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
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为此他遭受了朱老师的批评，说他太张狂。同学们也
被他那如此蔑视“权威”的傲气所震慑（年谱）。由此他获得了“狂生”的绰号。
康有为的学习颇有个性。有一次听课时他闭目伏案，案头倒放着一卷《三国志》，
被九江先生所发现。朱老师风趣地批评说：“你在闭目例看《三国志》吗？”有为
坦然答道：“是！”接着，他便将倒翻开的两页书一字不漏地背诵了出来。另一次，
九江先生带领弟子过西江去瞻仰苏东坡当年南贬时遇风泊舟的古迹，惟独康有为不
愿同往。同学们问他，他说：“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这既表明了他对王安石的钦慕，同时也表现出他的固执。由此同学们又称他“拗康”。
在大量阅读基础上，康有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为了探索人生之真谛，他经历
了艰苦的求索过程。
“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
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
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
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
忽思苍生困苦，则问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
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年谱）。
显然，这是康有为思想激烈动荡、傍惶时期。面对中国的现实，过去的信念受
到了冲撞，新的信心正在萌生，这不能不是一个痛苦而情绪非常不安的过程。这正
恰如康有为自己所述：“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
（年谱）。
几年的学习，给康有为的一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其理学政学之基础，
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
弃旧学，自此始也”（年谱）。
1879年春，康有为回到家乡，决定前往山水幽胜的西樵山白云洞，读书养性，
希望能在大自然的熏陶和道佛之书的引导下，摆脱焦躁不安心绪，同时让思想自由
驰骋，以寻找真理的本，求魂气之灵。在这里，康有为面壁长斋静坐累月，“专讲
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
芳草，临清流，修柯这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
普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请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
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人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年谱）。
尽管如此苦读，但康有为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恰在这个时候，翰林院编修张
延秋的到来，为康有为的治学面向社会架起了桥梁。当张延秋同四五位文人学士游
西樵山时，就碰上了这个衣履不整、披头散发、自歌自哭自笑的康有为，并且还同
这位性情急躁、傲气十足的青年人发生了激烈争吵。但“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
的张延秋并未责怪康有为，相反却认为他有个性，谈吐不俗，因而“盛称之”。回
广州后，张君逢人便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唯见一异人。”从此，广东士大夫
开始知道，西樵山有个康有为，而且性格狂、怪、异。为了感激张延秋的雅量，高
傲成性的康有为竟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给张君，张、康造结成忘年之交。康有为
开始走出西樵山，经常往返于乡村与广州之间，拜张君，访学友，看社会，励志向。
张延秋成了自朱九江话又一个深深影响康有为的人。“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
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掌故，
皆得咨访焉。张君聪明绝世，强记过人，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
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年谱）。正是在张延秋
的指导下，康有为接触到了近代维新思想，使他朦胧地看到了冲出世俗社会，寻找
新生活道路的曙光。由此可见，张延秋不失为康有为的政治启蒙老师。
康有为的思想渐渐清晰了，他决心“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
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在这以后，康有
为除了反复研读《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
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典籍外，还开始研究西学，“既
而得《西国近事汇编》、一李回（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年
谱）。这无疑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
深深地吸引了康有为，书中所描写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异境顿开，产生了走出
国门去看一看的念头。
1879年底，康有为兴致勃勃地来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
义统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
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年谱）。在香港，他还参观了赛珍会
（博览会），看了欧洲戏和马戏团的表演，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积淀开始发生动摇，
感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优于古老腐朽的封建制度。于是康有为开始萌发向西
方寻找真理的念头。“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
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年谱）。
从香港回来后，康有为学习更加勤勉了。据说当时他每天早上抱一批书，往桌
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就读两本书，
锥穿三本书，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以至于后来他由
长期坐着读书，缺乏身体运动，影响了血脉流通，臀部长“核刺”，多年一直流水
淋漓，给他带来很大痛苦。
1882年5月，康有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应试（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应试和以后的
各次应试，均是在康有为长辈们的强迫下参加的）。此行尽管没有及第，但却使他
增长了许多见识。他游历了祖国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
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年谱）。据说当时康有为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
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为当时该局售书总额的四分之一强。回到家后，康有为
更加发奋攻读西方书籍。凡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以及各国史志，诸
人游记，耶稣教义等无所不读，“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说读仰思，日新大进”
（年谱）。当时康有为就是这样饥不择食地去吸取西方文化，以期能从西方找到救
国富民的良药。这恰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
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论人民民主专政》）
经过长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繁
盛以后，他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样，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要救中国，只有维新，
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时，康有为又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战斗的武
器。
康有为尽管曾经在朱九江门下受到过“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但从总的看，
康有为所奉之儒学，仍属于古文经学的范畴。从1884年起，康有为通过对传统文化
的长期筛选与鉴别，终于下决心摈弃宋学和古文经学，而转事今文经学。
“二十七岁（1884年）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
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辙，炯炯乎自以为得之
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纷纷乎自以为践之矣。既悟其
不如是之碎且乱也。荀止于是乎？孔子其圣而不神矣。既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凡
数千年国家风俗治乱之故，若者与孔教相因而进退者，得之于战国、秦、汉之间，
东汉为美矣，以为未足尽孔子之道也。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鲁韩
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
羊、谷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礼运注叙》）。
1890年初春，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到很大启发，觉得今文
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就是可以通经致用“微言大义”。康有为认为，
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经学“灵活”；佛教哲学虽
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康有为传》）。于
是在廖平的启发引导下，康有为彻底完成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并且很
快完成了著名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从而正式奠定了他维新变法运
动的理论体系。
二、投身变法 报国图强
对世界的认识明确了，出于拯救中国的历史责任感，康有为犹如一名冲锋陷阵
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势力发起了进攻。他创办学堂，传播变法图
强思想，为维新运动培养干部骨干；他多次冒死上疏光绪，呼吁治定国是，立即变
法，其呐喊之烈，震耳发聩；他积极为推行变法而奔走，办报纸、组学会，为了变
法维新事业，不惜流亡国外16年……
创办“万木草堂”
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把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作为进行维新运动、拯
救中国的重要手段。他感到，在一个民智未开，人才奇缺的国家，要从事维新变法，
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伴随一场大的文化教育运
动，思想解放运动。故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
育。”（《南海康先生传》）
1890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居住在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开始了传道
授业的生活。
康有为办学的招生办法很特别，他不举行一般的人学考试，而是举行“面试”。
考生无论年龄大小、学力高低，只要能通过康有为的“面试”就可以人学。“面试”
时，康有为同应试者进行严肃认真的谈话。通常是康有为主动向应试者介绍自己的
政治学术思想，猛烈抨击汉学、宋学和八股训诂词章，指责教育界的积弊，宣传孔
子改制等一套新说。凡能接受他这惊世骇俗之论的，即予录取。正是通过这种独特
的“入学考试”，在康有为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思想，忠于他学说和事业的门生。
康有为的开门弟子是陈千秋。陈千秋当时就读于广州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的
高材生，是一名颇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他十分仰慕康有为敢于冒死上书皇帝，请求
变法的大无畏精神，故特登门求教。很快，陈千秋就被康有为的思想和博学所征眼。
于是他退出学海堂，正式科拜康有为做自己的老师。
经陈千秋的介绍，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当时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
为高，与生活坎坷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真可谓是春风得意。8岁学诗文，12岁补博
士弟子员，成为少年秀才，17岁中举。但他在听了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后，毅然决定
放弃举人之尊，拜倒在一个前生的脚下受业。也许正因为梁启超有如此务实的胆魄，
才使他在历史上成了与康有为齐名的伟人。梁启超记下了他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
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
推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
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
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
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
述》）
随后，不少有志青年如徐勤等闻风而至，学生人数骤增至20余人，云衢书屋显
然无法容纳了。1891年春，康有为便将学堂迁入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4路长
兴里3号）这是一座前后三进的大院，大厅宽敞明亮，是个理想的办学讲课之地。长
兴学会，这个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第一个摇篮就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年方34岁的
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年谱）。
1893年冬，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堂又迁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康
有为正式给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其意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万木，为国栋梁
之意。“万木草堂”的建立。标志着康有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进入了新时期。此时康
有为名声鹊起，一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人”（《万木草堂始末记》）。全盛时，
万木草堂是“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年谱）。
万木草堂在办学方针上，注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康有为特别“重精神，贵德育”（《康有为传》）。《长
兴学记》中，康有为要求学生要有“四耻”，即“一耻无志”，“二耻循俗”，
“三耻鄙吝”，“四耻儒弱”。“若有四者，不能学道，愿深耻之”。康有为经常
鼓励学生，要仿效勇于献身国家富强的先辈，培养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责任感。据
梁启超口忆，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辄慷慨欷嘘，感至
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
《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在讲课时，康有为精神十分饱满，旁征博引，贯通中外
古今，一讲就是半天，其声音之宏亮，如狮子吼，如黄河流，诚可谓诲人不倦的一
代师表。学生们从康有为身上，直接学到了济世救民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
智育方面，康有为主张以孔学为中心，认为“百家皆孔子之学”，“诸教皆不
能出孔学之外”。“必知孔子改制《六经》，而后知孔子之道”（《万木草堂口说》）。
通过这些教育，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和奠定知识基础。同时，康有为也很强调经世
致用。当时所开设的有关经世致用的课程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
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和群学。康有为希望通过中外历史的分析总结，以作
为维新变法的参考。康有为还很重视西学，他要求学生学习泰西哲学，万国史学，
研究万国政治，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其自然科学。康有为规定，他的学生要读西洋
译述百数种，以此来打开学生的眼界，架起向西方学习的桥梁，从而为国内的维新
变法服务。
为了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精神和体魄，万木草堂还首创了音乐舞蹈、体操、射
击等课程，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学方法上，康有为注意教法的活泼多样。除了课堂上系统传授知识外，他还
十分重视提倡学生自学，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馆，名曰“书藏”。万本草堂还经常
组织学生游学。编书，举办讨论会和演讲会等等，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能力。
在康有为的精心组织下，万木草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维新变法的干部学校，这
里的许多学生如梁启超等，都成了后来维新变法的骨干和中坚。
三、七上清帝书 吁清维新变法
要变法，要图强，“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戊戌变法前后》），这就是康
有为甘冒杀身之祸，犯颜直谏朝廷的最现实考虑。变法前，康有为曾七次上书清帝，
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敦促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变法救中国。
1．《上清帝第一书》
1888年12月，康有为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以一介微不足道的萌生资
格，第—次向光绪帝上奏了《为国势危感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在这
份奏章中，康有为阐述了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方今外夷交迫”，而举国
“兵弱财穷”，随即提出了以变成法为核心的三点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
左右”。在这份奏折中，他还力陈了中国急需变法的三条理由；一曰“今天下法弊
极矣”，非变法不可。二曰祖宗之法可变，“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
“穷则变，变则通”。三曰变法前途光明，“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
强可致，至二十年，六道化成，以恢复属地而雪耻下难矣。”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系统地向社会公开自己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也是维新派发
动变法运动的第一个信号。这次上书尽管未能送达清帝之手，但它却对清廷政局产
生了极大震动，人们都将此视为非常的举动，引起了整个京师的哗然。康有为也为
此而遭到了“朝士大攻之”（年谱）。
2．《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
1895年春，康有为偕梁启超等人再度赴京会试。时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
清廷同日本签订极其苛刻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
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等，其赔款之巨，割地之广，丧权之重，使得举国骇然。
康有为目睹朝廷如此无能，山河破碎，悲愤难忍，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呜呼噫
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中日和约书后》）他吸取
了第一次孤军奋战的教训，首先通过其弟子梁启超去鼓动广东、湖南的举人联名上
书，然后进一步发动其它各省举人行动起来，共同上书光绪，吁请朝廷拒绝和约。
当时在京的18个省的举人，纷纷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决定联名上书。大家久慕康有
为的大名，故公推他起草奏稿。康有为以满腔悲忿，奋笔疾书，用一天两夜时间，
写成一份18000余言的上皇帝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
“练兵”、“变法”四项救国主张。公车们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
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第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认为，割让台湾，即亡国之举，“诸国以
中国之易欺也”。如此下去，“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幻想通过割地以
保都畿，“则自叹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
以为都畿哉！”出路仅仅在于拒绝和约，团结民心，救亡图存。康有为吁请光绪，
应该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二
下明罚之诏。对主和辱国的权臣，丧师失地的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使臣，
守御无备的疆吏，或明正典刑，或予革职，黜退尸位大僚，无妨贤路。“庶几朝政
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三下求才之诏。“诏下九卿、翰詹、科
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
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
怀国耻，又感知遇，必成致死力以报皇上。”康有为预言，只要三诏一下，赏罚得
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首都为天下之根本。“方今旅顺已
失，威海已回，险阻无有，京师孤立……无以为防守之计。”“故非迁都，智者无
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
岂不痛哉！”所以当今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迁都西安。只要一迁都，即使是失去
旧京，也无足轻重，“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凭西安之险要，日本人是无法攻占
的，则都城可保。“或偏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
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此也。”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提出，用选锋、选将、购械的办法，训练
重兵，以待敌变。一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至于选将，则“贵新不贵陈，用贱不
用贵”。他还提出让各地方绅士自办团练，不拘一格推荐“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
此外，康有为还清光绪帝“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
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
在康有为看来，只要有精兵、猛将，再加武装以精良装备，就能稳操胜券了。
第四，“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才是康有为此次上书的核心。在康有为看来，
以上所陈三策，“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只有变法，才足以自强
立国，“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如何变法图强？康有为提出了四项建议。
（1）富国。“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其法有六：
一曰印行钞票。康有为认为，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今天下
银号报明赀本，皆存现银子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
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录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
偿，助其通流，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随着统一钞票的流通，
国家可扩大商务，可筹集军饷，可聚资建设，可致国富民强。
二曰兴修铁路。康有为指出，铁路“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方便
运输、经商与交流。鉴于修筑铁路耗资巨大，款项难筹，故建议允许由私人资本修
筑铁路。这样不仅国家可收入七千万两银钱，“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
而溢三百万之项。”
三曰发展机器轮舟。即允许民间设立机器工厂和轮船公司。“机器厂可兴作业，
小轮舟可便通达……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
四曰开矿。康有为提出，西方许多国家都因采矿而富强，而我国“藏富于地”，
但“亘古封禁，留待今日”。他建议应该加强矿学研究，注意开采地下资源，并由
国家加强管理。“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
三曰铸造银币。即一自铸银元以收利权，以改变洋圆在中国泛滥的局面。
六曰设立邮政。康有为认为，“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
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进而坐收
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
（2）养民。养民之法有四：
一曰务农。提倡科学种田，主张以农为主，多种经营。
二曰劝工。奖励科学创造发明。
三曰惠商。减免重税，保护商业。
四曰恤穷。扶贫济弱团结民心。恤之之法有三，移民垦荒、教工、养穷。
（3）教民。教民之法有四：
一曰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
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
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所以这些国家民智大开，社会文明程度也
随之提高了。故康有为建议，请朝廷下令，州县乡镇都要建立图书馆，以增加民众
的见识；乡村一律设立学塾，儿童皆得入学。
二曰改革科举。建议皇上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普遍建立艺学书院。各级
考试，除试经论一题外，主要是考核历史、时事和策论，量才录用。文科各级考试，
也以考核历史掌故，世界知识为主。“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
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才智大开，奔
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
三曰开设报馆。“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
琐之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
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
励，庶稗政教。”
四曰设立道学。其目的在于发明孔子之道，扶圣教而塞异端。“今宜亟立道学
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
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并令乡落淫词悉改为孔子庙，
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
（4）改革内政外交。
康有为提出要改革官制，重视外交，置议郎等。关于官制改革，关键在于裁汰
冗员，“以彼冗繁，增此廪禄”。关于外交，应该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立使才
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辨才者，入馆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
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关于“置议郎”一事，康有为特
别重视，将其作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故特别请求光绪帝“特诏颁行海内，令士
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
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
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康有为认为，这样便能消除君臣隔绝，
官民隔绝的状态，实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
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纲领的反映，它包括了康有为变法的基本主张，
标志着康有为维新思想的成熟。
在这次京城会试中，38岁的康有为终于中了进士，被钦点工部主事。
3.《上清帝第三书》
1895年5月29日，刚中进士不久的康有为写了《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
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国呈》。这
次上书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中的内容，向光绪帝提出了自强雪耻的四大方案：富
国、养民、教士、练兵。康有为就练兵一策还提出了六项措施：“一曰汰冗兵而合
营勇，二曰起民兵而立团练，三曰练旗兵而振满蒙，四曰募新制以精器械，五曰广
学堂以练将才，六曰厚海军以威海外。”康有为认为，要实施上述四大方案，关键
在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而已。”
最后，康有为再次请求光绪立即变法，“伏乞皇上远览《诗》、《易》之所戒，
（近）鉴俄、土之兴衰，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
立事必有利弊，权其重轻，听言必有是非，察其迂切，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宗庙
幸甚！天下幸甚！”
几经转呈，康有为的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的手里，这是光绪读到的康有为的
第一份奏折。“上览而喜之”，下令军机处抄录三份，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
殿，一份存军机处，并下令抄发各省督抚将军会议复奏。足见光绪帝对此条除的重
视程度极高。它成了推动光绪下决心变法的重要契机。
4．《上清帝第四书》
6月30日，即康有为上书后一个月，他又撰写了《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
行乾断，以图自强呈》。此次上书主要“言变法次第之故”，“缓急先后之序”。
康有为建议光绪，一是立科以励智学，奖励创新发明，使“国人踊跃，各竭心思，
争求新法”。二是设议院以通下情。通下情的措施有五：一曰下诏求言，二曰开门
集议，三曰辟论顾问，四曰设报达聪，五曰开府辟士。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第一次提出，要讲明国是，实行全面的根本性
改革，“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反对“补漏缝缺”。
从5月2日至6月30日的两个月中，康有为连续三次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纲领，
从而将维新变法运动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康有为成为了人们公认的维新运动的领袖。
5．《上清帝第五书》
1897年12月，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康有为
写了《外衅危迫，分割氵存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祥呈》。在第
五次上清帝书中，康有为再次给光绪开具了救国良方：“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
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才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
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行尊降贵，延见臣庶，
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
私之分。”至于变法模式，康有为为光绪提供了三种以供选择：上策是“择法俄日
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
“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康有为看来，能行上策
则国家可以强盛；能行中策则国家尚可维持积弱的局面；即使是行下策，中国也不
至于亡国。如果皇上不采纳这些建议，则国家将会灭亡。
这次上书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所开列变法内容最详尽的一次。在第五书中，康
有为第一次提出学习俄、日维新变法的经验，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第五书中，
还第一次提出制定宪法的主张，明确了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的轮廓。
6．《上清帝第六书》
康有为不停地上书光绪，但能送达转呈的很少，大多数被扣下来了，看不出朝
廷有采纳变法主张的迹象。康有为感到十分失望，打算离开京师回广州。光绪的老
师翁同龢真诚地挽留了这位维新变法的领袖。与此同时，给事中高燮曾为他上了第
一个正式奏荐折，请求圣上召见康有为。由于恭亲王等人的反对，光绪帝只好令总
理衙门大臣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在总署西花厅，便出现了
康有为舌战群臣的一幕。
1898年1月24日下午，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等官员接见了康有为。接
见气氛严肃而紧张。一开始，守旧派大臣荣禄就高谈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反驳
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刑部
尚书廖寿恒问道：“变法当从何着手呢？”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
章马上就此质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回答说：“今为列国
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
直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户部尚书翁同龢询问
了如何筹款的问题。康有为主张，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改革财税制度。“日本之
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回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他最
近著的《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考》可供朝廷参考（年谱）。
这次会见进行了三个小时。光绪听了会见汇报后，非常高兴，很想亲自召见，
直接听听康有为的见解，无奈恭亲王等人仍以皇帝不见四品以下官吏为由加以阻挠，
光绪只好传令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这次
会见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康有为取得了可直接上书皇帝的特权。《上清帝第六书》
即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之下。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写了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或曰《为外衅危迫，
分割港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祥呈》。
在这篇奏折中，康有为提出了“全变”思想。“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
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
行一统垂裳之法。”康有为列举了世界上固守旧制而亡国的国家，前车之辙，犹可
鉴也。
康有为主张中国的变法仿效日本的维新制度，因为在世界各国中，日本的许多
情况与中国近似。“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
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根据日本的经验，康有为
建议光绪帝，若要变法，宜首先抓以下三件事：
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乾清门，宣布变法维新，“诏定国是”。
第二，“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所
有官员的意见，允许直接反映，不得由堂官代表转达，有“称旨”的，召见察问，
量才录用，这样才“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
第三，“设制度局于内延，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商榷，
订立各种新章。按康有力的设想，“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
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
陆军局、海军局。
这个奏折充分表达了维新法的改革主张和施政方针，成了后来指导“百日维新”
的变法指南。光绪读后深受启发，推行维新变法的意志日益坚定了。
7．《上清帝第七书》
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帝——《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
弱致强之故折》。康有为鼓励光绪学习俄国。“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
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
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
彼得。”这个折子的呈上，在催促光绪痛下决心立即变法方面，颇有作用。
四、“百日维新”与保皇生涯
在不断上书朝廷吁请变法的过程中，维新变法纲领日臻完善，变法思想日益深
入人心，光绪皇帝也终于下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从此，康有为的政治生涯也由仅
仅上书言事，不平疾愤呐喊，转到从事激烈的变法活动之中。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是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国是之诏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