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同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结束，历时一百零三天。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光绪终于下定决心，颁
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正式变法。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直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
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
变之才。”（《德宗景皇帝实录》）
6月16日，光绪皇帝顶着慈禧太后等后党的压力，打破清朝皇帝不得召见小巨的
“祖宗家法”，特旨召见了康有为。召见前，康有为碰见了荣禄，并告诫这位著名
的守旧大臣，非变法不能救中国，“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清廷戊戌
朝变记》）召见中，光绪帝颇有兴致地听康有为阐述自己的变法救国主张，并频频
表示赞同。康有为问道：“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
叹息说：“奈掣肘何？”于是康有为建议道：“就皇上现行之权，行可变之事，虽
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唯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
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皇上欲变法，唯有擢用小臣，广其登
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光绪赞成其观点
（年谱）。召见谈话非常投机，持续达两个多小时。召见后，光绪欲重用康有为，
终因旧守势力太大，只好委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小职位，准予专折奏事。
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康有为充分利用光绪帝给予的专折奏事特权，给皇上提出
了许多维新变法主张。他几乎是每两三天就写一件条陈。如果说以前的上清帝书主
要是产生社会影响的话，而这时期的奏折则主要是直接影响皇上。
这期间康有为上奏的主要内容为：
政治上，尊孔教为国教，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裁冗官，断发易服改元，开懋
勤殿议制度，开制度局等，希望朝廷能破格录用维新变法人才，建立变法机构。
经济上，劝励工艺，奖募创新，立商政，开农学堂，地质局，筑铁路，废漕运，
裁厘金等，要求保护工商业，发展新式农业。
军事上，停弓刀石武试，裁绿营，放旗兵，广设武备学堂，广购西方新式武器，
大练海陆新军以强中国。
文化教育上，废人股试贴楷法取士，办学校，译新书，培养新人才。
此外，康有为编纂了一批列国变政考，介绍各国变法情况，总结历史经验，以
供光绪帝在维新变法中参考。
康有为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力图将自己提出的变法主张，变成一场全民运动。
创办《万国公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就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维新报刊
——《万国公报》，双日刊，由扇门大弟子梁启超等人任编辑。该报主要宣传学习
西方兴办铁路、矿务、邮政、铸银、学校、报馆、练兵、劝工、通商、务农等使国
家富强的变法措施，着重阐发康有为的变法思想。该报属免费赠送，每期三千份。
开始时，由康有为独自负担办报费用，有时他不得不靠典当衣服来维持报纸的发行。
后来该报得到一些官僚的资助。这份报纸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报开两目，舆论
渐明，初则骇之，继则渐知新法之益。”后报名改《中外纪闻》。
组织强学会。办报同时，康有为感到需要建立一个组织来推进变法。故经过数
月的酝酿，并争取到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决定在京师建立强学会。1895年9月，强学
会在北京成立。康有为撰写《强学会序》，阐明成立强学会的宗旨：变法图强，挽
救国家危亡。“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
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
见易通。”据梁启超介绍，此会所办之事有五；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
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
成立保国会。强学会从成立到解散，不过四、五个月时间，为了适应维新变法
的需要，康有为决心“续强学会之旧”，建立新的组织。1898年春，康有为联络
各省旅京官绅及应试公车，在粤东新馆成立保国会。康有为撰写《保国会序》和
《保国会章程》。“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
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该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保国家之政
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孔）教之不失”。保国会是戊戌维新
运动中规模最大，宗旨最富有爱国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它存在
的时间尽管也不长，但它所播下的爱国种子却不顾一切地成长起来了。“各省志士
纷纷继起，自是风气益大开，士心益加振厉，不可抑遏矣。”（梁启超语）
当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要扼杀维新变法运动时，康有为置自己安危于不顾，
拼死挽救这场运动。1898年9月上旬，京师盛传将有宫闱之变。康有为上奏光绪帝，
请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黑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援甲胄而
统之。”9月16日晚，康有为曾同毕永年谈发动政变，以拯救变法运动的设想。鉴于
变法失败已成定局，缺乏实力的光绪帝特于9月19日发布谕旨，催康有为离京前往上
海督办官报，不得迁延观望。同时，又让林旭带出密诣给康有为，“朕今命汝督办
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楷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
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
焉。特谕。”（《宾退随笔》）康有为接到密诏后，“跪诵痛器激昂”，马上找来
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共同经划救上之策，哭并且决定由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出兵勤
王。当得知袁不能举兵挟上清君侧时，康有为又想利用大刀王五和湖南会党发难。
随即他又去拜访李提摩太，求见伊藤博文，希望通过列强来阻止西太后废立光绪帝，
扼杀维新变法，但是都没有成功。无奈，康有为只好于9月20日凌晨出京，前往塘沽
乘船逃走。21日，京师发生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六君子遇难，西太后下令通辑康
有为。康有为历尽艰辛，先逃往香港，后又流亡日本，终于逃出了清廷的追捕。
在日本，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一起，继续从事营救光绪帝，拯救维新事业的活
动。当时，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在日本，并且打算同康、梁合作，共
同推翻满清。但康有为自认为受过光绪“衣带密诏”，地位毕竟与孙中山等人不同，
加之在政治观点上也存在极大差异。康有为认为，只要推翻后党，救出光绪，中国
就有希望，故他对陈少白明确表示，他不反对满清。“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
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
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革命逸史》）
1899年3月，康有为前往加拿大、英国等地。一方面积极策动英国政府向西太后
施加压力，以求恢复光绪的帝位；另一方面则在华侨中加紧筹建保皇组织。1899年
7月20日，康有为等人在加拿大宣布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一
时间，保皇会在日本横滨、檀香山、澳洲和南洋一带华侨中发展很快，他们宣称，
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致使“不数月间，入会者达数百万人，开会者凡
数十埠地”（《康有为与保皇会》P5）。甚至孙中山兴中会的很多人，都被保皇会
所吸引，形成了保皇党同革命党相互争夺力量的局面。在康有为的领导下，海外华
侨中竟一度兴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维新救亡运动。
1900年，由于传说西太后准备废立光绪帝，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将兴师勤王提
到了最主要的议事日程。此时，义和团运动正风起云涌，八国列强军队侵略中国，
天下大乱。康有为认为这正是兴师勤王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动员了所有的力量，以
期一举成功。康有为亲自坐阵新加坡指挥，梁启超负责各地筹款与联络事宜，唐才
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机关，专事联络会党、策反清军工作，
并预定于8月9日在长江各地同时起兵。康有为还希望得到列强帮助，吁请“各国联
合救皇上复位”（《新党首领最后外交政策》）。但这场兴师勤王梦后来也竟成了
一枕黄粱。
兴师勤工的失败，使保皇党的海外活动开始瓦解，保皇会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
华侨对保皇会的捐款热情也有所下降。康有为也陷入苦闷的思索中。以后几年里，
他的主要活动仅限于游历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地，并不时
著书研究儒经，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此间，康有为最后完成了他生平最得意的
“作品”——《大同书》。
这期间，正是反清革命大发展的时期，不少康门弟子也感受到了革命大潮的影
响，觉得只有用激烈手段推翻满清，才能实现救国和改革社会的目的。如梁启超，
这位康门大弟子，也开始高唱革命排满之论。而康有为仍顽固坚持自己的保皇立场，
竭力宣传“用专制之权变法，乃今最适时之灵药”，认为革命将导致亡国（《康有
为政论集》上）。种种迹象表明，这位曾经是救国变法领袖的康有为，此时显然已
经大大地落后于时代，而成为了革命绊脚石。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
命书》，公开激烈地批判康有为的保皇论调。这一檄文，曾在海内外引起过巨大反
响。1904年，孙中山也发表《敬告同乡书》，号召人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历史正在抛弃这位不愿再前进的保皇派领袖。
1904年—1909年间，康有为周游列国，遍访欧美许多国家，继续寻找救国良药。
这期间他写下了《欧州十一国游记》、《法国大革命记》、《欧土政俗总论》、
《中西比较论》、《物质救国论》等。1906年，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为此，康有
为也于1907年宣布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并希望清政府能够允许他口国，“更
效驰驱，共建大业”（《上摄政王载沣书》）。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赶跑了皇帝，实现了共和。这是许多先进的中
国人奋斗已久的成果，不少立宪派人士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也纷纷改变宗旨，抛
弃清皇室，赞成共和。唯有康有为仍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坚决反对民主共和。康有
为这个时候虽然无皇帝可保，但他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他认为，行“虚君共
和”，可以防止革命和动乱。
1913年冬，流亡海外16年的康有为回到上海。这个时期他的主要活动是主编
《不忍》杂志，出任孔教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帮助他校正自己
的观点，相反，他仍然坚持还是只有皇帝能够救中国，有时，他甚至还后悔当年他
所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操之太急。正是在这种政治观的支配下，后来他竟然积极参
予了军阀张勋的封建复辟活动，并且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赏头品顶戴，加恩在
紫禁城内赏坐二品肩舆。这些活动，又使他这个保皇领袖，成为了“复辟的祖师爷”。
1918年，康有为曾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后又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
失去的部分主权；1919年，他通电支持“五·四”运动，指斥曹汝霖、章宗祥等人
的卖国行径。1924年，他则故态复萌，打电报抗议冯玉祥将清废帝赶出清宫。为表
示自己仍忠于“朝廷”的心迹，1927年，康有为不顾年事已高，还特地赶到天津
“觐见”末代皇帝溥仪。1927年3月上旬，为谢溥仪为其70大寿的贺礼，特亲笔写下
《赐寿谢恩折》表示“求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雾轻尘之报。”
（《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
1927年3月30日，康有为逝于青岛寓所，享年70岁。康门弟子，中国著名艺术大
师曾这样概括康有为坎坷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功过分明载史册，诗文彪炳胜当年。”
五、博论宏宏 光照寰宇
康有为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改革派领袖，而且还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
伟大先行者。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值得研究的贵
宝遗产。
一）、哲学思想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从内容上看，它是当时传入中国的
自然科学影响与初起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在思想上的反映；从形式上说，
它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继续，同时又是这一古典传统在近代的终结。
1．宇宙发展论
康有为以“元”作为世界之本体，认为天地万物皆变，宇宙是元气物质无限演
化发展的过程。
“……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凝流，
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人统物理
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年谱）“元
者，气也。”“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万木草
堂口说》）。由此康有为得出结论，“变者天道也”，“变”是宇宙的普遍规律。
没有运动变化，就没有天地万物的存在。而天地万物就存在于运动变化之中。“夫
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地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变则通通则久论》）。
“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俄国大彼得变政记
序》）。康有为的这种宇宙演化发展观，就推翻了多少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封建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2．社会发展论
康有为的社会发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别具特色的“三世说”当中。康有为的
“三世说”理论，尽管前后说法有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但它却包含了一个最重
要的思想，即人类社会是一个客观发展过程，它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进化的
内在动力在于竞争。借公羊三世的“微言大义”，康有为详细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发
展理论：
“人道进化，皆有定位，白族制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
而渐立首长，由首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立
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
为独人。益自据乱世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
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论语
注》）
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
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为九世，
九世而为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久变而为进化之法。
（《中庸注》）
实现社会进化的契机，就是变革。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实现三世的展转。由此
康有为而派生出社会变革思想。在康有为看来，就当时中国情况而言，非大变不足
以救国。故他主张：“不变则已，一变则当全变之，急变之。”（《士杰上书汇录
·清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
以“三世说”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它是
康有为“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詹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变赜”，“剖析
今故，穷察后来”所创立的理论。用梁启超的话说，它是达尔文主义输入中国以前
的一大发明（《饮冰室文集》）。
二）、经学思想
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博大精深，其妙无穷。然在经学中引起巨大震动而直接服
务于维新变法的经学著作，要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全书共15篇，计30余万字，初刊于1891年，该书尽管在清末
曾三次“奉旨毁板”，但其见解之新颖，影响之深远，堪为当时“思想界之大飓风”。
根据梁启超的概括，《新学伪经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
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
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
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
孔子之微言大义。”（《清代学术概论》）
《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学
正统派的根基。康有为著此书的出发点是，“锄去非种，嘉谷必茂，荡涤雾雾，天
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新学伪经考叙》）康有为在这部书中得出
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凡后世所指目的‘汉学’者，皆贾（逢）、马（融）、
许（慎）、郑（玄）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
孔子之经也。”（《新学伪经考·序目》）这个结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者赖
以维系统治的正统封建守旧思想。其次，它在经学界刮起了一大飓风，催促人们对
传统的“精粹”进行反思和检讨。这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了“古文经学”的“述而
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了顽固派的“烙守祖训”，为实行变法扫除了思想障
碍。
2．《孔子改制考》全书21卷，约34万字，初刊于1898年。
《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
传品。中国虽然号称文明古国，但“六经以前，不复书论，夏殷无征，周籍已去，
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创
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向往的制
度托为古代所曾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假借古已有之来加强其论点的说服力。
如老子假托黄帝，墨子假托夏禹，许行假托神农等，莫不如此。孔子创立儒教，提
出了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依
据。“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
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孔子改制考》）。
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
康有为通过《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大师，鲜明地主张
进步和革新，反对保守和守旧，从而为近代中国的变法改制张目。这种作法，是康
有为特别精明之处。梁启超评价说，康有为“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
国，不可不因中国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
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
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得也。”
（《南海康先生传》）
三）、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康有为独创的一种学说，大同世界是他毕生构造的一幅理想社会蓝
图。这个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构成了维新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实不失为中
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反封建意义的一面丰碑。
1．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反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
首先，康有为认为，封建社会是据乱世，必须加以彻底改造和扫除，从根本上
予以否定。“据乱世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智欺愚，以富轹贫，无公德，无平心……”。
在这个乱世人道中，“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赋税日以繁苛”。如不对
这个举世间人人烦恼的污浊世界加以改造，人们将无法生存。
其次、康有为尽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升平世，各方面都比封建时代好，但仍
有许多黑暗面值得批判。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分化，富贫不均，道德败坏，人
民苦难，阶级斗争等等，都是他明确表示应该摈弃和批判的。
2．大同社会的蓝图
(1)大同社会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
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劳动是大同社会人们的第一需要，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不出力之人，公所恶”。
(2)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全地大同，无国土之分，无种族之异，
无兵争之事。”大同世界里没国家等强制机关，全部社会行政组织分为三级。第一
级是“全地大同公政府”，其内设若干职能部门各司其事。第二级是各度分政府。
全球按经纬度各分一百度，共一万度，除去海洋，陆地约为三千多度，每度设一自
治公政府，起上传下达的作用。各度分政府内又设若干职能部门。第三级是地方自
治局——基层自治政府。它除设各职能部门外，对社会按行业实行管理，如工厂、
牧场、渔场，均实行厂（场）长负责制。此外不再设立乡官。
(3)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家庭的社会。其社会关系被简化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生老病死诸事，均由社会“公养”、“公教”、“公恤之”。
(4)大同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极高的物质享受和
很好的精神修养。人们在这个社会中忧虑绝无，过着无苦而极乐的生活。
四）、经济思想
康有为的经济思想，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将其
归纳为“三论”——以商立国论、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
1．“以商立国论”
康有为认为，当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列国并争时代的时候，“商战”已经成为
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武器。“商战”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如果
统治者仍然是困于传统的以农立国的教条，那将是十分危险的。鸦片战争以来的中
国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
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
（《上清帝第四书》）因此，必须树立以商立国的思想。
如何“以商立国”？康有为提出应该“恢张利源，整顿商务”。（《条除商务
折》）其具体措施有四：一曰开发矿藏，发展农业和机器制造业，发展交通运输，
为商业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二曰设立商务机构和商务官员，开商学、译商书、出商
报、立劝工场及农艺学堂；三曰制定商业法规、保护商人利益，整顿商业秩序；四
曰给文凭，助游历以奖助之；行珍赛厂（即博览会、展销会等）以鼓励之。
2．“物质救国论”
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曾经明确要求光绪下诏，“讲求物质”，“定为工国”。
康有为指出，“凡有进化，皆以物质”，物质就是一种力量，一种竞争中的实力。
正是物质这种威力无比的力量，将人类带入新世纪。近代社会的机器大生产，是近
代文明的标志。建立近代大生产，实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康有为主张励工艺，奖创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官禁，鼓
励商民投资设厂，一切实业均可招商承办，在“出费给牌”，投标注册后“纵民为
之”。
3．“理财救国论”
康有为感到，要拯救中国，除变政、发展经济外，还尤其应该注意理财。“中
国危敝，百政不举，其本尤患于之财，然生财有道，在善理之。”康有为认为，理
财之道的核心，就是善用银行。“理财之道无他，善用银行而已”。
如何利用银行理财？(1)“以国家银行为理财之母，纸币听其发行，公债付其销
售，以操全国金融之高之多寡而调剂，一切统焉，国家之国库托焉，收支者付银行，
其有不足，亦惟银行是资”。(2)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可以组建中央国家银行，国
民银行，组合银行，劝业银行，兴业银行和股票交易所。而中央国家银行最为重要，
实为银行之母，是银行的银行，是国家操纵全国金融，发行货币的机关，是国库的
依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革的先行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和文学家，其一生活动波澜壮阔，堪称一代巨人；其思想著述博大精深，不愧民族
瑰宝。尽管他曾在晚年落伍，但他在当初所点燃的变法火炬，至今仍能使人察其余
热。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既极度辉煌而又充满矛盾与坎坷的人物。梁启超曾经这
样评价自己的先生：“若其理想之宏，光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匕札，其胆气
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
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
（《南海康先生传》）
（李健 撰）
主要参考书
1．《戊戌变法》1—4册 神州国光出版社 1953年
2．《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出版社 1957年
3．《康有为思想研究》广东高教出版社 1988年
4．《革新派巨人康有为》林克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
5．《康有为大传》马洪林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
6．《康南海政史文选》 沈茂骏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年
7．《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 中华书局1 981年
8．《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梁启超
9．《大同书》康有为著 古籍出版社 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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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识家 熊十力
（1885—1968）
一、由革命而学问 欲治世先治心
熊十力，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
1885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其父是一位乡村塾师。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时曾为邻
人牧牛，间或随父到乡塾听讲。13岁时，父母相继辞世，其长兄将他送到父亲生前
好友何圣木先生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终因难耐馆束而在半年之后离开，此后全
靠勤奋自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
“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
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
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
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
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
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
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
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
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
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
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
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
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
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
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
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
“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
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
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
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
“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
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
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
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
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有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
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
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
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
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
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
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
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
“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
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
（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
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
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孚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孚先生更
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
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
适之、张东苏、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励、冯友兰、金岳霖、朱光
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
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
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
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
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
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
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
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
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
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李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
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
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
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
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孚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
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
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
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
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
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
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
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
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
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
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