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低沉而阴郁的笑声。
三个穿着邋遢的旧西装的成年男人，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正在看电视。电视画面上，一个男大学生被自己家的门板戳了手指，痛得直皱眉头。大学生的外婆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跑过来，用手指戳了外孙的后背一下。
又是一阵阴郁的笑声。一边笑一边做记录的阿久津英士，也是发出这种笑声的人之一。
在位于大阪的一个电视台，节目宣传部那层楼的深处，有一个很难被注意到的安静的记者接待室。来这个记者接待室的，虽然也有阿久津这种全国性大报的文化部记者，但主要还是那些体育报的娱乐版面记者。现在坐在阿久津左侧的那两位都是体育报的记者。
“龙田演得真好！”
说话的是电视台节目宣传部一个剪着短发的男人，什么时候见到他，他都是同样的笑脸。他们的工作就是请记者写文章宣传电视台的节目。
“虽然一直到十五年以前她都在走性感路线，可是……”
“现在连一点性感的影子都没有了。不过，这个角色也许能让她再次走红。”一个体育报记者随声附和道。
他们议论的女演员龙田，扮演的就是用手指戳了外孙后背一下的外婆。龙田长得很丰满，阿久津也记得这个女演员。
已经是8月下旬了，这部深夜喜剧将在10月开始播放。今天在记者接待室举行试映会，给记者们看的是第一集 。说是记者们，其实就是坐在长沙发上的这三个人。
阿久津心想：写个二十五行的报道吧。
阿久津很快就在脑子里完成了包括两个过渡段一共四个段落的稿件。过会儿用电脑打出来，然后等着电视台通过邮件把广告用的照片发过来他就可以交差了。今天就不回报社了，直接去西餐馆吃牛排、喝啤酒。
阿久津正要伸手去拿放在茶几上的冰绿茶，放在地板上的采访包里的智能手机振动起来。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文化部”几个字。阿久津说了声对不起，拿起手机一边往外走，一边用手指划开手机屏幕。
“喂，抱歉打扰了。”
是报社文化部文艺组主任富田。虽说是上司的电话，但阿久津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压力。不管喝酒不喝酒，也不管是不是错过了采访机会，富田总是笑嘻嘻的。在报社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他真是一个好上司。
阿久津走出记者接待室以后，小声问道：“您有什么事？”
“刚才鸟居先生给我来电话了。”
一听鸟居这个名字，阿久津不由得用右手按住了额头，准备等着富田接下来要说的话。鸟居是社会部案件报道组主任，如果问报社里谁跟警察打交道最多，首先被想到的就是鸟居。
“阿久津，你能马上到社会部去一趟吗？”
阿久津就知道富田要说这句话，浑身上下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喂，阿久津，听得见吗？”富田的声音里包含着些许同情。
“非得我去吗？如果还有不太忙的……”
“鸟居点的名。”
“您能不能帮我推托一下？”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就这样吧。”刚才的些许同情完全没有了，富田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阿久津叹了一口气，狠狠地攥住了记者接待室的门把。
阿久津从电视台回到《大日新闻》文化部的时候，富田已经回家了。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富田到点就会回家，可以说是一位忠实履行厚生劳动省[1]规定的模范，这对于部下来说本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当部下想在上司面前发发牢骚，却看到上司空着的椅子时，难免叫人泄气。阿久津把采访包放在自己的椅子上就往外走。
文化部跟其他编辑部不在一层楼，平时看不到那些板着脸的面孔，也听不到截稿前的怒吼，所以阿久津每次踏着铺有化纤地毯的楼梯上楼的时候，都会感到一阵巨大的压力，下意识地把拿在手上的按压式圆珠笔咔嚓咔嚓按个不停。
楼上除了社会部，还有经济部、体育部、版面设计部，没有隔间，挤满了报社所有忙得不可开交的人。阿久津进报社已经十三年了，看到这种情景就想回家的心情，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阿久津不情愿地向离门口最近的社会部办公区走去。他用眼神跟那些正在用电话采访或正在复印资料的同事打着招呼，来到了坐在沙发上嚼着烤鱿鱼条的鸟居面前。鸟居留着在很久以前的黑白照片上才能见到的那种三七分的发型，工作方法也非常老派。
“怎么这么晚才来？”
鸟居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一边说话一边把含在嘴里的烤鱿鱼条拽了出来。阿久津脸上倒是堆满了礼节性微笑。鸟居用拿在手上的烤鱿鱼条向会议室那边指了一下。
这层楼有两个会议室，一大一小。阿久津跟在鸟居身后，走进社会部的记者们经常使用的小会议室。小会议室中央由几张白色的长桌拼出一块长方形，还有很多椅子和一块白板。因为没有窗户，让人感觉就像一间审讯室，憋得喘不上气来。
鸟居把电灯打开，坐在了阿久津对面的椅子上。
“你正在采访一个电视剧？”
鸟居说着把烤鱿鱼条叼回嘴里，顺手扔过来一沓装订在一起的A4纸。
“刚在电视台的记者接待室看了一集。”
“就能写稿了？”
“差不多吧……”
“哦？你的工作好轻松啊！今天的采访就算结束了？”
阿久津特别讨厌听别人说这种话，但在与社会部的记者一起值夜班的时候，经常被人这样说。最近，“职权骚扰”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就算是上司也不怎么使用歧视部下的语言了，但鸟居却逆历史潮流而动，还陶醉在上一个时代。
阿久津没有回答鸟居的问话，把视线落在了那一沓A4纸上。
资料的题目是《住在深渊里的人（暂定）》。
“这是我们的年末报道计划。简单一句话，我们要搞一个跨越了昭和与平成两个时代的悬案特辑。”
A4纸上还含糊地写着，要连载五到十次。小标题是《银万事件——三十一年后的真相》。阿久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大阪总社要搞银万！”
“银万……”阿久津看着那份计划书，呆住了。
“怎么样？很有意思吧？”鸟居向前探着身子问道。
“不过……太难了吧？”
“是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不但想借小猫小狗来帮我，就连一片沙丁鱼的胸鳍都想借来为我所用。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叫来参加这个采访小组。”
“等等！我觉得我连一片沙丁鱼的胸鳍都不如。”
阿久津不是在开玩笑。他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鸟居。在鸟居手下调查这么大的事件，对于他这个“文弱之辈”来说，只能是一件悲惨的事情。
“而且……我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你很忙？”
鸟居进入报社以后一直在采访重大事件，曾经担任驻大阪府警察本部的记者组组长，调到社会部以后担任事件报道组主任，能在这种人面前说自己很忙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个呢？现在的会议室已经完全变成了审讯室，阿久津沉默着，决定行使缄默权。
“你沉默也没用，我已经跟富田说好了。”
“什么？您跟富田先生……”阿久津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但马上就屈服了。一想起从此以后就要过被束缚的日子，阿久津就像患了感冒似的全身倦怠。
“你看看计划书的下一页！”
看来鸟居马上就要让阿久津投入工作。阿久津只好翻了一页。
——关于弗雷迪·海尼根绑架案[2]——
“海尼根？就是那家啤酒公司吗？”
“你小子，连海尼根绑架案都不知道吗？”
“……对不起，我……”
鸟居故意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命令道：“往下看！”他依然叼着烤鱿鱼条，朝放在桌上的那份材料努了努嘴。阿久津尴尬地向鸟居点头哈腰之后，看起事件的概要来。
1983年11月，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世界著名啤酒制造商、海尼根啤酒公司社长弗雷迪·海尼根和他的司机被当地五个年轻人绑架了。三个星期后，交给绑匪3500万荷兰盾（当时相当于20亿日元）赎金以后，海尼根和他的司机才被放出来。警方于当年确定了海尼根被监禁的场所并逮捕了其中三名绑匪，后来于1984年2月在巴黎市内将其他两名主犯逮捕。但是，那笔赎金的绝大部分至今下落不明……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案件。可是，阿久津想不明白，海尼根绑架案跟银万事件和他这个大阪报社的文化部记者到底有什么关系。看着阿久津不解的样子，鸟居把烤鱿鱼条从嘴里拔出来，认真地说道：“银河糖果公司社长被绑架，是海尼根绑架案四个月之后发生的。”
“啊？这么说，银河的社长被绑架，跟海尼根绑架案有关？”
“你先看看第三页上贴着的那个便条。”
阿久津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但他还是把视线落在了桌上那份材料的第三页上。
第三页上贴着当时《大日新闻》驻布鲁塞尔分社的记者用打字机打的一个便条，上面写着：“从海尼根绑架案的发生到海尼根和他的司机被放出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看上去很像侦探的男人经常在案发现场周边打探消息。”那个男人很可能是“一个住在伦敦的亚洲人”。据阿姆斯特丹一家中餐馆的老板说，那个男人好像“对伦敦的唐人街很熟悉”。一直到绑匪被逮捕，那个男人对本地警察的侦查行动始终很感兴趣。
这个便条确实很有意思，但其中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了。阿久津面露难色，看了鸟居一眼。
“这个便条是20世纪80年代留下的，写这个便条的记者已经去世了。”鸟居说道。
“也就是说，只剩这些线索了？”
“是的。顺便说一句，除了根据海尼根绑架案拍成的电影[3]，几乎没有关于这个事件的日文资料。”
“英文资料呢？”
“网上好像只有少数几条资料是英文的，基本上都是荷兰文的。”
“什么……？”
资料少得如此可怜，怎么才能在此基础上写出像样的报道来呢？这个问题阿久津都不知道该去问谁。
“在国外，绑架案不一定非要请警察出马，家里人把赎金交给绑匪以后放人的案例也有不少。”
“这个我倒是听说过。”
“在伦敦甚至有一家风险管理公司，专门负责跟绑匪交涉。”
“啊？什么买卖都能做啊！”
“欧洲总分社有个记者还认识一个专门负责跟绑匪交涉的所谓绑票交涉人呢。”说到这里，鸟居把嚼得所剩不多的烤鱿鱼条整个儿吞了下去，“不过嘛，那个记者到苏格兰采访去了，不在伦敦……也就是说……阿久津，我的话你明白了吧？”
“什……什么？没……没明白……”
“你英语检定考试是一级[4]吧。”
阿久津直到现在才理解了鸟居的意思，真想给反应迟钝的自己两个耳光。
“不是一级，是准一级，而且那是上大学时候的事。”
“不过，跟一级也差不了多少吧？”
“差多了，完全不一样。准一级合格以后还得学好几年才能达到一级的水平呢。”
“你小子还以为自己是个初学者吗？你大学毕业都十多年了吧？”
“可是，这期间我根本就没学过英语。现在要是让我考准一级，肯定考不上！”
去伦敦采访一个跟事件没有多大关联的绑票交涉人，顶多也就是给这个单调的报道加点可读性。总之一句话，因为完全属于很不重要的细枝末节，所以鸟居才看上了他这个有闲工夫的文化部记者。
“我直接说结论吧。派你到伦敦去，先采访那个已经退休的交涉人，了解一下外国的企业家被绑架的情况。然后呢，找到便条里说的那个住在伦敦的亚洲人。”
阿久津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迄今为止在工作上有很多毫无道理的安排，他都忍了，可这次也太过分了。鸟居大概是意外地搞到了一笔派记者去伦敦的预算吧，其主要目的应该就是采访那个已经退休的绑票交涉人。什么亚洲人啦，都只不过是为了不让记者太闲加上的说辞。采访之后是要上交采访报告的，阿久津必须用他那磕磕巴巴的英语去四处打听。这可不是那种采访顺带旅游的美差。
“都三十多年了，还找得到那个亚洲人吗？”
“你怎么净说这种泄气话？要是找到了呢？不就是一个大素材吗？”
“我认为，那个亚洲人只不过是想了解一下海尼根绑架案的情况，跟银万事件有关联的可能性很小。”
“你正在采访一部毫无意义的电视剧吧？即便毫无意义，也能写出有意思的报道来，难道不正是文化部的记者应该具有的本领吗？谁也没有指望你能成为一个响当当的硬派社会部记者！你永远是个软蛋！软蛋！”
鸟居说完这番话，也不管阿久津还在房间里，把电灯一关就出去了。从此以后，阿久津除了自己的正常工作，还要支援别人的采访，近期恐怕没日子休息了。
阿久津留在昏暗的房间里，呆呆地看着鸟居远去的背影，决定了今天晚饭吃什么：炸牛排！海尼根啤酒！
2
就像旅游指南里写的那样，伦敦的天灰蒙蒙的。
阿久津在希思罗机场下飞机以后坐上了开往伦敦市内的特快列车。到达帕丁顿站的时候，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乘坐的飞机从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起飞，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德国际机场转机，经过长达二十个小时的飞行，总算到达了英国。
特别是从大阪到多哈那一段，简直受死罪了。旁边的一位白人乘客理所当然似的独占了两个座位中间的扶手，看电影时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睡觉时鼾声如雷。前面那位男乘客呢，根本不顾阿久津的感受，把椅背完全放倒。除了起飞和降落，阿久津的膝盖一直都处于顶着前面椅背的状态。
这时的阿久津走在伦敦市内绝对说不上平坦的便道上，行李箱的轮子发出刺耳的响声。跨着大步往前走的行人们接二连三地把他超过去。在街上走了十分钟左右，阿久津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伦敦人几乎没有不闯红灯的。
由于手上拿着一张在日本时印好的地图，阿久津顺利找到了酒店。酒店附近道路两旁的公寓都是白色的西洋式建筑，门前的圆柱和长方形窗户整齐划一，让人有一种来到了欧洲的感觉。如果把眼前的景象画成一幅画，一定美不胜收。
酒店前台服务员说着速度极快的英语，阿久津连一半都没听懂，不过，包括付定金等在内的入住手续很顺利地就办完了。虽说对狭小得连行李箱都摊不开的房间有所不满，但冲了一个热水澡以后，阿久津心情好多了。
整理完行李，阿久津从皮制双肩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又从文件夹里把专门为银万事件整理的采访本拿了出来。抬起手腕看看手表，刚过下午1点，还不到约定的时间。
采访本里是阿久津加入银万事件采访小组以后整理的素材。每一次采访活动，记者一般都会准备一个专用采访本。其实用电脑会快得多，但为了把有关事件的信息深深刻入大脑，阿久津是用他爱用的自动铅笔一字一句地写上去的。
银万事件发端于1984年3月18日晚上，银河公司的社长菊池政义在位于兵库县西宫市的自家宅邸被绑架，终结于1985年8月12日，犯罪团体宣布停止犯罪。在这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关西地区很多糖果糕点食品制造商的总公司和分公司都接连不断地受到威胁，发展为一连串的无差别杀人未遂事件。
按照受到威胁的前后顺序排列，有以下这些企业：银河糖果公司、又市食品公司、万堂糕点公司、希望食品公司、鸠屋西式糕点公司、摄津屋日式糕点公司——总计六家。由于万堂公司实际受到损害早于又市公司，因此被称为银万事件。银河与万堂两家公司损失巨大。银河公司社长被绑架以后，旗下公司遭纵火、恐吓威胁，甚至有人造谣说银河公司搞不正当交易，企业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万堂公司生产的糖果被混入剧毒氰化钠，不仅散布到关西地区，还散布到名古屋乃至东京，所有万堂公司的产品被迫全部下架。生产停止了，大批员工被解雇。万堂股票在事件发生前每股将近七百日元，当年底就跌落至不到四百日元。这两家公司面临几近破产的危机，还没地方说理去。
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还是经常被人提起，大概是因为事件本身足以超越推理小说吧。围绕着交接赎金的时间和地点，犯罪团伙与警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紧张得令人喘不上气来。还有利用媒体不断传出的关西腔恐吓信和挑战书、至今叫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狐目男的肖像画、留下了各种证据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犯罪团伙。这个以剧场型犯罪[5]闻名的事件，不但在昭和史上，甚至在日本犯罪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事件。
阿久津看着采访本叹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想，这个事件都不是自己能插上手的。如果有人想接替他，他会高高兴兴地把采访工作移交过去。半个月以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来伦敦采访。
阿久津的视线落在采访本上。在这个绑架事件里，他对一个地方始终觉得放不下。
为什么要绑架一个成年人……
三十一年前的3月18日晚上9点左右。那一年冬天的寒冷是破纪录的，每天的气温都要比常年低七八度，西日本地区普降大雪，兵库县西宫市当然也不例外。已经3月了，还是寒风刺骨。银河公司社长被绑架事件发生那天，下着冰冷的小雨。
菊池政义家有六口人。菊池政义和他的妻子，三个孩子，还有政义的母亲。母亲的名字叫房代，住在隔壁的一栋宅邸里。事件发生的时候，政义和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长子以及正在上幼儿园的小女儿在洗澡间洗澡，妻子和大女儿在二楼的卧室里，母亲房代在她自己的宅邸里。
闯进政义家的是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中年人，手持来复枪；另一个是年轻人，手持一把短枪。两个男人个子都不高，都戴着只露出眼睛的黑色头套，穿着黑色上衣。
在阿久津的采访本里，中年人被简称为A，年轻的被简称为B。
保安公司没有在房代的宅邸里安装报警装置。两个人利用梯子翻过围墙来到房代宅邸的后门，打碎玻璃闯了进去。
“不许出声！”
房代正在只有四叠[6]半的起居室里看刚开始播放的电视剧，A突然用来复枪顶着她，B则用随身带来的尼龙绳和起居室里插座的延长线等，把房代的手脚捆起来，然后逼着她说出东侧儿子政义宅邸的钥匙在哪儿。拿到钥匙以后，他们把房代的眼睛和嘴巴用胶带封起来，离开的时候还扯断电话线，切断了电视天线。
两个歹徒拿着钥匙，进入政义宅邸西侧主妇做家务的房间以后，先去了二楼政义的妻子和大女儿的卧室。大女儿美佐子尖叫起来，其中一个歹徒威胁道：“美佐子小姐，不要出声！”也就是说，歹徒知道大女儿的名字。歹徒随后用胶带把母女俩的手脚缠上，用毛巾把她们的嘴堵上，塞进了后边的卫生间里。
歹徒紧接着冲进洗澡间，用来复枪顶住政义的胸膛，低声威吓：“安静！不许出声！不许出声！”歹徒把政义拉出洗澡间，用浴巾裹住他的下身，然后把他拉进孩子的房间。其中一个歹徒扯断电话线以后，报警装置被触动，警报响了起来。歹徒慌乱中拖着政义从原路返回，从一楼做家务的房间出去，穿过房代宅邸的院子，出了大门。
马上就有一辆双门的红色跑车开过来，政义被从副驾驶座那边塞进后座。在这个过程中，B的头套被蹭歪了，露出脸来。政义看清了，那是一个年轻男人。跑车在夜色中向大阪方向疾驰而去。
一个大企业的社长被如此粗暴地绑架，立刻引起了媒体的重视，各大报社纷纷派记者去西宫市采访。第二天早上，“银河社长被绑架”的消息见诸报端之后，警察与媒体破例缔结了禁止报道的协定，报纸电视都没有跟进报道，陷入极不自然的沉默之中。
三天后的3月21日白天，摇摇晃晃地走在大阪府摄津市的铁路上的菊池政义，被国营铁路的职员发现……
从此，银河公司的苦难历程就开始了。
阿久津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没想到时间过去得这么快，他赶紧合上采访本。采访之前得先买个手机。
他穿上一件夹克衫，把采访本塞进了双肩包。
3
在帕丁顿车站附近的一家手机店，经一位年轻店员推荐，阿久津买了一部三星牌的预付费式手机，当时设定好就能用了。
从现在起就要开始工作。走出手机店以后，阿久津再次把事先写在采访本上的英文念了几遍，然后拿起手机，给那个已经退休的绑票交涉人克林·泰勒打电话。
接通音刚响了两下，一个男人就接了电话。
“您是克林·泰勒先生吗？我是日本《大日新闻》的记者阿久津。”
“阿久津？哦，你是昌男的同事吧？”
昌男，应该就是欧洲总分社的木户昌男。
“啊，是的。我刚到伦敦，现在可以跟您见面吗？”
“当然可以。我现在在苏豪区的一个酒吧里，你能过来吗？”
阿久津觉得这位克林·泰勒先生的英语还是很容易听懂的，没想到把店名和地址记下来却花了很大工夫。最初克林说话速度较快，不过阿久津希望他说慢点以后，语速就慢多了。刚才手机店里那个年轻店员也是这样。阿久津很快又在心里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国人待人还挺热情的。
在帕丁顿站买了一张交通卡，阿久津直奔地铁贝克卢线。让阿久津感到吃惊的，第一件是自动扶梯转动的速度，快得让他感到害怕，可是周围的人一点儿都不介意；第二件是地铁车厢自动门开关太快，喇叭里刚刚传出“Mind the Gap”（小心列车与站台之间的间隙）的广播，车门就关上了。
十分钟以后，阿久津来到皮卡迪利环岛站。这一带矗立着有名的厄洛斯雕像和英国国家美术馆，是伦敦的市中心。走出地铁站，阿久津看到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过的用发光二极管制作的建筑物上的大型广告，再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自己来到了伦敦。
虽然不是周末也不是假日，而且是白天，厄洛斯雕像周围的游客也非常多。从这里向西走三百米左右，应该就是克林所在的英式酒吧。在飘扬着米字旗的威严的建筑物前，行驶着红色双层巴士和黑色出租车。阿久津一边欣赏着美丽的街景，一边分开人流往前走。
克林说的那个英式酒吧是位于拐角处的一座红砖建筑，阿久津很容易就到达了目的地。跟酒吧那敞开的黑漆大门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门前装饰着五颜六色的花篮的柱子。将要接受为期一周的英国文化熏陶的阿久津不由得感慨起来：这才是地道的英式酒吧。
酒吧里边没有开灯，全靠自然光照明。十五个木桌之间的间隔很大，还有二楼，看来可以同时招待很多客人。座位几乎被占满了。阿久津从夹克衫的口袋里把手机掏出来，正要给克林打电话，坐在附近靠窗的一个座位上的秃顶白人举起手来。
阿久津问道：“您就是泰勒先生吗？”
“叫我克林就可以了。”克林Ȥ泰勒站起来跟阿久津握手。
克林是个大块头，秃顶，阿久津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大岁数了。
“我叫阿久津英士。”阿久津坐在了克林对面。
克林已经在喝啤酒了。好像没有下酒菜。
阿久津点了一磅健力士啤酒：“我刚走进酒吧，您怎么知道就是我呢？”
“你显得很紧张嘛。那样一副表情进酒吧的，恐怕没有吧？”克林不紧不慢地回答了阿久津的问题。
阿久津虽然能听懂克林说的英语，但从一开始就感觉被人观察，心里有点不踏实。
静下心来之后，阿久津拿出采访本和数码录音笔，开始采访外国的企业家被绑架的情况和跟绑匪交涉的事例。克林谈到了发生在1978年的法国大财阀在巴黎自家宅邸附近被绑架的事件，以及发生在1983年的中国香港房地产大亨绑架案。还有海尼根绑架案，他表示犯罪集团的灵感来自1977年荷兰的企业家绑架案。
“‘荷兰病[7]’这个经济术语你听说过吗？”
阿久津摇了摇头。
克林说了声“OK”，两肘撑在桌子上，十指交叉在一起，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荷兰在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出口天然气赚了大钱，工人的工资猛涨，社会福利非常充实，富裕一时。”
“一时？”
“是的。出口天然气虽然扩大了贸易顺差，但本国货币的汇率也随之大幅上升，结果使其他制造业出口受到巨大打击，失业率上升。这就是荷兰病。80年代初期，荷兰的失业率达到了12%。”
阿久津在自己写的“The Dutch Disease”上画了一个圈。
“绑架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荷兰陷于贫困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原谅绑架这种行为。”
克林那露在T恤衫外面的胳膊非常粗壮，一看就知道是练过的。秃顶的面庞看上去也叫人感到害怕，但是一跟他交谈，就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后来克林又谈到了他自己负责交涉过的绑架事件，还开玩笑说，除了不知道南美那边谁跟绑匪有勾结，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不过只有这些素材还写不成一篇追踪银万事件的稿子。阿久津心想，无论如何也得找到跟银万事件有关的信息。
“再来一杯怎么样？我请客。”阿久津指着克林的空杯子问道。
“你有采访费吗？”
“一杯啤酒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你还想了解别的情况吗？那我也来一杯健力士，好久没喝过了。”
两人都满上健力士之后，阿久津提到了银万事件。克林说：“这个事件我听说过。在英格兰，还有往火鸡里灌水银的傻瓜呢。”说完他禁不住笑了。
“我想请您看看这个。”阿久津把当年报社驻布鲁塞尔的记者写的那个便条的英文译文递给了克林。
克林看完以后，嘟哝了一句什么，但由于语速太快，阿久津没听懂。克林又说了一遍“这个事件我听说过”，然后把译文还给了阿久津。
“英士，今天晚上你有空吗？”克林突然问道。
“有，当然有！”
“也许我能向你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克林说完，一口气把杯子里的啤酒喝光，道了声再见，转身就走出了酒吧。阿久津完全没料到这个发展，下意识地嘟哝了一句“怎么回事”。想起数码录音笔还在录音，赶紧把电源关了。
阿久津一觉醒来，最初的感觉是全身酸痛。
他转动一下似乎凝固了的双肩，活动一下僵硬的腰身，看看放在枕边的手表，已经晚上8点半了。阿久津觉得肚子饿了，赶紧起来收拾了一下就走出了酒店。
早就听说英国的夏日很长，但刚刚8月下旬，伦敦的夜晚已经凉风习习，犹如晚秋。离开酒店向西走了十分钟左右，来到了贝斯沃特站前面的大街上。这里的餐馆、杂货店一家挨着一家，各种肤色的人挤满了便道。西班牙餐馆、印度餐馆、埃及餐馆……应有尽有。阿久津犹豫了半天，走进了一家泰国料理店，因为他在国外从来没有吃过泰国料理。
点了一瓶泰国胜狮啤酒、一份泰式炒米粉，阿久津打开了采访本。虽然今天的经历有几分苦涩，但采访记录还是要整理出来的。
下午，跟克林分手以后，阿久津走出酒吧，去了附近的唐人街。欧式建筑上的汉字招牌越来越多，就像到了别的国家。西边的牌楼让阿久津想起了日本神户的南京町。
但是，在到处是游客的地方采访并不合适。阿久津突发奇想，在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的情况下，四处打听起那个三十多年前住在这里的亚洲人来。结果可想而知。在伦敦这个待人冷冰冰的城市，被店员轰出来、被人漠视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换作鸟居，在这种状况下能采访到什么呢？阿久津一边胡思乱想，一边痛感身处异国他乡的自己能力太差。
看着泰国料理店窗外涌动的人流，阿久津开始吃店员端上来的泰式炒米粉。怎么这么甜啊！没想到竟是这种味道，真叫人难以下咽。
阿久津赶紧喝了一口啤酒，嘟哝道：“伦敦啊伦敦，求求你饶了我吧！”
就像有人在某处看到这个苦闷的男人似的，手机铃声响了。是克林打来的。
“英士，你现在在哪里？”
听到克林的声音，阿久津非常兴奋。说不定今晚能采访到好素材。
“我在贝斯沃特站附近的泰国料理店里。”
阿久津把店名告诉克林，克林说了句“我马上过去”就把电话挂断了。本来期待吃一会儿就能习惯的泰国炒米粉，吃到最后也没能适应，但他还是受罪般全部塞进了胃里。要求太高是吃不饱肚子的。正如人们所说，在英国的餐馆里吃饭，必须预先练习一下。
二十分钟以后，克林出现在大街上，走进店里马上就坐在了阿久津对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起小雨来，克林的T恤衫被淋湿了。
“您不冷吗？”阿久津关心地问道。
“不冷。你在吃什么？”
“炒米粉。已经吃完了。”
“好吃吗？”
“我如果是您，不会向别人推荐这种食物。”
克林笑了笑，把店员叫过来，毫不犹豫地点了一瓶胜狮啤酒和写着“热门”的鱼肉炒饭。
“您第一次来这家餐馆吗？”
“以前也来过几次，我在这里除了炒米粉以外什么都吃。”
“……”阿久津无话可说。
店员把啤酒端上来以后，克林举起酒杯，对阿久津说了声“Cheers”（干杯），然后一饮而尽。鱼肉炒饭上来之前，克林已经喝光了一瓶，又要了第二瓶。
“对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日本的色情电影明星怎么都那么漂亮啊？”
这个英国人到底是为什么来见我的呢——阿久津感到有些烦躁，但转念一想，也许人家是为了跟我这个日本人拉近关系才谈到这个话题的。
“的确，现在不管看到多么可爱的女孩子都不会叫人感到吃惊了。”
“是吧？每个女孩子的笑脸都很可爱。”
克林列举了好几个色情电影演员的名字，阿久津连一半都没听说过，只知道讨好地笑着随声附和。
“咱们言归正传吧。英士，做好记录的准备了吗？”克林把吃得干干净净的炒饭盘子推到一边，耸了耸肩，那是典型的外国人做的动作。
“英士找的那个亚洲人，当时是住在苏豪区唐人街的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
“是的。荷兰警察当局委托英国警察和英国军情六处[8]锁定过他。后来查明他跟海尼根绑架案无关，就把他从嫌疑人名单中删掉了。”
一听是个中国人，阿久津在心里马上就排除了那个亚洲人跟银万事件有关的可能性。但为了向鸟居报告，还是继续记录下去。
“那个中国人去向不明，但我弄清了跟他谈过恋爱的女人的身份。”
“女人？为什么要去弄清她的身份？”
“她当时是个记者，警察也知道她的身份。也就是说，跟你是同行，也是干媒体的。警方展开秘密调查的时候，没有注意过她。”
“当时是个记者，现在不是了吗？”
“现在在一所大学教书。”
“她住在哪里？”
“谢菲尔德。”
“谢菲尔德在哪里？”
“你看过电影《一脱到底》吗？”
阿久津摇头。
克林又耸了耸肩：“谢菲尔德嘛，比日本可近多了。”
4
太阳刚刚升起，阳光照进车窗，视野大半被染成了橘黄色。
轻轻摇晃的车厢让阿久津觉得很舒服，他在列车上迎来了早晨。英国国家铁路长途列车的头等车厢，有两人用也有四人用的宽大的桌子，桌子一侧或两侧是宽大的真皮座椅。车厢里有二十个座位，乘客只有十人左右。其中有正在优雅地看报纸的六十来岁的绅士，还有几个看起来是出门办公事的穿着西装的青年男女。
彬彬有礼的男列车员把香肠卷放在了阿久津面前的盘子里，阿久津低头致谢。虽说只是三小段面包夹香肠，但加上一点番茄酱之后，就觉得格外好吃。热乎乎的早餐想吃多少吃多少，饮料也是随便喝。慢慢喝着橙汁小憩的阿久津，尝到了久违的踏实感。
今天早上是在慌乱中做的出发前的准备。日出之前离开酒店的时候，冷得叫他感到吃惊，这哪里是夏天啊！他只好缩着身子走向帕丁顿车站。车站很大，地铁线路不同，进站口也不同。阿久津昨天晚上在酒店里用电脑查好了，直奔北侧的汉默史密斯城市线，没想到那里的铁栅栏门关着呢。看到一块手写的“SUSPENDED”（暂停）的牌子时，阿久津还以为是铁路工人罢工了。
阿久津看到铁栅栏里边有人，就对那人说：“我想去国王十字站。”那人告诉阿久津，这边的供电系统异常，让他去坐别的线路。慌乱之中阿久津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糊涂，竟然走错了路。本来出门前留出了富裕的时间，计划顺便游览一下在《哈利·波特》中常常看到的国王十字站，结果什么也没看成，就慌慌张张地跑进圣潘克拉斯车站，坐上了长途列车。
睡梦中的阿久津被自动车门开门的声音惊醒，抬头一看，那位看报纸的绅士好像刚从卫生间回来。阿久津看了看手表，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看来是太累了。那几个穿西装的青年男女早就下车了。
车窗外沐浴着阳光的草地上，有一群黑褐色的牛。三角形屋顶的石头造的房子，隐映在远处的树林里。阿久津一时被美丽的英格兰风光迷住了。由于刚才睡了一个多小时，他觉得全身轻快多了。虽然买火车票花了一大笔钱，但值了。
在朗伊顿车站，绅士下了车。下一站是德比站，又有一个中年妇女下车之后，车厢里就只剩下阿久津一个人了。除列车行进的声音以外，阿久津什么都听不到。连一座山都看不到的景色开始让他感到几分寂寥。又过了三十分钟，终点站到了。
谢菲尔德天气晴朗。
阿久津从谢菲尔德站出来以后，上了一辆有轨电车。他从在车里转来转去的性格开朗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找了个空座位坐了下来。有轨电车在铺着铁轨的石板路或柏油路上缓缓前行。在路上看到的大教堂，满溢着欧洲情趣。但是，除此以外再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物，留在记忆里的只有几幅大概是面向中国人的汉字广告。按人口来说，谢菲尔德是英格兰第五大城市，但让阿久津感到奇怪的是，观光指南一类的小册子里，居然没有关于谢菲尔德的介绍。
在谢菲尔德大学那一站，阿久津和一些学生一起下了有轨电车。天空湛蓝如洗，飘着几朵边缘清晰的云彩，今天也许会下雨。阿久津现在要去接触一下在这所大学教新闻学的苏菲Ȥ莫里斯女士。事先没有联系她，是因为阿久津认为用突击采访的方式更能摸准对方的脉搏。不过，对于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艰难采访的阿久津来说，恐怕没有几分胜算。
大学没有集中在一个校区里，各个学科的教学楼错落分布在城市里。有轨电车站两侧的路旁都是很有情趣的红砖建筑。由于没有任何标志，阿久津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时他在车站北侧看到一块木板上画着地图，在地图上找到了“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学院）。
新闻学院在一座比较新的大楼里，入口处有玻璃幕墙。这所大学有两万多名学生，但让人感觉小巧玲珑。阿久津站在附近的一家书店前面，等着学生从新闻学院里边出来。他要在采访苏菲·莫里斯女士之前搜集一下关于她的信息。
最初从新闻学院大楼里出来的是两个女生，紧接着是两个女生一个男生。他们看上去都像是中国人。也许是阿久津没能解释清楚采访的意图吧，那几个中国留学生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后来又出来了两个提着运动包的白人学生，没等阿久津问话，其中一个就说“我们有急事，你去接待处问问吧”，很快就走掉了。
还要不要继续在书店前面等下去呢？阿久津正在犹豫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亚洲人模样的学生。那是一个背着双肩包、剪着短发的男青年。不知为什么，阿久津觉得那个男青年是个日本人，就用日语跟他打招呼。男青年惊奇地看着阿久津，礼貌地向他鞠了一个躬。
“我是《大日新闻》的记者……想请您帮个忙。”
“是吗？我家就在《大日新闻》报社附近。”
听到了日语的阿久津松了一口气，立刻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然后告诉对方自己打算采访苏菲·莫里斯。
“我是为了采写一个事件到伦敦来的，采访过程中听说苏菲·莫里斯教授在这所大学的新闻学院任教，就坐火车过来了。我打算确认一下苏菲·莫里斯是不是真的在这里。”
“您就为这个特意从伦敦跑到谢菲尔德来了？太辛苦了……不过您没白来，莫里斯确实在这里，我还听她的课呢。”
“她教什么专业？”
“我在她那里主要学习关于新闻自由方面的课程。调查各国新闻检查制度的历史和现状，然后展开讨论。”
精力充沛的男青年让阿久津羡慕不已。什么都没想就当了记者的自己，跟人家比起来真是羞愧难当。阿久津赶紧换了一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