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法律措施，也是镇压反革命的法律武器。为了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调整后的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副书记潘汉年（陈毅为书记），组织公、检、法三家成立了案件处理委员会，以加快积案的处理，并召开了专门会议。4月11日至4月18日，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讨论部署镇反工作。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指出：“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纠正宽大无边、不及时、不严厉、不依靠群众等缺点。”他建议在最近期内，举行市人民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并建议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协助审判机构提供有关重大反革命案件处理意见。他强调要“完成中央及华东局有关惩治反革命的法令和指示”。潘汉隼在这次会上进一步提出本市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并决定在4月底进行一次大逮捕。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会后，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热潮。在潘副市长直接领导下，公检法机关有条不紊地进行大逮捕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成立了“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4月23日，召开了市人代会协商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4月21日、26日，市委和行动总指挥部分别发出了《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及《对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的补充指示》，下达了上海镇压反革命的行动命令。4月27日，全市组织出动由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农民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共3．6万余人，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下，统一行动，依法逮捕了历史上罪恶重大、解放后抗拒登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及从外地逃来上海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8000余人。4月28日，市政府、市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市、区两级协商委员会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和在工厂、企业、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成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对9名血债累累、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和公审，如曾经杀害500余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的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国民党“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淞沪人民反共抗俄自卫军”司令刘葆珊；刺探机密、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徐松坚；横行江南十余年“四霸天”之一、杀害老百姓千余人，甚至将活人剖腹挖心炒了吃的惯匪陆杏生；强奸一百多名女工的上海密丰绒线厂恶霸、流氓、特务陈小毛；勾结土匪妄图发动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头子“顺政国皇帝”张顺宝；制造劝工大楼血案主凶之一、杀害梁仁达烈士的工特方擎中；横行真如一带的恶霸、特务周彼炳；杀害《文革》三烈士的刽子手任宗炳等。身受其害者纷纷登台控诉揭发。女工刘秀英，在控诉陈小毛强奸她及百余女工罪行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控诉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极大愤慨，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要求司法机关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严惩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检察署副署长方行当即宣布：将9名凶犯提请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全场群众欢声雷动。广播电台转播了会议实况，280万上海人民和80万苏南地区群众收听了大会实况。大会期间，1700多个单位63万余人来信来电要求枪决9名罪犯，收到5400余封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来信。30日，市军管会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将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赴刑场枪决。
一批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后，人心大快，上海人民热烈赞扬共产党“替人民除了大害”，“前年上海解放，只翻了半个身，这回完全翻身了”。北站一老翁，当该区8个恶霸被处决后，跑到公安局在毛主席像前，涕泪交加，感激政府替他报了仇。东新村恶霸肖慕陶伏法后，普陀区千余群众自动集结到被内杀害的烈士墓前献花，告慰英灵。
二、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他在各种会上经常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多次反复指出，要使镇反运动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他批评一些政法干部只会埋头苦干，不善于运用现实的活的材料去教育群众、宣传群众，不善于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他说，要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他认为，过去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解放了，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因此，对敌斗争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他特别强调，要做好反革命家属的教育和争取工作。在上海，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可观，要发动他们起来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上海公安机关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工作是十分出色的。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在镇反高潮中，全市召开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会议3200余次，收到群众检举信4万余封。政法公安机关根据举报线索，经过调查取证后，又逮捕惩办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公安机关在争取教育反革命家属工作中，成绩也非常显著，绝大多数反革命家属站到了人民群众这一边，起来揭发自己反革命亲属的罪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属陪同下被迫投案自首，有的反革命家属将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财物缴公，有的交出了匿藏的枪枝弹药，反革命分子真正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三、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潘汉年经常告诫政法系统的干部：肃清残余反革命，维护社会治安，不仅要靠政法保卫机关的强大威力，更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我党政策与策略的作用，这是我们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力量所在。在镇反运动中，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直贯彻于始终。潘汉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过，对于有现行活动的特务，不管其有无反革命历史都应根据罪证，依法从严惩办，不能以为其没有历史反革命身份就宽纵，这是错误的。对于主犯、罪恶重大的、搞行动破坏的要从严惩办，其中罪恶重大的应判处死刑。对于真诚悔改、自首立功的，应从宽处理。对于反革命中已年老或有严重残疾，失去活动能力，反革命罪行不大，就不一定逮捕关押。潘汉年十分强调实事求是。他经常对公安机关一些领导同志说，不管任务如何繁重，时间如何紧迫，一定要弄清情况，不能急躁。在杀人问题上，他同样主张谨慎从事，那时，处决一个犯人，要经过六七道手续的严格审批。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稳、准基础上的狠，对不同对象要讲究区别对待的原则。有次镇反工作会议上，一个负责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亲属是国民党特务，应该逮捕审讯。潘汉年经过了解，听取意见，发现案情基本失实，他与有关同志研究后，决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错捕。潘汉年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上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无越轨行为。事实证明，给予一批“特务”、“反革命”立功赎罪机会以后，在当时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企图潜入大陆暗杀陈毅等党政领导人的军统特务刘全德，从台湾专程经舟山来沪，沿途活动情况悉数为我掌握，刘全德进入上海还未来得及活动，就落进我们布置的天罗地网。再如，曾是汪伪上海76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胡均鹤，解放前夕，国民党内调局对他布置潜伏任务，要他留下来负责整个东南地区的特务活动，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寻找中共关系，投奔解放区，交出了他所掌握的潜伏特务名单，以求立功赎罪。起用这个人物，有关方面作了非常慎重的研究，并经上级同意。胡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八十余部。应该说，潘汉年主张利用国民党投诚人员，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正确的，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除了对付特务等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外，对付流氓及其帮会势力的任务也相当艰巨。为了减少其对社会危害，主要抓住、稳住大流氓帮会头子，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准确而有力地执行了有关的政策与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为了有效地控制局面，早在解放前，潘汉年就已经通过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了信息，为此，黄金荣没有逃到台湾去，他为了表示悔过自新，将一些财产叫人列了一份清单交给中共上海地下党。又将自己手下的400余名帮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单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帮会中人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前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上海解放后，黄金荣听说潘副市长在一个会议上说过：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的帽子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黄金荣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镇反期间，他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悔过书，除简述自己的经历与罪过外，保证遵守一切法令，并且号召他的门徒们主动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份悔过书对当时的镇反运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对于杜月笙这个著名的帮会头子，潘汉年也费了不少心力，一直努力做争取工作，以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社会治安的滋扰。解放前，潘汉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过招呼，杜父子表示一定关照手下门徒遵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法令。
潘汉年在镇反运动中不仅仅有依靠、争取、分化、瓦解和政策感召的一面，同时还有严厉打击坚决镇压的一面。潘汉年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那些破坏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捕的捕；对于潜伏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经发现，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例如号称“沪西半爿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被处以极刑；那些残害爱国人士、革命先烈的刽子手，被坚决镇压。镇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使上海治安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行各业普遍地掀起了劳动生产热潮。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颂诗：“唐宋元明清，盗匪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不少同志回忆当年，感慨万分地说，上海镇反运动的胜利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潘汉年殚精竭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千头万绪，运动的各个环节、步骤、计划，他都要操心，许多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事实证明，在镇反中被镇压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证据确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人。这批人被镇压后，人民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士别先生在致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工作“宽猛相济、彪炳盖世”。
镇反运动已经历了40余年岁月，时间和历史进一步证实上海当时这场大张旗鼓的群众性镇反运动是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潘汉年对于上海镇反功不可没。
6.6 潘汉年与上海的社会改造
黄金平
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电召在香港的潘汉年返回北平。刚刚完成护送大批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去东北、华北解放区任务的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便匆匆离开香港，风尘仆仆来到北平。他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见了潘汉年，对潘汉年参与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具体安排，指出：中共中央已决定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等工作。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着重谈了接管上海中的政法方面的问题，要潘汉年注意防止上海青洪帮出来捣乱等。
肩负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潘汉年在解放了的上海开展了艰巨的社会改造工作。
肃特反盗，稳定社会秩序
旧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基地。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种大小特务组织有84个，特务分子6000余人，其中组长以上的骨干分子1600余人。在国民党政府逃跑之前，他们都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应变”措施，大批特务潜伏隐藏下来。此外，在国民党溃退前，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等地潜逃来沪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且，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等地派遣特务进入刚刚解放的上海，直接进行侦察、破坏和暗杀等活动。总之，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根据上海面临的这种情况，决定采取先打击有现行活动的特务，再清理历史反革命的斗争步骤。陈毅市长向政法保卫机关提出了“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庄严任务。潘汉年根据市委、市府以及陈毅市长的指示精神，多次召集公安保卫机关负责人会议，组织落实全市的治安防范措施，具体指导多项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展，并且会同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负责人共同制定了公安政法方面的政策性措施。潘汉年认为，肃清上海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维持社会治安，保持上海的稳定，不仅要靠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威慑力量，还要依靠制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政策威力。
潘汉年是一个有着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领导。他深知在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时，充分掌握敌情和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成为执政党，对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拟定的镇反工作方案，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设立一个“情报委员会”，选用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国民党撤退时留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公安机关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1949年6月中旬开始，集中破获了一批特务潜伏电台。如国民党保密局核心布置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7个潜伏电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织，以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织等。6月29日凌晨，潘汉年指挥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联合行动，又集中搜捕了特务匪徒317名，“青年救国军上海服务团”以及假冒“中共地下军第7支队”等特务组织首犯当场落网。潘汉年很重视“逆用台”的作用。他指示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要把已经掌握的“逆用台”继续很好地运用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他还曾直接掌握过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敌情。利用这些“逆用台”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其中包括像台湾敌特机关派遣刘德全来上海搞暗杀陈毅等军政首长活动的重要情报。利用这些“逆甩台”，对上海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定措施，有效地同敌人作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在潘汉年的正确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内外侦察，严密防范，查明情况，坚决打击。从1949年5月底至1949年年底的7个月中，上海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敌人电台109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解放初期，盗匪活动非常猖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据统计，在上海解放后的头7个月中，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仅1949年6月，全市就发生抢劫案190起，其中最多的一天竟发生14起，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打击盗匪的措施，协调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紧密合作，广泛依靠群众密切配合。同时，还制订并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坚决镇压盗匪头子，并采取了“以盗反盗”、“以案破案”的斗争策略，一批批惯盗惯匪纷纷落网。到1949年12月，盗匪抢劫案降到56起，比6月份减少240％，社会秩序逐渐安定。
分化瓦解流氓帮会势力
旧上海的流氓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控制着整个上海社会。
对于如何处理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党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切。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就问起过这件事：“上海解放，青洪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出来捣乱？”潘汉年回答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见过杜月笙。这次我们离港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要安分守己。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不动，我们对青洪帮上层分子就不动不杀。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刘少奇听后，对潘汉年说：“你告诉陈毅等同志，先不要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上海解放前夕，潘汉年就通过关系向黄金荣等传递信息，要黄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解放时，黄金荣听从了潘的劝告，留在上海，并表示不问外事。但是，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仍然不断地干坏事。改造旧上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黄金荣这类人。这时，党内干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针对这一问题，潘汉年在市府的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为了更有效地分化瓦解黄金荣等旧上海流氓势力，同时更好地体现党的政策，潘汉年会同市军管会领导经过多次专门研究，考虑到上海青洪帮势力和黄金荣等人的实际情况，根据党的政策，决定采取对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以达到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的目的。
当时，上海有些市民对人民政府不杀黄金荣，想不通，致书有关部门，要求从严惩办。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宣传工作。1950年6月的一天，潘汉年为了了解黄金荣的动态，把杜宣同志找去，让他去黄金荣家宣布党的政策，并对黄及其手下的头目训示，要黄金荣及其手下老老实实，不准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1950年底镇反，市人民政府又派人找黄金荣谈话，向他宣布政策不变，但要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黄金荣让人代笔，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潘汉年切实执行了党的政策，把流氓头子黄金荣稳住，让黄约束其徒子徒孙，打击了流氓犯罪活动，并且使其破坏性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了上海的稳定。
黄金荣于1953年6月20日去世后，又留下了一些麻烦问题。原来，黄金荣有不少财产，解放后，他的许多金银珠宝被他的一个儿媳席卷一空带到香港，剩下的不动产就非常有限了。黄家的收入日见拮据，以至于难以维持日常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后来，求助于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在1955年1月写信给陈毅市长，陈述黄家的困难；2月，章又给潘汉年写信，吁请政府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问题。潘汉年接到信后，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难题。
对于杜月笙，潘汉年也做了不少工作，花费了许多心力，努力争取，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上海社会治安的滋扰。在解放前夕，潘汉年在香港就和杜月笙父子打招呼，并且得到过杜的保证。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又把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另一个儿子杜维翰找来谈话，告诉他，如果杜月笙回上海，安分守己，我们是欢迎的。杜维翰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维翰回上海，告诉潘汉年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活，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他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们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以上这些，后来都做到了。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后，杜家要求在上海的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潘汉年为此请示上级得到批准。杜家的人及其门徒为此深为感动。
把妓女改造成为新人
旧上海的捐妓，据国民党市警察局统计，全市登记注册的妓院有800多家、妓女5000余人。另外，未登记注册的妓院还有1200多家，被称为“野鸡”的私娼有2万多人。这些娼妓绝大多数因农村贫困、逃荒流入上海，为生活所迫，步入风尘。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为了彻底铲除这一丑恶现象，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市政府工作会议，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他指出：娟妓是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留下来的产物。妓院的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为生，他们往往就是流氓分子和残酷剥削妓女的吸血鬼。对于这些人，必须坚决予以制裁。而妓女大都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但她们进入社会的黑暗圈子以后，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严重的不良习气。因此，必须用强制劳动和耐心的教育来改造她们。
1949年6月，潘汉年主持市府会议研究决定：在实施对妓院、妓女登记的同时，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谋出路。7月，又发布了《管理妓院暂行规则》，限制妓院和妓女的发展，废除一切非法契约，禁止妓院老板对妓女的压迫和虐待。不少妓女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开始走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
1951年下半年，全市残存下来的妓女有四五百人。潘汉年在市府党组会议上指出，采取全市突击收容的办法，消灭一切娼妓。同年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了取缔残存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决议。11月25日晚上，潘汉年指挥全市公安、民政、妇女等部11采取联合行动，突击封闭残存妓院72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334名。收容妓女501名。但是，取缔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尚有一批没有登记的妓院和妓女继续进行卖淫活动，不少私娼还在游乐场、舞厅、旅馆、酒店出卖色相招揽押客。因此，后来又进行了几次收容。直到1957年底，全市共封闭妓院627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920名，收容妓女7513名，基本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一丑恶现象，解救了一大批沦落苦海的妇女。
潘汉年在领导取缔妓院，消灭娼妓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对于脱离妓院的妓女深表同情，他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一个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专门收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并指示市妇联选派一批素质好、责任心强、有阶级感情的妇女干部，同市民政局配合去妇女教养所工作。那些进入妇女教养所的妓女，对收容反应不一。有的深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火坑；有的人则大哭大闹。潘汉年指示市民政局的有关同志：对妓女的教育改造，首先要从政治思想教育着手，安定她们的情绪，说明党和国家是关心她们、爱护她们的，真心诚意地帮助她们改造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者。同时，为了帮助她们提高思想认识，要在妓女中开展吐苦水、挖苦根的诉苦活动。开始她们对诉苦不理解，有的则担心共产党不长久，不敢诉苦；有的认为身世下贱，不愿诉苦；有的人则思想已麻木。后来，通过打击和斗争妓院老板、老鸨，管教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终于使她们逐渐醒悟过来，纷纷起来控诉妓院的老板、老鸨对她们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当时，妓女的性病率很高，在第一批收容的500多名妓女中，患性病的占88.3％。要使性病在中国绝迹，必须首先消灭她们身上的毒菌。而治疗她们的性病需要大量的青霉素。由于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需要从国外进口，而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进口很困难，库存又有限，主要是供朝鲜战场使用。但是，为了给她们治病，陈毅、潘汉年果断地作出决定，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给妇女教养所使用，朝鲜战场需要另想别法，使患有性病的妇女都及时得到了治疗。此外，还教育引导她们改变好逸恶劳的习惯，要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会一技之长，自食其力。并且动员社会各方关心她们、帮助她们成家立业，彻底告别过去，成为社会的新人。
潘汉年非常关心改造妓女的工作，多次询问市民政局的负责同志。当得知有些妓女在妇女教养所里大哭大闹，甚至把女工作人员打伤时，潘汉年嘱咐民政局的负责同志：“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的、被损害的，一旦觉醒，就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又说：“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一定要坚持用挽救受害者的赤子之心来对待她们。我相信，我们的改造工作会得到成功的。”
事情正如潘汉年所预料的，在妇女教养所经过两年改造，500多名妇女，学习文化、学习生产技术，以后陆续走上了各个工作岗位。她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有的人还当上了生产能手。劳动积极分子。并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组织了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上海领导肃清敌特分子、清除和瓦解流氓帮派势力、改造妓女的斗争中，潘汉年以及他所主管的公安、政法以及民政等部门，始终坚持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克服重重困难，保持了上海的稳定，净化了上海的环境，为上海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6.7 关于“五反”运动情况①
①本文系潘汉年副市长在第十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2年5月）
潘汉年
各位委员、各位先生：
上海的“五反”运动目前已到了第四期，也就是说上海的“五反”运动已到了快结束的阶段了，今天我就把上海的“五反”运动，由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工作情况简单报告一下：
一、我们上海的“五反”运动是在3月25日正式由陈市长向全上海市民广播后开始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准备早在3月25日以前，近两个月的酝酿，如工商业方面等都展开了文件的学习，以做思想上的准备。然后，如何在职工中号召动员、组织检举运动，同时由我们增产节约委员会来组织干部，训练干部，搜集材料，研究材料。这个准备工作时间较长，而后按我们的预定方针进行，我们在3月17日召开了一个“五反”工作干部大会，会上宣布方针、政策。3月21日就进行了74户典型试验，这个试验，我们采取检查队入厂、入店检查，因此在3月25日正式宣布“五反”运动开始时，74户重点户，已在进行检查工作了，3月底前这74户重点户检查结束，3月31日，上层工商界389户展开互助互评动员，这389户中有86户，态度比较不好，就参加一般的斗争，保存其余的303户在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的互评互助下交代问题。这是第一期的工作，主要的典型搞303户的交代工作。
二、从4月1日到4月11日，这是第二期。第二期的工作，由于以前有了典型试验，特别在303户典型试验后，我们已有了经验，我们号召全上海主要用互助互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在第二期工作中就解决了2000大户，1万中小户，我们首先把1万中小户弄好，由他们交代问题、定案，同时解决2000大户，这2000大户中间，用检查队解决问题的数目不多，约三分之一，很多检查队一到厂，解说后，就交代问题的也有。
第二期以后，从303户上层交代问题后，得到了比较明确的经验。由于工商界采取互助互评，效果较大，工人可以放手提出他们的意见，不使资方。工人面对面的斗争，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这样建立了第三期普遍采用互助互评的方法，作为上海市“五反”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第二战役中，特别在74重点户坦白交代后，就把他们放到各区去，让他们向其他工商户劝说、立功。这个作用很大，因为他们可根据自身的经验，并在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来劝说别人，这对全上海工商户的坦白很有帮助。
三、第三期自4月13日到5月10日，由于采取互助互评的方法，解决了6000大户、8万中小户，其中真正受到检查队检查的很少，只有16户，检查队用到的很少，主要是互助互评。第三期的特点，4月20日开始，到25日左右，开始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坦白后的退款问题，这是有关生产的问题，如果全部退款可能影响生产；同时，坦白的中间也许有不必要退的，坦白的数字怎么样，该不该给他核一下，这是要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城乡交流发生停止，这也影响生产的，全国公营机关，加工定货受了影响，目前我们正在用大力，在华东财委帮助之下恢复城乡交流。
第三期结束得到了初步意见：1、已坦白的数字如何核实？2、如何退款，因退款不妨害生产所以能不能放弃？能不能暂时不退？这个等一下许秘书长会报告的，报告后由政府委员会讨论批准。现在我们以检查来说，上海市“五反”的成果，可以这样说，我们上层交代的，即303户交代的，根据现在初步统计，工商户自己坦白的有11520亿（旧币，下同），这是大户；其他85125户中小户他们所坦白的有52709亿；中等户18325户，坦白的有510亿；小户77616户，坦白的有390亿。就是说，上层工商户包括大、中、小已解决的约11万户，坦白的总的数字是65133亿。现在所知道的，全上海工商户16．3万户，实际上只15万左右，已解决了11万户，剩下的4万多户，其中中、小户占的数字最大，与五毒的关系较少，因公家与他们无加工定货，普遍都以市场经营为主，这样看来，估计上海15万到16万工商户全部坦白后，坦白的数字估计约有8万亿，这个数字假使全部退的话，上海生产能否维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这个时间如何让重要生产继续生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市府做了下面这些工作，我们估计上海在二、三月份所得税收过后，马上再来一个退款，要影响生产，在全国加工定货没有恢复以前，如果退款，生产要受影响，我们经过市财委的研究，在收购、加工定货上，使6400户受到了照顾，这6400户中间，包括54个行业，换句话说，靠我们财政当局投放，把生产很快恢复，恢复城乡交流，一切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个问题，中央也已知道，关于怎么核实退款，等一下由许秘书长报告。
四、上海的劳资关系，一般来讲，我们因“五反”与生产无矛盾，我们的情况比较好。但是由于间接的关系，有若干厂发生了困难，停工的数字不少。据初步统计，旧的失业工人不计算在内，新的失业的工人有8万人。我们看，上面所说的11万户中，职工有522725人，不过职工失业的问题很多已在第四期内解决了，目前做好退款问题，以及新的劳资关系如何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五反”在第四期结束后，从处理问题上讲，有几个问题要我们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严重违法户，必须依法处理的违法户如何处理。我们增产节约委员会组织上海市“五反”人民法庭，我们现在已提出上海市“五反”人民法庭的组织草案，审判长及委员等的名单，要我们政府委员会来批准。同时，上海工商业户的面很广，要处理的违法户也比较多，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向人民政府建议，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迅速成立人民法庭，同时我们还建议组织评议委员会，做好核审工作，这个评议委员会有总的，也有各区的，在人民法庭下要组织分庭，关于这个问题为了节省时间起见，由方行同志提出，大会讨论一下。
五、上海的“五反”快结束，新的劳资关系问题也就来了。1、我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取消“五毒”也有了，但如何使其正常化，如何帮助资方不再犯“五毒”，现在政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各地各有不同，有些地方工人监督资方违法，区里要求我们有一个总的方针。2、高级职员、资方代理人的问题。高级职员在“五反”期间，归队与工人站在一边，向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这是对的。“五反”后，应回到自己的原有工作岗位上做好工作，但是有的现在还没有这样做，这个问题，主要的是如何划清界线的问题，有许多大厂的经理、厂长，现在都纷纷要求辞职，这个问题，通过工会，希望工商联，大家在思想上沟通，通过“五反”，很多人都提高了，但是其中还有些人对“五反”意义的前途还是了解不足的，工会应该召开一次高级职员座谈会，要把我们政府在“五反”中的态度向他们作一个说明，叫他们不要消极，这样提法，是否妥当，请大家讨论，再建议。会后，希望工商联照常工作，首先在工商联系统上做好普遍传达，“五反”结束，退款问题，工商界注意，普遍传达，只有这样，“五反”不仅在中间不影响生产，而且“五反”后，可以更好。
6.8 上海商业改造问题（节录）
（1954年6月1日）
潘汉年
（一）情况：
1．上海是全国的一部份，情况与全国大体相同，而上海：
（1）本来是一个国际性、全国性的大城市，面广、量多、商业基本上过剩（全市商业从业人员57万，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如估计全国须1000万则仅占六十分之一）。
（2）多做远距离生意。
（3）服务性行业多，因此私商困难更加突出。
2．上海商业行业共214个，其中纯商业有110个，春季以来，困难的有46业（批发：五金、钢铁、国际贸易、海北桂、什粮油饼、水果地货、牛、羊、华洋杂货、化工颜料、蔬菜地货、药材、菸叶、小百货、环球百货、仪器文具、南货、盐、橡胶、棉布、绸缎、呢绒、毛绒线、热水瓶、钟表、陶器、砖灰水泥、茶27业；批兼零：新药、糖、炒货、蛋、五金零件、医疗器械、纸、猪、烟丝、木材、竹等11业；专营零售的：估衣、茶食饼干、鞋、帽、酒五业；服务性的：运输报关、转口、客庄三业，这些行业不仅经营比重逐月下降，而且绝对营业额也低于去年同期，以1954年与去年同期比，南货业营业额下降21％，困难户占16％；新药业营业额下降61％，困难户占22％；棉布业营业额下降33％，困难户占28％。
3．急待安排的有18业：批发：菸商业、木材商业、棉布商业、海北桂、华洋杂货、猪商业；批兼零：卷烟皂烛、什粮油饼、茶商业、五金商业、化学原料、颜料、煤、新药、糖、石油、瓷器；零售：文具仪器。
（二）已进行的工作
1．从去年年底开始，财委研究了对私商改造的方针，确定了若干原则，如对私商改造应根据行业性质，大小，对国计民生的关系，批发或零售以及需要与可能等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进行。具体说来，为先搞统购统销的行业，次搞经营主要副食品的行业，第三考虑经营主要工业品的行业。几个月来进行过程，说明这几点原则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是正确的，并且仍可据以进行工作。
2．三月份踏步后进行的工作
（1）研究并控制了营业额，主要是二季度适当降低了国营与合作社的营业额，要求私营不低于一季度，在此要求下，我们对棉布、百货、南货、新药4业进行了重点研究与安排，办法是：（甲）公营控制营业额，合作社并控制供应对象。（乙）对私商多增加热销货。（丙）适当提高国营零售价（娘热水瓶、玻璃器皿、鞋油、牙刷、衣刷、钢精器皿等9种）。（丁）适当降低起批点（南货业如红枣、胡桃、桃仁、桂元、金针菜等38种，以及西药119种，百货9种，共计100余种）。（戊）小量贷款。（巳）暂缓发展劳保站与联合诊所（与新药业有关）。
（2）组织并推动私商下乡采购，药材、海北桂、蔬菜地货、水果等都由工商行政部门及商业局、合作社等单位陆续组织下乡采购’。药材业下乡达90％，参加联购春笋的占依此为生产数的二分之一。海北桂、水果等业也都分别往浙江、广西、山东、山西等地采购。
（3）召开了私商座谈会，工商局分批召开了南货、文教仪器、新药、炒熟货等20个行业，400余代表会议，批判其消极等待思想，指出他们必须自力更生，搞好业务，私商一般表现较好。
（4）进行了思想教育，中央提出踏步后，对干部（包括各局、行、公司经理等科以上党员干部）、店员进行了教育，说明踏步和私商改造的道理。
（5）排队摸底：（甲）对目前急待安排的18业，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整研究酝酿，订出了初步的安排方案，其中除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两批、专业代批、批购、联购）外，批发部分中尚须吸收职工2700余人。（乙）初步提出了归口方案，商业部门有口可归的：百货26业、食品15业、花纱布4业、五金7业、土产10业、交电4业、煤建3业、化工4业、专卖5业、医药2业、市贸信2业、仓储1业、石油1业、油粮1业、木材1业共计有86业。其他如金银、珠宝、典当可归银行，进出口可归外贸。还有一些开会研究。由工商局组织归口。
3．效果估计：经过以上这些措施，一般说来，比较突出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缓和。如闸北区棉布业困难户5月中上旬比上月同期升6．3％，百货业困难户升6．14％，新药困难户升12．69％。又如黄浦区困难户5月中旬比上旬，新药升7％，棉布升14％，南货升6％，一般说4个行业的营业额5月份均比4月份有了好转。同时在这几个五的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对私商改造的经验。
但由于我们对全面情况尚缺乏系统的掌握，加以经验不足，因之工作上还存在着一定缺点。例如在安排4个困难行业中，对5月份营业额高估了些，各种具体措施和对职工、资本家思想教育以及贷款和增配热销货等均未能及时结合进行，而在安排过程中可能引起的大小户间矛盾，事先缺乏周密考虑，因此尚有若干困难户未见起色，尤以处于淡季，天气阴雨，这对若干行业营业有很大影响，像三轮车生意清淡，生活困难，典当发生挤当情况，但是总的说来，实施了各项具体措施，还是有其一定效果的，最大的成效，开始稳下来和不再坏下去，至于措施实行了还有一定过程，上海私商面广户多，困难情况发展很快，我们工作赶不上形势发展，也是必然的现象，当然这也应努力加以改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