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1岁到41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
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
说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又说：“作《改元即
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又说：“
《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
震44岁之时。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
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
学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
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如果说戴震的文
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
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
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舆地之学。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
渠书》111卷。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
去此事。后来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阳县志》，“其书之详
核，自古地志所未有”[注]。
由于屡试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讲浙江金华书院，这一年他已50岁了。他从
37岁参加乡试，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十年之间，他汲汲科举，希望能在科场上
获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运才稍稍有
些转机。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命各省
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第二年，又命儒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钩辑佚书，并开四
库馆，准务修纂《四库全书》。四库馆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戴震当时已名重海
内，连乾隆帝也风闻过他的大名。这时，纪购、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荐，于是特
召戴震入京，充四库馆纂修官。
戴震进入四库馆后，参加了校订群书的工作。当时由于大量书籍已经散佚，而
明代所修《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由此《四库全书》中很大一部分书
籍都需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戴震于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经注》的校勘工作。
他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永乐大典》本《水经注》
较胜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
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注]。该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
把它进献给他后，他龙颜大悦，这位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亲撰御诗褒扬说：
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
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经注》外，还校勘了《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著作。他在四库
馆中所校之书还很多。据段玉裁《年谱》，从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库馆，到乾隆
四十二年戴震去世，这5年时间里，他还校勘了《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周
辟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仪礼释宫》、
《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需中庸讲义》、《大戴礼》、
《方言》等官书，并撰写《提要》。戴展所校官书大体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
水经、小学、方言、礼制诸书。他的校勘态度非常认真，悉心考订，正伪、补脱、
删衍，力求其实，堪称乾嘉学风的榜样。
即使进入了四库馆，戴震仍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目的——考取进
士。乾隆四十年，他已经53岁了，这年秋闭，他去会试，但命运仿佛偏要捉弄这位
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他又一次落第。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开恩，准许他与本年
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两年以后，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终年55岁。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策算》）、古文字学
（《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古语音学（《转请》）、语言学（《声的考入
《声类表孔《方言疏证时、考证（《考工记图人《屈原赋注入《诗补传》）、天算
（《勾股割囗记》）、天文学（《原象》、《迎日推策记》、《续天文略》）、地
理学（《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经学
（《经考》、《尚书义考》）及哲学（《法象论》、《原善》、《绪言》、《孟子
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从他治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不愧为乾、嘉学者
之第一人。
下篇：批判程朱理学 复归儒学原旨
如果仅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头考据的朴学家，这是对他的最大误解。事实上
尽管戴震在经学、小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内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深度，
但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是哲学上的建树，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乾嘉学者的主要方面。
宋明理学发展到末流，往往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程朱主张“性即理”，陆王
高谈“心即理”，两派的后学者不再去“自家体贴”，各诵先师之言，互相驳难，
往往难以论定轨是孰非，逐渐形成了一种“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社会风气，
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叶以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儒学内部的纷争，
必须“取证于经书”，考据之风慢慢形成。经过明清嬗代之巨变，一些学者认识到
空谈足以亡国，因此在考据的基础上，又注意“经世致用”，力图使儒学成为对国
家、对百姓有用的学问。他们在自己的学术主张中，或纠程、朱之偏、或矫陆、王
之失，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希望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面
目。戴震的学术思想就是这一时代思潮下的产物。
1．故训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判为两途，后世儒者专重于“尊德性”，不
重视“闻见之知”，舍训诂、名物而空谈义理。宋代学者黄震曾说，本朝经学“摆
落训诂，直寻义理”。明代心学独盛，好讲现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
直透“本体”，只要静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针对明代学
风之流弊，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注]，
戴震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加以发展，提出“由故训以明义理”、“执
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把“义理”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考据基础上。
戴震认为，孔孟之道就在《六经》之中。他在《沈学士文集序》中说：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
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英之能通。
“圣人之道”在圣人之世虽为人所“共闻习知”，但传之既久，千百年以后，
其“名义制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认为“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
终乎闻道”。他解释说：
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辨言，则合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离词、辨言是“闻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别推崇“六经尊眼、郑”的
惠栋。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经》微言，后人
以歧趋而失之”。他批评有人区分汉来，将故训与义理截然判为两途的议论，指出：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于义。此试震之大
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
云乎哉！
他反对舍经学而空谈义理，主张贤人、圣人之理义须“求之古经”。但“求之
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还必须“求之故训”。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么，贤人、圣人之理义在哪里？戴震认为“存乎典章制度者也”。这些“典
章制度”不是空虚无物的，而是贤人圣人的大制作，它可以施之于今，经世致用。
他批评那些将故训、典章制度和理义截然分开的人说：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平典章制度，
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戴震感叹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
妄谓通其心志，而日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注]数百年以来，学风日坏，特别
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往往流于“凿空”，各家所说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
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之中，但遗文垂绝，今古县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训
诂、名物就显得特别重要。戴震反复申明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基本的学术主张。如
在《古经解钧沉序》一文中，他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诘之以求理义于古
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得之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
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
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
“圣贤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从
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强调“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学问，而不是束
书不观的空谈。他希望通过文字训诂的功夫，以上窥儒家贤人圣人的“心志”，以
恢复儒学的原旨，这是对宋明儒学的矫正。
2．义理·考据·词章
宋儒程颐曾将学术门类划分为三。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
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注]所谓文章、训诂、儒者之学，拿清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词章、考据和义理之
学。程颐把文章、训诂之学与释道异端相提并论。他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
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注]
程颐的观点大体为后世理学家所沿袭。如王阳明就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
学大加鄙薄。
戴震在论学中多处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及三者间的关系。乾隆乙亥（1755）
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
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来，理义（义理）、制数（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但三
者之间有高下之分，义理、考据之学高于文章之学。
至于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戴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他把
义理与考据加以分别，认为汉儒、来儒互有得失：“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
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注]中年则尊考据而轻义理，认为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注]。到了晚年，他的学术思想
已经成熟，他承认过去的言论有些偏激，重新确立了义理的地位：“义理即考核、
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注]他承认义理最为重要，考据、
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而已。他的真正学术兴趣是在义理方面。
但是，戴震所说的义理与宋儒的义理是不同的。他批评“宋以来儒者，以己之
见，硬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见”，[注]这种凭空臆说的所谓“义
理”与圣人之大道相去甚远。他主张在考据的基础上重新发展儒家的义理之学。在
《与某书》中说：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问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
附会；吾人附会凿空益多，宋儒则恃胸臆为此，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
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解，则所言之意
必差，而道从此失。
儒家的原始精神，被宋儒弄得晦而不彰。即使汉儒训诂，也不一定合乎儒学原
义。因此，必须平心体会经文，以客观的态度去阐发义理。
3.义理三书
戴震不仅主张由训诂名物以明义理，他还主张“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戴震生
活的时代，正值考据学方兴未艾，“时人方贵博雅考订”，以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
认为“空谈义理，可以无作”。但戴震的学术目标并不限于仅仅考订字义、辨证名
物，他有更高的追求，即重建儒学义理，打倒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一切虚妄不实之说。
他提出“执义理而后能考据”的主张，着手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戴门弟子段玉
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阐发说：
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
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
一句之间，惑矣！
段玉裁对师训深有所契，故能明了戴学之要领。戴震本人也以“轿夫”与“坐
轿人”来说明训诂名物与义理之间的关系：
训诂、声韵、天象、舆地四者，如房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
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注]
戴震自视甚高，故看不起那些只知考据的所谓“当世通人”。他认为如果“故
训非以明义理，则故训胡为？”[注]对戴学颇有异议的章学诚深明此旨。他说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沽，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
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君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
《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之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
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注]
戴震学术的真正价值正在于他的“义理之学”。他与那些钻研训佑仅仅是为了
明经义的“博雅君子”不同，在训诂、经义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
并用这种新哲学体系来研究经学、训诂，这是他高于时人的地方。
戴震的“义理之学”集中体现在他的“义理三书”之中。这三种书就是《原善》、
《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在这《义理三书》中，戴震对儒家哲学体系作了新
的解释，而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发挥大异其趣。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对儒家哲学范畴
的重新闻发，使这些范畴恢复它们的原始面目，从而抽去理学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
“义理三书”系统反映了戴震的天道观、人性论和认识论。
天道观一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
是故谓之道。”又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这里，他把理学家弄得神秘莫
测的“道”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就说得清清楚楚，道并非程朱所说的“形而上”的
东西，而是物质性的实体，即阴阳五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息”
的物质运动过程。可见，在天道观上，戴震是明确的唯物论者。循此思路，戴震重
新闻发了“理”这个重要范畴。他认为，“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所谓
“天理”，即是“言乎自然之分理”，也就是自然规律。“理”又是人类的道德规
律：“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理者，存乎欲者也。”[注]
理学家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即是理。
人性论。戴震不笼统地说性善、性恶。他区分出“欲”与“觉”：
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
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
自然欲望与道德理性都是人性中的两个方面。因此他又说：
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蔽则智。仁且智，非有所加于事、能也，性之德也
[注]
戴震在承认人性中包含着自然欲望与道德理性两方面的前提下，推论出仁、智
等道德规范并非外铄，而出于人性的自觉，因此，道德规范应该照顾到人性的两个
方面，不能只强调“天理”而否认“人欲”。这是对理学家所谓“天理增得一分，
人欲减少一分”的反动
认识论。戴震认为，人类具有认识外在事物和道德自觉的能力。他说：“思者，
心之能也。”又说：“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
能辨夫理义。”[注]这就是说，作为自然规律的理和作为道德规律的理，和味与声
色一样，都是客观的，可以被人类所认识。那么，如何去认识理呢？戴震说：
心之神明，于事物成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
其照不谬也[注]。
又说：
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疑谬之谓失理[注]。
虽然人有贤愚之不同，认识能力有高有低，但要认识事物，必须去对事物进行
一番“察”的功夫。这里，“察”可以释为观察、调查、研究。可见，戴震的认识
论不同于理学家。程朱理学家表面上也说“即物穷理”、“格物致知”，实际上是
即心穷理，并不重视外在实践。
4.对理学的批判
戴震是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在“义理三书”中，
他对儒家哲学范畴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清除程朱理学家的谬说。除了在天道观、人
性论和认识论诸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辨外，还从社会哲学方面对理学进行了批判。
程朱理学的产生，原本是为了维护孔孟儒学的权威，以与释、道二教相抗衡。
但理学思想中，援释入儒、援道入儒的地方随处可见。戴震指出理学家表面上力破
老释，实际上杂袭其言，因此，他们的论点很难说是符合孔孟儒学的原旨。他说：
盖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
“真空”者，而余无所易。其学非出于荀子，而偶与荀子合。故被以为恶者，此亦
咎之；彼以为出于圣人者，此以为出于天。出于天与出于圣人，岂有异乎！……
《六经》孔孟而下，有荀子及老庄释氏矣，然《六经》孔孟之道犹在也。自宋儒杂
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
[注]！
这样，程朱理学虽然号称接续了儒家道统，所谓“天不生程朱，仲尼如长夜”，
实际上所代表的并不是纯粹的孔孟之道。在《孟子字义疏证》序言中，戴震批评说：
目之为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入人心深，祸斯民也
大，而终莫之寤，辨恶可已哉！
程朱理学统治思想界达数百年，后世人们不知其与异教相差无几，反而把它作
为金科玉律，信奉不疑，惑乱人心，危害斯民。因此，他要站出来与之辩论。在
《疏证》的结尾说：
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
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复知
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矣！
戴震深知要彻底清除程朱理学的影响，是相当艰难的。他是抱着一种殉道精神
去恢复原始儒学的面目的。
戴震还从理欲之辨的角度，批判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他说：“圣人治天下，
体民之情，进民之欲，而王道备。”最好的政治是让人们的需求得到必要的满足。
但理学家片面强调理、欲的对立，用名教压制人欲，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造成了古今许多人间悲剧。一个“理”字之下，不知有多少冤魂在呻吟。他深刻地
指出：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
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道。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
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
怜之！呜乎！杂乎释老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注]。
理即纲常名教。在理学统治下，它成了尊者、长者、贵者用来压迫卑者、幼者、
贱者的工具。本来，先秦儒家虽然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但设计的是一种君仁
臣忠、父慈子孝、上下和乐的理想社会，不提倡单方面的道德义务。君不仁，臣可
以不忠；父不慈，子可以不孝。程朱理学在维护“名教”的幌子下，片面强调单方
面的义务，干出了“以理杀人”的勾当，这是违背原始儒学精神的。戴震对程朱理
学进行了最痛切的批判，并通过自己的学术建树，建立了一套反对理学、向原始儒
学回归的人道哲学。
这就是戴震思想体系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杨世文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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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畸人 廖平
（1852—1932）
推倒一时，开拓万古；
光被四表，周流六虚！
这是近代经学家廖平自署楹联。“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好大的口气！他确
实以大无畏的气概，将古往今来经学史上一切界限和篱樊推得干干净净，开辟了一
个没有门户之争、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他甚至扫除了学术史上儒家与百家，甚至
与释道的区别，欲建立一个熔三教于一炉、合诸子为一体无所不包的大学问——孔
经哲学。这样大的勇气，这样大的构想，真是千古一人，旷世宏论！但是，他一生
的努力又常常事与愿违，虽层变其说也不能自适，不得不一次、二次……以至于六
次改变自己的学说；他一生尊孔读经的呼号，又恰恰成了儒家经学最终退出历史舞
台的哀鸣。他——廖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经学畸人。
一、寂寞农家子 苦读事笔耕
廖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初号四益，继号五译，晚号六译。清咸丰
二年（1852）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卒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中国古
典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
廖平祖籍湖北孝感，明洪武二年（1376）随着“湖广填四川”的人流迁入四川，
几经转折才定居于井研县盐井湾。这里，既无平原沃野之饶，又无川泽舟揖之利，
举目一片荒凉，满野蓬壁茅舍。文化落后，教育缺乏，自明历清，了无闻人。廖氏
家族迁入这里，也是“四百年间无显者”（《廖平年谱》，下引，不复出注。）所
幸人丁兴旺，家族颇繁。廖氏祖先，世世代代以农耕、商贩为业。直到清朝末年，
才出了个读书人廖平，一举成为名儒，光宗耀祖，还给盐井湾这个俗里俗气的小乡
镇带来了“研经”湾的雅号。
廖平的父亲名复槐，号继诚，为人正直，识字不多，却深明大义，常常排难解
纷、周人急难，很得乡亲信任。早年为人放牛佣耕，后来年挣月积，在镇上开了自
己的一家磨房，继又增开了一家糕饼店，操持着“一担谷子三斤米，一张薄饼一铜
钱”的小本经营。夫人雷氏，是个小脚，但为人娴静，精于女红，纺纱绩麻，无所
不通。除了负责一家大小的穿戴，还出售些剩余产品以住家需。这对勤劳的夫妇男
耕女织，早出晚归，艰难地哺养着6个儿女，廖平就是他们的第四子。日子虽然清苦，
家庭倒也合睦。不料在廖平五六岁时，连续两年天旱，收成锐减，廖家磨坊和烧饼
铺也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关门大吉。灾荒四起，饿殍遍野，咸丰九年（1859）九月
李蓝起义自滇入川，盐工饥民，踊跃加入，川南川西，尽为厮杀之场。井研县城，
被围得铁桶一般，70余日，不得解围。官宦之家，或固守城池，或据守山寨；贫苦
人家，只得四出逃散。廖平父亲一肩挑了家当，带领一家外出逃难；母亲背负老五，
怀抱廖平，一路惊惊惶惶，躲躲藏藏，最后来到仁寿县大愿寨，砍树割茅，造棚栖
身。不料大年三十，廖平因出于对富豪之家张灯结彩的羡慕，自作灯笼，不慎失火，
一爿茅屋化为乌有。生活异常窘迫。
次年五月，清廷调湘军入川，起义军退出井研，兵火暂歇，廖平一家也才重返
故里，但人是物非，磨坊与饼店早已荡然无存。廖平一家从瓦砾场中拾来残砖短椽，
垒屋栖身。复东借西贷，得30吊钱。免强重理旧业。廖平父亲吃苦耐劳，母亲又善
于持家，三个哥哥也都长成精壮小伙，在廖父的督领之下，这个流离失所的家庭，
居然又红红火火地开张起来。廖平因年幼帮不上忙，被送往师塾念书。这也许完全
出于父亲需要一个能写会算的帐房先生的愿望，谁知却成了廖平成为一代经学大师
的开端。
廖平祖上既非书香，为人也不明敏。他天资平平，记忆殊差，每天背课之时，
他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在科举填括的时代里，记诵是最基本功夫，
也是许多读书人用以炫耀自己本事的看家本领，可是，这个全家勒紧了裤腰带送来
念书的小学生却在这方面天生拙笨，真令廖父大为失望，于是令其退学。看见别的
孩子高高兴兴上学，廖平自然不会甘心。一天，他拿了钓竿，跪在家先神位面前，
虔诚地发愿说：“如我将来读书有成，祖宗当保佑我约得两尾鲤鱼。”出门垂钓溪
涧，果然钓得两尾红朴朴的大鲤鱼，若有神助一般。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里人
也兴奋异常。廖父望着还扑腾扑腾弹动的红鲤鱼，认为祖宗真的显灵，孺子可教，
于是烹鱼祭祖。第二日清早起床，牵了廖平再投塾师，请免其记诵。从此廖平读书
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
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成为富有特
色的经学家，原因也在于此。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
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
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
识其意。”（《经学初程》）这个钓鱼得鱼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从弃学中拯救出
来，同时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学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转机，因此他后来为学有
成后，还深情地题其室日“双鲤堂”，以志纪念。
转瞬之间，廖平已长成十四五岁的少年。这时，廖家娶了两个媳妇，添丁加口，
廖平又在镇上开了家茶馆。为了平均劳作，廖平再次停学，手持茶壶在茶馆里跑堂。
一天，廖平掺茶时不小心将水溅到了一位客官身上，客人勃然大怒，任凭这位斯斯
文文的小茶倌怎样认错、陪不是，客人硬是不饶不依，羞辱谩骂，纠缠不休。惭愧、
羞辱、失望使他不由得想起“耕也，馁在其中也；学也，禄在其中也”的夫子之教，
记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意识到一个平民子弟，要改变命运，出
人头地，必须发愤读书、一举成名。于是在招牌上大书“我要读书”四字，愤然离
去。家人得知，四出寻找，结果在一座破庙中找到了他，人们发现他兀自一人在那
里捧书苦读。诸兄大为感动，一起劝廖父让他重修学业。此后诸兄自动延长劳动时
间，以代替廖平。母亲则在每餐应煮的米中，留出一勺，积少成多，以供“束修”。
亲人们无私的奉献，令廖平感动不已，为学更加勤奋。为了避免人事的烦扰，他把
被盖搬入庙中，象个苦行僧一样，孤馆清灯，四季不倦。为防惰心，他常将自己死
死地捆在桌椅上，日夜不下课桌。一次，庙僧馈赠玉米饼，外搭一碟红糖，廖平目
不离书，且蘸且食。吃完后，和尚出来收拾盘碟，见他满嘴墨污，一盘红糖却丝毫
未动，而墨盘却被他醮食得干于净净了。16岁时，娶妻李氏，逢年过节，小夫妻回
娘家，夫人小脚走得慢，廖平就跑到前面，拉开一段距离后，取出书籍阅读，等夫
人赶到，再如法炮制。其意其专，一至于此！
盐井弯乡穷地僻，缺乏书籍，借读不易。廖平常作有心人，注意搜罗放佚，克
服缺书少纸的困难。他在庙中读书时，常有一些老人来庙里焚化字纸，以“积阴德”。
廖平常上前帮忙，若发现有可读之书、可用之纸，他就拣出留下。就这样时时处处，
点点滴滴，日积月累，使他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旁的内容。后来在关键
时刻，这种旁门学问还帮了他的大忙。
二、执礼尊经两师长 列名蜀中五少年
同治十二年（1873）的成都，春光明媚，百花初放。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
廖平同一队队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梦的莘莘学子，担着行囊赶
考来了。这是他第二次赴省城参加院试，考秀才来了。以廖平的学识而论，早该中
秀才了。然而考试场中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应考准备是否对路、精神状态和临场发
挥的好坏以及考官的赏识与否，都对金榜题名有着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项运转失灵，
都会使考试功败垂成。因而历史上有许多饱学之士常常是科举场屋的失败者。加之
科举考试自明朝定为八股文取士以来，形式僵化，死记硬背，又是廖平十分讨厌的。
因此，两年前的初次考试，已使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于今忆起还惴惴不安。不过，
今年的情形有所不同，主考官换了务实学的张之洞。张氏其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
响的洋务派首领，不过那是后话，他此时正以新任学政的身份莅临四川主考。廖平
知道主考大人出生名们，有位道台父亲、状元哥哥，自己也是一甲探花及第。廖平
还知道他为学主通经，“通经根抵在通小学”。忆及往年在废纸败簏中拣来的那本
破旧的《说文解字》，廖平不禁当下心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临场答卷，廖平
不仅将近年来精读的宋人的议论，洋洋洒洒，尽情发挥，而且把压在记忆深处的
《说文》释义，也搜肠刮肚地搬进文中。于是乎，在讲求义理、议论英发的宋学风
范下，又蕴藏着明乎训诂、学有根低的汉学家法。得意写来，小心交上。不料疏忽
处犯了八股大忌，将破题两句写成三句，被判卷官毫不留情地黜落废纸篓中。也是
他廖平时来运转，主考大人检阅落卷，刚好抓到他廖平的卷子。见其出语不凡，又
兼颇知小学，大合自己“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的心意，一时高兴，将廖平拔
居第一，廖平于是抖抖衣襟从废纸篓中趴出来，成了榜首秀才。张之洞这一个“高
兴”竟成了识骥伯乐，成为廖平终身感戴的恩师。
光绪二年（1876），廖平以秀才身分参加科试，廖平又杂以文字学知识，大蒙
张之洞矜赏，被选调尊经书院学习，享受公费待遇。尊经书院，是今四川大学的前
身，由张之洞组建于光绪元年。这是一所对近代四川文化教育事业起过重要作用的
高等学府，论者常把它与文翁石室相提并论。四川自西汉文翁创办石室以兴郡学以
来，人文蔚然，素有人杰地灵之誉。两汉辞赋，唐宋文章，天文历法，大易玄机，
蜀学常常卓出震响，饮誉士林、但是降及明清，八股取士，流毒巴蜀，学人除时文
制艺之外，不知有百家子史。四川偏处西南一隅，消息闭塞，风气不开，于是士风
日下，蜀学一蹶不振。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办尊经书院，虽难免封建官僚标榜风雅
的私心，但从客观效果看，也确实起到了作新人材。改变风气，重振蜀学的作用。
张之洞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述其办学宗旨曰：“诚欲诸生绍先哲，起蜀学也……
辗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张之洞为书院订章程，立
制度，购图书，延名师，严严整整，蔚为壮观。还从各府县学抽调高材生百人，肄
业其中，书院顿时成为全蜀瞩目的高等学府。廖平就是这个学府中第一批高材生。
事隔60年后，龚西台说：“清朝二百余年，大江南北，学者如林，四川独无一人列
入著作之林，可谓大耻。自尊经设立，人材辈出，廖先生龙出乎其类！”实为至理
明言。
在尊经书院里，廖平再无衣食之忧、缺书之苦。那里环境幽静，藏书丰富，对
于廖平，真是如鱼得水。他生活简朴，身穿母亲织的土布，足登夫人做的衣鞋；吃
饭也舍不得买菜，将公俸膏火省下帖补家用。在学业上却从不落人之后，兢兢业业，
如饥似渴。凡书院所藏，他都精读三遍；在市上遇上好书，必节衣缩食购置；若遇
他人私藏善本，也尽量好语借回，口诵心记，有时还抄录留存。勤学和善思这一对
“风火轮”，载着廖平迅速地向“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殿堂挺进。
入尊经书院前，廖平独爱宋玉子[注]书和唐宋八大家文[注]，
学的主要是些义
理文章。进书院后，张之洞以纪阮两文达[注]之学相号召，并亲撰《书目答问》、
《囗轩语》指导诸生，要诸生从目录学入门，以文字学为根基，由小学通经学，由
博而返约。这使从前尽记些“起承转合”、“之乎也者”的土子们，顿觉耳目一新，
“于是颖异之士，如饥渴之得美食，数月文风丕变，遂沛然若决江河……人人有斐
然著述之思！”廖平就是这些“颖异之士”中的佼佼者。在进入尊经书院的头几年
里，廖平系统攻读了《说文解字》、《尔雅》等训诂之书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觉得
字字有意，远胜唐宋文章。于是将心得写成《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