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所欢迎。
正德四年（1509），王守仁38岁，在讲学中正式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
题，成功地迈出了独创心学思想体系的第一步。由于他声名闻于远近，贵州提学副
使席书前来拜访，请求赐教以辨朱（熹）陆（九渊）异同。王守仁“不语朱陆之学，
而告知以其所一悟”，席书一时还疑惑不解，只好暂且离去。第二天又来请教，守
仁“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使席书渐渐有所领会。如此往复数次，席书方才
恍然大悟，十分感慨地说：“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
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这年十一月，席书聘请王守仁主讲于贵阳书院（文明书
院），自己亲率州县诸生以师礼事之。席书常常到书院与守仁论学，两人设问答疑，
多至深夜；从而结下了没齿不忘的友谊。王守仁在贵阳书院首次公开讲论“知行合
一”之说，对四方学者影响很大，贵州之士也由此始知有心性之学。
七、倡“知行合一”
正德五年（1510）初，王守仁离开贵州，结束了三年居夷处困，百难备尝的痛
苦生活。三月升任庐陵县知县，“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八月，刘
瑾伏诛，王守仁被提升为京官。十一月，他入京晋见皇帝，馆于大兴隆寺，与黄绾
结识为友，又和湛若水终日共学。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其时，
王守仁与黄绾、应良谈论道德修养实践功夫，初步揭示“良知”宗旨以说明“知行
合一”的本体。
正德六年（1511）正月，王守仁调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曾与王舆庵讨论朱
学与陆学之异同。王舆庵和徐成之二人对朱陆之学争论不决，王守仁以书解之曰：
“……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
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
象山一暴其说，虽以得罪无恨。晦庵之学既已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犹蒙无实之诬，
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将亦不能一日安享子庙庑之间矣。”
在王守仁看来，朱熹和陆九渊，虽然其学说各有不同，但都不失为圣人之徒。因此，
他决心为陆九渊辩诬，以发扬陆学为职志。二月，王守仁担任会试同考官。僚友方
献夫时为吏部郎中，其官位高出守仁之上，当他一旦听到王守仁论学，深有感悟，
随即执蛰于门下，虚心拜师求学。
同年十月，王守仁又升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其时湛若水亦调任安南。守仁忧
虑圣学难明，又深感缺少师友之苦。他在赠别湛若水的书信中说：“予之资与甘泉
（湛若水）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吾与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会，
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今日之别，吾容无言？夫惟圣人之
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远，虽已无俟于言，顾复于吾
心，若有不容已也。”他仍以倡明圣学为己任，虽经岁月消磨而其志弥坚。
正德七年（1512）三月，王守仁升为考功清吏司郎中。这“年，有穆孔晖，顾
应祥、黄绾、应良、徐爱等20位学者及门受业。十二月，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便道归省。当时徐爱亦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与守仁同舟归越省亲。途中，守仁为
徐爱讲授《大学》宗旨，其讲授内容由徐爱记录整理为《传习录》首卷。其中强调
“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修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
文是约礼功夫，惟精是唯一功夫”等等，与朱熹的学说大相径庭。徐爱开初感到
“骇愕不定”，“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崇信守仁之学为“孔门嫡传”，
而视程朱之学为“傍蹊小径”。
正德九年（1514）四月，王守仁升任南京鸿肿寺卿，五月抵达南京就职。随后
徐爱亦来到南都，同志日亲，时有黄宗明、薛侃、马明衡、陆澄等24人同聚师门，
朝夕讲论，互相砥砺。有的学子好谈仙佛或喜放言高论，逐渐显出背离师教的倾向，
以致形成一种空虚无实、故作脱落新奇之论的不良学风。王守仁针对这种情况予以
纠正，他要求学子们认真攻读先儒经典，注重“省察克治实功”，加强“事上磨炼”，
力求做到“存天理，去人欲”。
次年，御史杨典举荐王守仁改任国子监祭酒，不报。当时，王守仁的“知行合
一”之说被看作朱学的“异端”，以“立异好奇”而遭到朱学势力的猛烈攻击。鉴
于社会舆论压力太大，王守仁必须想法为自己学说找到儒学道统正传的依据。于是，
他下了一番工夫认真翻检朱熹著作，结果发现朱熹晚年似乎流露出了“心学”倾向，
认定“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
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
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因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
相缨戾者”。为此，他特意选择朱熹语录和书信文字，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
刊行于世。王守仁这一举措本意是为了掩盖他对朱学的正面冲击，以便减少其传播
“知行合一”说的阻力，但由于他选编时断章取义和考证失实，以致歪曲了朱熹学
说的本来面目，因而激起了朱学势力更加猛烈的攻击。
正德十一年（1516），南赣（治今江西赣州市）、汀州（治今福建长河县）、
漳州（治今福建漳州市）等地农民起义异常活跃，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封建政权。
为了解除朝廷的忧患，尚书王琼特举王守仁升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
漳各处，镇压当地农民起义。次年正月，王守仁抵达赣州，首先推行“十家牌法”。
其法即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每日轮流指流一家值班，
挨门挨户按牌审查，一旦遇到面生可疑之人，立即报告官府予以追究处理。如果有
隐瞒情况不报告官府者，则以十家连坐治罪。这样做，其用心在于切断人民群众与
起义军的联系。同时，王守仁又选练民兵，加紧组织地方武装。他指令江西、福建、
广东、湖广四省兵备官，在每县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八九人或十余人，充
当各部属弩手、打手、执快等，主要以守城防隘为事。二月，他率兵镇压了漳州农
民起义军。五月立兵符，整顿地方军事编制，并奏设平和县，移访头巡检司。九月，
王守仁改授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给旗牌，得便宜行事。他四处发布抚谕贼
巢公告，采用“攻心”战术瓦解了乐昌、龙川等地起义军队伍。十月，他又率兵镇
压了横水、左溪、桶冈诸处农民起义军，随即奏设崇义县和茶寮隘上堡、铅厂、长
龙三巡检司。王守仁在横水时，曾经寄书门人杨仕德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
难。”因此，实行军事镇压的同时，他更注重社会教化，在各地兴办学校，加强封
建伦理教育，麻痹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这就是施行他所谓“以正人心为本”的主
张。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王守仁在江西开始发兵镇压三俐农民起义。当时，
他又寄书门人薛侃，再次重申“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观点，并勉励弟子们
“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建立“大丈夫不世之伟绩”。三月，他率
兵袭击了大帽、氵利头等地农民起义军。四月班师，告谕南赣所属各县，“兴立社
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六月，朝廷鉴于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提升他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万户，再进副千户。七月，为纠正朱熹《大
学章句》割裂支离之病，继刊行《朱子晚年定论》之后，又刻印《古本大学》流传
于世。八月，门人薛侃在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市）刻印《传习录》成书，使王守仁
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表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有
了很大发展，他已由对朱学的批判转向正式创建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
八、专主“致良知”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胁迫众兵士谋叛，王守仁奉敕
侯前往勘处。他马不停蹄行至丰城，知县顾亻必当即报告宁王朱宸濠举兵造反一事。
眼看形势紧急，王守仁当机立断，火速返回吉安。一方面，他督派知府伍文定等人，
调集军粮，组织兵力，治好器械舟揖，准备起兵讨叛；另一方面，又传檄四方，暴
露宸濠罪恶，号召列郡发兵勤工。同时，王守仁又上疏告变，并规谏武宗说：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乱，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使宗室谋动干戈。
冀窃大宝，且今天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凛骨
寒心！……伏望皇上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
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国本，励精求治，则太平尚有可图，群臣不胜幸甚。
（王守仁《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
疏中言辞剀切，充分体现了王守仁洞察时势的政治远见和忧国忧君的忠贞情怀。
宁王朱宸濠素怀异志，而今在南昌反叛起事，兵出鄱阳，下九江，直趋安庆，
窥伺留都南京。王守仁瞄准朱宸濠后方空虚之失，于六月二十二日发兵直取南昌。
朱宸濠眼看大势不好，慌忙回军救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挥
师攻克南昌。二十六日，与朱宸濠接战于鄱阳湖樵舍（在今南昌市东北），以火攻
大败叛军。最后生擒了朱宸濠与“其世子、郡主、将军、仪宾及伪太师、国师、元
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王守仁《擒获宸濠捷音疏》），
至二十七日完全结束战斗，平定了明王朝的一场内乱。
在王守仁平乱时期，明武宗朱厚照并没有听取他的规谏而“痛自克责”，相反
却以平叛作为实现南巡计划的良机，化名朱寿，自封威武大将军，于八月二十八日
发兵数万，南下“亲征”。王守仁献俘北上，对武宗此举具疏谏阻，认为江西经过
战乱，继以旱灾，实在不堪王师骚扰。但是，武宗哪里肯听，仍旧一意孤行。而一
些幸臣对王守仁擒获朱宸濠的功劳十分忌恨，又担心他揭发诸人与朱宸濠相互勾结、
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于是编造流言，诬蔑守仁曾与宸濠通谋，因虑事不成才迫起
兵。这帮幸臣还强令守仁在鄱阳湖地区释放朱宸濠，以便让武宗亲与交战，然后奏
凯擒获，守仁坚执不从。武宗因受到幸臣张忠、许泰的挑唆，亦对王守仁极为不满，
幸亏有提督军务的太监张永从中调护，才使王守仁得以忍让免祸。可是，他的弟子
冀元亨却被张忠、许泰非法逮捕，重加炮烙毒刑，企图逼其诬陷守仁曾与宸濠私通
谋反。冀元亨坚贞不屈，后被械系京师诏狱，直到后来世宗即位，才得以昭雪其冤。
王守仁平乱成功，非但没有大受封赏，却被张忠、许泰恣意追毁，差点难以自
保。他只好忍气吞声，退避九华山中，每日默坐草庵，内心极度沉闷忧伤。其后，
武宗召他返江西复命，令更上捷音。守仁行至上新河，被一帮幸臣谄阻而不得人见。
他夜半静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不禁想道：“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
亲何？”又对门人说：“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亲
身经历了宁王之乱和不幸遭受幸臣谄害，王守仁深刻体验到“良知”的意义和作用，
从而启发他在一年以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的重要哲学命题。
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王守仁因奉敕巡抚江西而返回南昌。一路上看到在
天灾与战乱之后，到处田园荒芜，饿殍遍地，再加之王师掠扰，实在搞得民不聊生。
目睹这种社会惨状，王守仁多次上疏请求宽恤赈济灾民，但武宗却置若罔闻。他满
怀忠愤，又上疏直谏曰：“……今不免租税，不息诛求，而徒曰宽恤赈济，是夺其
口中之食，而曰吾将疗汝之饥；刳其腹肾之内，而日吾将救汝之死，凡有血气者，
皆将不信之矣。”其言辞激烈如此，幸好武宗虽不理睬，倒还没有治守仁之罪。
六月，王守仁前往赣州巡视，途中经过泰和时，少宰罗钦顺（著名理学家）以
书问学。他认真作答，在回书中透辟地阐述了自己的“心学”思想，特别强调了
“学贵得之心”、“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等学术观点，公开表明王学与
朱学的分歧和对立。
九月，王守仁又回到南昌。不久，泰州“狂士”王民穿着古式衣服，戴着古式
帽子，手执一块木简，携带两首诗作为进见礼物，专程前来向王守仁求教。两诗内
容主要是自叙经历，表明拜师求学、立志做“一等”圣人的心愿。王守仁一见王良
仪表不俗，立即走下石阶去迎接。进入客厅便请上坐，然后问道：“何冠？”王民
答道：“有虞氏冠”。又问：“何眼？”王良答道；“老莱子服。”又问：“学老
莱子乎？”答曰：“然。”再问：“将止学眼其服，未学上堂诈跌、掩面啼哭也？”
王良一听，肃然起敬，于是俯首倾耳等待守仁赐教。随即，守仁为他讲论“致知格
物”的道理，使他忽然领悟地说：“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
极微，得之心者也。”王良当即拜守仁为师，正式行弟子之礼。他原名银，守仁替
他改为民，取字为汝止。王艮后来成为守仁的高足，他对阳明心学起了两方面的作
用：一是使之在下层人民中得到广泛传播，二是使之渐失其传统，演变成为泰州学
派。
王守仁在南昌讲学，内容有所更新，其时已经明确提出“良知”之说。四方学
子慕名而至者为数甚多，一些遭受贬斥的官员亦纷纷投奔阳明，拜为弟子。陈九川、
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裘衍、王艮等人，日侍讲席，聆听
师说。但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说，皆死守程朱旧学，与守仁多次辩难。王
守仁说：“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
至，吾人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这就表明自己与朱学和时俗公开对
垒，势不两立，在学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崇信朱学者虽多畏避，但追随王守仁
求学者日益增多。
正德十六年（1521），王守仁50岁，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在南昌讲学，
开始提出了“致良知”的重大学说命题。自从经历了朱宸濠之乱和张忠、许泰之谗，
更加相信“良知”真足以忘却患难，超脱生死。他在这种特殊的内心体验中，认识
到“良知”对于统摄身心和适应灾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进而找到了心学发展
的新途径——“致良知”。王守仁曾遗书邹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
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日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
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送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他又对门人
陈九川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骨血也。”还说：“某于此良
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
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王守仁强调学者必须着实用功，加强道德修
养，才能“致良知”。自从南都讲学以来，他一直教导门人以“存天理，灭人欲”
为本，有人问何谓“存天理，灭人欲”，则令其独自去探求；至于“天理”为何物，
他从未加以讲论。只是到了此时（正德十六年），他才明确指出“天理”即“良知”，
“去人欲”即“致良知”。这表明王守仁心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其思想
体系的建立已经进入了一个日臻完善的阶段。
同年三月，武宗朱厚照一命呜呼。四月，朱厚囗即位，是为明世宗。五月，王
守仁借此“新政英明”之际，召集门人雅会于庐山白鹿洞书院，共同倡明心学。其
时，他踌躇满志，以为世宗即位之后，自己一定会大有作为。果真不出所料，朝廷
于六月召王守仁入京。他即刻启程北上，行至钱塘，因辅臣互相倾轧而受阻，只任
命他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王守仁未得重用；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上疏请求
便道归省，朝廷准奏。九月，他回到了浙江余姚，“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
良知”。但乡中故老以旧眼光看待王守仁，对他的学说有所怀疑。而钱德洪却深信
王守仁的“良知”之说，乃力排众议，带领两个侄子大经和应扬，以及郑寅、俞大
本等人，经王正心通贽请见。次日，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
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焕、周于德、杨珂等74人及门受学。后来，钱德洪便成
为王守仁的高足，与王畿齐名，被学者称为“教授师”。
十二月，明世宗录平定宸濠之功，封王守仁为新建伯。由于权臣的嫉妒和排斥，
“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明史》本传）。王守仁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并未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朝廷在名义上是给予他升赏，而实际上却对他加以罢黜。
次年，王守仁因服父丧，不召；而后来免丧，亦不召。
九、创姚江学派
自从王守仁回到余姚以后，专意讲学授徒，致力于创建姚江学派。因有其高足
钱德洪、王畿和王良等人的热烈拥戴和不懈努力，阳明学说很快风行海内，四方求
学者云集响应。其势有如旋风，席卷了明代中叶整个知识界，以致在当时掀起了一
股强大的批判理学思潮。
王守仁讲学声势浩大，震动朝野，引起了一班固守程朱理学的官僚们极力反对。
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秉承首辅杨廷和的旨意，倡议论劾守仁，加之以遏止正学
的罪名。王门弟子陆澄时为刑部主事，特上疏为“六辩”以驳斥论劾者，守仁当即
进行阻止。他说：“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
异同，议论纷纷，吾济可胜辩乎？……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济动心忍性砥砺切
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亦将以卫夫道也。”守仁对谤议并
不计较。而视之为学术异同，这是十分明智和策略之举。因为他鉴于朝廷内部权臣
倾轧，矛盾复杂，不能让弟子和自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乃至断送个人煞费苦心
创立起来的学说。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暗中借此排斥和打击
王守仁。策问曰：“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
径便，而欲阴低吾朱子之学钦？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欤？至笔
之简册，公肆低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政事，燔其书而禁之，得无不可
乎？”（顾炎武《日知录》卷18）参加这次会试的三门弟子，对这次策问大为不满，
有的不答而出，有的直发师旨，有的下第而归。钱德洪不第归来，王守仁喜而远迎，
说：“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疑惑不解地问：“时事如此，何见大明？”守仁说：
“吾学恶得追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
而求真是者。”他自诩“吾学”即“圣学”，认为策问攻击“吾学”，相当于变相
宣扬“吾学”。对于谤议，王守仁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态度，足见其“致良知”的
功夫非同寻常。
一天，王守仁与弟子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良等人论学，顺便谈
起外界对阳明心学谤议日兴的原因，有的认为是由于先生权势地位日益提高而以遭
人嫉妒被谤，有的认为是由于阳明学说日益彰明而为宋儒争异被谤，有的认为是由
于王门弟子日益增多而以进身受挫被谤。而王守仁则认为这三者都不是主要原因，
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本人是一个“只信良知”的“狂者”。他对弟子们说：“吾自南
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
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弟子请问乡愿与狂者之辨，守仁曰：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件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
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
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
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
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可见，王守仁被谤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
不为“乡愿”以媚世，宁为“狂者”以求“圣人之道”，凡遇事只依“良知”而行。
嘉靖三年（1524），王守仁53岁。自初春开始，门人日进。郡守南大吉以座主
称门生，往复数次，殷勤问学，深得“致良知”之教。随即，王守仁开辟了稽山书
院，聚八方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当时，各地学者纷至沓来，诸如萧囗、杨汝荣、
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良、孟源、周衡等来
自直隶，何泰、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
等来自新建，曾忭等来自泰和。守仁亲临讲席论学，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以至于
因书院狭小而不能容纳。莘莘学子“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
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听，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
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
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追记其姓字者。诸
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囗忆
入者以融释脱落出。”（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王守仁讲学闻名海内，天下学者时时想望其风采。海宁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诗坛
宿儒董氵云，他漫游会稽时听说守仁讲学之盛，便“以杖肩其瓢笠诗卷来访”，当
即拜师入门，久之乐而忘归。其乡年轻学子和诗社好友们都再三劝他返回家园，并
十分关切地说：“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此！”董氵云深有感慨地答道：“吾方幸逃
于苦海，悯若之自苦也，顾以吾为苦耶！吾方扬囗于渤氵解，而振羽于云霄之上，
安能复投网里而入樊笼乎？去矣，吾将从吾之所好。”此后，他便自号曰“从吾道
人”，一直服膺王守仁，潜心研究阳明心学。
当年八月中秋之夜，皓月当空，照得大地如同白昼。王守仁宴集诸生于天泉桥
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有一百余人。酒至半酣，众门人歌诗助兴，有的弹琴，有的
吹箫，有的击鼓，有的泛舟，有的投壶聚算，有的叩舷高唱，远近相和，此伏彼起。
看到诸弟子忘情任性，心旷神信，王守仁不由得兴奋异常，他深深感到“聚天下英
才而教之”的莫大快乐。于是，他即兴赋诗两首，其二云：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
王守仁在此诗中俨然自诩为当年声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的孔子，
而公开贬斥宋代理学家朱熹和汉代经学家郑玄，表明自己的“心学”与程朱理学势
不两立，也与汉代经学格格不入，这充分显示了王守仁大力倡导“心学”的鲜明立
场和大无畏精神。
嘉靖四年（1525），王守仁在《答顾东桥书》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良知”和
“致良知”说，对朱熹：“格物致知”、“知先行后”等思想进行了理论批判。
“良知”论是“知行合一”的本体思想的展开和理论化，“致良知”就是通过发展
“良知”而使人的道德潜能现实化，从人自身的本性中派生出现实人生的价值和生
命的价值。所以，王守仁特别教诲诸生：“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
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示诸生三首》）他要求诸生抛弃旧学故纸
辞章，力求在现实生活中做到“知行合一”，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
这一年，王守仁为父亲守丧三年已经满期，按照惯例，朝廷应当召他回京，官
复原职。但是，尽管御史石金等人交章论荐，而执政者却一概不予理睬。随后，尚
书席书又上疏特荐曰：“生在臣前者见一人，曰杨一清（曾任吏部尚书，后为首辅，
因被人攻讦去官）；生在臣后者见一人，曰王守仁。且使亲领诰券，趋阙谢恩。”
然而，朝廷终究不召守仁领券。这样，他只好闲居在家，继续授徒讲学。九月，他
与诸生制订了讲会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性活动组织章程。集会地点
定于龙泉寺中天阁，时间定为每月初一、初八、十五、甘三日。条约要求诸生“务
在课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
“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
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王守仁组织讲会，订
立条约，倡导诸生在讲会中地位平等，争论自由，这是他创建阳明学派的一项有效
措施。十月，通过王良等人的共同努力，在越城（今浙江绍兴市）西部门内的光相
桥东边建成了阳明书院，以广居从学之士。这座书院从此便成为阳明学派传道授业
的重要场所，许多有名的王门学者都曾经在这里受学或讲学。
王守仁居越讲学六年（1522——1527），广授门徒，创立学派，其心学著作
《传习录》由原3卷增至5卷（嘉靖三年十月由门人南大吉续刻于越），《文录》4册
亦刊行传世（嘉靖六年四月由门人邹守益刻于广德州），其他理论著作亦广播于学
界，这标明阳明学说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王守仁在“知行合一”的
本体论方面完成了他的理论体系建设，以“良知”揭示道德本体，以“致良知”揭
示道德修养方法，从而正式建立起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新儒家学说——阳明心学。
与此同时，经过王守仁苦心培养的一大批阳明学派的骨干人物已经崭露头角，茁然
独立。诸如浙中的钱德洪、王畿、陆澄、顾应祥、黄宗明、季本、张元冲、张元忭、
蔡宗兖、朱节；江右的邹守益、欧阳德、聂豹、黄弘纲、陈九川、魏良弼、何廷仁；
北方的南大吉；南中的黄省曾；楚中的林信；泰州的王民等等，后来都成为阳明学
派支系的开创人物，为阳明学说的传播和发展各自作出了突出贡献。
十、天泉证道
嘉靖六年（1527）五月，朝廷命王守仁以原官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往广西
征讨思恩、田州之乱。原来，思恩、田州的少数民族与明王朝的矛盾是由地方官与
土司首领之间挑起的，朝廷实行大汉族主义，采用屠杀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先有
田州岑猛暴乱，被提督御史姚镆率兵镇压；后来余党卢苏、王受构众作乱，攻陷思
恩。姚镆又集合邻近四省兵力进行讨伐，但久战不克，所以朝廷起用王守仁总督两
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并责以体国为心，不得循例辞避。
王守仁闻命，乃上疏启奏曰：“伏自思惟，臣于君命之召，当不俟驾而行，蚓
兹军旅，何敢言辞？顾臣病患久积，潮热痰嗽，日甚月深，每一发咳，必至顿绝，
久始渐苏。……夫委身以图报，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轻出，至于债事，死无及矣。”
疏中又曰：“伏思两广之役，起于土官仇杀，比之寇贼之攻劫郡县，茶毒生灵者，
势尚差缓。若处置得宜，事亦可集。”（《辞免重任乞思养病疏》）他一则以病疏
奏免任，二则建议朝廷采用非暴力方式解决思、田问题。但朝廷不纳其言。接连遣
使敦促他尽快启程。王守仁怀着一颗效忠明王朝的“良知”之心，毅然决定赴任。
八月，他精心安排好阳明书院讲学事宜，又专为弟子写下一篇《客坐私祝》，
谆谆告诫诸生曰：“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
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无陷于非僻；不愿狂躁情慢之徒，来此博奕饮
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
益我子弟之不肖。”虽寥寥数言，实可谓语重心长，使其弟子获益非浅。
九月初八日，钱德洪和王畿访张元冲于舟中，一起谈论为学宗旨。王畿曰：
“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话头。”钱德洪曰：
“何如？”王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
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钱德洪曰：“心体原
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
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王畿曰：“明日先生启行，晚
可同进请问。”
当晚半夜时分，前来为王守仁饯行的客人们陆续散去。等到客人告辞完毕，王
守仁将要进入内室休息，忽听有人来报告，说钱德洪和王畿候立庭下，有事向先生
请教。王守仁转身走出庭外，吩咐移度天泉桥上。钱德洪便以自己与王畿认辩的问
题请王守仁教正，王守仁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
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王畿字）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
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王守仁这番话，旨在调和钱、王
二人之间的分歧。随即，他又叮咛道：
二君以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
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脐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
失。
最后，王守仁又一次告诫钱德洪和王畿，曰：“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
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
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
一切事为俱不著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钱、王二人经过先生指点，
内心无不豁然深省。王门师生在天泉桥上的这次论学活动，被后世称为“天泉证道”；
王守仁的“四句宗旨”，亦被后世称为“王门四句教”。
王守仁离越上道，诸门人送至钱塘，依依惜别。其后，他经过翟州、常山、南
昌、吉安、肇庆到达梧州，沿途不辍讲学，听众纷至沓来。当他十月至南昌，发舟
广信，诸生徐樾、张士贤、桂辄等人于途中请见，他一律以兵事未暇婉言谢绝，答
应回途相见。徐樾从贵溪一直追到余干，可见其求师若渴到了如此地步。尔后，
“至南浦，父老军民俱顶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顶舆传递。入都司，
先生命父老军民就谒，东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复入，自辰至未而散，始举有司常
仪。明日谒文庙，讲《大学》于明伦堂，诸生屏拥，多不得闻。”继后到了吉安，
他大会士友于螺川。诸生彭簪、王钊、刘阳、欧阳瑜等偕旧游300余人，专门迎接王
守仁进入螺川驿中，他立谈不倦，强调道德修养“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
易，愈简易愈真切”。十一月抵达肇庆，王守仁寄书钱德洪和王畿，希望他们做好
阳明书院教习工作，严格执行讲会条约，促使诸生学业靖进；并要求他们经常报告
书院的有关情况。
王守仁刚到梧州，便立即开府治事。不久，他将田州之乱的真相和自己的平乱
措施疏奏朝廷，皇帝下诏，褒扬“守仁才略素优，所议必自己见”，准许他便宜行
事。嘉精7年（1528）二月，王守仁采用招抚方式平息了思恩、田州首长卢苏、王受
之乱，安抚其众7万余人。然后，他兴建了思田学校、南宁学校，推行社会教化，加
强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七月，王守仁本可班师回朝，但他被效忠朝廷的“良知”驱
动，认为八寨、断藤峡两地长期未能镇压下去的僮囗族起义军是一大祸患，于是不
待诏命，自动移师广西一举剿灭，残酷屠杀了无辜百姓15000余人，再次充当了镇压
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十月，王守仁因咳痢之疾（肺痨）日益加剧，上疏告归，心想将苟延残喘之躯
送还余姚“寿终正寝”。他未待诏下而仓忙高桂，发舟东归。十一月二十九日，王
守仁终因病情恶化而卒于归途南安（今福建南安）。临死前，门人周积（时为南安
推官）入见，王守仁开目视曰：“吾去矣！”周积泪如雨下，忙问：“何遗言？”
王守仁微微一笑，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过了片刻工夫，他便瞑目而逝。
十二月三日，门人张思聪（时为赣州兵备）与官属师生设祭入棺。次日，“舆梓登
舟，士民远近这道，哭声振地，如丧考妣。”到了赣州，“提督都御史汪钅宏迎祭
于道，土民沿途拥哭如南安”。途经南昌，“巡按御史储良材，提学副使门人赵渊
等请改岁行，士民听夕哭奠”。
嘉靖八年（1529）正月，丧发南昌。门人钱德洪、王畿西渡钱塘，迎丧至严滩。
随即讣告同门，阳明弟子相继前往奔丧。二月四日至越，“子弟门人莫枢中堂，遂
饰丧纪，妇人哭门内，孝子正宪携弟正忆与亲族子弟哭门外，门人哭幕外，朝夕设
奠如仪。每日门人来吊者百余人，有自初丧至卒葬不归者”。其后，王守仁遗体被
安葬在山阴兰亭山（见《余姚县志》卷15）。会葬之日，门人至者1000有余，人人
麻衣衰履，扶枢而哭。四方前来观葬的人不计其数，一个个亦无不涕泪交流。
王守仁去世之后，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处理思、田、八寨
之乱恩威倒置，又低其擒濠军功冒滥，谤其“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
“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明世宗偏听偏信，乃下诏停止守仁
世袭，不行赠谥诸典，并严禁阳明“伪学”。38年之后，即隆庆元年（1567）五月，
明穆宗诏赠王守仁新建侯，谥文成。再至万历十二年（1584），明神宗又下诏以王
守仁从祀孔庙。由此，王守仁就成为明代官方推崇的“内圣外王”的典型，阳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