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①
①本文原载《解放日报》1982年12月2日。
——怀念潘汉年
李一氓
序诗
《无题》（1978年作）
电闪雷鸣五十春，
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
何处更寻倩女魂。
此仿李商隐体，虽属无题，实可解说：第一句指1926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一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1926年年底。
当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驻南昌。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三个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办了一个八开报纸，每周一次（报纸名称暂时记忆不起了），可是没有适当的编辑，从南昌、武汉都找不着这样的人。后来郭建议从上海把潘汉年同志找来。
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庆，准备进上海、南京，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去，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潘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暂的几个月中，潘汉年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更加显露出政治活动能力。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他不过20来岁，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这一时期，我们结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谊。
二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与潘汉年又见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后，一下就成为上海党内的“活动分子”或者说是“积极分子”，特别在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之内。在大革命失败的当时，少数人叛变了，不少的人消极了；汉年同志不灰心，不丧气，仍然积极为党工作，今天讲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时，党内任南昌军委书记，李是认识汉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据形势，当时有必要组成一个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根据潘在左派文化界的关系，由他来担任第一任书记，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务后，潘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首先团结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合，相应地也发展了戏剧、电影工作，使党在宣传上有能力与国民党反动派、国家主义派、改组派、托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进行斗争。左联、社联的工作，通过党，一直发展到北京、天津、广州、成都……，一直发展到许多大学，今天还有不少老同志，就是通过参加左联和社联的活动，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与潘为了工作，经常见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汉年同志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于是我和他有一个短暂时期互不见面。1932年，我也脱离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这时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迫使党中央无法在上海巩固地领导斗争，而江西苏维埃运动的武装斗争日益扩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离开上海，前往瑞金。这一离开，又是汉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
在上海时期，从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谅解，因而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三
1933年，党中央由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以前，汉年同志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我与他虽处在一个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不常见面。特别是1934年上半年，我经常离开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带，或是去雩都，临到长征出发时我才回瑞金，与汉年见面的机会更少。
长征出发时，汉年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们又再次共同工作。长征开始时，本来想在湖南活动一个时期，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湖南干部营，成员都是湖南人，我当营教导员。湖南活动的目的未能达到，干部营解散了，成员各回原单位。我又当了新组成的干部队（都是党政干部）的指导员。干部队成立后，证明不便于军事行动，又解散了，我加入总政治部的行军队伍，编在宣传部。于是我又同汉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他离开部队去上海为止。
长征途中，每天在行军、宿营以后，汉年同志还要安排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出一个油印的小报，有时候还根据行进情况，依照地区政治形势，发些宣传口号，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动。在行军宿营时，如毛主席的宿营地距总政治部不远，他经常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兴见他。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军事领导，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当面的敌人，决心把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派到连队上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汉年同志首先响应，下了连队，并对宣传部的同志指出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都要不顾一切，奋勇直前，争取胜利，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为军事形势有变动，这一仗没有打成，下连队的干部都又回到总政治部。关于这一段行动，我始终佩服他。他没有当过兵，又是一个文职人员，但临阵前那股勇气，不亚于一个军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现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后奉党中央命令，带着遵义会议决议，离开部队去上海的。离开前，就连我，他也没有告诉，我只是在总政治部少了一个宣传部长时才觉察到的。在这方面，又可以证明汉年同志是很遵守组织原则，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
四
1935年春分别后，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那时，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关系，即是和刘湘的统战关系，是在汉年同志手里。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须首先去上海找着他，然后由他介绍，才能去成都进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详尽地介绍了联系工作情况，为我完成这次任务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时局急剧变化，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又由成都回延安了。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军，大家都离开延安，又在武汉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终在皖南。他大概总是在香港、上海、重庆、延安跑来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为党做了不少艰巨的统战工作、调查工作、联系工作、宣传工作。
五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我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转上海去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那时他还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党的统战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通过他们，把我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
在香港，我急于只身去上海，好转回苏北军部。汉年同志认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这样，我只得在香港留下来。在香港期间，他出主意，陪我去过一次澳门，慰问叶挺同志的夫人。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责任去慰问叶夫人。在留香港期间，潘还叮嘱我不要出去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间，也不要来往过密，以免去上海后惹麻烦。过了三个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他把我交给江苏省委，然后派交通把我送到苏北。在整个香港、上海逗留期间，他还怕我花销不够，给了我一定的费用。住在上海，有时他也来我住处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终于回到苏北盐城军部。1955年“潘扬事件”发生后，有好多疑点，使我不大相信这个案子。他要出卖我，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为我着想，是不是看在我们两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出问题，又是为的什么？
六
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时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归华东局管，潘有时也从上海到华东局报告工作，或者留在华东局一个短时期。那时饶漱石颇不安分，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饶漱石的做法，拥护陈毅同志。这些同志后来迫不得已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对饶漱石，支持陈毅同志。汉年同志在上海工作，与华东局和军部内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卷入了这个斗争，支持华东局和军部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这个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汉年同志受这些同志的委托从军部带到延安转到中央手中的。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则的，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方面。
七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没有见过汉年同志。以后一直到1955年，有时他到北京开会，遇到一起；有时我从国外回国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资格招待过我。这段时间，社交活动多，工作关系少，这就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至于他在上海任职期间，现在上海还有不少干部、不少党员、不少非党人士，和他共同工作过，有过工作关系，有过私人来往，或者直接间接认识，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态度，他们当然都很熟悉。我不曾在上海工作过，就很难说什么了。当然，他并不是什么完人，任何缺点都没有；在上海的工作，也并不是全无可以指责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论，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们怀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后，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文。》友关系，我也受《：人。》到一些嫌疑，虽然《：书。》时间很短。事后甚至《：屋。》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么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过去了。重新来回忆这段历史，从1926年算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也目眩神伤。党的60多年的斗争经验教训，既有积极的，大部分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的东西，有如病毒一样，肯定地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从“潘扬事件”，以至“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总值得时时警惕，永为鉴戒，不可翻覆。
汉年同志逝世于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离骚》。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余固知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依前圣以节中兮，胃凭心而历兹。济沉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站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柏兮，因前修以菹醢。”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幸恕征引稍烦，聊当安魂之曲。
1982年11月25日于北京
9.2 对潘汉年同志的片断回忆
刘英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央苏区。
1933年6月，经过长途跋涉，我从莫斯科回到瑞金，分配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潘汉年同志比我先到，在党中央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是洛甫（即张闻天）兼任的。他们在上海时就很熟，潘汉年负责文委工作，洛甫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临时中央常委。少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下霄区，离党中央局很近。记得刚到瑞金不久，洛甫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那时从外面回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这天下午，我同少共中央局的几个同志就到他们那边去，约了十来个人，到县城馆子里吃了。一顿，不过是熬豆腐、红烧肉之类，却感到是莫大的享受。这十来个人中间就有潘汉年。大家并不喊他名字，都亲切地叫他小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雅号还是20年代他在创造社出版部时得的。他自己说是小伙计，人家则给他升格，说他是未来的老板——小开。
那时大家都年轻，每天晚饭前后，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山歌，还爱搞点体育活动。爱打监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小开和洛甫、陈云爱打乒乓球。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洛甫、小开住楼上，博古、陈云住楼下，楼下客堂间里用方桌子拼成球台。我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那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亲密无间，精神很愉快。
汉年同志是从文化人成为革命家的。他英俊潇洒，忠诚积极，精明能干，是洛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秋天，十九路军响应我们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派代表来苏区谈判共同反蒋抗日。汉年同志是红军和工农政府的全权代表。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徐名鸿、陈公培谈判了一个多月，草签了抗日作战协定，并作为我方驻福州代表赴闽。不久就爆发了“福建事变”。汉年同志从事外交和秘密工作的才能，这时就为党内同志所称道。其时我被派往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以后又留在那里担任团省委书记。汉年同志的这段经历，是后来听说的。
在1934年5月扩大红军工作中，我同汉年同志有过一次深谈。
1934年4月，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广昌战役拚消耗打硬仗，伤亡很大。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很不利。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去工作。我被派到于都，汉年同志被派到杨殷。在各县任突击队长的还有王首道、陆定一、金维映等同志。杨殷县是赣南的一个边县，为纪念1929年与彭湃一起牺牲的杨殷烈士而设。这个县紧挨着白区，红白交错，来回拉锯，情况很复杂。与根据地中心区不同，这里党的影响比较薄弱，群众对我们还不大了解，加上国民党特务活动很猖獗，造谣不说，还搞暗杀，杀害我红军家属。所以“扩红”的困难很大。当年负责领导“扩红”的是李维汉同志，汉年同志到杨殷开展工作，了解实际情况后，就如实向他反映。说当地群众听说“扩红”，不少壮了跑上山去了，还有的跑到白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务很难完成。他还提出，要求边县象中心区一样完成“扩红”任务是不可行的。李维汉同志听后，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了。汉年同志被撤职回瑞金，路过于都，他来看我。他很不平，对我说：“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反映行吗？反映了就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
不过这一次撤职并没有对发挥汉年同志的才干产生多少不利的影响。党中央不久就作出决定，红军主力要撤离中央苏区，作战略转移。在西征行动之前，为减少阻力，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红军同粤军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这次谈判，红军方面的全权代表又是潘汉年同志。中央红军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多少阻挡，没有多少伤亡，同谈判成功是有关系的。
我同汉年同志真正在一起工作，是长征途中在地方工作部。
我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调到地方工作部的。这里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其中就有潘汉年。男同志还有贾拓夫、吴亮平、谢唯俊、王观澜等，女同志有蔡畅大姐和阿金（金维映），部长是罗迈。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还有一项是安置伤病员，伤得比较厉害没有办法跟着走的，就同老乡商量，给一笔钱，留在老乡家里养伤。后来又多了一项，叫做“撒种子”，就是在打土豪、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入党，让他们在本地开展工作。
第二次占领遵义以后，潘汉年同志忽然不见了。他当时已经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他到哪里去了呢？过了一些时候我才知道，是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把他派到上海去了。一方面要他去恢复和重建白区党的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他化装成商贩，编在被红军拘捕的“云土”商贩队里，故意策划他们逃跑。这样一路上得到这些人护送，转辗经香港到了上海。8月间，他同后来到上海的陈云同志会合，即离沪赴莫斯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潘汉年同志在长征途中消失以后再次突然出现，是1936年8月上旬在保安。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同闻天结了婚。1936年7月，党中央从瓦窑堡经安塞到达保安，住在保安城外东南郊的一片窑洞里。
汉年同志这次回来，肩负着重要的秘密使命。他是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被派回国商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的。他在5月初到达香港，七八月间先后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会晤。其时国民党刚开过五届二中全会，向我党中央提出了新的国共谈判的条件。国民党代表希望潘汉年立即到陕北听取党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也就是对他们提出的新的谈判条件的答复。于是汉年同志即从南京赶到保安。
这时，闻天和毛主席、恩来同志等中央领导人也正在研究在国共关系新形势下，怎样调整对蒋介石的策略，答复南京方面的来信。汉年同志一到，立即向他们作了汇报。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当晚我们干脆叫他住在我们的窑洞里，在我们炕前支了一张行军床，彻夜长谈。
汉年同志汇报他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联络的情况，谈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具体内容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他这次回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可以从他来保安以后党中央的活动明显地看出来。
8月10日，闻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南京谈判，明确指出原来的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们就承认其统一指挥，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名义，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会后，为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联名发电报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会议决定，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8月2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9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记得8月份开过会后，潘汉年同志即去西安，准备到南京去谈判。但不久他又因要讨论统一战线和西南问题被召回来了。这样，他又参加了9月15、16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印象中汉年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比较重要的发言。他是刚从共产国际那边回来的，说话有影响。但因为年代久远，具体讲了些什么，我已经无法记起来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查阅会议记录时看到了汉年同志的发言，其中谈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觉得相当重要。他批评四中全会以来对干部问题在几个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他说：对自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领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朱德、毛泽东同志，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群众信服的领导。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国际都少有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应该赞助他们。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某些不对的地方，应善意批评，不应借故攻击。汉年同志这一番话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对拥护毛主席的领导，进一步巩固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
潘汉年同志是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了大功的人。他的功劳不应该埋没，他的智慧值得大家学习，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贞，更要大大发扬。
9.3 好党员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川辑，原题为《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党员潘汉年同志》。
张承宗
一
40年前，我在淮南根据地认识了潘汉年同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环境越加险恶。江苏省委奉中共中央之命，将领导上海、南京和江苏地区的地下党领导机关，转移到淮南根据地去。为了保护地下党干部的安全，培养和训练干部，江苏省委和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文委的领导干部，包括一部分区级干部都撤退到解放区。我是在1942年8月接到江苏省委刘长胜的通知，调到根据地去的。我当时负责江苏省委直属委员会的工作，领导我们的是江苏省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刘长胜。
1942年9月，我到了淮南根据地。江苏省委筹备在新四军军部附近泥沛湾的顾家圩子举办干部训练班，从上海撤退到根据地的干部，陆续到这里学习。江苏省委在淮南区党委总联抗的附近，设立了一个交通接待站，专门接待和审查撤退的干部。省委派石志昂、田辛和我负责接待站的工作。石志昂负责接待事务，田辛负责交通联络，我负责干部审查。这个工作前后约3个月，接待了从上海撤退的干部一百几十人，大部分是区以上的干部。10月，刘长胜到根据地。且互月一个傍晚，刘晓、潘汉年、王尧。山、赵先和张本等，来到根据地，当晚在淮南区党委住宿。我在淮南区党委和刘晓、潘汉年、王尧山等见了面。当时潘汉年用肖开的假名，这时我才认识他。第二天刘晓等去顾家圩子，潘汉年去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也就是华中局机关所在地。
潘汉年到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来过几次，每次要住几天。他和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及做机要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大家都是做白区工作的，保密观念很强，纪律很严格，互相间不问在敌占区是做什么工作的。潘汉年向大家作过两次讲话，一次是讲长征的故事，一次是讲白区的斗争，大家都感到他革命斗争经验丰富，讲话有条理，娓娓动听，特别是他熟悉敌伪和国民党的情况，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动态，同敌伪、国民党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公开谈判和隐蔽斗争，都很有办法。他讲了一些利用合法方式隐蔽自己，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工作经验。
有的做交通工作的同志，把刘晓、潘汉年等来根据地的交通路线和利用汪伪方面的关系，在少数同志之间传了开来。把刘晓、潘汉年等利用在汪伪镇江站某某的关系，掩护他们在镇江过夜，设法护送过江，由仪征进入我仪扬边区转到淮南区党委的经过都说了。还说潘汉年神通广大。后来我们严肃地对有关的交通工作同志指出，这是自由主义、小广播，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会对党造成损失，很快就加以制止，以后在整风中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潘汉年在领导上海、香港等地的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曾作出过很多的贡献。
1943年三四月间，江苏省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结束，华中局成立城工部，领导华中地区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包括原江苏省委所属上海、南京等地区的城市工作。同时成立华中局联络部，由潘汉年任部长，徐雪寒任副部长，负责华中地区，主要是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华中局城工部设在大王庄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华中局联络部设在附近小王庄。潘汉年就在联络部办公，他的爱人董慧和小王（沈月箴，化名王静娴）也在那里。两个部的工作虽然都是做敌占区工作的，但组织上严格分开，只是领导上互有联系，各有分工，又有配合，机关干部和所属单位都互不相关。根据联络部工作需要，江苏省委曾经调张子良、蒋建忠两位工人党员给联络部当交通。城工部成立后，又继续调张征秉（学生党员）、徐诚（徐百辉，工人党员）、何牵（职员党员）三同志给联络部当交通员。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南京和淮南根据地之间，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来往送材料、带干部，从未出过差错，安全准确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以后潘汉年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重回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工作。日本投降前夕，由于华中局联络部派干部进行策反工作的结果，伪军钟剑魂率部起义投诚。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后期，潘汉年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仍领导上海原来所属的系统。上海地下党也互相配合，并得到他的帮助。中央决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保护和撤退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后，上海地下党曾配合潘汉年，动员和保护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先到香港，然后由潘汉年在港组织他们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他们冲破重重障碍，分批乘船前去，有的船经过韩国口岸，最后都安全到达，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这是潘汉年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功绩。解放前夕，潘汉年又组织了“两航”（指国民党的中央、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争取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护机关档案和工厂企业资材，听候我方接管。并和上海地下党配合，对工商界、文化界人士，进行了长期的统战工作，争取这些人留在上海，有的人还被争取从香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二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是第一任上海市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第一任市委统战部部长。他积极协助陈毅等同志主持上海的日常市政工作，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接管，恢复秩序，反对美蒋封锁，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多贡献。
1950年下半年，市人民政府在总结一年多接管城市和恢复生产的工作时指出：市政府接收工作顺利完成任务，表现在贯彻中央指示，不打乱财政经济机构，没有发生混乱现象；迅速地完成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对应该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及时作了处理；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努力，比较有成绩；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反封锁反轰炸，取得了胜利；稳定市场，逐步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开展市政建设等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民解放军、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潘汉年协助陈毅，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中央政策方针，以工人、青年、妇女等组织为基础，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果。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解放后城市管理的正确方针。上海贯彻了把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方针，作出了成绩。1952年3月，潘汉年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改造旧上海为新上海，必须思想上明确以生产为中心，一切为生产服务。在公私关系上，要有利于国计民生，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好方法。一切为了生产，一面保障私营工商业有利可图，一面又要保障工人生活。还指出，新民主主义不是永远不变的，是过渡的，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是社会主义，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保卫上海城市方面，潘汉年强调军事防空，要大家在政治、军事上提高认识，建设防空系统，确保上海工业基地。上海工人多，每个大楼、每个工厂都应成为战斗堡垒，有信心、有把握地夺取反封锁、反轰炸的胜利。今天回忆起来，建设上海，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奋斗得来的。有些革命前辈还为保卫和建设上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潘汉年很关心工人生活。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在市委领导下，就决定为工人逐步解决住房问题。当时，我在华东纺织管理局工作，曾经到所属工厂宿舍和梅芳里等工人住宅区进行调查，向市委、市政府汇报。第一个工人新村—一曹杨新村建成了，一些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首批搬进了这个工人新村。党和政府是关心人民生活的，潘汉年也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表现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
潘汉年在任市委统战部长工作期间，协助陈毅，团结党外人士，打开了解放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许多和潘汉年比较熟悉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反映他能团结、教育党外人士，谦虚坦率，肝胆相照。他对党外的副市长盛丕华、金仲华，非常尊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很多解放后第一批参加民主党派的非党人士，都是和潘汉年同志商量，得到启发和帮助以后才参加的。他教育党员干部要帮助民主党派开展工作，党和青年团组织要挑选一批党团员参加民主党派，帮助开展民主党派工作，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应加强对民主党派工作的领导。这些都是正确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五反运动中，潘汉年担任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他反对片面追求退赔数字，强调要实事求是，使运动发展比较健康，而又稳步地达到了预期目的。潘汉年反对党内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例如认为“解放了，统战工作不重要了”，“民主党派可以消灭了”，以及怕麻烦，要强制改造等错误思想。他要求党员干部大胆放手，充分发扬民主，有事同党外人士商量。他认为发展统一战线，才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
潘汉年坚决贯彻中央和市委的决定，负责筹备并建立了第一届上海市、区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上海市、区的人民代表会议。他重视发挥人代会和协商会议各自的作用，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好人代会和协商会议的工作。他曾指出当时市政协协商问题的面不够广，只限于劳资问题，其他文教、市政建设等问题，缺乏协商。他提出各级党委要建立和健全各级统战机构，大的工厂党委设统战部，有基础的支部设统战委员，应该依靠全党推动统战工作。统战部门要做好党的助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党外人士。这些对于今天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仍然是有用的经验。
潘汉年长期受党的教育，参加过延安整风。他能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在我党接管上海，实现社会安定，财政经济恢复，反对美蒋封锁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上海党组织进行了第一次整风。在整风过程中，潘汉年在总结上海一年多来取得的成绩时，也检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的办法。他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指出我们缺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自觉的责任心，在各方面贯彻统战思想做得不够，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以及主观主义。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潘汉年主张要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不搞运动，不能用三反五反的办法。这种精神是实事求是的。
潘汉年这样一个好党员、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竟在1955年蒙受这样大的冤屈，直到1982年才彻底平反，不能不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严重的教训。
有一位因潘案无辜受牵连的同志说了这样几句话：“多年沉冤一朝雪，满座欢笑两眶泪。留得余生有余力，应是分光发分热。”这是我们怀念潘汉年和对他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的共同感受。
1982年9月26日
9.4 怀潘汉年同志（诗）①
①本文原载《解放日报》1983年2月27日。
于伶
党中央为潘汉年同志27年的冤案平反昭雪，群情振奋，生死同感！汉年一生为党工作的丰功伟绩，我们之间的早年交往与工作关系，我是千言万语抒写不全的。我这曾被诬为“内奸同伙”而受株连的幸存者，自愧才短，有负故人。病中作俚句怀念，感谢党的恩情。情意难尽，工拙未及计了。对敌伪隐蔽斗争的特殊贡献，难于入诗亦不宜写者，从略。
1982年10月于医院
1.闻耗
风华一代忆潘公，又道湘灵上碧空！①
①1979年四届文代会中，偶步西苑路边。遇一同志低语：汉年、董慧死于湘南劳改地洣水。我木然，不知如何走回住地“国务院一招”的了。
从此荆溪魂与梦，蜜桃枉自陆陵红。①
①辛亥前，宜兴、荆溪二县合署。我俩同属荆溪。潘家陆陵盛产水蜜桃。我曾有散文《陆陵桃》。1927年大革命前后、陆陵一个村庄，我所知者即有中共党团员十多人。
2.身世
有祖高魁父秀才，清贫破落蕴奇才。①
①潘家两代有“功名”，而家境破落。兄弟多。他行三。
凌霞奋起彭城厄，民瘼编来志壮哉。①
①汉年为官林凌霞学堂高材生。考入和桥彭城中学，外婆借债资助，仍中途辍学。在学时爱好文学戏剧，编演民生疾苦的戏剧，为穷人鸣不平。
3.创造社·文委
青年编辑《小朋友》，水番三郎唱《幻洲》。①
①汉年19岁参加中华书局《小朋友》编辑，1925年入党，参加“创造社”，编《洪水》、《A11》、《幻洲》等刊。曾用水番三郎等笔名，嬉笑怒骂，殊鲜明尖锐。
羽檄文坛兴队伍，①小开为党力绸缪。①
①21岁任南昌、武汉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编军报。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党组织决定由他率领部分同志回沪，后任党中央文委书记。
①同志们在当面与背后都爱称他小开。
4.左联功绩
纵横捭阖建奇功，①艺苑同尊鲁迅翁。
①团结鲁迅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潘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党组书记。
笔阵戎行双胜利，①“左联”烨烨战旗红。
①红军军事与革命文化反“围剿”的胜利。
5.卫党·苏区
卫党除奸泣鬼神，①瑞金转战一雄兵。①
①任上海党中央保卫部门领导工作两年余。在恩来同志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等敌特的隐患，智勇险绝！
①随中央进入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
出使闽粤功行就，恼恨王明路线倾。①
①代表中央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到福建广东，谈判共同抗日协定；因王明错误路线干扰，功败垂成。
6.遵义、港、沪
遵义会中膺重任，衔枚杯壁越青冥。①
①遵义会议后，党派他带着中央密件，到上海与海外进行联系。他化装港商，编入被红军拘捕的“云土”（鸦片）商贩队中，有意领导彼等脱逃。彼等对他感佩礼遇，一路护行，历关隘，经黔桂湘粤四省，安全到达港沪。
潘郎智勇忠良胆，呼应白区宋庆龄。①
①在上海联系宋庆龄以及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筹组救国会。并恢复一部分地下党的联系，使长征红军得声援呼应。汉年此次只身冒险，完成任务。
7.在莫斯科
绕道间关抵莫京，报知国际党中情。①
①化名日本人水含三郎到莫斯科，向我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汇报党情。
宣言抗日昭天下，迫得刁顽俯首惊。①
①党的《八一宣言》公布后，他参加党的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开始接触谈判。
8.回上海
受命飘然临上海，嘈嘈口号论纷纭。①
①1936年，汉年被派回上海时，正当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他了解情况，整顿文艺队伍，并着手恢复1935年春党遭到大破坏之后的各种组织，建立秘密电台等。
谆谆转授中央意，夜半倾谈沙利文。①
①曾约夏衍和我在沙利文咖啡馆作长谈。这之前，陕北派来上海的李强同志，由蔡叔厚同志掩护购买电讯器材。夏衍、蔡叔厚与李强坐舢板船夜游黄浦江。夏衍汇报1935年春失去党的联系以来的文化界干部与党员的苦境。
9.进南京
西安事变震人心！狼狈南京宋氏阍。①
①宋子文、宋美龄等。
为促全民同抗日，飞车且闯尧化门。①
①宋氏兄妹急派张冲其人辗转找我党代表商谈。汉年经中央指示去南京谈判。他考虑：如约到南京下关车站，可能会遭到接受日本方面情报的何应钦等的毒手，决定到尧化门小站即下车。进城住宋子文家，商定由二宋与端纳同往西安。并以党代表身份直接与陈立夫、陈果夫见面。西安事变后，党派恩来同志与汉年等任两党谈判的我方正式代表。后李克农与潘先后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七七”、“八一三”抗战中，潘在上海公开活动，起了极大作用。
10.港沪出没
孤岛情形日日危，奔波为党险如夷！
璇宫剧院寻消息，秘密传书第第斯。①
①上海沦为“孤岛”。汉年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离沪之后，他才与夏衍去香港。1939年秋，汪伪傀儡登场，上海敌特猖狂。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漩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开电话，约我到“DDS”（第第斯）咖啡店见面。他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窗口。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面。
11.事变安排
皖南烽火敌猖狂，相对针锋斗虎狼。
为胜一筹筹久远，辣斐三友计周详。①
①皖南事变发生，省委报经长江局指示应变。汉年从港来作配合。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间，他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
12.千秋功
敌垒森森步从容，出生入死立千功。
幸存嗟哦羞才短，咄咄无端梦寐中。①
①此后，汉年同志在香港活动。太平洋战后在上海与群魔斗法，为党的利益作惊人的成功的殊死战。掩护省委全体干部与重要文件以及其他许多重要人员安全撤退到淮南总部。参加延安整风与党的七大。日本投降后从延安到东北。再来上海，在思南路周公馆和我再次见面，托我办事。在香港安排三四百位著名人士进根据地与北京。后又从香港经北京奔丹阳，随军进驻上海。显赫功绩，不能尽述。
13.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霍潘公冤雪同。①
①刘瞿，指少奇和秋白同志。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9.5 战士“覆盆”廿七载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