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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情汇总》作者：刘亚洲【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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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群岛(【Ctrl+滚轮】可以改变大小) 在中国的东海、黄海海域，中国的大陆架和大面积海域面临外国的主权要求和控制。二次大战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大陆架公告］中宣布：“处于公海下、但毗连美国海岸的大陆架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属于美国”。从此，开始了“蓝色圈地”的冲击波。许多国家宣布自已的大陆架。１９８２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明确了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于是沿海国家纷纷宣布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地球上约３６％的公海变成沿海各国的专属经济区。人类由陆地上的寸土必争转向海洋上的寸海必争，海洋国土不再仅仅是１２海里领海和岛屿。于是，黄海和东海北部，一些邻国不同意国际法所强调的自然延伸原则，要求按中间线划界，从而使中国１８万平方公里海域面临争议；在东海，日本是与中国相向的不共架国，但日本以其非法控制的钓鱼岛为基准线，硬说与中国共架，要求与中国平分东海大陆架，企图占领中国２１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时至今日，在归中国管辖的３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有１５０万平方公里被外国提出主权要求而处于争议之中，其中相当部分已经被外国实际控制或蚕食分割，这些海洋国土的面积相当于上个世纪沙俄从中国割去的陆地疆域的总和。
大陆与台湾在台湾海峡的对峙和反台独的斗争是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的国家走向统一还是分裂的重大挑战。何去何从，对中国海洋战略态势至关重要。分裂与战争的前景，尽管是国人所不愿见到的，但却不可排除其可能性。如若出现国家分裂，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就连中国沿海区域都会被台湾海峡所阻断。反之，不论和平或战争达成统一，都将会在海洋方向出现前所未有的有利海洋战略态势。台湾海峡将不再是两岸对峙前线，而将会成为中国人的海上“运河”；中国将冲出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束缚，直面太平洋。这对于巩固中国海防，伸张中国海权，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其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
综上所述，中国在２１世纪所面临的海洋方向的战略环境是严峻的。如果听任海洋方向的不利局势继续下去，如果继续被困在近海，中国的崛起从何谈起？中国的海洋权益如何保障？一个只有“黄水”海军的国家，又怎能赢得别国对其海权的尊重，又有何资格侈谈成为世界强国或实施亚太战略甚至全球战略呢？
就海洋战略而言，长期以来直至现在，中国一直实行“近海防御”的海上战略。
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战略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中国的海军力量的水平和海洋战略环境是基本上适应的，并在一段时期内曾对海军装备发展起到过发展牵动作用。此外，建国后中国的战略注意力和国防资源长期放在陆地方向的重大安全威胁上，如５０年代的朝鲜战争，６０年代初的中印边境战争，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期的越南战争，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中期的中苏边境军事对峙，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期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等等。这种情况在客观上限制了海洋方面的发展，即使有意，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实行“近海防御”战略是合乎情理的。再者，中国的军事舰船及其相关工业水平不高，国力不强，只能制造近海小型海军舰船，且不具备向国外购置大舰的客观条件和财力。从这个角度看，“近海防御”战略与海军装备的水平也是相适应的。
自８０年代以来，有关海上战略的情况和条件开始发生变化：
——在中国陆界空前稳定的同时，但海洋国土受侵和争议情况日益严重，中国海洋权益和资源受到外国侵占。有关周边海洋国家对争夺海洋控制权的认识早，行动快，已抢先控制了争议海岛和海区。与此相配合，这些国家的海军空军装备现代化迅速，其海空力量至少在争议海区已对中国海军履行保护中国海洋权益的任务构成威胁。
——中国海军弹道导弹核潜艇成为中国战略核力量“三位一体”的重要支柱之一。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外于戒备状态时，显然不易停滞在近海，而应向大洋深处机动待命，而且必要时需要攻击核潜艇护航到蓝水海域。这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近海防御”的概念和海域。
——中国海军为配合洲际导弹试射等远洋任务，已经不时组成编队远航到太平洋和印度洋，水面舰船编队已经初步进入蓝水海域。
——中国军事舰船工业已有长足进步，民用船舶工业更是先行一步。中国的大连造船厂已建成长３６５米、宽８０米、高12.17米，可建造３０万吨级船舶的超大型船坞。中国已经能够建造超大型民用船舶，军用舰船工业也已有了建造中型战舰的成功经验，基本具备向建造大型军舰发展的潜力。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以来，国际上海洋国土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建立使海洋国土范围超出了近海海域范围。
——台独势力羽翼渐丰，海洋方向出现国家统一或分裂的严峻局面。制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近海防御”已力所不逮，而需要进攻性两栖作战能力和中远程制海制空能力。
——美国航母战斗群摆出武装干涉台湾海峡的架式，在台湾附近海域向中国炫耀武力。
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海洋战略环境在客观上显露出“近海防御”战略已经不能有效地保卫中国的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已经不能适应中国海军新的使命和作战需要；已经失去了对海军装备发展的战略牵动作用；已经落后于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变化。鉴此，中国亟需进行海洋战略审议，发展制定适应中国海洋战略环境、有利于发展建设２１世纪中国海军的新战略。
中国的海上战略自然要由中国自己制定。这里，作为一种探讨和提示，列举一下应考虑的海洋战略目标：
(１)、重视海洋，面向海洋，经略海洋，建立起对中国３００万平方海里海洋国土的有效控制和管辖。
(２)、强化海权意识，维护中国海域的主权和海权，以“寸土不失、寸海不让”的决心和意志对待岛屿与海域争议，在力争和平解决的同时，不排除以军事外交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收复失地，绝不允许１９世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悲剧在中国的海洋国土上重演。
(３)、捍卫国家统一，保持对台独的军事威慑，确保对台独分裂国家的行为给予毁灭性打击、夺取台湾海峡制空制海权和发起登陆的两栖作战的能力。
(４)、推进海洋防御控制线至中国专属经济区外沿，并逐步加大西太平洋方向海洋防御纵深，建立蓝水海洋防御能力，在西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成为西太平洋海上强国。
要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必须具有强有力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建设强大的蓝水海军和海上空中力量。鉴此，发展建设强大的蓝水海军和海上空中力量是实施海洋战略的需要，是２１世纪的召唤，是兴海权、固海防的根本，是中国强盛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崛起之不可或缺的保障。
作者：晨枫、强卫华
信息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杜永明
【内容提要】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无论从速度、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些变化的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及其带来的信息量的极大丰富。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带来显著而根本的变化，信息时代也已经初露端倪。信息技术革命在国家安全领域引起的变革意义更加深远，它不但使信息技术落后国家面临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新难题，而且也给那些掌握了最新信息技术的国家造成了新的威胁和安全漏洞。在信息技术革命面前，一个国家只有顺应时代的变迁，积极应对、创新求变，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的话则可能成为它的牺牲品。我国在21世纪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以便能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这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根据时代特点、兼顾中国国情和国际格局的发展走向，为我国在21世纪的崛起制定出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
一、信息技术革命与时代变迁
影响安全的因素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时代因素，一个是国家因素。时代因素决定安全的全局性和最基本的特征，国家因素只是决定安全的结构和策略，并不能决定安全的本质。(注：朱阳明主编：《亚太安全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129页。)列宁也曾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14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在讨论信息时代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时，我们必须先了解信息时代的特征，即把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问题放到信息时代这个大背景下考虑，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发生极大的变化。首先，知识或信息在当今世界变成了一种重要的资源。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时代变迁、交替的全部奥秘，乃隐伏于“资源——工具——生产力——时代”的连锁反应过程之中。人类有什么样的资源利用能力，就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就可以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会有什么样的时代特质。(注：黄顺基主编：《信息革命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3页。)资源和如何利用资源的知识历来对于人类及其生活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对资源的占有以及如何利用资源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国家实力大小。
在农业时代，由于人类的第一需求是生存，所以赖以生活的土地的作用要远大于知识的作用。到了工业时代，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大为增加，所依赖的资源转向了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的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品，对这些资源的占有也自然成了工业社会国家实力的象征。同时，工业革命产生的知识财富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的重要性，事实上，工业时代最先意识到知识重要性的国家也往往成为霸主。
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相比，知识在信息时代对于国家的作用发生了质变。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它使“信息”或“知识”本身成了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技术革命通过重塑国家及其决策者的行为方式能改变世界权力分配，本质上是信息资源对于这些国家或决策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注：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1998,Sep/Oct。)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曾说过：“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知识就是力量，一个领导着世界信息革命的国家注定比任何国家都有力量。”(注：Joseph S.Nye Jr.,and William A.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rs,Volume 75 No.2,第20页。)
其次，信息时代国家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程度大大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全球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资本、金融、信息、技术构成的相互依赖的网络。互联网、电缆和卫星广播传送、蜂窝电话等信息传输技术的运用，正在使信息传播模式从一对多的广播模式(如传统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向多对多的互动传播模式转变，这些新型的传播模式使得人们能够轻易地冲破国家之间的藩篱进行沟通和协作，再加上目前在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外交、军事等领域的互动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利用新兴的信息基础设施，这些都导致当今世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关联密切的联合体。在信息技术革命强大的内在逻辑力量作用下，传统的以地理为界限的国家边界变得更加容易被穿透，因而日益显得模糊，国家的外部事务往往很难被抵挡在边界范围以外，而内部事务也很难仅仅局限在一国边界之内，国家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相互依赖使得每一个国家的行为和战略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
第三，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军事领域的活动日益以全球性的信息基础结构为依托。计算机、通讯、卫星技术以及国际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最新成果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信息载体的种类和信息表达的形式，从而使人类开始在新的技术环境中生存、工作和发展。现在，民族国家对这种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新问题：敌对国家或组织现在可以通过摧毁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来达到以前靠战争才能取得的战略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官员曾声称，给他10亿美元和20个技术高超的黑客，他就能像关掉一台计算机那样“关掉”美国(注：马杰：《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0期，第51页。)。中国著名信息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对中国信息系统的安全形势深表忧虑，他指出，未来战争不会是单纯使用武力攻击军事目标，很可能利用信息武器攻击国民经济。一枚信息炸弹就完全摧毁了伊拉克的防空体系，使得伊拉克的飞机上不了天，只能任凭美军狂轰滥炸。谁也不能保证中国的系统不会受到攻击。(注：《参考消息》1999年6月27日：《港报报道中国信息安全专家拉响警号-网络疏忽可能爆发新金融风暴》。)
二、信息时代新安全观的主要特征
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大大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集团化的进程，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这是新安全观凸现的根本动因。关于新安全观，国内外理论界有很多的提法，如“综合安全”、“普遍安全观”、“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广义安全”、“大安全”等，这些提法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信息时代安全观的特点。概括起来，新安全观与传统的安全观念相比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安全边界扩大化。这里所指的安全边界，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注：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印度未来安全》，《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第43页。)随着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国家的安全利益范围不断扩大，同时科技发展和全球化浪潮也使得国家参与和影响国家边界以外事务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这两方面因素导致国家安全空间较之以前大大地拓展了。国家安全的维护在信息时代表现为一场没有国界的斗争，日益引起民族国家重视的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信息“疆土安全”和资源安全等仅靠一国的努力、在国家领土范围内是很难得到有效的保证，在这种情形下，民族国家有权利、也迫切需要维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安全利益。
第二，安全主体多元化。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体是国家，新安全观突破了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局限，安全从以国家安全为中心向上扩大到全球安全和人类安全上，向下延展到个人。按主体来分，现在出现了个体安全、人民安全、集体安全、地区安全、世界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共同安全。这种安全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也说明：在信息时代，只有把个人、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各个层次的安全结合、统一起来，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
第三，安全要素综合化。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所包含的根本要素为领土、人口、资源与政治主权，现在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环境等因素都进入了新安全观的视野。正是这些要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新安全观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而且，新安全观中的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及环境等要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在演变，在不同的时期和条件下，可能会有不同的核心要素。
第四，安全手段复合化。与安全要素综合化的趋势相适应，实现安全手段复合化的趋势在新安全观中也有了明显的体现。在传统的安全观念中，维护安全的军事手段一直是处于首要的地位。现在，在信息技术革命的作用下，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改变了相互间在冲突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动机以及争夺的内涵，对冲突所可能产生的复杂后果和利益得失也有更加全面而谨慎的评估；另一方面，随着安全要素的日益增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互动和渗透越来越复杂，单凭军事手段再也保证不了国家的绝对安全。比如说经济领域的安全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多的是利用国际通行的惯例、条约以及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仲裁机构来进行斗争，而以武力来解决经济冲突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现在，除了传统的军事手段外，一个国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及环境等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
第五，安全问题国际化。近年来，安全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国家安全边界的扩大、安全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民族国家对安全问题的关注超出了国界，而经济、环境、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本身就与整个国际社会相联系。在信息时代，一个国家的安全维护不可能只求自身平安，它还得考虑到与自己有关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以及国际社会整体的安全，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各人只顾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到头来只能是被动地应付来自外部的安全挑战，从而也就没有安全可言。
第六，安全关系多边化。传统的国家安全观认为，国际社会中不存在所有国家的安全，只存在某段时间某些国家的安全，国家可以通过单边军事实力或少数几国的军事联盟来获得。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国家间冲突的原因和领域大大复杂了(如环境恶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冲突也以非军事方式为多，国家安全的要素呈现综合化、跨国化的发展趋势，单凭单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是难以对付这种安全局势的。正因为如此，在信息时代多边安全合作已经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
三、信息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我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迫切要求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制定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应该兼顾时代特点、国情和国际格局的发展走向，把安全理论和对国内外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所作的分析具体应用到中国的安全实践上来，从而总结出我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些基本原则。
1、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维护我国安全利益
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是在信息化、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间政治、经济等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是在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有的安全合作模式又不能满足现实要求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多边安全合作”，既指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所建立的、用以规范和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安全关系的国际安全制度(主要是军备控制体系)，也指地区性多边国际安全合作安排，它通常以国际会议、协定、宣言或组织为表现形式。由此形成的规则体系，可以在国家间安全关系上“界定行为规范、制约国家活动、帮助国家的期望值趋同”。(注：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43页。)
我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又符合维护自身安全的利益，同时还是自身实力有限性所决定的战略选择。我国的多边安全合作应该立足亚太，放眼全球。在全球范围内，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将长期存在，我们不可能彻底打碎现存的国际体系、建立另一套体制，所以理性的选择是介入现存的国际体系，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来表明自己是一个“遵守规则”的大国，从而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避免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
在实际的安全实践中，我国政府对多边安全合作的认识和态度越来越积极，在参与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进行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方面有很大的进展。我国近年来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一方面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开拓了新的途径。
2、拓展外交手段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信息时代外交领域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公众对外交的兴趣和影响越来越大，而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对公众外交也有了新的需求。首先，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对国家对外事务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其次，公众在外交领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公众获取及传播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及参与国家外交事务的物质基础已经远远超出了从前。第三，在信息时代，一个国家为了增加外交的影响力，正在努力开拓新的外交途径，而通过提供财政和组织服务使民间能够进行有效的对外活动，以在国际上扩大本国的外交影响力，这是推动公众外交发展的另一个因素。
现在一些西方国家仍在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实行分化和“西化”政策，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以人权、民主及自由等各种借口对我国采取遏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应该灵活运用外交谋略，把外交做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力手段。同时，还应结合信息时代的特点，除通过外交正规途径进行斗争外，还要通过公众外交灵活地开展斗争，以增加与各国之间的互信、互谅，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化解冲突和矛盾，从而对我国安全的维护起到良好的作用。
3、加强国防建设推进军事领域变革
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不仅使基于全球性信息基础结构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乃至军事的活动越来越多，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也使军事领域发生了一场对国家安全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划时代的变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信息侦察技术使军事行为透明化；第二，军事安全的信息依赖性大大增加，这在增强了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增加了被敌方攻击的漏洞；第三，信息技术革命开辟了国家间新的战略竞争空间：太空和信息领域，如何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来控制太空和由计算机网络构成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有效地展开进攻和防御，这将是未来信息时代军事竞争的焦点；第四，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改变了军事原则、安全理念甚至战争的形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注：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军事学教授罗伯特·R·莱昂哈德认为，在信息时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产生的许多原则已经过时了，然而美国的一些军事领导和文职领导仍然用他们来对待未来战争。他对美国的九大军事原则逐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21世纪的军事理论，提出了不同寻常的看法，并为信息时代的战争提出了一套新的原理。莱昂哈德总结出了信息时代的三项战争法则与七项战争原则。三条战争法则是：人性法则、节约法则和两重性法则；七项原则是：知与不知、扰乱与正面交锋、分散与集中、机会与反应、行动与安全、加速选择与目标、指挥与无序。见罗伯特·R·莱昂哈德著、王振西等译：《信息时代的战争法则》，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版。)
要满足信息时代国家安全对国防军事领域的要求，单纯地追求军事力量数量上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加快军事现代化的步伐。江泽民主席指出，当前我军建设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还不适应。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主要任务是解决现代化问题。因此，我军建设必须支持以现代化为中心，军队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来展开。(注：江泽民：《关于二十年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99年1月8日，第1版。)现代武器装备呈现出信息化、智能化和一体化等趋势，战争形态、作战方式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我国军事领域的变革应该与这种发展趋势相适应，加强军队的高技术质量建设。同时，军队还应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维护国内安全的新措施，因为现在许多民用设施也成了战时甚至和平时期敌方攻击的目标。
4、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筑造精神长城
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只有维护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它才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在信息时代，文化日益与国家实力相辅相成，文化能够增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吸引力和感召力，文化安全已经成了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国际上思想文化的传播与渗透，这一方面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及其内外政策的制订，另一方面也使本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与观念产生碰撞和冲突，这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广泛的影响。
道德和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支柱，如果一个民族在道德和精神方面不求进取，那么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也会被侵蚀掉。因此，新时期要求我们继续弘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道德规范的建设，努力营造一个良性循环的文化生态环境，增强民族自豪感，锻铸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魂。
5、注重提升国力建立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信息时代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国家实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的行为来达到其战略目标的能力，这里面包含着两个向度的能力：一个是外向的，它是指国家通过其经济、政治及军事来影响全球局势的能力；另一个是内向的，指一个国家在把内部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可调动的因素”时所具有的能力，而这种转化的效率决定着能否为国家提供最有效的民间支持和军事技术支持。(注：Ashley J.Tellis,Janice Bially,Christopher Layne,Melissa McPherson:“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Postindustrial Age”Page44 ISBN:0-8330-2792-1 MR-1110-A,(c)2000,http://www. 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10/。)以前人们认为，战争能力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 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力量排序，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在信息时代，除 战争能力以外，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实力的大小对国家的影响日益明显，这 些以前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来说是次要方面的因素作用越来越大。因此，现在每一个国家 都必须按照新的标准来重新审视自身的实力构成，并对本国国家安全保险系数进行重新 评估。
在信息时代，国家间相对实力变化比以前更加频繁和不可预测，这一方面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信息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门槛就比较高，而发达国家则有着绝对的优势，这样的结果就是在信息技术革命面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发展的趋势(信息技术更是这样)，它从理论创新到产品开发、应用过程的周期越来越短，一个国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赶上甚至超过以前领先的国家，使其国家实力大大增强。
因此，信息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既是挑战，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等“硬实力”的同时，还要利用外交、国际传播等手段来增强“软实力”，即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在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还要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赶超”战略，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在某些领域甚至要超过发达国家；在依靠自身实力维护国家安全、争取国家利益的同时，还要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充分利用与依靠国际体系已有的规则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并在此过程中努力参与制定符合我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规则。
四、结束语
信息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落到实处，就是要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战略。所谓特色，必然是由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特点何在?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已经属于世界性的大国，但是，若与冷战后形成的世界五大力量(美、日、欧、俄、中国)中进行国力比较，中国还只是个地区性强国；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世界正在进入信息时代。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全过程，进入了或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他们的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信息时代的门槛前，有些国家正在跨越信息时代的门槛。但是，对中国来讲，我们离进入信息时代还有20-30年的时间距离。所以，在制定安全战略来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时，我们应该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和条件，把自己已有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用战略、策略方面的优势来弥补力量上的不足。这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必然选择。
除了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外，我国还应该建立适应信息时代特点的决策、执行机制，它应该能够保障足够合理、迅速和有效地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事变和危机事态，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总结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安全维护机制虽然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都涵盖了包括国家安全和危机的界定、预警、智囊参谋、决策和执行等机制和相应的部门，而且它们机制内部的人员、资金和各种战略物质的调配也都有充分的保证，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机制时，应该吸收它们的这些优点，所建立的决策和执行核心机构要有与其功能相适应的权力和资源调配手段及渠道，同时还要有法律上的依据和保证。
决策、执行机制和国家安全战略共同组成我国的国家安全体制，这两个部分要体现出辩证的统一：即长期性与应急性、制度化与灵活性、整体性与针对性的统一。总之，我们应该在制度上、实力上和心理上做好应付各种安全挑战的准备，防患于未然，以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
作者：杜永明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维持现状”政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丁诗传
【内容提要】在台湾问题上，鉴于两岸关系“不独不统不战不和”的基本格局，鉴于中国政府力争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坚定立场，鉴于美国“控台制华”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认为实行“维持现状”政策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一政策具有典型的两面性，即：既宣称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又与台湾发展实质性关系，反对中国对台动武，不断向台提供高技术武器装备，助长“台独”分裂活动。美国为维持现状，虽会对“台独”突破其政策框架的分裂活动进行一定的约束，但这个政策的侧重点是阻挠统一，以台制华。对此，中国应及早谋划有效的对策。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它是中国国共两党内战的一个遗留问题。台湾问题之所以迄今尚未解决，不外乎两大原因：一个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干涉，阻挠中国统一；另一个是台湾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的抗拒。台湾问题久拖不决，不仅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也是威胁中国安全与发展的最具爆炸性的危险因素。由于美国始终坚持干涉台湾问题，从而使得台湾问题依然是两国关系中的核心和敏感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台湾问题上，基于目前两岸关系“不独不统不战不和”的基本格局，基于中国政府“力争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坚定立场，美国认为维持现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2003年12月9日，温家宝总理访美与布什总统举行会谈，在谈到关于台湾问题时，布什表示“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湾独立，这一政策不会改变。最近从台湾传出一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信息，令人不安，美方不赞成，我们反对单方面试图改变台湾现状的做法。”（注：“温家宝与布什举行会谈”，载《解放军报》，2003年12月11日，第5版。）布什的言论是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维持现状政策的最为明确的表态。
一、美国“维持现状”政策的实质：阻统防独、控台制华
打倒美帝国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政策取向是：阻挠统一，推动分裂。然而，美国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恣意提升美台关系，扩大对台军售，支持台独势力分裂活动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1995年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1996年3月美国派遣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海附近游弋，向正在台湾海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中国示威施压，从而引发了中美关系的两次大风波。结果，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到头来也有损美国的利益。严峻的形势终于迫使克林顿政府认识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实现统一的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如果美国一味偏袒台湾当局，助长分裂，恶化美中关系，对美国而言是得不偿失，且要冒很大的风险。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对台政策，认为两全其美的做法是，美国对华对台建立平衡的关系，利用两岸矛盾，从双方获利。在此认识基础上，克林顿从维护其总体战略利益出发，于1996年秋确立了“接触加遏制”而以接触为主的新的对华政策。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也由“阻统促独”改变为“维持现状”。随着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中美关系终于回归到正常的轨道。1997年和1998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互访，双方确认要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期间首次提出对台湾的“三不政策”，则标志着美国维持现状政策已经定型。
美国为了实现维持现状的政策目标，兼施并用以下策略。其一是在处理两岸总体关系上实行“控台制华”、“阻统防独”。就是继续控制台湾，遏制中国的复兴，同时阻挠两岸统一防止台湾独立。鉴于台湾如宣布独立，必将迫使大陆对台动武，而美国不愿被台湾拖下水，与中国发生代价极高的军事较量，因此必须防范和约束台独势力，使其分裂活动不致失控。同时又向台湾提供有条件的安全“保护”，诱压大陆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手段，以阻拦两岸走向统一。其二是政治上“促谈不促统”。美国一方面宣称希望双方举行“实质性”对话，缓和紧张关系，但又呼应台湾当局关于两岸是“民主与专制之争”的谬说，要中国足够重视台湾的“民主化”，为此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转让高技术，让台湾获得足够的“自卫能力”，以阻挡中国可能的进攻。美国自以为台湾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美国，不管哪个人上台执政，都不敢背离美国自行其是。而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影响则非常有限。而且，美国心里明白，在台湾问题上美中矛盾远大于美台矛盾。正因为如此，美国对海峡两岸采取的可能导致改变现状的政策行为施加压力时，关注的重点一般放在劝压大陆不得对台动武。但美国也认识到美中关系的重要性远高于美台关系，因而当中美关系发展较为平稳，美国在战略上需借重中国的支持或台独势力的挑衅性举措将破坏两岸关系现状时，美国也会适当掣肘台独势力猖獗的分裂活动，不容许“台独”势力挑战维持现状的政策框架，恶化美中关系。
综上所述，美国维持现状的政策的主要意图旨在阻止中国实现统一，制衡中国迅速崛起。尽管它也不支持台湾“急独”，但却给台独的分裂活动留下较大的空间。因此，中国不会接受美国的维持现状政策。当然，这一政策也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即美国自我设限，不容许台独的分裂活动从根本上破坏台海现状，破坏中美关系。这就使中国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利用这一政策推动美国约束台独势力极端危险的分裂活动，如1999年当李登辉擅自炮制“两国论”，对“炸馆事件”后正在恢复的中美关系构成干扰时，克林顿指责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反对破坏台海现状。2000年台湾大选前夕，美国又告诫台湾不要有任何挑衅大陆的举动，否则后果自负。自然，美国对“台独”分裂活动的制约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曾公开批评克林顿后期对华对台政策，宣称要大幅提升美台关系，“协防台湾”，从而偏离了“维持现状”政策。但是，“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出于借重中国支持“反恐防扩”的战略需要，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其两岸政策又回归到“维持现状”的轨道。
二、布什政府“维持现状”政策的特点
布什政府的“维持现状”政策在具体做法上与其前任有所区别。布什认为克林顿后期对两岸的关系过于向大陆倾斜，而他则谋求与两岸关系的平行发展，主导两岸之间保持不独不统的平衡状态。为了确保维持现状政策目标的有效性，布什政府由模糊的双重威慑战略，也就是以使海峡两岸不知美国确切的反应、让一方不敢对另一方主动挑衅的做法，转变为采用“清晰战略”，即同时明确表示反对大陆动武和台湾独立的政策。为此，布什在发展美中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同时，仍在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其中包括敏感的美台军事关系和对台军售质量的提高，甚至允许陈水扁在2003年“过境美国”并公开发表政治演说、会见记者，鼓吹“台湾独立”。2003年以来，美台间继续保持密切的高层交往。台“国防部”副部长、“外交部长”、“立法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多批政要先后访美。美国防部长办公室亚太安全事务主任邰玛丽、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弗利斯特先后率领军事代表团和议员代表团访台。美还进一步加强与台军事合作。据台方透露，2003年美军方以“撤侨小组”名义全面参与了台“汉光十九号”演习。2004年3月，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总价值为18亿美元的远程早期预警雷达系统，增加台湾对大陆导弹的预警能力，实际上也使美军在亚太地区能有效预警中俄及朝鲜的导弹。此外，在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问题上，美公开采取支持态度。华盛顿当局自认为其政策实施达到了预期目的，宣称“美中关系正处于尼克松首次访华以来的最好时期”，美台关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布什政府的维持现状政策并非两全其美，而是自相矛盾。美国提升美台关系的结果恰恰是助长了陈水扁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他公然提出“台独时间表”，打着民主的旗号，借举行“公投”，加快“台独”步伐。这标志着陈水扁正由“渐进台独”发展为“公开台独”，台湾问题进入一个更为急迫的新阶段。陈水扁猖狂的分裂活动，严重妨碍了关乎美国战略利益的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加剧了台海局势的紧张，对海峡两岸关系的现状和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同时，也对美国政府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未遇挑衅”而改变现状的政策构成挑战。正因为陈水扁的分裂活动突破了美国维持现状政策所能容许的限度，所以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与布什总统会谈时，在温家宝强烈抨击台湾当局借“公投”搞“台独”之后，布什表示反对台湾领导人单方面试图改变台湾现状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