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父亲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不用说，工作丢了，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家也从铁路职工宿舍搬到了比较便宜的公寓里。一天，一个报社记者来到真由美家，告诉他们说，在派出所接收父亲交的挎包的那个警察被开除了。记者认为，一定是那个警察在这件事上做了手脚。
这是恢复名誉的最后一点希望。但是，不知为什么，记者写的记事没能见报。
后来记者到真由美家来道歉：“对不起，我没敢写。”说完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一个月以后，父亲上吊自杀了，连遗书都没有留下。
母女俩默默度日，没想到真由美工作的百货商店知道了父亲自杀的事，私下里议论纷纷，真由美在那里待不下去了。就在这时，有人给真由美介绍了一个对象，就是俊也的父亲光雄。最吸引真由美的就是光雄有手艺，手艺人永远都不会没有饭吃的。她不想找一个像自己父亲那样没有手艺的小职员。
恋爱期间，当光雄把真由美介绍给他的哥哥达雄的时候，真由美诅咒起自己的人生来。原来，她早就认识达雄。在狭山斗争和三里塚斗争集会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可以说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对于光雄来说，哥哥达雄跟自己走的不是一条路。如果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哥哥原来是一丘之貉，肯定会感到幻灭的。而对于真由美来说，就要到手的幸福就会从手边滑落。幸亏达雄反应快，装作第一次见到真由美，后来也没提到过真由美的过去，客观上促成了真由美和光雄的婚姻。
俊也所知道的“曾根西装定制”，也从此诞生。
“也就是说，伯父对您有恩？”
听完母亲长长的独白以后，俊也推测母亲与伯父这种奇妙的关系，跟录音磁带有关。
“不是有没有恩的问题。怎么说呢，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来解释一下吧……当时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精神振奋’。”
听了母亲的话，俊也吃了一惊。“精神振奋”，这句话跟伯父在约克城对阿久津说过的话是一样的。当生岛请伯父制订犯罪计划的时候，伯父的心情就是“精神振奋”。伯父和母亲联合起来也许是必然的。
1984年11月，最后一个事件——希望食品事件发生之前，达雄瞒着光雄找到真由美，请她帮忙录一盘录音磁带。
“您听到伯父就是‘黑魔天狗’的成员，精神上没觉得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吗？”
“当然是吓了一跳啊。不过，听了达雄写给警察的挑战书，我觉得特别解气，马上决定帮他这个忙。”
“伯父可是散布混入了氰化钠的点心的罪犯啊。”
“那种事我不能干。可是，我无法原谅警察，我要报仇。现在我都这个岁数了，想起你外公就难过。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警察。”母亲皱起眉头，把右手放在了胸口上，“而且我跟达雄早就认识，他请我帮忙，我觉得是命运的安排。”
“可是，用自己孩子的声音去犯罪，您不觉得……”
“现在想想的确不应该。可是，当时我才二十八岁，而且我认为那是我报复警察的最后一个机会了。”
二十八岁，是啊，比现在的自己还小八岁呢。作为儿子，总觉得母亲一直就是大人，从来没有年轻过，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错觉。
“您没有后悔过吗？”
母亲今天说得太多了，显得很疲劳，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没有，因为我不能原谅警察。”
俊也想起伯父在给他的信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关于录音磁带的事，去问你的母亲吧。”看到这句话时，俊也一阵头晕目眩。他做梦也没想到过母亲会参与银万事件，虽然只参与了一点，也让他感到愤怒。
银万事件会使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乃至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其中，当时母亲想到过吗？一听到“警察”这个词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向没有任何过错的人们发泄自己仇恨的行为，绝对不是正义的行为。
录音磁带和黑色真皮笔记本，是达雄离开日本的时候放在母亲这里的。阿久津认为笔迹不太一样的第一页上的“The G. M. Case”这个标题，是母亲写上去的。
“一想到可以把日本的警察耍弄得团团转，我就特别兴奋。”
“您觉得解气了吗？”
“开始觉得很解气，不过，解气的心情持续时间并不长。”
跟伯父一样，母亲也是什么都没得到。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把录音磁带和笔记本处理掉，或者说，没能处理掉呢？俊也向母亲提出了这个问题。
母亲没有正面回答俊也的问题，只说了一句“对不起”。
存放录音磁带和笔记本的抽屉里，也存放着母亲的怨恨和悔恨吧。母亲没有把录音磁带和笔记本扔掉，是因为一直在“沉默”与“终结”之间摇摆。于是，当她对自己的健康状态感到不安的时候，就把处理这件事的权力交给了儿子。
“这三十年来，您跟谁都没说过这件事吗？就算没说过，父亲也一点都没察觉吗？”俊也用同情的口气问道。
“你父亲这个人啊，除了西装什么都不知道。”母亲垂下眼皮笑了，“不过，堀田先生也许觉得有点不对劲。”
俊也听到堀田的名字，不由得吃了一惊：“为什么堀田先生……”
“那天……趁你父亲去弹子房的机会，达雄把这个笔记本和录音磁带送到店里来了。因为得在家带你，不能离家太远，我几乎天天在家。达雄走的时候，我怕被邻居看到，也没把他送到门外去。不过，透过店里橱窗的玻璃，我看见堀田先生盯着达雄远去的背影，盯了很长时间呢。”
“堀田先生认出是伯父了吗？”
“不知道。不过，肯定看到了达雄的背影。随后，堀田先生来到了店里，见你父亲不在，马上就走了。”
“关于伯父的事，堀田先生没问过什么吧？”
母亲点点头：“什么也没问过。”
俊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母亲和伯父接触过的事，堀田先生一定有所察觉。堀田先生为了不让俊也担心，没有对俊也说母亲的事，就像亲人一样陪着俊也调查，但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真是一个替别人着想的好心人。
看着陷入沉思的俊也，母亲小声说道：“我的病检查以后还没出结果，万一是不治之症的话，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亚美。”
在俊也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婆媳二人早就有交代了。表面上常吵嘴的两个女人，原来关系是那么亲密。
听母亲说她对自己的病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俊也心里很难过。但是，入夏以来四处调查经历的事情太多，已经使他变得坚强多了。
跟银万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曾根家的不幸，只能靠自己把联系斩断。
俊也把低头坐在电热地毯上的母亲留在房间里，默默地走出了母亲的房间。他对母亲爱得很深，所以非常难过。但是，他已经不害怕了。
俊也回到一楼的操作间，拿起了手机。他想找人诉说自己现在的想法。查到阿久津的电话号码以后，他按下了通话键。
“阿久津先生在我的店里说过的未来……”
阿久津一接电话，俊也没说自己是谁就开始说话了。阿久津默默地听着。
“我想用我的方法向未来迈进！”
6
眼睛虽然看不到，但能感受到腾腾的热气。
《大日新闻》大阪本社大楼里的大厅，挤满了来自各新闻媒体的两百多名记者。记者招待会将于晚上7点举行。
12月21日，也就是今天，年末特辑的第一辑在《大日新闻》第一版，以及社会版面和另一个版面全面铺开。电视新闻也直播了这个消息。《“银万事件”的罪犯在英国被找到》《为犯罪团伙录音的两个孩子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等报道，以及经过马赛克处理的达雄的照片、盒式录音磁带的照片、黑色真皮笔记本的照片、事件的年表等，都上了版面。并且预报，其他照片以及罪犯的无线通话记录是否在网上公开，正在进行研究。
三天前，以大阪府警察本部为源头，发出了“《大日新闻》与制造银万事件的罪犯接触”的信息。第二天，各报社记者开始向常驻各府县警察本部的记者打听情况。
《大日新闻》虽然刊登了独家报道，但各家报社的晚报和电视台也就是作为“诸多新闻之一”淡淡地报道了一下。被别人抢了先的记者最大的报复手段就是“不追风”，无视所谓的独家报道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不受伤，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使然。淡淡地报道一下，也是一种抵抗的手段。但是，只有这一次，就是不想采访也不能不关心一下了。
亲眼见过犯罪团伙集会的“紫乃”的大厨，保留着罪犯之间无线通话录音的名古屋的山根治郎，金田哲司的同学秋山宏昌，曾亲自踏入犯罪团伙窝点的已故暴对刑警的儿子中村——都是很难找到的采访对象。反过来说，就像用各种颜色的碎纸片拼贴图画，把一个又一个信息的碎片合在一起，才得到了这样的结果。这种手法，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人们不断追求的写调查报道的手法。
当然，没能解决的课题还有。对于留下了大量的物证，使搜查本部的刑警们陷入迷雾的罪犯们来说，银万事件决定性的物证应该是菊池社长的原始录音磁带和打印挑战书与恐吓信的打字机。相信这些物证还存在，要以极大的耐心把它们找出来。当然，找到曾根达雄以外的还在世的罪犯也很重要。
跟宽敞的大厅比起来，旁边的休息室显得非常寒酸。平时用来开小型会议的休息室，进来十个人就会非常拥挤，现在已经有七个人了。除了一张放东西用的桌子，还有几把钢管椅子，再有就是临时搬过来的一个大衣架。
现在，聪一郎站在大镜子前面，就像一个木偶。俊也要给他找一套最合适他穿的西装，没想到花了那么长时间。由于不是定制的，不可能那么合身，但俊也总是觉得不太满意。堀田在旁边一个劲地说“差不多了”，俊也还是歪着头左看右看。
聪一郎非常希望参加记者招待会。在东京都八王子市的咖啡馆见面的第二天，聪一郎就给阿久津打电话说过。最初三谷浩二坚决反对，但聪一郎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尽快找到母亲，三谷只好答应了。不过三谷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露脸。俊也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也提出了“匿名”“不录像”的条件，单独接受采访。即便如此，阿久津也能感受到俊也的诚意，相信他不会逃避，相信他一定会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如果这个记者招待会能引起警方注意并使之行动起来，各报社的记者也紧跟着开始采访聪一郎和俊也，他们的周围就会掀起轩然大波。当然，作为记者还要继续写报道，但结果还是要把他们两个当作被害者来看待。
“你怎么还是那么沉不住气啊？”
鸟居看着下意识地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的阿久津挖苦道。阿久津虽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力气采访，还是听不到鸟居一声表扬。不过，阿久津对这样的上司已经习惯了。如果鸟居说几句表扬的话，阿久津听了反而要出荨麻疹。
鸟居走出房间以后，满面笑容的水岛凑到阿久津身边，在他的耳边小声说道：“那家伙，早就看上你阿久津了。”
“早就看上我了？”
“你还记得三年前你提出的关西小剧场的采访计划吗？”
当时，文艺组主任富田最初并不赞成那个采访计划，后来才勉强同意。没想到采访开始以后，发现这个采访计划非常有意思。关西小剧场为了动员更多的观众来看剧，不但广泛利用社交网络服务软件，还安排演员到街头去表演。采访取得了巨大成功。
“你看他装得多像啊。明明很喜欢你，却一句表扬的话都不说。到底是个演员啊。”
“什么？”阿久津听不懂水岛的话是什么意思。
“那家伙，上大学的时候是学生剧团的。”
“您在开玩笑吧？”
“小金宝！”
“……什么？什么意思？”
“那家伙的艺名。”
“您骗我吧？莫非是‘洪金宝’二世的意思？”
“不骗你。别忘了为信息来源保密哦。”水岛说完走出了房间。
阿久津眼前浮现出鸟居那张严肃的面孔，这个“小金宝”在他的人生中遇到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
聪一郎的西装总算定下来了。
阿久津递给战战兢兢地坐在椅子上的聪一郎一瓶茶：“紧张吗？”
“我想逃。”
在场的人都笑了。
“不过，我已经没地方逃了。我一定要说真话。”
聪一郎消瘦的脸庞显得有些僵硬，但脸色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多了。没有律师，聪一郎要一个人面对诸多记者。阿久津虽然有些担心，但看到聪一郎那决心已定的样子，还是要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出去。
“时间到了。”堀田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用有磁性的声音说道。他也是这次调查报道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
“那好，我去了！”
阿久津跟聪一郎握手，可以感觉到现在的聪一郎坚强有力。
俊也和堀田走在前面，聪一郎和三谷跟在后面。皮鞋敲打着楼道的地面。走在最前面的俊也推开了大厅的门。
大厅前面是不太高的舞台，舞台上有铺着白桌布的长方形桌子，桌子上摆满了各报社的麦克风和微型录音机。从门口到舞台的距离有十米左右，但那段距离有屏风，记者们看不到他们，所以还不会暴露在闪光灯下。现在，聪一郎和三谷站在了前面，俊也和堀田站在他们后边，再后边是阿久津。阿久津看着聪一郎，想起了这个特辑开头的第一句话。
“我……扔下母亲……扔下母亲……自己逃走了……”
写新闻报道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在开头使用对话体。但如果那句话是稿件的核心的时候，就不必拘泥。
那句话是一个从火海里逃出后扔下母亲的少年，发自内心的悲痛的呐喊。少年时代的聪一郎，一定希望斩断束缚着这个倒霉的家庭的负面连锁，哪怕斩断自己和母亲的联系也在所不惜。他也许会认为放火的不是津村，而是万能的神。
但是，逃走以后他什么都没有得到。在广岛、在宫崎、在冈山，都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每次绝望他都会感到更加孤独。熬过了昨天又熬今天，时光在流逝，他已经被忘记了。
聪一郎不理解别人，不理解社会，也不理解伴随着时间流逝吹拂的风。他存在于绝对不会有太阳升起的边缘。他身上刻着数不清的不幸，像一座石碑矗立在那里。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站在阿久津身边的鸟居自言自语道。这位主任大概也有难言的过去吧，但在阿久津眼里，鸟居只是一个疯狂的事件记者。
“为什么要制造那样一个事件呢？”鸟居继续自言自语。
自己一直追踪的事件，好像就要撒手了似的，阿久津感到一丝失落。一想到采访就要告一段落了，阿久津从心里到身体都感到疲劳。
“我们的工作就像是因式分解。不管有多麻烦，面对不幸和悲伤的时候，都不能假装看不见，要一步一步地追究这是为什么。虽说很难分解到素数，但也不能放弃努力。素数就是事件的本质，就是人们追求的真实。”
阿久津转过头去，看了鸟居一眼。鸟居轻轻地把手放在了阿久津的肩膀上：“阿久津，你辛苦了。”说完转身离去。
鸟居的话在阿久津胸中回荡。然后，他开始思考自己现在是否分解到了素数。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还可以分解下去！
阿久津向前方看去。聪一郎开始向舞台上移动了。阿久津看着聪一郎的后背，默默地为他祈祷着。
[1] 合是日本容积单位，每合约等于180毫升。
[2] 日本法律规定，捡到钱物之后，三个月之内找不到失主的话，钱物归捡到钱物的人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