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认为黄宗羲“大节不亏，小节可议”，甚至认为“失节”。这种看法，恐怕也未
必全面、允当。
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即1695年8月12日，一代哲人黄宗羲停止了呼吸，享
年86岁。遵照宗羲“不用棺椁，不作佛事”（《年谱》，参见《南雷文定·梨洲末
命》及《丧制或问》）的遗命，七月初四，黄百家率家人以极其简朴的礼仪，将梨
洲老人安葬在化安山黄尊素墓北侧。
五、学术泰斗 思想巨人
作为博学多才的一代大儒，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梨洲先生的
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当推政治思想哲学、史学三个领域。
梨洲有关政治思想的论著不少，而《明夷待访录》则奠定了他的民主启蒙思想
家的历史地位。《待访录》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
校》等共13篇，对数千年来政制、法律、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加以理性的
反省和批判，从而提出了一个富含民主意识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纲。
中央政制的核心是最高统治者——君。梨洲在《原君》篇中提出，君应该做到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
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而己又不享其利”，这才是“君之道”，才是
“君之职分”；只有合乎这个标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君。由此引申，“君”与
“天下”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人民是主人翁，君则是为主人翁
获利释害而勤劳的人。这是一部《待访录》开宗明义的总纲。然而历史的现实却是
“君为主，天下为客”，他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
淫乐”，而且“视为当然”；梨洲认为，这样的君不折不扣是“天下之大害”。正
因为自秦汉以来都颠倒了这个关系，为君者都视天下为自己的产业，做了君主就应
当占有一切，所以才会演出一幕紧接着一幕的为争夺这个产业而血肉崩溃的惨剧！
这里不存在什么“华”“夷”的区别，作者的批判锋芒是指向历代一切统治者的。
仅此一点，就高过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梨洲还从根本上否定“君为臣纲”。他说：
臣的职责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下同），臣
不是“君之仆妾”，而是“君之师友”，臣与君的关系是平等的：“臣之与君，名
异而实同”，都是为着万民的利益来同心协力治理国家；若不出仕为臣。于君则为
“路人”——这已跟“公仆”的含义颇为接近了。至于“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
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更是对忠君观念的彻底批判。关于法律，梨洲认为“贵
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原法》，下同），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主
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与儒家传统思想“有治人而无治法”也针锋相对。在
《学校》篇中，梨洲认为学校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更应该是立法议政的机
构，他写道：“必也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
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大政出于学校，天下事的是和非，要由学校来裁判，这种“学校”及功能不正是近
现代议会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基本职能吗？梨洲先生的胆略和见识不能不令人敬佩。
这些凝聚着民主启蒙思想精华的议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
跟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生相比，也要早一个世纪。
《待访录》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梁启超谭嗣
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清思想之骤变，极有
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还说：“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
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待访录》内容丰富，
有些观点也不免幼稚，不免带有理想甚至空想的色彩。这是历史的、社会的局限使
然。
在哲学上，梨洲受蕺山先生的影响极深。然而，在生存的历史环境与经历的历
史事件这两大方面，师生之间毕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梨洲哲学思想不尽同于蕺
山，也不全来自蕺山。
梨洲多次论述理气心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建立了理气心性统一论。他认为，
“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心体流行，
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
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孟子师说·〈浩然〉章》）。所谓“气”，
是客观物质之气、即自然界之气；所谓“理”，即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理与
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明儒学案·诸儒学案》）；“在天为气者
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诸儒
学案》），理气心性是统一的。所以，不能“离气以求心性”，也不能心外求性。
梨洲在这里力图用心性理气统一论解释历史社会现象，以克服前人在自然观与
社会观之间存在的理论矛盾，无疑是理论思维的一个进步，但仍然存在流于机械比
附的缺陷。
其次，梨洲提出了“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他在《明儒学案·发
凡》中写道：“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
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
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一本万殊”是学术发展的客观现实，不能强
人就己，而“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一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内；但是，如果
不加以“会众合一”的学术归纳，混“金银铜铁为一器”，则令人茫无头绪，难以
把握“数百年之学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儒学案》正是梨洲“一本万殊，会
众合一”学术史观的结晶。
梨洲一以史学为根抵”（梁启超语），在史学领域贡献甚伟，既撰有大量史学
著作，又有一整套具有真知灼见的史学理论，实为一代史学大师；由他开山的清代
浙东学派，也以史学成就最为著称。
“经世应务”是梨洲治学不容移易的原则，因此，其治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明
代，不仅著有长达244卷的《明史案》，对南明时期史料的搜集保存也极为注意，有
《行朝录》、《弘光实录钞》等，一方面探讨、总结有明一代“治乱之故”，同时
也借以寄托故国之思。
“寓褒贬于史”，是梨洲史学思想的一项重要原则。他认为史书应起到“扬善
惩恶”的作用，如果“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
《晋书·史》）；并且还对各种体例的史书提出适用的褒贬原则，比如他认为地方
志应“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不同于正史之“美恶俱载”，“犹其所去，是
亦贬之之例也”（《再辞张郡侯修志书》）。
同时，梨洲也十分重视史料的搜求考证，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批评那种“不
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谈孺木墓
表》）的浅陋轻躁习气。
在梨洲自己，无论是摆述历史，还是应人之请而作的碑志序铭等，都是遵循了
上述原则的。
为明修史，是梨洲的夙愿，但是，出于民族大义，清政府几次礼聘都被他拒绝
了。然而梨洲却始终关注《明史》的编写情况。他认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
之手，无使淆乱，白衣从事，亦所以报故国也”（黄嗣艾《南雷学案·万石园先生》），
因而同意自己的得意门生万斯同等参与史局（万斯同“不署衔，不受俸”，却是事
实上的修史总裁）。梨洲虽身居草野，对《明史》的修撰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如全祖望所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历志出吴检讨任臣
之手，总裁千里贻书，乞公审正而后定”，“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盖
自汉唐以来，大儒唯刘向著述强半登于班史……而公于二千年后起而继之”（《神
道碑》）。可见《明史》无论在编撰方针上，还是具体内容上，都有不少地方得自
梨洲的贡献。
除了以上概略介绍的几点之外，梨洲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卓有成就，还为文化学
术界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各种人材，同时，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
黄梨洲生当中国学术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前夜，他的学术思想承先启后，在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的那种一生奋斗不息、目光永远向前、不
倦追求真知的精神必将永远激励后来的中国人。
（邱进之 撰）
主要参考书
1．《黄梨洲先生年谱》，黄炳囗编，《梨洲遗著汇刊》本，民国四年时中书局
版
2．《清史稿·黄宗羲传》，上海古籍版
3．《南雷文定》，《四部备要》本
4．《明儒学案》，《国学基本丛书》本
5．《黄宗羲全集》第一、二册，浙江古籍版
6．《黄宗羲论》，浙江古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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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学开山 顾炎武
（1613—1682）
顾炎武是明末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起初名绛，后来改名继绅，以
后仍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占领南京后，才改名为炎武（一作炎午），
字宁人，而学者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曾经自署圭年，又因为一度侨居南京钟山下，
所以有时自号蒋山佣。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
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按过去的习惯计
算，享年70岁。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开一代之风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民
族志士。他“耿耿孤忠”，至死不向清统治者低头，平生“足迹半天下”，一面考
察山川形势，同时结识豪杰，联络同志，希望能有机会恢复明室；他一生勤奋治学，
尤其重视有关国计民生、能“经世致用”的知识，治学的态度谨严而慎重，特别强
调实地考察取证，所以能够“博学于文”，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清
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
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顾氏为江东望族，祖居吴郡（今江苏苏州），后世几经迁徙，到南宋初年定居
昆山。顾炎武曾祖章志，嘉靖癸丑（155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这以后家
道中落，祖父绍芳万历了丑（1577）科进士，官却只做到从六品的左赞善，到了他
的父亲同应（字宾瑶），就仅仅是个未曾入佳的国子监萌生了。炎武叔祖绍芾（字
德甫，号蠡源）之子同古未娶而丰，其聘妻王氏矢志守节，因此，炎武出世之后，
就过继给已去世的堂叔为嗣，由王氏抚育。
顾炎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嗣母王氏是太学生之女，知书识字，而且意志
坚强、深明大义，作为一个居孀的妇女，她别居一室，“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
乃息”，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先妣王硕人行状》）。
炎武6岁，王氏就教他读《大学》，9岁又读《周易》。万历四十七年（1617），顾
炎武人塾学习，而家中对他的教育仍然抓得很紧。炎武的嗣祖绍芾虽然只是个从来
没有当过官的国子监生员，但却关心国家大事，熟悉朝章典故，而且性格“豪迈不
群”（顾炎武《三朝纪事阙文序》），“负气伉爽，不肯少河流俗”（陈济生《启
祯诗选·太学顾先生绍芾》），与天启时期政坛人物常相往来，对当时朝政腐败的
情况十分了解。有一天，他指着庭院中的草对炎武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矣！”
（《纪事阙文序》）于是要炎武认真学习“古兵家《孙子》、《吴子》诸书及《左
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这时顾炎武年方10岁。第二年，绍芾
又令炎武阅读《资治通鉴》。当时的人多不读《通鉴》，而代之以朱熹编纂的《通
鉴纲目》，绍芾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
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
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顾炎武《钞书
自序》）在嗣祖的督促和用心教授下，到14岁，炎武已将《资治通鉴》全部读毕。
功课之余，王氏还经常给他讲述刘基、方孝孺、于谦等明朝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
以激励炎武学习前辈先贤。
顾炎武少年时代受到的这些教育，对他以后的学术成就和立身处世无疑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天启六年（1626），顾炎武入学，成为县学生员，取学名曰继绅，开始致力于
习学科举文字。在县学中，炎武与同窗归庄（字玄恭，号恒轩，明亡后更名作明，
昆山人，其曾祖即有名散文大家归有光，1613—1673）结识。两个同龄少年常在一
起切磋学业、纵论国事，由于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这个时期，朱明帝国已是大厦将倾。当顾炎武降生之时，神宗皇帝朱诩钧已经
有20多年不彻朝堂接见廷臣，以致朝政日益废弛，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一直持续到
万历末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时仅16岁，为人庸懦无能，却喜爱作木活，史称其“好
亲斧锯椎凿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明通鉴·天启。年》）；他宠信宦官魏忠贤，
魏目不识丁，竟被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他处理章奏。于是大权旁落，国事无大
小皆出入魏忠贤之门；内阁廷臣及四方督抚则多仰其鼻息，甚至拜忠贤为干爷，呼
为“九千岁”，形成“阉党”集团。天启五、六两年，魏氏迭兴大狱，残酷迫害以
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直官吏，许多志士仁人惨死狱中，而且株连极广，朝政败坏到
了极点。加之内忧外患频仍：万历四十六年（1618），雄踞关外的努尔哈赤以“七
大恨”告天誓师，正式向朝廷宣战；天启元年（1621），清兵攻陷沈阳、辽阳；山
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起事，占领郓城、巨野、邹县、滕县，并一度切断运河漕运；
永宁（今四川叙永）宣抚使奢崇明叛乱，下遵义、据重庆，兵围成都百余曰：天启
二年（1622），清兵在取得辽河以东70余城之后又攻占广宁（今辽宁义县），兵锋
直逼宁远，山海关危在旦夕；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饥民暴动，揭开了明末
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年八月，嘉宗死，其弟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一意
中兴国运、重振祖业，初即位便着手惩处清算阉党，逼令魏忠贤自尽，并为蒙难的
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但其为人刚愎自用，且视东林与阁党的矛盾为“门户”、“朋
党”之争，对这一点深恶痛绝；在用人行政上，则利用双方相互牵掣，以确保宸衷
独断，政由己出。然而痼疾已深，积重难返，朝政并无多大起色，内忧外患交逼的
局势也日益严重。
由于身处危机四伏的时代，所以，尽管顾炎武的祖父绍茉年事已高、十分希望
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孙子取得功名，伺时仍教诲炎武“当求实学，几天文、地
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三朝纪事阙文序》，下同），
并要炎武用心研读邸报，以了解国家大事及朝章典故。不过，顾炎武虽然对政治产
生了兴趣，却“以为书生无与国家之故”，祖父也曾对他说“汝习经生言，此非所
急也”，这段时期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征逐为名”的举业上。崇祯三年（1630）
秋，18岁的顾炎武至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他与归庄加入复社大约就在此时。由名士
张博（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等人发起组织的复社主张革新
朝政，彻底清除阉党余孽，入社者多达数千，是继东林而起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术
团体；但成员众多，难免良莠不齐，而顾、归二人“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
以为狂”（《亭林余集·吴同初行状》），一时被称为“归奇顾怪”。
自入县学为生员后，顾炎武多次应科举，都未得一第。崇祯十二年（1639），
炎武再度赴试，依旧名落孙山。长达14年的科举征逐，终究一事无成，而国事可以
说已经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
书序》），炎武终于认识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
（《日知录》16），认识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亭林文集·生员
论中》）；于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
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全祖望《鲒囗亭集·亭林先
生神道表》，下引同），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务质之今
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由此可见，在青年时期，顾炎武即已树立起务求
实用、不为空疏之学的治学精神，这与明中叶以来风靡士林的那种“合多学而识以
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与友人
论学书》）的恶劣习气有着天壤之别。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顾绍芾病死，享年79岁，身为承重孙的炎武为祖父
服丧三年（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七个月）。崇祯十六年（1643）夏，期满释服，炎
武“循例入成均”，通过捐纳的方式成为国子监生，这年炎武31岁。半年之后，明
朝就灭亡了，炎武的人生历程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有人宗国泪 何地洒孤忠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五月，清睿
亲王多尔衮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临即帝位，改元顺治，命豫亲王多
择率大军征服江南。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完之，河南开封人）、凤阳总督马
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等拥立福王由崧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
年号弘光。
京师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为避战乱，顾炎武率家人东躲西藏，
到年底，迁往高旧居80余里的语濂经暂住。经昆山县令杨永言（字岑立，云南昆明
人）举荐，行朝诏用炎武为兵部司务。
“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
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
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
“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画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
战略、兵了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
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
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
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
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
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
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
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
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
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
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
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炎武悲愤欲
绝，将母亲的遗命谨记心田。
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幸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
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
丧，炎武二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一，《延平使至》），
但他仍然积极投身入抗清复明的斗争。
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于，复社
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
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
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炎武也是参预了的。顺治四年（1647）夏，事情败露，
“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一，《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
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
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
间，炎武还往寻成正，“扁舟来劝君：行矣不再计”（《诗集》一，《哭顾推官》）、
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
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
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
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
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
必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同上），意图纠
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
一再受挫，但是，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
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
心无绝时”（《诗集》一，《精卫》），满腔忠愤，不能自已。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
“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
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
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
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叶
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
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
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
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
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当张名振（字候服，
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
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
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
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
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
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
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
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
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
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
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
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
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
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
今昔之感。
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
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
“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
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
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
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
有罪奴”的罪名结案。
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
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
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
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
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
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炎武耿介不阿的性格于此可见。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
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
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炎
武之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这之前的几年当中，
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
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
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
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炎武45
岁。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子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
“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
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晚年，始定居陕西
华阴，直至逝世。
三、风尘怀抚剑 天地一征鞍
离昆山后，炎武“绝江囗淮”，于顺治十四年（1657）秋抵山东莱州（治今山
东技县）。翌年春至泰安，又至曲阜谒孔庙，并在章丘桑家庄购置日产，“垦田于
章丘之长白山下”（《神道表》），年末，经菜州、济南至北京。顺治十六年（16
59），炎武到了山海关，凭吊昔日旧战场；然后又折回关内，至昌平州（今北京市
昌平县）天寿山谒十三陵。瞻仰列祖列宗陵寝时，炎武悲从中来，“下痛万赤子，
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闻，吁天天无常”（《亭林诗集》三，《恭谒天寿山十三陵》）；
但炎武并未灰心，“天运未可亿，天心不可量”，对恢复明室仍然满怀希望。谒陵
之后，炎武经居庸关返归山东。这年五月，张煌言（字玄箸，浙江宁波人）、郑成
功（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率甫明军大举入长江，七月，舟师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
面，一时江淮震动。“江上传夕烽，直彻燕南陲，皆言王师来，行人久奔驰”（
《诗集》三，《江上》，下引同），炎武闻知这一喜讯，急忙南下。可惜“宋义但
高会，不知兵用奇，顿甲守城下，覆亡固其宜”，当炎武行至扬州，南明军已经失
败，炎武怅怅北返，于年底到达天津。
康熙元年（1662），顾炎武在北京。当他听说永历帝在昆明被害的消息后，心
知复明已无多大希望，于是“笃志经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这年，
被革职的归安（今浙江吴兴）知县吴之荣告发庄廷拢私修明史，其中“颇有忌讳语”；
炎武好友吴炎、潘柽章受牵连入狱，第二年遇难。同案株连多达700余家，死78人，
其中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炎武已于去冬离京赴山西，在汾州（今汾阳）接到吴潘
二人的凶信，十分悲痛，于是在旅舍设奠，遥祭亡友，其祭诗云：“一代文章亡左
马，千秋仁义在吴潘。”还写了《书吴潘二子事》一文，表彰故友的学问节操，记
述“明史案”的始末。顾炎武对明正德以来“二三先生招门徒，立名誉，以风显于
世”（《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的风气深为不满，他自己也“不坐讲堂，不收
门徒”（《余集·与潘次耕札》），而这次却破例以潘柽章幼弟潘来为门生，以表
达对故人的怀念之情。此后，炎武取道蒲州（今山西永济）入潼关，遍游关中；次
年至河南辉县访孙奇逢（字启泰，河北容城人，学者称夏峰先生），年底返山东。
康熙五年（1666），炎武与友人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山西洪洞人）等
20余人集资买回，垦荒“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欲效法马援（字文渊，陕西兴
平人，东汉名将，曾为伏波将军、陇西太守）、田畴（字号泰，河北玉田人，东汉
末垦田徐无山中，曾助曹操征乌桓）“从塞上立业”（《神道表》，下同），准备
定居代北，说：“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后因不耐气候严寒，经
营创始之后，即令“门人辈司之”，自己又只身出游。
康熙七年（1668），莱州黄培诗狱案涉及到顾炎武。炎武时在北京，听说此事
后立即赴山东对质；三月二日抵济南，下济南府狱。大约两年前，莱州即墨人姜元
衡告发其旧主黄培收藏刊印“逆诗”，本年正月，姜在审讯中称：“逆诗”内有
《忠节录》一书，“系昆山顾宁人到黄家搜辑发刻”，实则炎武与姜素不相识；此
案还株连“江南北之名士巨室”300余人。炎武念及“事关公义，不宜避匿；又恐久
而滋蔓，贴祸同人”（《蒋山佣残稿·与人书》），故“不惜微躯，出而剖自此事”。
这个案子可能跟炎武垦田章丘一事也有联系，上引《与人书》云“衅起于章丘，祸
成于即墨”；顾衍生所撰炎武《年谱》亦云“是狱为谢长吉主唆”（谢世泰字长吉，
章丘人，炎武与其曾有过经济上的纠纷）。
这次无妄之灾持续半年以上，炎武在狱中十分艰难，“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
几乎不支。幸得友人李因笃等多方奔走，大力营救，并至济南看望炎武，到十月这
场冤狱方才暂告一段落，炎武始得取保出狱。次年夏，炎武又回章丘，与谢长吉对
簿公堂，“虽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佚文辑补·与颜修来手札》），
案子才算最终了结。初冬，炎武由保定抵平原（今属山东），(木圣)幼弟潘耒（字
次耕）前来谒见，正式拜门受业。(木圣)章被难后，潘来居淮安王略家中读书，并
与王略之女成婚。这年六月，岳父和妻子相继去世，潘耒遂北上往投炎武。
岁月的流逝，没有使炎武忘却家国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没有使炎武的耿耿孤
忠有所销蚀。康熙十年（1671），炎武再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字原一，号健
庵，昆山人，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家中。当时，清廷议修《明史》，翰林院
掌院学士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为此
设宴款待炎武。席间，熊邀请炎武参与撰述，炎武断然拒绝，说：“果有此举，不
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蒋山佣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赐履与
出席作陪的徐乾学相顾愕然。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纂修《明史》，“特开
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年谱》），一时知名之士赴召者所在多有。翰林
院掌院学士叶方苞（宇于吉，昆山人，方恒胞弟）和经筵讲官韩囗（字元少，江苏
吴县人）准备向朝廷推荐顾炎武，炎武坚辞，三度致书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
始不变”！叶、韩知炎武志不可屈，方才作罢。后人有诗云：“到底不曾书鹤版，
江南惟有顾圭年。”次年，叶方蔼为明史馆总裁，又欲招炎武入史局，炎武回信说：
“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
殉之矣！”（《文集》三，《与叶讠刃庵书》）且自此以后，“遂绝迹不至都门”
（《年谱》），以表明自己不与当局合作的决心。
自康熙七年（1668）“明史案”后近十年中，炎武仍仆仆于燕赵齐豫陕晋之间，
“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文集》六，《与潘次耕》）。由于年过六旬，
尚无子嗣（38岁时得一子，名贻谷，3岁即夭折），因而江南亲友商议，以族侄衍生
过继炎武为子。康熙十六年（1677），衍生在其师李云囗陪同下由江南赴山东德州，
与炎武“行父子相见之礼”。时年衍生12岁，炎武则六十有五。这年十一月，炎武
往游西岳华山，居友人王山史（名弘撰，字无异，陕西华阴人，与炎武订交于康熙
初）家。炎武认为“此中山水绝佳”，于是有卜居华下、以年余年的想法，山史进
为之构筑屋舍。康熙十八年（1679），炎武携衍生迁入新居。康熙二十年（1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