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于1936年10月和1937年8月先后出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两办事处有关统战、情报、组织整理、救亡宣传、武装斗争等各项工作中，潘汉年主要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统战工作中，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争取他们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并且向纵深发展；同时，潘汉年还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通过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以各种合法的形式，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阵地。
宋庆龄自1931年8月奔母丧从德国柏林回国，宣布“留沪休息”后，就一直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与宋庆龄保持长期的联系。他这次从陕北出来时，身上带有毛泽东9月18日所写的致宋庆龄信。信中毛泽东除了对宋庆龄的革命救国行动表示“无限的敬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宋庆龄“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前公开活动之办法。”“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①潘汉年一到上海，就与宋庆龄取得联系，并向她面交了毛泽东给她的信件。为使他们之间的联系保持经常化，潘汉年与宋庆龄约定由地下党员、特科工作人员李云（即祝秀贞）担任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之后，无论是在鲁迅病重期间讨论为鲁迅治病之事，还是开展“救国无罪”斗争；无论是购置电台，还是为中共中央筹借款项；无论是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广泛接触，还是西安事变中向南京方面力陈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无论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还是组织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潘汉年都及时与宋庆龄交换意见，并且取得了宋庆龄对我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仅以宋庆龄对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工作的支持而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文协”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以国共合作形式诞生的最早的群众性救亡团体，宋庆龄不仅出任“文协”理事，而且还积极参加“文协”的募捐及宣传工作。在“文协”机关刊物《救亡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她写的文章。正是由于得到像宋庆龄这样的著名人士的支持，“文协”的抗日救亡活动得以蓬勃开展，并且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也是上海众多救亡团体中吸纳会员最多的一个。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对救国会领袖陶行知、邹韬奋，潘汉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途经香港时，已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还就国内的政治形势、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我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与他们交换了意见。在潘汉年的影响下，陶、邹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请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以表示他们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的支持。邹韬奋还将《告全国同胞书》带至上海，请救国会另两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签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邹四位救国会领袖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的公开信在《生活知识》上公开发表。在这一公开信中，四位领袖表示坚决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一公开信后，曾撰写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一文。当潘汉年前往上海前，毛泽东又写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四位先生的“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希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特别指明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①这样，使潘汉年和救国会领袖们的联系，成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委托。潘汉年不断地向他们转达中共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支持。特别是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后，潘汉年非常关心七君子被捕后的情况，还亲往苏州监狱探望七君子。当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下获释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又代表党去探望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新形势下中共的抗战方针，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见面，以促进救国会与国民党之伺的联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曾在上海主持过销量达15万份的《生活周刊》3他的名字及其所办刊物在上海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具有深远的影响。1937年7月31日韬奋出狱后，依然决定以他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投身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9日，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由韬奋主编的《抗战》3日刊（后改名《抵抗》3日刊）便面世了。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关于以文化为突破口，在上海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的指示，非常支持韬奋的工作。他经常为《抗战》）3日刊撰写文章，他所写的《全面抗战释》、《动员群众的基本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以简练的语言，精辟的论述，向人们传达了全面抗战的精神实质，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的具有政治导向性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战》3日刊在群众中的声誉。
潘汉年与郭沫若可谓是老朋友。早在创造社时期就共过事。以后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上海请潘汉年到南昌，帮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张周报——《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两位老朋友一别就是19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战，潘汉年代表党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虽不减当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谈举止中，却常常流露出些许惆怅。潘汉年了解到郭沫若惆怅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图的愿望与对时局、人事生疏的矛盾。于是，潘汉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情况相当熟悉的夏衍充当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希望上海“文协”出一张日报的指示，在与夏衍、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商量后，决定请郭沫若出任即将出版的“文协”机关报——《救亡日报》社社长。在潘汉年的帮助下，郭沫若又重现了他昔日政治活动家的风采。无论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电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敌的电报中，还是在“文协”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国际友人书》中；无论是在“文协”假交通部国际电台举办的抗日讲座中，还是在组织战地服务团工作中；无论是在与上海旧剧界商讨旧剧如何适应抗战形势，还是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及浦东各界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人们又听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陈词，看到了郭沫若为抗战奔走的身影。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上海救亡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与以宋庆龄为首的各界上层人士、社会活动家的冲锋陷阵是分不开的。上层人士的出面，对基层群众性救亡运动的开展无疑是极大的推动。但是，宋庆龄等在上海救亡运动中的公开露面，必将引起日伪的极端仇视。上海华界沦陷前后，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从1937年10月便开始考虑如何安排上层人士的撤退问题。10月下旬，当他接到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为了宋庆龄的安危，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后，马上亲自把电报送给宋庆龄。由于宋庆龄尚有工作需要处理，一时无法离开。上海华界沦陷后，潘汉年再次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后，立即通过地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12月23日，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到达码头，乘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去香港。
在救亡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著名政治活动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华界沦陷后，由潘汉年安排撤离上海。当时，上海的形势已急剧恶化，中共中央曾于上海华界沦陷的当天致电潘汉年让他转入地下，“完全秘密”起来。①但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危，考虑到他们随时可能遭受日伪的暗害，潘汉年仍忘我地工作着。为向各界人士阐明撤退的意义，潘汉年以宴请的形式，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新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必须撤离上海。之后，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潘汉年均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安排，这些上层人士均安全地撤离了已被日军包围的上海。
①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潘汉年、刘晓等《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37年1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潘汉年在广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根据周恩来关于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的指示①，十分注重以上层的统战工作推动基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他充分利用“八办”公开合法的地位，通过新闻界的杨枣，职业界的王纪华，文化界的王任叔，妇女界的沈兹九，与各界救亡团体保持密切联系。随着各界救亡协会的相继建立，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澎湃之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①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1937年夏秋之际，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汉年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与国民党及部分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就以争取《救亡日报》的出版为例，最初国民党市党部对“文协：，要求出版机关报——《救亡日报》持反对态度，并迟迟不予批准。以后迫于形势，虽然改变了强硬的态度，但要求《救亡日报》必须国共合办。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报》办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并就此事与国民党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前，首先拟定了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人事安排，并就我方请夏衍任总编辑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汉年和潘公展之间关于《救亡日报》出版一事的谈判在浦东大楼潘公展办公室进行。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同去。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社长，这一表态与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回国大会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这时的潘公展已经看到了国共合作的大势及郭沫若的巨大影响，请郭沫若任社长是众望所归。但是潘公展接着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的具体设想。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为了把报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于国民党方面派进报社的人选对报刊出版工作都较为生疏，加上《救亡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样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八一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分别到国民党军队陈诚总部及张发奎、罗卓英部进行抗战宣传服务活动，是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又一成功例子。组织战地服务团至国民党军队服务的想法最初是陈诚向郭沫若提出的。之后，郭沫若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庐山谈判中涉及的有关向国民党军队派服务团的精神，认为可以同意陈诚的要求。并且提出我们可以组织一批爱国的革命青年到国民党部队去工作，不仅可以在战地群众中做宣传、组织、服务工作，而且可以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交些朋友，进行团结救亡的教育。但潘汉年强调一点，即根据国共双方的约定，一方不在对方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因此这次上海组织的三支战地服务团切不能破坏这一约定。服务团成立后，潘汉年又专门找负责人开会，重申这一纪律。由于双方信守诺言，战地服务团工作进展顺利，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潘汉年在任“八办”主任时，还把统战工作做到上海青帮头目、抗战后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身上。针对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急需防毒面具一事，潘汉年致函杜月笙，指出：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送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后，第二天即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捐赠防毒面具一事。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价值约1.6万元）捐赠给前方八路军将士的决议。①
①《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抗日战争（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如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在上海将近一年的统战工作，不仅赢得了各界上层人士的信任与支持，而且将上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将对国民党的团结争取工作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从而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的阵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进程。潘汉年作为一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使命。
5.7 潘汉年与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
黄金平 吴祥华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同时，他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对他来说是“老行当”，得心应手。在新的条件下，他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帮助民主党派整顿发展
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为新中国诞生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城之初，潘汉年就陪同陈毅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张元济、颜惠庆等著名爱国人士，广泛听取他们对接管、改造和建设新上海的意见。在短短的一二个月内，接连召开各种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知识界代表人士会晤，宣传政策，稳定人心。1949年6月1日，上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宴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负责人陈毅、粟裕、刘晓、曾山、潘汉年等。陈毅在会上致词说：中国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当与各阶层爱国同胞共同努力，来打文化仗和经济建设的大仗。6月3日，邓小平、陈毅、张鼎丞、曾山、潘汉年等设宴答谢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出席会议的有：张澜、罗隆基、史良、郭钊沉、陈铭枢、郭春涛、胡厥文、谢仁冰等。席间，宾主交谈极为欢愉。
为了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作为华东局统战部正副部长的陈毅、潘汉年，调查分析解放初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与团体的现状、组织、领导成员、政治倾向、活动状况等，及时向中央汇报，并及时处理出现的一些问题。解放初期，上海各民主党派为了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内部开展了整顿工作。有的整顿方针比较明确，整顿工作很顺利；有的工作迟缓，成效不大。对此，陈毅、潘汉年都作了了解、帮助。有的党派领导人没有在政治思想和整顿工作中建立权威，潘汉年耐心做思想工作。有位著名人士中央希望他去北京工作，但他要留在上海，经陈毅、潘汉年说服后，北上了。陈毅、潘汉年在1949年6月最早提出并向中央建议亦工亦商的盛丕华等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安排盛丕华为上海市副市长，发挥了很大作用。对组织发展，有的党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以开明人士为主，有的主张以上层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为对象。对这些分歧，陈毅、潘汉年都向中央作了反映并积极做工作。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潘汉年主持下，统战部连续召开数次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一方面向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当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征求大家意见。同时，也就各民主党派的建设和发展交换意见。如在1950年5月30日座谈会上，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与各党派中央协商规定的各党派分工原则，提出上海各民主党派组织内部整顿完毕的可以发展组织；同时建议注意质量，不要单纯追求数量，要以严肃慎重的态度来发展组织。
当时，在党内某些同志中存在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现象，对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有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1950年上海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有人认为：他们总共没有多少人，也要建立一个组织，是否有必要。对于这一情况，潘汉年在党内做工作，强调说，党不是孤立的，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一同前进，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
1951年3月16日，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市委统战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并要组织部挑选一批较好的党团员进民主党派帮助工作。他并且亲自做到民主党派内部帮助工作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金学成去民建帮助工作，潘汉年对他说，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很重要，“政府工作要做，民主党派工作也要做，白天没时间，晚上也可以去”。金接受了工作，和许涤新、蔡北华、杨延修等一些人去了民主党派，帮助他们开展组织发展工作。到1956年，上海各民主党派总人数从1951年的1300余人发展到11000人，为上海地区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
积极开展工商统战工作
上海是全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解放初期约有10多万户私营工商业，中国规模较大的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如申新纺织公司、福新面粉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大隆机器厂、大中华橡胶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公司等都开设在上海。如何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企业，团结和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是个重要问题。上海刚解放第六天，市政府就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陈毅、潘汉年都在会上讲了话，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大家，使工商界听了之后认为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些在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的人士陆续回沪。刘鸿生一回到上海，潘汉年就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当时，几位有代表性的人士邀请陈毅、潘汉年等市政府领导去吃饭。有人怕吃资本家的饭犯政治错误。陈毅笑着说：“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怕起民族资产阶级了，真是怪事！”潘汉年支持陈毅的意见，应邀作客。实际上边吃饭边做思想工作。潘汉年曾说：“要同资本家搞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要同他们交朋友，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的，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如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
潘汉年十分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投入恢复生产的工作。他对市军管会工商处的几位干部说：上海这个工商业大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的。他要求工商干部接近工商界人士，不要摆官架子。当潘汉年得知上海纺织工业的资本家为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而苦恼时，立即向陈毅汇报，亲自走访荣毅仁、刘靖基等人，指示银行低息贷款，并通过市总工会做工作，说服工人大力支持。潘汉年想方设法帮助郭氏的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香港的价值250万美元的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回到上海，潘汉年设宴为他洗尘，金融界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邀作陪。周经营的金城银行由于受国民党金圆券风潮后遗症的影响，赤字无法弥补，不得不将投资的一个厂售给政府，以抵偿赤字。潘汉年认为，周作民在香港时，对转移民主党派负责人秘密离开香港赴东北、华北解放区曾作出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人家的功劳，就派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帮助周解决困难，同时表示愿意以较优惠的价格购厂。周作民对此十分感激。这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加深了他们对党的信任。上海工商界中的盛康年，经潘汉年同意组织了一个工商俱乐部，定名为“七一学习会”，潘汉年第一个应邀前往作报告，使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士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并且沟通了和党的联系。
解放初期，由于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积极扶助的措施，上海的经济逐步好转，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欢呼“难忘的1951年”。但是，随即也出现了一些资本家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的“五毒”罪行。根据中央决定，上海开展了“五反”运动，成立了领导运动的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潘汉年任主任。经中央批准，上海对303户上层工商业者在市政协集中学习，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帮助他们自学和自查，推动他们自己交代问题，接受教育。这项工作由薄一波、陈毅和潘汉年领导，许涤新具体负责。潘汉年天天询问情况，强调“把斗争和团结结合起来”。当获悉有两个资本家神色不对，就关照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市委统战部工作的潘汉年夫人董慧这时也参加做303户的工作。她动员汤蒂固带头交代。汤看到别人交代问题像挤牙膏，她想出倒轧帐的办法，一口气坦白了5亿元（旧币，1亿元相当于改为新币后的1万元，下同），成了积极分子。潘汉年知道后找她谈话，询问汤坦白的数字是否真实。当了解到汤由于坦白多了，正担心今后如何做生意时，潘笑着说：“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国家一定是要扶植的。”潘汉年领导“五反”定案评议委员会，认真复查、评议、核实。汤后来定案核实为2亿元。也有人自报240亿元，结果核实定为3亿元的。“五反”期间，潘汉年还关心支持市妇联大胆做好303户家属工作。变阻力为动力，减轻资方的紧张情绪。由于中央和市委的正确领导，参加学习的303个资本家个个过关，定为完全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上海“五反”运动既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又严格执行政策，让资产阶级重新靠拢我们。
重视政治协商工作
潘汉年十分重视政治协商工作。1949年12月，上海市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市协商委员会，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届三次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协商委员会，陈毅任主席，潘汉年任副主席。下设工商、劳资、税务、文教等5个小组，隶属市协商委员会常委会领导。潘汉年经常参加各个小组的讨论，听取意见，解答问题。市协商委员会每月开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和潘汉年经常出席会议，和委员们一起协商许多重大问题。参加市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很高兴，认为每次听陈、潘两人讲话，都很“解渴”，能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
潘汉年注意发挥市协商委员会的民主协商作用。解放初，上海面临各种困难：私营商业缺乏资金，原材料不足，生产停滞，公私和劳资关系紧张等。潘汉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协商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1950年国家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成立市推销委员会，潘汉年担任主任委员。动员全市人民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解决资金短缺和财政经济困难，是市协商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陈毅曾邀请了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开会，动员认购，荣毅仁当场认购了很多，但到付款时却交不出来。这时，他说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多购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潘汉年派人进行调查，得知情况属实，于是就如实向陈毅和来上海调查的陈云汇报上海认购公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中央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削减了部分认购数目。
进城之初，收税困难，逃税漏税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市协商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吸收专家和工商界人士参加，对税收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协助政府顺利完成收税任务，同时也提高了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认识。同时，陈毅、潘汉年根据工商界人士的反映，也调整减免了一部分不合理的税收。当时，潘汉年和许涤新还联名写信给陈云，提出了经过调查研究，和工商界协商后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定税原则，既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又达到了公私两利的目的。
上海解放初期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市协商委员会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加三大政治运动，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50年下半年，上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潘汉年被市协商会、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推选为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当时，上海举行了反帝爱国讲座达41次。上海抗美援朝分会发动上海各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1951年9月12日，潘汉年出席市协商会召开的劳资双方座谈会，会上，他强调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上海原计划捐献334架飞机，计人民币508亿元（旧币）。由于上海抗美援朝分会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工人，各界踊跃捐献达8491万（新币），约合飞机566架。1952年，潘汉年等接见来上海参观访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华东分团的全体代表，向他们讲述了上海人民的这一无私的奉献。
为了推动市郊土地改革，市协商会组织了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参加市郊土改。通过实践，使各界人士对党的土改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促进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1951年上海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潘汉年向市协商委员会提出建议，成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组织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调查审理。对某些案件在量刑上有重大分歧时，或对某一案件认为材料不足等，通过市审查委员会调查核实，作出正确结论。例如申新纺织厂恶霸黄龙华一案，主审人员量刑意见不一。潘汉年得知后，一方面及时做工作，另一方面要市协商委员会组织调查团，由各陪审员、机关、团体代表与报社记者20余人组成，到工厂访问被害者，提讯与黄有关的在押犯，进行深入调查，查明黄犯重大罪行，在量刑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巩固发展统一战线
解放初期，上海市协商委员会根据全国政协关于组织各界人士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组织上海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等二千多人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学习。针对党内外存在解放后统一战线工作还需要不需要的思想，潘汉年向各界人士作了《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的学习辅导。他着重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需要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统一战线还要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一定要让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民族工商业在五种经济并存中有一定发展前途，但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统一战线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潘汉年还谈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关系问题，他指出：各个阶级的代表都有依据共同纲领平等发言，共商国家大事的权利。各个阶级阶层在共同纲领的大前题下，都代表着各自的合法利益。在统一战线内部有团结有斗争。
上海解放之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妥善安置了13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和9000多名失业知识分子。著名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还被提名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体现了党最广泛的团结各阶层人士的统战政策。1951年和1953年，上海先后设立了市府参事室和文史馆，安排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名流。“味精大王”吴蕴初、“煤炭大王”刘鸿生从香港回沪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韦悫、盛丕华、金仲华、荣毅仁、赵祖康、胡厥文等党外人士先后就任副市长。陈毅和潘汉年都很重视党外副市长，要求办公厅为他们配好秘书，及时送阅文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让党外副市长做到有职有权，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还十分重视市、区两级政权机关中的统战工作。1952年11月13日，市人民政府召开机关内部统战工作组成立大会，市委、市府有关负责人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专家等二千余人参加了会议。潘汉年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后来，他还对机关统战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应结合本单位统战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工作，向党外干部作报告”。由于民主人士拥有共商国家和上海大事的权利，调动了各界人士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放初期，上海呈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
广泛结交新老朋友
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和争取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朋友，与我们一道工作。对于各界上层人士，争取、团结了一个，往往就能争取、团结一大片。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过去对党不了解的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往往首先是从对共产党干部认识和了解开始的。而这些人最先接触到的，就是共产党做统战工作的干部。潘汉年在担任统战部领导以后，他向华东和上海统战部门的干部反复做动员和教育工作，要求统战部干部发扬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善于广泛结交朋友。
潘汉年自己作出了表率。他过去长期在上海工作，有很多老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是文化界和军政界爱国人士。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工作的面更广、更复杂。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工作需要去做，所以，除了老朋友外，还需要结交许多新朋友。作为负责华东、上海市统战工作领导的潘汉年深知必须团结和结交更多的朋友，才能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从上海解放的第二天起，潘汉年就开始结交赵祖康这位朋友。他关心赵祖康的工作，尊重并倾听这位党外朋友的建议。上海解放后不久，赵向潘建议，原上海市公安局代理局长陆大公在解放前夕曾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希望考虑给陆大公安排工作。潘汉年接受了赵的建议。这令陆大公十分感动。他感到潘汉年所代表的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并不是因为陆大公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公安局代理局长而予以排斥。赵祖康也感到潘汉年是真诚信任党外的朋友。
潘汉年对一些老朋友不仅在生活上关心，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关心。王昆仑是一位著名的教授，曾经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原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从30年代起，他就和中共联系，并在1933年秘密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但是，他还是忠诚地为共产党工作，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和潘汉年也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解放后，王昆仑对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十分关心。为此，王请求潘帮助。潘不仅负责地向中央组织部证明了他所了解的有关王昆仑的历史情况，而且很快给王昆仑复信，潘的关心与负责态度，使王昆仑深感欣慰。
潘汉年对于一些老朋友，对于一些统战工作的对象，既有必要的关心与照顾，同时又坚持一定的原则。有些问题可以灵活处理，有一些问题必须坚持原则。新闻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解放初，他提出拟编译10种新书，向主管出版的单位借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但长期未还。此事在新闻出版界闹得沸沸扬扬。出版部门和统战部门都向上级打报告，拟让有关部门出面向人民法院控告。潘汉年知道后，慎重指出：此事应“提出清查积欠之办法。现在即向法院提出控诉，尚嫌过早”。后来，出版部门按照潘汉年的意见妥善处理了这件事，从而避免了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样，潘汉年在处理一位耆宿在沪住房租金的问题也是非常认真细致的。上海解放后，这位老人对居住的住房租金调整提高有些意见，潘汉年知道这情况后、认为对这样一位老先生必须充分照顾，不能为一点很小的事情而伤害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朋友的感情。因此他指示：“租金照常，不宜提高。”像这样一类不因小事而伤害朋友感情的事例还有不不少。
解放初期，潘汉年担任常务副市长工作，兼职很多，每天要处理成堆的文件，听许多汇报，在百忙之中，对于统战工作中的一些小事，他都是亲自出面处理。一位爱国人士牺牲后，他的遗孀一直住在上海，由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其日常开销。上海解放后，这位女士的开销日渐增大，以至中央统战部按月给的费用不敷开销，拖欠了很多债务。久而久之，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某女士的生活费用由中央统战部管的，上海不便直接处理。于是，潘汉年写信给中央统战部领导。后来，在潘的亲自协调下，此事才得以妥善解决。这事情很小，但很重要，很棘手。这不仅是一点钱的问题，其中还有政治影响、党的统战政策、人的感情等问题。因此，即使是对于这样一类琐碎事情，潘汉年也从不马虎从事，而是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
5.8 争取新的和平展开新的斗争①
①本文原载《文革》丛刊1947年5月第7期。
移山①
①移山，即潘汉年。
一
自从4月间，中共部队在全国范围取得主动，并在1个月之内消灭国军达15万人之谱以后，全国人民对于短期内可以取得和平民主的胜利信心，已经大大增强起来。同时，在贪污腐败的政府统治之下，10个多月的内战，加上大打之前将近1年的“劫收”，人民的痛苦已达极点，对于和平民主的要求与渴望，也已达极点，而1年多以来当局媚美内战经济措施的结果，已经弄得全国经济处于崩溃之境，政府财政破产，人民无以为生，于是民变遍全国，而直接威胁了国民党的基层统治。反动派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对人民力量的优势，已经过去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民对于好战分子及反动派的恐惧，开始丧失；他们对和平民主的要求，又开始炽烈地，在内心中燃烧起来了。
应该认识清楚；这实在是一个崭新的形势，是中国近代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形势。这一新形势的基本特点，乃是：从今以后，不管反动派还要怎样拚死挣扎，也不管其帝国主义主子怎样加强其援助，人民的革命的力量，已经可以决定中国的大局；人民争取民主和平及独立的斗争的胜利，已经确定不移；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妄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可能性，甚至想以自己为中心来组织政权的可能性，从今以后，都已完全没有了。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必须以人民力量为中心来解决一切问题的阶段了。
二
但是这一新形势的到来，不是容易获致的。这乃是1年又8个月以来，特别是去年7月大打以来，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
首先最主要的这是解放区军民，在革命政党领导之下，坚决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成果，并在反动派企图以战争来抢夺这一胜利成果时坚决实行自卫战争的结果。我们总还记得：当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竟至剥夺了坚持敌后8年抗战而备尝辛苦的解放区军民的受降权利。当时解放区军民没有理会这种荒谬绝伦的命令，而坚决实行了自己的受降权利。结果是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解放区人民由几千万增加至1.2万（亿），人民武装由30.40万增加到百万以上，民兵200万以上，主要的根据地由被割裂的形势而连在一起，连成几大块互相沟通的根据地了，并占领了华北及东北绝大部分的中小城市。就是这样，才使得人民革命力量阻住了反动派的进攻，而立于不败之地，终于取得了去年1月间的政协决定。但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的打算，却是想利用政协的决议来取得时间，以便重新调集力量展开新的进攻。因此政协决议不旋踵即为反动派所破坏，最后并于7月初完全撕毁了这一决议而开始了全面的、空前残酷的内战。但是10个多月来，反动派坚持内战的结果，并没有达到消灭乃至削弱人民革命力量的结果，相反，在坚决的正义的自卫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在不断消灭敌人近80万的过程中大大壮大起来了。如今已达到正规军150万和民兵300万之谱。终至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斗争中已经夺取了完全的主动地位，反之，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在作为其军事上最后一张王牌的胡宗南部，被陷入陕北地区，并遭受了严重打击之后，反动派军事上的主动与优势，已经一去不返了。
其次，这种新形势的到来，也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力量艰苦奋斗争取来的结果。在协商会议及会议以后，以民主同盟为中心的上层民主力量，曾经坚持了政协的路线，反对并暴露了反动派不断破坏政协的阴谋，而各地的人民，以学生工人为首，不断爆发的为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的示威抗议，也曾给了反动派好战分子的内战阴谋以巨大的打击。全面内战爆发后。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团体，一直坚持了反对内战力量和平民主的立场（作为中国资产阶级代表的民主同盟，能够对民主和平这样坚定不移，实在是不容易，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空前的），至于一般人民，例如上海的摊贩风潮，全国学生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农村中反对征兵征粮，到处民变蜂起《据约略估计，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变武装已达40万人），台湾人民反对专卖制度的暴动，平沪保障人权的斗争，以及最近普遍江浙一带的抢米骚动，和京沪各地学生工人公教人员为学业为生活的大规模的斗争的展开，都大大增加了国民党当局执行内战政策的困难，削弱了它反动统治的力量。
此外，国民党本身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腐败政治，对工商业的苛捐杂税层层剥削，通货恶性膨胀的财政政策不断剥夺着人民的生活能力，农村中厉行三要政策（要人、要钱、要粮）已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其统治内部各派之间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以及其丧权辱国投降美帝的外交政策，从胜利后到现在，这一切措施，已给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真面目，使得许多人过去对国民党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在军事上，国民党10个月来丧失了精锐部队三分之一，特别三四月以来更在各战场遭受严重挫折，以至根本改变了双方的地位。这就大大减少了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恐惧，而生活上的普遍濒于绝境，更使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恐惧变为愤恨。
这就是日寇投降以来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具体过程，也就是目前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