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节 草创淮军的一代名将
1861 年 8 月，咸丰帝驾崩。年仅 6 岁的同治帝继位。11 月，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垂帘听政。早在 1860 年 5 月，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军在长江下游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支主力。虽说 1861 年湘军收复了上游的安庆，但由于太平军的猛烈攻势，江南的地主和豪绅纷纷逃到了上海。为了自家利益，云集上海的豪绅阶级开始设想种种办法以求自保。他们派出代表钱鼎铭等一行人，前去安庆面请曾国藩派兵援沪。钱鼎铭拿出当年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请求秦兵援助的招式，每日到曾国藩处痛哭，弄得曾国藩一看见他就头疼。钱鼎铭还提出，上海的豪绅愿意每月筹集军饷 60 万两给湘军。但是曾国藩考虑上海地处偏远，又恐分兵不利，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钱鼎铭是个公关的良才，他利用自己的父亲是李文安同年的关系，开始转而游说李鸿章，并终于把李鸿章说动了心。李鸿章劝说曾国藩，说现在湘军军费紧张，上海豪绅肯每月给我们60万两，能帮我们很大的忙。另外保住上海，对我们也是好事，我们何必要将他们拒之门外？于是，曾国藩同意派兵入沪。曾国藩对于入沪人选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开始，他选派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可是，曾国荃一心想拿攻克天京的首功，对上海之事根本没有兴趣。曾国藩又邀请湘军老将陈士杰出山，可是陈士杰以老母需要照顾为理由，拒绝了曾国藩。曾国藩想来想去，最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鸿章。
1861 年 12 月，曾国藩考虑湘军无可分之兵，于是命令李鸿章招募新兵援助上海。李鸿章想到上海人地生疏，不如直接回老家安徽招募淮勇。其实曾国藩很早之前就有建立淮军的计划，此次让李鸿章担当此任，应了天时地利人和。李鸿章有在安徽帮办团练的基础，加上在曾国藩身边多年，耳濡目染，学习到很多带兵之道，所以信心百倍，觉得自己一定能做好这件事情。
李鸿章招募淮军，首先想到的是老家合肥东乡的团练，但遗憾的是自己的旧部早已星散了。于是，他想起以前合肥西乡的一些办的不错的团练来。当时西乡三山的一些民办团练比较有名。他们分别是：周公山下的张树生、张树珊兄弟的张老圩；大潜山北的刘铭传的刘老圩；大潜山西南的唐氏兄弟的唐老圩；大潜山南的董凤高董老圩；紫蓬山的周氏兄弟的周老圩。此外还有一些官办的团练，如紫蓬山就有解先亮带领的叶志超等人。在上述团练队伍中，最能打仗的是张氏兄弟、刘铭传和周氏兄弟的三支。先此，他们三人曾效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发誓要做出一点功业来。当听说李文安的儿子李鸿章在辅佐曾国藩，张树生曾写信给曾国藩表达过豪情壮志。当时，曾国藩看完信后，对李鸿章说，此人犹如东晋的祖逖。张树生年龄较大，得过廪生的功名，是三个人中间的老大。
李鸿章在安庆招募的团练中，最早编练的就是张树生统率的树字营，刘铭传统率的铭字营。随后是周氏兄弟的盛字营和李鹤章招募的人。还有三河潘鼎新和庐江吴长庆的队伍分别被编为鼎字营、庆字营。树、铭、鼎、庆等各支队伍到达安徽安庆集合后，曾国藩提出要接见这些团练的头目。在张树生和刘铭传等十几个人来到曾国藩的大厅之后，曾国藩一直躲在屏风后面两个多小时就是不出来，暗中观察他们的反应。这些人当中，刘铭传表现的最为愤怒，一直在大骂，而张树生表现的最有耐心。曾国藩认为这两个都是不错的将才。由于招来的人马大部分是新勇，缺乏实际作战经验，人数也不多，自然不足以保护上海。于是，李鸿章又从曾国荃那里挖来了程学启的开字两营，并请求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兵力给自己。这样，淮军初具规模，有了 13 个营，共6500人。李鸿章学习曾国藩训练湘军的方式，训练淮军。
1862年4月，淮军在李鸿章的率领下，分批乘船前往上海。李鸿章从此开始了统率淮军的漫漫征程。湘军和淮军最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由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性格不同，带兵策略不同，慢慢地湘军和淮军也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湘军和淮军都是以将领为中心，先立官，然后由官招兵。这样，湘军和淮军慢慢地就成了“曾家军”和“李家军”，别人根本无法指挥调遣。他们各自拥兵一方，势力惊人。
在组建淮军的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队伍中成份复杂。李鸿章在任命统领时，看重能力，至于他们是否出身贫寒，是否有文化，都不是很在意。他鄙弃那些空有一肚子才学而不知世事之人，也不认为出身贫贱就低人一等，他甚至敢于任用盐贩子出身的人和太平军的降将。可见，李鸿章以后形成的最根本的治世思想——“务实”——这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所体现了。
3.2节 擢升江苏巡抚
1862 年 4 月，李鸿章到达上海不到一个月，就受命署理江苏巡抚。年底，正式出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政治生涯里，这是第一次担任地方长官。第二年3月，李鸿章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当然，这都是得益于曾国藩的举荐。曾氏在奏折中称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
人到中年的李鸿章，此时已是手握兵权、政权和财权的一方封疆大吏，其仕途“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坛上纵横 40 年的政治生涯。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面临太平军第二次攻打上海。李鸿章知道如果没有上海，自己的一切都将化为虚无。李鸿章也知道有太多的目光关注着自己，所以他丝毫不敢懈怠。他给自己提出“不要钱、不怕死”的六字方针，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鞭策着自己。由于淮军中大部分人都是农民，他们初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员商绅和外国人看到这支脚穿芒鞋，布帕包头，土里土气的队伍，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怀疑这样一支队伍能否担当起保卫上海的职任。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这支刚刚建立的队伍将来的命运，李鸿章始终对淮军严格治理，加大训练强度，整顿军中纪律。
训练的内容主要有阵法操练和扎筑营盘。淮军每天在营房四周做防御工程，筑高墙，挖深沟。他们筑的墙高八尺，厚一丈，用土块和草袋垒在外面，里面是实土。墙上还有四尺高的子墙，上面有枪眼，士兵就守在子墙上面。墙外修了壕沟，配合绊马桩、梅花坑、铁蒺藜等障碍物。此外，淮军还有严格的体能训练，例如要求士兵能跳上一丈高的房屋，越过一丈宽的壕沟抛火球要二十丈远，腿绑沙袋一天要走 100 里。
纪律整顿方面，每天中午晚上各点名一次，规定士兵不许擅自出营。绝不允许吸食鸦片。李鸿章还不断设法鼓舞士气，士兵的精神状态良好，都盼着快点开战，好试试身手。
李秀成率领十万大军对上海进行第二次围攻时，上海的英法联军一再要求淮军协同作战，李鸿章对他们不予理会，要带领淮军进行独立的战斗，1862 年 6 月，上海流行瘟疫，太平军很多人染上疾病，李秀成决定撤离上海。撤退之前，李秀成先围攻虹桥的程学启部。李鸿章带领队伍前去救援。
这是淮军和太平军双方第一次交战，当时李鸿章带来的是树字营、春字营等。春字营很快就抵挡不住往桥边逃跑，李鸿章正坐在虹桥桥头督战。他一把抓住带队的张遇春对士兵下令道：拿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张遇春只好又带人往回冲。张遇春是李鸿章的旧部，是李鸿章十分信任的人。但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李鸿章就毫不留情了。经过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场战役，李鸿章率领淮军守住了上海，使得那些最初耻笑淮军是“乞丐兵”的人开始对淮军刮目相看。
立足之后，李鸿章开始整顿江苏省的吏治。他罢黜了一批官员，起用了一批务实肯干、能力出众的人才，例如郭嵩焘、丁日昌等人。与此同时，李鸿章开始建立自己的幕府，幕府中很快招集了一大批各种各样有能力的人才。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懂得会计、钱谷之事的经济学人才；有熟悉兵法懂得机谋的军事人才等等。李鸿章用人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且能做到人尽其才，最大地发挥调动幕僚们的积极性和能力。李鸿章还善于发现人才，上海那个钱鼎铭，也被李鸿章收归旗下，让他为淮军办理营务。这些人被李鸿章聚集在一起，齐心协力做好江苏的事情，做好淮军的事情，做好李鸿章交办的事情。
李鸿章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征集军饷。他采取了关税和厘金分开使用，用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和镇江绿营的费用，用厘金承担湘军和淮军的军费。当时上海的厘金收取是全国最高的。厘金的税额是按照商品价格的百分比收取，值百抽一，百分之一为一厘。李鸿章认为，从商人手中多收点钱，胜过从农民身上收税。厘金的用途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从民间收税更方便。在李鸿章的多方筹措下，厘金大笔的进入了湘军和淮军的银库。然而，曾国藩还不够满足，希望李鸿章能筹集更多的军饷。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推举一直心存感激，所以对于曾国藩交办的事情尽心尽力的去做，并未因自己得势就弃曾国藩而去。相反地，他比当幕僚的时候更加服从曾国藩，体现了顾全大局的一贯行为方式。在上海半年，李鸿章就为曾国藩筹集到军饷 9 万两。此外，他还给曾氏兄弟送去大批武器，支持他们的军需装备。
当时，江苏的吏治特别坏，其中以前江苏布政使王有龄（时为浙江巡抚）为罪魁祸首。王有龄提拔的几个干部如苏松太道吴熙、苏州知府吴云、苏松粮道杨坊等都是贪污腐化分子。做了一番深入调查之后，李鸿章开始采取行动。他让吴熙管理关税，以前归吴熙管理的厘金改由幕僚薛书常管理。接着要求吴熙要做出明确的账目定期汇报，吴熙只好开始做假账，以求蒙混过关。
有一天，李鸿章喝酒之后，来到吴熙家中。对吴熙说：有人说你账目不清，现在总理衙门正要查你呢。你告诉我实话，你的账目有没有问题？如果你真有问题，那我想办法帮你找人疏通一下。吴熙看李鸿章喝多了，于是心里没有任何怀疑，拿出账本交给李鸿章说，你看看吧。李鸿章看了一会儿说，我今天喝酒喝得头疼，看不清楚。我回去好好帮你看看账面怎么样？吴熙就这样把自己的罪证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回去后，马上找了几个精通会计的幕僚仔细审核，发现了账目中的很多问题。第二天，李鸿章就轻易地收拾了吴熙，改派黄芳和刘郇膏掌管海关和布政使司。刘郇膏以前在上海当县令的时候的声誉较好，被百姓称为“刘青天”。他还是李鸿章的同年，李鸿章对他比较了解。杨坊看到李鸿章收拾了吴熙，吓得主动辞去了苏松粮道的职务。李鸿章把这个职务交给了自己的老同学郭嵩焘。
虽然，李鸿章使用一些被他称为“君子”的人管理财政机构，但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他还任用了一些例如金鸿保这样声名狼藉的人物帮他做事，因为金鸿保同地方上的各种要人都有广泛的关系。李鸿章需要利用这些关系维持和壮大自己在江苏地区的势力。此时，作为地方行政最高长官，李鸿章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问题。由于连年战争，百姓生活穷困，还有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李鸿章首先在战后地区恢复农业经济，减免田赋，还给农民发放耕牛和种子，给饥民发放米钱。在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向地主官绅收取新税，用这些税金补贴对农业费用的开支。
李鸿章还向朝廷提出举措，指出大户和小户之间的税率差别一定要改正，建议取消对大户的一些优惠政策。李鸿章在财政管理上一直倾向于从商人、地主、豪绅的手中获取钱财。他的这些措施多少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人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整个经济建设中，仍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大户抗税，一些贪官污吏趁机横征暴敛，还有很多无法得到保障的百姓仍然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
李鸿章还使科举制度重新焕发了活力，他增加上海及临近地区的乡试名额，并在苏州设立新科。他还在苏州重建两个书院。1861年之后，忙于政事军务的李鸿章已经很少写诗，还放弃了收藏书法作品的爱好，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中，放在那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的事情上。在以后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给朝廷写的一封信上说了这样几句话：中国的士大夫每天沉醉于文章的词句和练习写小楷字，而武将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由此可见，这时期的李鸿章已经看出：一个永远把精力放在练习写小楷字上的民族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
有专家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李鸿章在弘扬儒学方面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开始积极倡导以增强中国国力应付国外挑战为目的的新政策。
3.3节 练兵利器与“苏州杀降”
还是在安庆的时候，李鸿章就开始接触外国人的洋枪洋炮，还有那些威力无比的远洋战舰与船队。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不无惊异地发现，堂堂大清上海的防卫力量，竟是由英国人、印度人、法国人组成的三千人的洋人军队。这支军队是由上海商人和绅士出钱养着的外国雇佣军。该军 1860 年正式组建，由美国浪人华尔出任指挥。1862 年，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这个华尔，后来还娶了杨坊的女儿，加入了中国籍。
“常胜军”的武器都是西式的来复枪和榴弹炮，李鸿章看着这些硬梆梆、冷冰冰的“利器”，不禁惊叹它们的神奇力量，并逐渐对这些“利器”产生了及其热烈的向往。为此，他还化妆成百姓，亲自到上海的外国军舰上参观。李鸿章在文章中写到：我观察我们中华民族和外国人的种种，包括历史、制度和文字等等方面，外国人唯一比我们强的就是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我们中国人将来也有自己的先进武器，那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外国人了。
由华尔所率领的“常胜军”连连挫败雄风依旧的太平军这一事实，使李鸿章深深地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巨大威慑力，同时也不能不生出空前的危机感。李鸿章明确提出：大清现在的大患是太平军，将来更长久的大患必是洋人无疑。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军队不能依靠洋人，一定要“自强”，而最初的自强之道，就是所谓“讲求洋器”。
在李鸿章着手以“洋器”装备淮军时，首先遭到曾国藩的反对。曾国藩一向认为，用兵在人不在器，而且怀疑洋枪洋炮的作用是否有李鸿章说的那么厉害。李鸿章不便强烈回驳自己的恩师和统帅，只是在回信中委婉地表示，我是想学习洋人的一点儿“密法”，希望能增强淮军的战斗力。
在1862年 5月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谈到世界历史说，以前俄罗斯和日本因为不知道大炮的厉害，所以国力日益衰退，自从他们从英法学到武器的制造术后，便逐渐能和英法比高下。除此之外，李鸿章日益感到淮军势单力薄。他考虑到从老家招兵不方便，所以除了在当地招募了一些新兵之外，把淮军主要来源放在改良以前的防军上。他还收编了一大批太平军的人马，用以扩大和充实淮军力量，而且收编的降军力量远远超过改编的防军。这是李鸿章有意采取“以毒攻毒”之策。
此时李鸿章还开始组建自己的水师。最早的淮军水师起建于安庆时期，那时候有五只大船。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改编了上海旧的水师防军和苏嘉地区的部分船队，还有其他一些零散的力量。他还统率着淮阳水师和太湖水师。这样，李鸿章的淮军便达到了水军 4 万人，陆军 7 万人的规模。
最初李鸿章训练淮军，基本上也是按照以前训练湘军的那一套办法，特别是每天要带领士兵唱“爱民歌”，这都是曾国藩的创意。湘军虽然拥有洋枪洋炮，但是很少使用。李鸿章则请洋军官进入淮军大营，帮助实际操练，让士兵学习洋枪洋炮的使用方法。从此以后，淮军这支湘军中最早的分支部队，开始和湘军有了诸多的差别。李鸿章就率领着这样一支队伍，开始了对太平军更猛烈的进攻和更疯狂的剿杀。
从 1863 年初到 1864 年 5 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一路收复昆山、常熟、苏州、常州，向世人显示了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此期间，“常胜军”也协同淮军一起作战，但都是遵从李鸿章的部署。1863 年11月，李鸿章亲自率军攻打苏州，与忠王李秀成部抗衡，双方相峙不下。此时，太平军内部一些动摇分子产生叛降之念。当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攻城陷入埋伏之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为了赢得叛降的资本，故按兵不动，放了戈登一马。否则，戈登必然全军覆没。李秀成见力敌无望而率军撤退，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慕王谭绍光。淮军副将郑国魁是郜永宽的结拜兄弟，在程学启的鼓动下，郑国魁对郜永宽做了许多劝降工作。一天深夜，在苏州附近的湖上，郜永宽等人秘密和程学启签下协议，由戈登作证，商投诚事宜。
李鸿章得知消息后，一面安抚戈登，让他在北门外待命；另一方面假意接受郜永宽等人的投诚。李鸿章之所以假意接受他们的投诚，是因为郜永宽等人要以杀死坚决守城的谭绍光为条件，自己仍然率旧部留守苏州。当时太平军在苏州城内约有 10 万余人，他们答应让出苏州城的一半给清军，而自己的部队不能被拆散，要保持整广建制编入淮军。程学启看到他们这样的条件，于是向李鸿章献计，将降将杀掉。李鸿章认为，他们几人今天能降我，明天也可能降他人。如果他们投降之后再反叛，我岂不是自讨苦吃？如果不允许他们自带旧部，那么苏州城仍然不可得。所以，他依了程氏之计，在苏州城外威武的座船上，大摆鸿门宴，乘机将投诚的太平军八大降王一并杀掉了。
曾国藩对此事评价说，李鸿章心狠手辣，眼明手快。李鸿章对待其他事情的处理上，也有类似的做法，有人说这是“厚黑”。李鸿章做事通常比较注重结果，而不在意过程，这也算是他的某种风格吧。
3.4节 “天京让功”与剿捻主帅
湘军攻打天京许久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清廷看到淮军作战有力，部前去协助。而当时统军攻打天京的湘军大将，正是曾帅的胞弟曾国荃。说起曾国荃，他和李鸿章还有一点小过节。
早在李鸿章刚投奔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派李鸿章去曾国荃处办理营务。李鸿章为了对这位老师的弟弟表示尊重，特意拿出一把纸扇，请曾国荃题字留念。曾国荃居然得意洋洋地写了“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十个字，而且字体欠佳，歪歪扭扭。李鸿章看了之后嗤之以鼻，心想你不过是个秀才，还敢自比郭子仪！真是大言不惭。所以没呆几天他就告辞了。
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荃一再向李鸿章催促粮饷，弄得李鸿章很烦。再加上在几次调用人才的事情上，和曾国藩兄弟意见不一致，李鸿章和他们闹的不是很愉快。有这样几桩事情压着底儿，可急坏了向来好大喜功的曾国荃。一方面，他担心李鸿章来攻天京，会和自己抢功，这是他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现在淮军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可能会很快收复天京。这样一来，自己这两年多的苦战不就白费了吗？殊不知，这时的李鸿章并不想因此得罪曾氏兄弟。于是，李鸿章就装起病来，在苏州、常州按兵不动，写信催促曾国荃快点行动。并说，自己准备掉头南下去攻打浙江。结果这又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是有意越境和自己抢功，这样，左、李两人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李鸿章实在抵抗不住清廷的再三催促，于是写信给清廷报告自己的攻城日期，然后告诉曾国藩让他们早些行动，自己继续观望。李鸿章手下的将领不知道他的心思，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大将刘铭传对李鸿章说，我们淮军的大炮只要一开，不到三五天就一定能将天京拿下！
1864年 7 月 19 日，就在李鸿章出兵的前一天，曾国荃部用地道埋炸药，轰塌了城墙，一举攻克天京。曾国荃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首功”。事后，曾国藩拉着李鸿章的手说：我弟弟的面子，是靠你给保住的，我们得谢谢你。由此看出，李鸿章做事很有原则，他不愿意为了争夺眼前的小利益，就去破坏已经存在的某种秩序或者关系，这也显示出了他的高瞻远瞩和大将气度。就这样，曾经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终于被清政府镇压。然而，“内患”却远没有消除。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还有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还在继续活动着。
湘军攻克天京之后，加官进爵的曾国藩却坐立不安。他太精于权术，也深谙官场之道。此时的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督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四省的军务，他统率的湘军已经达到 30 多万，亲自指挥的湘军就有 12 万人。此外，他还控制着四个省的厘金和粮饷。如此巨大的权势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岂能不让清廷猜忌！“功高震主”这四个字不时地敲击着曾国藩的心。他不由地琢磨起后路来。
曾国藩开始主动裁撤湘军，以保住清廷对他的信任。他还希望通过保留李鸿章的淮军，作为自己和清廷之间平衡的法码。曾国藩把手中的 12 万人分给了左宗棠、沈葆桢二人，对于朝廷最为担心的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即胞弟曾国荃所部），曾国藩也进行了大批裁撤，并安排曾国荃以生病为借口回老家调养。
1865 年 5 月，清政府的“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死在一个十几岁的童子兵张皮梗的手下，场面煞是惊人。清政府马上任命当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让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这意味着李鸿章即将掌握两江的军权和政权。李鸿章在各方面给曾国藩的剿捻活动以支持。首先是在兵力上，湘军已经被裁撤的差不多了，李鸿章调给曾国藩 33 个营的淮军。李鸿章又派出 10 个营的精锐部队航海前往天津然后转战到景州、德州。李鸿章在粮饷上也给予曾国藩很多支援。他知道，在“剿捻”的大计面前，湘军和淮军必须团结一致。
曾国藩的此次剿捻，先后调集淮军 6 万。这些淮军一律装备着洋枪洋炮，还有堪称完备的独立炮队。可是，曾国藩在指挥淮军时却很不灵光，因为淮军只听从李鸿章的调遣，而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曾国藩心中即使有一些怨恨和牢骚，也只好徒自兴叹。他此刻最大的感叹，就是湘军的盛况已去……曾国藩剿捻并不尽如人意，1866 年 9 月，捻军大破开封附近湘军战线。曾国藩得知后，十分忧虑，一下子病倒了。曾国藩给朝廷写了请罪书，还把李鸿章叫到身边帮忙。可是，清廷却发来了圣旨，让曾国藩返回两江总督任内，令李鸿章为新的钦差大臣，接替剿捻重任。曾国藩脸都气紫了，真是太有失颜面了。他为了平衡心态，一再要求留下来维持军心，可是清廷却让他赶快回到两江去。
李鸿章派人到曾国藩那里去取大印，曾国藩本来就生着病，看到此景格外感伤和落寞。他无奈地说，这么快就拿走了？我还以为得办个交接仪式呢！李鸿章接任后，得意忘形，根本没有把捻军放在眼里。不久，他就尝到了接连四次溃败的苦滋味。这四次分别在罗家集、倒树湾、尹隆河、六神港。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河防之后，在 1866 年 10 月分为东西两部：赖文光和任化邦率东捻军在河南活动，张宗禹率西捻军攻打陕西。
捻军和太平军不同，他们人数较少，没有根据地，作战灵活，采取游击战术。湘淮军则人数众多，调动起来很困难，经常被捻军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和李鸿章交手的东捻军将领赖文光足智多谋，任化邦骁勇善战，二人配合的相当默契。淮军各营统率又各自为政，争功心切，互不相帮。所以，李鸿章吃了不少苦头。李鸿章吸取教训，重新改组队伍。他把淮军改编成四支精锐部队，即铭、武毅、鼎、勋四个营。此外，李鸿章还增加骑兵的力量，严加训练。因为捻军在北方平原上惯于骑马，来去无踪，飘忽不定，淮军的骑兵怎么也追不上人家。
为了尽快地训练骑兵，刘铭传采取了一个办法。他把一个金元宝吊在大营门口，并点上一炷香。下令说，在一炷香的时间里绕着营盘骑马跑三圈，谁第一个到达就给谁这块金子。这个办法十分有效，骑兵们奋勇操练。三个月之后，跑的最快的兵士，已经能在一炷香的时间里，绕着十四个营盘跑三圈了。
在对付捻军的战略上，李鸿章采取了“倒守河运”的方法，意图是：捻军已经在 1867 年的夏天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李鸿章决定守住运河西线，不让捻军回师。决心已定，李鸿章不顾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不满，把大营搬到济宁。这样，山东就成为主战场。李鸿章还采用了“进扼胶莱”的方针。胶莱河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元朝时候的一条运河，用于沟通东海和渤海。当时捻军已经进入登州和莱州。李鸿章命淮军各部分守胶莱河。捻军识破李鸿章的意图，多次反扑胶莱河各处，8 月，突破东军王心安部防线。李鸿章别无他法，继续死守运河防线。可是，运河防线却一再被攻破。曾国藩对他这招儿失去了信心，劝李鸿章另想办法。可是，李鸿章却不为所动。他对曾国藩说，我相信，坚持到底一定会胜利。后来，捻军多次想过运河而不成，只好改去鲁南、苏北一带游击。刘铭传买通任化邦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开枪射死了任，于是捻军大乱。最后，赖文光也英勇就义。
淮军成功地剿灭了东捻军，可是李鸿章和淮军将领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赏赐。李鸿章只加授一等骑督尉世职，刘铭传只加授三等轻车督尉世职。显然，朝廷有意压制日益壮大的淮军。淮军内部开始怨声载道，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要求放三个月假回家，刘秉璋和李昭庆要求不再带兵改当文官。有时候，这些将领喝酒之后就找李鸿章吵架，尤其是刘铭传，大骂李鸿章无能，不能为部下讨取赏赐和利禄。在济宁的李鸿章每日被内部矛盾困扰，淮军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此前，西捻军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攻打河北，希望解救东捻军的危急。他们冲破壶口河防，进入冀南，再经顺德、保定、易州，直逼北京附近的房山县。但是，他们还是晚来一步，这时的东捻军已经全军覆灭。然而，京师附近没有兵力，防务空虚。捻军北上，顿时让清廷上下一片惊骇。于是，朝廷连下五道诏令，要求李鸿章速来京城保驾。可是，淮军将领们谁也不肯带兵北上。李鸿章因为这次救援不利，受到处罚，被撤销刚刚加封的骑督尉世职，革去双眼花翎。一天晚上，李鸿章正冥思苦想难以入眠，忽然听见外面吵闹喧哗。原来一些淮军将领正在吵吵要带兵北上，拿下京师，造清廷的反。李鸿章听到这里，赶紧跑出来劝他们不能有这种造反的想法，可是没有人理会他。李鸿章十分苦恼，朝廷本来对自己不满，如果淮军再闹下去，真不知该如何收场。即将离营的刘秉璋悄悄对李鸿章说，现在大家都不听你的，你找潘鼎新想想办法。潘鼎新是个读书人，深明大义，又是您的学生，你如果做通了他的工作，其他人就好办了。刘秉璋又去找潘鼎新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你又是老师的学生，如果老师真的被你们闹的倒台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呢？你们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第二天，李鸿章找到潘鼎新说，你知道我被处罚了吗？潘鼎新说知道了。李鸿章说，你不为我的前途担忧吗？潘鼎新说：这有什么好担忧的，只要以后再立功劳，朝廷还会给你加官进爵的。李鸿章说：那你就赶快带兵北上护驾，帮我将功补过吧！潘鼎新带着人马先走了，于是，其他的人也纷纷跟着北上了。只有刘铭传请了三个月的假回到家里。李鸿章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将内部矛盾解决。接下来又面临着剿灭西捻军的任务。李鸿章依旧主张重视河防，可是自比“当今诸葛”的左宗棠，却一意主张全力追剿捻军，二人就此争执不下。李鸿章一直看不上左宗棠用兵，他写信给曾国藩说：这个当今的诸葛亮，总是跟着诸多将领后面寻贼。这时，朝廷派来恭亲王督阵，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必须破贼。
一个月之后，张宗禹率捻军一路攻到天津南郊。李鸿章、左宗棠二人由于作战不力，都遭降职两级处罚。经过这次的教训，李鸿章和左宗棠终于达成一致的战略主张，即河防和追剿并重。可是，前方缺少力敌的主将。当时，刘铭传由于常年的骑马，得了一种病叫“跨马痈”，大腿上长了毒疮。经医治后，虽然病愈，但身体十分虚弱，加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心中总是不平，所以当其他将领都带兵北上的时候，只有他告病在家休息。曾国藩得知情况之后，派人前去慰问，并捎去一封信劝说他：你和李鸿章是人间难遇的知己，你应当早日奔赴前线，帮助他建立这个历史功勋，你自己也会名垂青史。刘铭传看完信后，大为震动，马上奔赴前线，率部杀敌。在剿捻结束之后，刘铭传被授予一等男爵，这正应了曾国藩的预见。
1868年 8 月 16 日，淮军把张宗禹围困在山西茌平县南镇，张宗禹带着亲兵 8 名（一说是18 名）来到徒骇河边，他脱下衣服，跳入水中。追来的刘铭传部士兵看见地上的衣服，轻信张宗禹的亲兵之言，认定他已经淹死。李鸿章上奏朝廷称张宗禹已死。左宗棠却认为，张宗禹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怀疑李鸿章撒谎向朝廷骗功，派人到处搜索。李鸿章知道后，特别气愤，觉得左宗棠此举是嫉妒，找茬儿。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此做了一辈子的仇人。
有学者认为，张宗禹当时并没有死，很可能流落并隐居在沧州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里。不管张宗禹最后究竟是怎样，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剿捻有功，不但被解除了处罚，还得到了奖赏。李鸿章被授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左宗棠仍做陕甘总督，两人都加了太子太保衔。但是，清廷却把两江总督这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授予了功劳和才能远远不如李鸿章的马新贻。李鸿章心里清楚，这是清廷有意压制自己，恐怕自己成为曾国藩之后的朝廷又一个新的“大敌”。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历时 18 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终于结束。李鸿章用镇压人民起义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照亮了自己的前途。
3.5节 重理“天津教案”
剿捻结束之后，李鸿章看出清廷对自己的猜忌，于是效仿曾国藩，开始裁撤淮军。李鸿章为了保留淮军的精锐，求助于新上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希望在军饷上能够继续得到他的支持。湘军和淮军的军饷一直主要来源于两江地区。马新贻不顾得罪李鸿章和曾国藩，是爽快地答应了李鸿章的要求。李鸿章还把湖广的厘金和关税的百分之四十充作军饷，使淮军的军饷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李鸿章在湖广期间，清廷给他安排了很多杂事。一会儿被派去四川，一会儿被派到贵州，还派他去协助左宗棠到陕西镇压回民起义。李鸿章实在不喜欢左宗棠这个人，不愿意再与左宗棠合作，他写信给曾国藩说，和左宗棠共事的滋味如同嚼蜡。于是李鸿章找种种理由拖延去陕西的时间，直到接受命令的四个月之后，才赶到西安。这时候，是 1870 年的 7 月。
1870 年 6 月 21 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教案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此前后，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的婴儿由于传染病死了 30多个，老百姓纷纷谣传，说是教会的人雇人用迷药拐骗儿童，然后把孩子弄死，挖出心肝做药。这一天，天津的群众抓了一个拐骗儿童的人贩子叫武兰珍。武兰珍交代说，卖给自己迷药的是一个名叫王三的教徒。群众群情激愤，跑到教堂去要人，结果教堂里没有王三这个人。闻讯赶来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气势汹汹地要求崇厚（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镇压，崇厚没有答应。丰大业气急败坏，朝崇厚连开两枪，崇厚躲开了。丰大业后来遇见了前来劝和的天津知县刘杰，又向刘杰开枪，打伤了刘杰的助手。群众见丰大业如此蛮横，冲上去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然后，冲进教堂，打死了 20 名洋人和传教士，并放火烧毁了法国教堂望海楼和育婴堂、法国仁慈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
事后，法国联合美、英、俄、德等多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聚集于天津和烟台，进行武力恐吓。在剿捻成功之后，清廷因为曾国藩的赫赫军功，同时也是惧他坐大地方，就以裭夺兵权、明提暗抑之手段，将他直接调来中枢，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天津教案一发，朝廷即派曾氏前去处理。曾国藩深知，此事事关洋人，干系十分重大。临行前，他甚至给儿子写好了遗书，并买好一口楠木棺材，准备以死赴任。曾国藩这一生，自杀多次，多次写过遗书。也许，这是曾国藩内心深处的那种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的体现。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曾国藩迫于洋人的压力，先后逮捕了 80 多人，其中定为死罪的20 人，流放的 25 人。还把天津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革职充军。一时间，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曾国藩“卖国求荣”，“为洋人献媚”。曾国藩面对内外压力，支撑不住，希望朝廷另请高明。
事实上，自天津教案发生之后，李鸿章一直在观望曾国藩的处理方式。说实话，他对曾国藩的做法也是不甚满意。恰在这时，李鸿章忽然接到诏令，让他火速带兵到京畿一带备战，并任命他为直隶总督以接替曾国藩。李鸿章马上渡过黄河，到达直隶边境，但是他并不急于马上去天津接任。他给清廷写信说，淮军只能在直隶边境驻扎，如果离北京、天津太近，容易引起列强的疑心，引发战争。他到达保定之后，又给曾国藩写信说，自己的肝病复发，需要调养一段时间。李鸿章把自己处在一个可进可退的位置，并不去理会曾国藩的烦恼。这时候的李鸿章，在官场使用手段谋略，远远超过自己的老师。这也应验了曾国藩当年对李鸿章的评价。当年，提到对李鸿章未来的展望，曾国藩曾对李瀚章说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话。
李鸿章在奏折中明确提出，第一，说教堂拐卖儿童、挖心肝、挖眼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第二，崇厚平时对外国人献媚的行为早就深深引起了百姓的不满，所以此事是个导火索。第三，丰大业开枪射的朝廷命官，也是罪不可赦。第四，群众仅打死 20 个洋人。可见中外双方各有不是。所以处理时应本着和平解决的原则，一是必须捉拿凶手，一个是应当赔钱。但是，赔钱一定要有限度，更不能以割地为要挟。李鸿章在奏折上还说，如果我方在于情于理都站得住脚的原则下妥善处理之后，洋人还敢无理取闹，我们就和他们决一死战。李鸿章和外国人巧妙周旋，据理力争。他通过谈判，把死刑犯人数减少了4 名。有人提出火烧望海楼的主谋是陈国瑞，李鸿章多方努力，保住了他。此外，协助办理教案的丁日昌，偷偷用大牢里的死刑犯换出了真正的反洋教领袖。据说，这也是李鸿章授意所为。李鸿章还筹集各方面的捐助并和曾国藩拿出自己的积蓄，总共凑了 2 万两银子，送给张光藻和刘杰，算是对他们经济上的一点补偿。
李鸿章后来给曾国藩写信说，和洋人交往，不妨稍微用一点“痞子腔”，不要轻易用死来逃避责任。说起“痞子腔”，还有一个故事。李鸿章在接办教案前，曾国藩问他，去天津之后会经常和洋人打交道，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和洋人交往呢？李鸿章回答说，和洋人交往，我不妨就用点“痞子腔”（安徽话，就是耍一点青皮流氓的手段）。曾国藩劝慰道，我认为，洋人也是人，你和洋人交往还是应该笃信一个“诚”字，以诚待人。李鸿章总结多年和洋人交往的体会，好像并没有听从老师的话。
1872 年 3 月 12 日，曾国藩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悔恨交加，自责不已。曾国藩一辈子都讲究处事原则，讲究品德和修行的重要性，未料到自己晚节不保，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李鸿章闻讯悲痛不已，热泪盈眶，他提笔写下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开始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他在这个位子上整整坐了25年。在这 25 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开始了他的多方面的活动。其中包括政治活动、洋务运动，军事活动和主理清朝的外交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