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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暴风骤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鲁迅感到 了前所未有的振奋和鼓舞，他决心毫不犹豫 地投身到革命策源地广州，来 “做些有益于 人民的工作”。 1927年1月，鲁迅接受广州中山大学的 骋请，从厦门来到了广州，成为这所大学唯 一的正教授，同时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大 学教务主任。 在中山大学任职期间，鲁迅曾经冒着危 险两赴香港，作了 《无声的中国》、《老调 子已唱完》。内容虽然是 “七八年前的常 谈”，却是有感而发，为了抨击当时的现实。 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香港，鼓吹“国粹”， 提倡文言文、旧道德者，仍大有人在，他们 竭力要把中国变成 “无声的中国”。鲁迅揭 露帝国主义鼓吹“国粹”的目的，就是要“利 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个腐败 的民族”，他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反对 旧文化，“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将 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鲁迅受到以共产 党员毕垒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鲁 迅通过毕垒，和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次秘密接 触，阅读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少 年先锋》等刊物，了解了党的活动和主张。 他还曾秘密会见了中共粤区区委书记陈延 年，进行了一次推心至腹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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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广州，被称为“国民革命的策源 地”，是革命的大后方，但鲁迅从南下数月 来的所见所闻，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革命中 潜在的危机。4月10日鲁迅写下了杂文《庆 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用俄国革命的经 验和自己的切身教训，告诫人们在胜利时应 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阵 营破坏的危险性。 1927年4月12日，鲁迅的墨迹未干， “四·一二”政变便在上海发生，以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撕下了革命的假面 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广州从4月15 日起也开始大批逮捕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 青年学生。中山大学的许多学生也在其中。 事件发生的当天，鲁迅冒雨参加了中山 大学的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无效， 于是他愤而辞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和文学 系主任的职务。 在广州的日子里，鲁迅亲眼目睹了这场 空前的大屠杀：有许多昨天还和他见面的青 年，今天却可能走向刑场；今天还收到来信 的青年，明天给他们的复信却又不知寄到那 里。他曾回忆那时的情形说：“我一生从未 有见过这么杀人的。” “角色又是青年”。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泪 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刚刀 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 ‘杂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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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一面顽强地坚持 战斗，一面总结着斗争的经验教训。他在一 封信中写到：“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 人更留情面。”过去，他相信进化论，总觉 得青年必胜于老年，但在反革命政变的日子 里，他亲眼看到青年分成革命与反革命两大 阵营，反共青年捕人、杀人的凶恶程度，并 不比壮年差。于是，鲁迅思想中的进化论， 被激烈的政治斗争轰毁了，他越来越清楚地 认识到：进化论的思想，并不能改变中国的 现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鲁 迅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从 “五四”时期起，鲁迅就开始接触了 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阅读了陈望道翻译 的 《共产党宣言》。1927年以后，鲁迅开始 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1928年，在鲁迅的 224笔书帐中，关于马列书籍的就有 60多 笔。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岁月，鲁迅翻译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并通过各种途径， 购买、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 就这样，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在白色 恐怖的血雨腥风里，鲁迅通过严肃的自我解 剖，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 书稿中，他奋笔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地火 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 一切草木，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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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横眉冷对千夫指 1927年9月底，鲁迅辞去了广州中山大 学的职务，乘船经香港来到上海。从 10月 开始，鲁迅与夫人许广平，开始在上海定居 下来，从事写作和著译工作，投入了新的工 作与生活。 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系统地翻译和介 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他的帮助下，上 海出版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开展这项工作 的目的，既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同时也 是为了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把这一工作 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 间，曾说：“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是 在煮自己的肉的。”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 上海成立，参加发起的作家有鲁迅、郭沫 若、茅盾、郁达夫、柔石等人。鲁迅被选入 7人常务委员会，成为左联的重要领导人。 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革命群众团体“自由 大同盟”。 左联成立后的主要功绩，是在反击国民 党的文化围剿和培养文学新人，而这是与鲁 迅的辛勤劳作密不可分的。鲁迅领导左联的 工作，不是由于一种什么法定的关系，而是 像老战士带领一批新战士那样，自己走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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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的最前面，同时非常亲切、具体和周到地 照顾与教育着新战士。 鲁迅认为，新生的一代，是中国社会的 希望。在文化战线上，他既是伟大的战士， 也是辛勤的园丁；他一面冲锋陷阵，一面呕 心呖血，热心培育后辈青年。左联中的许多 成员和广大文学青年，对于鲁迅“如山的恩 情”，都有 “刻骨铭心的感受”。他们中的 许多人刚刚从狱中出来，找不到党，无亲无 友，生活无着，甚至流浪街头，却都由于找 到鲁迅而得到了有力的援助。 培养和教育青年，是鲁迅毕生所从事的 重要工作之一，虽然他习惯于夜间写作，他 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加上国民党政府长期迫 害，使他和青年们的联系，受到一定限制， 但他总是抽出时间和青年交往。他们的联系 多采用通信方式进行，通过写信，青年作 家、木刻家、青年学生、职业青年等，从鲁 迅这里获得了许多教益。对于青年人的来 信，鲁迅总是有来必往；对于青年人所提出 的问题，也是有问必答；对于青年人的热情 要求，只要有可能，他总是设法予以满足。 对于那些冒着危险登门求教的青年，鲁迅不 管工作如何繁忙，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鲁 迅十分健谈，他们谈话往往进行得很久，常 常废寝忘食，如果有一段较长时间不见青年 人来，鲁迅就会感到不安，生怕会有什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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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生。 1931年1月15日，左翼作家、共产党 员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人 在上海东方饭店召开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告 密，被英国工部局逮捕，并 “引渡”给国民 党龙华警备司令部。 柔石被捕时，敌人在他的衣袋里搜出了 鲁迅的印书合同。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想迫害 鲁迅了，这下有了借口。消息传出，鲁迅不 得不烧掉朋友们的信件，和夫人许广平带着 孩子来到一家日本旅馆避难。风声一阵紧似 一阵，有的说鲁迅已经被捕，有的说鲁迅已 被杀害。 1931年2月7日夜，柔石等左联5烈士 和其他几十个革命者，被国民党龙华警备司 令部秘密杀害。当局严密封锁了消息，禁止 国内外报刊透露。烈士的战友想尽一切办 法，才打听到他们的下落。 听到噩耗的当夜，鲁迅独自一人徘徊在 寓所的院中，周围一片死寂，人们都已入 睡，连同自己的夫人和孩子。鲁迅沉痛地感 到，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战友，中国失去了很 好的青年。在悲愤之中，吟出七律一首，以 寄托自己难以排遣的哀思：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悉慈母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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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不久以后，鲁迅起草了 《黑暗中国的文 艺界现状》、 《中国作家致全世界书》，交 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在国外发表，向世界人民 控诉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屠杀。史沫特莱担心 文章发表后，会危及鲁迅的安全，请他慎重 考虑，鲁迅毅然决然地回答：“这有什么关 系，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同年夏天，鲁迅主持编辑 《前哨》“纪 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了鲁迅参与起草的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向全中国、全世界控诉国民 党屠杀作家的两篇宣言，还发表了鲁迅撰写 的 《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革命文学和 先驱的血》两篇文章。 1933年2月，为了悼念左联5烈士殉难 两周年，鲁迅写下了 《为了忘却的纪念》一 文。在这篇感人肺腑的散文中，鲁迅追忆他 和殷夫、柔石的交往，描绘他们淳朴而坚强 的性格，叙述了战友们被捕和牺牲的经过， 沉痛地说道：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 念，而在这 30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 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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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 正长，……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 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1933年初，在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 人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发表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非法监禁、屠杀革 命者的宣言，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法西 斯罪行。反动政府指示特务在6月18日暗 杀了杨杏佛，随后又开出黑名单，妄图暗杀 鲁迅和 “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成员，并在 杨杏佛的追悼会场做了布置，形势十分险 恶。鲁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谢绝了朋友们 的劝阻，毅然前往参加入殓仪式。他锁上房 门，不带钥匙，做好牺牲的准备，冒着生命 危险去和敌人斗争。鲁迅的浩然正气使特务 们心惊胆颤，加上大家的保护，敌人终于没 敢下手。事后，鲁迅激动地写下了向黑暗势 力战斗到底的誓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 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在险恶的环境中，为了安全地保存马克 思主义书籍和其它图书资料，鲁迅和内山先 生商议，以店员镰田城一的名义，租用了一 个房间，作为秘密藏书室。这里满屋都是 书，书架全部是木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 开来就是书架，随时都可以装上汽车运走。 为了确保安全，鲁迅还在门口继续挂着“镰 田城一”的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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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鲁迅应柳亚子之请，曾 作过一首七律 《自嘲》，来概括自己当时的 处境： 运交华盖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 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是鲁迅旧体诗中最为人称颂的一 首。他以幽默的笔调，描绘了自己在国民党 文化 “围剿”中的艰难处境，表现出“为敌 为我，了了分明”的爱憎情感和“嘻笑怒骂， 皆成文章”的独特风格。尽管如此，这首诗 的感情还是非常深沉的。曾经有一次，鲁迅 把诗的大意讲给内山完造听，听的人哭了， 鲁迅自己也哭了。当时，他正处在八面攻击 当中，想到自己处境，想到多灾多难的祖 国，鲁迅难以抑制自己悲愤的感情。 九、韧的战斗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帝 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 抵抗政策，节节败退，拱手让出了东北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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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河山。他们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 不断向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 “围剿”。 日本侵略者把战火从东北引向东南， 1932年1月28日，日寇突然进攻上海，引 发了震惊中外的 “一·二八”事变。鲁迅在 自己的国土上，饱尝了侵略者所强加的战祸 之苦。他所居住的公寓，正面对日本海军陆 战队的司令部，随着战事的日益激烈，鲁迅 不得不带领全家老弱，迁到内山书店的楼上 避难。 就在战火蔓延之际，鲁迅和茅盾、胡愈 之、叶圣陶等 43人，联名发表 《上海文化 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 海，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呼吁全世界人 民和革命的团体及作家，立即起来援助中国 的被压迫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 道的屠杀”。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鲁迅逐渐认识 到改造中国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必须进 行持久的、韧性的战斗，他认为 “辱骂和恐 吓决不是战斗”，必须坚持种种具体的、切 实的、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在鲁迅晚年，使 用最多的是杂文这种文体，鲁迅把它作为 “匕首”和“投枪”，用这一武器反击国民 党的文化围剿，痛斥反动当局的卖国丑行。 早在“五卅”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屠 杀，以及种种损害民族尊严的舆论，鲁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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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连续写过许多杂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 争。他反对“辩诬”，反对向帝国主义搜求 “公道”，要求中国人民“抽刃而起”，把 帝国主义这个凶恶对手当做 “他山的好 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坚持 “奋斗30 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他提出对 帝国主义斗争的韧性原则，一定要让敌人 “以血偿还”。 1932年，鲁迅写了《文章与题目》、《天 上地下》等杂文，抨击了 “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性和欺骗性。鲁迅指出，它的实质就 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 “外就是内本无可攘”。所谓“安内”就是 日本兵在边境抛炸弹的同时，国民党在“腹 地”里抛炸弹，共同屠杀中国人民。鲁迅还 在书信中尖锐地指出：“中国历史上，凡一 朝要完结的时候，总是自己先动手，先将本 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 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 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 妙。” 1931年12月，全国各地学生到南京请 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 国。国民党下令逮捕、枪杀爱国学生，胡说 请愿的结果使 “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 以往，国将不国”了。鲁迅写了 《友邦惊诧 论》，指出：“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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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杀戮；党国让我 们遵从 “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们就不 但 “镇压”，而且诬陷杀戮。这就深刻地揭 露了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实质和英美帝 国主义纵容日寇侵略，妄图瓜分中国的野 心。 在国难声中，许多书刊大谈 “日本研 究”，鲁迅发表了 《“日本研究”之外》， 指出：“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 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云 南失掉了再来研究法兰西。”我们“尤其应 该研究自己”。“我们也无须再看什么亡国 史了，……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 的新国历史，这里所指示的是叫战，是活 路，而不是亡国的悲叹和哀号。”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他与内山完造、增 田涉等日本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深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相处十分重要， 他自己就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 化贡献了很大力量。但是，在民族危急的关 头，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日本对中国的吞并野 心。不论他与日本友人的交谊如何深厚，但 在涉及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原则问题上，鲁迅 从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对于那些以 征服者自居的挑衅者，他多次不卑不亢，有 理有节地进行斗争。他始终站在殖民、半殖 民地人民的立场，坚守民族气节，替被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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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和人民呼号，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景仰， 也受到日本友人的赞誉。 十、共产党人最可信赖的战友 鲁迅曾写过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吗？》的杂文，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 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 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 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掩饰 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 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 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 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之中，不 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 信，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 那简直是诬蔑。” 是的，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秋，鲁 迅对祖国并没有失去信心，他找到了中国的 希望所在，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 中国工农红军。 鲁迅同党的密切关系，主要是在以左联 为基地的革命文学运动中结成的。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高级领 导人之一，1931年1月，他在党的六届四中 全会上受到王明的残酷打击，被排斥于中央 领导机关之外。同年5月，因上海党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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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遭到破坏，他便避居到茅盾家中，一面 养病，一面从事翻译，并参加了左联的工 作，从此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鲁迅了解到瞿秋白具有良好的外文功 底，便请他多多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 述。瞿秋白写信给鲁迅，一开始就以 “敬爱 的同志”相称，鲁迅的复信，也每每称瞿秋 白为“敬爱的J.K同志”。他们通过密切的 互访和书信往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 常常在一起探讨、切磋翻译问题，并在文坛 上相互声援，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英勇的斗 争。 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度遭到破坏，瞿秋 白同志也数次到鲁迅家中避居，在白色恐怖 之中，由于鲁迅的关怀和帮助，瞿秋白这位 国民党注目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不仅没有遇 到危险，而且在生活中得到了照顾和安排， 并得以便利地参加工作。 1934年，瞿秋白同志接到中央通知，离 开上海，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次年3 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军队逮捕。鲁迅 闻讯以后，曾多方发起营救，未获成功。当 年 6月，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消息传来， 鲁迅悲痛不已。为了纪念亡友，鲁迅联系上 海文化界，筹资为瞿秋白出版纪念文集，鲁 迅亲自主待文稿的编辑、校对、题签、封面 设计等工作。直到鲁迅生前的最后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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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忙碌于文集的印刷和出版。1936年，以 STR（史铁儿，即瞿秋白笔名）为书名的烈 士文集 《海上述林》上册，终于在鲁迅生前 如期出版了。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 反 “围剿”斗争。红军将领陈赓在战斗中负 了重伤，当时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很差，党组 织就秘密地把他送到上海来治疗。鲁迅得知 这一消息后，十分关切。长期以来，他一直 关注着红军的战斗情况，但由于国民党的封 锁，总是得不到确实的消息。趁这个机会， 鲁迅多次邀请陈赓同志到他家中作客。 在一个秋日里，陈赓同志来到北川公寓 鲁迅的寓所探访。那天，鲁迅先生的兴致很 好，特地请夫人许广平预备了许多酒菜，他 们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夜深。鲁迅先 生谈不多，多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并不时询 问着各种问题。陈赓同志向他介绍了红军反 击国民党 “围剿”的经过，并谈到了苏区人 民的生活、文化建设、卫生条件、军民关系 等。所有这一切，都使鲁迅感到新鲜和兴 奋。 在这次谈话中，陈赓将军为了帮助鲁迅 具体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和斗争形式，随手 画了一张革命根据地形势图。送走客人以 后，鲁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了扩大红 军的影响，鲁迅准备以陈赓讲述的战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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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素材，写一部反映红军斗争的小说。考虑 到写作的需要，也为了纪念这次不寻常的会 见，他郑重地把这张珍贵的地图夹进一本期 刊里。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后来鲁迅 没有来得及把这部小说写出来。但是，他与 党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了，他以自己的勤奋工 作写下了比小说更为动人的篇章。 红军长征前夕，方志敏同志率领抗日先 遣队北上，作战失利，不幸于 1935年 1月 被俘。在监狱里，方志敏表现了共产党的崇 高气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利用各种 条件，写了许多文稿和密信，这些密信都是 用米汤写成的。当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周 围是一片白色恐怖，怎样才能把这些文稿和 信件送给党呢？方志敏在苦苦思索中，终于 想到了鲁迅。他知道鲁迅和党的关系密切， 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找鲁迅要比找地下党 的同志容易些，他坚信鲁迅一定会想办法完 成共产党人的重托。 信件和文稿辗转送到了鲁迅的手中。一 天深夜，鲁迅把送来的文稿放在桌上，用碘 酒加水冲洗。上面的字迹很快显现出来。当 方志敏同志的署名进入眼帘时，鲁迅的心突 然收紧了。这位威镇海内的红军将领，在千 里之外，垂危之际，竟想到了自己这样一个 素不相识的人，并把比生命还要贵重的密件 相嘱托。这是何等坚定的信任，又是多么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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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情义。 除了写给中央的密信外，还有许多篇文 稿： 《可爱的中国》、《清贫》、《这是一 间囚室》……鲁迅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怀着 庄严而痛惜的心情，郑重地收藏好这包东 西。 在白色恐怖十分严峻的日子里，鲁迅烧 毁了不少信件，却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着这些 革命文物。事后，鲁迅通过上海中央特科的 关系，终于把方志敏同志的遗稿，妥善地传 送给党中央。 1935年11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 万五千里长征，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 到达陕北。鲁迅于次年 2月得知这一消息， 受到极大鼓舞。他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转道 巴黎，致电给毛泽东和朱德同志：“英勇的 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 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辉的 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 民众正在努力，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 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 迎与拥护。”鲁迅充满信心地说：“在你们 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立即得 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成了全国范围的 抗日高潮。 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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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文中，明确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中 国目前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 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 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是因 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 人，……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 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十一、民族魂 1933年以后，鲁迅的健康情况逐渐恶 化，但他仍然支持着工作，用加紧工作来延 长自己的生命。越到后来，他所写的文章也 越多。他常常说：“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 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好，因为结果还是 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在 1935年除 夕收编成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鲁迅对 自己的作品曾经作过一个统计：“我从在《新 青年》上写 《随感录》起，写到这集子的最 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80 万字。后9年中所写，比前9年多两倍；而 这后9年中，近3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6 年。” 1935年底，鲁迅的健康状况愈加恶化， 他年轻时曾就患了肺结核，以后又复发过几 次，但都抵抗过来了。由于年纪渐大，体质 也日见衰弱，长年累月又处在紧张的工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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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以这次发病就显得很沉重。朋友们对 此深感忧虑，劝他出国养病。但是，鲁迅仍 然不愿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不愿离开正处 在生死危急关头的祖国和人民。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一颗伟大 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鲁迅的逝世，犹如巨星陨落，震动了全 中国、全世界。一个个追悼会在各大城市召 开，无数篇悼文在报刊上发表，雪片似的唁 电从全国各地、从世界各国拍来。 中共中央发出了《告全国同胞和世界人 士书》，电文高度评价了鲁迅光辉的一生， 赞扬他 “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 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 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词是：“鲁迅 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 10月22日，上海各界群众不顾当局的 重重阻挠，由90多个团体，6000余人组成 的送殡队伍，为鲁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队 伍到达墓地后，先由蔡元培、宋庆龄等作了 安葬演说，上海民众代表献上“民族魂”白 地黑字旗一面，覆盖在棺墓之上。 鲁迅晚年，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声：或者 希望他亲自动手写自传，或者表示愿意努力 给他作一部传记，但鲁迅总是反对这样做。 早在 1936年5月初，鲁迅收到一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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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来信，又提出了作传的要求，并建议由许 广平撰写。鲁迅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明 白告诉朋友们，于是 5月 8日写了一封回 信。信不长，但感人至深。他说：“因为一 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以作传，那么， 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据当时一 般估计，全国人口为四万万），真将塞破图 书馆。”他接着写到：“我有许多小小的想 法和语言，时而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 但其实不过小事情而已。” 鲁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民族魂”， 这是中国人民对于他公正而崇高的评价。鲁 迅创造的文化思想遗产，是中华民族最可宝 贵的精神财富。 郭沫若同志曾写过：“大哉鲁迅！鲁迅 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这个赞词准确地反应了鲁迅在中国革命 史、文化史中的崇高地位和伟大影响。是 的，鲁迅不仅属于中国，而且是属于世界人 民。鲁迅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根据粗略统计，鲁迅从 1907年起到 1936年的30年中，创作小说3本、散文 1 本、散文诗1本，共约35万字；杂文16本， 共约650多篇、135万字；辑录、校勘中国 古典文学作品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著 作，已出版的共约 80万字，还有一些尚待 整理；翻译介绍俄、法、德、日等古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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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 克、匈牙利、芬兰、荷兰、西班牙等 10多 个国家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共计长篇中篇小 说和童话8本，短篇论文 50篇，共约 310 万字。 1938年， 《鲁迅全集》20卷出版，收 录了鲁迅的全部作品近 1000万字。鲁迅的 作品被先后译成英、日、俄、西、法、德、 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都有广 大的读者，充实了世界文学宝库。 毛泽东同志对鲁迅一生非凡业绩作出 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 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 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 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 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 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 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勇敢、最坚决、最忠 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周恩来称颂鲁迅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 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过渡时代的伟大桥 梁”，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 鲁迅的一生，跨越两个历史时期，经历了复 杂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复杂的局 势中，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严于解剖自 己，不断探索，不断追求，从一个革命的民
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作为 “五四”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始 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重视改变国民愚弱的 精神，改变旧思想和旧习惯，不管它们是多 么顽固，多么难以改变。经过一次次血的教 训，他逐渐认识到，所谓国民的劣根性，所 谓旧思想、旧习惯，都是一定社会制度的产 物，要彻底改变它们，唯有从根本上变革社 会制度。因此，“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 来”。 鲁迅为了追求救国的真理，付出了自己 一生的努力。他经历了千辛万苦，遭遇到种 种挫折，积累了血的经验教训。在对各种各 样外来思想的比较鉴别中，最终找到了马克 思主义这个真理。鲁迅作为一个伟大革命 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 国主义者。鲁迅后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 产主义战士，他的爱国思想是随时发展、有 增无减的。在鲁迅的晚年，他把马克思主义 和爱国主义思想和谐地统一到了一起。他既 是一个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又是一个 始终如一的爱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说过：“鲁迅的两句诗，‘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 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 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 ‘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
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 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 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牛’，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鲁迅以自己一生的不懈追求和探索，实 现了自己在年轻时立下的 “我以我血荐轩 辕”的报国誓言。鲁迅的精神，就是我们民 族的精神，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中华的崛 起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