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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版图，建立独立政府，制造分裂中国的阴谋。例如：美国的拉毕雷就曾 建议美国先派兵夺取台湾，然后扶植一个受 “美国保护”的独立政府。为实 现这种阴谋，各外国列强就派遣传教士作为先锋，在台湾各地，尤其吸引山 内少数民族部落中的“社棍”以社番为同宗，引诱他们入教。而这些社棍， 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精通“番语”的汉族败类，不少人是受通缉的土匪、奸民、 鸦片走私者等罪犯。 台湾长期以来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少数民族可分为泰雅、 夏赛、布农、阿美、雅美等9族。其中大多数人都深居山内，与汉族人不相 往来，也不通汉语，被称为 “生番”。与此相反的“熟番”，则是指少数居 住在平地者，他们与汉人交往较多，也服从当时地方官统一治理并纳税服役。 但是，不管是 “生番”还是“熟番”，统称为“高山族”，他们都是中华民 族的后裔，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同为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但是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清政府实行一种“省事为为政之要，诿事为便己之方”的消极政策， 对在深山内结社而居的 “生番”部落以“世隶化外，罔知法度”为由，采取 简单的 “弃”、“剿”的政策，即不许归附，放弃治理；若有反抗，痛加征 剿。而对 “熟番”则施以大汉族主义政策，百般压榨、欺凌，迫使他们逃至 深山，揭竿而起，反抗清廷。外国传教士及社棍们正是利用这些清政府的消 极政策大搞分裂阴谋，或引诱他们入教，或煽动民族之间的相互仇杀。显然， 这对于祖国的统一事业是不利的。刘铭传抚台后，深感清政府对台湾高山民 族的消极政策的危害，开始积极认真地进行高山族居民的招抚工作。 首先是抚番。针对清廷昔日消极政策的两个方面： “弃”和“剿”，刘 铭传制定了“以抚为主，攻心为上”的新方针。刘铭传在1885年法军撤退后， 就上 《条陈台澎善后事宜折》，其中关于高山族居民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真 知灼见：一是台湾番族，以前多在外山，由于官府怂恿垦民侵占番地，迫使 他们挤归内山。一些土匪、奸民常常侵占番民的土地、钱财，使得争斗不止。 二是由于清政府歧视番民，所以土匪、奸民与番民争斗后，获利的多是土匪、 奸民，而番族常受冤枉而无处伸诉，不免心怀仇恨。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外国 传教士所利用，煽动民族仇恨，分裂国家。三是台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外 国列强随时有可能侵占台湾，如果不思谋招抚番族的政策，有可能由内患引 起外患，从而导致祖国的分裂。为此，刘铭传认为必须对高山族部落采取以 抚为主、攻心为上的新政策。 刘铭传首先建立了严密的垦抚组织。在确定抚番政策以后，刘铭传就于 1886年创办全台抚垦总局，自任抚垦大臣，以台湾本地人林维源为帮办大 臣。各府、县、厅设置抚垦局、抚垦支局，并将全台划分为三个区域，若干 小片，实行专职分工，组成一个严密的抚垦网。同时，慎选抚垦官吏。所有 抚垦委员及通事均由政府慎选，并加以严格约束。刘铭传鼓励他们学习 “番 语”，熟悉“番俗”，通晓“番情”，关心“番民”疾苦，为番民排忧解难。 而对于欺凌高山族番民的抚垦官吏、通事，一经发现，刘铭传毫不留情，立 即给予革职处罚。自此，台湾出现一个较为严密的抚垦系统。 此外，刘铭传还实行“优抚番民，善待番目”的积极政策。刘铭传下令： 凡高山族居民下山到局联系接洽事务时，抚垦局都要设宴招待。对于出山的 高山族居民，不论是否就抚，都要给一定的银两作盘缠。对 “番社”头目， 更加予以优待，凡归抚者，每季都发给衣服、粮食。其中一年不滋事者，还 给予六、七品功牌，以资鼓励。对于未抚的番社头目，刘铭传则采取一种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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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不咎，奖励日后的政策。比如：白阿歪社头目马来诗昧曾在昔日的仇杀中， 一月杀死19个制作樟脑的汉族工人。后来他表示就抚，“誓不复叛”。刘铭 传从大局考虑，不顾幕僚的反对，坚持赦免并设宴款待了他。马来诗昧对刘 铭传的宽容大度作法感激不已，果然，他不负厚望，不久就说服了数十社番 民前来 “就抚”。 刘铭传还明令禁止对高山族 “番社”采取报复行动，对执行不利的官员 给予严惩，以缓和长期形成的民族结怨。与此同时，刘铭传在 “抚番”期间 还大办 “番学堂”，吸收高山族番社头目的子弟入学，普及文化知识，学成 以后回部落作为头目的接替者，以更好地沟通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汉族和 高山族之间的团结，以利统一大业。 为了加强高山族部落与外界的联系，打破长期闭塞、不相往来的沉默局 面，刘铭传积极组织辟路垦荒。由于台湾山地居3/5，山高谷深，溪流直下， 乱石泻谷，致使道路不畅，对番族与外界的联系极为不利。刘铭传抚台时， 下决心开辟山地道路，两三年的时间里，共开辟十几条山路，东西海岸连成 一片，距离大为缩短。长期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高山族部落开始走出山内， 与外界互相联系，从而加速了他们接受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步伐。随着山 路开辟工作的迅速发展，刘铭传一面饬令各地抚垦局加紧教授高山族居民垦 荒耕种的农业知识，一面以免船票、助垦费的优惠待遇，从福建沿海地区招 来大批贫苦农民到台湾深山老林里辟荒，以加快高山族的经济开发。在刘铭 传抚台的几年里，汉族和高山族两族人民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加深了解， 互通婚姻，传播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 由于以上新的政策和措施，台湾的抚番事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 气象。到1887年，后山各路共招抚“番社”部落218社，“番丁”5万余人。 前山各路260余社， “番丁”近4万人，垦荒达10万亩。到1889年元月， 全台湾高山族部落 “番社”全部就抚。刘铭传的抚番新政策和新措施，对加 强民族团结，促进高山族居民接受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对外国侵略者的阴谋也是一个积极的抵御。 此外，刘铭传还积极架设海陆电报电线，创设邮政事业，以加强台湾与 祖国大陆的联系，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1874年，福建船政大臣沈保祯鉴于日本侵台事件的发生，从军事角度上 认识到电讯的积极作用，曾准备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架设水陆电线。但由于 种种原因，没有成功。1877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又旧事重提，并获清廷 批准，在台南架设了两条陆路电线，这是台湾最早的电报线路，但只限于台 南一隅，既不能畅通台湾各地信息，更不能沟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 刘铭传抚台后，深感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经济等方面来看，都亟需 加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而架设水路电报线正是这种联系的最好方法， 此事刻不容缓。基于这种认识，他于1886年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任命张维 卿为总办，并指示台北的通商委员李彤恩与外国有关公司交涉架设的事宜。 同年6月和9月，李彤恩分别与德国泰来洋行和英国怡和洋行签订了架设台 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海底电报线路和制造巡船的合同。刘铭传十分重视海底 电报线的架设工作，虽然这一合同签订的时间稍迟，但刘铭传发出指示，必 须早日完工。结果，海底电报线路先铺设成功，两条海底电缆横穿台湾海峡； 把台湾与澎湖，台湾与祖国大陆联系起来。一条自台北沪尾海口至福州川石 山 （即闽江口的芭蕉岛），长217公里；另一条自台南安平海口至澎湖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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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全长196里。自此，台湾水陆电线衔接，不仅省内便捷，而且与祖国大 陆息息相通。 接着，刘铭传于1887年底将台湾旧式驿站全部撤掉，于1888年1月在 台北创设邮政总局，仿照欧洲邮政章程办理台湾邮政事务。全台南共设邮政 分局43个。于2月22日正式对外营业。邮政总局自行印制邮票，以国产薄 纸制成。图案是绘一条龙，表示大清帝国国徽，下绘一匹马，象征邮政，合 起来表示中国邮政。新的邮政局与原来的驿站根本不同的是为私人收寄信件 和包裹。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往来邮件，主要由台湾邮政总局与上海、福 州、厦门等地海关内邮政组织取得联系，专备 “飞捷”、“南通”两轮船定 期运送。当时祖国大陆内的邮政，还在海关内试办未获正式批准。而刘铭传 却在台湾创设了较为完备的邮政体系，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不仅 开创了台湾民用公共事业的先例，而且促进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 刘铭传抚台期间积极进行台湾地方行政区划改革。1885年 10月12日， 清廷颁布台湾建省。刘铭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奏准将全台划分为3府 1 直隶州。它们是中路新添设的台湾府，下辖台湾、彰化、云林、苗栗4县和 埔里社1厅；南路台南府，下辖安平、嘉义、凤山、恒春4县和澎湖1厅； 北路台北府，下辖淡水、新竹、宜兰3县和基隆1厅；新设1台东直隶州， 下辖卑南、花莲港2厅。全台共设3府1州6厅11县。从此，该地区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初步确立，奠定了台湾作为一个辖省的布局。 刘铭传的一生，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做出巨大贡献，为维护和巩 固祖国的统一大业写下了他人生值得赞誉的历史篇章。而在台湾向资本主义 迈进的近代化产业开发中，刘铭传也以其辉煌的成绩载入台湾近代化史册。 刘铭传不愧为台湾近代化的先驱。 刘铭传抚台之初，就制订了一个 “台湾近代产业开发计划”。其核心内 容有两个，一是清赋，二是兴办各种新式民用企业。这两项内容的实施，都 取得了很大成绩，从而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 刘铭传对台湾的近代化开发，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深入，劳动力变为 商品，货币变为资本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的前提下进行 的。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面临崩溃的台湾封建社会经济受到了打 击。其重要标志是大批贫苦农民及依靠帆船航运为生的水手破产失业，变为 劳动力的出卖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南部大陆侵略的深入，大批闽粤 籍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航运水手为谋生计而涌到台湾岛。 到刘铭传抚台时，台湾的人口已由原来的200余万增加到320万，庞大 的产业后备军在台湾已经形成了。另一方面，大量的货币财富积聚在少数人 手中的条件也已经具备。首先是官僚地主，据最低估计，自 1861年到 1885 年这25年中，他们依靠地租剥削的货币达7400余万两，还不包括他们隐瞒 的土地剥削收入。其次是买办资本，据估算，大约有200万到300万海关两 的货币积累在台湾少数买办商人手里。再次是商业资本，台湾盛产樟脑、茶 叶、蔗糖，经营这些贸易的商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就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 以后又有发展，有些人发展为巨商。台湾多为闽粤籍人，他们中有很多生活 在南洋的亲戚在异国也以经营各种产业而拥有大量的货币财富。因此，在刘 铭传抚台前，台湾近代化产业开发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但由于清政府对台湾地位不重视，加上外国列强对台湾的频繁的军事侵 略，致使刘铭传抚台前的几个官员如沈保祯，丁日昌等都没有能实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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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台湾的计划。于是，大量的货币财富被这些拥有者们，或用之于奢侈淫 逸的生活，或用之于购买土地，或用之于发放高利贷等封建剥削活动，成为 积累个人财富的资本。 刘铭传抚台之际，正是中法战争刚刚结束，这时，各列强在政治上觊觎 台湾主权的野心不死，在经济上又企图凭借商业资本进行资本输出，以此来 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祖国大陆的洋务运动已由 “自强”进入“求富”的高 潮阶段，台湾又奉旨建省，而当时财政十分匮乏。这种情况促使思想较为开 明，并且 “欲办极大极难之事，必须有愈久愈坚之心”的刘铭传，迅速制定 并实施了他的 “近代台湾产业开发计划”。他的产业开发计划可分为以下几 步： 1.清赋。这是开发的第一步。其目的既是为兴办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开辟 经济来源，也是为了确立土地关系，以利台湾内外资本对台湾岛土地的投资 和经营。清赋前，台湾土地有两大弊端，严重影响着上述意图的实现。其一 是隐田太多，赋额不一。台湾自1683年被清廷收复以后，土地从未认真清丈 过。因此，台湾土豪隐田超过报册数倍。又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各颁 布三种不同的赋额，因此，台湾土地赋税额不一，大致是南重北轻。二是存 在着大租与小租，土地权利关系混乱。由于台湾大部分地区原先是荒野不治 之地，清初官府实行奖励开垦政策，于是大陆内地不少豪强趁机赴台包揽土 地，他们先向官府出资申报所包土地的区域，然后招集移民开垦和耕作，并 将垦民武装起来，以备械斗仇杀之需，大庄园制也随之产生。前者被称为垦 首，后者被称为力垦者。力垦者向垦首缴纳1/10的租额，垦首则负责向国家 缴纳正供。土地经营管理权由力垦者拥有。这种 “永佃制”的发展，使垦首 逐渐失去对土地的控制。后来力垦者也可将土地转租给佃农耕种，征收 4/10、5/10的租额。于是同一块土地上出现两种租额，首者称为大租，后者 称为小租，垦首、力垦者和佃人也就成为大租户、小租户和现耕佃人。由于 没有明文规定，大租权和小租权均可抵让出卖，大小租户也互相推御缴纳国 家正供的责任，致使台湾土地权利关系十分紊乱。 刘铭传在勘察的基础上，于1886年5月21日上折清廷，请求在台湾丈 田清赋。获准后，他就在7月9日通告全台，阐明清赋的意义，颁布清丈章 程。次年初，刘铭传在台北、台南两府设立清赋总局，各县厅设分局。清赋 分4个步骤进行。首先是编制保甲制度。刘铭传饬令在两个月内将所辖户口 编查报告。并清查各户的粮赋，作为清赋的基础。其次是清丈。各县厅清赋 局内设有会办委员、文案、稿书、清书等办事人员，刘铭传还从大陆内地调 选分丈委员、弓丈手、算书、绘书等30多人分拔给南北各县厅，从事清丈工 作。再次是改赋。1887年在清丈告竣以后，即着手改赋。根据清丈土地，把 土地分成等级，仿照江南一条鞭法，一律征收银两作为赋税。最后是发给丈 单，以确定土地权利关系。 清赋的结果，全台田地入册数增到477万余亩，比旧额增加400万亩。 同时，地赋银额也由过去的40余万元增加到97万余元。清赋后，小租户被 确立为负担缴纳国家正税的义务，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对于激烈反对的大租 户，刘铭传初意是一刀两断，禁止大租，后作了一些妥协，保留了他们六成 大租，减去四成归小租户所有。田赋的收入加上硫磺、海关税收等收入，使 台湾省岁收入由过去的90余万两增加到300多万两，最高时达450万两。从 此，兴办新式民用企业的经济来源有了保证。更重要的是，清赋确定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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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权利关系，调动了小租户经营农副业的积极性，各种茶叶、樟脑、甘 蔗专业区也随之形成，农业商品化日益提高，资本主义经营形式也开始在农 业上出现。大租户由于被废止了土地的业主权，也迫使他们将多年积累的货 币财富投向工商业，促成了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2.兴办民用工业企业。刘铭传深感兴办各种民用工业企业是台湾产业开 发的关键，也是台湾能否步入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为此，他曾在 1886 年至1890年5年时间内掀起了兴办民用工业企业的高潮。努力把西方近代化 的先进技术，移植到中国东方的孤岛上，是刘铭传多年的愿望。 首先，他致力于创设台湾的交通运输工业。刘铭传除了在海上建设交通 运输、通讯事业外，于1887年7月兴建铁路。早在1880年，他就倡议在中 国兴筑铁路，成为清政府官员中倡议在大陆设办铁路的第一人，由于清廷顽 固派的反对，未能实现。刘铭传决定将此抱负在台湾实现。由于担心经费无 着落，清廷不批准，刘铭传就在1886年10月派李彤思和张鸿禄到新加坡设 立招商局向南洋各国华侨招募商股。美国旗昌洋行听说刘铭传准备修筑铁 路，急忙派士蔑德于这年10月前往台湾，表示旗昌洋行愿意承担台湾铁路的 修筑，并愿意贷款给刘铭传。但刘铭传深知，铁路是国家 “血脉”，外人承 办并非仅仅为图谋利润而已，诸如参与管理，享有用人权等各种要求将随之 而来，国家的 “血脉”有可能控制在外国洋人手中。因此，刘铭传一口回绝 了旗昌洋行的承办要求，避免了外国人要控制中国铁路权的企图。他命令李 彤思等加速在南洋的筹款工作，尽早创办一条由中国自行投资、自行主办、 自行控制全部权益的台湾铁路。 李彤思、张鸿禄到南洋宣布台湾兴办铁路的消息后，引起了当地华侨的 热情响应。一些资金富裕的华侨表示愿意回台湾投资铁路，合办商务。有数 字表明，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他们在南洋一带招股70万金，得现金 30 余万两银子，刘铭传将这些款项用于购买轮船，发展海外交通事业，并成立 了一个轮船公司。同时用船运所得，补铁路的经费之不足。无疑，华侨投资 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刘铭传堪称为近代组织海外华侨回国 投资参加建设的发韧者。他开了一个头。 有了资金，就可以修铁路了，刘铭传议订了 《台湾商办铁路章程》8条。 主要内容是：拟定修筑从基隆到台湾府域的铁路600余里，所有的铁路及火 车客车、货车、桥梁，全部由商人承办。议定工本银100万两，分7年归还， 利息每年6厘。所过地方之地价，由官方出面代商人发放。修筑工作由商人 自给，修路时，由官府派勇丁帮同工作，所用枕木，由官方代运。铁路建成 后由官督办，由商经营。刘铭传一面上折奏请，一面在台设立铁路总局，并 聘请德籍工程师毕克尔担任铁路设计工作。 清廷于1887年7月10日批准了刘铭传的报告后，台湾铁路就开始在台 北大稻埕破土动工。先筑台北至基隆段，全长32公里。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 刘铭传亲临指挥，他命令台北军器局负责铁路器材的割制及枕木的供应工 作，命令余德昌带领昌字四营的勇丁担任台北至基隆各种段的铺路工作。起 初工程进展顺利，后筑至狮球岭时，由于山高岭陡，路险石坚，开凿隧道屡 次失利，路工、勇丁们疲惫不堪，工程面临搁浅的危险。刘铭传闻讯立即赶 到工程现场，研究困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时人心大振，经过大家共 同努力；终于使长达573.8米的基隆狮球岭隧道开凿成功。1891年台北至基 隆段的铁路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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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刘铭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由于铁路经 费匮乏，抚垦事业繁重，使勇丁无暇代修，官府在基隆港口铁路问题上同商 人意见不一，特别是洋务里手及在商人中威望很高的李彤恩病故等原因，商 人们提出退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修筑铁路的事业继续下去，刘铭传不 得已上折清廷，请求官办铁路，并尽快拨银两，但是清廷却以政府财政困难 无款可拨为由，要求刘铭传 “以台之财，供台之用”，自己解决财政问题。 但刘铭传并未因经费匮乏而停止铁路工程的进展，经过东挪西借，终于使台 北至基隆段和台北至新竹段的铁路修筑成功。 台湾铁路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1876年英国商人 采取欺骗清廷的方法擅自在上海兴筑的吴淞铁路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条 铁路的话，如果说1881年修筑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长约11公里的单 铁路是 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条铁路的话，那么，在刘铭传抚台期间，在台湾修筑的 铁路就是中国自行集资、自行修筑、自行控制全部权益的第一条铁路。因为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大地上的铁路基本上是由外国烈强强行或贷款兴筑 的，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在中国建铁路，是本着强烈的政治野心和获取巨大的 经济利益的，由于外商的投资，因而他们取得了经营、管理、用人或续借贷 款等项权利。如中国政府批准兴建的第一条唐胥铁路的展拓——津沽铁路， 也是大借洋债修成的。而台湾铁路则开创了抵制外国资本输出，维护民族经 济主权的先河。 刘铭传对台湾的近代化开发除了修筑铁路之外，还创设了机械制造工 业。 在台湾产业开发的高潮中，刘铭传于1888年前后，指示军器局从外国进 口创木床机器1台，笋木头机器1台，锤床并锯5把及各种机器钻刀全套， 运动飞轮汽机和锅炉全副及各种翻砂铁箱机器 48对。在此基础上，在台湾 创立了一个大机器厂。除生产枪炮子弹等军需品外，还生产代木机。在铁路 工程进展期间，军器局还承担和修理铁路客车、货车车辆事务。由此可知， 官办的军事工业企业作用已开始明显地转向民用服务方面来，初步地开创了 台湾的机械制造工业。它虽然简陋孤微，却不失为机械业的雏形。 刘铭传还兴办台湾的能源采伐工业。先后设立或整顿了伐木局、煤油局 和煤务局。随着台湾铁路的修筑，需要大量的木材，伐木局应运而生。1886 年底创立了伐木局，归军器局管。由于台湾伐木局的建立，修铁路所需枕木 全部由台湾本地供应，不再像中国大陆那样需要从外洋进口，工业自主体系 逐渐形成。伐木局除了供应台湾本土修铁路之需外，还大量地将多余木材成 品运往祖国大陆，充分发挥了台湾巨大丰富的林木资源。 随着台湾近代化开发，煤的用量越来越大，造船、修铁路及各种机器制 造厂都需要大量的煤，台湾基隆一带盛产煤碳，长期以来靠手工开采。1866 年创办后的福州船政局，就是依靠台湾煤碳的供应而维持生产的。1875年福 建船政大臣沈保祯奏清设立台湾煤矿局，并于 1877年提请英国人台扎为矿 师，购进新式机器开采煤矿，于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在台湾出现。基隆 煤矿原为官办，由于管理不善，产量很低，1884年，由于法军侵略台湾，基 隆煤矿转为衰落。这一年8月，为绝敌人窥伺之心，刘铭传下令拆移机器， 浸没矿井，焚毁厂房，于是，经营近十年的基隆煤矿遭到彻底的毁坏。 刘铭传抚台以后，起初因经费拮据，政务繁忙，无暇顾及煤矿，但随着 各项近代企业的兴办，用煤问题明显暴露出来。1886年，商人张学熙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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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用煤，就请求承办，刘铭传欣然同意了张学熙的请求，基隆煤矿由原来 的官办变为商办；但由于煤矿经破坏后积水很深，张学熙本人资金有限，无 力经营，要求退办。由此，商办煤矿也失败了。1887年初，刘铭传决定以官 商合办的形式对基隆煤矿着手恢复。于是，1887年2月台湾煤务局重建，共 集资12万两，用于添购机器，聘用外国矿师，基隆煤矿于是恢复了生产。这 一年生产能力达到了日产100吨，全年产量1.7万吨。1888年1月，由于商 人对修建从煤矿到基隆码头铁路一事持消极态度而纷纷要求退股，基隆煤矿 又改为官办，但是官办以后，亏损更加严重。刘铭传为此发出：“积习太深， 用人为难，漏厄无以底止，非设法变通补救，不负此无穷之累”的慨叹。在 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1889年刘铭传大胆提出订立合同交给英商范嘉士承 办的建议。 刘铭传通过管理基隆煤矿的实践，认识到当时中国无论是自办，也无论 是官办、商办或官商合办几种形式都有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弱点。还有一 个难以克服的毛病就是腐败的封建性的经营方法相抗衡，如果交由外商承 办，以20年为期限，期满即收回，则在20年中外商虽然获得一定的利润， 中国也避免了亏损，而且有煤可用。20年后又可以接受一个具有先进设备、 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煤矿，对于开发台湾丰富的煤矿资源，建设 台湾是有利的。刘铭传草拟的 《英商范嘉士承办煤矿拟立合同》是在开发台 湾建设中急需用煤，而基隆煤矿的经营无法正常供应用煤的之需的情况下拟 定的，因此，订立合同交由外商承办，是当时刘铭传唯一可取的办法，别无 善策。另外，在这个草拟的合同中刘铭传规定了合同期限为20年，20年期 满，英商应即撤退，运煤铁路由中国官方修筑，英商运煤照付运费，煤矿用 人，除技术人员外，一律雇佣中国工人，不准雇佣外国人，台湾派地方官派 学生进矿学习技术，英商应加优待，如果发生战争，煤矿应归中国管理。合 同最后并加说明，中国洋商开矿之事从未办过，此次奏准，固台湾同该商均 有利益。刘铭传草拟的这个合同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它体现了主权和互利原 则，外商经营这个煤矿，只不过是在20年中赚了一笔钱而已，而且所受的限 制大，不可能为所欲为，中国方面也因此使基隆煤矿恢复生产，保证供应轮 船和工厂的用煤，而且继续开辟新矿，开发富源，发展运输业，增加税收， 增加就业机会，培养煤矿技术人员，合同期满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煤矿技术 人员和技术工人，而且可以获得一个完整新式企业，签订这样一个合同，对 中国开发台湾是有利的。 刘铭传从开发台湾的需要出发，大胆提出建议，愿意承担风险，足以证 明他的爱国热情。可是，腐败的清政府对于 《南京条约》以及以后一系列的 外国侵略者强行签定的不平等条约都能含辱接受，偏偏对于这个双方互利并 不损害国家主权的由外商承办煤矿的平等条约却不愿接受。刘铭传的奏折呈 送了1个多月以后，清廷的户部复议，断然反对，这个合同便成了一张废纸， 刘铭传振兴基隆煤矿的一腔爱国之情被腐朽的清政府扼杀了。在这个过程 中，基隆煤矿虽然没有停止生产，但年产量十分有限，1891年，只有 7000 吨。这期间，手工煤窖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它们与基隆矿务局一起，以所 产之煤维系着福建船政局和台湾建设的需要。 在恢复基隆煤矿的同时，刘铭传还在1887年设立煤油局，委派栋军林朝 栋兼办。刘铭传创办煤油局，首先是想以台物用于台事。台湾山内产有较为 丰富的煤油，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开发。刘铭传抚台以后，认为台湾既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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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矿，就应该开发利用，与敌争利。早在刘铭传抚台前，外国煤油就大量充 斥台湾市场，其中以美国慧星牌煤油最多，俄国、澳国次之，每年销售额达 数十万元。为了打破洋油统领台岛的局面，开发台岛油矿，与洋油争夺市场， 刘铭传就委派林朝栋办理煤油开采事务。规模虽然不大，但每年所出油计值 也能达到1万两，结束了洋油统霸台湾岛的历史。 除此之外，刘铭传抚台期间，还开发了台湾的电力事业。他曾筹设了一 座龟山水力发电所，计划用淡水河支流南势溪的落差发电，预计发电量可达 790千瓦。这件事在近代中国史上是堪称第一的事情，由于刘铭传的被迫离 职而没有实现。所积累的资料及创建的基础，被 1895年霸占台湾岛的日本人 所利用。但是开发台湾岛的电力事业是刘铭传的心愿，虽然没有实现，但他 开发台湾、抵御外强的爱国主义热忱并没有因此而泯灭，台湾岛人民将继续 刘铭传未竟的事业，沿着台湾近代的先驱者——刘铭传的足迹，继续前进。 在短短的几年里，刘铭传的产业开发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所兴办的军用 企业有军器局、军装局、火药局、硝药局、水雷局、转运局等，经营形式全 为官办，民用企业有伐木局、电报局、招商局 （设在新加坡）、通商局、煤 务局、台北通商局、铁路局、煤油局、桑蚕局等。民用公共事业有官医局、 官药局、邮政局等。经营方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马克思曾指 出：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开发有两个标志：第一是把产品当做商品来生产， 第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动机。毫无疑问，官办、官商 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具备马克思所讲的这两个特性。即使是官办的军 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刘铭传命令它们转到民用服务方向来。如军器局兼 办伐木局，生产枕木，兼造铁路客、货车辆。其资本主义开发的性质也非常 明显。由于这些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使台湾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中民用 工业企业每年收入达1004840海关两，约占台湾岁收入的25.4％，同其它项 目相比，居领先地位。这既表明台湾国民经济收入中，资本主义成份已居重 要地位。台湾已步入近代化的进程。它还表明，作为产业开发的领导者—— 刘铭传，不愧是台湾近代化的先驱者。 刘铭传在台湾进行的近代化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奠定了台湾现代化 的基础。但是经济的开发离不开人们的开发，人是第一生产力。刘铭传在台 湾进行近代化开发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人才开发。为了从事近代化事业，刘 铭传希望培养大批的技术人才。 刘铭传生长在乡间僻壤，但他少年有志，勤奋自学，经常钻研天文、地 理、兵家等经世致用的书籍。在他前半生戎马生涯中，他深感 “世道大变， 中国处于政弦易辙，发愤为雄”之际，因而他特别注重学习西方科技知识， 经常阅读西方报刊，接触洋务里手、有名之士、外国商人，注意掌握各先进 国家军事经济的发展情况。早在1874年，闲赋在家的刘铭传就说：中国若不 学习西方科技、废除科举、速开西校、翻译西书以激励人才，不出10年，中 国将面临危险。其观察时政的敏锐、深刻，的确发人深省。10多年后，俄国 占领中国旅大，势力波及东北三省。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占领宝岛台湾。刘 铭传的预言确实具有真知灼见。 刘铭传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敢侵略中国，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科学技 术，具有锐枪坚炮，而我国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以四书五经、八股为选 人才的标准，在新的形势下，这种人才不能发挥作用，基本上是废物，难以 适应近代化的需要。因此，官府必须重新造就和选择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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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在这种 “经世治用”，倡导“西学”的思想指导下，刘铭传采取以下 几种开发人才的措施： 第一，重金聘延教习，为台湾培养新式人才。这是刘铭传人才开发的重 点。1887年3月，他在台北大稻埕六馆街设立一座西学堂，聘请的教师中有 中国留学生、外籍教师以及从中国大陆来的科技人员。西学堂设有英文、法 文、地理、历史、算术、测绘、理化、汉文等。自学堂建立起到刘铭传离台 止，其培养 “俊才”64人。 第二，人才选择不计门户。刘铭传由于贫寒且多接触洋务人士及外商， 故在选择人才时能够不拘一格，只要能为近代化服务，则尽为我用。 第三，借才异国，为台湾树人。由于近代化的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需要的人才是方方面面的，而台湾及大陆的近代人才有限，所以必须引入异 国人才，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工程师都曾受聘于刘铭传的企业里，为企业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之，由于刘铭传的人才开发方针目的较为明确，措施也较为得当，所 以台湾不仅 “教育为之一新”，而且“人才之盛，勃勃蓬蓬”。这不仅有力 地推动了台湾近代化产业的开发，而且标志着这一经济开发活动达到了一个 新的水平。 在刘铭传进行的近代化改革中，曾经草拟了一份将基隆煤矿交由洋商承 办的奏折，遭到清廷的反对。后来他又决定交由本国商人承办。清廷获悉此 事，责问他 “天下有事政体乎？”并以“违制律私罪”，将他革职留任。一 班反对新政的守旧官吏和土豪劣绅在庆贺胜利的同时，掀起了反对新政的风 潮。刘铭传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辞职离台。 1891年6月4日，刘铭传怀着对改革未竟事业的遗憾，怀着对台湾的无 限眷恋，乘船离台返回大陆。抚台生涯结束。 纵观刘铭传抚台6载，正是中国人民处于民族危亡而奋力拼搏的时代， 也是台湾人民保卫和建设祖国宝岛台湾的重要时期。台湾海峡两岸同为炎黄 子孙，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洒下了汗水和 鲜血。刘铭传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光辉典范。 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怀着一颗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与台湾人民一道，为保卫 祖国的神圣领土，为建设台湾呕心沥血。他为台湾的政治管理、经济开发和 文化发展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绩十分卓著。著名学者连横曾指出：台 湾300年间，吏才不少，而能立长治之事者，只有两人，一是陈参军永华， 一是刘巡抚铭传，是皆有大勋劳于国家者。 刘铭传开发和建设台湾的业绩，他对祖国统一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 远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