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舆论界的骄子 戊戌政变挫阻了中国近代自上而下改革的通道，但梁启超并没有就此放 弃变法图强的努力，他在痛定思痛之余，认为中国要改革，首先还是要从教 育人民做起，补思想启蒙的课。因此，他到日本后，除参与组织保皇会，发 动自立军起义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办报上。 梁启超到日本后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是 《清议报》。该报在旅日华商冯镜 如、冯紫珊、林北泉的资助下，于12月23日在横滨正式出版，10天 1期， 每期40页。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宣传的内容，比在国内时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一方面在报刊上大力宣传民权理论，介绍各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社 会学说，大胆批评中国人民在封建制度下形成的奴性、愚昧、好伪、自私、 怯懦、好静等国民劣根性，号召人们树立冒险精神，树立独立和合群思想。 在那篇著名的 《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梁启超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呼吁中国 的年轻一代克服老大帝国的衰颓，努力创造一个青春活泼的少年中国。他的 这一呼吁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强烈共鸣，从此之后， “少年中国”一词便被 广泛用开了。 与此同时，梁启超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公开进行猛烈抨击。他 痛斥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一批后党官僚是一伙狼狈为奸、祸国殃民的“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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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贼臣”；攻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阻挠变法，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使得 中国的大好河山和4万万百姓 “一并断送于其手”，宣称西太后把持的清政 府完全是一个没有希望的 “伪政府”。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吓得国内的慈禧太 后和后党官僚胆战心惊。他们将梁启超看作是比孙中山更危险的革命分子， 于是发布通缉令，以 10万重金悬赏捉拿梁启超和康有为，并严禁国内人士阅 读和贩卖梁启超的著作和所办刊物。 1901年12月，《清议报》因遭火灾停刊后，梁启超又于1902年2月创 办 《新民丛报》。《新民从报》每半月1期。梁启超之所以将刊物取名为“新 民”，他的意思就是要用一套新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如权利义务思想、 国家思想、生利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进取冒险精神，以及自尊自重、 自治自立、平等自由等观念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把中国封建社会下的臣民 改造成一代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国民。 为实现这一目标，梁启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历史 地理。在 1902年的一年里，梁启超发表专门介绍西方思想家学说的文章就有 《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法理学大家 孟德斯鸠之学说》、 《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 祖二大家之学说》和 《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多篇。此外还有多篇 西方人物传记、西方地理、西方小说。据不完全统计， 《新民丛报》介绍的 西方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多达百人以上，所介绍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 法律、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学史等，几乎无所不有。例如古代希腊 罗马的哲学，培根的方法论，笛卡儿的怀疑论，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达尔 文的进化论，约翰·弥尔的自由论，波伦哈克和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亚当·斯 密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直到马克思学说， 梁启超都作过深浅不同、详略不等的介绍。梁启超还在报中开设 “新知识之 杂货店”、 “绍介新著””、 “海外汇报”、“海外奇谈”等栏目，专门介 绍国外新知识、新书刊、新消息。在当时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刊物中，梁启 超创办的 《新民丛报》独占鳌头。 在介绍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梁启超还对中国传统旧学进行改造， 提出学界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在学术思想领域，梁启超主张 学术民主，反对学术专制。他说： “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 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 即极良焉，而亦阻学问进步之路。此征诸古今万国之历史而皆然者也。”他 在 《新民丛报》上连刊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洋洋7万余 言，首次撇开封建纲常名教思想和儒家正统观念，打破学派门户之见，对先 秦诸子学、佛学及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及长短得失作了概括的论述和客 观的评价，并注意到学术思想的演变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以及各派学术之间 的相互影响，乃至中外文化交流，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胡适 当时读了这篇文章，认为它给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 《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在史学领域，梁启超自 《新民丛报》第一号起，就连载他的《新史学》 一文， “为史界开辟一新天地”。他说，史学是学问中最博大而最切要者， 是 “国民之明镜”，“爱国之心源泉”，与国家民族的发达最有关系。但中 国以往的史著却存在诸多弊端，譬如只知有朝廷则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 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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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的史书弄得难读难解，不易使人生感动。中国史学外貌极发达，但对 启发民智、鼓舞民心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他严厉抨击传统史学以帝王为 中心，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摘成为帝王“二十四姓之家谱”，无休无止地 进行所谓的 “正统”与“闰统”之争，为专制独裁自私其国服务，同时煽扬 民族的奴隶性，贻害无穷。梁启超主张新史学应以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 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为宗旨， “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 为此，梁启超身体力行，在当时就用新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撰写出多种专题史 和人物传记，为新史学的成立做了开榛辟莽的工作。 在文学领域，梁启超在1898年 《清议报》第1册发表的 《译印政治小说 序》里，就对中国旧小说作了总体批判，提倡翻译 “外国外儒所撰述而有关 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的 “政治小说。”1902年 《新民丛报》创刊后，他从 第2号起，就专辟“小说”一栏，长年连载《十五小豪杰》、《新罗马传奇》、 《殖民伟绩》等文艺译作和创作。在 1902年的1年里，《新民丛报》共刊出 6篇小说，其中5篇是以西方国家的人物故事为题材，内容都是有关那些国 家或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和青少年，如何为国家、为民族、为追求自由、平等 的新生活，不怕牺牲、顽强奋斗的英勇事迹。同年冬，他又在日本创办中国 近代第一本有影响的文学杂志 《新小说》，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 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第一次将历来被人们视为文章小 道末技的小说，提升为最有文学价值又最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艺术，呼吁文 学作品必须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努力避免流于诲盗诲淫，或为 “尖酸轻薄 毫无取义”的游戏之文。同时，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学，指出由古语文学变 为俗语文学，这是文学史的一个普遍发展规律，说：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 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的开展，靡不循此轨 道。”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对于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在他倡导新体小说之后，写小说、读小说，蔚然成为一代之新风。一时 之间， 《小说林》、《新新小说》、《月月小说》等文学刊物接踵而至，极 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传统偏见。 梁启超在 《清议报》时代和 《新民丛报》头两年里所写的文章，通俗易 懂，恣肆汪洋，充满感情，不但与他政治立场相同的人喜爱它，称颂它，即 使政治立场与他不同的人也爱看他的文章，承认他的文章别有一种“魔力”， “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胡适语）。辛亥革命老 人吴玉章回忆1902年求学的情景时，就说自己非常爱读梁启超创办的《新民 丛报》和 《新小说》。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中，毫不讳言他青 年时代对梁启超的崇拜，说自己曾对《新民丛报》喜爱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 “读了又读，直至可以背出来。”郭沫若在谈到自己青少年时代时，对梁启 超的宣传也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 “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 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梁启超在1899 —1903年间所作的启蒙宣传，对中国近代的贡献极大，不但对当时思想界产 生广泛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整整影响了从邹 容到毛泽东两代先进的中国人，其意义远远超出他的政治活动，是他一生最 富创造力的时期。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被人们尊敬的称为 “舆论界的骄子。”
七、立宪运动的领袖
1905年是中国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受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结局 的刺激，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甚至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认为 日本之胜是立宪政治的胜利，俄国之败是专制政治的失败。因此，他们主张 中国仿效日本，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在这种情形下，清政府一方面迫于舆论 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想借立宪之名以削减革命党人的威胁，于是，于 1905 年7月作出决定，准备派遣载泽、端方等5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发布诏书，宣示预备立宪。 建立资产阶级立宪政治，是梁启超自戊戌维新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因 此，他在日本读了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上谕后，欣喜异常，认为这是重新进行 政治改革的大好机会。在此后5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中，梁启超把他的精力主 要就放在领导这场希望和幻灭并存的在政治运动上。 1906年 11月6日，清政府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讨论，最后公布了慈禧 太后裁定的新官制方案。但这一方案除了更新几个名目，合并几个次要的衙 门，新增一个邮传部外，对整个腐败的统治机器没有作任何实质性的变革。 立宪派关心的责任内阁，连提都未曾提到，预定设立的资政院也是遥遥无期， 而对于涉于皇室及满族亲贵利害的衙门，明确宣布不予更动。这使海内外的 立宪派大失所望。梁启超更从中认识到不能将立宪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 上，于是便着手酝酿成立新的政治团体，以推动国内宪政的实现。12月，梁 启超邀请戊戌时代的老朋友熊希龄和当时在日本留学生中很有名气的杨度来 日本，筹商组织政党的办法和宗旨，初拟会名为宪政会，计划争取张謇、郑 孝胥、汤化龙等3个国内立宪派首领入会，推杨度为会长。但后来由于国内 立宪派首领无意与梁启超合作，杨度也在领导权和政见上与梁启超产生分 歧，另树一帜。这样，梁启超只好放弃最初的宏大计划，在与党内同志商量 后，于1907年春决定单独组建政党，取名为政闻社。梁启超为政闻社制定的 立宪纲领是：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 独立；三、确定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 利。 10月17，政闻社在日本东京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在会上作题为 《政治上之监督机关》的演说，强调改良政治，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 监督机关，这个机关必须 “由选举而成立，非由任命而成立；必当使其权力 之渊源在人民，而不在君主。”但由于当时清政府并未开放党禁，梁启超仍 是清朝的通辑人物，为不影响政闻社的活动，梁启超本人并不在政闻社出名， 政闻社的机关刊物 《政论》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人也由蒋观云挂名，梁启超居 幕后领导。 政闻社成立后，梁启超积极派社员回国，分赴北京、东北、上海、湖北、 江西、四川、福建、广西等地，进行发展社员及要求速开国会活动。为扩大 本社在国内的影响，梁启超经与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商量，于 1908年2月将 政闻社总部由日本迁往上海，由马相伯、徐佛苏主操上海总部事务。7月， 在各省国会请愿高潮中，政闻社也以该社全体名议，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 三年内召开国会，指出： “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 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除祸乱，难系人心。”在此前后，还派归国的政闻社 社员联络各地立宪派，发起 “国会期成会”，要求速颁宪法，早开国会，组 织责任内阁。而更使清政府感到难堪的是，就连旗籍士民也被鼓动起来。1908 年8月，与政闻社关系密切的 《大同报》社的一些旗人，带头呼号，发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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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国会请愿。国会请愿运动引起清政府的严重不安。为杀一儆百，清廷于 8 月13日以“阴图煽乱，扰害治安”的罪名，宣布查禁政闻社。 政闻社被取缔后，梁启超作为海外立宪派的领袖，并没有因此心灰气馁。 相反，他鼓励党内同志坚持斗争，坚持立宪救国的坚强决心。 经过1年的养晦待时，1910年随着国内立宪运动的重新高涨，梁启超也 以更大的热情致力于国民立宪运动。1910年2月，他在上海创办宪政运动中 最有影响的一份刊物—— 《国风报》，先后发表文章100多篇，给清末立宪 运动以有力的指导和推动。 鉴于当时许多人对立宪政治似懂非懂，存在大量误解，梁启超在 《国风 报》上对宪政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立宪政体必须贯彻三权分立原则， 君主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君权是否有限；在立法，行政和司 法三权中，作为立法部门的国会是立宪政体的象征和标志， “有国会谓之宪 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不谓之筹办宪 政。”至于国会的组织、职能和性质，梁启超在详细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国会 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国会制度的具体方案。他建议中国应实行两院制， 即充分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又调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议员的产生，必须 贯彻主权在民原则，以民选为主，兼采他法。至于国会的职能，梁启超极力 主张赋予国会以最充分的权力，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七权；一、参与改正宪 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设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 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 他强调， “此种职权苟缺其一，即不成为国会”，批评清政府颁布的《资政 院章程》规定资政院不得参与制定宪法，没有单独具奏权，议员个人对政府 无质问权等等，都是违背立宪根本精神的， “与各国议院共通之原则太相刺 谬”，是 “徒取外国之法文东涂西抹，苟塞篇幅而已”。 在主持《国风报》的日子里，梁启超还为国会请愿运动大造舆论。在1910 年全国性的国会请愿高潮中，梁启超先后发表 《国会期限问题》、《论请愿 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 《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和《为国会问题敬告国 人》等文，极力宣传速开国会的主张，断言 “中国而欲有国会者，惟开设于 宣统四五年以前为能有之。过此以往，吾中国永无开国会之时矣。”驳斥清 政府以人民程度不足或程度不齐为借口拒绝召开国会是站不住脚的，指出物 之不齐，乃物之常情，无论政权如何修明，要求人民程度悉归于一是不可能 的；至于我国人民的程度，与西方国家相比固然存在不足，但与本国政府官 吏相比则无所谓不足。他一针见血地揭露清政府反对速开国会的真正用心， 是为了维护当权者的自身利益和特权，逃避监督。 除舆论宣传外，梁启超也在国内立宪派中开展组织活动。在 1909年各省 筹备谘议局第一届常会期间，梁启超就指示在国内的代表徐佛苏与各省谘议 局议员联络，鼓动他们促使清政府加快立宪进程。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高 潮迭起，梁启超更是精神大振，指使徐佛苏与国内立宪派活跃分子汤化龙、 林长民、孙洪伊、黄远生等 “通简论政，联络公义私交”。7月间，又积极 支持徐佛苏在北京创办 《国民公报》，为《国民公报》撰写文章，并募款帮 助报馆，使 《国民公报》成为国内立宪运动的一个大本营。11月间，当清政 府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缩短为5年，以张謇为首的江浙立宪派与清政 府妥协，退出国会请愿运动后，梁启超仍持激进态度。他一方面建议徐佛苏、 孙洪伊等在国会请愿同志会解散后组建新的团体，拟在国会成立后充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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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这便是1911年6月初国内成立的宪友会，另一方面鼓动徐佛苏、孙洪伊 等人继续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为迫使清政府早日实行宪政，梁启超甚 至公开号召国内反对清政府的各个政治派别捐异存同，互相提携，一起来对 付清朝政府，建设一个新的良善政府。 梁启超领导的立宪运动，走的虽然不是一条暴力革命的道路，但立宪运 动从本质上来说仍不失为一场进步的历史运动，它最终的目的是要以某种形 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并且，立宪运 动的意义还在于，它在当时不但宣传了资产阶级宪政思想，而且揭露了清政 府假立宪的真面目，从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八、护国功臣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 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却很快被反动的旧 军阀袁世凯篡夺。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后，不但废除了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象征的 《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且冒天下之 大不韪，在 1915年公然背判民国，宣布实行帝制。这样，中国人民便掀起一 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梁启超不但自始至终参与了 这场运动，而且还是重要的筹划者和领导者。 历史上，梁启超与袁世凯的恩恩怨怨非同一般。17年前，正是袁世凯在 关键时刻卖友求荣，最后导致戊戌变法功败垂成，维新志士流落海外。7年 前，清政府下令查禁政闻社，又是袁世凯从中助纣为虐。民国初年，梁启超 则因政治需要，捐弃前嫌，一度拥护袁世凯，反对革命党人，希望通过袁世 凯把中国政治引上轨道。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逐渐暴露，梁启超开 始渐渐疏远与袁世凯的关系，1914年底辞职避居清华园和天津，宣布脱离政 坛，专事撰述。此后，梁启超多次以下属和知己的双重身份，规劝袁世凯切 勿颠覆民国，以帝制自为。1915年8月14日“筹安会”正式出笼，公开为 恢复帝制鸣锣开道。这时，梁启超便义无反顾地与袁世凯决裂，发表 《异哉 所谓国体者》一文，在舆论界率先打出反对帝制的旗帜。与此同时，梁启超 还暗中与学生蔡锷积极筹商军事反袁的计划，指示蔡锷秘密联络云、贵的军 队和各省反袁势力，准备武装起义，并草拟好有关起义的通电和文告，巧妙 安排蔡锷逃出北京。12月18日，梁启超本人也在蔡锷抵达昆明的前一天到 达上海，领导南方的反袁护国运动。 梁启超刚到上海即接到有关情报，说袁世凯将以向日本天皇赠勋为名， 派周自齐为特使赴日，争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为粉碎袁世凯的这一阴谋， 梁启超立即通过冯国璋的南京宣武上将军署致电唐继尧和蔡锷，指示他们提 前发动起义。12月22日，蔡锷、唐继尧接到电报后，连夜召集云南重要将 领，等商起义大计，宣布反袁护国战争开始。在接着的两个月里，梁启超在 上海运筹帷幄，策划和制订反袁的各项方针和步骤。在云南方面，梁启超曾 多次致电蔡锷，就有关治军作战、财政外交等问题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如 在军事上建议蔡锷以四川为主攻目标，在进军过程中要对各军采取分化政 策，同时注意扩充护国军队伍，加强军队内部团结，密切官兵感情，对广大 官兵的训练和教育， “不能专重于技术而当尤注重于精神。”财政上，梁启 超建议护国军接管由洋人管理的盐税，一则可以得大宗收入，二则使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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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财政陷入困难，并损害其对外信用，促其自毙。当广西和东南各省没 有及时响应云贵独立，蔡锷在前线遇到挫折，出现畏难情绪时，梁启超又立 即去信，勉励他们不要 “缘此而稍有懊丧，天下事惟求诸在我而已。凡人若 只能听好消息，不能听恶消息，便是志行薄弱，便不能任大事。须知我辈当 此万难之局，而毅然以自身许国，岂为高兴来耶！将来所遇困难，失意之事， 应不知凡几，若以小利小挫而生欣戚，则即此憧憬之心境，已足以败事矣。” 鼓励他们知难而进。 在上海期间，梁启超还积极争取中外各方对云南护国军的支持。在外交 方面，梁启超重点争取日本的支持，曾在上海与日本派来驻沪的武官青木中 将多次晤谈接触，希望日本在饷械方面给予援助。在国内方面，梁启超努力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对于长期交恶的革命 党人，他此时捐弃前嫌，争取联合态度，不但自己对民国初年排斥革命党人 的行为公开认错道歉，而且写信给他的学生蔡锷，要他也吸取教训，不要再 抱有党派之见，为袁世凯所利用。同时，梁启超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矛盾，向 坐镇南京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做思想工作，促使他对护国军持中立和同情态 度，拒绝接受袁世凯征滇总司令的任命。为策动广西将军陆荣廷响应云、贵 独立，3月4日，梁启超冒着生命危险，逃过袁世凯派来的密探的监视，弃 笔从军，亲自启程前往广西。在梁启超的运动下，陆荣廷也于3月15日宣布 广西独立。这一举动给袁世凯以重大打击。老奸巨滑的袁世凯知大势已去， 便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于 22日发表申令，宣布取消帝制。至此，护国运动 取得初步胜利。梁启超在广西人民的热烈欢迎下，于4月4日抵达南宁，迎 接新的战斗。 窃国大盗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目的是藉此要求南方护国军也取消独 立，保住他的总统职位。对于袁世凯提出的这一停战议和条件，梁启超坚决 反对，他在来广西的途中就分别致电广西将军陆荣廷和云、贵都督及前敌各 总司令，一再要求他们统一认识，决不要接受袁世凯的这一议和条件，一定 要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逼袁退位。为使中外人士彻底放弃对袁世凯的幻想， 梁启超接连发表文章、通电，说明逼袁退位的必要性。梁启超指出，袁世凯 决不是什么政治家，而是 “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式之怪魔”，是一个阴险奸 诈的窃国大盗，是 “天下古今第一爱说谎且善说谎之人”，是洪宪帝制的罪 魁祸首，让这样的人统治中国，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为达到逼袁退位的目的，梁启超积极组织护国军北伐讨袁，进军湖南、 江西。他一再告诫护国军各将领，与袁世凯和谈，一定要以武力为后盾；和 谈的条件，必须以袁世凯退位为前提，在没有达到这一目的之前，决无磋商 余地。为尽早出兵北伐，梁启超到达南宁后，改变原来驱逐广东都督龙济光 的决定，接受陆荣廷的建设，与龙济光的 “济军”妥协，呼吁攻打广东的各 路民军停止进攻。5月5日，梁启超与李根源等一道深入虎穴，亲至龙济光 军中，以热诚说动龙济光共同出兵北伐，逼其发表 “团结一致，专心北伐” 的通电。5月8日，梁启超又在广东肇庆组织成立军务院，声明军务院代行 国务院职权，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宣布袁世凯因犯判国罪，自1915 年12月13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取消”，并通告 全国公使、领事、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这样，军务院就从 根本上否定了袁世凯政权。不久，护国军便在军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分湘、 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的军事讨伐，终于实现了梁启超北伐讨袁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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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梁启超在逼袁退位中，还十分讲究斗争策略。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袁世 凯，梁启超对北洋军阀采取分化政策，极力争取中间力量站在反袁一边。当 袁世凯取消帝制，国内一些有影响人物，如康有为、唐绍仪、伍廷芳和黎元 洪、徐世昌、段祺瑞等作为调和人，致电护国军，要求停战，取消独立时， 梁启超一方面号召护国军方面统一立场，不要轻易言和，积极组织北伐；另 一方面为揭穿袁世凯和谈阴谋，他建议护国军方面提出袁世凯肯定不会接受 的五个条件作为停战和谈的前提，以此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在袁世 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后，梁启超又利用段祺瑞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致电 段祺瑞，陈明利害，促其加入逼袁退位行列。对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另一位 大将冯国璋，梁启超也继续采取拉笼政策。冯国璋为发展自己势力，提议停 战议和，组织未独立各省召开南京会议。梁启超就此多次与冯协商，表示愿 意合作，但同时坚持必须以去袁为前提。梁启超对冯国璋所采取的这一灵活 政策，使袁世凯试图通过北洋军阀攻打南方护国军的阴谋最后也没有得逞。5 月30日，冯国璋因与北洋军阀中的张勋、倪嗣冲等人意见不一致，宣布调和 失败，解散南京会议。过了6天，袁世凯便在众叛亲离中气绝身亡，护国运 动也就此结束。梁启超则因在护国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被人们称誉为“再 造共和的英雄。”
九、力争山东主权 1919年5月4日，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日子。这天， 北京的3000名大学生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还 我青岛”、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我等口号，抗议巴黎和会把我国的山东 主权转让给日本，这就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启超远在海外的巴黎。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5 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但他的心却与广大爱国青年息息相通。为 收回山东主权，梁启超与全国人民一道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进行 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山东，是我国北部的一个临海省份，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其东部山东 半岛伸入渤海、黄海之间，半岛两测的胶州湾、威海、烟台、龙口等地，有 适宜于建设军、商港口的良好地势。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割 地狂潮”中，山东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日本帝国主义乘欧州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对中国的侵 略。9月，日本即借口对德宣战，出兵我国山东，占领青岛。对于日军的这 一侵略行经，梁启超带头在政府内提出抗议。10月2日，梁启超在参政院第 15次会议上提出 “紧急动议”揭露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是破坏我国主权， 目的决非占领胶州一地，而是要把整个山东变为“第二之东三省”。他强烈 要求袁世凯政府必须就山东最新形势的发展与日交涉，彻实保护山东人民的 生命和财产安会，维护中国主权。 对于梁启超带头反对日本侵略我国山东，日本军国主义者十分恼怒，他 们骂梁启超 “忘恩负义”。但梁启超则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决不会因曾受 日本政府10多年的庇护而背叛自己的祖国，放弃对于国家的责任。梁启超这 样反问道：“若谓吾曾受日本保护10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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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 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为爱国者， 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 1915年初，梁启超又不顾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利诱，积极参加全国人民 反对日本 “二十一条”的斗争。他先后在杂志上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 《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交涉乎，命令乎》等文，揭露日本政府所谓 的“维护东亚之和平”，出兵中国，无非是趁欧美无暇东顾之机，独占中国。 他劝告日本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指出夺人国者到头来必然以失败告终，日 本军国主义者妄图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是根本办不到的。同时，梁启超也 告诫袁世凯政府切勿为祖国罪人，承诺日本的侵略要求。 1917年初，看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呈现出败势，为使中国战后 能够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梁启超坚决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绝 交、宣战。他在分析战后的形势后正确指出，参战是中国跻身国际社会，增 强国际地位的一个大好机会，欧战结束后，各国将来的命运，大半将由各国 在和平会议上的席位决定，我国将来列席和平会议，能多大程度保全中国主 权虽不得而知，但如不参战，我国战后肯定会被摈除在和平会议之外，这样， 我国的命运就将完全由他国处置决定，后果不堪设想。为实现对德宣战，梁 启超不但与汤化龙、蔡元培、刘彦、张君劢等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宣传对 德宣战的意义，而且卷入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与段祺瑞合作， 推动中国对德宣战这一外交政策的实现。1917年8月14日，梁启超亲自为 段祺瑞政府起草对德宣战书，并在宣战书上署名。这样，便为后来中国代表 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918年欧战结束后，梁启超这时虽然离开了政坛，便仍十分关心中国在 和会上的命运。他一方面为北京政府在和会上所提各项要求献计献策，另一 方面又以一个社会名流的身分，多次拜访英、美、法、日驻华公使，呼吁各 国放弃在华特权，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在与日本代理公使宫泽的谈话中， 梁启超沉重提出日本应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指出： “我们自对德 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前往欧州游历，除考察西方文化外，他的另一个重 要使命，也就是要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分，在和会上伸诉中国的 “冤苦”， 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作外交后援。 在巴黎和会上，梁启超作为中国民间代表，在收回山东主权问题上，的 确起了中国外交代表不能起的作用。1919年2月梁启超刚到巴黎，就将他在 旅途中所作的 《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译印成英法文，广为散发，申明中 国在这次和会上的基本要求。其中特别强调，胶州湾、青岛及山东路矿应一 并由德国归还中国，指出只有公正解决中国问题，世界和平才有真正可言。 此后，围绕山东问题，梁启超在许多场合重申中方立场，争取欧美等国的同 情和支持。针对日本以对德作战有所牺牲为借口占据山东，梁启超专门在巴 黎 《时报》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义正辞严地指出：“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 当然须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不能藉口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 曾要求报偿耶？”在一次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梁启超又就山 东问题慷慨陈词，当着世界各国记者的面，宣告： “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 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梁 启超的这番演讲，四座为之鼓掌，弄得当时在场的五名日本记者极为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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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日本政府也十分恼怒，便在舆论界制造谣言，无中生有，把这次宴会 说成是由中国当局私下运动出来的。 作为巴黎和会的民间代表，梁启超还与国内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及 时将和会情况报告国内，鼓动国内人士敦促北京政府在山东主权问题上坚定 立场，支持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斗争。3月11日，梁启超将段祺瑞政府去 年9月与日本私订密约，致使中国代表在山东主权交涉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情 况，致电国内外交委员会委员汪太燮、林长民，指示他们在国内采取补救行 动，取消密约。4月24日，也即巴黎和会正式决定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权 利的前六天，梁启超又将这一消息及时报告国内，要求发起拒签对德和约运 动。国内的外交委员会委员林长民在接到电报后，即根据梁启超的意思，起 草了一篇题为 《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文章，5月2日在《晨报》头条位置， 以“代论”形式发表。林长民的这篇文章写得极富煽动性，一开头就发出“胶 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警钟，说： “此恶耗前二日仆即闻之， 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各政团和组织纷纷召开会议，力图补救。5月3日晚，北大学生1000多人在 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决定于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示威游行，抗议政 府的外交失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五四”运动由是爆发。 由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以及与段祺瑞关系密切的安福系，对他恨之入骨。他们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诬蔑梁启超接受外国贿赂，卖国求荣；指责梁启超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闹学 潮，等等。他们甚至在国会内提出 “弹劾案”，要求惩办梁启超。但所有这 一切，丝毫没有动摇梁启超的爱国立场。1920年春，梁启超回到国内后，致 书总统徐世昌，肯定“五四”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要求释放被捕青年学生。 同时，针对当时国内流行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说法，梁启超一再发表 意见，呼吁北京政府在山东主权问题上必须坚定立场，决不可与日本直接进 行交涉，否则，拒签和约的努力将前功尽弃。在中国人民长期不懈的斗争下， 山东问题终于在一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解决。
十、献身文化事业 在梁启超生活的最后10年，即1918—1929年，既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 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10年，也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最为光辉灿 烂的时期。在这10年里，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为祖国文化事来的 繁荣和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1917年就在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涨之际，梁启超于这年的 11月辞去在段 祺瑞政府中的任职，彻底脱离从政生涯，转向学术活动，决定走文化救国的 道路。第二年底，他又前往欧州游历，详细考察西方文化。1920年春回国后， 梁启超便全身心地从事各项文化事业活动。 梁启超所从事的第一项文化活动是组织创办共学社，成立讲学会，推进 中外文化交流。1920年3月梁启超到上海后不久，就来到商务印书馆，与张 元济、高梦旦、陈叔通等商议成立一个学术团体，组织学人著译，出版一套 新知识丛书。4月，梁启超即在北京与蒋方震、张君劢、张东荪等一道正式 组织成立共学社，推动著译新书，奖励出版专著。在 1922年一年里，共学社 就出版共学社丛书40余种，前后总计起来，不下百余种，共分时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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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传记、史学和俄罗斯文学等10类。同 年9月，梁启超又在北京与蔡元培、张元济、蒋梦麟等20人组成董事会，成 立讲学社，先后邀请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 和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来华讲学，在文化界产生很大影响。在讲学社会带头下， 此后邀请国外学人来华讲学即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 梁启超归国后的另一文化活动是承办学校，其中花费精力最大是改造中 国公学。中国公学原为收容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的归国学生而设，成立 于1906年，梁启超于1920年接办公学后，即努力扩大公学规模，着手将公 学改为大学，并增办图书馆。为解决学校的经费困难，梁启超想方设法向社 会各界募捐，他本人也将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的1000元稿酬拿出来，赞 助公学购买土地，建造学舍。在梁启超的苦心经营下，中国公学不但得到维 持，而且还有所发展，到 1927年国民党接收时，中国公学前后为社会培养了 数千名毕业生。除接办中国公学外，1926年秋冬，梁启超又应北洋政府教育 总长王宠惠和司法总长罗文干的聘请，筹办司法储才馆，为中国准备收回领 事裁判权，培养本国司法人才。1927年1月，司法储才馆正式开学，首届招 收学生220多名，梁启超任馆长。此外，梁启超在1923年初还曾发起创办文 化书院，以弘扬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但这一计划因经费问题，最后没能实现。 梁启超晚年在文化事业上所做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为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 事业立下汗马功劳。1920年欧游归来后，梁启超就着手将原设在上海的松社 移至文化中心北京，以松社已有的6000余种中外文图书和民国政府拔给的杨 守敬旧藏的2.4万余册中文古藉为基础，正式向政府申请创办松坡图书馆。 1923年 11月，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自任馆长，另任命蒋方震主持 总编辑部，蹇念益 （季常）主持总务部。为维持松坡图书馆的日常经费和购 书费，梁启超一方面向社会募捐，另一方面他每月拿自己卖字得来的钱添补 经费，将松坡图书馆建成为当时国内一所颇具规模的私立图书馆。1925年他 又应负责管理美国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政府教育部的聘 请，出任基金董事会和教育部共同筹办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在任馆长期 间，梁启超四出奔走，落实经费，并十分重视北京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和藏书 建设。到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 （即北京图书馆，因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 改北京为北平，故此时改称北平图书馆）建立时，总计购置中文书籍8万余 册，西文书籍3.5万余册，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书奠定基础。并且，梁启 超在病逝之前，还口头定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藏书全部捐赠国立北平图书 馆，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最后一份贡献。在此期间，梁启超还积极支持成 立中国图书馆协会，为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被推选 为中国图书馆协会董事会的首席董事。为表彰梁启超在发展中国图书馆业所 作出的重大贡献，美国耶鲁大学在1927年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并曾三度电 请他亲领，但梁启超因病始终未能成行。 除从事上述这些社会文化事业外，梁启超晚年将另一部分精力则花在大 学的讲坛上。梁启超晚年的讲学，以清华学校为主。1920年 12月，经过一 段时期的沉重考虑，他最后决定来清华授课。1年后，即被正式聘请为清华 学校的讲师。从此，梁启超便以清华的一员，与清华的教育事业紧紧连在一 起。除授课外，他还不时地就清华学校的校务及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曾 建议学校董事会应由中美两国教育家联合组成，学校的组织最好以教授团为 主体，校长由教授团中推举，或是互推，或由各级教授轮流担任，强调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