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西方列强出面调停，想尽快结束战争。此外，由
于李鸿章视北洋舰队为私人资本，对于这次海战损船
较多，他大为愤怒，再次强调“保船”方针，使得丁
汝昌不敢再战，致使日本海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
权，对以后战争进程及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产生了重
大影响。
黄海海战后，日军战时大本营为了首先实施侵入
辽东半岛的作战计划，令第一军尽快打过鸭绿江，入
侵辽宁，威胁沈阳，以牵制正面清军，并掩护由第一
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组成的第二军于辽东半岛进行登
陆作战； 而清军方面， 为了阻止日军向中国本土进
攻，已由海守陆攻转变为全面防御。针对当时敌我态
势，李鸿章提出了所谓的“单纯防御作战”方针。而
光绪皇帝，虽抱负很大，但他既动员不了全国力量，
又受到慈禧的牵制，难有所作为，因此，清政府采取
了李鸿章提出的单纯防御作战方针。但即使采取这一
方针，由于未弄清楚日军主攻方向，对敌人重点进攻
的辽东半岛非未加强防御力量，反而不断把守军调赴
他处，这就给日军在这里登陆提供了有利条件。 １８
９４年１０月２４日，日军第一军首先在鸭绿江发起
进攻。同一天，第二军在日本海军护航下，没有受到
北洋舰队的任何阻拦，也开始顺利地在花园口登陆。
１０月底，当登陆日军缓慢向前推进之际，丁汝昌率
舰队由威海抵达旅顺，但未敢前往日军登陆地点进行
任何必要的袭击。 １１月７日，登陆日军因驻守大连
清军溃逃而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大连湾。同一天，
丁汝昌也率舰队返回威海。后由于受到李鸿章训斥，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率舰队开赴旅顺，稍事游弋，于
１３日晚即离开旅顺折回威海。２２日，旅顺即被日
军攻占。此后不到一个月，日军即攻占了辽东半岛大
部分要地，为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夺取了前进阵地。
(３)威海卫失守与北洋海军覆没
日军在攻占旅大之后，准备进行威海卫战役，但
由于威海卫军港正面设防十分坚固，不易攻取，于是
决定选择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一带登陆，从侧后夺
取威海卫。而清军方面，因辽东半岛溃败，清廷责怪
李鸿章救援不力，下诏将其革职留任，命他亲赴大沽、
北塘等处巡视、布置。同时，把兵力多调到辽沈，而
忽视山东半岛。结果，京都多达２００余营，近１０
万人，而敌人进攻重点山东半岛仅４０多个营，不到
２万人。特别是荣成方向，兵力最弱，仅４营１４０
０多人。鉴于威海卫后路兵力单弱，守将戴宗骞曾经
向李鸿章建议采取“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
存，勿坐以待困”的战守之策，但李鸿章仍坚持采取
单纯防御方针，使得陆岸守军只好坐等敌人来攻，海
军舰只则被降为要塞的活动炮台或辅助炮台，完全失
去了舰队所具有的机动性能，为日军全歼北洋舰队提
供了条件。
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０日，日军２万多人在成山角
登陆，防守荣成的４营清军一触即溃。 １月３０日，
登陆日军从威海卫侧后会同威海卫口外的日本海军攻
打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畏敌败逃，士兵各自为战，
最后仅剩七八百人突出重围，南帮炮台被日军占领。
同时北帮炮台守军一哄而散。丁汝昌急命舰队将北帮
炮台轰毁，以免资敌。
２月１日，日军进占北帮炮台，威海卫守将戴宗
骞退至刘公岛自杀，威海陆上据点尽失。日军陆军既
占据了南帮炮台，便用炮台大炮对停泊在港内的北洋
舰队终日轰击，日本海军则在口外实行封锁，北洋舰
队和刘公岛已经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２月５日，６
日，日本海军鱼雷艇趁夜里偷入东口，定远、来远、
宝筏等舰相继被攻毁。７日，北洋１２艘鱼雷艇遭日
舰追击，全部被俘。这时的刘公岛电讯已逝。在北洋
舰队服务的洋员马格禄、浩威之流，趁机唆使清军部
分民族败类公开要求投降。 ９日，靖远舰又被日军击
沉，刘步蟾自杀。 １０日，丁汝昌下令沉船，由于洋
员的反对，无人执行他的命令。 １１日，丁汝昌得知
陆军已无法援助，召集众将领开会，研究突围，但各
将领反抗命令，自行散去，并逼迫丁汝昌投降，丁汝
昌服毒自杀。１２日，洋员浩威假托丁汝昌的名义起
草降书，送交日军统帅部请求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
１０艘舰船和刘公岛各炮台军资器械，全部为日军所
掳。至此，李鸿章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了。此时李鸿章也结束了权倾朝野的日子，不仅朝廷
对他不再宠信，在文武百官以至百姓中，他也威信一
落千丈。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是李鸿章
大搞洋务的终点。
北洋海军自１８７５年开始筹建，１８８８年正
式成军，它不幸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为日本海军完全
摧毁，李鸿章的努力付之东流，同时也使中国丧失了
制海权。北洋舰队的毁灭，可以部分归咎于清政府、
李鸿章所采取的消极防御战略，但北洋海军的本身存
在的若干缺点也不容忽视。首先制度上含混不清。北
洋海军名义上隶属于北京海军衙门，但实际上却归李
鸿章节制。李鸿章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
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８０年代末、９０
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
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更多注意；其次，指挥系统
不清。由于李鸿章未能经常顾及，北洋海军由丁汝昌
负责。丁汝昌未受过海军正规训练。因此他常为部下
所轻，他们大多数人是由中国水师学堂毕业。另外北
洋舰队中的外籍军官有的傲慢自负，要求过分。这些
外国军官和中国军官之间关系紧张，时有冲突发生，
它导致北洋海军进一步衰败和腐化。第三，经费不足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初海防经费预算每年２００万
两，但从未如数收齐。北洋海军改隶于海军衙门以后，
舰队每年预算减至不及１３０万两。最糟的是１８９
１年４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
这些建议得到朝廷准许。这使舰队及其装备的更折成
为不可能。以上北洋海军自身所存在的弱点以及甲午
中日战争中李鸿章一贯主张“防御”的方针导致了北
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军全部歼灭。
６、“洋务运动”评析
李鸿章作为近代洋务派首领之一，他所倡导的洋
务运动历经３０多年，以北洋舰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
全军覆灭而宣告结束。对李鸿章所倡导的“洋务运动”
应如何看待呢？有人以洋务运动有借西方先进枪炮、
船舰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和洋务运动最终成效不大乃
至失败而否定它；也有人因李鸿章负责签订了许许多
多的不平等条约、误国丧权而抹杀他所倡导的“洋务
运动”的进步的、积极的一面。这些评价李鸿章倡导
的“洋务运动”的观点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看待事物应坚持两点论的观
点，既不包庇其缺点，也不应抹杀其优点。因此对于
李鸿章所倡导的“洋务运动”我们应持全面的、两点
论的观点。
首先，开展“洋务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１８４０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东方古老刀矛与西方
近代炮舰的拼杀，是落后农业帝国与新兴工业王国的
较量。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和城下求和的耻辱，极大
地震撼了中国人的心灵，促使一部分爱国志士仁人开
始突破愚昧无知的心理氛围，从反省的角度，用新的
眼光看世界，从中西文化差距的对比中，去寻求救国
救民的自强御侮之策。林则徐、魏源率先提出了“师
夷长技以制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但这一进
步观点很快就被扼杀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体系中。
李鸿章这个封建儒家文化体系下造就出来的士大夫，
背负着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站在时代前
列，勇敢地接受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主动地借助西法以自强求富，明智地做出了选择资本
主义近代化这条关系到近代中国生死存亡的道路，搞
起了洋务运动。所以：尽管镇压中国农民起义是李鸿
章倡导“洋务运动”的一个客观原因，但它也是由当
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等客观历史环境和
条件所决定的。
其次，我们从洋务运动的实践效果来看。第一：
洋务运动创立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缩短了中国与西
方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对抵御外国侵略起了一定
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国防近代化奠定了始基；第
二：洋务运动创立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刺激了
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促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
到一个新的水平；第三：洋务运动建立了中国的轮船
公司、铁路和电报事业，开创了中国水陆交通、电讯
事业的近代化；第四：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设立翻
译馆和各种专门化学校，系统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培
养和造就了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第五：洋务运
动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为中国海防事业做出
了贡献。以上客观事实说明历时３０多年的洋务运动
已使中国资本主义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从而为后来的
戊戌变法创造了物质条件。如果没有李鸿章等人开展
的洋务运动，很有可能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推迟几十
年。当然，不否认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主要目的是镇
压农民起义，以维护清王朝统治，而且存在许多明显
的缺陷而导致其最终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
化性质，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后人提供了可以借鉴
的历史启迪：人类文明是全球性的，中西文明的交流
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是艰难曲折、充满斗争的。开放
是强盛的门户，闭关是弱者失去自信的表现。只有开
放才有出路，只有文化上主动进行正常的、平等的交
流才有出路。
第三：李鸿章所倡导主持的洋务运动最终以中日
甲午战败为标志而宣告其失败的结局，其失败原因除
了它们的主持者李鸿章自身的主观因素外，也不能排
斥当时中国社会环境及条件的负面影响。李鸿章出身
于封建科举，受儒学的影响很深，封建传统思想的影
响在他身上极为浓厚。他倡导主持的洋务运动，只限
于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却不敢触及社会政治
制度，他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维护和巩固
封建统治。传统文化在他头脑中打下的深深烙印，使
他一生的思想言行都不能摆脱对传统权威的依附和留
恋， 不可能彻底摆脱封建传统的阴影。 这在很大程
度上制约和束缚着李鸿章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度和广
度。 此外， 李鸿章受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的束缚，
使他对晚清封建体制忠心耿耿，这对他所主持的洋务
运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如慈禧太后营造颐和园，挪
用海军经费，以致北洋海军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就
无力购买新设备，削弱了战斗力，海军官兵极为不满，
但李鸿章却不敢正面抗争。李鸿章对中国封建传统文
化的深深依恋以及对封建君王和封建制度的愚忠愚孝，
影响了洋务运动，成为洋务运动失败的一方面原因。
此外，李鸿章是晚清时期，尤其是１９世纪 ６０至９
０年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化身，他的事业的失败，
除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所制约的结果，中日甲午
战争中，他一开始就一意求和，妥协软弱，正是他所
属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统治阶级的时代属
性使然。在主持洋务运动中，他不能不看清廷的眼色
行事。所以洋务运动的失败结局从总体上说亦是封闭、
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
义列强争夺东方殖民地的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总之，对于李鸿章所倡导主持的３０多年的洋务
运动，我们不能仅从它的表面、某一方面去简单地加
以评价，而应全面地、更深层次地加以认识，应注重
从洋务运动本身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及结果去对它加以
评述。
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 — 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
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世界资本主义“开
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
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当时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激烈争夺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地区
进行角逐的，除了原有的英、俄、美、法四国之外，
又有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崭露头角：一个是通过
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
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日本；一个是７０年代
初击败法国，完成日耳曼各邦统一，拥有较强的军事
和经济实力的德国。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军事的、
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加紧侵略中国。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外交权力重心趋向双元化，
逐渐形成了北京总理衙门和天津北洋大臣并存的局面。
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成了清政府的
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参与外交的决策和执
行。在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中，早期他推行所谓“和戎”
外交，即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
后期他主要主张“和议 ”，“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
１、早期“和戎”外交
(一)议结天津教案
李鸿章外交活动的正式开始是其就任直隶总督后，
议结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在解决“天津教案”中，
李鸿章与曾国藩一起，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活动，
维护了外国侵略者的利益，这是李鸿章搞外交活动的
正式开始。
１８７０年６月天津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因传染
病有数十名幼童死亡，同时，天津不断发生幼童被迷
拐事件，而拐犯的供词大都牵涉到望海楼教堂。天津
绅民无比义愤，聚集到望海楼教堂门前表示抗议。法
国领事丰大业竟持枪逼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镇压群众，
并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随从高升。群众忍无可忍，
当场殴毙丰大业及其随从西蒙，并救出育婴堂的幼童。
放火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仁慈堂、英国布道堂等多
处，打死洋人、 洋教士２０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天津教案”。事后， 法国联合美、 英、俄、 德、
比、西等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麋集天津和
烟台进行武力恫吓，胁迫清政府镇压绅民的反洋教斗
争。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对其起因、对策等问题
发表过不少议论。李鸿章在其早期的外交活动中，推
行“和戎”外交，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
应变方略。“ 理”指“是非曲直 ”，“势”指“力量
强弱”。他明知洋人论势不论理， 但在与洋人较量中
却偏偏把“论理”放在首位。他在对待天津教案问题
上，也是从剖析其“是非曲直”入手的。李鸿章摒弃
了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愚昧偏见和盲目仇外情
绪， 他称赞曾国藩提出的“弹压士民， 以慰各国之
意”的“和议”做法，力主“不开衅端 ”，和平了结。
他认为要坚持和议， 就不能不以“ 拿犯”、“赔银”
为归宿。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和主张，天津教案在李鸿
章接办不久，就基本上按照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正式
议结，其主要内容是：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
江效力；判处所谓“凶犯”２０名死刑，２５名充军
流放；赔偿及抚恤银４９７千余两；派学厚为特使，
前往法国“道歉 ”，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从天津教案的解决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的第一次外交
活动就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不惜卖国、损害人民
利益而巴结、讨好外国侵略者。
(二)与日本订立《中日修好条约》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１８７１年中日立约，揭开
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日本自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
以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同时制定了征
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 ”，
开始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１８７０年９月，日
本政府派政府代表，外交权大臣柳原前光一行到天津
议约。１０月２日，柳原拜访李鸿章，声称中日两国
正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 有相同命运，“实有同心协
力的必要”。 柳原抛出的中日“同心协力 ”，使李鸿
章萌发了“联日”念头。１８７１年７月，日本政府
代表、大藏卿伊达宗诚同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在天津开
始中日立约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于９月１３日
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 这个条规
和章程同此前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
约相比， 是较为合理的， 反映了清政府同日本修好
的真诚愿望和中日双方对等的地位。条规和章程没有
写入最惠国条款；规定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
认协定关税；两国商民准在对方指定的通商口岸贸易，
但不得进入内地；两国商货进入对方口岸，均照对方
海关税则定税。
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约》的目的在于打开通往
中国之路，他们并不因此而满足。不久，日本侵占了
琉球。１８７９年，日本政府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李
鸿章认为这时正与沙俄就伊犁问题进行交涉，难以两
头兼顾，竟听任日本政府攫走琉球。１８８５年，在
日本的压力下，李鸿章与日本订立《天津会议专条》，
商定将来朝鲜若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在先行互相通
知的前提下，均有权出兵。这样，就承认了日本在朝
鲜的军事特权，使日本有了出兵朝鲜的借口，并最终
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三)与中秘和中英交涉
在李鸿章主持的中秘订约谈判和由马嘉理案引起
的中英交涉中，充分体现了他依据所谓“理”和“势”
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的思想。
秘鲁是虏掠、虐待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
早在６０年代，李鸿章就开始关心海外华侨，并
惩办过拐骗华工出洋的人贩子。１８７２年当他得知
秘鲁轮船“玛耶西”号拐运、虐待华工途经日本被扣
的消息后，立即表示秘鲁为“无约之国 ”，胆敢拐骗、
虐待华工，“不胜发指”， 建议清廷派员赴日会审，
“彻底根究，以儆效尤而保民命”。 １８７３年１０
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抵津之前，李鸿章反复筹思，拟
定了谈判方针。他向总理衙门表示，要“恪承指示，
内外一意坚拒 ”，“据理斥驳”，决不“稍涉游移”。
１０月２４日李鸿章开始与葛尔西耶会谈。谈判中，
李鸿章顶住各种压力，坚决捍卫华工利益，双方争执
很长时间，终于在１８７４年６月２６日签订了保护
华工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
查办华工专条规定：中国派员前往秘鲁查办华工状况；
华工在秘鲁享受寄寓该国外国侨民一切利益；华工受
雇主虐待，可向地方官员及高等法院控告；秘鲁政府
负有保护华工和督促雇主履行同华工签订的合同的责
任，合同期满应出资遣送华工回国。通商条约规定：
中秘两国互派使节；两国居民在对方国内享有同等利
益和权利，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居住。１８７５年
８月７日，中秘条约在天津正式互换，历时约两年的
中秘订约谈判和互换，表明了李鸿章坚持原则，据理
力争，为防止西方殖民强盗掳掠、虐待华工做出了力
所能及的努力。
就在中秘换约前半年，因马嘉理案而引发了持续
一年的中英交涉。如果说在中秘订约谈判和换约中，
李鸿章是“执意抗争”的，那么在中英交涉中，李鸿
章就是“委曲求全”了。
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起，英国几次派“探险队”
从缅甸进入我国云南，进行侵略活动。１８７５年，
英国又派一支大型武装“远征队”侵入云南。英国驻
华使馆特地派翻译官马嘉理去云南带路。当远征队进
入云南省腾越厅的景颇人聚居处时，与当地人冲突，
马嘉理被景颇人杀死。这就是马嘉理案。英国据此向
清政府进行要挟，以下旗绝交相威吓。清政府得知马
嘉理被杀后，十分诧异，急忙指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
速查办，随后又陆续派湖广总督李瀚章和前总理衙门
大臣薛焕前往查办。对于马嘉理案件的处理，李鸿章
始终主张“委曲求全 ”，和平了结，避免战争。他这
种主张仍不外乎基于“理”和“势”的考虑。１８７
６年９月２３日，李鸿章与英国签订了著名的《烟台
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偿银２０万两给英国， 主要
内容是：英国得派员至云南调查，准备商订云南和缅
甸之间的边界及通商章程；英人可经甘肃、青海、四
川等地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西藏；
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
员“观审”中国各地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租界
免收洋货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中外商人都只纳
子口税一次，全免各项内地税。这些规定扩大了英国
在华的通商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并为
英国向中国云南、西藏扩张侵略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英国没有动用武力，就取得了继《南京条约》、《天津
条约》之后的又一批特权。李鸿章抱着“其曲在我”
的态度，基本上满足了英国提出的无理要求。
(四)与巴西订阅《和好通商条约》
１８８１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巴西订立了
基本平等的《和好通商条约》。
(五)主张“海防”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入侵新
疆，成立“哲德沙尔”国。俄、英先后拉拢阿古柏，
乘机入侵新疆。在此前后，美、日先后侵犯台湾，造
成东南沿海的一时紧张。面对这种边疆危机局面，清
政府内部展开“塞防”与“边防”的辩论，李鸿章认
为海防重要，他主张从新疆撤兵，集中力量保护东南
沿海。李鸿章的洋务企业和军事力量，都在东南。因
此，他的这个主张，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
左宗棠反对李鸿章的主张，他认为，海防重要，但塞
防也很重要。若失新疆，则沙俄可得寸进尺，进入内
蒙，然后长驱直入，威逼京师，因此，必须出兵新疆。
不久，左宗棠奉命率师西征，平定了阿古柏匪帮。
(六)中法签订《中法新约》
１８８３年，法国侵略越南，旨在以越南为跳板，
侵略中国。李鸿章担心事态扩大，于１８８４年 ５月，
在天津与法国代表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 承认法
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国毫无收敛。 １８
８４年６月，法军进犯越南谅山，七月法舰驶进福建
马尾军港，八月法舰又犯基隆。在这一触即发的战争
形势下，清政府中展开辩论。辩论中，李鸿章扮演了
畏敌投降的角色。他强调中国兵力虚弱，武器落后，
不可开战，纵然一时胜利，也会导致全盘失败。因此，
要保持“和好大局 ”，千万不要惹恼了强大的法国。
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主张开战，并指责李鸿章畏敌保
位，要求清政府换一个有能力的人来统筹全局。清政
府最后同意宣战，但同时让李鸿章设法与法国周旋，
并乞求英国调停。就在这时，法国突然袭击马尾军港。
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因是李
鸿章亲信而受其影响颇深，同样寄希望于和谈，毫无
战争准备，使得马尾水师倾刻间全军覆没。福建前线
军事败北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政府不得不于１８
８４年８月２６日下达对法宣战的命令。清廷下诏宣
战之后，李鸿章虽无法改变朝廷的决策，但他仍利用
自己的特殊身份，谋求与法国人和谈。１８８４年１
０月初正当中法两军进行激战之际，李鸿章却暗地与
法国领事林椿和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密谋和议。１８
８５年３月下旬，中国军队连续取得了谅山大捷和临
洮大捷，战争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里。这一大捷，使
法国茹费理内阁因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引发更大政治危
机宣告倒台。这时， 李鸿章感到非常高兴， 决定竭
力尽快促成和谈。 ４月１日， 他致电总理衙门说：
“法国茹费理总理辞职不一定是专为越南方面的事所
致，但新的执政者必定会反旧的执政者所为，况且谅
山已被收复，如在这时平心与法国议和，和款可无多
大损害，否则兵祸又会接而起了 。”当时，清政府许
多大臣与李鸿章持同样看法。于是，在内外一片和议
之声的促使下，清政府遂允可金登干于４月４日在巴
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 主要内容为：双方遵守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双方停战；法国解除对台湾
的封锁；双方派代表到天津或北京议订条约细目和撤
兵日期。按照《中法停战条件》的规定，双方必须议
定正式和约才能生效。１８８５年４月２０日，清政
府委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国新政府全权代表
巴德诺进行和谈。双方于１８８５年６月在天津正式
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也叫《 中法新约》。
其主要内容包括：１、越南境内听任法国“自行弭乱
安抚 ”，中国“不派兵前赴北折，不干预法越间已定
和将定之条约。从而，使越南成为了法国的保护国；
２、在中国边界之外指定两处通商，一处在保胜以上，
一处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在此居住，法国政府可
在这里设立领事馆。这样，法国取得了在中国西南通
商的特权； ３、法国货物进入广西、 云南边界时，
应减轻税率。这就便利了法国对华经济侵略；４、以
后中国建造广西、云南铁路，应同法国商办。这使法
国夺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 中法新约》的签
订，虽然坚持了不赔款原则，但换回的却是表面上不
损于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实质上是“法国不胜
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法国不但夺取了整个越南，
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并首次取得了在中国修
筑铁路等特权。总之，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投降外
交，使中国丧失了更多主权。
２、后期“以夷制夷”外交
(一)签订《马关条约》
１８９４年，日本政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挑起
了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 — 甲午中日战争。其目的在
于吞并朝鲜、满蒙，侵略中国，称霸亚洲以至整个世
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行动，李鸿章从一开始
就持“保全和局”的态度，同时，又寄希望于英、美
等西方列强的出面“调停”。正基于此， 他一开始就
没有做好打仗的一切准备，对前方的军事情报，他漠
然置之，对一些正确建议，也一概拒绝；甚至以严厉
态度，驳回了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几次请战。结果，陆
战一败涂地，海战他苦心经营３０多年的北洋舰队全
军覆没，最后只得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
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清政府曾派总理衙
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和署理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
求和。但日本借口此二人“全权不够 ”，拒绝谈判，
指名道姓要李鸿章到日本签约。同时，继续扩大事态，
以达到最后迫使清政府就范的目的。由于甲午中日战
争的失利，李鸿章受到朝野一致的谴责，朝廷给他革
职留任的处分，并拔去顶戴花翎，黄马褂。由于日方
的坚决要求，清政府撤销对李鸿章的一切处分，授其
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１８９５年３月１４日，李
鸿章、李经方、张孝谦、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
徐寿朋、于式枚及美籍顾问科士达等正式随员３３人，
登上德商礼裕、公义两轮，于１９日到达日本马关。
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０日，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与日
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开始会谈。一开始，
伊藤博文就表明了日方的蛮横态度：对日本提出的各
种苛刻条件， 只准李鸿章回答“允许”或“不行”。
李鸿章主张中日两国“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
不要轻动衅端，为西方列强提供可乘之机。此时的李
鸿章的思想是正确的，维护世界利益的。３月２１日，
中日双方进行了第二次会谈，日本提出了停战条件，
即中国交出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铁路、军需，限
３天内答复。对于日方提出的条件，李鸿章没有立即
回答，而是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协商，最后他致密
电清政府，请求指示。３月２４日下午，李鸿章与伊
藤博文等日方代表进行了第三次会谈，伊藤态度强横，
无理要求李鸿章无条件同意两人之间所订的和约不须
批准，就可以立即生效。 李鸿章回答说：“这件事关
系重大，我出京时奉有谕训，所以多次对贵大臣说必
须考虑到我们力所能及，如果能行的就应允，难以实
行的就必须慢慢商量 。”可见，对于日方的步步紧迫，
李鸿章都唯唯诺诺，没有作明确答复，这在当时情势
下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做法并没有避免《马关条约》
的签订。经过几次会谈后李鸿章以为日本有进攻京都
之意，于是他认为要保住京师，维持大清统治，就只
得忍辱负重，出卖民族利益。他也曾经试图争取英、
俄、法等国出面干涉，压服日本，但失败了。因此，
在外援无着，又无劲旅保京都的情况下，他改为除了
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别无他途了。于是李鸿章于１８
９５年４月１７日与伊藤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双方还议定５月８日在烟台交换批准书。这个条约共
计１ １款。其主要内容是：１、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
主；２、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
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３、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
白银２亿两，分８次交清；４、中国开放沙市、重庆、
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船只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
口岸；５、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
工业品，并可以免征一切杂税。
《马关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它的签订
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条约规定
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赎还”辽东半岛的
款项，总共２、３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
的３倍。清政府在财源枯竭的情况下，除了进一步搜
刮人民外，只得向列强大肆举借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
贷款，为列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提供了
条件。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设厂，西方列强援
引“利益均占”特权，同样享有这项权利。甲午中日
战争后，列强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
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致使中国
刚刚起步的民族工商业遭受巨大的打击。新的通商口
岸的开放和内河行船特权的掠取，使得列强各国可以
深入长江流域广阔地区，直接掠夺中国内地丰富的资
源和倾销商品，从而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
度。条约规定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等地，不但使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