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流走的是声音沉淀的是历史
1949年，一桩普普通通的诽谤案使众多名人走上法庭
精液贮存引来一起史无前例的官司
肯尼迪总统被刺连环案的法庭争端
超级明星辛普森杀妻案：法庭上的马拉松控辨之战
堕胎合不合法：美国最高法院里的争论
我国首例“安乐死”之辩护
中国文坛首起小说诽谤案
个体户告倒了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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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一桩普普通通的诽谤案使
众多名人走上法庭
案情梗概
维克多·克拉维钦科曾是苏维埃高级官员， 1944年4月4日夜，“他
投向了西方”，向美国要求政治避难，美国接受了这位叛逆者。1946年2月，
克拉维钦科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在美国出版发行，成为轰动一时的畅
销书，同时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国家出版。1947年11月12日，由著名
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贡领导的共产党文学周刊 《法兰西文艺报》发表了一篇
标题为 《克拉维钦科的书是怎样出笼的》文章。文章说，《我选择了自由》
一书完全是美国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用以诋毁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取
得的巨大成就。文章还说克拉维钦科其实是一个酗酒成性的酒鬼，他所以“选
择自由”完全出于无奈，因为他的贪污行为已被发现，即将被检察官逮捕。
克拉维钦科阅读此文之后，聘请了抵抗主义运动著名知识分子乔治·扎
伊尔做辩护律师，于1948年1月正式向巴黎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法兰西文
艺报》犯了诽谤罪。
该案由巴黎法院第十七轻罪庭审理。
1949年1月24日星期一，克拉维钦科诉《法兰西文艺报》诽谤案在巴
黎法院开庭。
由三名法官共同审判这次案件，迪尔凯姆上庭负责主持整个法庭辩论。
在被告席上，坐着《法兰西文艺报》的主编克洛德·摩根和新闻记者兼
评论家安德列·维尔塞姆，紧挨着他们的是《法兰西文艺报》为此次诉讼组
织的强大律师阵容。首席律师若埃·诺德曼以辩才而著称，协助诺德曼工作
的马拉塔索、布吕迈及布律尼埃也都非等闲之辈。在被告的对面坐着维克
多·克拉维钦科和他的律师乔治·伊扎尔和埃兹曼。
克拉维钦科首先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念道：
“美国给了我自由，拯救了我的生命。现在我请求法国的法官们主持公
道，确认我这一作法的正义性……”
“主持公道的法国法官将确认你这一作法为无耻的叛徒行径。我们将在
法庭上揭穿你虚伪的嘴脸。”克拉维钦科的发言还未念完，便被维尔塞姆的
反唇相讥打断。
克拉维钦科勃然大怒，恨恨地用拳头敲击桌面。迪尔凯姆庭长迅速插话，
以控制局势：
“双方当事人，请控制自己的情绪，法庭不是吵斗的场所。你们各自有
什么事实和证据可以提出来吗？”
被告的首席律师若埃·诺德曼请求传讯自己一方的证人。
第一批出庭作证的全是法国人。首先讲话的是路易·马尔丹·肖菲埃先
生。他回顾了自己在集中营的遭遇：
“我们40多个人被关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屋里遍布跳蚤和臭虫。我们
每天被迫干14个小时的活儿，而仅得到几乎不够维持生命的少量食物。那时
我们唯一的寄托便是一台偷偷藏起的小收音机，我们用它收听苏联红军的广
播。最后苏联红军打到了德国东部，我们被解放了并且受到了良好的对待。
最后，终于死里逃生返回了法国。在这里，我要大声宣布，我将一辈子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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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了我的苏联红军……”
最后，路易·马尔丹·肖菲埃先生断言：
“克拉维钦科的书只会对德国有好处。他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且
背叛了所有的盟国。他试图分裂他们。在战争期间，他的行为是在为德国人
帮凶，在战争胜利后的今天，他的行为是在破坏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共产党议员、前部长弗尔南·格雷尼埃接着发言，随后作证的是皮埃尔·德
布雷，《基督显现》报社的记者。他说：
“我不是克拉维钦科的政敌，但我准备以事实和理性对他的书进行历史
的批判。凡是看过《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人都不难发现，书中充满了赤裸
裸的恶意和怨恨，它完全无视苏联人民的伟大建设成就，完全忽略了苏联在
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书中的荒谬与偏见是一看即知的，它完全
不顾历史事实地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与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这难道不是
在刚刚获得和平的世界上散布仇恨与敌对的种子吗？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
一个具有健全理性、热爱和平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一本偏颇的书来的……”
1949年1月26日第三次庭审，史学教授让·巴比把听众引入这次诉讼
的真正意图中：克拉维钦科是书的作者吗？巴比先生语言坚决地断定：
“这本书没有一行是出自克拉维钦科之手，俄国文学中从未存在过这样
的体裁，它属于美国民间风格。”
原告的律师乔治·伊扎尔起身抗议：
“请问巴比先生凭什么断定此书不是俄罗斯风格呢？我请求法庭对如此
毫无根据的武断不予以考虑。”
“为什么书中的女性全是美丽的？俄罗斯人是不喜欢如此夸耀自己的女
人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果戈里等伟大作家善于揭示人性的丑恶。这是典型
的美国风格！而且书中有黄色甚至色情的描写，这绝对不是俄罗斯风格……”
被告方面的另一位法国证人埃马吕埃·达斯蒂埃紧接着发了言。他的话
正好击到了克拉维钦科的痛处：
“让我们回忆一下克拉维钦科‘选择自由’的时间吧！他在祖国遭受危
难的时候背离了祖国。在我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犯罪和叛变。说到他的书，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出版方面的事情，它既没什么文学价值，也无积极的社会
意义。它是一桩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是为迎合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而做的肆
无忌惮的宣传，说它是一件纯粹的宣传品也毫不过分！”
诉讼第四天，克拉维钦科的证人开始出庭作证。
首先出庭的奥尔加·玛申科夫人略微有些激动地叙述了自己的遭遇：
“革命后，我被认定为富农，从前的剥削阶级，因而失去了投票表决的
权利。一天，他们把我逐出家门，赶进冰天雪地中，查封了我的家，当时我
已怀孕八个月……”
接着出场的是基伊诺先生，他用平静的语调叙述着自己的事情：
“我是一名工程师……1938年5月10日，秘密警察逮捕了我，指控我
参加一个反革命的布哈林组织。我从未涉足政治，可横祸依然莫名其妙地落
到头上。直到后来我才搞明白，当时时兴用这个罪名来铲除异己。我曾经两
次被打得昏死过去，由于我拒绝在检察长填好的声明上签字，被列入了 ‘审
讯无结论’名单。两个星期中，警察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我，不让我合眼……
最终，他们失去了耐性，威胁要逮捕我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于是我被迫签字
认罪，承认是一个布哈林——托洛茨基联盟的成员……对我的正式审判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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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1点钟进行，连20分钟都没用到，出庭的只有法官、预审法官和秘密警察
的头目。我申辩自己不是罪犯，是在酷刑下签的字，不过没有人听我的话。
经过6分钟的会议，我被判处在‘特别营’服刑18年。在我那间牢房里，满
满地关着136人，我们只得轮流睡觉，1/3的人睡在地上，其余的人靠墙站
着，等待轮到自己……2月，我被装进了一节火车，送往西伯利亚。火车到
达目的地后，我们被士兵押送着徒步去集中营，一共走了两天的时间。掉队
的人一律就地枪决……我被分配到用桦树做枪托的大队。这项工作真是可
怕，清晨5点钟起床，穿着木拖鞋，走12公里的路到森林去。天是那样的寒
冷，身上的汗水都结了冰……”
“终于有一天，人们向我宣布，我的案件已经复查了，我没有罪，我自
由了。这真像是一场恶梦。”
这时被告方面马拉塔索律师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我必须提醒法庭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克拉维钦科先生的所有证人都是
在红军到达乌克兰时出走的，因为他们曾经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害怕可能会
遭到的惩罚。因此，他们相当于1944年盟军解放法国时逃离法国的自卫队士
兵和德国合作者。他们的证词是片面的，不可信的，我请求法庭认定这一点。”
1949年2月2日，又轮到被告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
美国记者阿尔贝·卡恩直截了当地切入整个问题的实质：
“克拉维钦科是个叛徒！他的煽动性的书属于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
这个阴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后不久便已出笼，并且给世界人民带
来了无数的痛苦……”
阿尔贝·卡恩接着回忆了自己在苏联作为战地记者采访时的经历：苏联
红军是如何英勇地抗击德国法西斯，苏联人民是如何默默地忍受战争的痛
苦。最后，他激动地说道：
“克拉维钦科个人只不过是一粒沙子，或者说是一粒尘埃，但他竟变成
了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他所代表的东西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美国
人民、法国人民以及世界和平都是危险的。他的书属于一种战争宣传。”
克拉维钦科气得面色通红，他忍无可忍地高声喊道：
“卡恩先生谈到阴谋，但他丝毫没有讲共产党的阴谋！他提到了法西斯
的恐怖，可他一点儿不涉及共产党的恐怖！正是因为不喜欢在自己的祖国内
发生着的恐怖，我才勇敢地站到了这儿进行这场诉讼。”
法庭上的交锋开始白热化，双方的律师都站了起来，激辩随之发生。
“一个记者曾经写道《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作者是尤金·莱昂。”诺
德曼先生喊道，“为什么克拉维钦科从不追随他呢？”
“那是另一个问题。你应当很清楚，《法兰西文艺报》断言书是一些流
亡俄国人写的！”伊扎尔反驳说。
“你为什么选择在法国进行这场诉讼？”诺德曼目光炯炯地盯着克拉维
钦科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质问。
“因为法国共产党值得警惕。”克拉维钦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大厅里迸发出支持的掌声。然而被告席上，人们也不无欣喜。克拉维钦
科刚才过于冲动说的一番话不正是招供了他的反共阴谋吗？
1949年2月9日，星期三，诉讼第七天。
克拉维钦科的前妻戈尔诺娃夫人出庭作证：
“我最伤心的回忆，便是想起克拉维钦科曾是我的丈夫。我同他结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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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19岁，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当我有孕在身的时候，他动不动便找
碴和我吵架，因为他不想要孩子，不断地逼我流产，我不知哭了多少回。他
打我，摔餐具，还时常喝得醉醺醺的……”
克拉维钦科用手指着前妻，叫嚷起来：
“别听信她的鬼话。她父亲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在大清洗中被抓了起
来，她站在那里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是苏联警察制度的牺牲品，一个活生
生的例子。她在撒谎，因为她是被迫站在这里的。人们强迫她说违心的话。”
第二天，来自苏联的证人们继续出现在证人席上，其中有科利巴罗夫工
程师。他说：
“我是在克拉维钦科担任巴尔布莱斯克拖拉机厂厂长时认识他的。我受
命进行调查，因为工厂一团糟。我发现克拉维钦科涂改了统计表，贪污了巨
额款项。他被判处两年强制劳动，由于退赔了贪污的钱，被减刑一年。”
乔治·伊扎尔律师站了起来。
“我请求法庭考虑科利巴罗夫先生的这段证词，因为里面存在明显不合
逻辑之处。试想，如果克拉维钦科先生负责巴尔布莱斯克拖拉机厂的时候不
是干得非常出色，他怎么会成为苏联驻华盛顿采购团的代表呢？一个因贪污
而判刑的人后来竟被赋予如此的要职，这简直不可想象。唯一的解释是，科
利巴罗夫先生是在作伪证。”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苏联证人是红军的代表鲁登科将军。他说道：
“在作证之前，庭长先生，我想要说，我把克拉维钦科视为一个背叛祖
国的叛徒，一个战争罪犯。一个犯人不是作为被告，而是作为原告出现在法
庭上，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事情真是前所未闻……”
鲁登科接着说：
“克拉维钦科的言论被看成是同盟国阵营出现的第一条裂痕，受到了法
西斯分子的欢迎。德国人把他的话印成传单，投向我们的部队……德国人利
用叛徒的无耻诽谤企图瓦解我们的军心，而美国人为了准备一场新的战争，
需要一个反苏专家。苏联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不管怎么讲，你们还是攫取了东欧！”克拉维钦科喊道。
将军对他根本不屑一顾，继续自己的发言：
“我们与自然作斗争，让河流改道浇灌沙漠，让沼泽变为良田……”
“先把自由还给人民，再使从前的受压迫者成为国家的主人！”
庭审继续进行。原告方商也推出了更为有力的证人，她便是玛格丽待·布
贝——诺曼夫人，德国哲学家马尔丹·布贝前妻的女儿，德国共产党前政治
局成员海因茨·茨曼的遗孀。她用平淡的语调说：
“1931年，我丈夫希望用武力同国家社会主义作斗争，但这违背了党的
政治路线，他被赶出了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希特勒上台以后，我们亡命到了
瑞士，但恶运并没有结束，希特勒向瑞士要求引渡我丈夫，危急时刻，苏联
向我们提供了避难所……”
“莫斯科的气氛转眼变得令人窒息。1937年，我丈夫因为拒绝承认他以
前写的一本书中的 ‘政治错误’，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了。自此之后，我
再也没有见到他。不久，我也被捕了，被视为 ‘社会危险分子’，判处在西
伯利亚服五年苦役。集中营很大，相当于两个丹麦那样大，那里没有高墙，
但根本不可能逃出去，试图逃跑的人最后都葬生在茫茫雪原里。”
“1940年，”诺曼夫人接着说，“德苏条约签订后，我被带到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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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告诉我，驱逐出境的决定取代了强制劳动的惩罚。我被押解到德国边境，
交给了党卫队。”
“我的同伴都是德国人或中欧人，其中有一个是曾任德国共产党机关报
编辑的匈牙利犹太人，一个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年轻的德国共产党人，别的人
全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我被交给盖世太保后，旋即被押送到雷文斯布
鲁克，在那里一直呆到1945年……”
“可是，解放雷文斯布鲁克的不正是苏联红军吗……”诺德曼律师插口
道。
诺曼夫人冷冷地答道：
“幸运的是，在这之前我已经越狱了！因为狱中的俄国共产党人曾告诉
我，红军一到，我将被重新送回西伯利亚。”
“你不应该这么随便地听信谣言。红军解放了许多集中营，拯救了无数
被囚禁的人。”诺德曼律师继续争辩道。
“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以他们对我和我丈夫的所作所为来看，我
认为这种事肯定是会发生的。他们不会宽恕他们眼中的 ‘敌人’。”诺曼夫
人以如此斩钉截铁的结论结束了自己的证言。
被告方也并没有退却，他们继续推出更有名的人物来批驳克拉维钦科的
谬论。他便是坎特伯雷的长老——受人崇敬的休利特·约翰逊牧师。他精神
饱满地描述道：
“我来这里是为了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为了消除隔阂和误会。
我先后三次去苏联，我向你们保证，斯大林的形象并不像克拉维钦科描绘的
那样。我曾同斯大林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尊严和端庄的容貌深深地打动
了我。”
这时，乔治·伊扎尔站起来说道：
“尽管本人非常尊重坎特伯雷长老，也愿意相信他的描述，但由于我们
身处法庭，作为律师我不得不指出，长老本人的话作为证词是没有什么意义
的，端庄的容貌，并不能说明本身的实际行为，而克拉维钦科的书也从未指
责任何人的长相和仪态。”
约翰逊牧师略为思索了一会儿乔治·伊扎尔的反驳，继续说下去：
“我曾会见了苏联的所有宗教领袖：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们
告诉我，他们有实行自己宗教的完全自由，教民们也未受到歧视或迫害。至
少从这一方面来讲，克拉维钦科回忆录里的话是偏颇的，不公正的……”
1949年2月28日，第16次庭审，中心主要围绕着克拉维钦科的著作。
克拉维钦科向法庭出示一叠叠的稿纸：
“庭长，这就是我的书的原稿。我让收藏我的书稿的美国人把原稿寄来，
一共有近700页，这足以证明书是我自己写的，也足以让任何的伪造、代笔
一类的诽谤不攻自破……”
“自从我逃到美国，被伟大而富于同情心的美国人民接纳以后，我便一
直有这么一个打算，将铁幕那边的事情揭露出来，将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
丑行，将那些一直被人为掩盖着的东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希望人们理
解我的叛逃行为，我更希望用这些事实去教育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民，让他们
了解身边存在的丑恶现实，让他们感觉到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
邪恶势力和对自由的威胁。一些志同道合的热心人无私地帮助了我。我首先
要感谢的便是我的手稿翻译人尼科尔斯基先生，还有编辑波特先生，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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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的回忆录得以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知道我的书会让许多人怀恨在心，他们会制造许多无耻的诽谤，这
一点是我早就预料到了的。因此，我决意要妥善保存自己的手稿，以留下证
明事实真相的铁证。好心的狄内斯先生愿意收藏我的手稿，虽然我以为自己
的书不配这份殊荣，但出于对将来不可避免的恶意浪潮的考虑，我答应
了……”
继克拉维钦科之后，乔治·伊扎尔更为冷静地提出了一些正式的法律证
据，首先是手稿鉴定书。根据司法鉴定部负责人萨尼埃先生的鉴定，化学分
析证实克拉维钦科在法庭上出示的这份手稿至少已存在了一年半的时间。这
个结论意味着，这份手稿是在《我选择了自由》一书出版以前写成的，它排
除了临时伪造的可能性。另外的一份证据是书稿的英文翻译尼科尔斯基先生
亲笔签收的收据，证明他收到了翻译此手稿而应获得的稿酬。
诺德曼找来了作家弗拉迪米炙·波兹纳，他精通俄语和英文。波兹纳从
克拉维钦科的俄文手稿中找出20来页，把它们和英文译稿进行了非常详细的
对比，最后得出结论：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俄文原稿
同英文译本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可以用迥然不同来形容。改动和增减的
地方比比皆是，怎么可能说它们是同一本书呢？俄文原稿讲的是一个平庸家
伙的生活，而英文则成了一位英雄的传记。显而易见，这本书有许多作者：
首当其冲的是克拉维钦科本人，其次是一些俄国移民，最后是一些善于夸张
渲染、歪曲事实的新闻记者……说这本书是在一个巨大阴谋的指导下，由一
群乌合之众合力炮制出来并不过分。”
乔治·伊扎尔迅速起身发言：
“从被告方面证人的话里，我认为法庭有理由得出结论，即被告方面也
承认，克拉维钦科确实是《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作者，因为有俄文手稿的
存在，事实不容抹煞。至于被告方面反复强调的俄文原稿与英文书的不同之
处，我认为任何翻译都难免有错漏，甚至有误解之处。而每一本书都不可能
按原样出版面世，必须经过编辑的修改润饰，这是常识。被告据此否认克拉
维钦科先生的著作权是毫无道理的。”
作家让·卡苏说：
“称克拉维钦科为叛徒毫不奇怪。战后人们枪毙叛徒，而现在却为他们
开脱。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前部长皮埃尔·科特议员说道：
“克拉维钦科的书是片面的，这与人们谈到美国的情况时，只提及南部
黑人的遭遇一样毫无二致……克拉维钦科为什么不讲讲苏联的伟大成就
呢？”
被告方面最后推出的证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子能部高级专员弗里德里
希·约里奥·居里。他首先赞赏了克洛德·摩根和安德列·维尔姆塞的勇气，
接着说道：
“我曾三次去苏联参加科学会议，并且前两次去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从我的所见所闻，我完全可以证明克拉维钦科的书里纯粹是毫无根据的歪曲
和污蔑。他把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描写成一片黑暗，而我看见那儿的人
民幸福而快乐，热爱自己的工作，对生活充满希望。”
“你为什么要去苏联？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优待你。他们需要利用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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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名人来宣传一些虚幻假象？”
“我否认你这样无理的猜疑。我前往苏联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和平
的热爱……”
著名物理学家最后说道：
“今天有人利用一些叛徒来制造人们所不希望的新的战争气氛，必须大
喝一声，“此路不通！”《法兰西文艺报》有理由挺身而出代爱好和平的亿
万人民发言，我们支持他们对阴谋者和叛徒的迎头痛击。”
1949年3月7日，星期三，埃兹曼先生代表原告方面朗读了第一篇辩护
词：
“经过了长达一个半月的庭审，我想法官们和听众们已经对本案有了一
个详细的了解。按照被告方面的说法，他们是在反击、批驳、揭露一个渺小
的叛徒。可就是这个被描绘为不足挂齿的人物竟然调动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
者、五位有学衔的人物、四名前部长、好些议员和两位将军，其中一位还带
着副官来反对他。他一定是有什么地方让他们害怕了，恼怒了，因此他们才
会为了这么一位小人物而大动干戈。事情的真相不言自明，克拉维钦科先生
的书揭穿了长久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谎言，因而触怒了这些不愿让事实大白
于天下的人们，所以他们要竭尽全力贬低他、诽谤他。”
接着，埃兹曼律师话锋一转，相当聪明地将被告方面证人的证词用作有
利于己方的证据。
“根据我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的记录，我发现被告方面《法兰西文艺报》
不仅在报纸上黑纸白字地诽谤克拉维钦科选择自由，而且在法庭中也公然出
言不逊，辱骂或诽谤的言词多达25处，如 ‘无耻小人’、‘沙子’、‘尘埃’、
‘酒鬼’、‘贪污犯’、‘战犯’、‘骗子’不一而足，我在此就不一一列
举了，这些辱骂和诽谤给克拉维钦科先生造成了相当大的精神伤害，法官们
对此也亲自耳闻目睹。”
这一招确实有些出人意料，被告方面大概只顾痛快淋漓地攻击克拉维钦
科，没料到对方会将自己的过火言词记录下来作为当堂证据。埃兹曼乘此有
利形势，毫不留情地追击：
“我代表克拉维钦科先生，要求得到1000万法郎的损害赔偿。维尔塞姆
和摩根先生从这次诉讼中捞到了好处，他们在法庭门口组织了公众集会，在
会上散发了声明传单，还号召支持者们募捐。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捞到 1000
万法郎！ 33％的法国人站在他们一边。让诽谤者大获其利，而让被害者继
续遭受辱骂，难道这成其为公理与正义吗？如果你们想拯救法国新闻界，就
应当驱逐新闻界中的造谣诽谤者，惩罚他们，让他们为此而付出代价。”
埃兹曼颇有声势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乔治·伊扎尔紧跟着站了起来作最后陈述：
“核实在这件案件中，对方有无伪证是我的义务。森·托马斯这个前中
央情报局官员根本就不存在，为了诽谤克拉维钦科先生本人和他的著作，《法
兰西文艺报》编造了这么一个人。这篇文章使用的是假名。”
指出被告方面的做假行为之后，伊扎尔律师开始论证克拉维钦科著作的
真实性：
“克拉维钦科先生是《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真正作者，这一点已由我
们提出多种证据证实。我们有俄文原稿，受人尊敬的萨尼埃先生也对其做了
笔迹鉴定和年代鉴定，我们有译者的稿酬收据。同样，克拉维钦科先生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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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也解释了回忆录的英文本具有美国风格的原因，这是翻译者的一种偏好，
为的是使美国公众更容易读懂它。
1949年3月13日，星期一，第21次庭审，被告方面第一次进行辩护。
首先由布律吉埃律师做辩护：
“他征收了36.3万卢布的鞋税留作已用。他让人弄了一张2936件衬衣
和9937条衬裤的假委托书……”
布律吉埃引用斯大林元帅向“使巨大机器运转的平凡的人”的一句祝酒
辞结束了发言。
“这就是苏维埃的人道主义！”布律吉埃高喊道，“自由将承认它们……”
被告方面第二位出场辩护的是马拉塔索律师，他详细地谈到了克拉维钦
科在美国的生活情况，以此揭露 《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出笼背景。
“他从来不曾孤独寂寞。宣传肥皂和剃胡膏的美国广告机构大肆宣扬
他，将一顶又一顶的泡沫花冠加在他的头上，把他包装成一名英雄。在他的
周围，人们可以看到成群的苏联政治移民，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怀恨在心，
臭味相投地聚集在一起。他的身后藏着一个美国反苏专家小组，指导着他们
的一言一行，而他则因此换回可观的报酬，以维持他的奢侈生活。他成了名
副其实的工具。”
而第三个出场的布吕迈尔先生则负责全力揭露藏在这场诉讼背后的阴
谋。
“法、美政府正是利用这次诉讼勾结起来，首先打击深受人民拥护的法
共，再进一步由此达到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目的。我们都听到了克拉维钦科
的亲口招供，他就是冲着法共来的。这个背叛了自己祖国的小人居然有胆子
站在原告席上，这难道不是由于有法、美政府在背后为他撑腰吗？谁为他找
来了那些东躲西藏的证人，谁为他提供了进行这场诉讼的资金？阴谋是明摆
着的，我相信法庭秉着司法界一贯坚持的独立性及纯洁性原则，是能够顶住
压力，做出公正判决的。”
1949年3月21日，第24次庭审，若埃·诺德曼律师代表被告方面作最
后陈述：
“这部改写的著作是一个反对和平的宣传行动，我们诸多的受人尊敬的
证人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自己的理性和良知证明了这一点。书中充斥的歪
曲事实和恶毒诽谤令人瞠目结舌。《法兰西文艺报》勇敢地揭穿了这些谎言，
他们的正义之举令人敬佩……”
“为什么克拉维钦科连一个品行高尚的证人都没有提出过？他的所谓证
人只是一些受命攻击苏维埃制度的移民，他们或者对新社会心存不满，或者
禁不起阴谋者许诺的金钱的诱惑……克拉维钦科居然成了一些人眼中的英
雄，被视为反抗暴政，热爱自由的化身。但基本的事实是，他抛弃和背叛了
自己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他是一个懦弱的家伙，一个逃兵，一个叛徒。这
一点无论怎么狡辩和肆意包装都不可改变。这个历史不清白的人不是那部制
造谣言的书的作者。追根究底，这本书是美国秘密机构的情报人员炮制出笼
的……”
最后，诺德曼先生断言：
“《法兰西文艺报》因为坚持正义而站在了被告席上，这便是现实的荒
谬之处。我深信，在历史的审判台上，他们将昂首挺胸地登上原告席。”
诺德曼先生话音刚落，乔治·伊扎尔就要求发言。他以一种非常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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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吻说道：
“如果说这是法国共产党的辩护词，那么我想，这大概也是苏联的一份
公诉状！你们的利益在一段时间同法国的利益相吻合，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利益。1939年，你们拒绝同纳粹作战，出卖并瓜分了你们弱小的邻国，如
今，你们又来为我们准备另一个外国的占领……”
1949年4月4日，巴黎法院第17轻罪庭座无虚席，人们翘首以待的克
拉维钦科诉《法兰西文艺报》一案的最后结果即将水落石出。迪尔凯姆法官
以近乎干涩的声音宣布了法庭裁决：《法兰西文艺报》诽谤罪成立。报纸主
编克洛德·摩根被判处5000法郎的罚金，付给维克多·克拉维钦科15万法
郎的损害赔偿，安德列·维尔塞姆被判5000法郎的罚金和5万法郎的损害赔
偿。前苏联政府官员克拉维钦科获得了胜利。
但双方都不服判决，所有的人都要求上诉。将近一年之后，1950年2月
8日，巴黎法院第11庭作出终审裁决。法院判定《法兰西文艺报》诽谤罪成
立，核准了5000法郎的罚金，但取消了损害赔偿，其理由裁决书解释如下：
“对于克拉维钦科先生，物质的损害是微不足道的。相反，由于各界对
诉讼的广泛报道使他的书的销售量激增。至于精神上的损害，法庭象征性地
判决1法郎的损害赔偿……”
【评析】
这件普通的诽谤案之所以轰动全球，是因为它触动了东西方不同意识形
态的神经，于是这个案子变成了一个政治案。对垒的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
让。法国、苏联、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大批社会名人和律师先后登场，使
法庭辩论充满激烈的气氛。被告方之所以败诉，除了对不同意识形态所持的
态度所造成的原因外，缺乏证据可说是被告方法庭失利的关键因素。克拉维
钦科出示了 《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俄文原稿，司法鉴定也表明了它的真实
性、有效性，而《法兰西文艺报》没有事实证据可推翻它。不过《法兰西文
艺报》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法庭上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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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贮存引来一起史无前例的官司
案情梗概
巴黎克里代伊民事法庭审理一桩法国司法史上空前的“奇案”：原告科
丽亚娜要求一家“精液银行”归还其丈夫生前留下的精液，使她能通过人工
授精的方法，实现她和丈夫“身后留子”的愿望。
此事要追溯列 1981年底。马赛姑娘科丽亚娜结识了在警察局工作的阿
兰。两人一见钟情，热恋、新婚，如胶似漆。不幸，在一次体检中，身强力
壮的阿兰被查出身患睾丸癌，必须作切除手术，同时辅以化疗、放射疗法，
但这会使阿兰从此失去生育能力。阿兰身为独子，不愿从自己这一代中断“香
火”，便遵照医生建议，并征得妻子同意，来到巴黎的“精液研究和贮存中
心”，签下了一项精液贮存契约。1982牟6月，阿兰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后，
经过疗养，身体状况一度好转，甚至重返工作岗位，正当夫妇俩乐观地憧憬
着未来，渴望早日实现“生子”愿望的时候，阿兰的病情突然恶化，于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