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的道德本体的探求，找到一个现实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然后再向外展开，去
寻求这种超验本体的实现方式，达到本体与功夫的合一，由诚意而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三、志慕古人闻道晚 学运当世问津迟
刘宗周被革职后，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明代闭祸达到顶峰。东
林、首善等讲学书院被毁，并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为民、逮
捕入狱甚至被处死，知识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启五年（1625）七月，杨涟、左光
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
中。这六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
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随后，密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
刘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元崇祯，大赦天
下，解除了党禁，斥逐阉党，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还削籍诸臣官诰。刘宗周才幸
免于难，被起用为顺天府尹。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朝政出现
了一些新气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线新希望。刘宗周饱含热情，来到北京，上
《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
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
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
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
回乡，与陶爽龄成立“证人社”，会集同志讲学。会期定于每月的三日这天，辰集
午散。刘宗周撰定《证人社约》，分为学撤、会仪、约言、约戒四部分，作为证人
社的章程。后来刘宗周将证人社历次会讲编为《证人社语录》。
这以后，刘宗周又独自讲学，先后著《第一义》等说，辑《乡约小相编》、
《刘氏宗约》、《圣学宗要》，著《证人小谱》，又辑《孔孟合壁》、《五子连珠》
等书，一方面对程朱陆王的学说进行筛选，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学术活
动，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
崇祯九年（1636），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
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
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多年赋闲，对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冻三日，非一
日之寒，急功近利，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
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
机以仰纾宵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他说：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
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
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后来的
亡国之君急求向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
他认为刘宗周的话是迂阔无用的陈词滥调。疏中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
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听逆耳之言，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
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我也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
才得以平安过关。
也许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很有些勉为其难。他在给儿子
刘伯的信中说：
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
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
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
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
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
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
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
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
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将
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诚意”、“慎独”始终占
据了重要地位。但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关于《大学》“诚意”、《中庸》“已发”、
“未发”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
崇祯十一年（1638），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
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合于王阳明
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早在天启六、七年间，
刘宗周就辑过《皇明道统录》一书，共七卷，体裁仿朱熹《名臣言行录》，首记平
生行履，次抄语录，末附断语，褒贬俱出独见。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
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人都有贬词，而对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
吕(木冉)诸人无间言。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说：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因示人以求
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
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
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
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注]。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
“良知”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
廓然圣路无疑”，但又说：“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
躐等之弊有之”。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
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
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禅
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
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
“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
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
良知三字著在何处[注]？
王畿“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
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
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
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王
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
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
对于“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
“阳明将意字认坏”，“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无善无
恶心之体”，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因为“意”为心体，是人
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
动”则错得更远。因为“意”是超越动静的“至静”，它是不动的，是“未发”，
动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没有大
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良知”，所谓“格物”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
说：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
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注]！
王畿从王阳明“四句教”中推论出“四无说”，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
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
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
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注]。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
“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
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
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
强调“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四无说”，以党育性，
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
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
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
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古学经》，辑《古
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
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四、决此一朝死 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
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
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
“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
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
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
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注]，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
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
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
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
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
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
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
“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
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
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注]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
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
这也许是近四百年来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
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
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
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诚意”、“慎独”的学术思想。他
又写下了《读易图说）、《易衍》、《古易钞义》、《大学诚意章章句》、《证学
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等重要著作。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进行了批评，
认为“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总
属支离。”[注]他对先儒分析支离之说，统而一之，兹列表如下：
可见，刘宗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福王朱
由崧在南京监国，建立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
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
刘宗周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
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注]。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注]，于
是他成为众矢之
的，受到排挤。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
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
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注]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
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
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
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
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三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
福王不予理睬。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
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注]
回到绍兴后，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中兴金鉴》。该书原本为福王而作，旨在
总结历史上中兴之主的历史经验，作为福王的借鉴。分为祖鉴、近鉴、远鉴、王鉴、
五帝鉴。该书最终没能送到福王手中。刘宗周又对《大学》进行了考订，著《大学
参疑》，确定了《大学》的文本，并略为诠解。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订《人谱》。该书原名《证人小谱》，成书于崇
祯七年（1634），以后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刘宗周说：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
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异名，而功利
之惑人为甚。老氏以虚言道，佛氏以无言道，其说最高妙，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
乃其意主于“了生死”，其要归之自私自利。故大上有《感应篇》，佛氏亦多言因
果，大抵从生死起见。而动静虚无以设教，猥云功行，实恣邪妄，与吾儒“惠迪从
逆”之旨霄壤。是虚无之说，正功利之尤者也。
刘宗周对《人谱》极为重视。他认为佛教谈因果、道教谈感应，都出于功利目
的，不能真正成就圣贤人格。而儒者所传的《功过格》，也难免入于功利之门。他
认为：“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
做。”[注]如何成圣？这便是《人谱》一书的目的。该书先列《人极图》，第二篇
为《证人要旨》，第三篇为《纪过格》，最后附以《讼过法》、《静坐法》、《改
过说》。“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他认为“诺人者莫近于是”，“学者诚知人
之所以为人，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功崇业广，又何疑乎！”
《人谱》是刘宗周的绝笔。他后来在绝食期间对儿子刘灿说：“做人之方，尽
于《人谱》。”[注]弘光元年（163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遇害，潞王
监国。六月十三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
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
他说：
至于予之自处，惟有一死。先帝（指崇祯）之变，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
监国纳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岂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各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刘宗
周要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35）闰六月
初八日，刘宗周前后绝食两句而死。其子刘氵勺遵照他的遗命，书其囗曰：
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
（杨世文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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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儒宗 黄宗羲
（1610—1695）
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平所用别号甚多，有南雷、梨洲、茭湖鱼澄
洞主、双瀑院住持、双瀑院长、双瀑堂住持、古藏室史巨、蓝水渔人、雪交亭主等
等。由于其代表作《留书》、《明夷待访录》均署梨洲老人，故当时学者都尊称他
梨洲先生，而他本人用得最多的是南雷。甫雷在余姚，是唐代谢遗尘隐居之地，宗
羲用作别号，既代指故乡，又借以表明自己不仕清朝的素志。逝世之后，其门人私
谥曰“文孝”。宗羲一生颇为曲折，依他自己所说，是早年为党人，壮年为游侠，
老年为学者。他博学多才、名重天下，当时就被誉为“国初三大儒”之一（另两人
是李囗和孙奇逢）；近代以来，人们又把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提，合称为“明清
之际三大思想家”。
一、生当末造 少年英挺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
乡黄竹浦，其地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
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不过，宗羲的人生历程却布满荆棘：少年时
期，父亲即遭迫害，惨死狱中，成年之后更是历尽艰辛，既饱尝战乱兵燹，又造经
官府追捕，“濒于十死”而患难余生，可以说丝毫也没有蒙受到这个吉兆佳名的呵
护。
据《竹桥黄氏宗谱》记载[注]，黄氏原居婺源（今属江西），其先人南宋初年
为庆元（治今浙江鄞县）通判，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时不屈而死，有子三人，
分头避乱，其中名叫万河的到了余姚，便定居下来，是为竹桥黄氏之一世祖，至宗
羲生时已历17世500年。宗羲的父亲初名则灿，后改尊素（1584—1626），字真长，
号白安，是一个正直并且关心时政的读书人。
宗羲8岁时，去年春天考取进士的尊素被授予宁国府（明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
推官的职务，宗羲随侍父母赴任所，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五年（1616）。从此，尊素
涉足风涛险恶的宦海，而宗羲在父亲的熏陶习染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萌生、
培养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意识。毋庸置疑，正是这一点最终影响和决定了宗羲
的一生。天启三年（1623），尊素迁监察御史，宗羲亦通过童子试，取得秀才资格，
新近补为仁和（今杭州）县学博士弟子员。是年秋，宗羲随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
新的学习生活。
读书的日课，当然是所谓“时文”，即八股制艺，由父亲亲自督促指点；而少
年黄宗羲对小说家言及稗官野乘却颇感兴趣，“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
《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睡熟，则发火而观之一（《南雷文钞·家
母求文节略》）。这种不务“正业”的举动不久就被父母发觉。明建国之初，太祖
朱元璋曾下诏，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二》），所以姚氏夫人
十分担心麟儿因放松举业而有碍前程，可是，“少即博鉴经史，不专为科举之学”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黄氏家录》）的尊素对此却并不介意，还认为“亦足
开其智慧”（《黄梨洲先生年谱》），或许他在爱子身上又见到了当年的自己吧。
天启时代的明帝国，承嘉靖、万历之后，已是风雨飘摇，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前
夜。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崛起白山黑水之间，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国称汗后，
声势日盛，不但屡屡攻扰辽东，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叩关南向；南边的明朝却武备松
弛、将骄兵惰，卫所制度也名存实亡，有的地方兵员不及定额的半成，甚至军器仅
有一张弓！朝政情况更是一塌胡涂、乌烟瘴气。庸儒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非但不思励
精图治，反倒宠信太监魏忠贤（本名进忠，后赐改忠贤，河北肃宁人，1568—1627），
听其擅专国政，广植党羽。官僚集团中则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四方督抚，大批趋炎
附势者竟相奔走奸宦之门，阁臣魏广微呼忠贤为叔，给事中阮大铖、礼部尚书顾秉
谦、太常卿倪文焕等拜忠贤为父，此外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之类不堪入耳的名号，中外勾结，形成既丑恶又凶残的“阉党”，造够了酵竹难书
的无边罪孽。而与其对立的一方，便是东林党人。
所谓“东林党”，其实始终不曾是一个有纲领的政党式团体，也并未真正结党，
最多只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集群。“东林党”这个称谓，是由阉党强加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学者称东林
先生或径阳先生，1550—1612）因“京察”案革职家居，与同里高攀龙（字存之，
一字景逸、云从，1562—1626）、钱一本（字国瑞，号启新，江苏常州人，1539—
1610）等人讲学无锡东林书院，嗣后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1551
—1624）、赵南星（字梦白，·号清都散客，河北元氏人，1550—1627）等亦相继
讲学，远近士子，闻风相从。上述诸人后来被认为是东林党的创始人物，其中顾宪
成，邹元标、赵南星被誉为“海内三君”。在学术上，东林人士反对阳明学术末流
“盛谈玄虚”、以致“遍天下无不皆禅学”（刘宗周《刘子全书》）而造成的空疏
不切实用的流弊，主张回归正统的朱子学，提倡避免空谈心性、强调做学问应以平
治天下为终极目的，表现出期望在实践上济世救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这完全合乎
正宗儒家“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至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明史·顾宪成传》），也无非是中国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习惯，自东汉以来就
是如此，一般情形之下，大权在握的当道者不妨对这类往往无伤大雅的“清议”冷
笑置之而已。然而天启朝的情况不同。明初，朱元璋曾严厉规定一内臣（按即宦官）
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而天启朝的宦官魏忠贤居然权倾
中外、势焰熏天，内阁诸大老则仰其鼻息、助纣为虐，这些眼前的现实自然成了东
林人士“讽议”“裁量”的主要内容，两下里针锋相对，看来也有义气用事的成分：
“处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处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而且“京中朝士慕其风者”（即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又与东林诺人桴鼓相应。这
样一来，阉党遂将东林人士视如仇雠，阮大铖等寻机进言魏忠贤：“此俱东林党，
每事与公相忤”（《明季北略·魏忠贤浊乱朝政》），顺便还把所有不依附不顺从
他们的士人统统打入东林的阵营，以至“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
之东林”（《东林学案》）；终于送兴冤狱，杀戮党人，株连极广，致使“忠良惨
祸，亿兆离心”，官僚集团中的正直之士零落殆尽，大明帝国也即将坠落到那覆亡
的终点。
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中著名人物，当初升监察御史，即因缘于东林领袖
邹元标的赏识。尊素为人精敏强干，“謇愕敢言，尤有深识远虑”（《明史·黄尊
素传》），供职京师期间，东林党重要人物，“如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北应
山人，1572—1625）、左光斗（字遗直，号浮丘生，安徽桐城人，1575—1625）、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1575—1625）等，与尊素过从甚密，常常
夜至黄家，主客共论时事，这种场合，宗羲都随侍在侧，聆受教益。父辈那种为国
事激昂慷慨、奔走呼号的斗争精神令宗羲深受感染，在了解朝局清浊、认识到政治
斗争的残酷复杂的同时，他也领略到了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
黄尊素的机智和富有策略，曾几次使阉党罗织罪名迫害东林的企图未能得逞，
因而被对方目为“狠心辣手”，必欲去之而后快。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
御史杨涟上疏皇帝，以“二十四大罪”搏击魏忠贤，尊素虽在事先曾指出这一行动
欠妥、结局不容乐观，但仍然继杨涟之后上疏劾魏，以为声援，结果受到“传旨切
责”的处分。翌年，魏忠贤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被捕，在狱中受
尽酷刑而死，尊素则被指为“东林护法”，革职还乡。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
忠贤再兴大狱，一时缇骑四出，搜捕党人。圣旨点了周宗建、缨昌期、周顺昌等人
姓名，称他们“尽是东林邪党”，命令锦衣卫将其“扭解来京究问”；由于阉党要
角、提督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告发尊素，说他虽家居讲学，但与高攀龙私交甚密，于
是黄尊素亦在同案被逮之列。当锦衣卫至苏州捕周顺昌时，引起民众公愤，士民数
万围殴堤骑，势如山崩，当场打死一人，其余差官仓皇逃匿（张溥《五人墓碑记》
即记此事）。这天，往浙江捕黄尊素的锦衣卫旗校恰好泊舟城外，也被愤怒的民众
驱逐，诸旗卫仅以身免，行李公文及所乘船只都被沉之于河。当时有人劝黄尊素，
说：抓人的公文已经遗失，锦衣卫也不敢露面，这正是亡命出逃的好机会，尊素却
说：“抱头鼠窜，岂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头香耳！”（《黄氏家录》）于是
慨然投案。黄宗羲陪送父亲登途，直到常州，父子方挥泪而别。此一分首，便成永
诀。
尊素入狱后，特务头子、锦衣卫镇抚理刑许显纯亲自罗织周纳，诬陷尊素“受
贿银二千八百两”，五日一审，榜掠备至。闰六月初一日，一片刚肠、坚贞不屈的
黄尊素惨死狱中，年仅43岁。同时被捕入狱的周顺昌等人，也被许显纯以极其残暴
的手段先后害死。
凶讯传到余姚，黄氏一门举家恸哭，母亲姚氏悲痛欲绝，晕而复苏，祖父黄曰
中则大书“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贴在墙上，让宗羲进进出出都能看到，以激励
孙儿报仇雪恨。此时黄家极为贫困，幸赖家乡父老及尊素的同年故旧慷慨解囊，才
得以纳还“赃银”，使阉党对黄家的迫害暂告一段落。
1627年8月，熹宗朱由校死，其弟情王朱由检嗣立，是为崇祯皇帝。朱由检颇想
有一番作为，来挽救朱明王朝的颓运，即位之初，便着手整顿朝纲、收拾间党。十
月，罢免魏氏得力干将、名列“五虎”之首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并将其逐出京师，
令回原籍居住；十一月，宣布魏忠贤十大罪状，阉党分子阮大铖、许显纯等纷纷自
请免职，又将魏忠贤赶出大内，押往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这才
收拾摒当，带上珍宝40车、骏马千匹，还有800“壮士”随从护卫，前呼后拥，迤逦
南行；崇祯又向天下公布魏阉之罪，谓“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
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命锦衣卫
逮治”（《明通鉴·天启七年》）。魏忠贤行至阜城（今属河北）闻知此讯，确信
死灰已难复燃，于是自缢身亡，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崔呈秀自知难逃法网，乃“列
姬妾、罗诸奇异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囗即掷坏之”（《明史·崔呈秀传》），然
后也上吊自杀。十二月，将逆党田尔耕、许显纯等人逮捕下狱。
崇祯元年（1628）正月，黄宗羲满怀对魏忠贤阉党集团的血海深仇，赴京为父
讼冤。到得北京，形势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朝廷赠恤天启年间死难诸臣，尊素被追
赠为太仆卿（三品；南明福王时又追谥“忠端”），算是替他平反昭雪。于是宗羲
上疏，请求皇帝依法严惩李实、许显纯等送党分子，崇祯指示刑部“作速究问”。
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及其帮凶锦衣卫指挥崔应元，黄宗羲到堂对质。许显纯
名列“五彪”，是魏忠贤心腹爪牙之一，东林党前后“六君子”[注]的冤狱都系他
一手罗织，前后“六君子”的“供状”全是他一手伪造，他的双手浸透了东林志士
的鲜血；崔应元则参与了许显纯所有这一切罪恶活动。面对凶顽，宗羲怒不可遏，
从怀袖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铁锥猛刺许显纯，许显纯血流被体、狼狈不堪，还声嘶
力竭地为自己辩护道：“我是孝定皇后外孙[注]，依照法律，应该得到从轻发落！”
宗羲义正辞严地痛加驳斥：“许显纯与魏道内外勾结、朋比为奸，多少忠臣义士命
丧其手！许显纯罪同谋反！犯谋反大罪的，如帝子神孙、贵为亲王的高煦、宸濠[注]，
尚且依法诛戮，何况皇后家的外亲！”又挥拳奋击崔应元，拔下他的胡须，以祭奠
先父忠魂。刑部大堂之上，无不为之动容。六月，许。崔伏法，家属流放。
宗羲又联络一批被害志士的子弟，如周宗建之子延柞、夏之令之子夏承等人，
将直接下毒手残害前后六君子的狱卒叶咨、颜文仲处死。
这时，已入另案待审理的李实大起恐慌，悄悄托人向黄宗羲送上白银3000两，
哀恳宗羲放他一条生路，不要出庭对质。这一手对大义凛然的黄宗羲不起丝毫作用，
他当即上疏朝廷，说“时至今日，李实犹敢贿赂公行，他的申辩岂会符合事实！”
审讯结束之后，宗羲组织被难诸家子弟，设奠于诏狱正门，公祭死难的父辈，
一时悲声大作，震天动地，旁观者无不下泪……
宗羲这一系列行动显示了他的果决刚毅的个性，他的大智大勇大孝大义有胆有
识敢作敢为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时名动京城，声闻天下，人们都呼之为“黄
孝子”。这一年，宗羲19岁。
秋天，宗羲扶柩离京，回到余姚。
二、磨剑结客 复社中坚
宗羲对于科举功名素不热衷，尤其是在遭家难之后的这几年中，作为长子，他
或因昭雪父亲的冤狱而南北跋涉，或为一家之衣食生计而东西奔走，虽然仍读书不
辍，却“无暇更理经生之业”（《黄宗羲全集》一，《思旧录》）。不过，在那个
时代，科举的道路被天下视为读书人立足社会施展抱负的正途。天启三年（1630），
宗羲到了南京，与沈寿民（字眉生，安徽宣城人，侨居南京）邂逅相识。这一年逢
午，正是乡试开科之期，寿民劝宗羲应考。如能中举，对家人也是一种安慰，因此
宗羲参加了庚午科南京乡试，结果却名落孙山。返乡途中，在镇江遇见文震孟（字
文起，号湛持，江苏苏州人，崇祯八年曾一度入阁），两人同乘一船，直到苏州。
开中叙话，言及这次科考，宗羲便将自己的试卷呈上，请身为父执辈的文起先生指
教；震孟阅后极为赞叹，“嗟赏久之”，对宗羲说：你日后“当以古文呜世，一时
得失，不足计也”（《思旧录》）。
这番经历，使宗羲进一步认识到“科举之学锢人生平”，于是更为自觉地把精
力集中在能够经世致用的“实学”上。虽然后来宗羲也曾数度入场屋参加科举考试，
其实都是聊以应景，早已不存有博取功名之类的心思了。
当年尊素被逮入京时，曾谆谆告诫儿子：“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年谱》）；
途经绍兴，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或念台先生，浙江绍兴人，
1578—1645）为尊素饯行，尊素在席上又嘱咐儿子拜宗周为师。宗羲牢记父亲的遗
嘱，回到家乡后便开始发愤治学。蕺山先生是当时名儒，曾在东林书院讲学，政治
上十分同情和袒护东林党人；学术方面提倡“慎独”、“诚意”，毕生研讨程朱理
学和阳明心学，而对两者又有所批评。宗羲在蕺山门下问学，致力于研究宋明以来
的理学思想。地处浙东的绍兴素为人文荟萃之区，讲学论道之风极盛，所谓“自宋
元以来，号为邹、鲁”（全祖望《鲒囗亭集》外编16《槎湖书院记》），宗周之学，
出姚江学派（王阳明心学）。崇祯二年（1629），宗周与陶爽龄一同讲学于绍兴证
人书院，陶氏宗阳明学末流，喜欢援儒入释，与弟子“授受皆禅”，“姚江之绪，
至是大坏”（《梨洲先生神道碑》），宗周对此十分不满，刚入蕺山门下的黄宗羲
攘臂而起，约集“吴越中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破斥陶氏之说，使蕺山
“慎独”说更为发扬光大。在问学蕺山门下同时，宗羲又开始有计划地阅读史籍。
他从《实录》入手，将本朝自太祖迄光宗共十三朝《实录》细细研读，然后再读二
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年谱》），这样，
不但“通知”了本朝史事，还深入了解了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史事，为“经世致用”
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学问基础；不仅此也，宗羲还多方搜求、广泛涉猎，邀游于中华
学术的海洋中，“旁求之九流百家。既尽发家中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
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注]。穷年搜讨，游
履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