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节 无尽的耻辱：《辛丑条约》
1900 年前后，中国北方兴起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
列强对此迅速采取了行动。1900 年６月，列强的八国联军首先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３天之后，天津陷落。随后，登陆的联军又以保护使馆为名，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不足２０公里。
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她在 1900 年 6 月 20 日发布了宣战书，还处死了一批不同意宣战的大臣。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吏率兵北上，共同消灭洋人。
这时候的李鸿章在广州。开始时，他对于慈禧的几次召他入京的命令，根本未予理会。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后来，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竟是如下八字：“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自《马关条约》以后，在清廷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李鸿章被慈禧新重用的荣禄下过几次绊儿。李鸿章对慈禧对待自己的态度有些心寒：危急的时候，她就找到自己；不需要的时候，就想不到甚至排斥自己。
这时候李鸿章的心境，已经和赋闲在贤良寺时大不相同了。那时候的李鸿章还觉得自己是在为朝廷背黑锅，朝廷是知道自己的好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竟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
到这时候，李鸿章才算是彻底看透了政治斗争的本质，他并不急于对慈禧的召唤有所表示。李鸿章已经摸透了慈禧太后的脾气，他知道朝廷最后还是要议和，李鸿章已经厌倦了这种“打了就败，败了就赔钱割地，然后再被打”的恶性循环。
李鸿章真正关心的是，除了自己去打仗和签字之外，还能够做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策略。经过反复思考，李鸿章认为，目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保住东南大局不乱。他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等，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的南方也发生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
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会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 1900 年的庚子巨祸中，是他们确保了中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朝廷的电报再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洋人议和。清廷也摸透了李鸿章的心思，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帝国封疆大吏中的最令人称羡的职位——位极权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 年 7 月 17 日，当７７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走完了他最后的路程。
1900 年８月 15 日，大清帝国都城北京沦陷，慈禧态后和光绪帝逃命。９月 29 日，李鸿章到达天津。此时这个年近耄耋的老者心情十分苍凉，看到前来迎接自己的周馥时，居然忍不住落下了伤感的眼泪。李鸿章去了他曾经执政达２０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 月 11 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 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 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帝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看到列强犹如“虎狼群”，也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李鸿章能做的就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次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每封给朝廷汇报情况的电报，也是李鸿章亲自草拟。
李鸿章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于是旧病复发。李鸿章的故作拖延，使“漫天要价”的联军恼怒了，他们拟定的妄国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万万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李鸿章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危难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乾坤。
李鸿章病得卧床不起了。庆亲王拿着“议和大纲”连连叹气，说这个大纲朝廷是不会同意的，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还是请李鸿章想想办法吧。李鸿章让儿子传出一句话说：社稷危亡之时，只要一句话就会导致谈判破裂，希望太后上念祖宗，下为臣民，当机立断！
由于“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最后，慈禧竟明白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1 年１月 15 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让联军撤出京城，让太后、皇上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祸首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帝国赔款４亿５千万两，分 39 年还清，年息４厘。列强的理由也是分明地强烈：４亿５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对此，朝廷的回电尤显无耻：“应准照办。”
1901 年９月７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与 11 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签字回来之后，李鸿章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朝廷特给李鸿章放假 20 日，要他安心调理。
《辛丑条约》的谈判长达 9 个月之久，李鸿章为之费尽了心血。
9 月 22 日，身在病榻之上的李鸿章，上奏《议和会同画押折》，再呈朝廷以逆耳之忠言——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如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这一番话，真可谓画龙点睛，字字珠玑。
8.2节 最后的眼泪：李鸿章之死
李鸿章病情稍微好转之后，又与俄国谈判东北问题。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使俄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冲击，俄军开始大举进入东北，控制了东北的局势。在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俄国也参与进来。在和八国会谈的时候，俄国表示东北问题不纳入会谈内容，嚣张的气焰不可一世。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联军都离开了北京。只有俄国还赖着不走，他们向清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和条件。无奈的李鸿章，又开始与俄国人艰辛的谈判。逃亡在西安的慈禧给李鸿章发来电报说：李鸿章是为国操劳，忧愁和劳累导致的生病。希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
李鸿章临终前的六七天已经不能吃东西了，他躺在床上，容颜憔悴。这位在晚清政坛上呼风唤雨，周旋于列强之间的大人物，如今竟是那样的虚弱不堪。人们看不到那个奋斗了一辈子，坚强了一辈子，想用自己的最后力量来挽救大清国的一代名臣的力量了。
1901 年 11 月 6 日，李鸿章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家人轻声的呼唤，他还能答应。
1901 年 11 月 7 日，就在李鸿章逝世前的一个多小时，俄国公使还拿着文件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迫李鸿章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签字，甚至想强迫李鸿章的助手拿出李鸿章的官印。
李鸿章临终前，气若游丝。家人问他还有什么家事要交代，李鸿章没有说话。这时候，守在李鸿章身边的周馥和马玉昆二人，在旁边轻轻问起李鸿章：中堂大人，还有什么国事要交代的？仍是无语，但见两行浊泪，慢慢地从他紧闭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李鸿章心中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苦苦的酸痛。他似乎在自责对沙俄的轻信，他在悲叹自己犯下的错误，他在担忧大清国今后的命运。
看到李鸿章闭上了眼睛，周馥大哭起来：“我还有话要对中堂说，您不能就这么走了啊！”谁知他这么一喊，李鸿章的眼睛突然又睁开了，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周馥只好安慰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
李鸿章睁着眼睛张着口似乎还想说什么，身边的周馥再三对李鸿章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 78 岁。李鸿章带着太多的遗恨和牵挂走了。
据周馥说，李鸿章病重时口述过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寰海尘氛犹未了，诸君莫做等闲看。
正在回京途中的慈禧太后，听说李鸿章逝世的消息后，不禁失声大哭。这个祸国无已的老太太所为何哭？所失何声？她感叹道：“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
朝廷给了死后的李鸿章以莫大的荣誉：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国使馆要为他立传，在他当过官立过功的地方建立专祠。
8.3节 李鸿章的情感世界
李鸿章一生有过几个女人，可以说，李鸿章是一个多情的人。他很重视感情，对待他的女人也很宠爱。
李鸿章的原配夫人周氏，是李鸿章的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李鸿章小时候由于家里兄弟多，生活很困难。周老先生经常接济他们，其中包括帮助李鸿章交学费。
周老先生一直很看中李鸿章的才学，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还在李鸿章赶考前，就把自己的侄孙女许配给了李鸿章。
周氏比李鸿章大两岁，是一双大脚。周氏是个传统的女人，侍奉公婆，照顾孩子，勤勤恳恳。
李鸿章和她的感情很好，在李鸿章的《入都》诗里，就描写了对妻子的难舍难离之情。周氏没有享受到李鸿章给予的太多的清福。早期，李鸿章在京城当翰林，周氏在老家照顾婆婆。
后来，李鸿章回家办团练，生活中充满了不安定因素，她跟随李鸿章到处奔波。1861 年，周氏因病死在南昌。李鸿章死后，后人为他修的纪念堂。
有学者提出，李鸿章在李元度事件之后之所以离开曾国藩，就是因为这时候恰恰周氏病重，他是想回去照顾自己结发的妻子。
周老先生慧眼识英雄，可惜，周氏没有能看到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就先他早早地离去了。对此，人们只能感叹她红颜薄命！
周氏为李鸿章生了两个女儿，因为膝下无子，所以弟弟昭庆把儿子经方过继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曾经在诗中写到——
半生失计从军易，四海为家行路难。
惟有娇痴小儿女，几时望月泪能乾。
阿爷他日卸戎装，围坐灯前问字忙。
天使诗人卧泉石，端教道愠胜才郎。
此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两个女儿的思念之情。
周氏去世一年之后，李鸿章在江苏当巡抚期间，娶了第二位夫人赵小莲。
赵小莲是安徽太湖县人。赵氏家族是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四代进士。父亲赵畇系李鸿章的同事，二人以前同在京城翰林共职，后来一起回家办团练。李鸿章求婚时，身为广东按察使的赵畇还担心女儿会不同意。因为小莲当时是个 24 岁的老姑娘，比李鸿章小 15 岁，况且是做李鸿章的第二个妻子。没想到小莲十分痛快，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也许是小莲这么多年一直在等待一位如意郎君，遇见李鸿章这样条件很好的人也实在不容易吧。
赵小莲为李鸿章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为经述、经远、经迈和菊耦。赵小莲也是一个理家的能手，和婆婆关系也很好。
有人说，赵小莲有旺夫运。自从小莲过门之后，李鸿章的仕途青云直上。而当 1892 年小莲去世之后，李鸿章就开始倒霉。李鸿章对小莲疼爱有加。李鸿章去世后，是和小莲葬在一起。
此外，李鸿章还有一位如夫人莫氏。莫氏比李鸿章小 31 岁，是李鸿章在 50 多岁时候娶的。莫氏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莫氏是李鸿章的小丫鬟，另外一种说法是李鸿章的一位好朋友送给李鸿章的。
8.4节 李鸿章书稿的编辑整理
李鸿章死后，李鸿章的幕僚、最信任的弟子桐城派名士吴涤纶，倾全力为其主公与恩师编撰并刻印了一套文集，此即传世最早也最久的《李文忠公全集》。
吴汝纶晚年之挺身而出，不只在播扬李鸿章的事功，尤其在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
这也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可见，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并传给千秋万代的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是，由于经费一直没有着落，他只能把原定出版的四百多本，删简成 140 多本。
不久之后，风烛残年的吴涤纶也心力交瘁地死去了。吴涤纶的侄女婿廉泉带着这些稿件，找到李鸿章老部下、淮军的老总管周馥，要求周氏赞助出版印刷费两万七千两。这时的周馥虽然已经退休，但他的儿子周学熙，当时正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总管家。由于他的努力，喜世凯批给了两万两，其余的由李家自己筹集。
周馥一直是李鸿章特别信任的人，而周馥对李鸿章也一直都是忠心耿耿。说起周馥的才能，还是曾国藩最早发现的。那时候，曾国藩刚刚打下安庆，曾国藩为了提倡民主，就在门外挂了一个意见箱，希望军民能发表意见。周馥的一个朋友想提意见，请周馥代笔写了一份意见书。曾国藩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对其文采大加赞赏，让李鸿章把这个人找来做文案。这时候李鸿章正在筹备淮军，于是就把找来的周馥留在了身边。那时候，周馥才 26 岁。
尽管简本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解放后，详本几经周折辗转，得到己故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李鸿章本人的各种资料，确实可以说是浩瀚如烟海。他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手稿、文告、奏折、家书等，这无疑为研究李鸿章提供了最好的资料。
新编《李鸿章全集》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 30 多位学者于 1994 年开始编纂。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 1900 万字的底稿，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接着，又收录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约 300 万字。
在这些文稿中，数量最大的奏稿。到了光绪二十六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字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
新编全集通过和军机处副档的对勘，一是校准了其所署文件的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奏折后，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详尽完整地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而这在底本里是根本没有的。三是另外还有 2300 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
新编《李鸿章全集》的编辑工作，目前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预计到 2004 年，这套总字数为 2300 万至 2500 万字的全集，将付梓面世。这将是目前国内篇幅最长的一套个人文集。完全可以想见的是，这一工程的告竣，必然一新世人之耳目，同时也一新李氏之本相。
尾声 如何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死后仅两个月，时代舆界骄子的梁启超即写出其传世大作《李鸿章传》。梁氏以其犀利目光和如椽巨笔，纵横古今，附比中外，为时人后世生动而深刻画出了一幅李鸿章之巨像。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不留情面地提示出了李鸿章“无学无术”的大吏本相，但他也相当客观地提示后人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同时，他也不无感慨地指出，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应该说，这是最早的研究李鸿章之严肃著作。后来有关李鸿章的种种研究著述，大部分都在相当程度受到了梁启超这一著作的影响。其时其世，东西方国际社会对李鸿章也有较高的评价。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死了已经 100 多年。在这 100 年多中，中外学术界总计出版了 40 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多达 1400 多篇研究论文。李鸿章研究成果数量的如此之多，表明了中外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风云人物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李鸿章毕生所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举凡晚清时代之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李鸿章几乎无不与之。也正如梁启超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曾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所作的挽联。它所表达的评论性意思，当主要也是就此而生发出来的感慨。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征引著名近代史论家袁伟时先生的新论。在其所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袁先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李鸿章的是是非非”问题，并从下述三方面为李鸿章重新作了历史定位—— 第一，李鸿章为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总体来看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利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 19 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前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员高明。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只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 1900 年的 60 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要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七十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们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 19 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 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
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 20 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脱平庸的意思。这突出地表现在 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认识仍不见有大的提高。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尤为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可是，他想到的仍然仅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仍然是东方的庸人。
不过，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不再是晚清变法自强的主流。李鸿章已被历史大潮冲刷到一旁。这个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沦。李鸿章却眼睁睁看着它坍塌而无能为力。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应当特别指出，李鸿章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运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而作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李鸿章虽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全是他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最后，我们还想说的一句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 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
李鸿章首先是大清国的一名忠臣。他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他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作为。这些，本不须多论也。他还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远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此外，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所以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之中，李鸿章本人的睿智和深刻，他的大气和幽默，他的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外国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
为了中国的独立自强，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最后，我想说的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辞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