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辅之以李鸿章、黄翼升。但是此时曾国荃心志不
在于援沪，而在南京。于是他１２月３１日写信给曾
国藩拒绝援沪，这样，曾国藩不得不派李鸿章、黄翼
升先行救援上海。这种变化，为李鸿章创立淮军，掌
握兵权、控制饷源重地上海、登上江苏巡抚宝座开辟
了道路。因为此时李鸿章手中无可以直接控制和指挥
的一兵一卒，而曾国藩的湘军因全力防“剿”各地太
平军，没有充分的兵力可供调拨。于是，曾国藩于１
８６１年１２月让李鸿章先行回安徽招募淮勇，用以
组建援沪之师。李鸿章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军事
条件下着手组建继湘军之后晚清另一支地主军阀武装
— — 淮军。这也标志着李鸿章政治生涯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台阶。
李鸿章奉招募淮勇之命后，回到安徽老家，考虑
到“徒党星散 ”，“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
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
所以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军。
他没有返归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积
极与淮南各地团练头目进行联络：一是通过其父文安
旧部张树声联络合肥西乡民团头目刘铭传及周盛波、
周盛传兄弟；二是通过其门生潘鼎新联络庐江官团头
目吴长庆等；三是派人联络其在合肥办团练时的旧部
张桂芬、张志邦、李胜、吴毓芬等；四是令其弟李鹤
章、李昭庆回乡利用乡族关系募集亲兵。经过两个多
月的努力，正式组成一支５０００多人的军队，当时
叫淮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淮军。
这支淮军由“鼎”字营( 营长潘鼎新)、“铭”字
营(营长刘铭传)、“树”字营(营长为张树声)、“庆”
字营(营长为吴长庆)、“春”字营(营长为张遇春 )五
个营组成。１８６２年２月下旬，李鸿章所招募的淮
勇陆续抵达安庆北门城外驻扎，曾国藩亲临祝贺。李
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 难膺重任， 于是恳请曾国
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根据李鸿章的请求
和淮勇实际情况，曾国藩决定从湘军中陆续调拨８个
营归李鸿章统一节制。这其中有曾国藩的亲兵两营，
由韩正国统带，充作李鸿章的亲兵；有曾国荃的“开”
字两营，由程学启统带； 有滕嗣林、 滕嗣武统带的
“林”字两营；有由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由马
先槐统带的“垣”字营。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
期的基干队伍，加上原募５个营，共计１３个营，６
５００人。１８６２年３月４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
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
军正式建成。
李鸿章组建淮军，虽得到曾国藩支持而较为顺利，
但也遇到了困难：一是军心不稳；二是缺乏统帅；三
是粮饷不继。但总的来说，淮军的建立不仅扩大了湘
军力量，而且也使李鸿章拥有了兵权，为其今后的军
旅生涯奠定了基础。
淮军仓促成军，同湘军相比较，有不同的特点。
湘军初创之时，兵将均出自湖南，其组建原则是“选
士人，领山农”。 其将领主要是一些名利熏心而政治
地位不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传统人生信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忠君”思想极为浓厚。而曾国藩就是依靠程朱理学，
以忠君报国的“真诚”、“血性”为精神支柱来统率湘
军的。但淮军则不同，李鸿章虽身为翰林，但却鄙薄
那些以科名相标榜的人，他重视的不是门第身世，而
是才能韬略，所以淮军的将领只知道为李鸿章卖命出
力，只知道“感恩图报”讲江湖义气。在淮军主要将
领中，只有潘鼎新一人是举人出身，其余的如程学启
是太平军降将，品德低下；刘铭传是贩卖私盐的头子，
唯利是图观念相当浓厚，却不知多少忠君报国的大道
理。至于兵勇来说，湘军士兵一般是山村朴实无华的
农人，他们易于接受传统思想的灌输。而淮军主要兵
源来自于团勇和太平军降众，可谓“兼收并蓄 ”，杂
凑而成。因此，淮军虽也有浓厚的地方乡土色彩，但
较湘军为淡，且其将领不学者多，无共同的最高理想，
惟以功名利禄是图，因而军纪与精神远逊于湘军。但
是，湘淮“本系一家，淮出于湘，尤有水原木本之谊”，
因而湘军和淮军有基本一致性。如营制饷章、编制训
练以及武器装备上，淮军与湘军是一脉相承的。总之，
淮军既是对湘军的继承和发展，又不是简单重复；淮
军既与湘军有相同之处，又具有本身特点。这与淮军
所处客观历史条件和环境有关，也是由它的统帅李鸿
章的建军、治军思想决定的。
淮军既已组成，如何从安庆开拔到上海是一个棘
手的问题。安庆、上海两地不仅相距遥远，而且间隔
太平天国控制区，要突破太平军防线，千里跃进上海，
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曾国藩原拟令李鸿章率军由陆
路进军，后因上海绅商出银１８万两，雇得洋商轮船
７艘开到安庆，为顺应上海绅民之情，李鸿章与曾国
藩经过商议，最后决定“由水路东下， 直赴上海”。
１８６２年４月５日至６月上旬，李鸿章统率的淮军
１３营６５００人分三批由安庆顺江而东，躲过太平
军的监视，抵达上海。临别安庆前夕，曾国藩担心李
鸿章因缺乏阅历而摆不正“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
的位置，因而他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
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
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
他又针对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的致命
弱点，特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
忠告。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以
“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对于师友们的劝诫，
“当奉为枕中秘”。
３、出任江苏巡抚、赴沪大战太平军
李鸿章到达上海１７天，清廷即于４月２５日正
式任命他署理江苏巡抚，仅仅过了７个月，又由署理
而被实授为江苏巡抚。“从此隆隆直上”， 几与恩师
曾国藩“双峰对峙”。此时年仅４０岁、 肩负重任的
李鸿章，面临严峻局势，深知淮军驻沪的最终目标就
是全力保住上海进而夺取苏、常，将太平军扫除殆尽。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妥善解决军事、吏治、筹饷和
洋务等问题。于是他下决心冲破“险阻艰难 ”，闯出
一个新局面，使出浑身解数，尽快扼杀农民起义。
在抵沪就任江苏巡抚后，李鸿章为实现扼杀农民
起义的目标，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练兵练器，
扩军备战。李鸿章进驻上海后，遵循“专以练兵学战
为性命根本”的师训，积极“练兵练器 ”，大力加强
军事实力。当时李鸿章虽然身为一省之长，但政令却
不出上海孤岛。连成一片的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沿
江连营、深沟高垒、四面包围，使李鸿章深感强敌环
伺，仅凭原有１３营淮军既无法击退太平军，保住上
海，更难以歼灭太平军。因此，他当机立断，把募勇
添兵、扩军备战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淮军最初的扩营
方式是效法湘军的主要方式— — “将帅返湘募勇”。
此后李鸿章采取了改编原有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
淮团练和太平军降将的方式，来达到扩充营伍的目的。
在１８６２— １８６４年间，李鸿章就增建淮军营头
３０余个。李鸿章在创立和扩充淮军陆营的同时，也
把组建和扩充水师作为扩军备战的一个重要内容。由
此可见，李鸿章扩充淮军，同创立淮军时一样，并未
遵循湘军“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路线，而是以地
主团练、太平军降众和旧防军为主要吸收对象。
二是整饬吏治，多方延揽人才。李鸿章认为，江
苏和各省一样，官场腐败到极点，而上海尤为突出。
其特点是官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为了贪财捞钱，
他们不惜媚外卖权，从中以饱私囊；为了满足一己之
私欲，他们相互勾结，巧取豪夺，置国法而不顾。主
观上李鸿章虽很想把江苏一省尤其是上海的官场腐败
风气扭转过来， 但在客观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
为他初到上海，强龙难斗地头蛇，但为了求得淮军生
存，他采取了“有选择地加以惩治”的办法，尽自己
的能力对吏治进行了一番整顿。为了使江苏一省的军、
政、经济全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也为了将江苏一
省的吏治整顿一番，李鸿章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建立
和不断充实自己的幕府，被聘入李鸿章幕府的人，一
般都各有所能，专长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
三是多方筹集军饷。曾国藩极力举荐李鸿章援沪，
除了单纯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外，还存在着以上海税收
支助湘军的打算。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后，工商业在外
国货物的刺激之下日趋繁荣，海关洋税的收入日渐增
多，但仍入不敷出，与所需差距甚大。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李鸿章果断采取了海关厘税分收分用的政策。
从而使得军饷有专拨之款，更主动而有效地控制了饷
源。不仅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饷需问题，又以大批金
钱和物资支助了湘军在西线战场的作战。
四是在外交上尽力利用洋人势力以为我用。淮军
抵沪之初，太平军势力锐不可挡，李秀成的部队包围
了上海附近的青浦，进逼虹桥，距上海城仅２０公里。
上海形势一度处于危急之中，李鸿章决定趁太平军尚
未立定根基之时，１８６２年６月中旬亲督淮军“春”
字、“树”字等营分路坚守苦战虹桥、徐家汇等地。
结果连战皆捷，３００余名太平军将士被捕杀。随后，
李鸿章率兵进占泗泾，迫使李秀成部太平军退弃广富
林军处，松江之围遂解。此战，是李鸿章在没有洋兵
协助下驻沪第一场胜仗，不但使清廷在上海的统治秩
序得以稳定，而且使李鸿章对于统率新成立的淮军提
高了信心，同时也为淮军在洋人面前争得了面子。
１８６２年１０月，正当曾国藩兵围南京，李秀
成奉命率所部太平军由苏州回援的关键时候，李鸿章
勾结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会攻嘉定获胜。不久，李鸿
章又亲赴前线调集常胜军和淮军各路与太平军激战于
四江口处，迫使太平军谭绍光等部再次退回到苏州。
通过此次战役，淮军进一步巩固了上海周围的统治地
位。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对东线太平军进行瓦解工
作。１８６２年，李鸿章利用早就与太平军败类暗约
里应外合的徐佩瑗等人密谋策划，蓄意制造太平军内
乱。 太平军将领谭绍光发现有异， 逮捕了徐佩瑗，
但骆国忠于１８６３年１月发动叛乱。此时，李秀成
从天京返回苏州。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采取了四处
出击战术，一面令骆国忠坚守常熟，一面攻打太仓，
于５月攻占太仓。太仓失守后，李秀成部被迫放弃原
定“进北攻南”计划，赶回救苏州。１８６３年６月
李鸿章决定采取兵分南北中３路，“ 以剿为堵”、“规
取远势， 以剪苏州枝叶， 而后图其根本”的战略。
这个战略计划在获清政府允准后，各路展开了全面合
围苏州的攻势。太平军方面，李秀成从天京赶回苏州
制定了兵分４路进攻上海、昆山、常熟、江阴的主动
破敌计划，但由于太平军内部分化，此计划未能付诸
实施，太平军陷入消极防御，被动应战境地。
１８６３年７月，苏州与杭州的陆路通道被常胜
军和淮军程学启部切断；９月，江阴又被淮军李鹤章、
刘铭传部攻占。１１月下旬，各路淮军与常胜军配合，
猛攻苏州娄门，但久攻不下，于是李鸿章策动太平天
国纳王郜永宽等于１２月发动叛变，杀害了谭绍光及
手下兵将数千人，郜永宽等公开投入李鸿章怀抱。然
而，当时淮军军心不稳，加之苏州城内尚有１０万太
平军立誓决一死战，李鸿章背信弃义，把郜永宽等投
诚兵将统统杀了。这时，李鸿章因功被清政府赏赐太
子少保衔。
后期太平天国政权失去外围最后一个坚强军事据
点苏州后， 使得清军能集中兵力围攻天京。 天王洪
秀全错误估量形势，仍决定固守婴城，与清军硬拼到
底。１８６４年５月李鸿章采取主动的战略部署，攻
占了常州。随后，李鸿章感到太平军败局已定，于是
除了把常胜军精锐归为己有外，其余的都尽行遣散。
一切障碍消除后，李鸿章本可以全力以赴会攻天京了，
但他害怕因分功而得罪曾国藩，于是仅派遣淮军刘士
奇炮队及刘铭传等２７营援攻天京，他本人及淮军主
力却驻防天京外围一带。１８６４年７月，天京陷落，
坚持１４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
李鸿章虽然没有会攻天京，但却对湘军攻陷天京
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清廷“论功行赏”晋封李鸿章
为一等毅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至此，李鸿章从一
个怀才不遇的儒生，一个手中无兵无权的幕僚，踏着
太平天国将士的鲜血最终挤进了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
的核心，成为一个令朝野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４、督师山东血腥镇压捻军起义
太平天国失败后，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失去了重
心，全国革命形势趋向低落，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
彼此声援、互相鼓舞的捻军，仍活跃于山东、河南、
江苏、安徽一带，成为当时反抗清朝统治的主力。１
８６４年１２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会合，捻
军首领张宗禹、 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统帅，“誓同
生死，万苦不辞”。 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
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披霜蹈雪，以其复
国于指日”作为奋斗目标。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
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
出奇制胜，击毙了清朝的“剿捻”统帅僧格林沁，打
败了曾国藩。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低落，赖文光深
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 １８６６年１０月捻军
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一支，继续在
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另一支为张
宗禹率领的西捻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
了剿捻前线。
１８６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清政府实授李鸿章为
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李鸿章成为“剿”捻
主帅。李鸿章负责“剿”捻全权之后，妥善地解决了
粮饷供应问题并灵活地实施了“划河圈地”、“以静制
动”的战略方针。这是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李
鸿章在实施此方针时，鉴于曾国藩的军事部署防区太
广而不能奏效的教训，提出了“扼地兜剿”的战法，
即把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
后各省之军合力，从四面围困之”。
当时李鸿章所面临的作战对象主要是东捻军。李
鸿章抵徐州后，东捻军会合西捻军，建立了一个以四
川为中心的根据地。李鸿章追随东捻军到达湖北，这
里地势对捻军骑兵作战十分不利。李鸿章一方面阻东
捻军进入川、陕；另一方面又扼东捻军北上通道。同
时集结了一支不下１０万人的清军，妄图一举将东捻
军消灭在鄂东北地区。但此次淮军却受到了沉重打击。
１８６８年２月１９日，著名的尹隆河战役开始。
在这次战役中，淮军主力铭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东捻
军却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６月，东捻军放弃入川计
划，进入山东半岛，李鸿章获悉后，采取了“倒守运
河，进扼胶莱”的作战计划。李鸿章根据刘铭传的建
议，修筑长墙于运河之西，扼守胶莱河，企图把捻军
逼迫到海边一隅围而歼之。但这次李鸿章又失算了，
其胶莱防线最终并未发挥作用。但李鸿章仍坚持原有
的扼守运河的战略方针，调遣安徽巡抚英翰手下皖军
万余人扼守仰化集，湖北巡抚曾国荃所部湘军扼守靳
口至京济闸，张树声等部淮军５０００人防守齐河，
浙军５０００人防守六塘河，淮军一部和山东军防守
运河中段。这样，东捻军虽经数次突围以图西进，但
却没成功。９月，东捻军与清军在宿迁附近的运河边
激战，双方都未获胜。此时，东捻军战斗力下降加之
内部发生分化，其势力大大削弱。１２月，淮军潘鼎
新、刘铭传捕杀捻军３万人于寿光、游河一带，并将
原太平天国列王徐昌先、首王范汝增等人杀害。不久，
赖文光又被杀害于扬州。至此，东捻军被李鸿章所率
的湘、淮军血腥镇压下去。这是李鸿章继镇压太平天
国之后的又一次“战功 ”，被清廷赏加骑都尉世职。
当东捻军在山东被困之际，赖文光曾派人向在陕
西活动的西捻军求救。张宗禹闻讯，立即由绥德率军
东下，经山西、河南，北进冀中，准备以“围魏救赵”
之策，直捣北京，以解东捻军山东之围。１８６８年
２月，西捻军挺进到保定、 满城一带， 清廷急命剿
捻统帅李鸿章北上“勤王”。 李鸿章对朝廷的谕旨无
法抗拒，只得率师至山东德州，形成与左宗棠驻保定
之师对西捻军的合围之势。１８６８年４月，左宗棠
部湘军将西捻军追逼入山东，清廷限定李鸿章在一个
月内将其攻灭于海边。此次“剿”捻，李鸿章仍采取
以长墙为依托扼守运河的战术，分遣各部淮军堵剿黄
河、运河通道，形成合围之势。连续１６昼夜，西捻
军被追击得精疲力尽，无力回手。７月中下旬，西捻
军连遭惨败。８月上旬，西捻军遭淮军左右夹击，首
领张宗禹受伤败于高唐。在黄河、运河之间又被追杀，
最后被迫投水自杀。至此，西捻军在湘、淮军的夹击
下惨败。李鸿章又被清廷加恩授予协办大学士之职，
赏太子太保衔。
综观李鸿章的军旅生涯，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典型
儒生到领兵数十万的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内的核心人
物，除了个人的“奋斗”以及老师曾国藩的栽培，更
主要的是特定的时代环境为他在政治上发迹提供了条
件，即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太平天国、 捻军等农
民起义威胁了大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李鸿章抓住时机，
立马站到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的立场上，与农民
起义军为敌。经过数年拼搏，李鸿章在处世治事、个
人修养等方面逐渐成熟起来。他通过对农民起义军的
镇压，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他官运亨通，
荣宠异常，这段经历为他后来位极人臣，成为主持清
政府内政、外交数十年的显赫人物提供了资本。与此
同时，又由于他在这时期与洋人打交道较多，对西方
文化了解、接触较早，为他以后开展以“求富”、“求
强”为最终目标的洋务运动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三、“自强”、“自富”
— — 投身洋务运动
１、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以求“自强”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用
西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一
批近代军事工业，以求得中国之“自强”。 可以说：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主要是由李鸿章开始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欣、
文祥等人，鉴于清王朝内忧外患频纷，就积极提倡以
“练兵”、“制器”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之道”。
在地方上倡导这一主张的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
棠等人。其中以李鸿章倡导最力，动手最早，经办最
多。这一方面决定于他胸襟开朗，不拘成法，更主要
决定于他在上海“华洋会剿”期间的实际体会。
１８６２年４月，李鸿章率淮军先遣队抵达上海。
抵沪之后，他看见外国枪炮性能优越，杀伤力强，而
中国人所生产的军工产品却质量低劣，令人悲哀。同
时他又发现“太平军中专用洋枪，尤其是李秀成所部
洋枪最多 ”。 考虑到作战需要， 李鸿章认为淮军要
制服太平军必须多用洋人军火。当时，上海的“常胜
军”部队的军官全由西方志愿者担任，还配备了外国
枪炮，这一切使李鸿章很快意识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先
进武器构成了对中国的长期威胁。因此李鸿章一面尽
量把外国人的干涉和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一方面极
力争取得到并再生产外国人的先进武器。经过李鸿章
的努力，１８６２年１０月初，华尔向他表示，同意
为中国雇用生产弹药的外国技术人员和购买轻型武器。
同时，李鸿章通过他在广东的哥哥李瀚章，利用地近
香港、购买外国武器较为方便的条件，购买了大量的
西方新式枪炮，不仅用来武装改编后的淮军，而且分
拨给曾国藩、曾国荃的湘军使用。于是在１８６２年
６月，李鸿章的淮军里面出现了洋枪队。
１８６２年１１月，李鸿章接到一份诏书，命令
指挥官指派中国人学习外国弹药的生产技术。随后，
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目
的是要模仿他们的生产。由于李鸿章与外国军队的频
繁接触，使他对外国武器的效力更为推崇，更加坚定
了自己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１８６２年１０月，由
韩殿甲领导的技工在李鸿章的军费资助下，开始生产
炸药及雷管。
１８６３年，李鸿章雇用英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
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办了一个洋炮局，制造炮弹
铜帽等军用品，这是上海最早的洋炮局。同时，１８
６３年９月，李鸿章专折奉调丁日昌到达上海，又建
了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种新式炮弹。这样，韩、
丁、马三局先后成立，李鸿章把它们合称为上海“炸
弹三局 ”，时人又称为上海洋炮局。这三个炸炮局，
以马格里、刘佐禹主持之局最为先进，使用西洋机器，
并用蒸汽机为推动力，“雇用洋匠数名，照料铁炉机
器”，又选募中国各色工匠， 帮同工作，铸造炸炮。
韩殿甲和丁日昌分别主持的炸弹局，“都不雇佣洋匠，
只选中国工匠，仿照外洋做法 ”，分别用手工铸造炸
炮。这三个炸炮局所造的炮，大多限于轻便的短炸炮，
炮重不满５０斤，每月只造６至７尊。炸弹则每月可
出产万余颗。这些枪炮，主要用于淮军各营与太平军
作战，同时也有一部分拨济湘军曾国荃部。
１８６４年，淮军攻占苏州，李鸿章把马格里、
刘佐禹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成立了苏州洋炮局。
地址设在太平天国纳王府，占地比上海大得多。这期
间，马格里通过李鸿章的允准又从外国购买了一批机
器，规模扩大，生产也频有成效，每一星期就可以生
产１５００到２０００枚枪弹和炮弹，还制造了规模
不同的开花炸炮。对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欣
在１８６４年５月奏请朝廷允准，从保卫宫廷的火器
营中选出了８名武弁、４０名兵丁前往苏州洋炮局学
习。于是李鸿章成了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洋务派首领之
一。
１８６４年５月，同太平军作战即将结束，李鸿
章再次强调制器之不可缓。 他在致总署函中说：“前
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
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
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造，现已能驾驶轮船造
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
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由是凝然不动，而英
人固无如之何也 。”“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
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
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
１８６５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鉴于原设三
个洋炮局的设备不齐全，便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购得
上海虹口美人旗记铁厂一座，与原设在上海的两个洋
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规模
极大，该局以江海关二成洋税为底款，作为常年经费，
以制造军械为主。江南制造总局共设五个分厂：一是
制造枪炮的军火工厂；二是制造轮船、修理船舶的船
厂；三是炼钢厂；四是火药厂；五是机器制造厂。除
此之外，该局还附设了译书局，专门翻译外国书籍。
该局坚持“自立”、“自强”的主旨，从经费的筹措、
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洋匠的雇佣、机
构的设立等问题，李鸿章和曾国藩都要过问，可谓费
尽心机。１８６７年夏天，江南制造总局从虹口一带
迁至高昌庙，规模又有所扩大。经陆续扩充和添置设
备，到８０年代上半期，已拥有各种工厂１０余座，
船坞一座。１８６７年，用原有购置的设备，并自造
一部分机器，每天已能生产毛瑟枪１５支，１２磅开
花弹１００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１２磅炮弹的开花
炮１８门。自１８６７年至１８９４年２７年间，该
局共计生产各种枪支５万多支，大炮５８５尊，水雷
５６３枚，炮弹１２万多颗。这些武器弹药除供应淮
军外，还供应南洋系统及各地的炮台、军舰，各总督
所辖地区的军队。这些军工产品统一由清政府调拨，
不具有商品性质。最值一提的是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
就专设了一个制造轮船的分厂。李鸿章与曾国藩当时
都清醒地认识到：为对付西方列强，必须多造兵船，
以防御各海口。于是曾国藩奏准另拨江海关两成洋税，
以一成留作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之费。造船业于１
８６７年正式开展， 轮船的部件， 或由自己制造，
或向外国购买。１８６８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近
代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
１８６３年１１月，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赴
徐州前线为钦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务，李鸿
章也移至南京，这样，苏州洋炮局又迁移至南京，改
为金陵机器局，又称金陵制造局。该局局址设在南京
中华门外的瓷塔山，规模又有所扩充，设备有所改进，
到１８７９年计有三个机器分厂，翻砂、热铁、柞厂
各二个，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能够制造
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
抬枪、铜帽、大炮、水雷等。
１８７０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对崇厚所办
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接管并加以扩充。天津机器局在李
鸿章的经营之下，分设东西两局，规模比以前大得多，
主要生产火药、枪弹、炮弹、水雷等，辅之以修造船
舰等。产品主要供应淮军以及北洋水师之武器装备。
李鸿章创办及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１８
６６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
工业的主干。在它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许多省分
也都先后以“机器局”、“ 制造局”的名义， 相继设
立了军火工厂，但一般规模都较小，有些维持不久就
停办了。只有广州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发展到较大规
模。这些军事工业，不论大小局，一律都属于官办企
业，产品直接拨给军队，不计成本，不作为商品出售，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腐败现象，并
且在生产资料和技术上对资本帝国主义有很大依赖性。
但是，他们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就其使
用新机器、雇佣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
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来说，已带有资本主义企业的
性质。由于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也多少改变了清朝
军队专持刀矛弓箭、帆蓬舟楫的落后状况，为中国国
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综观李鸿章为实现“自强”而兴办近代军用工业
的过程， 从他购买船炮到仿而制造， 其性质究竟是
为了镇压国内人民反抗还是为了“自强”而抵御外侮
呢？从以下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主要方面。首
先 ：不论是金陵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还是天津
机器局的兴建和扩大，都是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
起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所以，如果李鸿章为对付农
民起义而制造枪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相反的，从
前述促使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原因来看，“ 自强御夷”
的目的是主流。其次：李鸿章等人从购买船炮到自行
制造的举动，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
新生产力，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新风气。
江南制造总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抨考图说，
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
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３０余座的事实。
这种先进的制造之器，虽然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
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数量
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动，或迟或早突破其倡
发者狭隘的预想。这是李鸿章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作出的一大贡献。第三：因制
造船炮并为其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
促进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代经济的产
生和发展， 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１９世纪６０年
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
段过渡。可是，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虽然
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工矿企业，但它
们基本上是由买办资产阶级所创立，并且规模很小，
为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
资本主义学习。不可否认，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江南制
造总局内生产的枪炮，在最初当然主要是运往前线对
付农民起义军；但这些工厂的主要宗旨却是制造兵船，
目的是防御海口用以“自强御夷”。 再加上这些工厂
由中国人拥有主权，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这些工
厂尽管属于军事工业之类，却具有“御侮”性质，并
且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基础。总之，在１９世
纪末年，中国近代工业虽发展缓慢，底子薄，基础不
牢，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多少带有买
办性，但在由李鸿章主持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的
倡导和支助以及影响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经诞生并缓
慢而艰难地前进，所以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功绩是不可
抹杀的。第四，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了
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极
为明显，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
绝对的坏事。而也应看到其积极作用。如１８７０年
李鸿章接管并扩充的天津机器局，起初虽然是为镇压
农民起义而制造军火的，但随民族矛盾上升，这些军
事工业所制造的枪炮弹药在加强边防、抵御外来侵略
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又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内专设的
轮船工厂，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
估的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李鸿章举办军事工业中的是非得
失，我们只有从它的客观效果出发去评价，我们应肯
定它的积极意义，虽然它于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
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告失败，但它为百十年后“开拓
始基”所作的尝试，在促进中国国防近代化方面的重
要意义都是不可抹杀的。对于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我
们应从当时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上去寻找。
２、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以求“自富”
李鸿章推行以学习西方技术为目标的富国强兵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