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炎武由华阴至曲沃，不幸染病，呕泻不止，经医生疗治，数日后病势稍减；
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复发，竟日夜呕泻，初九日凌晨，
炎武溘然长逝。衍生当时年仅17，又从未经历过这种大事，全仗居停主人韩宣（字
句公，曲沃人）及炎武生前友好一力操持治丧；两个月后，炎武堂弟顾囗（字大云）
由江南赶赴曲沃，与衍生一道扶枢南返，归葬于昆山祖茔。
自顺治十四年（1657）“掉首故乡”，20多年来，炎武“身负沉痛，思大揭其
亲之志于天下”（《神道表》引炎武友人王良语），东西南北，惨淡经营，“九州
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文集》六，《与戴耘野》），至死不忘恢复明室。晚年
定居华阴，亦有极深的用意。他在《与三侄书》中说：“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
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
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四）在《与李星来书》中
也说此地“三十年来，在在筑堡，一县之境，多至千余。人自为守，敌难追攻。此
他省所无，即天下有变，而秦独完矣”（《文集》三）。其置田垦荒，也是为了同
一目的。全祖望《神道表》说：“先生既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选，而所至每试之垦
田度地，累致千金”；“先生置田五十亩于华下，供朝夕，而东西（按即“章丘长
白山下”和“雁门之北”两地）开垦所人，别贮之以备有事”，至于炎武自己的日
常用度则相当俭省，一年所费“约一百二三十金”（《残稿》三，《与原一公肃两
甥》），曾“饵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神道
表》）
由于种种缘故，炎武的图谋付诸实践的希望愈来愈小，“奔走流离，老而无子，
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神道表》），内心深处之悲愤
哀痛自不待言，但他从不因此而颓唐或者怨天尤人，其“耿耿未下”之心终始如一。
一生当中，他多次哭吊孝陵、十三陵、思陵；以抒故国遗民之情，多次以死坚拒清
廷的征召；他的外甥“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崛起云霄”、官
高爵显之后，为报母舅接济之恩，在昆山买回置宅，多次敦请他回乡安享天年，他
却始终不肯南归……炎武所表现出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高风亮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必将永标青史。
作为一个学者，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神道表》记载：“凡先生之游，
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
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
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面熟复之”。跋涉山川不但令炎武眼界大开，而且通过大
量艰苦细致的实地取证以及身处其地的真切感受，炎武印证、充实了自己平昔所学，
深化了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思索。在“足迹半天下”的漫游中，炎
武虽然未能寻访到自己心目中的廉颇、郭解、窦融、耿况一流人物，却结识了许多
北方的饱学之士，除了上文曾提及的孙奇逢、李因笃、王弘撰诸人外，著名的还有
张尔岐（字稷若，号嵩庵，济南人，独精“三礼”，有《仪礼郑法句读》十七卷）、
马(马肃)（字宛斯，山东邹平人，精熟古史，时人称为“马三代”，有《绿史》16
0卷）、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长于周秦诸子学，知识渊博而有民族气节，炎
武与之尤为意气相投）、李囗（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博通经学，为关中大儒，学
者称二曲先生）等重质实精考核的学者；此外，南方学者游历北方面与炎武订交的
则有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土宅)，浙江秀水人，当时极负盛名的辞章家、学问家，
炎武陷黄培诗狱时获朱氏之助良多）、屈大均（字介子，号翁山，广东番高人，著
名诗人，抗清志士）、阎若璩（字百诗，号游医，祖籍太原，后徒淮安，精于考据，
有《古文尚书疏证》8卷）等等。炎武与这些友人切磋琢磨、讲学论道，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使自己的学术更上层楼，终于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四、清学开山祖 前朝遗民心
顾炎武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
书”（潘耒《日知录序》），广泛涉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在
学术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极为丰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
（王弘撰语）。其主要著作有《日知录》32卷，《音学五书》38卷，《左传杜解补
正》3卷，《五经同异》3卷，《明季实录》（无卷数），《二十一史年表》10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历代帝王宅京记》20卷，《肇域志》100卷，《金石
文字记》6卷……等50余种。炎武去世之后，遗书文稿全部被其甥徐氏昆仲取至北京，
秘不示人，即使炎武嗣子顾衍生亦“不克常见”；而徐氏对这些书稿却“不知爱惜，
或为人取去”（何焯《菰中随笔序》），因此，炎武的著作散亡颇多。潘来整理刊
行的，仅为遗稿的一部分。这是很可痛借的。
《音学五书》与《日知录》是炎武最为重要的得意之作，他说：“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
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
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
诸行事，以脐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残稿》一，《与人书》）。
顾炎武以明音韵为治学的根本，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文集》四，《答李子德书》）；又说：“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
无日不以自随，凡三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在顾炎武看来，
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而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谈得上救世，因此，他在《音学五
书》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他将《诗经》作为基本材料，吸取先人如郑库、陈第等人
的成果而又不墨守成规，分古韵为十部，还分析了古代音韵迁变的脉络，提出了
“古人四声一贯”等断语，在音韵学领域上取得了承先启后的巨大功绩，以后之江
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直至近人章炳麟、黄侃等学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
究，都与顾炎武的率先倡导和取得的成果分不开。
尤有意义的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为后代考证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这就是：首先，要搜集占有足够的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辨明其演变发展；其次，
每下一个结论，都必须博求佐证以资共信。这种从明其先后之流变入手、博求多方
之佐证而立说的治学规则成为清中叶之乾嘉学派的最重要法门，“清学开山”之誉
即与此大有关系。
耗费了炎武毕生心血的《日知录》更是他学术思想及成果的精华。炎武一生学
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来概括。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
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
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
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学与
做人看作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炎武一生之立身大节已概如前述，此处不再赘言；
在治学这方面，则坚决反对当时那种“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主张多
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日知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
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处即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
炎武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
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
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
（《文集》四，《与人书九》），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土大夫”
是否有廉耻；并举出一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
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进一
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
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
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时，顾炎武还认为，除了
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顿风俗、挽救时弊之外，“清议”即社会舆论的力量
也很重要。他说：“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
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
富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同时，由于炎武重视实用而不尚空
谈，所以“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其大端则在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认
为，要富国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赋予其实权，《日知录》卷9《守令》
条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
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权，以
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
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因此，郡县守令应该拥有“辟
官莅政理财治军”的权力，则“国可富，民可裕，兵农各得其业”，达到天下大治。
炎武另撰有《郡县论》9篇，对这一点加以系统而具体的论述。概括言之，他提出：
“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
此种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权的独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
上”，因此，“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有鉴于此，炎武亟求变更，大声疾呼：
“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顾炎武还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
具有进步意义。
大体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
为宗旨的，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则古称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为书生之见，
但“主分权、重自治”的主张依然闪耀着进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经学上，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
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三，《与施愚山书》），并猛烈抨
击明末王学末流那种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练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
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七，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的鄙陋风习，主张务本研经，理学须由经学中提炼而得；
主张以讲求经学的理学取代不讲经而附会禅的理学。而经学即理学，即“圣人之道”，
“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诗》、《书》、《三礼》、
《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
其所著之书，皆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而无益者不谈。……其于
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文
集》六，《答友人论学书》）——与炎武一贯提倡的“明道救世”、“整顿风俗”、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依然血脉贯通。
顾炎武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他认为“《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
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
《日知录》二，《丰熙伪尚书》条）因此，炎武的经学研究不依傍、不盲从，信其
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体现了他求实的治学风格。
炎武之学术，实渊源于朱熹。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指出：“性命之说，
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
沿其学者……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
言性命之流也。”
在历史舆地之学方面，顾炎武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炎
武治史，其志仍在经世致用，曾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文集》
六，《答徐甥公肃书》）在金石考古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著作。这两部长编性质的书虽
然主要出于钞录，但有断制，极富价值，不仅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
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经济特别是明代经济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读书。生当明
清之际的顾炎武，不仅是旧学术传统的破坏者，更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的严谨朴
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换而不舍的学术实践、调查研究归纳取证的治学
方法，诸多学术门径的开拓，与其“行己有耻”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辉，既
取得了宏富的学术成就，又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
人尊奉顾炎武为汉学之“不桃之祖”，虽然未获炎武之心，但炎武实足以当之，他
不愧为清初学术界之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
（邱进之 撰）
主要参考书
1．《顾亭林年谱》，张穆编，粤雅堂丛书本
2．《亭林先生年谱》，吴映奎编，扫叶山房《亭林先生遗著汇辑》本
3．《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4．《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
5《清儒学案新编》，杨向奎，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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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伟人 王夫之
（1619—1692）
儒者自命是以道义为社会服务的人，为了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些人不仅需
要夙夜强学，精通治道，而且要身体力行，具有很高的修养。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
面没有太多的追求，不宝金玉，以忠信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
财货，以多文为富。哪怕身居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饔牖之中，易衣而出，并
日而食，不忘为天下兴利除弊。这些人在政治上信念坚定，虽有暴政，劫之以众，
阻之以兵，见死不更其所操。他们与人交接平易可亲，善于合志同方，营道同术，
但讨厌结朋比党，谗谄害人。这些人原不主张高蹈晦迹离开社会去过恬静淡泊的田
园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为人臣民而不致君尧舜就是无君，
为人子女而弃亲远适就是无父，无君无父就是禽兽。但是社会却往往连这些所求甚
少而热心社会事业的人也不能宽容，把他们大批地逼进山林泽薮，不得不与糜鹿同
居，与禽鸟为友。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有许多这样才华出众，守志不移的
人，被社会抛弃而成为游隐之士，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著名哲学家王夫之就是这些不
幸者之一。
一、书香世家 少年英才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世
代书香之家。他父亲叫王朝聘，字修侯，号武夷先生。王夫之是武夷先生的第三个
儿子，夫之出生时，他已在知命之年了，长子叫王介之，字石子（一字石崖），号
耐园；次子兰参之，字立三（一字叔稽），号囗斋。王朝聘也是兄弟三人，弟王延
聘，字蔚仲，号牧石。二弟王家聘，字子翼。除父亲以外，在这些人中对夫之影响
较大感情较深的是仲父牧石先生和长兄介之。
王家先世以传习《诗经》见长，夫之的两位叔父在诗歌方面都有一定成就，他
小时开始接触声韵、对偶这些作诗的基础知识时，牧石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父
亲大约接受了同里大儒伍定相先生的学风，求学不仅仅为了科举制艺，大凡有益民
生的实学如天文、地纪、职官、博物、兵农、水利之书无所不读。这位老先生有些
大器晚成，天启辛酉（1621），王夫之已经3岁，他才在这年举行的乡试上取得一名
副贡的资格。所谓副贡，就是乡试录取名额之外的备取生员，也叫“副榜”。按照
当时的选拔制度，副贡也可以和一般的贡生一样，进入京城太学——国子监进一步
求学，以取得监生出身，步入仕途。
王朝聘是他们兄弟三人中唯一入监的举人，他在北都燕京大约蹉跎10年之久，
崇祯辛未（1631年），他终于得到一个外放做官的机会，但是功败垂成。那时正值
温体仁当权，吏部的选郎承奉他的意旨索取贿赂，这在崇祯朝的官场上已成为不成
文的规矩，然而却使这位老监生做出令人吃惊的抉择，他说：“仕以荣亲，而赂以
取辱，可乎？”于是他愤然撕碎吏部文碟，踏上返乡的程途。这件事情不仅使王朝
聘对功名看得更加淡薄，而且使他对官府产生深深的厌恶，从此，凡地方官吏登门
请见，他一概托病谢绝。后来王夫之中举往南昌上计偕，请示父亲道：“夫之此行
也，将晋贽于今君子之门，受诏志之教，不知得否？”父亲怫然曰：“今所谓君子
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已有本末。以人为本而己为末，必将以身殉他人之道，何
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慎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虽欲殉己而无可殉矣。”这是他以
大半生的生活经历概括出来的为人立身准则，幼年的王夫之当然体味不出它的全部
含义，但是在他日后生活中每临大事时，父亲的教训往往帮助他作出自己的决断。
古人忌儿童偶年入学，但是王夫之4岁时就随长兄介之入塾问学了。他的聪明以
及对古文化的兴趣令人不敢置信，到7岁时他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10岁
时他父亲还做监生，教他学了五经经义，14岁考中秀才。越二年，开始致力于诗文，
在短短的两年间阅读了《离骚》、汉魏《乐府》历代诗人的佳作名篇约10万余首，
这需要何等顽强的毅力！
少年时代的王夫之大约也不乏普通儿童的调皮淘气。晚年回首往事，他说那时
常犯“口过”，“早岁披猖”，惹得父亲不高兴，常常十天半月不再理他，直到他
内心自觉认错，涕泣求改时才给以教训，气极了有时也会“夏楚（戒尺）无虚旬，
面命无虚日”。不过父亲不爱翻旧账，一经说过，终生不提往事。他不总是向孩子
板起面孔，有时把他们兄弟召集在一起，一面饮酒，一面劝导他们做人要谦逊和气，
远利蹈义，说至动情处，间或还掉下眼泪。他允许孩子们有正当的游戏，让他们摆
棋对奕，但从不许学博囗（又名六博、格五）击球和游侠生事。回忆往事是令人恰
悦的，尤其是孩提时代的事情，即便在当时是教人头痛、伤心的事情，回味起来也
会滋味无穷。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王夫之不仅在经、史、文学方面打下很深厚的基础，而
且在人格形成方面接受了感染。他少年时攻读的书籍多数是儒家经典，家庭成员笃
行礼教，所以忠孝二字在他思想上是牢不可破的观念。古来把忠孝与爱国看做是同
一个思想体系，他后来以一介书生，招募义兵，抗击清人，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
王夫之父子也许受名教影响太深了，正像我们一开始所开列的儒者的品格一样，他
们不把入仕做官看做是谋取货财的手段，而把它看做行道济世的资籍，君臣合义，
合则尽力事之，不合则毅然去之，这叫做“易禄而难畜”，他们有明确的是非界线，
同志合道、忠良正直则引为知己，奸诈邪恶则嫉之如仇，所以他父亲不惜离乡背井
在京城蹉跎10年，不肯纳贿取辱，王夫之日后追随永历流亡政府，奸邪当道，便很
快引退。至于学问之道，这个家庭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恐怕就是独立思考和求实
精神。
二、国难当头 志图匡复
崇祯已卯（1639年），王夫之20岁在乡学读书时，他与同乡人文之勇（字小勇）、
郭凤跹（字季林）、管嗣裘（字冶仲）等人效仿东林、复社，成立了一个旨在抨击
时弊，评论朝政，议论改革的团体，叫做“匡社”，这几个人都是武夷先生及门弟
子，自幼意气相投。次年（庚辰，1640年）东林著名党人高攀龙的侄子高世泰（字
汇旃）督学湖广，此人少时侍从父讲席，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于梁溪（江苏无
锡）创办过丽泽堂，与祁州（河北安国）的习包有南梁北祁之称。他本人崇尚理学，
督学湖广时曾在衡州立朱熹、张载祠堂，令学子向学礼拜，这样的人掌管湖广的学
政，诸生很容易习染东林党人激浊扬清的风气。王夫之参加匡社说明他当时已经留
心现实的政治生活，他的长兄有一次提醒他说：“此汉季处士召祸之象也，文章道
丧，不十年而见矣。”然而高世泰却在评价夫之制艺文章时大加赞赏，称之为：
“忠肝义胆，情见乎词。”匡社是南岳一隅几个关心时政的青年闹起来的，它没有
在全国发生多少影响，如果要说它对后来的事情还有一点影响，那就是永历元年清
兵入衡阳，诸生举义帜，而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就是匡社的发起人。
明朝的科举，每逢子、午、卯、西之年秋八月，各省照例要举行乡试，崇祯壬
午（1642年），王氏三子都准备赴武昌应试，结果，次子参之因父母春秋已高，留
在家中服侍双亲没有成行，介之、夫之三场试毕，同榜中举。那一年衡阳共有7人中
举，王氏独居其二，其余5人李国相、管嗣裘、邹统鲁、郭凤蹑、包世美，除了武夷
门人，便是夫之兄弟的好友。不过这时候明朝的江山已经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
忠的义军越剿越盛，横行大江南北，督抚州县无能御之；崛起山海关外的清人屡犯
边关，守军节节败退；而贵戚官僚却仍在覆巢之下争权夺势，贪污盗窃，一些政治
敏感性较强的士大夫已经察觉了亡国的兆头，内心充满了忧惧不安。武昌乡试华亭
人沔阳知州章旷担任分考，考试结束后接见了王夫之这位年轻的考生，谈话中意味
深长地将夫之引为知己，互相勉励；五年后，降将孔有德率清兵进入两湖，这位在
国难深重之际才被永历皇帝推上阁臣高位的官吏率孤立无援之师日夜转战于荆楚各
地，其间王夫之与他不断书信往来，献计献策，然而明亡已成定局，他们努力的结
果除了以身殉国便别无选择。另一位分考官是长沙推官晋江人蔡道宪，出场后与夫
之也谈到国势不支，相互砥砺的话，第二年就死于张献忠入湘之役了。
人如果真能事事前知，便不会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因此无论以后如何，目下还
是该怎样做便怎样做。这年冬天王夫之与兄介之到南昌上计，作北上人监的准备，
不料次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由南京沿江而上攻占武昌，杀死楚王，长沙大震，
当时长沙还有一部分兵力，湖广巡抚王聚奎率一部驻袁州，承天巡抚王扬基所部千
余人驻岳州，长沙推官蔡道宪募练乡勇5000余人，他们先守岳州，但二王畏敌如虎，
八月，张献忠兵至岳州，很快就攻陷城池，他们只好退守长沙。坚守三日，王聚奎
为了保全实力，以出战为名，抽身先逃了。不久城破，张献忠进占长沙。长沙既下，
又分兵经略衡、永，王氏兄弟闻讯，哪里还有进取功名的心思，于是倍道兼程赶回
衡阳。衡州失陷后，稍有资财的人都逃到山中避兵去了，王氏三兄弟也簇拥着70多
岁的父母逃到南岳莲花峰下。张献忠在长沙拆桂王府起造宫殿，选拔官吏，王氏兄
弟既然是新中的举人，正好是起义军物色的人才，但是受过长期儒家思想熏陶的儒
生都把起义军视为贼寇，不肯替他们服务，王夫之与仲兄参之都曾被义军巡逻兵强
迫去做官，但他们誓死不从，要不是义军很快退却，几乎首领不能保全。
张献忠撤离湖南入蜀，次年三月从北方传来消息，李自成攻陷北都，崇祯皇帝
自杀，明朝灭亡了。紧接着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把李自成逐出北京，清
人福临登级做了皇帝。多亏中国幅员广大，清人一时不能全部占领，于是南京的守
臣马士英伙同东林党死敌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号弘光。这时候社会的混乱已
经难以言喻，偏安的南明政府并没有因为北都陷落、皇帝殉国整肃纪纲，守土抗敌，
却继续相互倾轧，陷害忠良；有些梦想富贵的人假冒皇妃、皇储纷纷来到南京，弄
得舆论大哗，流言四播，城内常常有士大夫甚至乞丐，娼妓投河自杀、悬梁自尽，
或纵火自焚；强暴之徒趁势杀人越货，穿窬入室。历史上南渡的政权如晋、宋等好
歹还对峙割据了一二百年，而弘光在数月之间就土崩瓦解了，朝中大吏平时荷恩最
深，食禄最多的，清人大兵一到，卖国邀宠，唯恐不及。看了这部百丑图，让人感
到人类的廉耻道德陷入了绝境之中。恰恰相反，那些屡遭贬黜，备受冷落的士大夫
却往往能够不惜身家性命，召募义兵，为民族坚守每一寸土地。
南京的宏光政权崩溃以后，湖广的明军归福建继立的隆武政府节制，当时何腾
蛟守长沙，培胤锡守武昌，章旷为湖南监军屯兵湘阴。堵胤锡由湖南学政拔为督抚，
各部军帅不肯听命，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遇难后，余部高一功、李过降明，改称
“忠贞营”，堵胤锡打算以忠贞营作为主力，但忠贞营新附，若即若离，不肯放弃
自己的独立地位。何、堵二帅由于幕府搬弄是非，彼此猜忌，不能合作，关心国事
的人无不为之忧心。隆武间也是王夫之忧患生涯的开始，他的仲兄参之于甲申之变
的次年因病早夭，死年在30岁左右。长兄介之奉父母避居在友人李继体的宅上，衣
食完全仰给于李氏的接济。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夫之原配陶孺人弃世，长
子王囗尚在怀抱之中，然而这些并未影响他对国事的关切，这一年他曾几次到湘阴
去见壬午中举时结识的章旷，为他筹划兵食，并力请章旷出面调和南北二帅，以防
演变。但是当时局势已不是任何个人可以挽回的了，福建隆武政权很快瓦解了，于
是瞿式耜拥立桂王又在端州（广东肇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朝廷，建号永历。永历
元年（1647）孔有德兵至长沙，何腾蛟退驻衡阳，旋退永州。章旷悲愤绝食死于永
安，楚省成为永历政府与清兵交战的前沿阵地。
这年十一月，王夫之的父亲于兵荒马乱中忧愤成疾病逝。这时堵胤锡正在筹划
收复湖南的事情，王夫之与童年挚友管嗣裘等决定募集义师与官兵协同作战，收复
家乡失地。对于这些亡国亡家的封建士大夫来说，死亡的恐惧已经变得非常淡漠，
他们似乎觉得与那个发发可危的旧王朝一起从历史上消逝反而是一种荣誉，是一种
幸福，它可以使自己生命的意义增加光彩。许多人抱定了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
的信念悲歌而死，史可法在扬州失陷后自赴敌营，就声称今特来就死，唯恐死不明
白耳。王夫之没有留下这等豪迈的遗言，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心境是相同的。经过几
个月的奔波，他们终于招集起一支义军，永历二年（1648）秋在衡阳起义了。这支
义军的领导是一伙缺乏行伍生活经验的书生，战士是一些未经训练的农民，缺乏给
养，孤立无援，失败是从它开始组织的那天起就决定了的，他们苦撑不数月，初冬
时节就被清军打败了。如果说在起义以前王夫之还可以在南岳丛山中苟且偷生，那
么现在的他已是清人通缉的罪犯了。他从败军中逃得性命，不得不偕同管嗣裘南奔
直粤到自身难保的永历皇帝那里暂且避难。不过这次起义也使他小有名声，堵胤锡
在湖南上书永历帝荐他做南明的官员，因为父亲弃世尚未行大样之祭（死后十二个
月），上疏辞掉了。
汉族的士大夫在这种关键时刻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英勇无畏，大约因为以下几个
原因：这部分人大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就是古圣贤那句名言，“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明朝政府哪怕腐败透顶，它毕竟是汉人的政权，清朝政府再好，也是
异邦的朝廷。崇祯皇帝宵衣旰食，以身死国，当此之际在他们心里反而激起了为君
父报仇雪恨的情绪；清兵攻克扬州，纵兵屠杀，使扬州城遭受一场骇人听闻的劫难，
变成人间地狱，十日之内，死难的人数仅焚尸簿上就达80万之众，落井投河，闭门
焚缢者尚不在其数。这场野蛮屠杀使汉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
起反抗；清人的囗发令也使中国士人无法忍受，他们历来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行父母之遗体，不敢不慎，倘若囗去头发，将置父母于何地？据说清人本没有按照
自己的模样去改造汉人面貌的意图，有个山东的穷士鬼迷心窍为清人献上此策邀功
请赏，于是才引起汉族士人的坚决抵抗，王夫之和他的好多朋友举兵抗清，失败后
隐遁山林都与囗发令有很大关系。
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腐败的朱明王朝已经剩下岭南一隅残山剩水，
在这个时候纠合千百名乡勇与数十万大军抗衡也许是不够明智的，但是我们如果把
明朝的士大夫分为三类，以洪承畴、吴三桂为第一类，以马士英、阮大铖为第二类，
以王夫之为第三类举行一次公民道德投票，那么可以相信，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人还
会把选票投向王夫之这种人，屈节投降与知时识务，捐躯匡国与拥君自重之间的界
线还是划然分明的。
三、沉沦南明 遁迹江湖
举义第二年，王夫之在永历流亡政府与家乡衡阳之间奔波大半年，永历四年初
春他被瞿式耜推荐做了行人司行人。
永历小朝廷虽然还是汉族士大夫一点侥幸的希望，其时实在已不象一个政府的
样子了。楚省有三四十万军队，各部都保存实力，相互观望，没有能够统一指挥和
调配军队的统帅；大批官僚麇集岭南弹丸之地，没有居住的地方，家眷僮仆不得不
泊居在船上。他们还没有接受腐败亡国的教训，往日没有机会体验过封爵滋味的藩
将，趁国势之危要挟天子，各地请封的公文经常呈了上来，一班文臣们总要援引故
事计较半天，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驻军贵州，自认为奇货可居，竟然提出请封秦王。
宰辅宦官如王化澄、王坤之流以拥戴之功，窃据要津，收购纳赂，排挤贤良，有实
力的镇将都想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天子行辕在数年内搬迁五六处，广州失陷，
迁往桂林；王坤、马吉翔为了摆脱瞿式耜的羁绊，蛊惑皇帝又迁武冈；楚师演于长
沙，迁于柳象；李成栋在广州“反正”，贿通王化澄，又迁回肇庆；湖南失守，逼
于兵锋，迁往梧州……凡此种种都使王夫之感到非常失望。
永历朝廷当然也有一些嫉恶如仇直言敢谏的人，最出名的有金堡、袁彭年、丁
时魁、金都御史刘湘客、户科给事中蒙正发，时人有“五虎”之称。这年四月，
“五虎”因得罪奸臣，朝廷大兴诏狱，王夫之为了搭救五虎，力伸正义，几陷于不
测之祸。
这次诏狱之祸并非偶然事件激成，它从永历二年（1648）金堡上疏就隐伏了祸
端。金堡字卫公，又宇道隐，浙江仁和人，南京陷落后他跑到浙东追随鲁王，不久
发现鲁王并不是可以指望复兴大明的君主，于是又走闽陛见唐王。永历二年，楚粤
局势略略稳定，应诏来到桂林。永历是明朝政府的最后一个代表，他不能再缄默不
言了，于是上疏痛陈国事，大意是永历政府据一隅而望中兴，非彻底振刷政治不能
奏效，朝廷之大弊在于以匪人持政柄，郝永忠应擒拿正法；陈邦傅无寸功位居上公
应褫夺其爵；马吉翔有扈从之劳，封侯已足，不可参政。疏上、朝廷哗然，彭、丁、
刘、蒙对此大加喝彩，陈、马之流却恨入骨髓。永历三年，孙可望求王封，朱天麟、
王化澄等皆欲以孙可望为靠山，总揽朝政，而金堡却力争勿许其请，所以朱、王等
也成了他的死敌。永历四年东粤不保，朝廷弃肇庆奔逃梧州，陈、马、朱、王指使
谏官吴贞毓等数十人一齐上疏，攻击金堡等把持朝政，谋国无方，以致此败。中国
历代奸臣都善于好祸于人，而昏昧之主往往肯听信奸人，于是“五虎”同日被锦衣
卫缇骑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在王夫之心目中，金堡等人是孤忠济难之士，而今未
死于敌却死于奸人诬陷，岂不是天下奇冤！正义感使他忘却了自身的安危，他直奔
大学士严起恒的官船长跪恳请这位一时人望所归的阁臣疏救金、彭五君。严起恒果
然出面了，他非但没有救得金、堡五人，自己也身陷党祸之中了，给事中雷德复上
章劾严起恒犯了误国误君的二十四条“罪状”，严起恒无奈，只好谢罪求去。王夫
之联络好友管嗣裘及另外一位叫做董云骧的同僚一起上疏为严起恒诉冤，疏三上，
其辞略云；
李泌以可退可进之身，从容以处谗忌之百至，而唐以再造。文天祥以不退不进
之身，摇落于王囗、陈宜中之党，而终宋之世，君臣两受其伤。昨科臣雷德复参辅
臣严起恒一疏，备极污蔑，众心揣摩囗囗囗囗在辅臣之心迹，皇上鉴之，二祖列宗
在天之灵假之，天下臣民共耳目之，岂俟臣赘？且德复之造端本末，授受机关，亦
路人知之，臣又何敢过为吹索？今诚使辅臣以高蹈之鸿迹，矫予雄之鼠吓，举朝内
愧、或尚改辕，又未必非皇上激励风轨之大端……（《请允辅臣乞休疏》，见《姜
斋逸文》）
他们大抵已对永历政权失望了，所以意在恳求恩准严氏引退以全余生。疏上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