕见，直到晚年，他还给儿子写了《训俭示康》，对儿子进行廉洁俭朴的教育。
他在这封书信中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充腹。他举出历史上许
多以俭朴而成大业，扬名后世和因奢侈而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的事例，说明
“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告诫司马康坚持俭朴的家风。作为一个读书之人，
司马光对书籍十分珍爱，翻阅时小心谨慎，生怕弄脏弄坏，天气好的时候，还取出
去凉晒，因此，被他翻读了几十年，仍保存得完好如新。他训告儿子说：“商贾收
藏的是金钱货币，我们儒生只不过有些书籍而已。”这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也为读
书人树立了榜样。当然，司马光的检朴之风，比之千百万劳动人民，不可同日而语。
只是比他同一阶级的许多人简朴得多一些，可这仍然是值得学习和称赞的。
二、宦游三十余载 忠直清正敢进言
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中级以上（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享有补
官的特权，司马光的父亲官居四品，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15岁的司马光就
得到了恩补郊社郎的官位，不久，又改授他为将作监主簿。这个职位是很低的小官，
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做，他一面以学习为主，一面干一些公事，受到了初步锻炼。
但是，受恩补入仕的人，往往不受重视，胸怀大志，饱读经书的司马光，毕竟不是
平庸之辈，宋仁宗宝元元年（1。38年）三月，刚满20岁的司马光便一举高中进土甲
科，显示了他自幼刻苦学习而造就成才的丰硕成果。这样年轻就中了进士，在当时
是少见的。中进士后，朝廷授他以奉礼郎，华州判官之职，他在华州任职不到一年，
又随他父亲到苏州做官，不久母亲、父亲相继病逝，他按制度服丧数年，于宋仁宗
庆历四年（1044年）结束了五年的丁忧闲居生活，继续做官，庆历四年担任了武成
军（今河南滑县）判官之职，次年改任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治所在今河
南东）县事，在那里一年多就得到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美誉，在此期间，他
还利用政务之暇读了许多典籍，写出了历史论文数十篇。自此以后，他更加热爱史
学，集中精力研究历史，用他敏捷的才思评议历史人物和事件，意图从中探索历代
统治者的治国得失之道。
庆历五年（1045年），27岁的司马光被调到京城作官，改授为大理寺评事，补
国子监直讲，不久又迁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由他父亲生前好友、
当时任宰相的庞籍推荐担任了馆阁校勘并同知太常寺礼院。馆阁校勘是负责编校图
书典籍工作的职务，这对爱好经史的司马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务，为他借阅朝
廷秘阁藏书提供了方便，对于他经史研究十分有利。在这期间，他写了《古文孝经
指解》，并约同馆阁僚友集体上疏请求把荀子和扬子的书加以考订印行，不致使先
贤之经典湮没不传。在同知太常寺礼院的职事中，他对于维护封建礼法制度也很认
真负责。
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又在庞籍的推荐下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他
从此担任了史官的职务，在此期间，他更专心致志地研究史学，探求先贤治国之道，
联系当时政治实际取得了很大成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以后，他与当时很
有名的官僚学者欧阳修、王安石、范镇、宋敏等人有了很好的友谊，他们之间志趣
相投，使司马光在学术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很多教益。这时由于多次举荐他的庞籍失
去相位，出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知州司马光也被调离朝廷，作了庞籍的助手，
出任郓州学典，再升任该州通判。第二年冬，他又随庞籍去并州冲太原市）任通判。
在并州期间，司马光感到自己官职卑小，不能在皇帝身边施展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负，
写了一首送友人的诗，其中说：
我今三十余，汩没无他奇。
正恐浮食人，敢言位犹卑。
（《传家集》卷2《守次道初登朝呈同言》）
感到前途渺茫，不能为时所用。不禁感叹地在另一诗中说：“我年垂四十，安
待无华欺？所悲道业寡，泊没无他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传家集》
卷2《初见白发慨然感怀》）。然而，他平生所怀“忠君、利国、养民”之志，却时
时不忘。当时的宋仁宗无后，到47岁还没有立太子，朝野上下都为此事担心，深恐
将来发生争夺皇位的宫廷内乱。但是，一般官员都怕惹怒皇帝，招来横祸，不敢进
言。对这样的事，只有极个别不怕死的忠臣才敢出面进谏，当司马光知道此事，并
得知自己在朝担任谏官的好友范镇已开始上疏请尽快立嗣，他也立即写了《请建储
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配合范镇力争早日建储。他在上疏中恳切地详陈利害，说
明立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务”。并在上疏中最后强调说：“若失时不断，悔之无
及。”（《传家集》卷19）不料此疏被置之不理，义无反顾的司马光竟不怕危险，
又连上两疏，决心以丢官和效死来竭力议争。结果还是“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
莫有知其所终者。”（《传家集》卷58《与范景仁书》）他不得已暂时沉默下来。
·
司马光从20岁入仕做官直到68岁病死，其间除有15年时间从事《资治通鉴》编
修工作，其余30余年担任官职。在这30多年的政治活动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
以一个忠君、忧国和直言敢谏的贤臣的形象表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并以此显扬于当世。
特别是在他五年的谏官（公元1061—1065年）任上，认真履行了一个言官的职责，
关心政事，对朝廷竭尽忠诚，五年之中，前后共上奏章177余招，其中对有些重大事
件一奏再奏，多重奏至六、七次，表现他为北宋政权的巩固而出谋画策不惜呕心沥
血。在这一时期，他的进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首先是他按照儒家传统的治国之道的要求进陈了“三言”、
“五规”。他的“三言”是指关系国家盛衰的君道、官吏、军队三大关键问题如何
改进。他把三个问题分别称之“陈三德”，“言御臣”，“言练兵”。关于君道问
题他提出了仁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大意是作为一个好的君主，必须
搞好自己的修养，提出人君的标准之一是“仁”，主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
姓，利万物”；标准之二是“明”，主要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
第三是“武”，是要做到“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认为，
上述三条是人君治好国家的根本条件，因为在他看来，国家之盛衰系于人君一身。
·他把国家命运完全寄托于皇帝。所谓“御臣”，主要讲的是对官吏的选拔和赏罚，
他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在
“言练兵”一条中，他提出了整顿军队的意见，主张精简军队，提高战斗素质。
关于“正规”之谏，是在“陈三德”的基础上进行规劝人君治理好国家，提出
的一些补充意见。所谓“五规”，第一规谓之“保业”，劝诫皇帝要“夙兴夜寐，
兢兢业业”地求治，说明国家政权“得之至艰，守之至难”的道理。第二规谓之
“惜时”，就是要求皇帝不失时机“立纲布纪，定万世之业”，他把皇帝基业比做
一座巨室，要求守巨室将以传其子孙的皇帝“实其基堂，壮其柱石，强其栋梁，高
其垣塘，严其关键。”巨室筑成之后，要求做到使其“亘千万年无颓坏。”他说：
“夫君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
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这段话表明了司马
光治国思想的基本观点，完全是一派封建贤臣的金玉良言。第三规谓之“远谋”，
劝皇帝要有深谋远虑，“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第四规谓之“重微”，劝皇
帝时时警惕，做到防微杜渐，“销恶于未萌，洱祸于未形。”第五规谓之“务实”，
强调“为国家者必先实而后文”，凡一切政教设施，必须讲求实际，做到“拨去浮
文，悉敦本实。”以上五规均以“保业”为目的，其余四规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的
具体途径。
“三言”，“五规”的提出，构成了司马光治国之道的方案，也是他的政论思
想之纲目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这些建议虽不曾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用，但却在统治者
集团内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第二件大事是继续恳请建储。这是司马光为谏官之后所关注的第二件大事。作
谏官之前，他曾接连三次上疏，力陈早日建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任谏官后的第一
次面见仁宗皇帝，就当面提醒他说：“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
（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卷2）仁宗帝也当面赞扬了他的上疏是“忠臣之言”。可
是事隔很久，仍未实行，为此，司马光又继续上疏，催促仁宗接纳他的请求，结果
终于使仁宗帝下了决心，把他的奏章发送中书省会议定实行。事隔不久，仁宗将其
堂兄濮安懿王赵永让的第13子赵曙立为皇太子。两年以后，仁宗就死了，遗诏命赵
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这个关系到统治核心是否稳固的大问题，在司马光的努力
下，终于得到了解决。
第三件大事是调解英宗和皇太后的皇室内部矛盾。宋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年）
三月病故，赵曙于四月一日正式即皇位，几天之后生了重病，不能亲政，由皇太后
曹氏垂帘，代管军国大事。当时北宋统治表面平静，实际上是内外矛盾尖锐，处在
危机四伏之中。司马光等人为此忧心忡忡，深怕不是亲生母子的曹太后同英宗皇帝
不和，造成统治核心的分裂。情况确实如此，英宗多病，同母太后的关系时好时坏，
在病重时对母后“时有不逊语”，加上有人从中离间，弄得太后大不高兴，一些曾
反对立英宗为太子的大臣就“乘机阴进废立之说”（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
在这种情况下，使得两宫的矛盾日益加深，司马光绞尽脑汁，一再上疏调和两宫的
关系，重点是明陈两宫不和的危害性，苦口婆心地劝导英宗孝谨太后，在他的调停
下终于收到很好的效果，从而巩固了统治核心的内部团结，避免了一场危机的发生。
后来，太后终于还政于英宗，而母子和好的情况继续加强。
第四件大事是在任谏官期间，本着“安国家，利百姓”的原则为民请命。司马
光有较长时期在地方做官，对老百姓的困苦有所了解，他有一首名为《道傍田家》
的诗，道出了农民的艰苦情况：
田家翁妪俱垂白，败屋萧条无壮息。
翁携镰索枢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稷。
静夜偷春避债家，比明门外已如麻。一
筋疲力敝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促。
（《皇朝文鉴》卷21）
这首诗的内容表明司马光对下层农民的疾苦是很关心的，他对城市贫民也很同
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因思闻井民，糊仰执薄技。
束手已连旬，妻儿日憔悴。
囊钱与盎米，薪木同时匾。
败衣不足准，搏手坐相视。
（《传家集》卷3，《八月十七夜省·纪事呈同舍》）
鉴于这种情况，司马光想到自己负有解救斯民之责，深深感到有愧于心，认为
必须设法富民，使之能得到温饱，于是又写道：“一夫有不获，伊尹深为羞。何当
富斯民，比屋困仓稠。”（《传家集》卷32，《言蓄积札子》）很想在这方面实现
他的愿望。他在谏官任上，除了关注于巩固国家基业的大事之外，也本着“国以民
为本”的原则，进谏了一些要求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意见，其主要内容
是根据孔子“节用而爱民”的思想，请求统治者带头崇尚节俭紧缩财政开支，禁止
乱摊乱派和惩治横征暴敛之官，同时还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要滥征百姓当兵。
遗憾的是他的这一番苦心献策，却未得到采纳。以上谏议，虽然是本着忠君、利国、
养民的儒家政治原则，为统治阶段的根本利益着想，但比起当时多数昏庸腐败贪戾
的统治者成员来，算得上是一位为民请命的正直、清明的好官。
三、编修《资治通鉴》 史学成就称高峰
司马光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为祖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增添了一部闪烁着
光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此书是一部294卷、三百多万字的巨著。他平生笃好
史学，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研究历史，写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史学评论，并立志要在前
人的基础上，网络众家之说，成一家之书。通过长期对历史的研究，他深刻地认识
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治乱之原，古
今同体，载在方册。”（《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又说：“治国安邦，不
可不读史。”在编写《资治通鉴》之前，他就写成了战国至秦二世，名为《通志》
的历史八卷进呈英宗，恰遇英宗皇帝也是一个爱学习历史的人，他“欲遍观前世行
事得失以为龟鉴”（《传家集》卷68，《刘道原十国纪年序》），这就使司马光编
写《资治通鉴》得到坚强有力的支持。他决心编好这部著作，为帝王治国安邦提供
一部切实可用的“龟鉴”。他对英宗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
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历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迄于显德，凡
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佳次为编年一书，删其浮长
之辞”（同上）。这是他对《资治通鉴》的编写目标的合理的设想。就是说，他计
划以编年体的方式来编写这部书。对于卷帙的长短，是为适应人君日理万机，读书
时间很少，确定用简明扼要的方法，将浩繁的历史缩写出来，为皇帝提供一部切实
可以借鉴，作为治国经验的历史教材，其取材范围仅限于“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
之休戚”的两大主题。这些建议被皇帝高兴地采纳了，从此开始，司马光便竭力投
身于此书的编写活动之中。
原来，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他就开始了编写《历年谱》一书，采录从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凡小大之国所以
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稽古录》卷16，《历年图谱》），用
《春秋》一书的编写形式，分别编排略记了每个朝代及分裂时代各国之历史大事。
全书共记录了1362年历史，共分为5卷，这部书已经形成了编修《资治通鉴》的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