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半月刊《幻洲》，这本46开本的刊物分两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艺作品，叶灵凤负责编辑；下半部叫“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刊杂文。潘与叶两人合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霞飞路当时已相当热闹，所以他们住处的窗外车声不绝于耳，因此，潘汉年戏称这个房间叫“听车楼”。于是有些文章就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说起笔名，除前面提到过的“水番三郎”外，我们知道的就有“泼皮”、“严灵”、“汗牛”等五六个。那么，他何以不断更换笔名呢？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因为他的多产。有时，半部《幻洲》的杂文他一个人包了。他擅长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吴稚晖，骂左舜生，攻胡适，骂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爱看。潘汉年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气氛，反对“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代表党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视潘汉年的辉煌劳绩。
“小开”主持“文委”
1927年初，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随着北伐形势的发展，二个月后，潘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汉总政治部报到，被分配在总政宣传部宣传科工作。武汉“分共”①后，他先随郭沫若等到九江张发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张部，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调潘担任上海文化工作党组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倾向。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20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中共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平、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年轻的“小开”，领导人才荟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其时，也还没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主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作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潘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合作，又与鲁迅恳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该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也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信》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地：“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30年代文化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特科”初试身手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干部如罗章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逼迫秘书长刘晓交出党的文件和财物，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等及时赶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坏行径。
1931年4月，在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调到特科，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待的隐患。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我看毕条于，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时，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不惮与利用公开合法的关系进行斗争。1931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议。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慑于国内外的舆论，国民党统治者最后只得释放牛兰夫妇。
一特科”时期的巧妙斗争，对潘汉年来说，还只是牛刀小试。以后，他的斗争舞台更加宽广，斗争条件更加严酷，而他本人的斗争经验也愈加丰富，战绩也就愈加辉煌。
折冲樽俎有我潘郎
记得潘汉年到中央苏区，时间是1933年夏。在苏区他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在一个时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不久，他又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奔走于瑞金、福州之间，与“福建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9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准备在福建起义，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个行动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派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在瑞金正式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还亲自接见了双方代表，10月26日达成了十一项初步协定。协定签订后，潘汉年、黄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军将领又联合陈济棠、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抗日的军队，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会议结束时，数万群众的反日、反蒋、欢呼民族解放的口号声响彻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27日，潘汉年与之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又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等问题进行多次洽商，这以后，进出苏区的买卖一时大为兴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默认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公开活动，福建民气大振。但蒋介石迅速抽调重兵“讨逆”，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丧失部分战斗力，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错误，没有给予军事援助，提出许多违反协定的口号。不久，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
1934年秋，潘汉年还与粤军反蒋将领陈济棠等人就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作过广泛的商谈。后来因王明路线的干扰而坐失良机，使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逞，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但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条封锁线，与潘汉年和广东实力派的谈判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有很大关系。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除把电报密码送到陕北外，另一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设法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在香港，潘汉年见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由张代表陈立夫、陈果夫同中共接触。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派曾养甫与潘洽商，曾要求潘与陕北党中央联系，再进行两党谈判。随后，潘汉年去陕北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在瓦窑堡，潘的汇报深得中央赞许，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电码也在此时报告了党中央。
潘汉年还持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潘汉年作为谈判圣手，在谈判桌上机智勇敢、战果煊赫。这年11月中旬，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对谈——
陈立夫：“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或出洋，半年后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可考虑了。”
潘汉年针锋相对：“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又转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潘汉年严辞以对：“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他，仅说蒋先生愿见他，岂不是要骗他出来？何况现在正激烈交战之际，暂对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也无法出来的。”
这以后双方又谈了几次，均无结果。
接着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件中，潘汉年来在于西安、延安间，做了很多工作。事变后，潘汉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后与张冲、陈立夫谈判。1937年3月，又随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杭州会谈后，潘汉年继续与国民党当局作艰巨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全面抗战开始，潘汉年作为我党的谈判代表，南北奔走，折冲樽俎，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为团结御侮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隐蔽斗争
早在1937年6月间，党中央就派刘晓到上海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的工作。刘晓一到上海，就与当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联络上了。7月间，在庐山结束与蒋介石会谈的周恩来到了上海，约潘汉年、刘晓谈话，布置具体的抗日行动。潘汉年又安排周恩来在黄金大戏院的后台与上海救国会和文化界人士会晤（刘晓虽也参加，并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党的活动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后，中共驻沪办事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仍由潘汉年负责。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对外以“八办”名义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帮助地方党的重建。在输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线支援抗战，发动上海附近的农村游击战，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他还作了许多隐蔽的工作。如设立秘密电台、交通联络站、派遣一部分党员在敌特机关工作，广泛搜集敌特的情报等。还接待和审查了许多长期失去党的组织领导的同志，包括出狱的、长期隐蔽在地下的，并将其中适宜在上海工作的转给以刘晓为首的地方党领导。
潘汉年利用“八办”半公开的合法身份，负责领导上层的统战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各界救亡协会、国难教育社、难民救济协会等。当时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光与党有关系的妇女团体就有22个。“八办”在这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成绩很大。此外，潘汉年还通过郭沫若、邹韬奋、夏衍等团结了一批记者、作家，办了《救亡日报》、《抗战》等报刊。
在抗战初期，上海的斗争纷繁复杂，潘汉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隐蔽在群众中，只在一定场合露面，所以敌人也摸不着他的行动规律。“八办”建立的电台，是同党中央取得紧密联络的非常重要的渠道，这对上海及整个沦陷区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汉年善于组织情报网，虽身处四面被围的“孤岛”上，也能够知道各方面的动态，采取灵活的对付方法四面出击。如国民党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敌当了汉奸，混在人民群众团体中进行破坏工作，我们都能及时发现，保卫了我们的组织，防止汉奸的破坏。
1937年12月间，潘汉年同夏衍一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从事文化与情报活动，同时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离沪到香港或大后方去（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又是潘汉年派干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亚子、邹韬奋、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离）。在武汉沦陷之前，他又赶到那里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他常去中央城工部研究敌占区的工作问题，还常到中央党校和社会部情报训练部讲课。
在延安期间，潘汉年与董慧相识。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来延安进抗大，是位热血青年。潘汉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护理，终于相爱。1939年，两人结伴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亲办的道亨银行当职员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工作，成为潘汉年最贴身的助手之一。她传递情报，筹措、保存活动经费，工作极为出色。由于她的社会地位，为其来往港沪之间从容工作提供了便利。于伶同志的下述回忆可以使我们想见当年他俩的工作配合是多么默契：“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间，他（指潘汉年）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
潘汉年的情报据点主要放在香港与上海。他则仆仆风尘不时来往于港沪之间。1939年秋，汪伪粉墨登场，敌我友三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仍能从敌人内部及时地搞到精确的情报，迅速通知江苏省委，斗争艺术令人叹服。关于潘汉年与江苏省委的联系方式，于伶同志向我们提供了他自己的经历：“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璇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开电话，约我到‘DDS’咖啡馆见面。他（潘）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面。”
潘汉年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善于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矛盾，使他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部分领导人饶漱石、曾山、谭启龙、李一氓等辗转来沪，之后，由潘汉年亲自布置交通联络站，把他们安全送回根据地。
1943年，潘汉年参加淮南根据地的整风，竭尽所能保护了受到冤屈的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即殷扬）。后来扬帆写诗赠潘汉年，对潘“殷勤慰我铁窗前”极为感激。在新四军机关所在地黄花塘，饶漱石诬陷陈毅和潘汉年，甚至把陈毅挤走，对此，潘汉年是作过斗争的。1944年底潘汉年赴延安参加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不少干部联名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表示对饶漱石不满，请陈毅回华中，托潘汉年将这一报告送到中央。启程之前，潘汉年给上海情报部门负责人张唯一写了长信，传达了组织决定：上海的情报工作暂由刘长胜领导，重申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主要干部作了安排。
作为“七大”代表，潘汉年在大会期间对白区工作提了许多重要意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迅速赶到香港，在港、澳、沪之间展开情报与统一战线工作。
天亮前后履险如夷
1946年初，正是和战未决之时，潘汉年又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在夜色的掩护下不时到“周公馆”传递情报，请示工作。当年在“周公馆”工作的同志如许涤新等人后来回忆与潘汉年的接触，还大为赞叹：“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潘汉年也去了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的情报机构，则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潘汉年叱咤风云，大展宏图，在解放战争后期贡献更为突出。这个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沙文汉、张执一等同志则轮流去香港开会或办训练班，同潘汉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潘汉年在香港没有固定的公开机关，他的“轮流办公室”设在香港各种酒家和咖啡馆内，与各方人士谈话、接头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7年，李济深先生等人在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香港进行组织活动。潘汉年在各民主党派中间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肝胆相照”的风采，深得爱国民主人士的赞赏。194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他不顾改方特务的破坏与港英当局的森严戒备，排除万难，精心组织，分批将350余名民主人士从海路安全送抵东北解放区。这项工作难度之大局外人很难想象，而潘汉年组织工作的周密稳妥，在当时就获得高度赞誉。其时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都能从容应付。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络，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中国、中央民航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率领了二十架飞机起义，也是潘汉年组织策动的。再如南京市委策动的俞勃驾机起义，也是由潘汉年通知他领导的上海秘密电台负责人刘人寿，请他与中央联系，确定降落地点与信号。最后，这架B24大型轰炸机安全降落在石家庄，对涣散国民党的军心起了很大作用。
对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潘汉年更是驾轻就熟。他广泛联系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剧演员。如为东江游击队添置冬衣，他通过关系请马连良、张君秋义演，又发动工商界推销票子，筹到了一笔款项。他支持夏衍同志领导香港文化工作、办《华商报》，还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发展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如编辑人才、经费、发行等，难怪有人说潘汉年是香港《文汇报》的真正创办人。
1949年4月24日，中央电召潘汉年北上，他和夏衍、许涤新等在参加庆祝南京解放酒会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东方号”轮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接见了他。周恩来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由于他对上海的情况熟悉，因此在接管上海时，得以克服许多困难，顺利地完成接管任务并立刻投入恢复生产、建设新上海的战斗。
那时，潘汉年还兼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陈毅兼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陈毅很懂得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复上海的生产，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必须取得工商业者的合作，按《共同纲领》办事。潘汉年在陈市长的领导之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做得特别出色，致使不少挟资跑到香港的资本家回上海开办企业为恢复国民经济效力，如刘鸿生先生就是这样重返上海的。刘靖基先生的回忆可以让我们看到潘汉年工作作风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刘靖基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在座的工商业者有荣毅仁、盛丕华等人，当时刘靖基有些紧张，但潘汉年“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可见政策对头、工作细致，会产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时，投机倒把、贩卖银元、捣乱金融的现象十分严重，潘汉年力主坚决取缔，使市场很快恢复正常。在他推动下，把上海原有的16.3万家商号按行业整理，改组为200多个同业公会，并安排上海工商界中爱国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各种职务，使之各得其所，领导各行各业恢复生产、繁荣商业。此外，在解决上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问题和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潘汉年的工作都是既果断又严密，充分证明他既是破坏旧世界的斗士，也是建设新世界的行家。
建国之初，上海百废待举，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尤为剧烈，要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指挥若定，履险如夷，需要过人的精力，杰出的才华，更需要忠贞的党人胆魄。作为当时上海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潘汉年，斗争艺术极具光彩。在短短的6年里，在镇压反革命，取缔流氓、妓女，解决政府机关不纯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团结广大群众建设新上海，其功绩足以彪炳史册。
瑶瑟的绝千古奇冤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突遭逮捕，没有经过公开审问，更没有律师可以代为辩护，他自己自然是百口难辩。总之，从这一天开始，潘汉年从中国政坛上神秘地“失踪”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潘扬案”居然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挂了钩，原因是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任内分工领导公安局，而饶漱石作为原华东局书记又是分管华东暨上海的公安工作的。其实，1943年华中局整风时，饶漱石曾把扬帆打成“内奸”，当年潘汉年曾进行抵制，后来还向中央反映过饶的问题，而如今，潘、扬和饶漱石忽然有了“反革命”关系！
潘汉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与扬帆一起包庇敌特三千三百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扬帆在取得上级同意后，决定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流氓头子乃至小偷惯窃，利用他们深谙内情这一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这批人也确实有所贡献，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扬案”发，却成了他们两人的弥天大罪。那么，“三千三”这样的大数目又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原来远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长的扬帆开了个玩笑，说扬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扬帆手下超过三千，这个干部当时随口诌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在当时，这首诗不过引起一阵哄笑，但因其妙趣横生，竟在新四军干部中流传开了。到了1955年，这首诗被人利用，“三千三”变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和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以配合正面斗争，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保护革命力量。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屡受中央嘉奖。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祸！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将在外”，个别情况无法及时向中央请示也是有的。这又何罪之有！
至于“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只要想一想，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的发电厂在何处而需要“供给情报”的道理，就可看出这条“罪状”的不实了。
对于这一些“罪行”，潘汉年这样的革命者怎样接受得了！
经过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汉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后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区团河农场。其间他曾进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对这位老朋友说：“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在狱中，潘汉年曾写过一首给董慧的诗：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无半点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铸魂，
抗日隐地下，十载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
结句“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实在是潘汉年痛苦的灵魂在呐喊！从团河又经秦城监狱，一直到1977年凄苦地离开人间，以假名被埋葬在洣江劳改农场。
于伶同志写了一组诗《怀潘汉年同志》，最后一首是《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潘汉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们生者却难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他的形象，作为一代风华的党人魂，他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而他后半生的坎坷，他的冤狱，则值得我们这一代进行深刻的反思。
1.4 潘汉年传略
陶柏康
一
1906年1月12日（农历乙巳年12月18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
潘汉年，乳名厂（an）儿，参加革命后，使用过许多笔名与比名，诸如：厂人、水番三郎、亚灵、天长、泼皮、泼皮男士、迪可、汗牛、汗、爱仙、鲍刚、严陵、彭一清、杨涛、潘健行、小开、k、小k、胡星、萧叔安、萧恺、凯、开、严、潘继仁、严如云、严开、许琳、潘湘、韩企文、张颂南、胡越明、秦汉楚、萧肖、萧相臣，等等。
潘汉年生长在一个书香门庭。曾祖父潘亭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为清朝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莘华是清朝光绪后期的秀才，以塾师为业。
潘莘华思想比较开明，辛亥革命后，曾任乡董，后又代替其兄任区董。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实行县议会制度，他又被推举为宜兴县县议员，但仍在乡间任教。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有四男四女，潘汉年在男孩中排行第三，为后母巫氏所生。由于小汉年天资聪颖，机灵活泼，深得长辈和兄弟姐妹的喜爱。
1912年，年满6岁的潘汉年进入陆平村初等小学读书。有关孩提时代的生活情形，潘汉年作过片断回忆：“记得那年我还在小学里，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到夏天的晚上，总不肯安联在庭院里乘凉，总是跟着左右邻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里追逐萤火虫，……我走进院子，便见爸爸躺在椅子里罗罗的抽水烟，妈妈正忙着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挥着芭蕉扇咿哑的唱曲儿；我拭着头上的汗珠儿，走进大姐身旁，要求他打扇……”
寥寥数笔，一个天真活泼且又顽皮好动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又描绘出一幅举家融和欢乐的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潘莘华为接济难民，变卖了田产；又因病染上鸦片，家道开始中落，经济十分拮据。
1916年，潘汉年初小毕业，因无钱升学，进入潘海良的私塾学堂，即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第三高小坐落在宜兴县西乡都山，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学校，创办于清朝末年，原名陵霞书院，后改为国民小学。辛亥革命后，发展成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当时担任该校校长的是清末秀才储涵奇，他治学严谨，潘汉年在这所学校里，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1919年，潘汉年从第三高小毕业。在外婆吴氏的资助下，考入和桥彭城中学。1920年，他因下肢患疾，中途辍学。暑假期间，在北京念大学的堂兄潘梓年和潘寂回乡度假，向潘汉年等少年伙伴介绍了不久前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情况，这是潘汉年最早接受的政治启蒙教育。
潘汉年病愈后因家庭经济拮据，便在本村和邻村的小学替人代课教书。
1922年，16岁的潘汉年经人介绍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任教。潘汉年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不但使学生获得牢固的知识，而且注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教学中，潘汉年还撰写了一些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他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言而能行”的教育工作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言行一致，为人师表。他还积极主张在假期里，让学生们多到农村去，充分须略农村“那冲敦厚的自然美”，用以“陶养出幽美情绪”。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研究探讨教育问题，他还特地写信给《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希望该报“出一张专事研究教学的副刊”。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参加了“宜兴评论社”。该社成立于1920年9月，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自发地酝酿和组织起来的进步团体，成员大多是爱好文学艺术、热情而刚直的青年。加入评论社后，潘汉年还参加编辑评论社出版的小型报纸《宜兴评论》。《宜兴评论》的内容有社论、述评、简明新闻，有时也登一些杂文和地方掌故，以及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随笔、散文、漫画等。其主旨是反对旧道德、旧文比，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伸张正义、发扬民主；对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以及封建习俗，进行坚决的斗争。
潘汉年和李肠谷、鲍文蔚等同仁一起，反对勾结军阀孙传芳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把持教育界的恶劣行径，并与他展开过面对面的斗争。
不久，潘汉年离开家乡，走向新的广阔天地。此行最初目的是为了到上海继续求学，然而，时代的召唤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二
1925年春天，潘汉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任校对员。在此期间，潘汉年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儿歌与童话故事。这些作品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写得颇有新意。1925年5月，他还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童话故事：《苦哇鸟的故事》。并给周作人写信，希望进一步开拓童话故事的题材，得到周作人的赞许。
1925年五卅运动后，潘汉年积极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加入了中华书局工会。同年秋，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潘汉年结识了宜兴同乡周全平，经周全平介绍，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开始投身到进步文化运动的激流中。
创造社出版部里聚集着一群风华正茂、不畏艰难的热血青年，他们既做出版部的具体事务，如包装、跑邮局等，又都是能编会写的青年作家，每天工作极其紧张，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而收入甚微，有时甚至窘困到饥不果腹的境地。但是，他们“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只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杀开一条血路”，为“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从1926年到1929年，潘汉年先后编辑和主编了《洪水》周刊、《A·11》周刊、《幻圳》周刊、《幻洲》半月刊、《战线》周刊和《现代小说》月刊等进步刊物，并撰写了许多笔锋犀利，很有战斗力的杂文、政论文章，向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战。同时，还创作了不少小说，讴歌进步青年为革命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反映劳苦大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生活。这些进步杂志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许涤新曾经回忆说，1928年，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和其他追求光明的进步青年一样，非常喜欢阅读《幻洲》，并受到鼓舞和启迪。
1928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同年10月，根据党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设法找到了沈端先（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
由于当时潘汉年等人还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初次尝试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它为后来“左联”的筹建提供了经验教训。
192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潘汉年担任中央文委第一任书记。此后，他不辞辛苦，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组织领导了文学艺术界的各个革命团体的筹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间，潘汉年就找了钱杏邨商量筹建新的文化革命团体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于5月和7月对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两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钱杏邨在内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筹备工作一度停顿下来。直到10月中旬，被捕的同志陆续释放，组织筹备工作才重新开始。
潘汉年首先抓了建立“左联”筹备小组的工作。他通过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广泛征求党外进步作家的意见，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据夏衍、阿英、吴黎平、冯乃超、冯雪峰回忆，在“左联”筹备小组成立以前，潘汉年分别找他们商量。此外，他还找过朱镜我、洪灵菲交换意见，并要阿英会做田汉和洪深的工作，争取他们将来也能参加“左联”。
根据当时文化界的现状，潘汉年还接受阿英的建议，特意请没有参加“革命文学”论争的夏衍参与“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分头联络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潘汉年主持召开了文化界党员作家为主的座谈会，推定由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几个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负责起草“左联”纲领，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会议还决定，“这两个文件一拟出初稿，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查”。筹备小组成立后，一般每周举行一次会议，都由潘汉年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