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节 解散“常胜军”
李鸿章和洋人打交道是从他到达上海之后便开始的。1862 年 9 月，“常胜军”的第一任头目华尔被太平军打死，引发了由谁来继任的问题。英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向李鸿章推荐了华尔的副手美国人白齐文。李鸿章多方周旋提出条件，“常胜军”属于中国的军队，要由他统一调遣。不久，李鸿章派白齐文去援助南京的湘军，可是白齐文却不听命。他埋怨杨坊催促他启程，就以索要军饷为名到杨坊家抢走了洋银四万两，并痛打了杨坊。李鸿章决定借机整顿常胜军。他将白齐文革职，裁军1500 人，并设立两名头目，一位中国的，一位外国的。这样，戈登就成了新的“常胜军”首领。
戈登和李鸿章最初的合作还不错。可是，由于“苏州杀降”一事，导致戈登对李鸿章极为不满。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在戈登和郜永宽等人私下交易之后，戈登自认有功，要求李鸿章给常胜军发两个月的恩饷，并威胁李鸿章说如果不给，就要辞职。李鸿章回答说他会考虑。然后，戈登去看望苏州城中的郜永宽等人，郜永宽表示对戈登的安排很满意。后来，戈登听说李鸿章只答应给一个月的恩饷时，他就真的开船准备走了。戈登刚刚走出城门，就听到有枪声，他感觉很奇怪。有人告诉他说，李鸿章不允许郜永宽他们保留旧部，在派人鸣枪示威。戈登感觉事情不妙，于是派人去抓李鸿章。可是他没抓到李鸿章，自己反而被淮军扣留。第二天早晨，戈登得知郜永宽等人已被李鸿章杀掉！戈登怒不可遇，他觉得李鸿章不但不给恩饷，还在郜永宽等人的事情上把自己给玩弄了，大英帝国军官的颜面往哪里放？他气急败坏地拿着一只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说要杀了他。之后，戈登提出要李鸿章辞职，把李鸿章交由北京政府审判，否则，就要率领“常胜军”把淮军已经收回的地方再夺回来，交给太平军。
李鸿章派出“常胜军”的军医即后来帮助李鸿章兴办洋务的马格里出面调节。英国也派人做李鸿章的工作，要求李鸿章给戈登写道歉书，被李鸿章拒绝。后来李鸿章拨给“常胜军”7 万两军饷，又派出朝廷新任命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前去调停。赫德的前任、英国人李泰国因为和李鸿章作对，没有落得好下场。戈登听了赫德的话，想想自己离开“常胜军”之后也是没有更好的着落。于是，他又回到了“常胜军”。
此后，戈登和李鸿章的关系一直不错。戈登还多次对人夸赞李鸿章，说他是个有头脑的军事家。1863年，淮军攻打常州。常州将领吸取苏州的教训，拼死守城，不肯投降。李鸿章请来戈登协助，戈登用大炮轰开了城门，协助淮军收复常州。由于戈登事先没有征求英国官方的同意，英国感到难以控制“常胜军”，英国驻军司令伯郎向英国政府提出解散“常胜军”。
“常胜军”本来就是中国人的雇佣军，英国政府没有权利解散。英国政府要求：在“常胜军”中服役的英国现役军官全部离开“常胜军”，并撤销戈登的假期和一些特权。戈登十分不满，他找到李鸿章说，现役军官都退出“常胜军”，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常胜军”解散，但是需要遣散费 16 万元。李鸿章早就有解散“常胜军”的意思，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李鸿章觉得时机已到，马上表示同意。
驻上海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提出解散“常胜军”需要他和英国驻华公使协同办理，赫德也提出“常胜军”不可解散。戈登又犹豫不决。李鸿章派出丁日昌劝告戈登要吸取白齐文被解职的教训，说“常胜军”现在声名不好，你留在这里对你的名誉也有影响，你要为自己考虑。李鸿章迅速筹集遣散费 19 万两（超出 3 万两），全部交给戈登。只留下炮兵 600 人和洋枪队 300 人，外国教官 11 人，其余全部解散。戈登拿着钱，还得了清政府颁发的提督荣誉军衔，风风光光地回英国去了。事后，曾国藩赞叹李鸿章居然能够驾驭外国人。这也许是李鸿章的“痞子手段”的灵活运用吧。
5.2节 “联东抗西”美梦的破灭
自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才干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不久李鸿章负责办理了对日本的一系列交涉事务。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走上了一条强盛之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开始膨胀，他们把觊觎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但是，当时日本的力量还不足以明目张胆的侵略中国，于是向西方列强学习，要求和清政府签订一个通商条约。1870 年 7 月，日本政府派遣使者来华议约，双方开始初步的交涉。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国内有很多人反对和日本签约。安徽巡抚英瀚认为，日本历来是向中国进贡臣服的弹丸之国，根本没有资格和大清国签约。总理衙门表示，中日通商已经在上海开展了，双方的通商可以继续进行，没有必要再签订一个通商条约。
前来议约的日本使者柳原前光私下找到李鸿章，透露了自己的想法：西方列强曾经侵略日本，日本对他们心有怨恨。所以希望能通过和中国签订条约，共同对付西方列强。此外，日本方面还向总理衙门暗示，如果中国不同意和日本签约，就要请列强帮忙。柳原前光的一番话打动了李鸿章。他觉得如果能和日本修好，不失为一件好事。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将会联合列强，那样中国不但要在列强的压迫下仍和日本签约，日本还会转向和列强一起对付中国。
清廷派李鸿章为对日议约大使，与日本谈判。日本提出仿照西方列强的“利益一体均沾”原则，要求日本进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对此，李鸿章坚决反对。 日本方面因为无法用武力胁迫中国达成目的，暂时放弃了这项要求。1871 年 9 月 23 日，中日双方在天津签订《天津修好条约》18 条和《通商章程》33 条。规定两年后换约。条约规定淡水、台湾等地为对日通商口岸，日本不得进口货物到中国内地，也不得在内地购买货物。这是中国和日本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也是 19 世纪之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合理、平等的对外关系条约。
但是，日本政府对这个条约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没有能实现预期的目的。前来和中国谈判的官员回日本之后不得不辞职。日本政府事后要求对条款进行修改，被李鸿章断然拒绝。1871 年 11 月 27 日，发生了“琉球岛事件”。66名到中国朝贡和贸易的琉球人，在回国途中遇上风浪，飘流到台湾岛。台湾岛的高山族人以为是有敌人入侵，打死琉球人 54 名。凤山县政府把其余的人送到福州，再由闽粤总督送回琉球。朝廷令台湾道台查办此事，安抚琉球。
琉球，位于福建之东。隋书称作流求，元朝时称作瑠求。明朝时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此后他们的国王一直受中国皇帝的册封，称为琉球国王。他们每隔两年进贡一次，从未停止。这件事情让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人找到了向中国挑衅的借口。他们指出，1609 年，日本派出三千人攻打琉球，擒获琉球国王。国王被迫接受每年向日本送粮食八千石。因此，琉球是日本的藩属。
1872 年 10 月，日本请琉球王子到日本参加明治天皇的亲政典礼，当众宣布：册封琉球王为日本藩王。但是琉球并没有承认它与日本的关系，他们只承认自己是中国的藩属。1873 年，日本派出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来中国换约。柳原前光拜会总理衙门的大臣，和他们谈起琉球事件，中方大臣说，杀人者系“外化之民”。他的本意是说，外化之民为未经开化的少数民族。可是日本人却找到语言的歧义表示，“外化之民”就是不归中国管辖的外民。日本人抓住这个时机，马上表示要代表琉球去向台湾讨回公道。
李鸿章看出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知道日本人这是在为攻打台湾寻找理由。但是，他错误地认为，日本人不会立即采取行动，不足为惧。日本却迅速开始了行动。清廷在得知日本军队已经向台湾进发的消息之后，还在幻想着日本不可能真的和中国开战。殊不知，日本已经对外宣布，清政府已经承认台湾不是他们的藩属，日本此举是为琉球主持公道，不是对中国开战。李鸿章虽然已经做好了兵力部署，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希望得到列强对中国的支持。1874 年 5 月 7 日，日本公然在台湾琅乔登陆，杀死台湾人民 30 多人，并烧毁了房屋。1874 年 5 月 14 日，清廷派沈葆桢前去台湾。后又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沈葆桢，当时主管南洋水师，熟悉新轮船的使用。李鸿章在台湾布置了 1 万兵力，包括原淮军的使用洋枪洋炮的队伍。清兵奉李鸿章的命令按兵不动，给日本以威慑。
日本人登陆台湾后，由于不熟悉地形，加上水土不服，又经常受到高山族人的袭击，伤亡病死者三分之一。日本不得不考虑再次与中国谈判。柳原前光在和总理衙门谈判中，把责任推到中方，一口咬定“外化”的歧义，认定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双方僵持不下。
1874年 9 月 1 日，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率员来到天津。他派人打探李鸿章对待此事的态度，得知李鸿章认为可以给日本兵“犒赏”但是不能给军费。“犒赏”是大清帝国的一种尊严，而“军费”则有受辱的意思。其实，对日本人来说，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都一样，就是能从中国讹诈到钱财来。日本请出了英国公使威妥玛对此事进行干预，帮助日本索要军费 200万两。总理衙门害怕得罪英国，于是放弃了和李鸿章说好的计划。答应给日本赔付 50 万两。10 月 31 日，中日双方签订《北京条约》，内容如下：一、日本国此举，原为保民之义举，中国不得认为有错；二、台湾生番将日本国属民妄加杀害；所有遇害难民的家属，中国必须给予抚恤银两，日本在台建筑及所修道路，中国愿留自用，已先行议定了补给银款，另有所议之单；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台湾生番，中国当设法管束，以保难民安全。李鸿章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用不着给日本赔付，但是他又认为，花上一点小钱，可以避免战争庞大的耗费，把战争的费用节省下来，可以用于筹备海防。大清国眼下还需要忍气吞声，以待振兴。这个条约为中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患，就是说到台湾人所杀难民为日本国属民，其实这就等于承认了琉球国属于日本。按照大清帝国的想法，以为条款中日本人提及的台湾人杀害的日本国属民是指的那些日本士兵，而日本人就是故意用这种含糊的词句来掩盖他们的真正意图，即被台湾人杀害的日本国属民是琉球人。这为日本以后吞并琉球提供了重要的借口和依据。但是，清政府却丝毫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些条款的细节，以及条款背后隐藏的杀机。只是想着早日息事宁人。
《北京条约》的订立，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坏处，一是把琉球推向了日本。二是让全世界都看到，日本一个小国都可以公然的向中国发动侵略，更说明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他们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府害怕打仗，愿意以钱来换取和平，以后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武力来威胁中国，对中国进行掠夺。这件事情对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由此奠定了日本在对中国外交方面日益占据优势的地位。
经过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李鸿章逐渐看清了日本人的野心，也认识到联合日本对付西方列强的梦已经破灭了。1871年，俄国趁阿古柏侵扰新疆，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8 年，左宗棠率军清除阿古柏，收回伊犁。保住了西北边疆，保全了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华民族在19 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在这次战争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1871年底，清政府派出全权大使崇厚出使俄国，开始与俄国进行收回伊犁的谈判。崇厚对伊犁的形势和情况全然不知，结果签订的条约导致清廷不满。1880 年 1 月，清廷将崇厚定罪为斩监侯。2 月，清政府拒绝承认崇厚签订的条约，准备与俄国重新签约。并令曾纪泽（字劼刚，曾国藩的长子）为驻俄公使办理签约事宜。俄国对中国此举十分不满，指责中国违背国际公法。于是陈兵中俄边境，情势十分紧张。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日本开始加快了吞并琉球的计划。
1875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命令琉球王尊奉日本明治年号，不许再向中国朝贡。琉球王紧急向清廷求援，清廷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派人调查此事。负责调查的何如璋对此事进行了全面了解，并在给朝廷的汇报信上详细分析了日本的险恶用心，指出了放弃琉球的后患。清政府对于琉球并非不放在心上，只是此时正头疼于伊犁事宜。李鸿章总觉得琉球的问题是可以借助列强的干涉得到解决的小事情。1878年 4 月，日本政府废琉球为县。琉球指望清政府的援助，可是，清政府却没有出兵。8 月 30 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琉球为冲绳县。清政府既不愿意放弃琉球，又出于种种顾虑和担忧不敢出兵帮助琉球。李鸿章找到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调停此事，以失败告终。格兰特给李鸿章写信说明此事，最后说：中国应该自强。
李鸿章看了格兰特的信后感慨万千，大清帝国一日不如一日的灰暗，正如一片浩瀚的海洋拍击着李鸿章的心，这海洋背后隐藏的就是惊涛骇浪。李鸿章心里知道，现在连日本这样的弹丸之国都有疯狂的野心，而他几乎看不到大清国的一线生机，心中无限悲凉。这时李鸿章想到了联合俄国对付日本。日本在琉球岛事件上之所以猖狂，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中国和俄国的纠纷。如果俄国的问题处理不好，日本必会借机作出更恶劣的举动；俄国问题处理的好，日本会有所收敛。李鸿章决定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处理琉球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上其他诸多问题的干扰，清政府已无暇顾及琉球，琉球问题慢慢地不了了之。清政府始终没有承认琉球问题的合法性。但是今天，全世界都知道冲绳县是日本的领土。1882年2月，曾纪泽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军通商章程》，挽回了崇厚造成的部分损失。
5.3节 维权华工与勉护国体
从 19 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很多西方国家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奴隶。华工在国外受着非人的待遇，饱受了种种苦役和刑罚。1869 年、1871 年，总理衙门分别接到秘鲁华工联名写的求救信和控诉信。李鸿章得知此事后，十分同情在外华工的遭遇。他认为朝廷应该为他们做主，应该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
1873年，秘鲁代表来中国洽谈通商条约，其真正目的是想把招收和输送劳工合法化。李鸿章认为，秘鲁虐待华工，必须在解决华工问题之后，才能商议立约问题。他决定趁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要求秘鲁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1873年10月，李鸿章开始与秘鲁代表葛尔西耶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秘鲁是否虐待华工的问题。秘鲁方面拒不承认。李鸿章拿出秘鲁华工所写的《诉苦公禀》警告葛尔西耶说，必须遣送在秘鲁的十万华工回国，并保证以后不再拐运华工，中国才有可能和秘鲁订约。葛尔西耶听到这番话，十分惊讶，因为他没有想到，一个正在受到侵略的国家，他的官员居然敢于说出这般强硬的话。
经过李鸿章顽强的交涉，1874年 6 月 16 日，中国和秘鲁达成通商条约《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并特地签订保护华工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保护侨民的条约。李鸿章要让所有在外的华工都知道，朝廷还没有忘记他们。大清国虽然力量微弱，但是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臣民。李鸿章说，海外华侨如果知道朝廷还惦记着远在异国的他们，那么一定会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激起他们效忠中华的正义之心。李鸿章由此想到，华工在外距离中国遥远，朝廷根本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和安危。于是，李鸿章还考虑到如何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者。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在处理马嘉理案中的努力。
1874年，英属印度政府派出一支由伯郎上校率领的队伍从缅甸出发，企图进入中国。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出翻译官马嘉理接应。1875 年1月，双方汇合。然后，他们没有告知当地官员，进入云南的曼允地区，受到当地景颇族人民的阻拦。2月21日，马嘉理开枪射死居民多人，被愤怒的人们打死。居民还拦住伯郎的队伍，迫使他们回到缅甸境内。这个事件被称为“马嘉理事件”。英国政府借机向清政府提出了派使者向英国道歉，赔偿银两、改进关税、开放口岸等等要求，并派兵驻扎在中缅边境，以示威胁。英国还与俄国公使密谈，一旦爆发战争，要求俄国从伊犁进军，让清政府陷入前有狼后有虎的境地。醇亲王奕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帝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过去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威妥玛还提出要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人送京查办；如果中国发生了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人可以派人审查等干涉中国独立司法权的条件。并要求将《天津条约》中皇帝接见公使的条款，付诸实施。此前，一直是总理衙门在和威妥玛进行交涉，办事不利。1876 年 7 月，李鸿章被清廷委派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此事。在李鸿章看来，开放口岸，皇帝接见公使这都是无关大碍的举动。李鸿章认为中国需要扩大对外交往，需要睁眼看世界。但是让地方官员因此受到更多的委屈，则是不能忍受的大事。李鸿章采取联合其他国家政府支持的办法来遏制英国。李鸿章借慈禧太后生日之际，设西餐邀请英、俄、德、美、法等各国公使及海军司令，希望得到各国的支持。各国公使一来不满威妥玛的野心，还想借机博取清政府的好感，于是，纷纷表示不支持将官员送京查办。
对于马嘉理一案的处理，李鸿章前前后后经过近 10 年的交涉，于 1876 年 9 月 13 日，和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这个条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赔偿给英人抚恤款。第二是增开口岸，确立了租界制度。第三是改进关税，进口货品收取半税；在租界，进口商品收取税之后免收厘金；对鸦片实行税厘并收。英国迟迟不批准这一条约。原因是他们不满中国对鸦片的高额税厘的征收，也不满其他国家对于租界内进口商品同样可以免交厘金。一直觊觎更多更大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直到 1885 年，又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鸦片厘税收入的具体数目后，这才得到英国的批准。 李鸿章认为，开放口岸和划定租界，有利于清政府按照条款对外国人进行管理，否则外国人一样会擅举妄动，避免当地人和外国人的冲突。他还认为，禁止鸦片在当时来讲已经不可能，所以对鸦片进行税厘并收，还能增加一部分财政收入。此外，确立中国派驻对外公使的制度，也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李鸿章认为由双方签约而避免了战争是最大的好处。当时有外国人说：面对列强蛮横而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应该被视为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
《烟台条约》是一个体现英国侵略性质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鉴于当时的形势，李鸿章本人的确在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清政府的所谓“体面”。然而，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5.4节 中法战争大清不败而败？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引起的。越南本是中国的藩属国。可是由于法国殖民统治的扩张，越南军民虽曾英勇反抗侵略者，但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全境 30 个省中，法国通过 1862年的法越《西贡条约》，割去南圻三省及康道尔群岛；1867 年又强占了南圻的另外三省，南圻大部归其所有，法国并设总督于西贡治之。此后，法国侵略者处心积虑攫取整个越南。越南阮氏王朝在刘永福的黑旗军支援下同法国交锋，互有胜败。
1880 年以后，法国开始计划夺取越南的北部，这直接影响着中国西南边疆的局势。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商讨之后，李鸿章认为应该先派遣兵船到越南红江以壮声威，然后派出外交使者做议和的准备。清廷决定要做好备战、议和两手准备。
1882 年 4 月，李威利率领法军攻陷河内。越南局势紧张。不久，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回家料理丧事。此时，由曾纪泽处理中法交涉事宜。曾纪泽的态度很强硬，强调中国和越南的藩属国关系，强烈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报以冷漠的态度，不予理睬。按照传统的惯例，李鸿章应该为母亲丁忧三年。可是清廷鉴于局势紧迫，特“夺情”要求李鸿章守满百日即回。李鸿章奉命于 9 月回到天津，署理北洋大臣。11 月，李鸿章开始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谈判。年底，双方基本上达成协议。在协议中，李鸿章妥协让步，即在红河中间划界，南部和北部由法国和中国分别保护。这个协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基本肯定。可是，到了第二年的 2 月，法国发生了政变，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全面否定了上述和谈，并撤销宝海的驻华公使职务。法国加强对越南的进攻，并扣留中国商船蓄意向中国挑衅。李鸿章上书主张避战求和。李鸿章认为：虽然越南是中国的藩属，涉及到中国边疆的安定，但是中国海军不是法国的对手，根本无力保护越南。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表示，中国现在的危机状况就是一味求和引起的。如果中国坚持和法国打持久战，中国一定会胜利。
李鸿章和曾纪泽分别与法国方面进行了持久的谈判，由于法国的诸多要求无法让中方接受，谈判破裂。1883 年 12 月，法军进攻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军溃不成军。于是，朝廷内部又爆发了一场主战和主和的大争论。主战派表示，目前的局势都由一味求和酿成，必须给法国以严厉的打击；主和派则表示，现在中国战败就说明了万万不能和法国开战，开战必败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经验和事实。
李鸿章一直以“求和”的态度主事，始终受到主战派的抨击和责骂，主战派最后说服了李鸿章。当李鸿章也表示主战之后，主战派占据了上风。在这场大争论中，还蕴含着一场清廷内部的政治斗争。精明的李鸿章早已看出事态背后的危机，所以一直和主战派人士走得很近。他在奏折上说：“每举一事，动关全家，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败之后，断不可轻于言和”。“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
李鸿章从烟台到旅顺，对北洋直辖地区水陆两军均作了周密部署。在给滇桂两省增派兵力的同时，调拨一批枪炮弹药给桂军。整个战争期间又一再筹划增购和调拨军火。时逢台湾被困，日用军饷无以为继，他也尽力设法接济。李鸿章建议统一领导，前线作战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军械则责成两广总督张树声转运分拨。他自己则眼观各方，联络上下左右，为协助朝廷驾御全局处理有关军事和外交问题尽心尽力。
1884 年 4 月，慈禧太后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进行了大改组。以奕環集团取代奕?集团，并给主战派以严重的打击，李鸿章很快又回到了主和的立场。李鸿章开始和法国代表福禄诺谈判。福禄诺只是法国的一名海军舰长，本来是没有资格和李鸿章谈判的，但是他在起草北洋水师章程时做过一些工作，与李鸿章相识。福禄诺在香港遇见时任粤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表示自己和李鸿章有交情，希望能去和李鸿章谈判，德璀琳答应了他的要求。由于曾纪泽在法国交涉中的强硬态度引起法国人的不满，福禄诺要求把曾纪泽调离法国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之一。李鸿章只得照办，撤销了曾纪泽驻法国公使的职务。
1884 年 5 月，李鸿章和福禄诺签订《李福协定》，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和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境。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大臣们纷纷反对，认为此条约过于辱国。李鸿章遭到主战派的联名奏劾，御史与翰林也联名上书弹劾。清廷不得已下令让左宗棠重新回到军机处。6 月 23 日，发生了“北黎事件”。法军向谅山前进，谅山清军表示没有接到撤防的命令而加以阻止。法军在北黎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打退法军。法国政府故意用“北黎事件”向中国方面挑衅，诬蔑中国破坏《李福条约》，借以索要军费 2 亿 5 千万法郎，并派出军舰前往福建和基隆。
清廷内部慌乱不已，大臣们一时间都没有了主意。左宗棠说中国不能总是示弱，不如拿赔款作为战费。李鸿章则还是主张议和。8 月 23 日，法国舰队突袭福建水师，清政府不得已下了宣战书。10 月，法军对台湾和北越发动进攻，中国又开始新一轮的议和。 1885 年 3 月，清军在老将冯子材的带领下，收复镇南关，使中国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于是，中国和法国于 4 月 4 日在巴黎签订《中法停战条件》。 中国在胜利的情况下，竟在条约里作出妥协和让步，这让法国当局都感到十分惊讶。而前线清军将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个个忍不住仰天长叹。6 月 9 日，李鸿章和法国代表签订《中法新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边界，中国不过问法国和越南之间的条约，越南与中国的通商章程，法军退出台湾和澎湖。
《中法新约》是晚清政府有史以来在对外战争中惟一一个没有割地和赔款的条约。李鸿章采取的是见好就收的策略。在他看来，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胜利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海军刚刚建立，实力很薄弱，如果继续打下去，后果还是难免打输了就赔款的结局。此外，台湾一直被困，澎湖已被法军侵占，如果派军到台湾，法国必会增派军力封锁台湾，中国水师无法解救。当时，日本正着手侵略朝鲜。李鸿章认为朝鲜的地理位置比越南重要，应弃越南而保朝鲜。李鸿章把原定增援台湾的军舰调去保护朝鲜，以对付日本。如果一味的和法国作战，不仅胜负难料，日本人还会借机侵略朝鲜，那就更不妙了。
5.5节 迁移蚕池口教堂
蚕池口教堂，俗称北堂。它位于北京皇城西安门内的蚕池口，靠近中南海。
1703 年，康熙皇帝身患疟疾，吃了很多中药都不见效。这时候，两名天主教传教士进献了金鸡纳霜（奎宁），康熙吃了之后，病就好了。为了表示感谢，康熙赐给他们蚕池口附近的一家皇家宅院，第二年又赐给他们一块附近的空地。于是天主教会的人就在此改建了一座天主教堂。这座教堂高达八丈四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后来，这座教堂归巴黎天主教会管理。
这座教堂离皇宫很近，可以直接窥视到皇宫内院。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慈禧警觉到这个教堂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虽然她早就想把这根刺拔掉，但是办起来并不容易。中法战争结束之后，1885 年 10 月，慈禧就把这个难办的差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觉得办理这类事情要比和外国人开战谈判容易的多，他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的事情就要让外国人出面办理。李鸿章去教堂了解情况，得知一个英籍传教士敦约翰曾经向总理衙门写过迁移教堂的建议书。李鸿章把敦约翰找来，向他询问怎么办理迁移最合适。敦约翰说，如果中国能直接找到罗马教皇商议此事的话，会比较简单。此外，还需要去巴黎教会做一些工作。
李鸿章于是任命他为特别代表前往罗马和巴黎处理此事，并再三强调不要让法国政府知道。另外，李鸿章还想和罗马教皇商讨能否互派使者。因为当时法国在中国享有特殊的权利即“保教权”，中国的教务纠纷统统需要法国处理。如果罗马教皇能够统一管理中国的天主教事务，那么法国的权利就被解除了。当时，世界各地的天主教都归罗马教皇管理，各地都有教皇的使者。只有一个土耳其归法国管辖，遭受着世人的耻笑。所以李鸿章当然想和罗马教皇直接接触了。
敦约翰和教皇见面之后，教皇对派人驻华很感兴趣，派人专门去巴黎协调此事。教皇觉得这是个控制管理中国教务的好机会，他同意迁移教堂，并要往中国派驻公使。 李鸿章还找来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和蚕池口教堂的法国籍传教士樊国樑帮忙。樊国樑在蚕池口教堂工作了 25 年，樊国樑建议把教堂迁移到皇城西北角的西什库。这就是现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的来历。
樊国樑得知李鸿章有意派自己为教廷的驻华公使，十分积极。他表示愿意去罗马帮助协调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李鸿章接到敦约翰的消息，得知教皇同意迁移教堂之后马上命令德璀琳和樊国樑商议迁移教堂的细节问题。1886 年 5 月，教堂迁移合同是这样商议的：新教堂高度在 5 丈之内，迁移时间以 2 年为限，折价为 35 万两。原教堂内的一切物品还保留在原堂。樊国樑带着合同和文件赶往罗马，没想到法国得知了此事。法国政府表示反对教皇向中国派驻公使。其他列强本来就不满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得知此事后纷纷对法国政府的做法进行抨击，并支持教皇在中国派驻使者。 樊国樑见教皇的驻华公使人选不是自己，十分气愤。他转身和法国政府站在一起，阻止教堂的迁移。法国政府提出，教堂的产权在法国，迁移教堂必须要征得法国的同意。李鸿章则还击说，教堂是教会的产业，和法国无关。这时，蚕池口教堂的主教达里布也对樊国樑的行为表示不满，教皇也表示他同意迁堂的旨意没有变。达里布表示愿意听从教皇的命令。
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提出，如果教皇向中国派驻使者，那么法国将停发对国内教士的俸银 50 万兆法郎并撕毁法国和教皇的条约。教皇迫于经济压力，停止了派驻华使者，但是迁移教堂一事已经成为定局。9 月，法国教会正式同意迁移教堂。慈禧得知此事后，笑逐颜开，感叹这样的事情只有李鸿章才能办，才能办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