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是行为准则，但不是绝对
准则。
——乔治·凯南
战争史上最早用原则去固定作战方式的人，当推孙子。他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而击虚”等等原则，至今仍是当代兵家行动的信条。而在西方，二干四百年后，拿破仑才向后来其名被冠于一所世界著名军校门楣上的圣西尔，透露了一个心迹，“写一本书，准确地描述一下战争的原则，提供给所有的士兵”。可惜的是，打胜仗时，他没有时间；打败仗后，他又没有了心情。对于一生创造过近百次胜利的统帅，这应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缺憾。但生为伟人，只要胜绩卓然，自会有后人去发微钩沉，总结你的取胜之道。一百年后，一位名叫J·F·C·富勒的英国将军，从那位生前死后都令英国人畏惧的宿敌指挥过的战争中，归纳出了指导现代战争的五条原则[1]。自此，整个西方的现代战争原则观得以诞生。尽管后来不少国家的军事条令和一些军事理论家们相继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战争原则，但都与富勒的首创大同小异[2]。这是因为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海湾战争之前，除了杀伤力和毁损力不断提高外，战争形态本身并无实质性改变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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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勒总结拿破仑的战争原则为进攻、机动、奇袭、集中、保护等五条。此外，富勒还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看法，另归纳了七条与拿破仑战争相似的战争原则：保持目标；安全行动；机动行动；消耗（敌）进攻能力；节省兵力；集中兵力；出其不意。这些原则成为了现代军事原则的基础。（见《战争指导》，富勒著，解放军出版社，P38－60）
[2]如美军的九大军事原则：目标原则；进攻原则；集中兵力原则；节约兵力原则；机动原则；安全原则；出敌不意原则；简明原则；统一原则。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十分近似。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这一切发生在海湾战争中和战争后。精确制导武器、非杀伤性武器和非军事性武器的投入和使用，使战争不再拼命沿着提高杀伤力和毁损力的轨道上狂跑，而是开始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变向。这就为另外一些让职业军人们感到陌生的原则，铺就了通往下个世纪战争的新轨。
任何原则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战争原则更如此。不论产生于哪位军事思想家的大脑，或出自哪部军事条令，它都肯定是在战争的熔炉中和铁砧上千锤百炼假铸而成的产物。没有春秋时代的战争，就不会有孙子的战争原则；没有拿破仑战争，就不会有富勒的战争原则；同样，没有海湾战争前后全球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军事、准军事甚至非军事性战争，就不会有美国人的“全维作战”和我们的“超限组合战”这类战争新概念的提出，当然也就谈不上与之共生的作战原则的问世。
在对“全维作战”理论的中途夭折感到惋惜之余，我们决心使“超限组合战”不止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而是进入可实际操作的战法状态。尽管我们主张的“超限”思想，本意是要打破一切界限，但有一条界限却必须恪守，那就是，在进行作战行动时，遵循必要的原则。除非原则本身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被打破。
当对战争规律的思考凝结为某种战法时，原则便会随之而生。尽管这些战法和原则，在没有经过新一轮实战的检验之前，能否成为通向下一次胜利的路标，还很难说。但必要原则的提出，肯定是完善一种战法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序。这里是陀罗斯，就在这里跳舞吧。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些原则，究竟能为“超限组合战”带来什么——
全向度 共 时 性 有限目标 无限手段
非均衡 最小耗费 多维协同 全程调控
全向度——360度的观察、设计和组合运用一切相关因素
“全向度”，是“超限战”思想的出发点，亦是其思想的覆盖面。作为一种战法的总纲式原则，它对实施者的基本要求是，通盘考虑所有与“这一场”战争有关的因素，在观察战场和潜在战场、设计方案和使用手段、组合一切可动用战争资源时，视野上没有盲区，观念上没有障碍，方位上没有死角。
对超限战来说，不存在战场与非战场的区别。陆、海、空、天等自然空间是战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社会空间也是战场，而连接起这两大空间的技术空间，更是所有敌对双方极力争夺的战场[3]。战争可以是军事性的，也可以是准军事或非军事性的；可以使用暴力，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可以是职业军人之间的对抗，也可以是平民或专家为主体的新生战力的对抗。超限战的这些特征，既是它与传统战争的分水岭，也是它为新型战争划定的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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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限战的战场不同于以往，它包括所有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不断扩展中的技术空间，如纳米空间等。在今天，这几个空间已是相互交错，如太空，可以视为是自然空间，也可以视为技术空间，因为它的战争化进程每一步都离不开技术的突破。同样，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也时时可见，最典型的莫过于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由此看来，战场确是无所不在，我们只能以“全向度”去看待它。
作为实战性很强的原则，“全向度”适用于超限组合战的各个层面。在战策级，是指国家整体战力直至超国家战力在洲际或全球对抗中的组合运用；在战略级，是指与军事目的相关的国家资源在战争中的组合运用；在战艺级，是指军队或军队规模的主体，为达成战役目标，在特定战场上对各种手段的组合运用；在战术级，是指一支部队或部队规模的主体，为遂行一定任务，在战斗中对不同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组合使用。同时不要忘记，上述所有组合还应包括它们各级别间的交叉组合。
最后，必须明确的是，并非每一场具体的战争，其作战范围都能广及所有的空间和领域，但“全向度”的思考和把握战局，是超限组合战的第一原则。
共时性——在同一时间段上的不同空间内展开行动
现代战争所拥有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普及，远战技术的出现和战场转换能力的增强，把绵延分散、性质各异的战场连为一体，也把各种军事和非军事力量平行地导入战争，使战争进程大为缩短。许多过去需要通过战役、战斗累积，分阶段完成的目标，现在则可能在提出同时到达、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要求后，迅速得以实现。因此，在作战中对“共时性”的强调，正在超过“阶段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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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往战争的进程，在空间上是由边缘向纵深挺进，在时间上则要区分阶段。超限战在空间上是直达核心，在时间上也是“共时”，通常不再具有阶段性的特点。
在周密计划的前提下，让分布在不同空间、不同领域的战争要素，在统一约定的时间段上，围绕战争目标，展开错落有致、配合默契的组合式打击，以达成突然性、隐蔽性和有效性。一次全纵深的共时行动，可能只是一场短促的超限战，但已足够决定一场战争的命运。这里所说的“共时”，不是分秒不差的“同时”，而是指“同一时间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超限战是名副其实的“时间约定战”。
以此为尺度，美军在军事领域内的行动能力，最接近达到这一水平。按照美军现有的装备技术，一个信息战役系统在一分钟内可以为1200架飞机提供4000个目标的数据，加之远程打击武器系统的大量使用，导致了“全纵深同时攻击”作战思想的提出，开始摆脱在空间上从外围逐步推向纵深，在时间上次第展开行动的陈旧战争模式。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思路，从军方披露的一些公开文件看，至今仍局限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内，没能推及到军事领域以外的战场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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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军队的《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中的4项原则，“机动造势、精确打击、全维保护、聚焦后勤”全都是为军事战争提出的新原则。
有限目标——在手段可及的范围之内确立的行动指针
目标的有限是相对于手段而言。因此，确立有限目标的原则是，目标永远小于手段。
在确定目标时，充分考虑它的可实现性，不追求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限定的目标。有限才有明确性，才有现实性，也才会有可操作性。同时，还能在实现上一个目标之后，使自己保持追逐下一个目标的弹性[6]。在确立目标时，必须克服好大喜功心理，有意识地追求有限目标，排除力所不及的目标，即使它是正确的。因为，每一项能实现的目标都是有限的。无论何种原因，使目标超出了手段允许的范围，只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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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做到目标有限，不在于主观上是否克制，而在于是否超越了手段的限制。手段是确立目标时不可逾越的“限”。
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所犯的错误，就是把有限目标扩大化的最典型例证。其后，美国人在越南、苏联人在阿富汗所犯的同样错误也证明，无论是谁，也无论是何种行动，只要目标大于手段，就一定必败无疑。
对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当代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明白。《1996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引述了克林顿总统的话，“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领导义务，并在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重大危害时采取行动”。说上述话时，显然连克林顿都没能意识到，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完全是两个不同级别的战略目标。如果说前者是美国人的能力可以通过行动进行维护的目标，后者则既不是其能力所及，也不是其应该在美国本土之外追求的目标。与“孤立主义”对应的“全球第一”思想，使美国人在国势膨胀时，一直有追逐无限目标的倾向。然而，这是一个终将导致悲剧发生的倾向。一个资产有限，却热衷于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除了破产，不会有其它的结局。
无限手段——趋向无限制运用手段，但以满足有限目标为限
无限手段是针对有限目标而言[7]。无限是一种不断扩大手段选择范围和使用方式的趋向，而不是无节制的使用手段，更不是绝对化的使用手段或使用绝对手段。无限手段以满足达成有限目标为终极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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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详见贝文·亚历山大著《统帅决胜之道》，P101－125。
手段不能脱离目标。手段的无限是指为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可以打破限制地选择各种手段，并不是说手段可以摆脱目标的限制而为所欲为。作为可以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曾被视为绝对手段，正是因为它违背了手段必须服务于目标的原则，而终于被人束之高阁。无限手段的运用只能像孔子所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矩”就是目标。超限思想“随心所欲”地扩大了手段的选择范围和运用方式，但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地扩大目标，而只是以超限制、超界限的运用手段去实现有限目标。反过来说，聪明的统帅也不会因为目标有限而使其手段变得有限，因为这极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导致功败垂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无限”去追求“有限”。
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对萨凡纳的进军，不是寻求作战，而是一路烧掠，以破坏南军的后方经济为手段，使南方民众和军队丧失抵抗力，从而实现了北方的战争目标。这是一次使用无限手段实现有限目标的成功范例。与此相反，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军统帅部为其前线将领制定的战争目标，是占领西奈半岛，与此相应的作战计划也只是突破巴列夫防线后即固守西奈。企图用有限手段去争取有限目标，结果众所周知，埃及人丢掉了本已到手的胜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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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埃及制定的“白尔德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巴列夫防线”，控制河东岸15－20公里的地域；第二步，攻占米特拉山口、吉迪山口、哈特米亚山口一线，保障运河东岸的安全，尔后视情向纵深发展。在实战中，埃军一过运河，即转入防御，直到5天后才再实施进攻，给了以军喘息的机会。
非均衡——沿均衡对称相反的方向寻找行动节点
“非均衡”作为一条原则，是偏正律在超限战理论中的主要支点，其要义是沿均衡对称的反思路，去展开作战行动。从力量的分配和使用，主战方向及打击重心的选择直至武器的配置，都必须双向考虑非均衡因素的影响和把非均衡作为手段去实现目标的问题。
不论是作为一种思路，还是作为指导作战的原则，非均衡在战争的所有方面都会有所表现。只要正确的掌握和运用非均衡原则，就总能找到并抓住敌方的软肋部位。一些穷国、弱国以及非国家性的战争主体，在同比它们强大得多的势力叫板时，如车臣对俄罗斯、索马里对美国、北爱游击队对英国、伊斯兰圣战者对整个西方，就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老鼠戏猫”式的非均衡、非对称战法，明智地坚持决不与大国军队面对面硬抗，而是用游击战（主要是城市游击战）[9]、恐怖战、宗教战、持久战、网络战等作战样式与之周旋；其主战方向多选择在对方意想不到的领域和战线，而打击重心则总是挑选能给对方造成巨大心理震撼的部位。这种利用非均衡手段为自己造势并让事态按自己愿望发展的做法，往往收效甚巨，使那些以正规军和正规手段为主战力的对手，常常像窜入瓷器店的大象，一筹莫展，无从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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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著名的布罗代尔，特别重视大城市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组织作用”。偌大一个世界，关节点不过是若干中心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布鲁塞尔或许再加上香港，一旦同时遭到打击或发生游击战，世界将一片混乱。（《资本主义的动力》，布罗代尔著，牛津出版社）
除了在使用中显示出的实效性，非均衡本身就是被黄金律所暗示的事物运动规律。这是所有规律中唯一一条鼓励人们按打破规律的方式去运用规律的规律，也是医治四平八稳思维痼疾的良方。
最小耗费——在足够实现目标的下限上使用战争资源
“最小耗费原则”的原则是，一，合理比节约更重要[10]；二，作战样式决定战争耗费的大小[11]；三，以“多”（多手段）求“少”（低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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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历来的军事原则中，都有“节约”，主要是指在战争中必须注意对人力、物资消耗的控制。在超限战中，“合理使用”才是正确的节约。
[11]超限战使对战争样式的选择有极大的余地，常规军事战争样式与以金融为主导的战争样式的耗费，自然大不相同。所以，在未来的战争中，耗费的大小主要看选择什么样的作战样式。
合理包括合理制定目标与合理使用资源两个方面。合理制定目标，除了在手段的圆径内确立目标之外，还需要压缩目标的载荷，使其尽可能单纯简洁；合理使用资源，显然是指用最恰当方式去实现目标，而不是片面的要求节约。只有在满足实现目标所需的前提下，节约——最低限度的使用资源才有意义。
比通晓原理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原理。能否最低限度的使用战争资源去实现目标，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作战样式。凡尔登战役之所以被战史家们称做绞肉机，就因为交战双方采用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消耗战；而德国人之所以能在越过马其诺防线后横扫英法联军，则在于它采用的是把最短时间、最佳路线和最具威力的兵器组合在一起的闪击战。可见，找到合理使用战争资源的作战样式，确是实现“最小耗费”的关键。
在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都变得空前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今天，单一领域和单一手段面对复杂目标时，已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手段与目标口径不一的结果，必然是高耗低效。走出困境的思路是，通过“多”，去实现“少”。也就是将多种领域中的多种战争资源优势互补，组合成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在实现目标的同时实现最小耗费。
多维协作——为一个目标所覆盖的军事与非军事领域中，所有可动用力量间的协同配合
“多维”在这里是多种领域、多种力量的别称，与数学和物理学中的维度无关。“多维协作”是指为完成一个目标所展开的不同领域、不同力量间的协调与合作。这一定义从字面上看并无新意，在许多过时的或最新版本的作战条令中，都可找到类似的表述。它与所有这类表述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把非军事、非战争因素直接而不是间接地导入了战争领域。换言之，在任何领域都可能成为战场，任何力量都可能用于战争的情况下，它更倾向于把多维协作理解为在一个具体目标的统辖下，军事之维与其它各维间的协作，而不是凡战争都必须以军事行动为主。在战争面前各维平等，这将成为求解未来战争课题的一道公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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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各维平等，主要是要克服“军事至上”的观念。在未来战争中，军事手段只是一种普通的选择。
多维协作的概念只有在被具体的目标所覆盖时才能成立。没有目标，就谈不上多维协作。而目标的大小，又决定各维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如目标的设定是赢得一次战策级的战争，需要协作的领域和力量就可能涉及到整个国家甚至超国家。由此推及任何一次军事或非军事行动，无论所涉领域、力量的深浅与众寡，各维间的协作都必不可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行动中动用的手段越多越好，而是以必要为限。各维的超量使用或用量不足，只会使行动在浮肿和干瘪之间摇摆，最终危及目标本身。在这里“过犹不及”的东方智慧，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实践这一原则。
此外，在对可动用力量特别是非军事力量的认识上，亟需要我们打开视野。除了对常规的、物化的力量给予一如既往的关注外，还应特别注意无形“战略资源”的运用，如地缘因素、历史地位、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以及支配和利用国际组织影响力等等[13]。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上也来一次超限行动，把极可能出现的变多维协作为平面作业的庸常之举，引向从战策到战术各级台阶的立体交叉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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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平和的意识形态、没有侵略史、华人经济实力强大以及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全程调控——在战争的开始、进行和结束的全过程，不间断地获取信息、调整行动和控制局势
战争是一个充满随机性和创造性的动态过程，任何企图把一场战争固定在一套预设方案中的念头，都近乎荒唐或天真。因此，有必要在战争的“现在进行时”，对其进行全过程的反馈和修正，以使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全程调控”。
由于共时性原则的加入，已不能把全程调控的“全程”，理解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现代高技术手段条件下可能只是一个瞬间。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次战斗的时间就足以完成一场战争。这将可能使战争的全程变得非常之短，同时也就大大增加了调控难度。
信息技术把整个世界焊接成一张网络的今天，介入战争的因素远比以往的战争要多得多。各种因素的咬合及对战争的影响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每一个环节的失控，都有可能像丢掉一只马蹄铁那样丢掉整个战争[14]。因而在气球般快要被新技术、新手段、新领域撑爆了的现代化战争面前，全程调控越来越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种技术。它要求你更多的运用直觉而不是数学推演，去把握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它要求你改变的远不止兵力的调整、部署的变化、武器的更新，更主要的是战场向非军事领域的转换导致的全套战争规则的改变。其结果是把你送上一个陌生的战场，同一个陌生的敌人，展开一场陌生的战争。而你则必须通过对这一陌生过程的全程调控，去赢得一次陌生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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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现代战争中，偶然因素也像古代战争一样会影响战争的结局。一根指挥中心计算机上的保险丝在关键时刻因过热烧断（这是完全可能的。发生在海湾上空的一次F－16误击事件的原因，就是由于“黑鹰”直升机“敌我识别器”的电路经常发热，飞行员偶尔关闭它以降温的结果），就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这也许是因为丢失一块“马蹄铁”，而丧失一场战争故事的现代版。正因此，“全程调控”是必须坚持的。
超限组合战，正是这样一种以陌生的然而也是全新的战法进行的战争。
以上的所有原则都以适合任何一次超限组合战为原则。
遵循这些原则并不能包打胜仗，但违反上述原则，则肯定会走向失败。对于战争胜利，原则从来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没有必胜的原则，只有必要的原则。我们应牢记这一点。
结语
信息化和全球化……产生了数
千家环球商业企业及成千上万个国
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
——E·拉兹洛
人类在进步，不再认为战争是
潜在的上诉法庭。
——布洛克
当“四海一家”这个人类的千年理想被IBM用作广告词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未来学家的预言了。一个被贴满信息标签的技术大综合趋势所推动、被文明冲突与融合两股冷暖洋流所激荡、被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危机和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所困扰、并让所有人包括预言家和占卜师都感到陌生和意外的时代，正在20世纪的黄昏和21世纪的黎明之间徐徐展开。
全球化整合，全面而深刻。经其无情点化，必然要改变甚至消解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权威地位和利益边界。诞生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的现代概念的“民族国家”，已不再是高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顶端的唯一代表。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的大量出现，同国家与国家间固有的矛盾一起，正在使国家权威、国家利益、国家意志受到空前的挑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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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8年欧洲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西班牙、荷兰八十年战争和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局面，并被认为确定了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前所订一切条约的基础。
[2]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最具代表性也令人最担心的是，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按照厄纳斯特·吉尔纳在《民族和民族主义》中的看法，国家的定义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单位。据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关于“21世纪安全威胁来自何方”的民意调查，32％的人认为来自恐怖主义，26％认为是国际犯罪和贩毒集团，15％认为是种族仇恨，第4位才轮到民族国家。美国陆军在一份在网络上公开，却未出版的小册子（TRADOC PAMPHLET 525-5:FORCE XXI OPERATIONS）中，明确把“非国家力量”列为“未来的敌人”，“使用赋予它们类似于民族国家的相当能力的现代技术的非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传统的民族国家环境挑战。从范围看可以分为三类。1.次国家性的。次国家性威胁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和民族冲突，这些冲突从内部对民族国家的规定性和权威提出挑战。2.无国家性的。无国家性威胁与它们所属国家无关。这些实体不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也不想建立这种地位。地区性的有组织犯罪，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这类威胁。3.超国家性的。超国家性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地区间乃至全球范围内活动。它们包括宗教运动、国际犯罪组织，以及协助武器扩散的非正式经济组织。”（见《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王小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P44－46）美国军方没有把攫取垄断利润的跨国公司当成对安全的威胁，除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经济自由意识外，还在于他们把威胁仍局限在军事领域的见解有关。像微软、美孚－埃克森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也会对国家权威造成实质性威胁，甚至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
与早期民族国家生成时，大都经过铁与血的战争为其助产一样，在民族国家向全球化的转型中，也无法避开巨大利益板块的碰撞。所不同的是，今天能够解开“戈第安之结”[3]的手段，不光是剑，因此它不必再像我们的祖上们那样，总是把武力解决作为最后仲裁的上诉法庭。政治、经济、外交，任何一种手段，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成为军事手段的代用品。但人类却毫无理由对此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尽可能地用不流血的战争去替代流血的战争而已[4]。其结果是，在缩小了狭义战场空间的同时，又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广义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一如既往地争夺、劫掠和厮杀，武器更加先进，手段更加高超，只是少了一点血腥，但却同样残酷。现实如此，人类的和平之梦便依旧飘渺而遥远。即使乐观地说，在可以想见的岁月里，战争也不会匆忙绝迹，不管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既然该发生的事情终究要发生，我们现在要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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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传亚历山大率军攻入小亚细亚腹地后，在戈第乌姆城朝拜宙斯神庙，庙中有一辆曾属于弗里吉亚国王米第阿斯的坐车，被一堆杂乱无章的绳索紧紧缠绑着，据说从来无人能够解开它。亚历山大面对此结沉思片刻，突然拔剑砍下，将其一举断开。从此，“戈第安之结”便成了那些不易解决的复杂棘手难题的别称。
[4]在未来战争中，像金融战那样兵不血刃而屈人之国的战事会越来越多。设想一下，如果1998年8月香港金融保卫战失利，将对香港甚至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灾难性影响？而这种情景并非不可能，如果不是俄罗斯金融市场崩盘，致使金融投机家腹背受敌，结局如何尚难预料。
面对将要在无边的战场上展开的广义战争，仅凭军队和武器，已经无法实现大战略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也无法维护这一级别上的国家利益。显然，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科学家甚至银行家们的事。如何进行战争，自然也就不再是只由军人们去考虑的问题。早在世纪之初，克莱孟梭就说过，“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近百年的历史却告诫说，把战争交给政治家们去干，同样不是解决这一重要课题的理想办法[5]。人们转而求助于技术文明，希求能从技术的发展中，找到控制战争的阀门。但令人失望，整整一个世纪都快过去了，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战争却依旧是在笼头和鞍鞯之外撒欢儿的野马。人们又乞灵于军事革命，指望高技术兵器和非杀伤性武器，能减少平民乃至军人的伤亡，以降低战争的残酷性。然而，军事革命发生了，它和其它革命一起，改变了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战争却依旧是原来那般残酷。唯一不同的是，这种残酷以区别于两军厮杀的方式得到了扩大。想想洛克比空难，想想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两次爆炸，再想想东南亚金融危机，应该不难理解，这另一种残酷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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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论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是杜鲁门、约翰逊以及萨达姆都没能成功的驾御战争。也包括克莱孟梭本人。
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尽管只是一个侧面，但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侧面。当这样的侧面朝向立身世纪之交的军人们时，或许，每个军人都该对自己发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如果莫里斯、本·拉丹、索罗斯之流，都可以称之为明日战争的军人，那么，还有谁不是军人？如果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达扬、沙龙之辈，都可以算做是穿军装的政治家，那么，还有谁不是政治家？这就是全球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战争，留给军人的困惑。
既然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已经打破，战争与非战争的鸿沟几近填平，所有的难题都由于全球化趋势变得环环相扣、互相咬合，那就必须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应该能打开全部的锁，如果这些锁是挂在战争大门上的话。而这把钥匙必须适合从战策、战略、战艺到战术所有级别的尺寸，也适合从政治家、将军到士兵每个人的手。
除了“超限战”，我们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合适的钥匙。
本书自创词表
上卷前言
技术蒙昧
枝权效应
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
技术大融合
超限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