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这些有什么用？谁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名片，还不是想印多少印多少！”
“您可以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呀。”阿久津告诉店老板一个电话号码。
“你肯定还有一个同伙，早跟他说好了！”
“那么，您先别用我给您的电话号码，您上网查一下《大日新闻》的主页，那上边的电话号码跟这个是一样的。打了电话就能确认我的身份了。”
“先不管你这个记者是真是假，你找聪一郎做什么？”
“昭和史上最大的悬案，不能让它永远成为悬案。没有那个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聪一郎的证词，我们无法描述那个事件。而且……”
“要是聪一郎本人不愿意呢？”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个人隐私。哪怕见一面也好。受害的不只是企业，还有被当作人质的一般民众，还有警察，还有媒体……总之社会全体……”
“那跟我没关系！”店老板拍着放案板的台子大叫，“你说什么都没用！不用你管！”
“不管？不管就是不负责任！”
“狗屁逻辑！”
“聪一郎一个人背负得太多了！”
“你知道个屁！”
“您知道吗？您知道什么？井上，不，生岛聪一郎的痛苦，只有他本人知道！”
看着阿久津怒吼的样子，俊也愣住了。
“所以我要问问聪一郎本人。如果弄成传话游戏，真实就不存在了。被卷入荒唐的犯罪的时候，直面闻所未闻的事件的时候，发现了社会结构的缺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减少不幸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总结，为了做好这个总结，我需要总结性的语言！”
阿久津很兴奋，语言也变得难懂了。店老板垂下眼皮，不再看对面的阿久津。
“您一定知道聪一郎是怎么熬过来的吧？那么，您不想让聪一郎见到他的母亲吗？”
阿久津说话带着哭腔，眼睛也潮湿了。俊也被打动了，想起了阿久津在曾根西装定制店里说过的话。
让聪一郎跟母亲千代子见面，不就是阿久津说的“未来”吗？
阿久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事件，是社会，是受害者……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聪一郎的母亲还活着？”店老板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如果还活着，我一定能找到她！”
“是吗？……”
俊也看着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店老板，心想：这个人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俊也觉得自己就这样一直做一个旁观者是卑怯的，一吐为快的冲动从内心涌上来。为了让生岛聪一郎找回自己的人生，自己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趁着店老板跟自己的眼神碰在一起的机会，俊也开始说话了。
“今年8月，我在家里发现了一盒录音磁带和一个笔记本。笔记本是我伯父写的银万事件的计划书。阿久津见到的那个罪犯，就是我伯父。”
店老板张大嘴巴愣住了，阿久津也是同样的表情。
“我伯父很早以前就认识聪一郎的父亲生岛秀树，两人关系很好。受生岛秀树委托，我伯父写了一份犯罪计划。我伯父是银万事件的元凶。我在家里发现的那盒录音磁带录的是我的声音，跟犯罪团伙恐吓企业时用的录音磁带是一样的。我和聪一郎都是受害者，也都是加害者的家人。”
店老板闭上嘴巴，紧紧咬住了牙齿。
阿久津指着柜台里边说道：“放食材的架子下边那一层，好像有一台老式收录机。”
“啊？哦……有一台。怎么了？”
“还能用吗？”
“应该还能用。”
俊也想起进这个中餐馆之前听到过日本歌谣曲的声音，进来以后阿久津看着柜台里边思考着什么，原来是看到了老式收录机。阿久津看了俊也一眼，俊也马上就明白阿久津是什么意思了，默默地点了点头。阿久津从采访包里把放在盒子里的录音磁带拿了出来。
店老板把录音磁带放入架子下层的老式收录机里，按下了放音键。“扑哧”一声刺耳的声音之后，是一片嘈杂，然后是父亲和酒吧老板娘的对话。过了一会儿，录音中断了一下，然后就是年幼的俊也唱歌的声音。
“我——我——我要笑了——”
店老板眯缝着眼睛说道：“这是风见慎吾的歌。”
唱完以后是一片喝彩声和铃鼓声，录音再次中断。阿久津和店老板是第一次听，所以都闭着眼睛集中精力在听。又是“扑哧”一声令人不快的声音。
“公——交——车——站，城——南——宫——的，长——椅——的……”
阿久津和店老板同时叹了一口气。
“到京都去，走一号线……两公里，公——交——车——站，城——南宫——的，长椅的，靠背的，后面……”
声音中断后，俊也说：“就这些了。”
“没错吧。”阿久津表情沉痛地嘟哝了一句。
“我不记得录过这个音。不过，聪一郎当时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应该记得。他如果知道自己录了音，就更痛苦了。”
“对……对不起……我……”
店老板转过身去，肩膀颤抖起来。俊也“就更痛苦了”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
“我敢说我理解他的前半生，我的脑子里也时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知道，他想把这个秘密、想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请您转告他，把背了半辈子的沉重包袱卸下来吧，现在有人听他诉说了。”
俊也说完和阿久津一起站起来，向店老板深深鞠躬。
店老板回过头来，双手撑在放案板的台子上：“我知道了，我会转告聪一郎的。”
“这么说，您能联系上他？”阿久津问道。
店老板眼睛红红的，看着阿久津点了点头：“不过，详细情况您得去问他。”
“请问，他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
“东京，一个修鞋铺……”
聪一郎还活着！
想到这一点，俊也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内心深处自然地涌上来感谢之情，眼睛一热，眼泪差点流下来。
俊也双手合十，向着从来没有见过的神祈祷着。
4
被烟熏得发黄的壁纸右端已经剥落，在空调暖风的吹拂下摇晃着。
东京都八王子市的一个咖啡馆。这个咖啡馆除了提供咖啡，还提供简单的饭菜，装蔬菜的纸箱子占据了柜台的很大一部分。几乎没有客人，只有一个表情阴郁的女人坐在出口附近，戴着一双露出手指的手套在那里吃汉堡包。
没有单间，不过在靠里边往左拐有一个不大的空间，摆着一张可以接待四个客人的木制桌子。这个空间上部是通向二楼商场的楼梯，坐在那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感。上座不是椅子，而是长凳，长凳上铺着羊皮坐垫。
阿久津和俊也犹豫了一阵，决定还是坐在这个别人不容易看到的位置上。为了表示礼貌，两人坐在了下座。虽说有点憋屈，但还是觉得坐在这里踏实。因为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们就先点了两杯热咖啡。
从中餐馆“西华楼”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店老板三谷浩二给阿久津打电话说，聪一郎答应在他上班的修鞋铺附近的咖啡馆跟他们见面，并强调是一个人跟他们见面。三谷浩二话不多，最后恳请阿久津多加关照。
现在已经是12月中旬了，距离刊载的日期还有五天。哭也好笑也好，就看今天的采访是否成功了。阿久津心里虽然很紧张，但表面上显得很平静。
“我伯父给我来信了。”俊也低头看着咖啡杯小声说道。
“是吗？”阿久津吃了一惊，差点站起来，最终还是忍住了。
“还提到了录音磁带的事。”
“还说别的了吗？”
“说了……也许可以这样说，从犯罪动机到犯罪团伙的分裂、逃亡，都说了。遗憾的是，这些都跟您的采访记录一样，看了以后叫人感到空虚……”
“邮戳是哪里的？”
“伦敦。”
不是谢菲尔德，也不是约克城，这引起了阿久津的注意，但只靠这么一点信息，推导不出任何结论。
“您不想去伦敦见见他吗？”
“我不知道应该跟他说些什么。我想见了聪一郎以后再做决定。”
由于达雄一直在国外，时效处于停止状态，也就是说，达雄犯罪的时效还没过。但是，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委托英国的司法当局把达雄抓起来是很难做到的。
阿久津正要问问关于录音磁带的事达雄是怎么说的，入口处忽然传来开门的声音。从这边看不到入口，但二人还是同时把头转到了那个方向。一阵脚步声之后，一个矮小的驼背男人走了过来。那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剪得很短，几乎可以说是光头。如果说他是三十九岁，恐怕没人相信。
阿久津和俊也一起站起来：“您是聪一郎先生吗？”
“是……”
二人把聪一郎让到上座，同时拿出了名片。二人尽量微笑着，但微笑得好不好谁都没有自信。聪一郎坐下来，把两张名片放在桌子上，对走过来问他点什么的小老板说了声“热咖啡”。本来以为聪一郎常来这个咖啡馆，现在看上去不像。
“您经常来这个咖啡馆喝咖啡吗？”俊也问道。
聪一郎摇了摇头：“我不怎么在外边吃饭或喝咖啡。”
虽然是关西方言，但并不感到亲切，只有一种隔着围墙看到了他生活的一端的沉重感。
直到咖啡端上来，聪一郎也没脱掉他那件尼龙面料的藏蓝色上衣。
“今天您在百忙之中特意抽出时间来见我们，非常感谢。”阿久津喉咙里好像堵着什么似的，说话声音沙哑，赶紧干咳两下清了清嗓子。
聪一郎摇摇头，小声说道：“哪里。”
“我们俩的事三谷先生都跟您说过了吧？”
“说了个大概。”
聪一郎一直低着头，细长的眼睛眨动着。虽说有些寒酸相，但并不叫人讨厌。不过，对于这样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人，怎么接近他呢？俊也心里没有底。看阿久津的吧。
“您现在的工作是修鞋？”
“是。一个很小的修鞋铺，已经在那里干了两年多了。”
“请允许我先确认一下聪一郎先生的经历。”阿久津翻开放在桌子上的采访本，拿起自动铅笔，“您1976年生于大津市，父亲叫生岛秀树，母亲叫生岛千代子……”
阿久津问过聪一郎的家庭成员以后，开始问聪一郎都记得小时候经历过什么。聪一郎说话虽然磕磕巴巴的，但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认真。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精力充沛的男孩子，喜欢看动画片《超级战队》，喜欢玩具汽车，喜欢在外面跑跑跳跳。
“我六岁那年，父亲被县警察本部开除了，但我一直不知道，一直都认为他还是一个警察。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同学的哥哥对我说，你爸爸干了坏事，被开除了，我才知道父亲不是警察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哭着去问父亲。父亲非常愤怒，狠狠地打我，连护着我的母亲都被他打了。他拉着我，把我拖到那个同学家里，把人家臭骂了一顿。”
生岛秀树逼着那个同学下跪，还逼着那个同学的哥哥和父母下跪。那个场面和父亲大叫“你们歧视我”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聪一郎的脑子里。同学和全家都向生岛秀树道了歉，但是从第二天开始，不但同班同学，就连别的班的同学都开始疏远聪一郎了。
生岛秀树如此疯狂，让阿久津脊背发凉。从这里可以看出，生岛秀树是一个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人，完全符合犯罪者的性格。见到聪一郎之前，阿久津的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现在开始有点乱了。
“录音的时候，聪一郎先生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您还记得那件事吗？”
“我只记得父亲给我买了很多点心，还记得他突然对我特别好，好得让我觉得恶心。”
阿久津把采访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上“1984年11月14日”。就要接近事件的核心了，阿久津让聪一郎说说那天早晨达雄和山下满去当时位于大津的聪一郎家以后的事。
“两个从来没见过的大叔突然来到我家，把我们吓了一跳。我老老实实地按照母亲的吩咐做准备，姐姐却非常愤怒，跟母亲吵了起来。行李装上车以后，那个姓山下的大叔把我们拉到奈良的一户人家去了。我记得那户人家的女主人抹的口红是紫色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女人。那女人可吓人了，特别是对我姐姐，特别凶。”
大概是因为在奈良的生活很不愉快吧，聪一郎对那段时间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记忆。1985年元旦过后，一家人搬到了兵库县一个建筑公司的家属宿舍里。
“那时候我虽然还是个孩子，也看得出来那不是个好地方，但我并没有觉得很苦。每天跟周围的小哥哥们一起玩，玩得还挺高兴的。小哥哥们教我玩游戏，还经常送我点心吃。更叫我高兴的是，不用天天去上学了。”
说到这里，聪一郎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只这么一点点笑容，就使阿久津那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不过，您母亲和姐姐好像并不高兴，是吧？”
“母亲和姐姐每天都沉着脸，还经常吵架。我看着她们吵架心情不好，就尽可能到外边去玩。后来，母亲和姐姐都去打工了，我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聪一郎清楚地意识到录音磁带的事，就是在那个时期。当时他们住的家属宿舍没有洗澡间，只有一个厨房。两间卧室，母亲住一间，聪一郎跟姐姐住一间。
“我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了，也不记得是什么季节。有一天，我刚钻进被窝，就听见姐姐在母亲的卧室里跟母亲吵架。姐姐大叫：‘因为那盘磁带，我一辈子都完了！’姐姐还说我也录了音。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当时父亲的行为是很奇怪的。我还听见姐姐说父亲已经死了。虽然我早就有感觉了，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感到震惊。”
到了夏天，千代子连饭都懒得做了。每星期只有一两个早晨回家来看看。“现在看来，母亲大概是有男人了。”——聪一郎说话的声音变得阴暗起来。
接下来就要说到那天发生的悲剧了。
1985年7月下旬的一天，聪一郎一个人乘坐公共汽车，去了拥挤杂乱的繁华街，他跟姐姐约好，要在火车站的进站口见面。
“姐姐说要带我去咖啡馆，给我买一个汽水冰激凌，我特别高兴。我还以为姐姐是对母亲不满，想跟我发发牢骚呢。我早早就到了车站，那时候还不到约定的时间，我就在站前广场转着玩。等了一阵，我看见了姐姐，姐姐也看见了我，还向我扬起了手。忽然，我发现姐姐低下了头，觉得有点奇怪，就在那一瞬间，姐姐的表情变了。只见她向后一转，撒腿就跑。我听见我的身后有人大叫‘就是那个小女孩’，回头一看，是那个狐目男。”
阿久津想象着聪一郎叙述的场面，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握着自动铅笔记录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身后站着那个狐目男，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会吓得全身僵直。俊也听到这里，也是脸色大变。
“狐目男马上就向姐姐逃走的方向追了过去。姐姐一定感到非常恐惧，因为肖像画上那个狐目男，像疯狗一样追她。姐姐和狐目男转眼就在我的视界里消失了，我不知如何是好，站在原地发呆。”
过了一会儿，聪一郎听到了急救车鸣笛的声音，他回过神来，向急救车鸣笛的方向跑去。他看到救护车停在一座公寓楼前面，已经停止了鸣笛。从七八个看热闹的居民间的缝隙里，聪一郎看到了躺在担架上的一个女孩子的T恤衫。白色和深蓝色的条纹——那是姐姐穿的！那时候，聪一郎发现，地上全是血。他知道，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的那个人就是姐姐。但是，他不敢走过去看，他害怕一旦看到了姐姐的脸，姐姐的死就成了事实。
“急救车要开走的时候，我才想到应该离开那里。我刚迈步，就感觉到身体突然腾空了，有人把我抱了起来。扭头一看，原来是那个狐目男。我吓得想叫却叫不出声。狐目男把我塞进一辆车里，狠狠地打了我几个耳光，打得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以为他要打死我，一个劲儿地求饶，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阿久津听不下去了，默默地低下了头。
聪一郎肚子也被狐目男踹了好几脚，气都喘不上来了。狐目男揪着聪一郎的头发，在他的耳边一遍又一遍恶狠狠地小声说：“老老实实地在这地方待着，不然连你妈也活不成！”聪一郎为了活命，答应了好几次。后来他被狐目男推下车来，蹲在公园里哭的时候，母亲找到了他。
“看到母亲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但想起姐姐，我……”
聪一郎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俊也递过去一块手绢，聪一郎呜咽起来。捂在眼睛上的手绢不住地颤抖，阿久津看到眼前的情景，内心非常痛苦。生岛望死前，千代子是可以向警察求救的。如果报了警，至少生岛望不会被杀害。不过，一旦报了警，周围的人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他们一家人就会被孤立起来。
“再看到姐姐的时候，姐姐已经化为一盒骨灰。在火葬场听着和尚念经的声音，我想到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姐姐了，悲痛欲绝。我忘不了在狐目男的车里受到的警告。我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不想死，不想被狐目男杀死。”
聪一郎的母亲千代子的娘家在京都。那年10月，聪一郎跟着母亲到了母亲的娘家。外祖父和外祖母对他们很冷淡。聪一郎不懂，为什么大人们都在生气呢？母亲也没告诉他这是为什么，就带着他搬到了外祖父家附近的一栋木造公寓里。
不久，千代子在娘家附近的一个建筑公司上班了，聪一郎也进了当地的一所小学。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安稳。在学校里虽然没有好朋友，但也没被人欺负过。为数不多的快乐事之一，是祗园祭的宵山夜市。
“母亲只给我五百日元，是买吃的呢，还是买玩的东西呢，我总是犹豫不决。直到现在，一听到敲锣鼓的声音，我就会想起宵山夜市的传统艺能表演，眼泪都忍不住。我和母亲在夜市转来转去，就是不想回家。一年只有那么一次大庙会呢。”
俊也眼前大概浮现出了宵山夜市的情景，脸上的表情缓和了许多。
“现在回忆起来，在京都度过的小学时代，也许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间。”
看着缩着身子喝咖啡的聪一郎，听到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幸福”两个字，阿久津觉得好心疼。
“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京都府立图书馆查阅旧报纸，了解了银万事件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了解那个事件，但确实弄清楚了一些事情。旧报纸上关于录音磁带的报道，让我想起在神户的建筑公司的家属宿舍时听姐姐说过的话，不由得脊背发凉。录音磁带里有我和姐姐的声音，如果被人知道了，也许会被警察抓起来。想到这里，我每天疑心生暗鬼，担心有人暗中监视我。实际上，姐姐的遗物里就有那盒录音磁带。标签上写的是一个歌手的名字，但里边录的根本就不是歌，而是我和姐姐恐吓公司的声音。我一直想扔掉，可不知为什么，背着母亲保存了下来。看了旧报纸上关于录音磁带的报道以后，我怕我不在家的时候被人发现，就每天带在身上。”
聪一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以后，看了俊也一眼，表情抑郁地继续说下去。
“初中一年级暑假期间，有一个坏男人来到我家，让我去他的公司打工。那个男人是母亲工作的建筑公司里的，一看就知道是暴力团的人。本来我不想去，但为了不让母亲为难，我就答应了。我的工作是，每个周六和周日去办公室或施工现场，打下手，搬运建筑材料什么的。母亲周六周日不上班，我在公司见不到母亲。”
聪一郎不会讨人喜欢，所以打工的时候经常被人欺负。有个小头目还对他说：“你爸爸当刑警的时候，整我整得可不轻。”说完打了他一顿，还把他打工挣的钱抢走了。周末没有时间玩，母亲在家里一天到晚唉声叹气。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要生活在黑暗的隧道里了，想逃走又不敢，一想起狐目男在车里对他的警告，就吓得浑身发抖。
“狐目男也在那个建筑公司里上班吗？”
“不在。我在那个公司里一次都没见过他。”
“那个公司里的人都知道银万事件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没人跟我提过那个事件。”
初中二年级秋季的一天，建筑公司的一个年轻人到学校来找聪一郎，说要带他去看一件有意思的事。那个年轻人把聪一郎带到公司一楼的办公室，让他隔着玻璃往里看。聪一郎一看，只见母亲千代子站在办公室中央，几个男人围着她，摸她的胸部，摸她的臀部，还有人打她的脸。
“看到母亲这样被人欺负，我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听到哭声看到了我，她的眼里满是泪水。我的心都要碎了，那些男人却哈哈大笑，我恨死他们了。那天回到家里，母亲对我说：‘你就不用管我了，初中毕业以后，赶快逃离这个地方吧。’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想着怎样和母亲一起逃走。”
在那黑暗的日子里，只有一缕阳光，那就是津村克也。
“津村先生长得特别帅，像个电影演员，花钱也很大方，经常给我买好吃的。在那个建筑公司里，只有他一个人对我好，我特别喜欢他。”
聪一郎上初中三年级那年夏天，那些坏人聚赌高中棒球联赛，要求每个人都要出钱，津村不想出钱，就被关了起来，还被暴打了一顿。一个小头目用玻璃烟灰缸砸在他头上，津村头破血流。那些坏人不但不同情，还继续殴打他。那情景让聪一郎想起在车里被狐目男殴打的情景，怕得要命。津村到最后也不想出钱参加赌博，结果被绑起来，关在了办公室里。大热天的，他们还把空调给关了。聪一郎和一个小喽啰还有一个小头目负责看守他。
“夜里，打开窗户也热得要命。跟我一起值班的小喽啰说要出去打电话，看守津村先生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津村先生求我帮他解开绳子，说要和我一起逃走，还说他会照顾我一辈子。我觉得听这个人的没错，就把绑着津村先生的绳子解开了。”
津村让聪一郎给他倒点水来。喝完水以后，津村活动了一下身体，拿起一根金属棒球棒，冲到二楼小头目睡觉的房间，抡起球棒就是一顿暴打。打完以后逼他把保险柜里的钱拿出来，但是那个小头目坚决不开保险柜。叫聪一郎感到吃惊的是，那个小头目竟唱起歌来。津村让聪一郎下楼把冬天用剩下的取暖用的煤油拿上来，聪一郎把煤油拿上来以后，津村把煤油浇在小头目身上，威胁说不打开保险柜就点火。小头目扛不住，终于把保险柜打开了。津村先把小头目捆绑起来，然后把保险柜里的钱往包里装。这时，那个出去打电话的小喽啰回来了，聪一郎照着小喽啰的脸就是一拳。
“那时候我就像疯了似的。那个小喽啰平时总是欺负我，这回可找到报复的机会了。在津村先生的帮助下，我把那个小喽啰摁倒在地捆绑起来。本来我们应该赶快逃走的，但我觉得不解气，掏出拿煤油时找到的一盒火柴，划着了火柴。”
“你？”
“是的。那时候我的视线跟那个小头目的视线撞在了一起。想起他摸我母亲胸部的情景，我怒火中烧。小头目挑衅地冷笑道：‘你试试！’那时候我真想把划着的火柴扔在他身上。但是，我胆子还是太小，把火柴弄灭了。那个小头目更猖狂了，狞笑着骂我们是脓包软蛋，没骨头。津村先生听了大怒，从我手上把火柴夺了过去。小头目还是频频点头挑衅，津村先生二话没说就把点着的火柴扔在了小头目身上。”
大火很快就燃烧起来，转眼间就是一片火海。津村的怒吼声和小喽啰的尖叫声交织在一起，整个房间变成了火葬场的焚尸炉，热浪扑面，他们待不下去了。
“津村先生说了声‘快跑’，拉着我就往外跑。津村先生虽然也很害怕，但到了大阪走进一个餐馆吃饭的时候，就冷静多了。那时候他已经豁出去了，说哪怕被青木组的抓回去杀死也无所谓了。”
津村在朋友的帮助下，先去了兵库县，后来又去了冈山县，换一个地方就换一份工作。两年以后到了广岛。聪一郎跟着津村在广岛的自由市场打工。
“你们从保险柜里拿到的钱不够生活吗？”
“每次藏身都得求人，求人的时候人家都会跟我们要钱，很快就用光了。我们害怕青木组的人找到我们，藏身是第一位的。津村先生一直很照顾我，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后来津村先生改行去开大卡车，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我十八岁那年，津村先生有了女人，住进了我们租的公寓，我觉得住在那里不方便，就搬出来自己过了。”
“津村先生没挽留你吗？”
“他有女人了，而且一直照顾我，也累了。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给了我三十万日元。”
聪一郎到了宫崎县，在一个鸡肉加工厂一干就是四年。后来跟工厂发生债务纠葛，被炒了鱿鱼。他又辗转回到冈山县，先是在一个烤鸡肉串的小铺子里打杂，后来就开始在三谷浩二的中餐馆“西华楼”当跑堂的。
“三谷先生家的院子里有一个放杂物的小房间，我就住在那里。住了一年多的时候，三谷夫妇给我照了一张成人礼的照片。虽然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三岁，早就过了成人礼的年龄，他们还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给我补照了成人礼照片。”
那天晚上，聪一郎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三谷。把憋在心里好多年，跟谁都没法说的话说出来的时候，聪一郎泪流满面。三谷嘱咐聪一郎不要再对任何人讲，没有孩子的三谷夫妇对聪一郎更是照顾有加。
二十七岁的时候，聪一郎认识了一个叫栗林知美的业务员。那是他第一次谈恋爱，连怎么约会都不知道。比他大三岁的知美接纳了他。知美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恋爱一年多以后，两人开始考虑结婚的问题。但是，聪一郎一直没有把自己的身世告诉知美。聪一郎跟三谷商量，是否应该把自己的身世告诉未婚妻。
“三谷先生对我说，以后就是夫妻了，应该把自己的身世告诉知美。我不想失去知美，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觉得瞒着自己的爱人是不对的，就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聪一郎把俊也给他的手绢紧紧攥在手里，沉默良久。
阿久津见聪一郎不想再说下去了，就问：“知美跟您分手了？”
聪一郎摇摇头：“没有，她接受了。不过，她说要把这事告诉她的父母。我觉得将来她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就同意了……”
“她的父母反对你们的婚姻？”
“知美先跟她母亲说的。她母亲听了就哭了，说这事千万不能告诉她父亲。那以后，她就开始动摇了……那时候，我觉得她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通过结婚，我就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
三个月以后，聪一郎和知美分手了。知美辞了工作，二十八岁的聪一郎再次掉进孤独的深渊。无论三谷怎么劝他，他都听不进去，人也变得沉默寡言了。
“一年半以后，我在百花大楼前的便道上偶然遇到了知美。”聪一郎太阳穴上的细血管剧烈地跳动着，“她挺着个大肚子，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跟我分手不到半年，别人给她介绍了个男人，她很快就结婚了，现在都快生孩子了。她高高兴兴地向我报告她的近况，她已经把我忘了。我是那么痛苦，她却那么快活。她不是说过要跟我相守一生吗？她自己说过的话难道都忘了吗？我觉得她是一个恶魔……”
阿久津认为，聪一郎和知美对于爱情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聪一郎看得重，知美看得轻。当然，不能说很干脆地了断一段爱情的知美就是坏人。但是，阿久津还是同情不想放弃爱情的聪一郎，因为那时候的他处于绝望的边缘。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正在冲着她大喊大叫。她哭着向我道歉我也不听，还是骂她，周围的人过来劝解我也不管，只顾一个劲儿地骂她。她捂着肚子蹲了下去。我感到害怕，自己也厌恶自己，转身跑了。”
等聪一郎平静下来以后，阿久津问知美后来怎么样了。
“听三谷先生说，知美早产了。”
“孩子没事吧？”
“大概没事……”
聪一郎的闪烁其词引起了阿久津的注意。阿久津想起津村克也用麻将馆里的电脑查看互联网上的公告板的事，也许知美把聪一郎的事通过公告板传到网上去了。想到这里，阿久津心中布满了乌云。
“我从知美身边跑开以后，跑回三谷先生家，也没跟他打个招呼就离开了那里。后来我以打工为生，也没手机也没电脑，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可疑的人。我搬了好多次家，换了好多工作。”
聪一郎离开三谷家的时候是三十岁左右，到现在已经七年了。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就知道他的日子很苦，他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呢？阿久津对此有疑问。
“光靠打工就能生活吗？一点存款都没有吗？”
“一点存款都没有。找不到工作没有钱花的时候……有时钻到没有人住的房子里，有时替人违法扔废料……”
“扔废料？”
“工业废料、废油什么的，帮人家扔掉以后能拿到一点钱。”聪一郎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默默地低下了头，“实在生活不下去了。”聪一郎也许还干过更丢人的事，不过他不想说了，阿久津也没再问。
聪一郎又说：“现在能在东京这个修鞋铺干活，就算幸运了。也不知道还能雇用我几年。要是丢了这个工作，再找就难了。”聪一郎紧闭着嘴唇，脸上渗透着疲劳。
“您身体不要紧吗？”
“从三年前开始，眼睛渐渐看不清楚了，身体也时常感到倦怠。”
“视力很差吗？”
“戴着眼镜也看不清阿久津先生的脸。”
聪一郎一直垂着眼皮，大概是因为视力低下吧。
“您没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没去。我没有健康保险证，也没交过健康保险。”
在随时都有可能被抓住的恐惧之中，聪一郎根本就顾不上自己的健康。阿久津想起这个年末特辑的题目是《住在深渊里的人》，在阿久津看来，聪一郎心中的黑暗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深渊。
“我活着一点快乐都没有，就是一天一天地混日子。有一天，我不想再混下去了，就给三谷先生打电话向他道歉，感谢他以前对我的关照。我打算打了那个电话就自杀。三谷先生察觉到了我的心思，特意跑到东京来，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让我跟他回冈山……但是，我不想再去麻烦三谷先生……”
“不会有人再抓你了，你不知道吗？”一直沉默的俊也忍不住说话了。俊也温和的目光里透着坚强。
阿久津认为，俊也要把内心的纠结做一个了断了。
“青木龙一五年前就死了，青木组也解散了。”俊也又说。
“……青木死了？”聪一郎呆呆地愣了一会儿，哈地吐了一口气，用双手捂住了脸。不知道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什么心情，但可以看出他一直紧绷着的弦松弛下来了。
“而且，放火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才是个初中生，放火的人也不是你，是津村。你完全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俊也的话是诚挚的，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聪一郎无奈地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是：一切都晚了。
“您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阿久津问道。
聪一郎看着阿久津，眼神里分明含着某种愿望。
“我想见我母亲。”
听到聪一郎本人这样说，阿久津松了一口气。这个直截了当的要求，正是作为记者的阿久津追求的银万事件的“未来”。
“您知道您母亲后来的情况吗？”
“不知道。”聪一郎低下了头。
阿久津虽然知道问下去很残酷，但也只能问下去了。
“您和津村先生逃走的时候，跟母亲联系过吗？”
听了阿久津的问话，聪一郎呜咽起来。他用手绢捂着眼睛，懊悔地一个劲摇头。
阿久津和俊也耐心地等着聪一郎往下说。
“我……扔下母亲……扔下母亲……自己逃走了……”
挤出这句话以后，聪一郎紧紧咬住了颤抖的嘴唇。
母亲看着在宵山夜市又蹦又跳的儿子开心地欢笑，儿子在建筑公司看着母亲被侮辱伤心地痛哭。父亲和女儿从家里消失了，剩下的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只有聪一郎这一个亲人，聪一郎是有切肤之感的。正因为有切肤之感，背叛了母亲的罪恶感才更大。
“在我的眼睛还能看见的时候，我想见到母亲，向她道歉。”
看到俊也抹眼泪，阿久津也忍不住了。
如果问聪一郎什么是幸福，他会怎样回答呢？阿久津想起在神户的父母，从心底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对父母的感谢之情涌上心头，阿久津的眼睛潮湿了。自己已经三十六岁了，可还像个孩子，想起来真觉得害羞。
让孩子卷入犯罪，就会夺走孩子的未来和希望。银万事件最大的罪恶，就是把孩子的人生碾得粉碎。
阿久津看着满脸是泪的聪一郎，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见到母亲！
5
脚踩在木制楼梯上，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本来是听惯了的声音，这时候却使俊也产生了一种不快感，好像是决心被泼上了冷水。爬上二楼以后，他先在楼梯边站了一会儿。白炽灯橘黄色的灯光，照在走廊尽头的门板上。白炽灯像平时那样平均地分配着光亮，但在俊也眼里，明暗的差别非常之大。进入他的视野的，只有母亲住的那个房间的门。
走到薄薄的门板前，昨天听到过的聪一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想见到母亲……”
发自内心的声音，在俊也胸中产生了复杂的反响。俊也无论如何也要见母亲一面。
昨天，俊也犹豫了半天，也没说出“我也为罪犯录过音”这句话来。当然，“西华楼”的店老板应该跟聪一郎说过了，但是，俊也没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聪一郎的命运跟自己相差太大了。聪一郎的人生，一直没有摆脱过银万事件的阴影：被赶出家门，姐姐死去，离开母亲，在黑暗中彷徨，唯一的爱也失去了。跟聪一郎比起来，自己呢？作为独生子，自己一个人享受了父母全部的爱，长大以后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有幸福的家庭。
但是，这些跟曾根家的罪孽是两码事。俊也攥紧了拳头，敲了敲门板。敲门的声音硬邦邦的，似乎表达了俊也的心境。这种心境也许传达进去了吧，母亲过了一会儿才应声。
“我是俊也，可以进去吗？”
“进来吧。”
拉开门进去一看，母亲正坐在电热地毯上看小说呢。房间很小，开着空调挺暖和的。左边的壁橱前面的加湿器吐着白色的水雾。
“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想吃肉了。”
胃溃疡治好以后，母亲恢复了健康。但天冷以后，母亲有时也说胃疼。前几天恶心想吐，到医院检查了，现在正在等检查结果。
俊也坐在母亲对面，把拿来的录音磁带和黑皮笔记本放在面前。母亲好像早就预料到会有今天似的，把小说放在了一边。
“这四个月以来，我在干什么，您知道吗？”
母亲看着俊也的眼睛，点了一下头。
“夏天，母亲住院的时候，让我把以前的影集找出来，我就在那个放电话的台子下边的抽屉里找了一下。”俊也指了指壁橱对面、电视机旁边的台子，“这盘录音磁带和这个笔记本跟父亲的遗物放在一起，我发现这些东西跟银万事件有关，就去找堀田先生商量。现在，几乎所有的谜底都揭开了，只剩下咱们曾根家的问题了。”
俊也把伯父的来信放在笔记本上：“《大日新闻》的记者去英国见到了伯父，后来伯父给我寄来了这封信。”
母亲把身子坐端正，用清晰的声音说道：
“这盘录音磁带，是我录的。”
母亲真由美，1956年生于大阪。她的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小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真由美短期大学毕业，在百货商店工作了两年以后，跟曾根光雄结婚。结婚第二年，也就是二十三岁那年生了俊也。此后，她一直协助丈夫经营西装定制店，养育孩子……
但是，俊也所知道的母亲，只限于她的简历。真由美在成为母亲之前的前半生的经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真由美的父母性格都很温和。她的父亲从来没有大声斥责过别人。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父亲是很少见的。但是，真由美认为父亲的温和是软弱，很看不起对社会没有任何诉求的父亲。父母对这个性格火辣的独生女也感到很棘手。
真由美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日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真由美喜欢置身于火热的学生运动中，一个人跑遍了关西地区搞学生运动的大学。有一次在京都的一个大学，正赶上两派学生互相投掷石块，真由美头部被石块击中，流了不少血。
上高中和短期大学的时候，真由美也喜欢参加集会斗争、示威游行，但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高喊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学校里学的却是英美文学专业。美国作家海明威、卡波特，都是她喜欢的作家。这可以说是真由美柔软性的一面吧。
使真由美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的，是短期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事件。人生的黑暗，一般都是日常生活的延长线。一天，真由美的父亲捡到一个挎包，就把挎包交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打开挎包一看，里面有很多钞票。当天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父亲说起了这件事，还开玩笑说：“要是找不到失主，咱家就成大款了[2]。”
后来，失主找到了。但失主说，包里的钱少了很多。父亲被叫到警察署，经过两次审问就被逮捕了。父亲一直主张自己没拿包里的钱，没想到警方拿出来一个所谓的状况证据：指称父亲在把包交给警察以后，买了很多赛马彩票。买赛马彩票是父亲唯一的兴趣，但是父亲否认自己买了那么多赛马彩票：“我发誓，我绝对不会把那么多钱拿去赌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