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既诸解》、《上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等考据文章，载人《蜀秀集》
中。遂成为张之洞钟爱的五大弟子之一，与张祥龄、杨锐、毛瀚丰、彭毓嵩同号
“蜀中五少年”。
不过，廖平并没有沿着恩师指定的乾嘉考据之学的道路走下去。他生就一个思
维型脑袋，为学善思，注重独立思考，由思进而养成好疑的勇气。通过进一步学习，
他逐渐发现考据之学有注重名物、破碎大道的缺点，考得枝叶而丢失了义理。认为：
“经学自小学始，不当以小学止。”（《经学初程》）在打下小学基础后，他不甘
停留于小学考据。于是取诸子百家之书读之，又觉义理繁富，别有洞天。廖平为学
又从小学上升到明理通经的义理之学。后来他回忆其事说：
予幼笃好宋玉子书及八家文。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学，用功甚勤，博览
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泛，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
至此一变矣。庚辰（1880）以后，厌弃破碎，专事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
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
明至此又一变矣！（《经学初程》）
尊经书院时期，对廖平学业影响最大的另一位恩师是王闿运。闿运是当世名士，
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善于词章，品学皆优。张之洞创办书院，刚具规模，便于光
绪二年（1876）十月离任回京。书院之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出人材的工作，则是
由王闿运完成的。王于光绪五年（1879）来任山长（院长），当时书院已缺主讲两
年，王的到来，对于书院诸生，无异于久旱禾苗忽得甘霖，“诸生喜于得师，勇于
改辙，宵兴旦辍，蒸蒸日上。”廖平自不甘落后，他与“五少年”之一的张祥龄常
常向王闿运执经问艺，每至夜深。初时，闿远见廖平粗衣布鞋，土里土气，不善言
辞，对他不甚重视。后见他为学勤奋，见解深刻，于是刮目相看，成为至交。春秋
佳时，师徒数人常郊游览胜，风流倜傥；若或学业有成，更是师徒同乐。这些都常
见于王阁运那脸炙人口的《湘绮楼日记》之中。光绪五年六月，廖平与同学八人从
闿运出游，《日记》中曰：“从曾园登舟，溯回溪月，遂至三更。竹蕉滴露，坐听
鸡鸣。”同年九月，廖平等报考举人，《日记》说：“今夜放榜，与季平坐谈至三
更，季平醉去，余就寝。半觉闻炮声，起披衣，未一刻，报者至矣。院中中正榜二
十一人，副榜二人，皆余所决可望者。…顷之，季平等入谢，已鸡鸣矣。谈久，乃
还寝。”几天后，王率新科举子出南门，访百花潭，公宴于二仙庵。诸生题名志喜，
王题诗其后：“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月。良朋多欣遇，嘉地春云林。”文章风流，
极一时之盛。
王闿运前前后后在尊经书院执教7年，廖平也寸步不离受学7年。7年中，王对廖
平厚爱独多，廖平在学业上也受王影响至深。王闿运为学主今文师说，廖平也从今
学入手，并终身保持以今文学为主要归墟；王当时主治《春秋》学，认为“《春秋》
拟《易》而作，圣人之极功，终身研之而不能尽”（《王香绮年谱》），廖平也从
《春秋》着手，一生以《春秋》学著作最多；王以礼制考三代制度，廖平也以礼制
区别今古同异，后来刘师培称赞廖平“明于《春秋》，善说礼制”的两大特点，几
乎都来源于王闿运的影响，当然廖平并不亦步亦趋，恪守师法，唯老师马首是瞻。
当时王主治《春秋公羊》学，撰《公羊春秋笺》；廖平则专攻《春秋谷梁传》，属
稿《谷梁春秋古义疏》。他思维明敏，时有新论，从不蹈袭旧说，无论出自前贤古
人，或是近人恩师，只要有未契于心者，他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不仅让严谨的
古文经信奉者张之洞大为恼火，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戒；就是为学比较
灵活圆通的王闿运也不无担忧。王闿运在离川与友人书中说：“此来居然开其风气，
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廖（平）刘（子雄）明慧，深浅不同。而兼并轻躁，
因时箴之、以进大道，则之道隆矣。”甚至有人说廖平“每变愈上，不能自止，盖
其意在胜湘潭。”廖平本人对这种诸难的回答是：“其意只在求实，非求胜人，但
不能调青不能胜蓝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仁者不让于师，廖平可谓兼有
之矣！
三、推倒一时 开拓万古
光绪十二年（1886），王闿运携眷离蓉，结束了他总领巴蜀风骚的生涯。廖平
也学成高院，主讲于井研来凤书院。这年廖平《今古学考》出版，开始其经学一变。
在书中，廖平以礼制区分经今古文学，认为古文学是孔子早年“从周”之学，今文
学是孔子晚年“改制”之学。其善别今古，被誉为“魏晋以来，未之有也”。书出
之后，大江南北，老师宿儒，同声称赞。他经学功底深厚，门径明晰，一代经学大
师的形象已呼之欲出。这年，廖平还拟定《十八经注疏凡例》，欲建立一个有别于
传统《十三经注疏》的“蜀学”体系。此前，廖平已撰《谷梁古义疏》11卷，以
《王制》为纲领，专门发明汉人古义，使千载坠绪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一部足以取
代晋人范宁《谷梁集解》的新疏。清儒于十二经皆著新疏，唯《谷梁》缺而无书，
廖平此书正可填补空白。廖平对此书也颇为自负，相传张之洞为山西巡抚，廖平曾
去探望，席间论及学问，自矜曰：“倘使《谷梁》书成，不羡山西巡抚！”为张所
壮。少年得志，遂发宏愿，除了要遍注十三经外，还欲将《大戴礼记》、《国语》
升格，将《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合成十八经，统统新注新疏。可惜
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现。
他生性沉静善思，好立新说。当人们还津津乐道其旧说时，他已改辙更说，放
弃甚至反驳了自己的旧说。廖平在光绪十二年刚刚完成一变，次年就开始了他的经
学二变，从平分今古转而为尊今抑古，认为古文经是刘歆等人篡乱的伪学，只有今
文经学才是孔子真传。仅隔三年，他已分别写成了《知圣篇》、《辟刘篇》两部书
稿。光绪十五年春，廖平在北京考中进士。当授知县，以亲在蜀，请为龙安府学教
授。在回家途中，他东访王闿运于天津，南见张之洞于广州。途经苏州时，顺道造
访曲园，拜见俞樾，俞樾热情称赞《今古学考》为“不刊（不朽）之书”。谁知廖
平并不热心商谈今古之分，却用尊今抑古之说执问俞樾，面对这位大肆贬斥古学的
后生，使他这个以许郑之学[注]自任的古学大师瞠目结舌，不知置对。八月，廖平
南达广州，驻在广雅书院，张之洞又向他重申“风疾马良”之诫，可见老师对他的
新说肯定不会高兴。不过，廖平此行自有其扭转乾坤的历史功绩，那就是他的尊今
抑古说对康有为产生了很大影响。
康有为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首领。可是此时此际，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主讲于
广州长兴学舍。他博闻多能，才思敏捷，平生以制度说经，早先本崇奉古文经，酷
爱《周礼》，当时正取材《周礼》作《政学通考》，想步王莽、王安石后尘，从
《周礼》中找出救国救民的良方。可惜《周礼》这部先秦旧典，尽是设官分职的宏
规大矩，却没有一星半点微言大义，于是穿凿殊难，附会不易。因此他的《政学通
考》，虽属稿有时却迄未完成。光绪十四五年间，他从沈子丰处得读廖平《今古学
者》，十分佩服，“引为知己”。听说廖平市游羊城，遂要约黄季度一同来广雅书
院访问这位神交已久的知己。
八月的羊城，分外炎热，绸鸣蝉噪，令人心闷。然而这三个年轻人却并不觉得，
他们手摇折扇，口谈至道，一遍又一遍漫步在广雅书院的林荫小道上，人人都有相
见恨晚之感。末了，廖平折回住处，取来《知圣篇》、《辟刘篇》两书稿本相赠。
这两本书立论实在太出人意料，以致廖平本人在蜀中也不敢示人。在苏州时，他曾
以其中个别问题问于俞樾，见这位博学的古学大师也不能置对，于是始自坚新说。
及至广州，见康有为是个知己，才将全稿出示于他。不料康有为也不能接受，“驰
书相戒，近万余言”！斥责廖平“好名骛外，轻变前说”，禁告他“急当焚毁，否
则入籍”！廖平谷以面议后“再决行止”。廖平回访康有力于广州安徽城南会馆，
反复晓以“秦焚书未亡六经”，证明今经为全，后出古经为伪，结果“两心相协，
谈论移晷”（《经话甲编》卷2）。康有为见抑古之说便于推倒陈规陋习，扫清改革
道路；尊今说又能提供更多“改制”的理论，于是翻然顿悟，“乃尽弃其旧说”，
改崇今文，弃《周礼》而治《公羊》，于是成为近代《公羊》学大师。熟知这一公
案的康氏弟子梁启超说：“有为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并研（廖平），
不可诬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其证明。
廖平离开羊城至武汉，再转江轮四川。康有为则将半部《政学通考》的残稿锁
进抽屉，在《辟刘篇》的指引下，督课陈千秋、梁启超众位弟子，日夜网罗材料，
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以及大胆假设、穿凿附会的技巧，在廖平还盘桓于
入川途中之时，一部循《辟刘》旨意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已倚马成书，洋洋洒洒
40万字，“粗豪狂姿，天下震动”！又三年，他另一部循《知圣篇》旨意写成的
《孔子改制考》也著成问世。数年弹指过，而廖平的两本书却仍是草稿一卷。直到
光绪二十三年（1897）《辟刘篇》才改订后以《古学考》之名正式出版；至于《知
圣篇》，则因“借读者众”，连手本都佚失了，后来还是根据广雅书院传出本的转
抄本，订正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刊出。对此，知情者径谓康有为“剽窃”（章
太炎），“康学出于廖”（皮锡瑞）；不知情者单从他们著作出版的先后考察，反
认为康有为是独创（钱玄同、张西堂）。因而成为学术史一大公案。
“二变”既成，廖平将拾级而上，更寻新的进境了。当时，“两考”风靡一时，
尊今抑古之说，遍及大江南北。维新人士更以“两考”为理论依据，冲决历朝陋习，
力倡变法维新，除了俞樾、章太炎、皮锡瑞、顾颉刚、钱穆等数人知道廖康公案的
实情外，廖平的发明权却少有人知。况且，廖平书仅以读书心得的形式著为经话，
却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实证，可是，康有为却以天纵之才，借门徒之力，纠
合各类材料，运用各种手段，洋洋洒洒，滔滔雄辩，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
亡之势。廖平读了也敬从心起，屡称其“巍然大国，逼压弹丸”。相形见绌，容不
得廖平不考虑“别构营图”，另起炉灶了。于是廖平又进入了学术三变时期。
“三变”讲小大之学，小指小统，大指大统。《王制》大地封疆五千里，于制
为小；《周礼》土圭三万里，于制为大。“二变”尊今抑古时，凡《周礼》与《王
制》制度不同处，廖平皆指为刘歆伪纂，作《周礼删刘》。后读《大戴礼记》、
《管子》诸书，《周礼》制度皆能符证。概斥《周礼》大制度为伪，于心不安。他
认为：“《王制》、《周礼》，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国二千年学术政治，实受
其害；合之两伤，甚于洪水猛兽。”（《四变记》）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前
人企图将两者牵合起来，常常此牵彼掣，进退失据。戊戌（1898）年廖平主讲于资
中艺风书院，一日读《诗·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认为
“球”即地球，“共”即“贡”。又联想到《尚书·顾命》“天球河图”之说，纬
书解“河图”为九州地图，于是悟“天球”为天图，“小球大球”为地图，先“小”
后“大”，即由内推外之意（《五变记》）。于是认为经学中原有大、小两种制度，
小制度即小统，是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主治中国；大制度即大统，是以
《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主治世界。遂将大统学说写成《地球新义》。
“小大之学”不讲古文真伪的问题，甚至还把古学抬到高于今学的地位，这难
免有阿附古文经学之嫌，因而梁启超说他是“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清
代学术概论》）的结果。“小大之学”又以戊戌年为起点，又有逃避戊戌政变危机
之嫌，于是梁启超又说“戊戌惧祸支离之也”，并说“其人故不足道”。后之人多
习焉不察，即如范文澜、新《辞海》之论，都无不受其蛊惑。其实这些说法是大成
问题的。
诚然，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洞曾让宋育仁捎话给廖平：“风疾马良，
去道愈远。解铃系铃，惟在自悟。”并责令他改订经学条例，不许再讲今古学及
《王制》，不许再攻驳《周礼》，廖平“为之忘寝餐者累月”！张之洞捎话有之，
就象以前曾多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告戒廖平一样；廖平不安者亦有之，但
他并未因此改变观点。这从以下两个事实即可证明：一是他在给宋育仁的信中，表
达了对恩师张之洞的强烈不满：“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并解经而全新
之，其事甚劳，用心尤苦，审诸情理，宜可哀矜。若门户有异，则学问之道，何能
围以一途？至人宏通，万不以此！反复推求，终不解开罪之所由。”当年尊经书院
时期，曾让廖平心悦诚眼的张之洞给他规划的朴学之路，廖平尚且不屑遵循，现在
以这样抵触的情绪，要他完成改辄易张、别创新论这一艰巨工程，简直是不可想象
的。虽然他在给张之洞书中陈辞委婉，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改变什么，即以对康有
为“两考”有始作俑之嫌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二稿论，廖平不仅没有改变基
本观点，反而多处援引康说来证成己见。那么，张之洞捎话对他廖平学术的影响力
亦可知矣。
至于“戊戌惧祸”之说又怎样呢？如前所述，廖平将新悟出的“大统”之说写
成《地球新义》，其书属稿远在政变之前。据《廖平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1898）廖平在资州知州凤全宴上，得闻北京政变的电讯，知其同学杨税、
刘光第被害，悲不自胜，俯首伏案。随即有门人从重庆捎信说朝廷株连甚广，外间
盛传康学出于廖，要他焚毁所著有关各书。于是门弟子一齐举火，将新书《地球新
义》也一道烧掉了。可见，大统之学成于政变之前，当时维新派正步步高升，节节
得意，根本无祸可惧！况且廖平力主素王改制之议，平生同情变法，一生行迹言论，
未曾改变。由此可见，所谓“贿逼”、“惧祸”之说，皆诬枉不实之词[注]！
“三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廖平自己为学日益更新和精进不已。早在张之洞捎
话前十年（即光绪十二年）作《经学初程》已声称：“惟心知其意，则百变不穷”。
甚至说：“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至二十年不变，便是弃材！”他光绪九年
（1883）完成“一变”，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二变”，至戊戌之年（1898）
已历时十有一年，已到了“十年一大变”的期限了。况又有康有为“两考”的“逼
压”。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形势，都逗得廖平必须做新的学问，进行新的探索
了。
廖平的经学思想，不仅在张之洞在世时历经一变、二变、三变，而且在张之洞
作古之后，还发生了四变、五变、六变。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民国六年（1917）
是廖平经学四变时期。这时廖平避开经学史上聚讼已久的今古文问题，专门分辨天
学和人学。认为孔学之中，不仅有治中国和治世界的小大之学（即。人学”），而
且有治天仙鬼神和未来世界的“天学”。从此后，廖平治学，不分家法，不讲今古，
甚至打破经学、子学与乎宗教神学的界限，欲建立无所不包、治人又治鬼的“孔经
哲学”体系。于是乎，以前被儒学斥责的“诡怪不经之书”，道家释氏之典，无一
不是孔学中天学的解人。孔子成了全球一圣，古今一人。
民国七年（1918）是廖平经学开始五变时期。这时他为了尊大孔子的绝对权威，
认为不仅六经都是孔子所翻所作，连文字也是孔子所造，古书所称“孔氏古文”者
是也（《文学源流考》）。
民国八年（1919），廖平65岁，在成都作四川国立专门学校校长。此时的他，
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弟子成群，儿孙满堂，过着一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的典型儒者生涯。不幸，一场突然降临的病魔——中风，打破了廖平恬静
的生活。从此，他“言语蹇涩，右手右足均拘挛，行动眠食非人不举矣”。为他的
日常生活和学术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幸好脑子尚灵、思维朗切，他仍然咬紧牙
关用左手一笔一划地从头练习写字；口齿不清，他就让长孙廖宗泽板书和翻译……
至今尚留下许多由廖平口授的著述，有的书上还留有他手书的遗迹，那苍凉劲拙的
斑斑墨迹。于今读来，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民国十一年，廖平辞去校长任，继而回井研，平安地度过了八年的乡贤闻人生
活。久病成良医。在廖平患中风后的岁月里，他转而习医，有医学著作20余种。他
以经学治医，着重阐发医理病理，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理论家。他又援医入儒，
尝自题楹联曰：“黄帝六相说诗易，雷公八篇配春秋。”这就是经学的第六变。廖
平在第五变时，曾将儒学六经分成天学三经（即《诗》、《易》、《乐》）和人学
三经（即《礼》、《春秋》、《尚书》），其六变就是运用《黄帝内经》“五运六
气”的理论来阐发《诗》《易》的天学哲理，运用《雷公》经来解《春秋》的人学
思想（柏毓东《六变记》）。于是乎，孔经哲学从兼包诸子、宗教神学等思想资料，
进而包容了属于医学方技的资料。真是广大悉备，无所不有！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二月，廖平迎来了八十进一的大喜日子，亲朋故旧，弟
子儿孙，“称觞贺者踵接”，此情此景，“颇慰老怀”。宴罢客散，便欲赴成都督
促著作刻印之事。不幸年高体弱，途中病发，卒于乐山。终年81岁。
廖平一生，自从进士及第自请任教职以来，都以学术教育自任。他先后执教于
井研来凤书院，成都尊经书院，龙安府学，绥定府学，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凤书
院，安岳凤山书院和四川省立高等专门学校。桃李满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黄镕、
蒙文通、杜刚伯等知名经学和史学家，皆出于他的门下。廖平一生勤于著述，成果
斐然，有著作140余种，先后编为《四益馆丛书》、《六译馆丛书》。内容涉及经史、
小学、医药等领域。真不愧为中国近代最大的一位经学大师，因而赢得人们普遍尊
敬。他逝世后，追悼大会在成都举行，自蒋介石、、戴季陶、孙科以下社会各界人
士，纷纷敬致挽联，表达对这位先师的传人、后生之先师的哀思和崇敬之情。章太
炎也为他撰墓志铭，对他一生功业作了热情的评价。
四、光波四表 周流六虚
廖平的经学思想前后历经六变，他曾自曰：
学经六变，各有年代，苟遇盘根错节，一再沉思，废寝忘餐，动以年数，豁然
理解，如有鬼谋天诱，千溪百壑，得所归宿，旧日腐朽，皆为神奇。
廖平学术前后层变，惚恍不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综观其学，前三变
谈今古文问题，尚属经学范围；后三讲变天人之学，已超出传统经学的范围，自云
“晚年实为哲学、非经学”，章太炎也说：“君之学凡六变，其后三变杂取梵书及
医经、刑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廖平墓志铭》）因此，我们这里也暂不讨
论，只就其前三变略为评说。
对廖平学术，历来评价不一。历史学家重视他的“一变”，因为“一变”区分
今古；今文经学喜爱他的“二变”，因为“二变”尊今抑古；古文经学家赞扬他的
“三变”，因为“三变”张大古学。避开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我们认为廖平的
“一变”、“二变”最为可观。
廖平“一变”平分今古。经今古之争起于西汉末，而盛行于东汉时期。当时，
两者之间存在的分歧，诸如经本的有无残全，礼制的大小异数，师说的分歧异论等
等，都清清楚楚，阵营分明。郑玄遍注群经、杂采众说，郑注独行而诸说尽废，遂
使今古混杂，家法莫辨。后人治经，都不辨今古。这对避免因门户之见而引起的
“党同门、杜道真”的恶习固然有好处，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比如对
今古文经大小异制如何解释？对今古文学经学如何评价？对两汉学术史如何编写？
等等，都由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混杂，界线不明而无从着手。更有甚者，因不知
今古文之辨，甚至连后世赝品伪书也无从辨认，东晋梅颐的伪《古文尚书》选得以
欺唐骗宋而无人觉悟。至使学界叹为莫大的羞耻！清代乾嘉考据之学[注]，重实证，
讲考据，但都停留在名物训诂的许郑之学基础上；至常州学派，始讲家法、别今古，
但是由于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论今古，或以流传地域论今古，或以传授范
围论今古，都此牵彼合，未得根本，不知要领。廖平在治《春秋谷梁传》的时候，
发现《谷梁》说制度与《王制》相同，再推之其他今文各经师说，亦莫不若合符节。
相反，古文经学的制度则与《周礼》相合，而与《王制》绝相背驰。于是认为今古
文学分歧的根本在礼制。再验之许慎《五经异义》，其中所载今古之别二百余条，
也“专载礼制，不载文字”。于是，廖平专就礼制之别考察今古文学，认为，今学
礼制在《王制》，古学礼制在《周礼》，著为《今古学考》，纲举目张，“然后二
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今古文分歧纠葛，得以缕析区分，如利剪断丝、犀
角分水，各归部居，不相杂厕。千载迷案，一朝释然，其功固大矣、伟矣！因此论
者将廖平区别经今古文学的《今古学考》，与清代顾炎武发现古音的《音学五书》、
阎若璩驳证伪《古文尚书》的《古文尚书疏证》，同誉为清学的“三大发明”，实
非过誉。无论学术崇尚如何，正直的学者都一致肯定这一点，俞樾称《今古学考》
为“不刊之书”；康有为因读《今古学考》而引廖平为“知己”；刘师培称赞廖平
“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又说“井研廖平，通贯汉师义例，寻源竟委，径渭
分明；批驳郑玄、杜林、范宁谬说，击中要害，如泥墙崩塌。实乃深知经学家法义
例之杰出人材，魏晋以来未之有也！”章太炎也说：“余见并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
古文，实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
别今古确然不易！”俞樾、刘师培、章太炎都是古文学家，学术主张与廖平“绝相
反”，可是都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原因就在于他精熟汉师家法，善分今古之别，
度越了前贤伦辈，因而诸贤皆乐于从善服义，翕然称扬他。
自从廖平区分今古学之后，近代经学方免于依违两可的弊病。治今文者依廖平
指明的博士师法，逐级以登高；治古文者，也依廖平所指斥的疵瑕完善其学术，巩
固其营垒。诸如章太炎、刘师培、皮锡瑞、康有为之伦，无不受惠于他。其中又以
皮、刘二人最为明显，蒙文通说：“自廖平之说出，能寻其义以明今文者，唯皮鹿
门，能寻其义言古文者，唯刘＊叔。”皮锡瑞，字鹿门，著有《经学历史》、《五
经通论》，他严守今文家法，其《五经通论》中，著有《论〈周礼〉为古说，〈戴
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
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
素王之制》等专论，显系承廖说而阐发之。刘师培，字申叔，家学四世治《左传》，
1912年入蜀为国学馆长，“朝夕与廖氏讨教，专心于《白虎通义》、《五经异义》
之书”，深究今古文师说，后来著成《周官古注集疏》、《五经旧说考略》，自称
“二书之成，古学庶有根抵，不可以动摇也。”而这个使古学成立的根抵之根抵，
却是廖平以礼制分辨今古之说。可见廖平开创之功，抛引之力，固不可没。
廖平经学“二变”尊今抑古，具有社会和学术两大效益。从社会效益看，在廖
平《辟刘篇》、《知圣篇》影响下，出现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
考》，其疑古精神导致人们对旧教条、旧观念的冲决，其素王改制思想又导致了维
新变法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促进了沉睡的东方巨人从古代中世纪的美梦中
惊醒过来，以反思的姿态、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面向现代世界！如果说康有为的
“两考”是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号角，那么，廖平“二变”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
这对号角激昂的进行曲。从学术上看，“二变”的疑古精神又客观上帮助人们从沉
闷的古经崇拜、圣人崇拜的风气下解放出来，引导人们进行独立思考，从怀疑古文
经，到怀疑其他经典，从怀疑儒家经典，到怀疑史部、子部经籍，举凡从前人们信
而不疑，引以为证的一切先秦古书，统统都在被怀疑、被清算之列。从深一层上看，
从对文献资料的怀疑，进而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古史系统进行重新清理。这就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古史辩”运动。其间容或有矫枉过正之处，但是，力
图使历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础上的尝试，却是难能可贵的，它因而成为中国近、当
代科学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辨伪运动，廖平实开其先河。
廖平学经六变，但变中又有不变者，这就是尊孔尊经。为此，他特著《尊孔篇》，
明确宣称：“书著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又说：“平毕生学说，专以尊孔
经为主。”在各种时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国大地的本世纪初叶，还以“尊孔尊经”为
学术主旨，未免显得落后和迂腐。不过，廖平尊孔，并不是尊崇复古倒退的“孔”，
而是托古改制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经，并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而是为后
世制诰、因时制宜、为时损益的经。这比之保守落后的唯经是崇、唯圣是尊的老学
究，无疑高出干百倍。他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革的立足点，又是那些声嘶力竭
叫嚷在中国全盘西化，甚至引进耶稣天主的崇洋派，无论在学术创见方面，还是在
振奋民族自尊心方面，都无可比拟。只是，孔子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圣人，他不
可能后知百世，预先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制定出济世良方。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有
的博大的孔经哲学，廖平将旧有一切原本与孔学互不相干的思想资料，以及他所接
触的点滴西方词句统统纳入孔学之中，形成所谓小大、天人之学，竭尽穿凿附会之
能事！这在方法上是反科学的，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却是可嘉的。只惜
他接受的毕竟是旧式的经学教育，思想深处的孔子伦理已深入骨髓，难以跳出孔学，
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来寻求其与现代社会新的契合点，千溪百壑，都欲
纳入孔学，结果除了将孔学弄得面目全非、使自己变成经学怪人而外，既无补于近
代社会的改革，也无补于孔学的尊大。同时又由于他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接受西
方新学说、新理论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现代文化史学者那样，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
研究传统文化，也不能象现代新儒家那样，利用西方理论来对孔学作新的阐释，因
此无论他动机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奋，他不仅未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为人信眼的
孔经哲学体系，而连自己也难以自坚其说，一次又一次屡变其说，这一实际，正好
说明传统经学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后一位经
学家而被载入了史册。廖平的遭际也表明，儒学要在现代中国获得新的生命，必须
运用科学的方法，吸取人类新的思想资料，结合中国国情，对儒学进行新的阐扬。
（舒大刚 撰）
主要参考书
1．廖幼平编《廖平年谱》，巴蜀书社出版
2．李耀仙主编《廖平学术论著选》，巴蜀书社出版
3．李耀仙《廖平与近代经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4．钟肇鹏《廖平评传》，载《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齐鲁书社出版
5．陈德述、黄开国、蔡方鹿《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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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主帅 康有为
（1858—1927）
一、苦习经书 立志求国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晚号更生或更牲，还自号天游化人，游
存叟、游存父等。因是广东南海县人，人们尊称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1858年出生
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康有为属于官宦书香世家的后代。高祖康辉，曾诰封荣禄
大夫，官拜广西布政使；曾祖康式鹏，讲学于乡里，是名闻一方的酸儒；祖父康赞
修，担任过连州教谕，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在广东文人中颇有声望；叔祖康国器，
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受命广西巡抚。到其父亲康达初时，家运开始衰败，仅官至
江西的补用知县。康有为对自己的家世十分自豪，自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
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后简称“年谱”）
作为长子的康有为自幼聪明，5岁时就能背诵唐诗数首。6岁拜师简凤仪，系统
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和朱注《孝经》等书，7岁时就已经能写文章了。
康有为学习专心致志，十分用功，无论多么难读的经书，他只要诵读几遍，就能背
诵如流。由于康有为读书过目不忘，颇能强记，悟性又好，故老师十分喜欢他，远
近不少人都知道，在银塘乡有位了不起的“神童”。也许是自幼受家庭的影响，也
许是经书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康有为少年老成，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
志于圣贤之学”，（梁启超《康有为传》）言必称圣人。难怪乡里的亲友们送给了
他一个雅号：“圣人为”。的确，还在孩童时期，康有为就已树立了远大志向。一
次，父辈们来到康有为的书房，想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有意考一考他的才学。时值
屋外柳絮纷飞，有人顺口便出“柳成絮”三字，让康有为答对。小小年纪的康有为
不假思索地对以“鱼化龙”三字。此对不仅对仗工整贴切，而且也反映出了康有为
的宏大志向，难怪当时父辈中就有人叹曰：“此子非池中物。”（年谱）
11岁时，康有为父亲康达初积劳成疾，中年早逝。母亲劳氏从此寡居，独立担
当起抚养子女的责任。由于家境日继，全家只养得起一个佣人，主要劳动均由老母
亲承担，“老母寡居，手挽幼弟，与诸姊妹治井灶之事，为生平未有之劳焉”（年
谱）。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康有为便跟随祖父康赞修到了连州。祖父康赞修对孙子
的抚养非常尽心，尤其注重康有为在学习上的成长进步。在祖父教导培养下，康有
为阅读了许多典籍，诗词文章大有长进，人生观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形成。
“既孤三月，遵从先祖于连州官舍，连州公日夜摩导以儒先高义、文学条理，
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
《三国志》。六月为诗文皆成篇。于时神锋开豁，好学敏锐，日昃室暗，执卷倚檐
柱，就光而读，夜或申旦，务尽卷帙。先祖闻之，戒令就寝，犹待遇灯如豆于帐中，
隐而读书焉。频问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国藩）。骆文忠（炳章）、左文襄
（宗棠）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年谱）。
14岁时，还西樵银塘乡居住。在这期间，他主要依靠自学，在伯祖和叔祖的书
楼中博览了说部、集部、杂史诸书籍。他常常是手不释卷，口不离经，“日读书以
寸计”。有时读书入神，头竟撞上了树干，故乡亲们又叫他“戆康”。17岁，康有
为就已经“好为纵横之文，对时作诗，与兄弟乡老先辈倡和，又好摹仿古文，……
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年谱）。
康有为尽管幼习儒经，博览群书，也颇有志向，但他在科学的道路上却是坎坷
的。直到15岁，还未中秀才。19、25岁、28岁、31岁，数学乡试都不弟，直36岁，
才中举人；38岁方中进士。正是由于科场失意，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他的虚荣与名
利思想，造成了他转向研习真正对社会有用学问的动因。同时，这对康有为形成那
执拗而孤傲的性格，显然也是有影响的。
19岁这一年，是康有为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一是祖父的去世，庇荫康有为的
最后一棵大树倒了，他开始完全独立地闯荡人生；二是这一年康有为建立了自己的
小家庭，娶张氏为妻；三是从这年起，康有为决心“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
转治经世致用之学，投学粤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的门下，“以圣贤为必可期”，
“以天下为必可为”。
康有为在朱老师门下学习非常认真，十分敬重这位硕德高行，博极群书的老师。
“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
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先生动止有法，进退有度，强记博闻，每议
一事，论一学，贯串今故，能举其词，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
宋之户，而归宗孔子”。（年谱）在朱九江指导下，康有为熟读背诵了《周礼》、
《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以及《汉书》、《楚词》、《文选》、
杜诗和六朝文等。经过学习，康有为的思想经历了大的飞跃过程，通过对自己过去
的学习内容和生活历程的反省，用批判态度对待学习，解剖社会的习惯开始养成。
一次，康有为同老师朱九江谈论韩愈（昌黎）。康有为对这位老师十分推崇的
人大不以为然，指出韩愈道术浅薄，所著文章“皆空疏无有”。他觉得，“言道当
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文工于抑扬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