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常”（《神道碑》），极为深入地钻研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旁及天文、地理、
历算、音乐、释老等各类书籍。这使他锻炼养成了别具只眼的独立思考能力，往往
能“凿空新义，石破天惊”，生发出卓异而深刻的见解。
宗羲有四个弟弟，其中大弟宗炎（字晦木）、二弟宗会（字泽望），都由宗羲
亲任教导之责，一不数年，皆大有声，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年谱》）。
这一时期，黄宗羲不过20多岁，却一时名声大噪，“所居虽僻远城市，不乏四方之
客”（《年谱》），他也因此结识了当时不少名流，与沈寿民、陆符（字文虎，浙
江鄞县人）、万泰（字履安，与文虎同里）最称莫逆。
在发愤力学、刻苦攻读的同时，宗羲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以高度的责任感
注视着天启以后的政治风云。
当时，虽然魏忠贤等已经伏诛，他的羽翼爪牙也被剪除，但是，阅党残余远未
销声匿迹。尽管崇祯二年（1629）曾“钦定逆案”，将阉党分七等定罪，前六等俱
处以流放，末等则“冠带闲住”，虽保留名位却无实权，然而“其党犹满朝”。他
们虽蛰伏朝野，却一直在窥测试探，待机翻案，企图东山再起。崇祯三年（1630）
六月，温体仁入阁。体仁宇长卿，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貌似恭谨忠厚而内心残
刻，又颇具心机，巧于揣摸迎合皇帝的心意，因而很受崇祯宠信，居内阁掌朝政达
8年之久。此人早在天启年间就曾赋诗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与东林党则格格不入。崇
祯初年廷推阁臣[注]，礼部侍郎钱谦益名列第二，温时为礼部尚书，但资望尚浅，
不在被推荐者之中。他意会到崇祯对钱心存疑虑，便大张挞伐，翻出7年前已有定论
的旧案，攻击谦益受贿、“结党欺君”。结果，在其他大员一致认为谦益无罪的情
况下，谦益仍被革职回籍、等候处理，一些受此事牵连的官吏如瞿式耜等都遭贬谪；
而钱氏曾被指为“东林恶党”，当年阮大铖向魏忠贤上所谓“点将录”，将钱列为
三十六天罡”中的“天巧星”。由于这些缘故，当温体仁入阁，不久又擢为首辅、
大权在握之际，“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旧案、攻东林“（《明史·温体仁传》）；
而体仁亦“庇私党，排异己，与举朝为仇”（《明季北略·朱国弼劾温体仁》），
对正直势力形成极大的威胁。
当时士大夫集团中正直一派的急先锋，是以少年名士为主体的复社。
明中叶以来，士大夫集会结社之风特盛，三五同道，声气相求，即可组成团体，
或者赏花赋诗、饮酒衡文，或者讥弹时政、臧否人物，已成为当时文人生涯之一组
成部分。万历之后，因为朝局清浊不定、政争频繁，这种结社也就往往更含有较浓
厚的政治气息。江南人文渊薮，集会结社尤为普遍，天启、崇祯间，较知名者就有
应社、国门广业之社、读书社、小筑社、诗社、文社、几社、登楼社等等，不一而
足。
崇祯三年（1629），名士张溥（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
联合诸文社，在吴江尹山聚会，以“兴复绝学”为号召，成立复社，此为复社第一
次会议，史称“尹山大会”。翌年，张溥又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
在南京的宗羲经友人周镳（字仲驭，江苏金坛人）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
物之一。这年，宗羲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字囗考，号匪莪，福建泉州人）为首
领的诗社；后来，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
到崇祯六年（1633），张溥在苏州召集“虎丘大会”，与会之复社人士多达数千，
规模之大，为前所未见。从此，复社作为继东林之后而起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团体，
出现在崇祯时代的政治舞台上。一时俊彦，如陈子龙（字卧子）、吴伟业（字骏公）、
冒襄（字辟疆）、侯方域（字朝宗）、陈贞慧（字定生）、吴应箕（字次尾）、顾
炎武（字宁人）等人，俱荟聚复社旗下；宗羲与社中诸同志时时往还，相互之间切
磋学问、砥砺志节，使自己增长了见识，眼界亦更为开阔。
复社初期，其锋芒主要即指向温体仁。当时朝堂之上，“政府大僚多用攻东林
者，而言路则东林为多”[注]（《明季北略·门户大略》），这种格局出自崇祯宸
衷独断、精心安排。对温体仁入阁及秉政，虽然言路藉藉，攻劾几无虚日，但皇帝
不为所动，而且，“丑劾体仁者，无不见责；为体仁劾者，无不立罢”（《明季北
略·罢文震盂》）。针对这一现实，复社采取迂回的策略，企图使皇帝所能接受的
周延儒再度入阁。周宇玉绳，江苏宜兴人，崇禧二年（1629）底入阁，六年（1623）
六月，因被温体仁排挤而罢免。其人“庸驾无才略，且性贪”（《明史·周延儒传》），
政治态度上则依偎于逆党和东林之间：延儒早年即与媚事魏忠贤的阁臣冯铨关系密
切，故崇禧初年曾有如“延儒柄政，必为道党翻局”的说法；而当温体仁准备起用
道党中人王之臣时，延儒却反对。他与东林人士颇有往来，后与钱谦益争入阁，又
仇恨东林；而崇祯四年（1631）主持会试，所取进士又多为复社中人（张溥即其中
之一）。加上受温排挤罢相等因素，复社诸人认为延儒倘能再度入阁，东林即有希
望有机会出头。不过这一设想迟迟未能实现。
崇祯十年（1637），事情有了变化。温体仁与宦官首领司礼太监曹化淳相互攻
讦，矛盾激化，曹向皇帝揭发温的种种劣迹，于是，温体仁佯称有疾，请求引退；
六月罢相，第二年病死，崇祯还深表惋惜。温居相位8年，对当时内忧外患交迫、民
不聊生的严重局势“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本传，下引同），由他汲引
入阁者如薛国观辈“皆庸才，苟以充位”，以此反衬出自己的才干，加之善于迎合
帝意，所以深获荣宠。这样一来，推周延儒上台的目的虽未达到，毕竟大敌已去，
复社的斗争矛头进指向在南京蠢蠢欲动的阉党余孽阮大铖。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园海，一号百子山樵，怀宁（今属安徽）人。
此人颇富文才，又极工心计，可以说是奸狡巨猾。早年投靠魏忠贤，曾杜撰“百官
图”、“点将录”之类，陷害罗织东林党人及正直朝士；天启末为大常少卿，对魏
忠贤极其恭顺，经常登门请安，暗中却重金买通魏府门房，索回谒见时使用过的名
刺以消除痕迹，不久又自行去职；魏伏诛后，知道朝局将有变动，立即写了两通奏
章飞寄死党杨维垣，一章专攻魏忠贤、崔呈秀，一章将东林及魏、崔各打五十大板，
嘱在朝中任职的杨维垣视情况择一代奏，因此得迁光禄卿。崇祯二年定“逆案”，
阮大铖因“结交近侍”被判流配，赎为民，从此郁郁不得志；后来还在家乡组织并
操纵中江文社，可见其不甘雌伏。
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入安徽，阮大锨避居南京。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作
为“留都”的南京仍设中央六部，遂成为东南政治中心。阮寓居南京后，格外活跃，
一方面大肆招纳所谓“豪杰游侠”，日日谈兵说剑，把自己妆扮成能为国御侮的守
边之材，同时又竭尽心力与清流拉关系，甚至以金钱美女为诱饵，企图收买复社人
士。及至温体仁罢相，而宦官集团之声势复振，逆案中人纷纷弹冠相庆，“即东林
中人如常熟（按即钱谦益）亦以退闲日久，思相附和”（《神道碑》），阮大铖更
是以为出山在即。此时，复社志士联袂而起，东林子弟以顾宪成之孙顾果（字子方）
为首、天启被难诸家以宗羲为首，由周镳、陈贞慧、吴应箕执笔，写成《目都防乱
公揭》在南京四处张贴，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的本来面目及在目都
“招纳亡命”、“阴险叵测”的丑恶嘴脸，在公揭上列名的复社成员共140人。同时，
宗羲还组织被难遗孤在秦淮河畔桃叶渡集会，声讨阮大铖的恶劣行经。阮大铖“杜
门咋舌欲死”，躲入城外牛首山弘觉寺达数年之久，从此更对复社志士恨之次骨。
这次斥逐阮大铖的行动，是宗羲首次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充分显示了宗羲
及复社志士们“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浩然正气，使南京的阉党残余噤
若寒蝉，对朝野及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替自己种下了祸根。这一年
为崇祯十一年（1638），宗羲29岁。
崇祯十五年（1642），黄宗羲来到北京，参加北闱乡试，一同下场的，还有好
友周延柞。这是宗羲一生当中最后一次游京师。本年，蓟辽总督洪承畴和锦州镇总
兵祖大寿先后降清，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又纵横中原腹地、大江南北；大明帝
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这是谁都不会怀疑的了。
三场试毕，宗羲依旧名落孙山，将束装南返。已在上年重新入阁的大学士周延
儒意欲推荐宗羲为中书舍人。然而，一个从七品的内阁小书记对大局何有裨益？况
且夫子早就说过“邦无道，谷，耻也”这样的话，保持自己的超然地位、置身于朝
廷之外，倒可以更自由地发表意见以尽忠忱，此外，举主是周延儒，这大约也是宗
羲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宗羲力辞不就。
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
第三年便是甲申（1644）。三月十七，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城破，随
着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传国276年、历16帝的明朝就此画上句号；四月甘
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山海关一片石大败李自成；五月初二，清睿亲王多尔衮
入北京。
自此以后，整个形势急转直下。激昂然而安宁的生活氛围不复存在，代之而起
的，是刀光剑气、血雨腥风。
三、落戈奔走 志图恢复
京师失陷的消息传来，黄宗羲立即随刘宗周赴杭州，在海会寺与章正宸（字羽
侯）、朱大典（字未孩）、熊汝霖（字雨殷）等日夜筹画“召募义旅”。五月初四，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完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人，1601—1645）与凤阳总督马
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阮大铖死党，约1591—1646）领衔，拥立逃难至南京
的福王朱由崧（崇祯从兄，1607—1646，史称弘光帝）为监国；五月十五，由崧即
帝位，召刘宗周为左都御史，章正宸等亦恢复原官，宗羲便随老师来到南京。
这时，阮大铖已复起，为兵部右侍郎。当初阮避居南京，即与削职流寓金陵的
马士英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崇祯十四年（1641）周延儒内召将入阁，途经扬州，
阮大铖以重金行贿，求周帮忙，周延儒说：“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
可乎？”阮沉吟良久，说：“瑶草何如？”马士英乃得为凤阳总督、不久又升兵部
左侍郎。所以，马士英一朝掌权，便拉阮大铖上台；而阮大铖一上台，便对复社人
士进行报复。他故技重施，将列名于《目都防乱公揭》之140位复社成员的姓名编成
“蝗蝻录”，诬蔑东林、复社人士为蝗虫，意欲一网打尽。结果陈贞慧被捕、周镳
入狱后被害死，署名揭首的顾果和黄宗羲则因掌管刑部的邹虎臣与顾家有姻亲关系
而侥幸逃脱。刘宗周因为是宗羲的老师，也被阉党纠弹；此前宗周曾几次谏劝弘光
帝，说“不去阮大铖，江左不得安宁”，但弘光帝置若罔闻。于是，刘宗周亦辞官
归里。
清顺治二年（1645），史可法在扬州殉国，清兵渡江，相继攻下南京、苏州及
杭州；马士英、阮大铖临阵脱逃，钱谦益投降，弘光帝则做了俘虏。刘宗周在绍兴
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决意自尽明志。黄宗羲得知宗周绝食，立即徒步200余里，赶
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当时宗周水米不进已有20来天，看到宗羲时已经说不出话了，
只能微微点头；宗羲强忍眼泪，与老师诀别。
这一时期，江南烽烟遍地，各处士民纷纷揭竿而起，组成抗清义军。闰六月，
举人张煌言（字玄箸，号苍水，浙江鄞县人，1620一1664）在台州（今浙江临海）
拥立鲁王朱以海（朱元璋第十子朱檀之后，1609—1662）为监国，前支科给事中熊
汝霖和前九江道企事孙嘉绩（字硕肤）也在余姚举起义旗；宗羲马上积极响应，与
宗炎、宗会“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驻军江上，被人们称为“世忠营”……在这
几支势力的拥戴下，监国移驻绍兴。不久，马士英、阮大铖等率其残部，也来依附
监国。
第二年二月，监国授予黄宗羲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宗羲推辞再三，请求仿照
“李泌客从”[注]的前例，以平民身分为国家效力；然而监国不同意，还给宗羲加
上一个监察御史的职衔。面对采取包围战略的清军，宗羲曾多次建议应主动出击，
他写信给将领王之仁，希望之仁“沉舟决战，由赭山（在浙江萧山县，为江海门户）
直趋浙西”，才有可能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或者以小股兵力进逼崇明县（今属上
海市），亦足以打乱敌人部署，减轻绍兴一线所承受的压力。王之仁深以为然，于
是上流鲁王说：“……臣为今日计，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隶沉船一战”（《明季
南略·王之仁请战》），可惜鲁王拒而不纳。
前景是极为黯淡的——稍早于鲁王以海监国绍兴，皇室的另一成员唐王聿键
（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朱松之后，是以海的叔辈，1602—1646）在福州被总兵郑芝龙
（字飞皇，福建南安人，郑成功之父，1604—1661）等人拥立为帝，年号隆武。大
敌当前，危若累卵，即使齐心协力，至多也不过苟延残喘于一时，而朱家这些不肖
子孙竟囗囗于争“正统”，加之马阮等小人挑拨其间，以至闽浙叔侄之间势同水火，
甚至不惜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文武臣属之中，虽不乏宗羲、之仁等忠勇之士，更
多的人却贪生怕死、心存观望，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将如方国安辈，他们“未建寸
功辄封侯伯……平日骄横，卑视朝廷，一闻敌至，莫不逃降”（同上），在这种局
面之下，无论宗羲等一班孽子孤臣如何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其必然的结果都将注定
是枉费心力。应当说，宗羲对这一点早就看得相当清楚，40年后，他在为孙嘉绩撰
写的墓志铭中写道：“血路心城，岂论修短？……从未亡社，虽加一日，亦关国脉”，
就算国脉只能延长一天，他也认为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宗羲和他的同志们不愧是
令人肃然起敬的殉道者，对他们所作的一切，如果用“成败利钝”之类的字眼加以
简单评估，则未免过于冷漠。
在宗羲极力鼓动下，熊汝霖率所部渡江，攻占海盐，终因军力单弱，不得不仍
撤回余姚。到得五月，孙嘉绩将其麾下的火攻营拨交宗羲指挥，宗羲又与兵部主事
兼余姚令王正中（王之仁之侄，字仲伪，宗羲友人）合军，共3000人，渡过杭州湾，
在坛头山会同浙西各军，准备由海宁再攻海盐，而此时清军统帅博洛已开始动作。
二十五日，清军分水陆两路进兵；二十七日，拥兵20余万的浙江总兵方国安挟持鲁
王南逃，除王之仁所部外，其余各军皆不战而溃。六月初一，博洛渡过钱塘江，王
之仁退兵漂泊海上，浙东全线瓦解。宗羲收拾残部，率500余人遁入四明山结寨自守，
然后独自下山探寻鲁王行踪，临行，宗羲告诫部将“联络山民”，与附近群众搞好
关系。不料下属违背节制，就近取粮，激怒百姓，当宗羲回山时，寨子已被山民焚
毁，部众也或死或散，而清军又正在到处搜捕他，于是宗羲只得奉母逃难，避居位
于四明山北麓的化安山雨舍（黄尊素墓园所在），第二年才返回故居。
顺治六年（1649），鲁王由闽返浙，驻跸健跳所（今浙江三门以东），宗羲得
知这一消息，又渡海追随，升为左金都御史，不久又晋左副都御史。其时，大权尽
归定西侯张名振（宇候服，南京人，1601—1656），而名振自恃功高，开始变得专
横跋扈起来，其余诸将也骄蛮无比，“文臣稍异同其间，立致祸”（《年谱》）；
宗羲手中无兵，难以有所作为，只好每日与鲁王的礼部尚书吴钟峦（字峦囗，号囗
舟）谈论学问，再有闲暇，便注释《授时》、《泰西》、《回回》三历。不久，由
于清廷伤令各地将前明遗臣中不降顺者的家属登录上报，宗羲担心累及老母，忧心
如焚地叹道：“主上以忠臣之后信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乱矣！不能为
姜伯约（按即姜维，三国时蜀将）矣！”（《神道碑》）于是陈情监国，请求归家，
获得准许。吴钟峦亲驾三板船送出20里，波涛声中，两人呜咽而别。宗羲改名易姓，
从小路潜回故居，时为本年八月。
九月末，张名振火并听从隆武帝号令的将领黄斌卿（字明辅，福建甫田人，隆
武政权封其为成虏侯），攻占沿海最大岛屿舟山；十月，监国移驾舟山，再召黄宗
羲还朝，并派他和兵部左侍郎冯京第（字跻仲，号簟溪，浙江慈溪人）为澄波将军
阮美的副手，以万历年间李太后颁赐给普陀山的藏经为礼品，出使日本求援[注]。
抵达长崎后，知道日本不肯出兵，宗羲等人失望而归。大约自此以后，宗羲就不再
在鲁王政权中任职了。
当时，清廷在浙江的地方长吏严厉镇压与鲁王集团有联系的人，黄宗羲、冯京
第等的姓名被公布于通衢，他们都在缉拿之列。但宗羲并未因此而脱离抗清复明事
业，他与抗清义士的联系仍十分密切，“江湖侠客，多来投止”，与在四明山中坚
持抗清的冯京第、王诩之间也常有信使往来。顺治七年（1650）三月，宗羲至常熟
拜访故人钱谦益，以在钱氏绛云楼读书为掩护，与谦益密谋策动清“婺中镇将”马
进宝起义，以为鲁王声援。九月，清军大举围剿四明山各寨，冯京第兵败遇害，宗
羲弟宗炎也被逮捕，关在死牢中，于是宗羲冒险潜入宁波，与好友万泰等人计议，
利用种种关系，在处决前夕才将宗炎救出。顺治八年（1651）夏秋之交，清闽浙总
督陈锦计划分三路进攻舟山，宗羲侦知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入海告警。顺治十一年
（1654），张名振造使与宗羲联系，来人在天台（今浙江天台县）被逮，宗羲又遭
指名拘捕。顺治十三年（1656），慈湖（在浙江慈溪县东）义军首领沈尔绪被人出
卖，牵连到黄氏兄弟，官府认定宗羲为首谋，被指名严拿，这次宗羲的处境十分危
险，好不容易才“脱死毫厘间”；宗炎则又被捕，宗羲顿足长叹，说：“这回大概
死定了！”幸赖亲友尽力营救，宗炎始得出狱……这以后，宗羲处于官府严密监视
之下，轻易不敢有所活动。
前明各股抗清势力的复明斗争也时起时伏：顺治八年（1651）九月，清兵攻陷
舟山，张名振护监国由海道往依郑成功（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1624—16
62。1645年，隆武帝赐姓朱，并为改名；1658年被桂兰朱由榔封为延平郡王；1661
年收复台湾），于第二年正月抵厦门。然而郑成功以永历帝（朱由榔，神宗孙，思
宋堂弟1623—1662。1646年，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在广东肇庆拥由榔监国，不久由
榔即称帝）为正统，故鲁王处于寄人篱下的境地；顺治十年（1653）三月，鲁王以
海自行取消监国称号，不过张名振、张煌言仍听命于他。顺治十三年（1656）年底，
张名振在舟山去世（据说为郑成功手下投毒致死），遗言以所部归张煌言节制。顺
治十六年（1659）五月，张煌言、郑成功大举入长江，七月底煌言兵临南京观音门
外江上，待郑成功赶到，煌言又由芜湖取池州（今安徽贵池）、徽州（治安徽歙县）、
宁国等地，一时江淮震动。可惜顿兵坚城之下而又懈怠轻敌的郑成功却被清军击溃，
南明此次行动仍以失败告终；郑撤回厦门，煌言孤立无援，几至全军覆没，他本人
迂回潜行2000余里，方抵浙东沿海。局处西南一隅的永历帝也无法立住足，于同年
亡命缅甸。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杀死，郑成功、鲁王以海亦
在台湾先后去世，以恢复明室为目的的大规模武装斗争自此之后基本止息。
这几年中，黄宗羲及家人或伏处海隅，或避居山野，可以说“无年不避，避不
一地”（《南雷文定·避地赋》），四处颠沛流离，过着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宗
羲本人“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评者二三，
绝气沙囗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
《怪说》）他的亲人在东徙西迁、动荡不宁的亡命生涯中也连遭不幸。顺治十二年
（1655）除夕，最钟爱的幼子阿寿夭折，数月过后，二儿媳孙氏和小孙子阿运也相
继病死，宗羲万分悲痛，长歌当哭，他写道：“(去曷)来四月选三丧，咄咄书空怪
欲狂。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南雷诗历·子妇客死一孙又以疾
殇》）《南雷诗历》中以“哭寿儿”、“梦寿儿”为题的诗也有八首之多；顺治十
六年（1659）避居化安山时的《山居杂咏》，读来更是“横身苦楚、淋漓满纸”
尽管“濒于十死”，尽管“其得不死者，皆有天幸”，然而宗羲并“不为之慑”
（《神道碑》）。人生历程中的这许多磨难和打击并没有使宗羲屈服，更不能把他
压倒！即使在逃亡之中，他也能处之泰然，过着“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
农”（《山居杂咏》之六）的生活；而且，这些挫折和危难还淬砺了宗羲的意志，
丰富了他的阅历，并促使他对政治、社会、历史、人生进行理性反省和理论探讨，
终于为我们铸成一位继往开来的思想巨人。
四、著述讲学 名满天下
顺治十八年（1661）冬，黄宗羲与家人返回故居。
各地的抗清斗争相继宣告失败，清王朝的统治日渐巩固，宗羲冷静地接受了这
个现实。“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
（《山居杂咏》之一）即使在戎马舟船或亡命山海的日子里，宗羲也从未停止过力
学著述，比如《监国鲁元年大统历》、《授时历故》、《勾股图说》、《测圆要义》、
《易学象数论》、《留书》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期，其中，顺治八年（1651）秋撰
写的《留书》是宗羲阐述自己政治思想的第一部重要论著；如今，刀光剑影、不退
宁居的日子似将结束，宗羲便将下半生心血倾注在学术事业上。在此后的30多年中，
宗羲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开创了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代浙东学派，培
养了多方面的人才，写作了大量涉及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
等领域的学术专著，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致说来，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
康熙二年，黄宗羲应友人吕留良之请[注]，渡江北上至语溪（又一名语儿溪，
在浙江桐乡县东南一里许），吕氏家中之梅花阁设馆，为吕氏子弟授课，到康熙五
年（1666）冬方辞去馆事。这几年中，黄宗羲仆仆往来于崇德、余姚间，讲习余暇，
则与吕留良及吴之振、吴自牧叔侄诗文酬唱，还与二吴共同编选《宋诗钞》。康熙
三年（1664）四月，宗羲与吕、吴等联袂至常熟访钱谦益，此时钱氏已病危，自知
不久于人世，一见宗羲，便以丧事相托，并说：“唯见知吾意。殁后文字，不托他
人。”（《思旧录》）——谦益死后，其子孙贻别求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合
肥人，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合称“江左三大家”）作墓铭文字，宗羲“得免于
是非”（《思旧录》）。
康熙六年（1667）春，黄宗羲重游绍兴，自念台先生刘宗周崇祯中立证人书院、
大会讲学，倏忽已历30多年。为了纪念自尽殉国的先师，光大师门学说，宗我与同
出念台先生门下的姜希辙（号定庵）、张应鏊（号奠夫）等商议筹画，于九月重开
证人书院讲席。这次讲会上，宗羲系统地归纳揭示了宗周学术的四个纲领性命题，
发前人所未发，即：“静存之外无动察”，“意为心之所存”，“已发未发，以表
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太极为万物之总名”（详参《子刘子行状》卷下），
若干年后宗羲撰《明儒学案》，亦据此为纲宗。
此后数年中，黄宗羲曾多次赴绍兴，与同门会讲于证人书院，并着手整理编写
一批阐述发明蕺山学术精华的著作，如《子刘子学言》、《子刘子行状》、《证人
会语》、《圣学宗要》、《答董吴仲论学书》等等。宗羲对自己的恩师极为尊重，
经常满怀深情地谈起蕺山先生对他的教诲，宗羲学术也是上承王阳明，近宗刘蕺山。
但他反对盲从，提倡怀疑、提倡疑中求悟求信，当他的学生董元璘（字吴仲）认为
“意为心之所存》这一论断“未为得也”（《年谱》），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
《刘子质疑》，向老师请益。宗羲对学生这种钻研精神大加肯定，说：“昔人云：
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老兄之疑，团将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
轻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刀（《答董吾仲论学书》）
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到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宁波在甬江边，所以
代称“甬”或“甬上”，宗羲好友万泰的家就在此地。万泰生前对“东渐三黄”的
气节学问倾倒备至，曾多次对亲友说：“今日学术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
（李邺嗣《果堂诗文钞·送季野授经会稽序》）他还经常亲率子弟到黄竹浦盘桓问
学。顺治十四年（1657）万泰去世，宗羲便写信与泰长子斯年，要万氏兄弟前来受
业，一力承担起为故人教育后代的责任，所以，万氏八兄弟都是黄门高弟，其中，
以斯同（字季野）、斯大（字充宗）、斯选（宇公择）及斯年之子万言（字贞一）
成就最著。早在康熙四年（1665），万氏兄弟与同为黄家三代世交的董氏兄弟（允
囗、允珂、允璘、允玮）及陈赤衷（字夔献）等青年学子组织建立“甫上策论会”，
并至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康熙七年春，宗羲在绍兴证人书院讲学之后，又应市上诸
门生之请，到宁波主持讲席，建立了雨上证人书院、院址先在广济桥万家，后来迁
宁波城西万氏别墅白云庄。
宗羲讲学具有明确的宗旨。他强调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认为“学问必以
六经为根抵，游腹空谈，终无捞摸”（《年谱》），而“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
儒之学”（《神通碑》），又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
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所以要求“受业者必先穷经”，
“兼令读史”（《神道碑》）；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除了经学史学外，
宗羲还讲授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在宗羲的教诲下，甬上弟子
都能刻苦钻研“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按指西欧国家）
测量推步之学”，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见”（万经《寒村七十寿序》），其中不少
人成为闻名当代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市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持续了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这8年是宗
羲讲学最有成就而且影响最大的时期。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1676—1679），黄宗羲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宁）讲学。
其间不少地方官吏也经常前来问学，宗羲对他们说：“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
也。”（《年谱》）讲学虽仍以《四书》《五经》等典籍作教材，但宗羲反对人云
亦云的附会，鼓励学子独立思考，他说；”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
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
子，则障了一路光明’也。”（《年谱》）海昌高足，有查慎行、陈汗等人。
黄宗羲反对束书空谈，主张“经世”、“应务”的务实学风，在他本人身体力
行、言传身教的倡导下，影响了清初浙东一代学子，弟子中人才辈出，浙东学术团
之大盛。
康熙十八年之后，宗羲已是年过70的老人了，基本上不再外出讲学，但仍著述
不辍，毕力投入名山事业。
黄宗羲不光是博学多才，而且勤奋过人，“年逾80，尚囗囗不休”，真称得上
是没身而后已！故一生著述弘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清乾隆年间即已“散亡
十九”（全祖望语），即使如此，今天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仍蔚为大观。据统计，黄
宗羲的著作共有112种，1300多卷，字数在200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明文海》这类
编选性的东西（详参吴光《黄宗羹与清代学术》），这里只能择其要者略加介绍。
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在10年前所作《留书》的基础上，写成了《明夷待
访录》2卷（原名《待访录》），这是宗羲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论著。《待访录》
超越了《留书》中“夷夏之辨”的樊篱，探讨政治学说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是一
篇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战斗檄文，它奠定了黄宗羲作为一个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
地位。
康熙七年至十四年（1668—1675），黄宗羲编选成《明文案》217卷。这8年间，
他四处访求书籍，潜心搜集整理有明近300年中文人著作，夜以继日，勤奋工作，终
于编定了这部保存有明一代文章精华、反映其时代精神的文集。书成之日，宗羲曾
自豪地说：“有某兹选，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火不为过矣。”但他
并未因此而满足，仍然不辞劳苦，以高龄之身继续奔波跋涉，游踪遍及浙江南北，
搜罗明人文集，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始将《明文案》扩编为《明文海》，计
四482卷。84岁的梨洲老人对儿子说，《文苑英华》为百卷，而明代作者数量超过唐
代，所以，一非此不足以存一代之书；顾读本不须如许”（《年谱》），于是又从
中精选若干篇，编成《明文授》62卷，以供家人诵读。
后人评价此书，说《明文海》“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
“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必当以是编为极备矣”（纪购《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
此外，宗羲还编有《宋元文案》、《元文钞》等，后来大多亡佚。
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黄宗羲撰成《明儒学案》。这部62卷、近百万字的
巨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学术思想史。全书共收学者200余人，上起崇仁（吴
与弼，字子溥，号康斋，江西崇仁人，学宗程、朱，倡“静时涵养、动时省察”。
1391—1469），下迄蕺山，“言行并载，支派各分”，而以姚江王阳明为一代理学
宗师，共立“崇仁”、“白沙”、“姚江”、“泰州”、“东林”、“蕺山”等17
学案；每案之前先用一节文字介绍案主学术宗旨，然后是案主传略以述其平生学行，
最后则是辑自案主文集、语录的学术资料，择精语详，体例严谨，自成一家。
《明儒学案》一面世，立即为学者推崇备至。当时理学家汤斌（字孔伯，号潜
庵，河南睢县人，有《洛学篇》，1627一1687）评价说：“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
学之传，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
之斗构也。”（《南雷文定》附《交游尺牍》）以黄门私淑自况的全祖望（字绍衣，
号谢山，浙江宁波人，1705—1755）也称《明儒学案》为“三百年儒林之薮”（
《神道碑》），近代梁启超更誉为“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清代学术概
论》）。
黄宗羲还着手编撰《宋元学案》，以整理明代之前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遗憾
的是，宗羲辞世时仅成17卷，后来，由宗羲子百家（字主一）及全祖望等续成100卷。
除了这些著作以外，宗羲还撰有《弘光实录钞》、《明史案》、《行朝录》、
《历代甲子考》、《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太极图讲义》、《授时历法
假如》、《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春秋日食历》、《大统历推法》、
《测圆要义》、《割圆八线解》、《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四明山志》、
《匡庐游录》、《今水经》，《律吕新义》，等等，涉及史学、经学、历算、地理、
音乐等门类；至于自著诗文集，则有《南雷诗历》、《南雷文案》、《南雷文定》、
《南雷杂著》……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胪列。
这30、多年中，黄宗羲还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始终保持了遗民的气节。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于是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天下名儒。经
筵讲官学士叶方蔼（字于吉，江苏昆山人）向玄烨推荐黄宗羲，宗羲门生陈锡根
（字分后，当时在京为官）得知后大惊，说：“这只会使老师象叠山那样啊！”
（谢仿得号叠山，南宋遗民，义不仕元，为官府逼迫北上，至京绝食而死。）便极
力向叶剖陈利害，此事才算了结。当时被各地推荐的，还有顾炎武、吕田良等，顾、
吕也都拒不应召。
第二年开设史局修《明史》，修史总裁徐元文（字公肃，号玄斋，江苏昆山人，
1634—1691）又欲聘请黄宗羲出山，宗羲仍然拒绝。当万斯同应聘入京时，宗羲送
行之诗说：“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与朝廷合
作的态度。季野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
康熙十八年（1680），徐元文再次向皇帝建议聘宗羲修史，于是，旨下浙江督
抚“以礼敦请”，宗羲以“老病”为由，坚执不就；皇帝又下特旨，令地方官把黄
宗羲关于明史的所有论著“抄录来京，宣付史馆”（《年谱》）。徐又一力延请黄
百家，宗羲不得已而同意——也许，还因为宗羲认为“国可亡，史不可亡”（《南
雷文定·次公董公墓志铭》），并给徐元文写信说：“现在我把儿子交给你，总可
以因此放过我了吧！”……
不过，由于黄宗羲不反对自己的门生和儿子参与史局，同时，他本人的文章中
也有一些赞扬康熙皇帝及当时大臣如叶方蔼和徐氏兄弟等人的文字，所以也有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