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央对扬帆也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为他安度晚年创造了有利条件。
曾经轰动一时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如今早已烟消云散，成了一页历史，然而这却是一页令人痛心，令人难忘的历史。
7.3 潘汉年、董慧夫妇的最后岁月
邹烈华
潘汉年、董慧夫妇的最后岁月是在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度过的。
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后，中共上海市委为做好因“潘案”而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复查平反和善后工作，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潘案”清理小组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遵照中共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办理好潘汉年同志的善后事宜——把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从湖南移送到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安放。我当时在市委“潘案”清理小组办公室工作，曾于1983年三四月间两次赴洣江茶场和长沙市，找过当年与潘汉年、董慧夫妇有过接触的省劳改局、洣江茶场的干部，曾服侍过董慧同志生活的保姆，为他们看病的医务人员等。现将见到的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作为资料供更多人了解和参考。
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的日子里
“文化大革命”对潘汉年、董慧夫妇来说，犹如雪上加霜。他们在1955年蒙冤遭到错误处理后，于1963年已被假释，居住在北京团河农场。1967年5月又遭“四人帮”加害，被重新收监关押、审查。潘汉年从原判15年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未办改判手续），永远开除党籍。董慧在审查期间因左腿骨折致残，关了8年后给了一纸“维持原判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结论释放。不久，根据当时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他们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下面是当年移送潘汉年同志的公文：
湖南省公安厅：
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
致
礼
公安部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7日
潘汉年于1975年5月27日在中央公安部十五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人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三天前（5月26日）已到达长沙的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在洣江茶场，我见到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这就是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屋。此屋座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以后也住过人，有25平方米大小，内隔两间，其中一间为灶间，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据当时上面的要求，因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所以给他们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又不能和干部职工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对潘汉年、董慧夫妇来说，在他们再次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后能重新相逢，已经是相当满意了。所以，当茶场的干部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1年9个月又5天；董慧一直住到1979年2月23日送医院，2月24日去世。
潘汉年早在1967年重被收监关押时，已患有肝功能不好的毛病，因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他在洣江茶场的劳动，就是做些家务，去食堂买饭菜。后来，由于董慧腿残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干部征得他们的同意，选派了干部家属每天去料理、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其中有一位叫王芝兰的，一直照顾到董慧病逝。
潘汉年、董慧在洣江茶场生活期间，虽然蒙受着冤屈，但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格给洣江茶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提出要把自己过去穿过的一些旧服装送给剧团做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他们给职工子女讲故事、补习英语，有时还请去他们家坐坐的同志尝尝潘汉年亲手炒的花生等。茶场干部、群众也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亲昵地称呼他们为“俩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菜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逢到场部放映电影，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的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次，当他们经过场部蒋会计的家门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多样食品招待他们，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潘汉年、董慧对毛主席、对党有深厚的感情。毛主席逝世时，大家要看电视，因场部电视机小，他提出把他一台放在仓库里的电视机拿出来给大家看。董慧对保姆王芝兰等群众回忆当年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时说：“我在延安时学纺纱，有一次毛主席到我纺纱的地方来，看到我会纺纱了，就高兴地说：‘嗨！董慧纱纺出来啦！’”
董慧同志原名董奉然，生于1918年，广东省中山县人。1938年1月在延安入党，长期跟随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做情报工作。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科长、副处长。1955年因潘汉年同志冤案受株连。董慧从小在香港读书长大，其父董仲伟曾任道亨银行经理，早在1937年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董慧在家中排行第二，她的弟妹大多在香港，有的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也很爱国的人。他们从小受董慧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董慧乘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十分感人。如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部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到：“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入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曾经过1930—1949时期，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和老潘就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该项工作的同志应感谢的。”他们还转达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向潘汉年、董慧夫妇的致候，要他们保重。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网打尽。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夫妇显得非常高兴，董慧高兴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也对来看他的干部说：“江青这人我了解……”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能使人听懂了。董慧的弟弟也给他们写信说：“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并打算在12月份到洣江探望他们。信上还说：“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9月27日，我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潘在20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久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斑斑的人了。”
董慧到洣江茶场后曾多次向省劳改局来的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没被开除党籍！”粉碎“四人帮”不久，她又提出过这一问题，但仍无结果。“四人帮”是粉碎了，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打碎，所以他们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董慧在香港的弟弟、弟媳在当年12月到湖南来探望潘汉年夫妇时，被挡在长沙，不能同亲人相见。他们返回香港后来信说：“打算明年（1977年）11月再来，那时‘四人帮’事总该结束了。”但一年后，当他们依约再次前来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了，只见到了董慧。
夫妻双双含冤逝世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同志以“肖淑安”之名在长沙医治无效，含冤去世，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墓穴上面平铺着一块约有六块瓷砖见方的墓碑，上面横写着：
77——652
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1977年2月24日起，潘汉年因肝病恶化卧床不起，3月24日被救护车送到长沙市。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曾大声的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救护车到达长沙后，又改乘小汽车由公安厅同志陪同送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14病室110床。14病室是干部病房，在进医院前，省公安厅同志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为有利于对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过去曾用过的“肖淑安”的名字。
从当时为潘汉年同志治病的医生、护士介绍中，并翻阅了一部分病历卡，我们知道，潘汉年于3月24日住进医院，4月14日病故，先后住院22天。潘汉年进医院时病已很重，不断喊肝痛，经扫描确诊为“多肿肝”。他很少说话（满口假牙也是原因），烦躁不安，没有谈过个人的问题。但不时的要报纸看，还念念不忘他的爱人董慧。据3月29日病志记载：“体温下降，今日间婆婆（指董慧）在那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4月6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爱人。4月8日，使用冻干血浆200CC。4月9日输血500CC。以后，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状态。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情绪很激动，两人均哭。董慧对潘汉年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还对他讲这些话。当天晚上19点45分潘汉年逝世。董慧即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遗体告别。当晚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过程向董慧作了交代，并为研究病因需解剖尸体征求董慧的意见。董慧听了表示感谢，并同意解剖。解剖所见，肝像豆腐渣。医生认为这病少见，腹腔恶性肿瘤可能性大。据省公安厅同志说，董慧在潘汉年逝世后，曾向华国锋写过有关潘汉年和她的问题申诉信，要求平反纠正。这信公安厅同志见到过。潘汉年去世后一段时间内，董慧常常意味深长地对保姆等周围人说：“老潘将来会复活的。”董慧的弟弟来信安慰她说：“最近见香港一份报纸载有姐夫在革命时期是周恩来手下重要的地下干部，他今天虽与世长辞，但他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亦曾尽过一份力，死无憾焉。”并要接她去香港治病。
董慧在潘汉年逝世后，孤单一人，悲伤过度，没能等到党中央为他们平反昭雪的一天，于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压脑溢血病抢救无效，含冤病逝于洣江茶场医院里。董慧病故后，她在香港的弟弟曾发来电报，寄钱给茶场委托办理后事，茶场为她开了追悼会，火化后骨灰保存在场部。以后，董慧的弟弟曾来信要求为潘汉年、董慧夫妇办理合葬，但未获同意。
由于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汉年同志在蒙冤期间写的诗词手稿，他视之如命的一箱鲁迅全集，部分随身日常用品（表、钢笔、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档案馆保存。从潘汉年遗物中清理出来的诗词手稿有20余首，成稿年份不详，内容大多回忆过去革命岁月（如延安），也有怀念董慧的诗句。潘汉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据省公安厅同志说，他从秦城监狱到洣江来时，这箱书是他随身带来的。董慧曾对人说，这箱鲁迅全集是他的命，装这套全集的木箱是专门精工制作的，门盖上“鲁迅全集”字样，是蔡元培写了后刻出来的。
潘汉年、董慧夫妇骨灰移送八宝山公墓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的决定，中央组织部电告上海：潘汉年、董慧骨灰在长沙挂一节火车专厢，从长沙起程的日期定为1983年4月14日。这天正好是潘汉年逝世6周年。为了做好移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会同湖南省委的同志，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岭公墓潘汉年的骨灰坛子启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大厅，把骨灰从坛子移入骨灰盒。同时，又把安放在洣江茶场董慧的骨灰盒送到省革命陵园，和潘汉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载着潘汉年同志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同志及省委书记、省长孙国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道奇，以及湖南省各部委办的代表、潘汉年同志在湖南的生前友好、省文联主席康濯、副主席蒋燕，湖南大学校长朱凡等同志。
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纪委（筹）副组长王子阳，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于伶等同志，以及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专程去长沙护送潘汉年、董慧同志的骨灰去北京。
15日上午，在北京火车站迎接潘汉年、董慧骨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以及周扬、夏衍、李一氓、阳翰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白治民等，还有潘汉年夫妇在北京的部分亲属友好。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内举行了为潘汉年、董慧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然后将骨灰盒送往八宝山公墓安放。潘汉年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西88号，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158号。
7.4 乌云散尽现忠魂
——悼念潘汉年同志
扬帆
潘汉年当年蒙冤后，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作“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由于我是潘案的一个重要的同案人，因此，作为幸存者来说，在潘汉年诞辰90周年之际，我对他的怀念，就更甚于一般同志。
我和潘汉年的遭遇，基本上相同。我是1955年元旦被拘押审查的。潘案发生后，我也“升级”。1955年4月12日，主管部门向我宣布逮捕审查，押入监狱。经过长达10年的预审期，于1965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判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际上是度过了25年的犯人生活。潘汉年于1955年4月被捕，预审期长达8年，以“内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我们最后的结局却不一样。潘汉年这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在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革命家，比我不幸得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潘汉年在没有新的案情下，又被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潘汉年含冤不白，客死异乡，死后连墓碑上还不能刻上真名。而我于1979年1月被接到上海养病，结束监狱生活后，1980年4月撤销了原判决书，1983年3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和久别了25年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而且看到了潘汉年的彻底平反。人间沧桑，令人感叹。
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和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潘汉年的使命更为艰险，斗争条件更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备了这些常人不能具备的条件，为党工作，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智勇兼备，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一个好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我和潘汉年相识在1943年，地点是淮南新四军军部黄花塘。1943年下半年，我正在盐埠区新四军三师保卫部工作，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我去军部“开会”。我匆匆赶到天长县军部，饶漱石板起脸孔向我宣布命令：“缴枪。”当场逮捕了我，要我交代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时的问题。怕我逃逸，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关进破旧的砖瓦房监狱。其间，饶漱石亲自审问我一次，他粗暴地指责我是“奸细”。我寸步不让，坚决否认。我被说成是C．C．派（国民党中统特务），根据是我曾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职，而这所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C．C．派的健将张道藩。而我在那里介绍了一位同志参加了“救国会”，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
几个月以后，我的牢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长脸，满面笑容，戴着眼镜，比我年龄稍长的中年人。牢房门被打开了，陪同那个中年人进来的负责看押我的保卫部门负责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潘汉年。你向他老老实实交代。”
听说来人是潘汉年，我肃然起敬。尽管我对潘汉年不熟悉，但是我还是听说过他的很多传闻：党龄长，参加过长征，在党中央担任过许多重要负责工作。
在保卫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潘汉年开始对我审讯。潘汉年是一位地下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革命者，对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有相当了解。他显然没有带着“扬帆是奸细’”这个框框来审问我。这使我一开始就感到温暖。潘汉年审问我那天，窗外雪花飞舞，我被上了铐的手冻得难以忍受，只得不停地搓着。潘汉年看了我一眼，把卫兵叫来，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面有难色。潘汉年坚定地说：“这样铐着，他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我先简单扼要地讲讲参加革命前的经历，然后着重讯问了我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一些历史情况。我对于潘汉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对答如流，每到关键，还能提出有力的证明人和旁证人。另外，“救国会”是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潘汉年对于“救国会”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了如指掌，我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在接受潘汉年的审查以后，心中踏实多了。其间曾发生一件事，组织上暗中派了一名干部，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其中有一首：
梦仲弘军长
梦中执手悄无言，热泪如潮涌塌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含悲依旧抱头眠。
潘汉年看了我的诗以后，他也写了一首诗给我。可惜的是我不慎将它丢失了，但是其中的一句“巨眼谁复识英雄”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头。潘汉年给我的诗暗示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心中感激万分，当即写了《答友人问》一诗，以赠潘汉年，进一步述说了心头的疑端：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囗囗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在我被关押审讯10个月以后，1944年春，我被释放了。那天，饶漱石来看我，向我伸出了双手，说：“扬帆同志，你受委屈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组织上错了，你没错。”事后我才知道，对我的审查确是中央的指令。原来，延安整风后期，分管保卫部门的康生，搞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许多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伪占领区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逼供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是我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学生，他被说成是CC特务而挨整，他不承认，只讲自己在戏校参加过地下“救国会”的组织，是学校老师石蕴华（我原名）介绍的。就这样，把我牵连上了，我就成了“特务”。康生立刻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打电报给华中局，下令立即逮捕、审查我。这就是我这次冤狱的由来。
我出狱以后，很快恢复了原先在新四军军部保卫部门的工作，和潘汉年没有什么接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们才有较多的往来和接触。潘汉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我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因为潘汉年主管公、检、法，抓解放初期上海的镇反工作，是我的上级，我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解放初期，那时为了根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残渣余孽，潘汉年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国民党从上海逃跑时，国民党特务头子、保密局头头毛人凤、电讯处处长杨振裔在上海附近潜伏了10部电台，利用密码和台湾特务机关频繁联络，发送情报，危害极大。我们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人员进行侦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通过地下党内线，了解到杭州台国民党中校台长黎明与我江南工委武振平是亲戚。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使黎明起义。并在他的协助下，于1950年6月中旬一举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隐藏在上海周围的二、三、四、五、六、七、八等七个潜伏组电台及国防情报组、无锡独立台、苏州潜伏台等，逮捕了大批特务分子，缴获电台十余部以及手枪。密码等物。经请示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共中央批准，我们曾“边用”其中的两部，即：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人，扰乱他们的阵线。电台由潘汉年直接指挥。1950年8月，潘汉年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那个军统潜伏电台交给你们公安局‘边用’。”“逆用”国民党电台，后来成了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名，说我与潘汉年在1950年2月初，用敌台送出闸北电厂及上海自来水厂位置的情报，导致了国民党“二六”轰炸，使上海遭到严重损失。但事实上，闸北电厂、上海自来水厂都不是上海解放后新造的，是解放前就有的。其准确位置，国民党是最清楚不过的。1950年2月6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杨树浦电厂、上海闸北电厂、上海自来水厂，无需别人给他们提供什么位置。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至于“二六”轰炸的问题，后来查明是军统特务罗炳乾的潜伏电台提供的有关上海的水电厂恢复生产和天气情况等情报。与潘汉年毫无关系。
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另一个重要罪名。是说我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以后，串通一气，有意包庇、掩护、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这样的；解放初期，在我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时，确有个叫胡均鹤的，他在1932年曾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被国民党逮捕，经不住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严刑拷打，先后充当了国民党和汪伪特务。1941年，胡均鹤同我党建立了秘密联系，并掩护过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撤退到淮南根据地。上海解放前夕，胡向我解放军请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经过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同意，胡被带到上海，参加镇反工作。在我接收此人之后，记得于1949年5月10日、23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有关领导同志就此事曾两次向中共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说明用此人是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的。潘汉年对此也没有责任。
对这两个重大问题、从我被捕开始，便舌敝唇焦地反复说明了上述经过。其实，用胡均鹤的问题，不仅是经过饶漱石同意，中共中央主管部门来电也明明白白地说：“由扬帆同志带往上海，协助镇反工作。”结果却还是成了潘汉年和我的“罪证”。
事实证明，给予一批投诚过来的特务、反革命立功赎罪的机会以后，他们在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949年10月底，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派出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潜入大陆，任务是企图暗杀陈毅、罗瑞卿。刘全德既是叛徒，又是特务，此人心狠手辣，在此以前曾奉军统之命执行过多次暗杀任务，是个不能小看的杀手。但当时国家定鼎伊始，各级政权建设刚刚起步，以上海之大，茫茫人海，哪里去抓这个特务？但是，由于我们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刘全德从浙江舟山来上海，他沿途的情况，悉数为我们掌握。11月2日晚上，抵达上海才一个星期的刘全德在潜入他昔日的同事高激云家中时，被高傲云稳住，借故出门报告了我们，这个恶贯满盈的杀手束手就擒。
解放初期，我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为了根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残渣余孽，荡涤旧社会带来的污泥浊水，潘汉年耗费了巨大的辛劳。在那错综复杂的新旧交替时期，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策，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那时处决一个犯人，要经过六七道手续严格审批。上海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这些都是证据确凿、不镇压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坏人。事实证明，镇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人民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工作接触中，潘汉年布置任务不仅具体，而且有些案件还认真负责地亲临指导。我记得有次重要会议，一个负责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亲属是国民党特务，应该逮捕审讯。案子由我经办。我发现基本情况失实，便立即向潘汉年汇报。经潘汉年亲自研究以后，决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错捕。事后，潘汉年告诫我：做公安工作，尤其是涉及到拘留、逮捕，一定要慎而又慎，工作要细致，决不能马虎、草率，否则要犯错误。
潘汉年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上，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没有越轨行为。当时，我们曾约法三章，在镇反工作中，给那些反正过来的人的任务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就是说，只许他们提供情况，不给他们逮捕权。可是，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是非完全被颠倒，功绩成为罪行。随之而来的，是无法预测的大风暴。潘汉年和我首当其冲，继而是大批的株连，大搞逼、供、信，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不仅是与我们有关的在反特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受到牵连，而且党的许多干部也在一夜之间被打成了“特务”、“反革命分子”。那时，有人居然编出了扬帆包庇坏人“三千三”的神话。株连之广，可以想象！破获特务刘全德案有功的高激云，尽管当时得到有关部门表扬、嘉奖，并号召上海公安战士向他学习，但他却因我被捕而受到株连。经关押审查1年，虽然没有罪证，但是还是被送去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20多年，直至死亡。类似他的情况还有很多。每当想起他们，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做了认真的复审，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否定了原来认定的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结论，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许多鲜为人知的功绩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不久，我和别的受株连的同志也都陆续得到彻底平反。
乌云早已散尽，潘汉年同志，您安息吧！
1995年5月写于上海
7.5 沉冤昭雪 英名永存
王征明
高饶事件成了爆发点
1955年4月5目，我由上海市公安局调北京中央公安部工作刚好一年，因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案件的株连，被公安部专案组逮捕。
正是这一天，我从《中国青年报》第一版看到中共中央七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消息，报道了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永远开除党籍。
翌日晚，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找我谈话，要我彻底交代上海市公安局用特务等问题。我天真地以为一定是专案组不了解情况，弄错了。这些事公安部领导同志都知道。1951年春，公安部领导巡视上海工作时，曾对上海市公安局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使用特务有过定评，认为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而且他回北京给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上海表示纠正的态度还好。事实上我们已作了纠正。1952年公安部领导还通过一个案例，当面批评我是否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了。
万万没有想到，高饶反党事件成了新的爆发点，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而且上纲上线，成了莫大的罪名。
在多日严厉的审讯之后，另外来了两个40来岁的人，从其讲话口气判断不是公安部的，其一说：“饶漱石、潘汉年负路线之责，扬帆是主谋，你是执行。”
是的，解放上海之初，“以特反特”作为对敌隐蔽斗争的策略和手段，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经过市委会议认可的。其实，饶漱石这样做，是有中共中央1943年文件指示根据的。
我被关押600天后，审讯员以一种特别的神情告诉我，已查明潘汉年是个“内奸”，扬帆是个“奸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61年3月，我从报纸上看到政府特赦一批战犯，溥仪、溥杰、杜聿明、王耀武及特务康泽等均被开释，而我仍被久悬不结，气得大口吐血，立时写信给中央监察委员会据理力争，但没有下文。到五一节我又写报告，翌日放我出来。关押了6年零1个月后，我被以执行“内奸”潘汉年、扬帆指示，“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免于起诉。
1963年得知潘汉年和夫人董慧亦获释，住在北京团河农场，半自由状态。扬帆则因拒不认罪，仍在狱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重被收监，长期关押达7年半，潘、扬更被“四人帮”重新判处重刑，受尽摧残折磨。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遗憾的是潘汉年和董慧已先后在1977年4月、1979年2月与世长辞），这件历时长达27年的共和国第一冤案，才算了结。
历史是怎样被颠倒的
上海解放初期，潘汉年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保卫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在他直接领导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之后，我才同他有工作上的联系，但他的名字，我则敬仰已久。
记得1938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当时我还是一个参军不久的小青年。有位同志故意问我：“你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福建人民政府的‘首任大使’是谁？”我目瞪口呆回答不出。他逗着我说；“潘汉年同志代表我们党同福建地方实力派陈铭枢和蔡廷锴谈判，实际上他相当于苏维埃驻福建人民政府的‘大使’呀！”
1943年。我在淮南解放区黄花塘军部参加整风学习，潘汉年给华中局和军部干部作辅导报告。报告中引证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左倾机会主义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大家深受启发和教育。有一段时间，在晚饭后，我到黄花塘去，经常看到陈毅军长和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潘汉年一面在田野散步，一面热烈交谈。这些昔日美好的记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9年5月，解放军“挟全国胜利之余威，军临上海”（陈毅同志壮语）。潘汉年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副市长，日常事务千头万绪，可是他才华卓越，日理万机，处理问题干练，遇事沉着不乱，从容不迫，有条不紊，驾驭自如。在上海刚解放的那些日子里，潘汉年同志始终指挥着我们度过一个个战斗的日日夜夜，领导着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敌对势力嘲笑我们“共产党只能管农村，管不了城市”。尤其是这座东方著名的大城市。旧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大本营。光特务组织就有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蒋经国、陆京士和毛森等系统28个主要单位，特务分子累万。此外，还有一大批反动党团骨干，盘根错节的蒋帮余孽和黑社会势力。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5月9日，扬帆传达了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我们的思想，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华东局指示，要我们首先从思想上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向谁斗争这个根本性问题。指出进城以后，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便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要犯原则错误。其次，亦要看到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社会改造要逐步进行，一定要分辩是非轻重，稳步前进，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要犯策略上的错误。
华东局还指出，我们解放城市是从外部打进去，群众既会热烈拥护我们，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准备又不够，所以进城后对社会改造不能操之过急，以免使自己陷于孤立。因此，进城后先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消除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2）把国民党的机构接收过来并且管理好。（3）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交通运输。
潘汉年同志是坚定地贯彻这些方针的。
当时，我们的处境仍很困难，国民党政权虽土崩瓦解，但仍凭借美国的支持，不甘心失败，对上海实行海上封锁，空中轰炸，作垂死的挣扎。800万蒋军大部被消灭，残存的反革命势力发生分化，一部分消声匿迹，另外一部分则继续疯狂破坏，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经济罪犯嚣张放肆，捣乱金融，哄抬物价。反革命特务间谍有的分散潜伏隐蔽活动，有的冒名接管，破坏解放军声誉。美蒋特务机关预伏的特务电台，每天同台湾秘密通电，供给情报，提供气象信息。反动统治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煽动不满，甚至进行猖狂的反革命纠合。台湾、舟山敌人更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妄图对华东、上海军政首长、公安局长、起义将领、进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等进行暗杀，并在闹市投掷炸弹、制造重大事件。这一切，给我们对上海这个烂摊子进行全面接管、整顿和恢复增加了重重困难。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敌人的任何企图未能得逞。全市没有一个党政军首长、一个知名人士遭到敌人的暗害。在我们的连续打击下，敌人纷纷瓦解向我投降，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人民开始安居乐业，生产逐渐恢复。这一胜利的获得，归功于党中央政策方针的正确，亦与陈毅市长和他的主要得力助手潘汉年同志的卓越领导分不开的。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对汉年同志在这条战线上的业绩是终生难忘的。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他经常听取军警关于治安和保卫工作的汇报，并及时给予正确的指示，而且还常常亲自上阵指导反间谍斗争。例如：在同反革命特务分子作斗争的问题上，根据当时我们处于敌情不甚明了，群众还未发动起来，以及我们力量尚未组织好的情况，汉年同志参与制定的军管会治字第12号布告，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行动，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为了保卫7月6日举行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和群众庆祝游行的安全，市委决定在七一前夕进行一次全市性大搜捕，并在瑞金路的原国民党励志社召开了专门会议。到会的有市委、市府、军队、公安、法院和工会、青年团等部门负责人，潘汉年同志主持会议。他针对主管部门制定的搜捕计划打击面过大指出：寄希望于通过一次大搜捕来彻底肃清上海特务、反革命破坏分子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如果采取断绝交通，挨户搜查的办法，群众必然反映很大。过去国民党经常采用的扰民办法我们不能采用。他强调这次搜捕目标要明确，行动计划要周密，搜捕面不能过大。
6月间，市公安局社会处对国民党特务布置潜伏在上海各角落极深的秘密电台进行了一次扫荡。同志们彻夜战斗，第二天，汉年同志亲自来到社会处接见胜利完成任务的同志，一面给予鼓励和慰勉，一面教育我们不要只知道破案，过于简单化，要提高反间谍斗争的水平。
在汉年同志领导下，市公安局在策动、团结、教育原国民党人员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国民党军委会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解放前夕去香港，该所重要图书资料均已运往香港。我们利用邓的女友吴嫣（吴丽丽）同邓通信，引桥铺路，果然把邓争取回来，潘汉年、扬帆同志亲自接见了他，经过做工作，邓即把100多箱、约万余册珍贵图书资料交还祖国，这批图书资料不少是善本、孤本，相当珍贵，曾获周恩来总理的嘉许。
解放前，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曾被国民党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控制。军统曾有意加害张、罗，因得到稽查大队长阎锦文的保护未逞（阎受与我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有联系的杨伟的影响）。解放后，党中央邀张、罗赴北京共商国是，阎害怕我们因他的历史不放过他，他定要跟去，张、罗也执意要把闽锦文带去。潘副市长出面做了许多工作，认定阎保护他们有功，并特别对阎作了妥善安排后方才了事。
1950年1月25日与2月6日，美制蒋机先后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及江南、英联船厂等滥施轰炸。市公安局全力以赴，1月26日即将由台湾派沪不久，频频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炳乾特务电台及时侦破，于“二六”轰炸的第二天，报潘将罗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51年2月4日，将对我危害甚烈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徐松坚一举破获。在市公安局召开的庆功会上，潘副市长到会祝贺。
汉年同志对公安保卫队伍的建设一贯高度重视。1950年7月，社会处第一期干训班开学，陈毅、潘汉年、刘长胜、宋时轮同志都亲临讲话。潘还时常留下与训练班干部一起进餐。技术侦察部门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终年埋头工作。潘亦专门去看望他们。
潘汉年执行的是党的正确路线
我手边尚保存1950年3月22日在华东公安会议上潘汉年讲话的记录，不妨摘要重温一下。
汉年同志详尽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上海度过由于美蒋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恢复生产，安定秩序，为保证500万人民的生活，粮食公司以低于收购价供应市民。他强调顾大局、讲政策的重要性。工人打老板，资本家不会认为是部分工人不谅解，而会对政府政策发生怀疑。他指出中国大陆解放多是军事解放，但内在政治因素起很大作用。《约法八章》的颁布，对解放全国有极大作用。政策照顾起义人员，这样就有很多留下来的旧人员，给他们机会能为人民服务。但这些因素不免也成为特务得以暂时存在的客观条件。他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熟悉敌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习敌人的长处。敌人的方法对我们有利无害的可用，不好的东西不能用。如肉体处罚、严刑拷打，反革命认为是唯一法宝，我们决不能用。
公安部门建立起来的首要任务，是肃清那些公开破坏的特务，对城市中带短枪、炸弹的破坏分子和特务组织，只要发现，力求追踪消灭，不能让其得手，助长敌人气焰。
关于稳步前进的方针，他指出，不管任务如何重大，情况如何复杂，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急躁。反革命活动最易激起我们急躁情绪，产生过急做法，这样容易到处去抓，牵连过广。“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乱抓，抓了再清理很不好。这样，真正的敌人抓不到反而溜掉了。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准”、“稳”基础上的“狠”。要打得准，就要看的准，诱敌深入，当敌人暴露要对我破坏时，一定要给予有力的打击。
他举例说，对流氓打架喜欢采取形式上的处罚，不了解只有将其后台弄出来才能解决问题。
他概括地说：上海解放已经9个月，有些成绩，贯彻基本方针，树敌不太多。
他特别指出，由于我们由农村到城市，工作改变，环境改变，和黑暗面接触多，容易产生蜕化堕落。加上我们公安人员有权在手，容易违反政策。他告诫说，不能利用权力侵犯人民的利益。他最后提醒老同志，要在提高自己方面下狠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