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开手刹，正要挂前进挡的时候，上衣内兜里的手机振动起来。掏出来一看，是大津分社那个协助他的女记者打来的。
“我是岸谷玲子，百忙之中打扰您，实在对不起。”
听到岸谷玲子清晰悦耳的声音，阿久津说了声“你辛苦了”。阿久津年龄虽然比岸谷大很多，但提出要进行这种艰难采访的是他，所以跟玲子说话的时候尽量做到有礼貌。
“我现在在一个已经去世的刑警家里。”
还能进到家里去？阿久津吃了一惊。刑警或刑警的家人没有让记者进家的，况且是已经去世的刑警的家人，就更不可能让记者进家了。考虑到玲子刚当了两年记者，很可能是第一次有这么好的运气。不管怎么说，能进到家里就很了不起。
“他儿子拿出来一个记事本，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已经去世的刑警的遗物吗？”
“是的。我想让您看一下。”
“现在去可以吗？”
“可以。您就在大津市内吧？在哪一带呀？”
阿久津把自己的位置告诉玲子之后，玲子马上说：“开车的话，也就是十五分钟。”玲子虽然是奈良人，但在大津当了两年记者的她，大津的地图已经装在她的心里了。阿久津问清了那位已经去世的刑警的家的地址以后挂断电话，在导航仪上设定了位于琵琶湖南边的目的地。据说滋贺县一半人口都住在琵琶湖南边。导航仪显示的所需时间是十二分钟。
开车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由于最近这段时间只靠方便面和营养饮料补充能量，饥饿和困倦同时袭击着阿久津。为了不让去世刑警的家人等太久，他不能找地方吃点东西，必须赶紧过去。
十二分钟以后，阿久津到了去世刑警的家。二层的房子，一层是车库，可以停两辆车，现在停着一辆丰田皇冠，一辆日产玛驰。一看那辆日产玛驰的车牌号就知道，那是玲子开来的报社的公用车。这个小姑娘，连人家的停车场都借用了。
那是一所三角形屋檐的很长的房子，占地面积大约五十坪。房子的一层看上去没有房间，车库左侧是一扇白色的门，门后面是通向二层的楼梯。阿久津怕到处找车位耽误时间，就把车停在了车库前面。下车后来到门前，他看到门上挂着写有“中村”两个字的牌子，正是刚才玲子在电话里说的姓氏，就按了一下牌子下面的门铃。
家里的人答应了一声之后，楼梯上面的门开了，走下来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
“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实在对不起。我是《大日新闻》的记者阿久津。”
“啊，大老远特意到我家来，您辛苦了。您的车就放在那里吧，不碍事。请进！”
阿久津表示感谢之后，跟着中村上楼。中村四十岁上下，只穿一件跟寒冷的季节不太相称的T恤衫，粗壮的胳膊肌肉发达。阿久津再次表示感谢，掏出名片递给中村，中村说道：“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再好不过了。”说完爽朗地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门厅里有五双鞋，有凉鞋，有球鞋，那双小巧玲珑的半高跟鞋应该是玲子的。伞架上还插着金属棒球棒和护身用具，看来中村的儿子是个棒球少年。
这所房子虽然说不上新，但十分清爽，是个叫人感到心情愉快的好住处。木地板擦得很干净。中村在前面带路，走进过道，拉开了右边的一个门。
“家里乱七八糟的，别介意。”
阿久津把大衣和围脖搭在胳膊上，肩上背着采访包，脱掉鞋子，也没穿拖鞋，穿着袜子跟在中村身后往里走。所幸住进大津的公寓以后买了几双新袜子，现在脚上穿的这双是今天第一次穿。
客厅和餐厅是一体的，没有隔断，足有三十叠，显得特别宽敞。天花板上有三组灯具，相当于客厅部位的是豪华的枝形吊灯。
“啊，辛苦您了。”身穿一套灰色西装套装的玲子站起来，向阿久津鞠了一个躬。客厅里摆着一套L字形的沙发，沙发前是玻璃茶几，茶几上堆着笔记本、记录纸、照片等，应该是已经去世的刑警留下来的资料。
玲子的身后站着一个小个子女人，她很有礼貌地向阿久津鞠躬。
“这是我太太。”中村有点不好意思地介绍道。
中村太太沉静温和，做过拉直的长发给人印象很深，年龄大概比阿久津还要小。
“大晚上的打扰您，真的很抱歉。”
“哪里哪里，不要客气。给您冲杯热咖啡吧。”
阿久津把大衣、围脖和采访包放在沙发旁边，坐在了沙发上。弹性适中的布面沙发，坐上去很舒服。
“这房子真好！”阿久津由衷地赞叹道。
中村搬了一把扶手椅过来，坐在阿久津对面：“这个客厅是前不久重新装修的。不过，有个淘气的儿子，很快就脏了。”中村愉快地说道。
“您儿子打棒球？”
“是啊，您看见棒球棒了吧？现在上小学六年级，比起学习来，我看棒球更适合他。”
“真棒！我什么运动都不会，特别羡慕运动细胞发达的人。”
这时，玲子插嘴道：“中村先生是个大社长呢。”
中村摆了摆手：“什么大社长，我那个小公司，一阵大风都能刮跑。”话是这么说，但从说话的口气可以听出中村对自己的公司还是很满意的。
玲子又介绍说，中村经营的酒吧在滋贺县有两家，在京都市有三家，马上还要在大阪的梅田开一家。玲子还说她去过中村开的酒吧，店里的气氛特别好，酒杯特新颖。不管是真是假，中村听了肯定高兴。
阿久津在心里赞叹道：这才是会采访的记者哪！
玲子很聪明，夸奖别人总是恰到好处，只会让人觉得高兴，不会让人觉得讨嫌。皮肤虽然不能说白皙，但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健康。大眼睛，双眼皮，也有几分娇媚。
“让您二位久等了。”中村夫人端来三杯咖啡。雅致的杯碟，冒着热气的咖啡，飘散着叫人心旷神怡的香气。茶几上虽然有不少资料，但由于茶几很大，一点都不显得挤。所谓“富贵夫妻不吵架”，还是有道理的，阿久津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
“我去看看翔儿。”中村夫人跟丈夫打了个招呼，走出客厅看儿子去了。
安定下来之后，阿久津问玲子是哪个记事本引起了她的注意。
“就是这个。”玲子说着从茶几上拿起一个磨破了角的记事本。记事本的封面上写着“昭和五十九年二月—六十年一月”几个字。
阿久津随意翻了几下，看到记事本里写的都是很难看懂的铅笔字，跟水岛的采访本似的。看起来不像是整理过的，而是当时记录下来的。不时会看到用铅笔画的关系图，暴力团方面的信息比较多。
“您父亲是暴对刑警？”
“是的。不过，我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署的刑警。”
阿久津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认为中村的父亲应该是滋贺县警察本部搜查第一课的刑警。根据警察署的大小，暴对刑警隶属刑事课或刑事第二课，工作内容是收集辖区内暴力团事务所的信息。
侦破银万事件，为什么连警察署的暴对刑警也出动了呢？
“引起了我注意的是这一页。”
当阿久津把记事本翻到中间空白的一页的时候，玲子指着那一页说道。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白，因为左上角日期栏里写着“11.14”几个数字，页面上还有铅笔写上去之后又擦掉的痕迹。阿久津对着灯光试图看出擦掉之后凹下去的线条是什么字，结果没看出来。
“不行，看不出来……”
“要不用铅笔涂一下试试？”中村提议道。
玲子早就在等中村这句话了，向前探着身子问道：“可以吗？”
中村马上站起来，从放电话的小桌上拿来一支六棱铅笔递给阿久津。
“我手笨，还是请阿久津先生来吧。”
阿久津看了玲子一眼，道声“谢谢”，然后像指挥家拿指挥棒那样接过铅笔，把铅笔横过来，轻轻地、慢慢地在记事本的空白页上来回涂抹。随着轻微沙沙沙的叫人心情舒畅的声音，空白页慢慢变成了浅黑色。
玲子小声嘟哝了一句：“还是看不清啊……”
“这里写的好像是‘京都’和‘人去屋空’……”阿久津沉吟着指了指空白页左侧中间部位和右下角。
中村脸上流露出不理解的神情。
手持铅笔的阿久津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勉强解释道：“难道说，犯罪团伙在京都曾经有个窝点，您父亲他们扑了个空？”
坐在阿久津身旁的玲子歪着头没有发表意见，对面坐在扶手椅上的中村却小声说道：“原来如此……”
“中村先生，这天晚上的事，您已经不记得了吧？”阿久津问道。
“不记得了。我和弟弟还小，母亲比父亲死得还要早。父母谁都没跟我们提过。”
阿久津这才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中村的刑警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再问的话又不合适，就考虑起在这种状况下如何进行采访的问题来。玲子还不甘心，拿着被阿久津用铅笔涂黑的记事本在灯光下反反复复地看着。
“中村先生，您知道当时哪位刑警跟您父亲关系比较好吗？”
中村好像察觉到阿久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双手抱着脑袋，默默地看着天花板。阿久津也不催他，耐心地等待着。
“这个嘛……我想起来一个。”
阿久津对自己刚才那个明知不行却勉强为之的提问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没白问。
“也是同一个警察署的暴对刑警吗？”
“不是。那位刑警是滋贺县警察本部暴力团对策课的，以前是我父亲的部下，特别仰慕我父亲，现在也经常到我经营的酒吧里来。”
“您最近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五天前吧。”
有戏！
阿久津和玲子对视了一下，然后一齐向中村深深鞠躬，要求见那位刑警一面。
4
房间里非常安静，只能听到空调的声音。
离晚上7点还有三分钟。阿久津坐在中村家客厅的沙发上，细长的手指旋转着手中的自动铅笔。他的身边是玲子，玲子身边是《大日新闻》大津分社一位男记者。那位男记者进报社已经八年了，是阿久津请来做速记员的。中村坐在餐厅的椅子上，他的手机一响，阿久津就坐到他的身边去——事前是这样约定的。
昨天傍晚，阿久津接到中村的电话，说是他父亲的刑警朋友可以接受采访。但是，由于还没退休，那位刑警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
首先是不能问那位刑警的名字等涉及个人信息的问题，然后是不准录音，手机必须用中村的，手机屏幕显示的来电者名字要设定为假名字。虽然没有限制采访时间，但什么时候结束采访完全看那位刑警的心情，高兴挂断就挂断，挂断后不准再打过去。单从看不见对方这一点来看，就比在东京采访西田要困难得多。看不见对方点头或摇头，要想凭感觉捕捉到对方同意还是反对，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不准录音，阿久津叫来两个速记员。虽说打字比手写要快，但在提问和回答会在瞬间转换的电话采访过程中，绝对准确地记录也是做不到的。阿久津事前对两位速记员说，不用汉字用假名也可以，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把原话记录下来。
“时间快到了。”中村对三位记者说道。
等待手机铃响的独特的紧张感，使中村的表情显得有些僵硬。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刑警，一直到退休都没有得到提升。儿子经营酒吧，跟父亲走的完全不是一条路。刑警父亲不规律的生活和母亲的早逝，也许对中村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但是，中村这样竭尽全力帮助阿久津采访银万事件，应该说是对父亲的人生的一种怀念吧。
手机铃声响了。
阿久津迅速看了一眼手表，晚上7点1分。他向两位速记员使了个眼色，拿着笔记本和自动铅笔站了起来。中村用手指划了一下手机屏幕，接通了电话。
“喂……我是中村，那天谢谢您了！……哪里哪里……对对对，今天让您为难了……当然，我都跟记者说了，绝对接受您提出的条件。”
中村向阿久津点点头，阿久津立刻向餐厅那边走去。阿久津坐在椅子上以后，中村把手机的免提通话打开，放在了餐桌上。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来电者名字是“山田”。当然，这是个假名字。
阿久津看了看客厅里的两位速记员。并排坐在沙发上的两位速记员已经把手指放在了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随时准备做记录。他们冲阿久津点了点头。
机会只有这一次，压力很大，但是并没有在东京见西田时那么紧张。也许是通过这一段时间的采访，又找到了以前担任常驻警察本部记者时的感觉吧。他把自己那支爱用的自动铅笔紧紧地握在了手里。
“您好！我是《大日新闻》的记者阿久津。这次采访让您感到为难了，实在对不起。”
“啊，你好！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
“那我就称呼您山田先生，可以吗？”
坐在旁边的中村表情松弛下来。
“我听说山田先生以前是刑警中村先生的部下，1984年的时候，您也和中村先生在一个部门工作吗？”
按照事前的约定，是不能问涉及个人信息的问题的，但是，根据在东京采访西田时得到的经验，其实稍微脸皮厚一点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而且山田作为一名现役警官，刚一开始通话就能让人感觉到不是一个特别死板的人。问一两个对方不能回答的问题，可以在对方心里植入歉意，采访就容易深入下去。
“这个嘛……我不能说。”
“不过，既然您是中村先生的部下，应该在一个部门工作过吧？”
“也……也可以这么说。”
“中村先生是暴对刑警，山田先生您呢？”
“我的工作不只是暴对……”
“不过，暴对是您的强项吧？”
“……是的。”
从山田说话的声音，可以明显听出他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很沉稳的人。现在，阿久津觉得自己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我想向您打听一下1984年11月14日希望食品事件的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山田先生参加了这个事件的搜查行动吗？”
“这个……怎么回答你呢？表面上没有参加。”
“也就是说，滋贺县参加那次行动的八十三名警察中，没有山田先生您的名字？”
“可以这么说。”
“中村先生也跟您一样吗？”
“是的。”
“您说表面上没参加，那么背后呢？”
“这个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阿久津意识到只问抽象的问题不能取得进展，他的大脑飞快地转动了一两秒之后，认为只能靠假说来突破了。
“四年前电视上播放过一个关于银万事件的纪实节目，您看过吗？”
山田问阿久津是不是某某电视台播放的，阿久津回答说是。
“啊，看了。我还有那个纪实节目的DVD呢。”
山田说话的声音里含着笑意，阿久津也跟着笑了。
“有几个在滋贺县警察本部当过刑警的上了那个纪实节目，引起我注意的是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那一段。”
“大津服务区……”
“是的。在那里，一个刑警坐在长椅上，对着镜头说，狐目男就像他那样坐在长椅上，往长椅靠背后面贴什么东西来着。但是，后来指示信是在观光指南板后面找到的，而不是在椅背后面找到的。”
山田没有说话。
“还有，那时候大阪府警察本部还没有公开狐目男的肖像画，也就是说，滋贺县的警察们事前可能并不知道有个狐目男！”
山田还是不说话。
“山田先生？”
“我听着呢。”
“我认为可能性有两个：第一个可能性是狐目男有两个，第二个可能性是指示信有两封。您看呢？”
说到这里，阿久津意识到自己有先入之见了。另外一封也可以不是指示信，里面写的是什么，阿久津并不知道。
山田又不说话了。电话接通以后，山田第一次沉默这么长时间。阿久津一边担心山田就这样挂断电话，一边耐心地等待着，用还没有露出笔芯的自动铅笔轻轻敲打着采访本。
“事件前一天，我和中村先生以及另外一名刑警，分别接到了命令。至于是接到了谁的命令，我不能告诉你。”
“您三位是一个部门的吗？”
“这个也不能告诉你。”
“都是暴对刑警吗？”
“……是的。”
“明白了。请您继续往下说。”
“命令说，如果犯罪团伙让运送现金的车往滋贺方面开，要保证做到及时出动。那时候我们确定了集合地点，也准备好了车辆。”
跟采访金田哲司的同学秋山宏昌时一样，一股热流从心底涌上来。那是看到狐目男的照片之前的感觉，通向未知世界的门就要打开时的感觉。
“11月14日那天您是几点接到的行动命令？顺便说一下，运送现金的车到达大津服务区的时间是晚上8点57分，离开的时间是晚上9点3分，到达草津服务区的时间是晚上9点20分。”
“记不太清了。大概是9点半到10点之间接到的行动命令。”
“您三位接到命令后在集合地点上车的时间是几点？”
“应该是接到行动命令之后十分钟之内。”
“也就是说，您三位都在集合地点附近待命来着？”
“是的。”
“目的地是京都吧？”阿久津这样问是为了套出山田不肯说的话来。
山田很痛快地答道：“是的。”
“中村先生的记事本里记录着11月14日的行动，有‘京都’和‘人去屋空’等字样。山田先生，您三位是去捣毁犯罪团伙的窝点吗？”
这是阿久津再次使用套话的手段。用好像已经了解内情的口气来诱导被采访者回答，并不是值得赞扬的手段。但是，阿久津手上的王牌只有这一张。山田再次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对此阿久津只能一边祈祷一边等待了。
“是中村先生最先接到的行动命令，中村先生立刻联系了我和另外一名刑警。当时我们三个不在一起，因为如果被别人看见我们三个在一起的话，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具体情况我是上车之后才听中村先生说的。”山田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
阿久津不失时机地问道：“什么具体情况？”
“中村先生说：‘我们接到了特殊命令，现在就去京都。在大津服务区，犯罪团伙中的一个人掉了一张字条。’”
“掉了一张字条？”
“是的。总之不是贴在观光指南板后面的指示信，而是另外一张字条。”
“掉在哪里了？”
“被认为是狐目男逃走的通向县道的台阶附近。不过，据中村先生说，掉了那张字条的很可能不是狐目男，而是另外一个罪犯。”
阿久津想起了那个昏暗的台阶。那张字条大概就是罪犯之一想贴在长椅的椅背后面的东西吧，结果被犯罪团伙中的另外一个罪犯掉在了台阶附近，也许是故意，也许是过失。
“大阪府警察本部不知道有过那样一张字条。至于那张字条是谁捡到的，我们也不知道。大概是跟我们一样接到了特殊命令的滋贺县的刑警吧。”
“不是出现在电视的纪实节目里的刑警吧？”
“不是的。那是搜查第一课的刑警。”
“接到了特殊命令的，都是暴对刑警吗？”
“……是的。”
“那张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据我所知，只写着京都的一个地址。字是用电脑打的，而且肯定是犯罪团伙掉的。”
“于是您三位就直奔京都，对吧？”
“对。”
阿久津自己都能感觉到自己非常兴奋。从客厅传来的两位速记员敲击键盘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1984年11月14日，在滋贺县这个舞台上同时上演着三出大戏：一出是围绕着一亿日元现金，警方与“黑魔天狗”之间的攻防战；一出是高速公路下边追击小型客货两用车的追车剧；还有一出是山田他们的绝密行动，即奔袭京都，捣毁犯罪团伙窝点的奇袭剧。前两出均以罪犯逃离现场告终，那么，最后一出奇袭剧怎么样呢？
“为什么没跟大阪府警察本部联系呢？”
“这个我不能说。”
“字条上写着的地址，是京都的什么地方？”
“……南部。”
“您指的是京都府的南部，还是京都市的南部？”
“……这个我也不能说。”
“那么就请您告诉我结果吧。您三位赶到位于京都的那个窝点以后，抓到罪犯了吗？”
“没有。也许他们察觉到了吧。所以中村先生写下了‘人去屋空’这几个字。”
“那个窝点是在公寓里吗？”
“不是公寓，但我不能告诉你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是强行打开门进去的，房间里明显有急急忙忙逃跑的样子。”
“可以确定身份的物品一件都没有留下吗？”
“没收了一些餐具。但我们还要给京都府的警察留一点面子，早早就撤出了。”
“可以确定身份的物品呢？”同一个问题阿久津问了两遍，因为直觉告诉他，这里面一定还有文章，“在你们没收的东西上，没有检出指纹吗？”
采访到了关键时刻。山田他们赶到之前，到底谁在窝点里呢？
“山田先生，一定检出了指纹吧？”
“对不起，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您要是这么回答我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认为您承认检出了指纹！”阿久津加强了说话的语气。
山田沉默着，不再说话。电话那头是可怕的寂静，可以隐约听到山田的呼吸声。
“……你们在报道里不是写过我们放跑了罪犯吗？”山田终于说话了。
阿久津知道山田指的是追车剧，但山田突然这样一反问，阿久津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对于山田责备记者的语气也感到困惑。
接下来又是沉默。山田心里到底是对媒体愤怒呢，还是在犹豫要不要说出实情呢？现在的状况就像在走钢丝，连一个词都不能说错。阿久津出汗的手紧紧攥成了拳头。
“悔恨哪！”山田说完这句话就把电话挂断了。餐桌上的手机发出短促的嘟嘟的声音。
眼前的大幕突然落下，阿久津的心情一下子失去了平静，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山田的最后一句台词在他的耳边回响。最后从山田嘴里挤出的“悔恨哪”这三个字，渗透了作为一名刑警没有抓到罪犯的懊恼之情。
仅此一次的采访结束了。
虽然感觉到了中村的视线，但阿久津并没有看中村，而是仰头看着天花板在想：这十分钟的采访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在大津服务区出现的另一个罪犯是谁呢？为什么他的手上有一张字条呢？为什么字条上写的是位于京都的窝点的地址呢？
握手言和——大厨说过的这个词浮现在阿久津的脑海里。
那时候，犯罪团伙握手言和以后是不是又分裂了呢？那张字条是故意泄露给警方的？
阿久津合上了采访本，向中村表示感谢。
“别客气。真没想到我父亲还去抓过银万事件的罪犯呢。”
刚才在客厅里当速记员的两个记者也走到餐厅这边来了。在他们两个跟中村寒暄的过程中，阿久津终于意识到，自己最为关注的一点，清晰起来了。
滋贺县警察本部，为什么在事前接到了特殊命令的，都是暴对刑警呢？对自己人也保密的理由是什么呢？疑问点明确了，解决问题就不难了。阿久津看着合上的采访本，在心里一字一句地说道：
在没收的东西上，验出了他们认识的人的指纹！
5
挂在墙上的，是一幅海面上漂浮着几艘帆船的照片。
看着墙上的照片，曾根俊也忽然想到，还没带女儿诗织去看过大海呢，自己也好几年没去过海滩了。
“好几年没去海里游泳了。”俊也看着照片自语道。
身旁的堀田笑了：“那不是海，是琵琶湖。”
“啊？是吗？”俊也仔细一看，果然没有海平线，远处是参差不齐的楼群。俊也这时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来到了滋贺县。
这里是大津市内的一家咖啡馆。虽说现在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既宽敞又高雅的咖啡馆，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俊也已经不能在咖啡馆悠闲地享受所谓“纯吃茶”的乐趣了。
自己为什么到这里来？俊也到现在还不能理解。自己心中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看不到未来的东西。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家庭，不想再去触碰那个事件。但是，当堀田给他来电话约他出来的时候，他还是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犹豫总是在挂断电话之后才来。是因为关心生岛秀树的孩子的下落呢，还是想证实父亲跟事件没有关系呢，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不管是为什么，今天都是最后一次了——俊也再次下定了决心。
站在柜台后面的店主人的装束是象征“纯吃茶”的西装背心和蝴蝶结。咖啡豆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音响恰到好处的音量播放着爱德华Ȥ埃尔加的乐曲，烘托着优雅的气氛。
俊也和堀田坐在咖啡馆靠里边的位子上。今天不是周末，加上是下午，咖啡馆里除了俊也和堀田，只有一个坐在柜台前面的老太太。那个老太太背冲着入口，不时回头看看是否有人进来。俊也不太喜欢在下午这个心神不定的时间到咖啡馆喝咖啡。
四天前，生岛望中学时代的班主任大岛美津子给堀田打电话说，她想起有一位叫天地幸子的女性，上中学时跟生岛望是好朋友，并且把天地幸子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堀田。堀田马上给天地幸子打电话，根据对方的要求，见面地点定在了这个咖啡馆。
来这个咖啡馆之前，俊也还不知道天地幸子这个名字。如果只是说说以前的事情，倒也没什么，不过，堀田说天地幸子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有点奇怪，也许知道生岛一家失踪的情况。俊也对家人撒了个谎离开家的时候，全身紧张得发僵。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次来滋贺，很可能是自掘坟墓。
俊也撸起袖口看看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两分钟。
把袖口放回去的时候，从咖啡馆外面进来一位女性。那位女性身穿一件朴素的藏蓝色大衣，看到俊也和堀田之后，向他们略施一礼，俊也则低头还礼。女性又向店主人鞠了一个躬，然后轻手轻脚地来到了俊也和堀田面前。
“您就是天地女士吗？”堀田问道。
女性小声答道：“是的。”
堀田让幸子坐上座，幸子顺从地走到上座的位置，脱掉大衣，把大衣和手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静静地坐下来。
“给您添麻烦了……”堀田客气了几句之后做了自我介绍，简单地把俊也的事说了一下。幸子听堀田说完，看了俊也一眼：“基本情况大岛老师都告诉我了。”看来幸子已经知道俊也在家里发现了录音磁带和笔记本的事了。
幸子烫着大波浪齐肩短发，端庄秀丽。因为个子不高身材苗条，虽然应该跟生岛望年龄差不多，有四十五六岁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虽然说是在找孩子，实际上生岛望比俊也还要大十岁呢。
店主人把咖啡送过来之前，幸子一直在谈自己的事情。她现在是单身，跟母亲一起生活，妹妹已经结婚了，住在长野县。幸子在大津市内一家百货商店当售货员，专卖女士服装，每周休息两天。她的工资加上母亲的养老金，凑合着过日子。不过在俊也看来，幸子并不像那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
“您知道我们要找生岛一家的理由吧？”堀田问道。
幸子轻轻点了点头。从走进咖啡馆到现在，幸子连一次都没笑过，看来相当紧张。
“生岛望的事……我也有责任。”
听幸子突然这样说，俊也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堀田也吃了一惊。
“我跟生岛望从小学三年级起就是一个班的，干什么都在一起。不但一起去学校，一起回家，晚上学钢琴、学珠算，上的也是同一家私塾。她家里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家里的事情她也都知道，就连喜欢哪个男孩子都互相知道。”
“您见过她的父亲生岛秀树吗？”
“见过。我去她家玩的时候见过好几次呢。”
“您对她的父亲印象怎么样？有什么您就直说。”今天也是堀田负责提问。俊也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和圆珠笔，开始做记录。
“我觉得她父亲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所以我去她家玩的时候，如果赶上她父亲在家，就感到特别失望。我们说话声音大了他都会骂我们。怎么说呢？有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幸子对生岛秀树的印象跟美津子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生岛秀树是一个让人猜不透他要干什么的人。
“生岛一家突然失踪，您一定非常吃惊吧？”
听堀田这样问，幸子没有回答，默默地低下了头。她咬着嘴唇想了好一阵，才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道：“其实，生岛望跟我一直有联系。”
“什么？”俊也不由得说出声来。今天见到的这位天地幸子，是第一个知道“那以后”的人。生岛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个意想不到的进展，使俊也心跳加快。
“您的意思是，1984年11月14日以后也一直有联系吗？”
“是的。每次都是生岛望给我打电话。”
“是吗？真叫我感到吃惊。我都不知道应该先问什么了。那就请您按照时间顺序说吧，这样说可能容易一些。”
“那我就按时间顺序说。我下面要说的，都是从生岛望那里听来的。先从11月14日早晨说起吧。”
说到这里，幸子清了清嗓子，喝了一口黑咖啡。
“那天早晨，生岛望和母亲千代子、弟弟聪一郎一起吃早饭，父亲生岛秀树不在家。父亲经常连个电话都不打就不回家，全家人谁也没在意。一家三口刚刚吃完早饭，家里来了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吗？”堀田确认似的问道。
幸子没看堀田，而是看着俊也答道：“其中一个姓曾根。”
“曾根……”俊也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一定是伯父！曾根达雄果然跟事件有关。因为没有心理准备，突然被人叫出家族的姓氏，俊也感到很狼狈，脑子都木了。
“还有一个姓山下。”幸子继续说道。
俊也在笔记本上把“山下”这个名字记了下来。
“千代子好像知道曾根和山下，所以让他们进了家。”
堀田和俊也点了点头，幸子继续往下说：“那两个男人对千代子说‘马上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具体情况在车上跟你们讲’，然后又说‘这个家暂时回不来了，常用的东西尽量都带上’。”
14日早上，运送现金的车当然还没有出发。看来犯罪团伙很早就开始动作了。
“整理东西的时间也就是十分钟左右。曾根还对生岛望说，校服不用带了。一家人慌慌张张地上了山下开的一辆面包车。曾根在千代子耳边小声说了一会儿什么，由于车上的收音机声音太大，生岛望没听清楚，但她记得母亲听着听着就用双手抱住了头，好像非常痛苦的样子……”
生岛望一家三口被曾根和山下带到奈良市一座独栋小楼，在那里暂住一时。那里是山下的情人的家。曾根和山下走的时候，曾根给了千代子一个很厚的信封。千代子对孩子们说很快就能回家，但生岛望不相信。
“生岛望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11月下旬的事。她对我说，现在住在奈良的一个不认识的阿姨家里，她是偷着给我打的电话。她一直在哭。那以后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打一次电话。她对我说，如果她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了，她父亲就再也不能去接他们了，所以我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对我的父母都没说过。所以，晚上一有电话我就赶紧去接，因为生岛望一听是我父母的声音就会把电话挂断。”
山下的情人态度一天比一天恶劣，生岛望很害怕。千代子不在的时候，生岛望还被山下的情人踢打过。一家人觉得在那里住不下去了。有一次，山下的情人正要偷千代子的信封里的钱的时候，被千代子发现，两人大吵了一架，彻底决裂了。
1985年新年刚过，山下开车把生岛望一家带到了兵库县南部的一个小城市。那个小城市离海很近，有妓院的旧址，现在是个工业城市，但已经没有什么活力。生岛望一家被安排在一个建筑公司的家属宿舍里。
孩子们不能去学校，生岛望还经常被周围一些坏男人调戏。曾根给的钱花光了，千代子只好坐公交车去城里繁华街的酒吧打工。生岛望害怕留在家属宿舍里，就去酒吧帮妈妈干活。聪一郎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没意思，就跟附近的男孩子们在一起疯玩。
“生岛望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哭着说想上学。她喜欢看电影，她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电影字幕翻译家。陷入那种状态之前，她说过她爸爸可能送她出国留学，可高兴了……”
正如班主任大岛老师所说，生岛望很想当一名翻译家。对留学充满了希望、拼命学习的少女，突然被强迫离开自己的家，不但再也不能上学，还要去酒吧打工。想到这里俊也感到心痛。但是，自己的心痛跟幸子是没法比的。幸子流着眼泪继续说下去。
“有一天，生岛望的心情很不好。我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她就是不告诉我。我还以为她被坏男人强奸了，特别担心。在我的反复追问之下，她跟我说起了银万事件……”
话题转向了核心部分，俊也握紧了圆珠笔。
“生岛望说，罪犯使用的录音磁带，录的是她的声音。不过，我没有看电视，也没有办法确认那到底是不是生岛望的声音，所以我不相信。你们也知道，当时还没有互联网。生岛望说，是他们的父亲生岛秀树逼着她和她弟弟录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幸子开始看着俊也说话，目光里包含的感情很复杂。从被银万事件的犯罪团伙利用这一点来说，生岛望、聪一郎和俊也都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人生道路是完全不同的。生岛望和聪一郎四处漂泊，有家不能回，而俊也则穿着高级西装坐在幸子的对面喝咖啡。
俊也一直想知道另外两个孩子的录音是谁的，现在终于知道了，俊也在感到惊奇和兴奋之前，涌上心头的是强烈的罪恶感。同时，俊也希望知道那姐弟俩后来怎么样了，祈祷他们还健康地活着。
“生岛望突然不上学了，她和她的家人突然失踪了，在我们学校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在接到生岛望的电话之前也非常担心。”
“生岛望一直给您来电话的事，您真的跟谁都没说过吗？”堀田问道。
“真的跟谁都没说过。连家里人都没说过。我认为说出来会给生岛望带来可怕的灾难，不过，憋在心里是非常痛苦的……”
生岛望的电话越来越少了，幸子也初中毕业了，在苦恼得身心疲惫的状态下，开始了高中生活。
“虽然我也意识到生岛望电话越来越少是有问题的，但接不到电话也不那么着急了。换句话说，对于那种严重的状态已经习惯了。”
“你们在电话里都谈些什么呢？”
“生岛望总是诉说她那绝望的心情，骂那些泡酒吧的男人，骂那个不来接她的父亲。使用的词汇也越来越不文雅。说老实话，接她的电话是一件痛苦的事。有时候我会想，这样下去她就完了。高中一年级放暑假之前，生岛望突然提出想见我。”
“见到了吗？”
“约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面了。但是……”
幸子说话的口气抑郁低沉，使俊也感到不安。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985年7月下旬，我们约好在大阪的心斋桥见面。她开玩笑说，在道顿堀的银万广告牌前面见面吧。”
银万广告牌是大阪有名的观光景点。以前是霓虹灯，现在已经换上了LED（发光二极管）。伸展着双臂的跑步人，是大阪的象征之一。跑步人穿的背心中央，印着“银万”两个红色的大字。
“结果她没来，是吗？”
“是的。三天前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是很高兴，但也没有表现出慌乱……我们约好中午见面，可是我等到晚上8点也没等到她。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也许她讨厌我了，心里很难过。转念一想，也许给我打电话的事情暴露了，她被人关起来了。我越想越担心，想给她打电话，可是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我盼着她再来电话，每天焦躁不安。”
“后来生岛望来电话了吗？”
听了堀田这句问话，幸子哭了起来，哭得眼睛都红了。她从手包里拿出手绢擦了擦眼睛，又吸了吸鼻子。俊也静静地呼出一口气，等着幸子往下说。
“后来的电话是那年10月。不过不是生岛望打来的，是她的母亲千代子打来的。”
幸子又擦了擦眼睛，调整了一下呼吸，用痛苦的口气说道：“阿姨是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但那沙哑的声音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幸子紧紧地闭上眼睛，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阿姨说，小望……死了……”说完又压低声音哭了起来。
俊也感到痛苦不堪，拿起桌上的冰水，润了润发苦的嗓子。虽然大脑一隅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可听了幸子的话还是觉得接受不了。幸子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下去。
千代子说，在生岛望与幸子约好见面的日子两天前，也就是她们通话之后第二天，生岛望就死了。幸子很生气，问她为什么过了三个月才打电话过来，并认为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相信生岛望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