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八章），在胡宏看来，人性本为中道，无善恶可言，
这就是他的基本观点。
胡宏又说：“好恶，性也”（《知言》卷1）。他认为，好恶之情，君子小人皆
有，其区别在于：“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好恶本身无善恶可言，关键
是看好恶的内容如何，好之以道是善，好之以己则为不善。他说：“察乎此则天理
人欲可知”，合乎天理的好恶谓“天理”，不合乎天理的好恶则是“人欲”，因此，
“好恶，性也”的说法同“性无善恶”论不相矛盾。胡宏所讲的好恶，包括人的生
理要求和精神追求。他说：“夫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其性固然，非
外来也。”（同上）这同告子的“食色，性也”是同一意思。无论“好恶以己”，
还是“好恶以道”，都是人的本性（主要指人的生理要求）所需。需求合理，就是
天理，否则就是人欲。
综上所述，胡宏的人性论已经偏离了正宗理学的性善论。不过，他对“性无善
恶论”的论证是不够周密的，比如：“君子好恶以道，小人好恶以己”是由什么决
定的？对此没作说明。又如，在情欲上，“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这
又是什么原因，他也没作解答，这一点恰好被朱熹抓了辫子，机敏的朱熹把“发而
中节”用来作为性善论的根据。况且，胡宏的人性论，仍然离开了人的社会性来讲
人性，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质问题。这些都是他在理论思维上的缺陷。
（三）“缘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论
理学家一般都讲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理论也有独到
之处。
首先，他提出了“缘事物而知”的命题。胡宏说：“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
知不致”（《知言》卷4，《大学》）。如何格物致知呢？他说：“夫人生非生而知
之，则其知皆缘事物而知。……是以节事取物，不厌不弃，必身亲格之，以致其知
焉。”（《五峰集》卷3，《复斋记》）可以看出，胡宏的“格物致知”就是缘事物
而知。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后天得到的，是通过客观事物的接触和了解得
来的。接触和了解客观事物必须用耳目等感觉器官。他说：“夫耳目者，心之所以
流通也；若夫图形具而不能见，耳形具而不能闻，则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
《五峰集》卷2，《与吴元忠四首》）“耳目通则事情判矣”（同上）。肯定了只有
通过耳目等感官，才能了解和辨别事物的真相，这就肯定了感性经验在致知过程中
的基本作用。
与上述观点相应，在名实问题上，胡宏肯定有实而后有名，他说：“有实而后
有名者也。实如是，故名如是。实如是，名不如是则名实乱矣。名实乱于上，则下
莫之所以，而危之至矣。”（《知言》卷5，《汉文》）这是他在认识论上实事求是
和务实精神的表现。从这个思想出发，胡宏反对知识分子“专守方册，日谈仁义”
的虚华之见”。他说：“执书册则言之，临事物则弃之，如是者终归于流俗，不可
不戒。”（《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这种重视实功实事的精神是值得称
赞的。
胡宏不仅强调了感性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所以他又认为，
致知不能仅仅“安于耳目形器”。他说：“夫事变万端，而物之感人无穷，格之之
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于事物之表，敬行于事物之内，而知
乃可精。”（《五峰集》卷3，《复斋记》）“惟安于耳目形器，不知觉之过也。”
（《知言》卷2，《往来》）这段论述虽然没有说明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知可精”
的高度，但也肯定了感情认识之局限性，认识到必须“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
其志”。当然，所谓立志以定其本，就是要求在认识事物之前，必须坚持一个认识
事物的指导思想，没有涉及到如何由“表”到“内”，由“粗”到“精”认识过程
和方法。不过，他毕竟还是认为不可以把认识停留于感性经验。
在胡宏的认识论中，还提出了“循道而行”即按规律办事的思想。他说：“失
事有缓急，势有轻重，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循道而行，则危可安，乱可治；悖道
而行，则危遂倾，乱遂亡。”（《五峰集》卷2，《与吴元忠》）胡宏虽讲“天命”，
但不主张安于天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深于道者富，
用物而不盈。”（《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又说：“道无不可行之时，
时无不可处之事”（《知言》卷1，《修身》）。有人问：“人可胜天乎！”胡宏说：
一人而天则胜，人而不天，则天不胜”（《知言》卷3，《纷华》）。这就是说：人
如果依赖于天，则天必胜人，若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则天不胜人。其关键在于是否
“循道而行”即是否按规律办事。因此，他又说：“人之道，奉天理者也，……得
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国国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则否矣。”（《知言》卷
5，《汉文》）此处所讲的“天理”或“道”，主要是指规律而言，认为如果按规律
办事则泰，违反规律则否。胡宏又指出：“道可述，不可作”。这是说：作为客观
规律的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可以认识它，但不可以制作和改变它，这就
肯定了事物之规律的客观性。
胡宏的认识论虽然不系统、不完备，论证不够严密，甚至也有错误，但其基本
观点是唯物的，这在理学阵营中，也表现了他不同于别人的可贵之处。
四、“绍兴诸儒所造 莫出五峰之上”
北宋“五子”或“六先生”所开创的宋代理学曾经显扬于时，但是自程颐去世
之后，其声势便日渐下降，虽有门弟子杨时等数人继承师说，但他们基本上只能谨
守师传，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经过“靖康之乱”的冲击，理学便走入低潮。在南
宋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不少的理学传人虽然孜孜于其道，但并未出现冒尖
人物。胡宏的学术生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在当时，与胡宏同时从事理
学活动的还有李侗和罗从彦等人，但他们的成就都不及胡宏显著，正因为如此，
《宋元学案、》的作者之一的全祖望评论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
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学统。”（《宋元学案》卷42，
《五峰学案》）这个评论无疑是公允的。
胡宏终生不仕，潜心于儒学研究，终于建立了在宋代理学中具有独创精神的学
派，其学说对嗣后的理学振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学生，也是南宋大理学
家之一的张栻曾指出：“《知言》一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义精，诚
道学之枢要，制治之龟也”（张栻《知言序》）。张栻把胡宏的学说看作是道学之
枢要，治理社会之根据，这个评论大体上符合实际。尔后出现的理学名人张栻、朱
熹都从胡宏的著作中得到了教益，张栻是胡宏的门弟子，他继承和发扬了胡宏的学
说，形成了颇具影响的湖湘学派。朱熹在修正胡宏学说的基础上，也借用和吸取了
《知言》中的许多观点和思想资料，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在《知言疑义》中，人
们可以充分地看到这一点。
胡宏的理学渊源主要是从二程门人那里继承而来，但又在许多方面体现了自己
的独创精神，因而对二程一脉的正宗理学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偏离。其继承是主要
的，偏离是次要的，正因为如此，就很容易被朱熹所利用，朱熹写了《知言疑义》，
对他的“性体心用”之说，“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之论和“性无善恶”论进行了机
智地修正、篡改，并用他的精巧的“理”本体论体系取代了“性本体论”。更由于
朱熹的学说在后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使其地位和影响日渐增大，胡宏的学说
因而被冷落下来，但无论如何，都不可否认他在儒学成就上的造诣和贡献。
胡宏虽然不是理学的反对派，但他的性体心用之说和性无善恶论及其重视实功
实事的思想，对尔后的进步思想家如叶适、陈亮，乃至戴震和龚自珍等人都有着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
胡宏的爱国忧民思想也是值得称赞的。
（李刚兴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儒林传》
2．《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
3．胡宏《知言》
4．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
5．朱熹《朱文公集知言疑义》
6．胡宏《五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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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大师 朱熹
（1130——1200）
朱熹是先秦以来儒家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在文
化思想领域中影响较大的一位思想家。从学术成就上看，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也是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从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上看，朱熹在中国古代学
者之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伟人之一。
一、自幼勤奋好学 立志要做圣人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别号晦庵，60岁以后自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
江西婺源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坪）龙溪县，
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卒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
从朱熹的家世来看，其祖辈世代做官，为“婺源著姓，以儒传家”，其家族在
地方上很有名望。据江永编著的《近思录集注·考订朱子世家》记载：“唐末，有
朱古寮者，世为婺源镇将，因家焉。”自朱古寮传至朱森为第七代，是朱熹之祖父，
“以子赠承事郎，森生松，为朱熹之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官吏部”，不到20
岁就中进士，授建州政和尉，后来“因召对，称善，改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
嗣后在吏部做官，他曾上疏极力反对秦桧与金人议和，最后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
波阳）。未赴任，“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喜欢研究历史，“取经子史传，考其兴
衰治乱，应时合变”。他也是一位理学家，是罗从彦的学生，学习过杨龟山（时）
所传的河洛之学，其著作有《韦斋集》12卷，外集10卷。但朱松在朱熹出生的那年
就失去官职，只好以教学为生，家境比较困难，更为不幸的是，当朱熹14岁时，其
父就去世了。年少的朱熹，只好遵照遗嘱的安排，依靠父亲生前好友刘子羽过日子。
从朱熹的生平事迹来看，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读书、讲学和注释儒家
经籍。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比其他方面更为卓著。虽然多次担任地方官职，但
每次的时间都不长。他自24岁开始做官，到71岁去世，共被授官20余次，而由于权
臣当道，多次遭受排挤，或辞而不就，真正在地方上做官总计不过10年，在朝做官
40天。可见，其仕途坎坷，很不顺意。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
“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嘉问曰：‘天上何物’？”这个
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
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
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
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
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朱熹在学习上的勤奋用功，可以从《年谱》的记载中得知一二。据记载，当他
十五六岁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悚然警厉自发”，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