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６０年代着重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７０年代
起，他又提出“ 寓强于富”的口号， 办起了军事工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来，主要是兴办以“求富”为目的
的民用工业。
李鸿章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
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抵御西方列强
的入侵。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
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
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
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经费
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
人才缺乏，管理制造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
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为军事工业
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
“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
用企业以及其他工业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此时的
李鸿章经过大量实践，逐渐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
为了“求强”而“求富 ”，他决定通过兴办民用企业，
以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 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
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而当时的
中国也具备了发展民用企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加
速解体、城乡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日益分离，大批
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逐
渐扩大。从外国资本的侵略掠夺中，产生了中国的买
办和买办资本。从中国的封建压榨中，增加了地主、
官僚和商人的财富积累。外商在华投资设立资本主义
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刺激着地主、
官僚、买办、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追逐高额利润的兴
趣。在以上主客观条件的推动下，李鸿章开始把兴办
民用工业求“自富”最终求“自强”的思想付之于行
动。恰好在这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
是否继续造船的争论。这就成为了李鸿章等洋务派从
“求强”到“求富”、 从经营军工企业到兴办民用企
业的转折点。１８７２年，内阁学士宋晋上奏，借口
制造船舰浪费钱财太多而成船太少，请求饬令福建、
上海两船政局暂行停止制造。清政府令李鸿章、左宗
棠、沈葆桢等人通盘筹划具奏。在复奏中，左宗棠、
沈葆桢都反对宋晋的主张，改为“兵船为御侮之贤”，
不能因惜费而停造，但他们没有提出解决经费问题的
办法。李鸿章在阐述继续制造船舰的必要性之后，针
对经费解决提出了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各省
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
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华商应当同垄断
中国航运业的洋商进行竞争，以成立公司，自建行栈，
自筹保险来保障这一竞争的顺利进行。进而，他提出
了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而
船炮机器之用，没有铁是不能成功的，没有煤也无济
于事。他警告朝廷：如不“因时为变通 ”，而“徒来
于墨守旧章，拘牵浮议”，那么什么事也办不成，“坐
让洋人专利于中土 ”，后患是不可设想的。于是他希
望清政府能尽快允准“创设招商局”。 经过李鸿章、
左宗棠和沈葆桢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
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招商局和用西
方采煤炼铁开了绿灯。至此，李鸿章正式开始兴办民
用企业求“自富”。
(一)创办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活动由军工企业转向民用企业，
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１８７２年８月，
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负责筹办轮
船招商局。 根据李鸿章的嘱咐， 朱其昂很快拟定了
《招商章程》２０条，主张官商合办。但李鸿章认为
现在没有官府的轮船在内，不必官商合办，应当实行
官督商办。１８７２年１０月在上海开始筹备，于１
２月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局先后任用买办出身、熟悉
业务、懂得竞争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此外，
李鸿章还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
招商局的开办，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
侵略势力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它自创办之日起，得
到了李鸿章的多方关注，该局成立之初，只有轮船３
只，到１８８７年达３３只。此后始终徘徊在这个水
平上，至１８９３年拥有轮船２６只。这个时期，它
主要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水脚收入每年平均为２百
万两左右，除去轮船费用、折旧提成等开支外，每年
净利达３０万两左右。轮船招商局开业后三年，从外
国轮船公司手中挤掉１３００万两的利润，迫使美国
旗昌洋行退出竞争。轮船招商局为争回中国的航运权、
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国防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轮
船招商局也存在不足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在轮船
招商局存在的２０多年间，从整体上说它属于资本主
义性质的企业，但其经营管理技术却存在严重的缺陷，
从而使企业失去生命力，得不到应有发展，导致最终
失败。本来，轮船招商局在１８８７年收购美国旗昌
公司产业之后，拥有轮船３３只，总载运量达到约２、
４万吨，成为该局发展规模的顶点。但这期间，它很
少进行资本积累，它的总办和会办等人只顾眼前的直
接利益，而忽略了企业的长远前途。这使得轮船招商
局无法凭借雄厚的资金扩大再生产，没有能力长时间
与外国航运公司相抗衡，更没有能力在远洋航线上和
外国资本竞争。所以，经营管理不善和对资本积累的
忽视，是导致轮船招商局远洋航运完全失败的原因所
在。此外，封建顽固势力的钳制和掣肘，也是轮船招
商局失败原因所在。
(二)创办开平矿务局及漠河金矿
洋务运动开始后，各地兴办的军事工业和后来兴
起的民用企业，对煤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土法生产
的煤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也较差，所以，只得
向外商购买才能维持正常生产。根据当时一些材料统
计，中国各通商口岸每年共进口煤炭数１０万吨，以
供应本国的军事工业及其他少数民用企业的需要。于
是，在大宗煤铁从外国购运而来的同时，大笔银钱源
源不断地流向了外国人的腰包。因此，不论是从抵制
外商侵略还是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考虑，采
用近代化手段来开采中国的煤铁矿藏都是一个刻不容
缓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李鸿章在实践中感到：“天地之间，大自然赋予
的宝藏，才是老百姓日用的来源 。”他认为每年都要
拿出大笔银钱来向外国购买煤铁，这是一个很大漏洞！
从而他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来倡导、主持中国近代矿
产业的开采。开平矿务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李鸿章
奏设的。 目的在于：“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
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 一旦有事， 庶不致为敌人
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 。” 在他看来：“中国富
强的基础，就发端于这里 。”他于１８７６年派唐廷
枢前往开平勘察煤铁矿产资源。第二年批准唐氏提出
的开采开平煤铁的计划，并委派他负责该项工作。为
了得到地方官吏的配合，还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天
津海天道黎兆棠会同督办。 １８７８年正式成立开平
矿务局，官督商办。 １８７９年，煤矿开始凿井，１
８８１年，正式出煤，年产量３万多吨，到１８９４
年，年产量已发展到７０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中型矿
井。该局起初煤铁并采，兼炼钢铁，后因经费和技术
问题，遂停炼铁，专采煤矿。开平矿务局是洋务派创
办的采矿业中最卓有成绩的大矿。该矿用机器采煤，
逐渐配备了铁路、运河、专用码头及堆栈，在中国近
代，影响较大。
开平矿务局开办的直接目的就李鸿章等人的初衷
来说， 一是为了解决国内轮船、 机器的燃料问题；
二是同洋人“争利”。从实际情况看， 第一个目的完
全达到，第二个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１９世
纪８０年代以前，各通商口岸所需煤炭差不多全为洋
煤所垄断，整个天津市场又是日本煤炭的畅销场所。
所以，当开平煤炭投入华北市场之后，就立即引起了
日本侵略势力的重视，并迅速采取对策，企图挤垮开
平矿务局在华北的市场。开平煤矿以低于日本煤矿的
价格处于有利地位。此后，洋煤进口量逐渐下降。到
８０年代末期，天津就不再进口洋煤了。此外，开平
的煤矿还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由此可见，
开平矿务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国煤矿的涌入。
由于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和开平矿务局的成功，李
鸿章还以极大的热情倡办金属矿。关于兴办金属矿的
直接动机就是“求富 ”，解决已办各厂的原料和资金；
对外“自强 ”，夺取洋人之利。１８８１年，李鸿章
在请求开办平泉州铜矿的奏折中就指出 ：“天津机器
制造局制造子弹、药帽等，所需要的铜料，都要从外
洋购买，运输很不方便，价格昂贵。而且，不能长久
依赖于洋人。中国应当设法开办自己的矿产，以节省
费用，并使用方便 。”李鸿章从“求富”和“自强”
这一根本信念出发，从１８８１年５月开始至１８９
１年止，先后开办了热河平泉铜矿、山东平度金矿、
黑龙江漠河金矿等等。其中较为成功的是漠河金矿。
漠河金矿，是李鸿章等奉旨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
漠河地处我国东北的极边，北隔黑龙江，同沙俄毗邻。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实有不少俄国人成群结队，非法越
境来到漠河一带采挖金矿，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
权。１８８５年，黑龙江将军派兵驱赶非法入境的俄
国人，并上奏请清廷拟由中国人自行开采。１８８６
年，清政府从“杜患防边”出发，决定开采漠河金矿，
命令李鸿章与恭镗选“熟悉矿务干员 ”，前往矿区勘
察。李鸿章等遵旨委派道员李金镛负责此事。李金镛
奉命后赴黑龙江，深入矿区作实地调查，在１８８７
年１月向李鸿章呈交了开办漠河金矿的１６条章程。
李鸿章根据这个章程所涉及的内容，与恭镗进行了反
复磋商。１８８７年１月，李鸿章正式奏准开办漠河
金矿，任命李金镛为总办。 １８８９年，漠河金矿正
式开办，招收工人５００多名，开办当年，产金１、
８万余两，以后日益增多。
从以上所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在中国
近代矿业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他开办的众
多矿业，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但都促使人们扩大了政
治视野，从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出发，认识到只有
以开矿为契机建立起庞大的重工业体系，中国才有希
望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其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
务派在兴办矿业过程中，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了西方
国家新机器、新知识、新技术，造就了一批近代化矿
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而且开始改变了人们头脑中
那种手工采挖的落后经营方法和满足自给自足的思维
方式。第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所办的新式矿
业，不但保护了中国工矿权益，而且因在国际市场上
获取利益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总之，李鸿章在兴办中国近代矿业问题上，主张
向西方学习，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中是不多见的。他为
近代中国矿业的兴办所进行的反复宣传，所付出的巨
大心血，所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２０世
纪中国矿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李鸿章的功绩是
磨灭不掉的。
(三)创办电报、电话等通讯服务事业
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创办近
代化的电话、电报等通讯服务事业，亦是洋务运动中
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最初提倡者是沈葆桢、丁日昌等
人，而首先实办的，却是李鸿章。
李鸿章曾经以为电线“有害于中国 ”，但在１８
７９年，却改变了态度，认为电讯事业，不仅对“富
国”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强兵”的必要手段。他曾
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 他曾未经清政府
允准，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长
约４０英里的军用电线，从而为８０年代较大规模地
举办电信事业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
１８８０年９月，李鸿章以电报有利于防务、便
利通讯为由，奏报天津至上海架设电线，以使南北声
息灵通。由于李鸿章把架设津沪电线的道理说得具体
明确，也由于电报在防务和洋务交涉中的重要性日益
显示出来，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一请求，即命“妥速
筹办”。 于是李鸿章于１８８０年设立了天津电报总
局，任命盛宣怀为总办，并设立了７个分局。经过几
年努力，初步形成了能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 １８８
１年李鸿章接受盛宣怀的建议，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
法，募集商股，决定自建津沪陆线。同年，津沪陆线
建成，使南北洋讯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
此外，李鸿章以加强防务为由，又先后奏设了许多军
用线。如天津至旅顺口线、营口至盛京线、奉天到吉
林线、福州到台湾线、新疆南北两线等。总之，从１
９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１８９５年止，经过１０多年的
修建与扩充，中国的电报(电讯)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
初步形成了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电讯网。
电报局不但承接本国业务，而且还兼办洋人通讯的电
视网，范围不断扩大。
由李鸿章倡导、主持的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和近代
中国最高的电报、电信事业，是在有利于军事通讯，
从洋人手中争夺利益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
的，具有爱国民族意识。 在此过程中， 李鸿章利用
“官”的力量，支持了“商”的发展，采取各种方式
维护商人利益，使中国电报事业在官方的支持下发展
起来。相反的，如果没有官方在经费上的支持，中国
电报事业是难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李鸿章所做的有
益于民族的事，我们应该肯定。然而，由于历史的局
限，李鸿章在倡导、主持中国最早的电报事业过程中，
把电报同他本人和本阶级政治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如在有关电报局的内部人事安排上，大都是用人惟亲，
以致于一些庸人充斥其间，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
管理先进性，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这都明显地
体现出李鸿章身上有相当浓厚的封建官僚气息，但我
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李鸿章在中国电报事业发展史上所
做出的贡献。
(四)创办铁路
在中国最早主张兴修铁路的人并非李鸿章，而是
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
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便于在华推销商品，掠夺
原材料，扩张侵略势力到中国内地，他们开展计划在
中国修筑铁路。可见西方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并非
要帮助中国富强，只不过是为了扩大它们的在华侵略
罢了。早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李鸿章就坚持应以中
国人来修筑铁路， 不能让外国攫夺路权。 据肯德在
《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中记载，李鸿章曾向英法等
国领事团表示：“ 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
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
许多外国人；而且一旦因筑路而剥夺中国人民的土地
的时候，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 。”他认为有反对外国
人追求铁路让与权的企图的责任，因为这种让与权将
使他们在中国取得过分的势力。可见，很早李鸿章就
有自办铁路的想法了。但因考虑到财力和物力有限，
一时铁路不能由中国人来制造。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
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深化，李鸿章这个由中国人自
办铁路的念头进一步深化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李鸿章倡导铁路也经历了坎坷道路。由于遭到极
端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进展十分缓慢。从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起，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
际上，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加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边疆
危急局势到了空前的程度。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解决
洋务军事工业原材料的供应问题，李鸿章决定倡导建
造中国铁路。
１８７４年，李鸿章乘赴京叩谒同治皇帝梓官之
机晋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欣，“极陈铁路利益，
请先造清江至北京铁路，以便南北转载运输”。 但奕
欣却以“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及“两宫太后
也不能决定此等大计”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想法。
李鸿章感慨万千，发誓“从此就绝口不谈修铁路”这
件事了。然而，他感到中国交通阻滞，调兵运饷，缓
不济急，同时他考虑到军事工业尤其是煤矿之类民用
企业，产品产量激增，急需解决运输问题，并且此时
的他逐渐意识到“求富”与“求强”的内在联系，意
识到经济力量是国防力量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
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尽管他提出
修建铁路的主张一再碰壁，他仍在等待时机兴建铁路。
１８７６年，丁日昌受命为福建巡抚后，秉承李
鸿章的旨意，上疏建议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
李鸿章和沈葆桢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张。 １８７７年，
清政府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议，要他“审势地势，妥速
筹策”。这是清政府首次批准在台湾修建铁路的命令。
李鸿章非常高兴，写信支持和鼓励了丁日昌。但这次
修筑台湾铁路的计划，虽经清政府批准，终因费绌而
中止。此后，李鸿章又多次主张在东南和西北两个地
区修铁路，以解决海防和边防问题。由于阻力过大，
一直未能实现。 １８８０年，淮军大将刘铭传上折，
请求修建铁路。李鸿章见自己授意之事业已提出，立
即写了一篇４０００字的奏折，支持刘铭传的建议。
他指出，西方之所以强大，铁路的四通八达是一个重
要原因。中国欲富，也应抓紧修建铁路。他们的建议，
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顽固派提出几十条理由反对
修铁路，他们甚至搬出先辈祖宗及山川之神来威吓。
同时，洋务派内部意见未能统一，刘铭传被迫收回修
铁路的建议。但李鸿章为开平矿务局的运煤方便，不
顾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于１８８１年修建了唐山至胥
各庄的铁路。 １８８６年又向西延长至芦台，长８５
公里。１８８７年，再从两端分别延至古冶和天津，
这是中国修建成的第一条铁路。 １８９０年，因东北
局势日紧，改建关东铁路。至１８９３年修通了天津
至山海关路段，后又向关外延伸了６４公里。尽管为
数甚少，但多少也增强了沿海军用运输的能力。在１
８９４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林西至山海关全长１０
０多公里正式通车。李鸿章在校阅北洋海军之后，从
山海关乘坐火车回天津，他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说：
自山海关至天津“６００余里，半天就可以通达，极
为便速。沿途阅视所作桥轨工程，均极坚稳，每里工
价，较之西方国家更为节省”。 后来，由于清政府随
意挪用经费筹办慈禧太后６０寿辰庆典，所以关东铁
路无法进一步延伸下去，加之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
全路接续工程被迫停止。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铁路建设是在李
鸿章的倡导和努力之下揭开序幕的。换言之，近代中
国第一条铁路和第一个铁路的公司与李鸿章的关系密
不可分。 在１００多年前的中国社会， 封建势力空
前强大，反对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之下
倡导和主持修建铁路，体现了李鸿章的远见卓识和追
求新事物的百倍勇气。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持者
之一，敢于承认中国不如西方的地方，勇于学习西方
长技。为了中国早日自立、自富、自强，他认识到兴
造铁路有利于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即使
是遭受到种种人身攻击，处于极为不利的困境之中，
他也没有灰心和退却，而是利用他的地位、名声和诸
多关系，顶住逆流，充分捕捉住各种有利时机，将近
代中国铁路建设逐步推向前进。尤其是在１８８１年
至１８９４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１０多年时间里，
李鸿章主要依靠中国自身力量，总计在北方修建了３
００多公里长的铁路线。尽管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
他曾雇佣少数洋人工程师，可是这些人仅从事技术工
作，无权过问招工购料、人事安排等属于中国主权方
面的事务； 尽管为修路举借过洋债， 但数额不大，
期限不长，利息也不太高，并无折扣和趁此损害中国
主权的附加条件。总之，铁路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管
理权属于中国，外国人无权插手，这些都反映了李鸿
章的爱国民族意识。此外，尽管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的
步伐非常缓慢，经济效益一时未能在较大程度上发挥
出来，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建造铁路的成效本身。更
为深远的影响在于：铁路的兴办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
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促进了煤矿业和其他工业的
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培养和造就了第一代铁路工人
和技术人员。李鸿章所做的这些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我们必须加以肯定。
(五)创办棉纺企业— — 上海机器织布局
中国近代棉纺企业，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
等新式企业一样，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棉纺织
业的欺凌刺激下产生的。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前夕，机器纺织品在中英双
方贸易中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到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
开始，棉纺织品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华输出的商品
中日益占居重要地位。由于外国棉纺织品侵入内地，
中国棉纺织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数众多的手工
业者陷入破产或半破产境地。此外，西方列强还勾结
买办势力，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非法在中
国设工厂，以获更大利润。针对这种危及中国轻纺织
业生产的严酷现实，李鸿章越来越认识到与西方列强
进行“商战”的必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李积极着手
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１８７９年初，中国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 —
上海机器织布局，购买了虹口一家银行的货栈作为基
地，着手兴办。李鸿章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唐汝霖、
卓培芳、长康为帮办。在筹办过程中，因会办郑观应
挪用股本进行投机暴露，曾一度停顿。 １８７９年秋
天，李鸿章又委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就近兼理”上
海机器织布局事务，委派吴仲春，龚寿图两个道员会
同办理。但由于这些人缺乏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在
主持局务的一年时间里，招股集资的工作毫无进展。
到１８９０年１０月李鸿章改派轮船招商局会办之一
的马建忠接办局务，允许他挪用仁济和保险公司公积
金３０万两作为周转基金。 马建忠接任后， 垫付旧
款，添买新机，修造厂房，终于使上海机器织布局在
经过１０余年的筹备之后开机生产。所用机器包括由
英、美购置的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纺绽３、
５万枚，布机５３０台，雇佣工人约４０００名。投
产后，营业兴盛，利润丰厚。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由
于经营管理混乱，工厂失火，全厂被毁，在艰难中发
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纺织厂毁于一炬。
上海机器织布局虽被大火焚毁，但它的丰厚利润
及与洋人争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吸引和促使着李鸿
章重整旗鼓、继续开办的决心。经过一年时间的紧张
筹备工作，１８９４年９月，华盛机器纺织总厂成立
并部分投入生产，有纱绽６1 ５万枚，布机７５０架，
工人４０００余人，规模比上海机器织布局更大。但
由于商人不敢贸然入股，李鸿章只得动用官款加以扶
持。从而原来上海机器织布局那种官督商办的性质发
生了变化，逐渐转变成从官办为绝对优势的企业。 １
９０１年李鸿章去世之后，主持人盛宣怀借口华盛机
器纺织厂亏本太多，要实行招商顶替，改名为“集成
纺织总厂 ”，不久又改名为“又新纺织总厂”。 所谓
招商顶替，实际上是盛宣怀个人资本居多，至此华盛
机器纺织总厂由官办又转化为买办资本性质的企业。
李鸿昌倡办、支持开办的中国近代棉纺织业，不
仅为２０世纪初中国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
础，而且也表明李鸿章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能
够在当时那种守旧气氛相当浓厚的环境和条件下，比
较自觉地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促使人们
进一步摆脱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观念提供了一定的思
想基础。由此李鸿章在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上的功绩
是不可否认的。
以上五个方面是李鸿章兴办民用企业及其他工业
的主要内容。 李鸿章从办军事工业， 转向创办“寓
强于富”的民用工业，说明他已认识到军事应以经济
为基础，在军事思想上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创
办的这批民用工业，多数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
式，形成我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尽管这批企业，
未能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真正富强起来，而且不同
程度上与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无法切断的联系，
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此外由于它的垄断性，对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但是，在“以土产
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之权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
积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 采用机
器生产)，又不能不刺激和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３、兴学育才
我们知道，李鸿章是一个从科举考试中严格训练
出来的封建士大夫，维护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传统文
化的中心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
生信条在他的心目中埋下了较深的根基；然而随着时
势的推移，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逐渐了解和接触，对
比中国落后受辱的严酷现实，李鸿章对八股取士制从
怀疑发展到厌恶。而在当时，随着对近代军事工业和
民用工业的举办，李鸿章认识到要把洋务运动推进到
“富强相因”的阶段，就必须培养懂得西方先进技术
的人才。但原有的科举制度已经适应不了这种需要，
因而李鸿章认为必须积极地倡导改革科举，兴学育才。
早在１８６３年李鸿章就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
言文字学馆。 他在奏折中说：“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
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 转相传习， 一切轮船火
器等巧技，当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俾助。”
这一思想得到清政府赞许，于是李鸿章挑选上海近郡
１４岁以下儿童，聘西人教习外国语言文字。 １８
６９年该馆移入江南制造局，改名为广方言馆。至光
绪初年，广方言馆除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外，还在中
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学者的合作下，翻译了西文书籍
近百种，其中自然科学占４７种，工艺军事类占４５
种，还有许多著作，如《实用化学入门》、《运规约指》
等等。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于１８６４年即建议
改革考试制度，提出了“专设一科取士”的思想。 １
８７４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又将这种思想进一
步充实与具体化。他明确指出，西方列强“以兵力威
胁我们，几乎无一年间断 ”，而中国却缺乏懂得兵略、
“精通洋法”的专门人才，原因就在于朝廷沿袭了以
辞章取士而堵塞了士大夫趋向西学的途径。所以他恳
请清政府“大力启开风气，破除拘谨而又缺乏活力的
旧习气，求取制胜西方列强的实际技能”。 要达到这
一目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科举制度进行变革。据
此，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科举考试
中，“另开洋务进取格”， 来培养造就通晓西学的人
才；二是凡有海防的省份，都应仿效西方设立“洋学
局 ”，“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
枪炮、化学、电气学数门 ”，以来培养掌握西方近代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能人 ”，所学“如有成
效 ”，使其“与正途出身没有差别”。但是， 他的这
两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不仅没有立即被清政府采纳，
而且毫无例外地遭到了以廷官王家璧和于凌辰等人为
首的极端守旧势力的一片斥责。他们认为李鸿章提出
“学习洋人，极为可耻”。 为此李鸿章勇敢地与他们
进行了辩论，这场争论最后由总理衙门奕欣出面调解
而平息，但李鸿章的建议未获批准。不得已，他只好
在自己办的制造局中，附设一些技术学校或短期训练
班，以培养技术人才，如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校。
从７０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
和对洋务人才需求的增多，李鸿章对科举改革问题的
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这表现在：第一，李鸿章从指
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 １８７４年，李鸿章
仅仅指斥小楷试帖，要求扩充洋学，而尚未抨击科举
制度本身。 １８７８年２月，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
“时文”、“小楷”赖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八股
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朝廷倡导、 士子迷恋“ 科
目、时文、小楷”的危害。第二，李鸿章开始把“变
科目”与“易官制”联系起来。 ６０、７０年代，李
鸿章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
修政事，并采用西法，举办洋务。到了８０年代末期，
李鸿章便把“易官制”提到“变法度”的首位。并基
于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需要而力图推进科举改革。
当时，八股取士制度仍然支撑着腐朽的官僚体制，那
些跻身显贵、醉心利禄的人，大都出身于科甲正途。
从而，改革八股取士制度，创造“学贯中西”的人才，
借以改变官僚队伍的基本成份，也就成为改革腐朽的
官僚体制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内容。李鸿章利用自己的
学识、声望、地位和权力，尽可能地把扩充洋学作为
整个洋务事业的一件大事来实行。
１８８０年、１８８５年，李鸿章基于培养新式
军官、建设北洋海陆军的需要，奏准效法西方，建立
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中学、
西学、文事、武事；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天文、地舆、
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折法，并操习马队、步
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以充根底。
这两个学堂为北洋海陆军培养了一批“文理通畅，博
涉西学”的将佐。此外，李鸿章还效法西方相继设立
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
津西医学堂等等。当时李鸿章建立的各类学堂，同其
他省份创办的学堂比较，不仅在数量和类别方面占有
优势，而且其中许多还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
李鸿章为了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
为了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除了在国内推进科举改革、
兴建新式学堂外，还力排众议，倡导派人出国留学。
设立“洋学局”培养了不少洋务人才，尤其是广
方言馆之类专门化外语学校的创办，洋务特别是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