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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校长应该是 “有学问能办事的教育家”。他建议清华的教育不能停留 在模仿裨贩、引进欧美学问上，而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独立的学问。1925 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梁启超又应聘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 任国家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发展打下基础。除清华外， 梁启超晚年还在北京、天津、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天津等地的 许多学校讲过学。 在讲学过程中，梁启超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不但向学生讲 授有关历史和文化知识，而且循循善诱，传授治学方法，教导如何做人。他 语重心长地告诫同学们在学校时必须养成读书习惯，否则， “简直是自己剥 夺自己的终身幸福”。他提醒同学们在学问上要注意博、约结合，指出学问 知识由普通知识和专门知识两部分构成。求普通知识，应采取如飞机上观察， 凌空鸟瞰；求专门知识，则要进行显微镜式的研究，注重精细。他建议同学 们在进行专门研究时，应先掌握普通知识，指出： “研究学问的人，每天应 以三分之二的时间作专门的工作，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做涉猎的工作，最少也 应以四分之一的时间涉猎。如此涉猎，才得到充分的常识。”同时，梁启超 还常常鼓励同学们要注意道德品质的修养和意志的磨炼，做到不忧、不惧， 知行合一，勇于改正缺点，立志要高。他一再勉励同学们要立志做一个对社 会和国家有用的人，指出求学的目的，除培养个人的智能和人格外，就是要 为国家和社会尽力。 讲学之余，梁启超又潜心学术，著书立说，创作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 术论著，内容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经济、财政、法 律、教育、宗教等诸多学科。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清代学术概论》、《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 《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等。在最后的 10年里，梁启超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每年的著述量平均近 40万字。他创作 《清代学术概论》洋洋六万余言，约用了一周时间，就把从 明末到民国初年的200多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交待得清清楚楚；他撰写 的 《陶渊明年谱》，也是3日而成；《戴东原先生传》和《戴东原哲学》， 是他一连24个多小时不睡觉赶写而成。梁启超晚年著书，就是这样经常夜以 继日，日以继夜。1928年，他在病中仍坚持撰写 《辛稼轩先生年谱》，直至 旧病复发，再次被家人送进医院。1929年 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 院与世长辞，实践了他生前所说的：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誓 言，把自己最后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