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聂耳》
作者:谭话津【完结】
聂耳（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云南玉溪人，生于昆明，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国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曾用笔名有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
1912年2月，聂耳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聂耳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影响中国音乐几十年。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
顺着云南省玉溪市北门街走到尽头，便是 “聂耳故居”。
这是一幢土木结构两层楼房。房子虽年代已久，但房檐上仍依稀可辨书 卷、香炉、福字等浮雕，可见当时建房主人的家境和心态。 距这里不远，当地筹款建造了聂耳公园。园中，一座高2.4米正作指挥 状的聂耳青铜像，使人们仿佛又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旋律……
一、穷人的孩子要成才
1909年的一天，省城昆明甬道街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成春堂”的中药铺， 这是由刚刚携全家自玉溪迁来昆明的中医大夫聂鸿仪先生经营的。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春节前夕 （1912年2月15日），聂家喜添一 子。父亲聂鸿仪给孩子取乳名为 “嘉祥”，学名“聂守信”，字“子义”。 他就是未来的人民音乐家——聂耳。“聂耳”这个名字是他日后到了上海“明 月歌舞剧社”自己取的。
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边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全家人都十分宠爱 他。他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记忆力特别强，3岁的时候就能识字300多个， 到了4岁，就认识500多个汉字了。母亲教他唱的民歌小调，他学几遍就会 唱，大人讲给他听的故事，他也很快能够复述出来。最招人喜欢的，还是他 的模仿能力。他经常学鸡、狗、小鸟等小动物的叫声，听到他觉得有意思的 方言，便能一点不走样地学出来。有一次，他独自在屋里扭来扭去，哥哥问 他在做什么，年幼的聂耳边扭边说：“我在学刚才来我们家的那个女人走路。” 一看他那姿态，果然惟妙惟肖，把大家都逗得笑出了眼泪。
由于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聂耳从小就养成了一些良好的生活 习惯和思想品德。如爱整洁、讲卫生；与人和蔼相处；勤于跟大人一同做事。 他从记事起，就牢记父母的教导，如 “人穷志不穷”、“只要肯努力，穷人 家的孩子也会成器”。有一年的春节，邻居有钱人家的孩子都穿红戴绿一身 新衣服，聂耳依然是一身旧衣服，有个阔少鄙夷地骂聂耳是 “叫花子”，聂 耳被这突如其来的侮辱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从此，他坚决不和有钱人家的 孩子接触。在今后他所创作的许多歌曲中，几乎处处都留下了这种爱憎分明 的阶级感情的烙印。
1916年秋天，聂鸿仪患了当时无法治愈的肺结核病，过早地离开了人 间。那时，聂耳才只有4岁。 父亲死后，全家面临着忍饥挨饿的严酷现实。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一位刚强能干、温良贤惠的傣族妇女。她自幼没 能入学读书，靠勤奋自学识了许多字，读了 《百家姓》、《三字经》等几本 书。结婚后，在聂鸿仪的帮助下，她学文化，并逐步掌握了中医中药理论和 医术。丈夫死后，她不仅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而且承担了教育子女 的全部责任。经过鉴定医生的官方考试，她取得了行医的资格。每天，她一 个人又看病又配药，依靠有限的诊药费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足部分，她 就用晚上替人家洗衣服和做针线活来弥补。
聂耳最初的启蒙教师是母亲，在母亲的耐心教育和严厉督促下，他5岁 时就能认1000多个汉字了，而且对每个字都进行认认真真的“描红”。母亲 总是用 “头悬梁，锥刺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 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民间谚语和警句教育孩子们，要求他们勤奋上进，
不允许他们沾染半点不好的习气。 母亲还经常给孩子们唱娓娓动听的花灯调、洋琴调，把许多民间传说故 事唱给孩子们听，使他们自幼在心灵深处种下了喜爱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艺 术的种子。 1918年，聂耳6岁了，他向母亲提出了要念书的请求，尽管家里经济不 宽裕，母亲还是满足了儿子的愿望。 当时的昆明师范附小，要求学生一律穿蓝色制服，戴蓝色大檐帽，上边 佩一枚铜制鸡心形帽徽。为了缴制服费和学杂费，母亲只好忍痛典当了父亲 留下的唯一的 “财产”——八音钟。 初小一年级的课程是国文、算术、修身 （相当于现在的思想品德课）、 体育、手工、图画和唱歌。聂耳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读书很用功。有一天 下大雪，很冷，母亲说这样的天气就不要去上学了。她一是怕聂耳衣服单薄 会冻病了，二是觉得这样的寒冷天里是不会有人去上课的，老师也不一定会 来。聂耳却仍然按时来到学校。班里只来了三、四个同学，他们的杨实之老 师不但照常给他们上课，还赞扬他们不怕苦勤奋读书的精神。凭着这股精神， 期末各科考试，聂耳都名列第一。 一天，聂耳见母亲在一边暗自流泪，才知道家里欠了房主几个月的房租， 就要被房主撵 （ni3n）出去了。聂耳和两个哥哥商量，决定背着母亲到外边 去干点临时工，挣些钱以解家中燃眉之急。当时，两个哥哥的年龄分别为13 岁和10岁，聂耳只有7岁。 他们手牵手沿着昆明的街道从南走到北，从东找到西，几乎所见到的百 货商店、酒馆茶楼、杂货铺子都问遍了，可由于年龄小，没有一家肯用他们。 最后，兄弟3人满怀沮丧，饥肠辘辘地拖着沉重的双脚回到家里。 1922年，聂耳从昆明师范附小初小毕业了，他本以为自己学习成绩优 异，准能升入本校高小。但校方却宣布：凡已参加 “童子军”的，可直接升 入本校高小，未参加 “童子军”的，一律转到私立求实小学高小就读。 “童子军”是国民党时代在小学实行的军训化组织。聂耳由于家境贫寒 无力购置童子军服等衣物，因而没有参加这个组织。虽经聂耳再三力争，却 最终未能留在昆师附小。 私立求实小学，是由昆明市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苏鸿纲先生筹资创办的。 由于没有校舍，只好借用位于市中心的孔庙 （今天的文庙）上课。在开学典 礼上，聂耳聆听了校长的讲话，得知求实小学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兴办 起来的，心中感动不已。这一年，聂耳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并任本 班的班长。 不久，孔庙要修缮，有关方面让求实小学暂时迁出，待完工后再行迁回。 然而他们却自食其言，事后拒绝学校迁回。学校因而面临被迫停办的命运。 聂耳作为大家推选的学生代表，与苏校长一道到孔庙当局那里去进行说理斗 争，又到教育主管部门请愿，均遭无理回绝。在聂耳等学生积极分子的组织 下，学校成立了宣传队，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讲，呼吁各界人士给予同情 和声援。经过几天的斗争，果然得到各校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最终取 得了胜利。求实小学的全体师生重新得到了他们的校舍。 为了表彰聂耳发奋学习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学校特颁发给他一张 “第一 号褒状”的奖状，以资鼓励。 到了1955年，原求实小学校长苏鸿纲先生还在 《云南日报》上追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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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同志小时候就具有正义感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 聂耳自幼喜爱云南丰富优美的民歌、花灯、滇剧、洞经调等民族民间音 乐。 “当一个音乐家”，是聂耳少年时代美好的梦想。 由于生活所迫，聂耳的母亲带着孩子们几次搬家。他们在端仕街居住时， 不远处有一家小木器店，店主是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闲来喜欢吹吹笛子。 聂耳被邱师傅的笛声吸引，听得十分入神。终于有一天，他向邱师傅学会了 吹笛子。 而后，他又向一位小学老师学会了拉二胡。后来，他又先后学会了弹弄 三弦和月琴。 1924年 11月1日，学校正式成立了“私立求实小学校学生音乐团”， 聂耳和两个哥哥都是这个乐团的成员，同学们一致推举聂耳担任音乐团的指 挥。 然而，到了高小二年级，聂耳再次面临着失学的威胁。由于家中经济实 在困难，学校同意将聂耳的学杂费减免一半。这在当时的私立小学里，已是 十分难得了。但另一半费用上哪儿去弄呢？母亲终于咬咬牙，卖掉了被典当 又曾被赎回的那只八音钟。 失去了心爱的八音钟，全家人都难过得哭了。从此，聂耳变得更加懂事， 也更体贴母亲了。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从未买过一本教科书，都是借同 学的书来一本本地抄写，抄得十分认真、工整。他一点也不觉得这样做有多 么辛苦，反而为能够省下买课本的钱而感到欣慰。他认为这样整本地抄书， 可以熟悉课文，巩固记忆，对学习更有利。就这样，聂耳使用着手抄的课本， 在班上始终保持着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 1925年7月，聂耳高小毕业了。考虑到家庭实际经济状况，聂耳接受杨 实之老师的建议，考入了因允许走读而相对收费较低廉的云南第一联合中学 （当时的中学多为住读）。 升入中学后，聂耳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功课再忙，他也总是坚持 晚上去英语学会补习英语，有时到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去听英语课。在那里， 他结识了他的恩师柏希文先生。 柏希文是一位出生于中国的外籍学者。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 广东高州人。他对于聂耳英语水平的提高、思想认识的发展和音乐爱好的培 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常常给学生灌输无神论思想，揭露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的罪行。他促使聂耳对钢琴等西洋乐器发生了兴趣，进一步加深了对欧 洲音乐的了解。在柏先生的指导和聂耳自己的努力下，聂耳初中毕业时，已 能阅读一般的英语读物和进行普通的英语对话了，并常常用英文写日记。 中国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教育了聂耳。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 案”，使聂耳认识到： “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他积极 投入到蓬勃的学生运动中，参加 “五卅惨案后援会”组织的募捐，走上街头 宣传抵制日货。 1927年秋，聂耳初中毕业。当时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全省唯一的 一所公费学校，学生的学杂费和膳宿费都由国家负担，因而报考的人很多， 录取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即使这样，聂耳仍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高中部的 “外国语组”，主修英语。 在学校，他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剧时经常任女主角 （因当时实 行男女分校制）。因他曾在 《克拉维歌》中出色地扮演过女主角“马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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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马莉亚”竟一度成了他的外号。 当时的省立第一师范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在地下党和共青团的直接 领导下，该校学生们参加校内外的进步活动非常踊跃。聂耳在同班同学的帮 助下参加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 “读书会”。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提高了政 治思想觉悟。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云南的军阀当局也搞起了 “清党”的罪恶勾 当，昆明很快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亲眼见周围的进步师生和共产党 人惨遭杀害，聂耳满腔悲愤，但他一点也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追求真 理的决心。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在生死考验面前，聂耳毅然于1928年秋 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作为党领导下的 “救难会”的成员，曾多次去 监狱探望、接济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按照团组织的安排，他还从事刻印、张 贴传单等革命活动。 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方法很高明。学校内有两个亭子，他能一面和生疏的 同学周旋着，一面反手就把标语、传单贴在柱子后面。由于他经常张贴文艺 活动的通知，学校当局并不怎么怀疑他。 聂耳在省立师范读书的时候，因共同的爱好，他结识了在省师附小教音 乐的张庚侯，并开始练习拉小提琴。在省师附小的孩子们的要求下，他俩合 作写了 《省师附小校歌》，由张庚侯作词，聂耳谱曲。当时省师附小的学生， 现已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一提起当年聂耳、张庚侯教他们唱的校歌，仍记忆 犹新： “同学们，大家团结起来，锻炼勤苦耐劳的个性，养成服务社会的能 力，造就健全生活的本领……” 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回忆道： “在创作校歌时，聂耳根据歌词反复琢磨， 并在屋里高声试唱，边唱边改，没有几天就完成了。这首校歌，不仅在校内 流行，也成了校外学生普遍爱唱的一首歌了。”那时的聂耳，只有16岁。 聂耳在省立师范读到第三个学期，心里逐渐产生了去外省探索真理、寻 求出路的念头。他想到外省去读公费学校，但又没有哪个学校来云南招生。 他还想外出谋一个合适的工作，却又没有什么门路。 1928年冬，驻扎在湖南郴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来云南招收 “学生 军”。几天之中，报名者就达200多人。一时间，聂耳也显得异常兴奋：“云 南不是我呆的地方。虽然我的家庭是这样快乐，学校生活也是这样有趣，思 来想去，宁肯牺牲了一切一切，甚至于牺牲了我的可爱的小朋友。我决定了， 无疑了，明天一定和他们走吧！” 从云南到湖南，绝没有现在这样方便。须先沿滇越铁路到达越南河内， 由越南港口城市海防乘船到中国的香港，再由广州出发乘车到湖南。 聂耳一行人几经辗转，历尽千辛万苦，于 1928年12月15日到达十六军 驻地——湖南郴州。 这时，聂耳才发现，他们哪里是什么 “学生军”，实际是范石生的第十 六军为了补充兵源而招募的新兵。他们被编入 “新兵队”受训，在那里，聂 耳亲身感受了旧军队内部的黑暗与腐朽，认识到自己受了骗上了当。 新兵的生活很凄苦，聂耳在日记中写道： “看见新兵之惨状，见熟人之 流泪。吃罢晚饭，稻草三把灰毯一床。”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天都有新兵逃跑。被抓回来的不是被活活打死， 就是被打致残，有的被罚做苦役。 由于一位同乡的疏通、帮助，聂耳于1928年12月26日离开了新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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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连里当了文书。1929年3月随十六军军官团南下广州。聂耳希望能在广州 投考黄埔军校，后因资历不够未能实现。同年4月，聂耳等人被该军遣散， 结束了近半年的军队生活。 聂耳徘徊在广州街头，不知何去何从。到上海报考公费学校？没有把握。 在广州等待投考航空学校？要等4个多月，仅有的一点遣散费根本维持不了 那么久。回昆明？哪里有颜面去见亲朋呀。此时，他在报上看到了一则演剧 学校招考公费生的消息，便兴冲冲地去报了名，待考取后才得知，该校只是 学习粤剧中的锣鼓、丝弦等乐器、实在与聂耳的兴趣不相投。 聂耳心灰意冷，决定尽快回昆明。1929年5月，他向人借了一笔路费， 才回到了家乡，继续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 经过这次挫折，聂耳的革命意志并没有消沉，他在学习专业课之余，阅 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并以文艺演出的形式，积极投入反帝 反封建及募捐救灾、办学的宣传活动中。 1929年7月11日，云南的军阀为了备战而搬运军火，结果引起昆明市 北门街江南会馆火药库的大爆炸，无辜的百姓死伤在4000人以上。中共云南 地下党在 “济难会”掩护下，组织救济灾民。聂耳作为“济难会”的主要成 员，参加了学生组织“七·一一青年救济团”。他尽全力协助灾民解决衣物、 食宿、卫生、教育等问题，并四处奔走，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他还发动灾民 向军阀政府请愿，要求严惩祸首，赔偿损失。反动当局对此大为恐慌，派军 警四处搜捕学生。聂耳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免于难，被安排去乡下躲避了一段 时间。 1930年初，云南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结束，他们得以转过来镇压革命人 民。许多共产党人被捕牺牲，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当了可耻的叛徒。这年 5 月，有叛徒供出了聂耳参加共青团的情况，敌人开始对聂耳进行暗中监视， 就要向他下毒手了！ 一天，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好友李同文突然跑到聂耳家，说他在父亲的办 公桌上偷看到一份逮捕名单，上面有聂守信 （即聂耳）的名字。李同文的父 亲是当时昆明地方法院的院长，参与了密谋逮捕的工作，这个消息是可靠的。 聂耳必须立即离开昆明。 可离开昆明又能到哪里去呢？这时聂耳刚由省立师范毕业，玉溪教育局 曾聘请他到玉溪中学教英文。可是到了玉溪，也仍然在云南反动政府的魔爪 下，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只有远走外省比较安全。然而路费上哪去弄呢？即 使走成了，今后的生活也是没有着落。 这时，正巧有一个机会，使聂耳的出走计划得以实现。三哥聂叙伦的一 位福建朋友薛耕愚先生，在上海设立了 “云丰申庄”，经营纸烟业务，他约 聂叙伦去担任会计。三哥想，如果把这个工作让给聂耳，弟弟就能很快离开 昆明了，况且全部路费都由店方提供，到了上海有个落角的地方，生活上也 能有保障。为了使弟弟逃脱被反动派逮捕的厄运，三哥立即同薛先生商量， 以自己要在家照顾老母为托辞，让聂耳顶替自己去上海。薛先生同意了。 1930年7月10日，聂耳告别了亲人故友和家乡，只身取道越南，途经 香港，不远万里来到了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开始了他在外独立谋生的日子。 那时，他只有18岁。 二、寻觅的路上几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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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既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 阶级和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大本营，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 市，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并进行长期艰苦卓绝斗争的摇篮。 聂耳初到上海，经济上很拮据，生活异常节俭。 “云丰申庄”的经营业 务只有一桩，就是从上海采购香烟邮寄到昆明销售。他们串通一个在邮局工 作的股东，私下里逃过按规定应邀纳的高额的特种消费税，从中牟利。聂耳 看在眼里，心中充满鄙夷。 聂耳在 “云丰申庄”所干的活计实在是辛苦而又琐碎，并且乏味至极。 无非是提货、包装、邮寄、记帐之类，有时还要拉板车运货。每天工作达10 多个小时。起初，申庄只管食宿，连工资都不发，后来每月发给15元钱，除 吃饭外，也仅够添些简单的衣服和日用品。 这个商号位于上海虹口公平路的一条弄堂里，居住条件很差，周围环境 混乱嘈杂。商号里的同事成天打麻将、看电影、逛马路，聂耳对此极为看不 惯。他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利用一切时间学习英语、日语，阅读革命文艺理 论和进步书刊，苦练小提琴。他在给二哥聂子明的信里说： “二哥，请放心 吧！我虽没有钱用，这是无所谓的，我只希望我的生活能随我理想的有系统。 现在我每天都在自修英、日文，但时间很少，单烧火煮饭的时间就要占一大 半，还要做所谓公事。不过我都尽量找时间，做自己的功夫。繁华的上海， 藏污纳垢，您的弟弟早深深地感到。请您像以前一样地相信他，他决不会误 入歧途的。” 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聂耳仍念念不忘火热的斗争生活。8月1 日，南昌起义纪念日这一天，聂耳兴奋地注视着街头，希望能看到革命群众 迎接节日的游行活动。然而实际情况令他大为失望。他在1930年8月1日的 日记中写道：“上海的‘八一’料想中不会怎样，因为租界已经先期严密防 范。今天的报纸开始便是 ‘今天八一，华租界严密防范’。” 聂耳到上海仅仅两个多月，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上海反帝大 同盟”虹口区的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游行示威等活动。 在上海时，他最喜爱的乐器是小提琴，可是靠那几个仅够个 口的工钱 是绝对买不起的。直到1931年2月，他替云南戏院租了几部上海影片，因而 得到了100元的酬劳。他把这笔钱的一半寄给母亲，另一半买了一把廉价的 小提琴和几本乐谱，这才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1931年3月，“云丰申庄”因漏税之事败露，受到巨额罚款后倒闭。聂 耳就此失业。正当他徘徊街头，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走时，他无意中从报纸 上发现了一则 “明月歌舞剧社”招考小提琴师的广告，待遇是提供食宿，每 月另发10元钱津贴。 聂耳兴奋异常，这不仅可以解决眼下的温饱问题， 更重要的是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他热爱的音乐事业了！ 报考 “明月歌舞剧社”的有100多人，经过初试、复试等严格考核，聂 耳终于幸运地成为仅被录取的3人中的1个。从此，他更加勤奋刻苦地练习 小提琴，每天练琴时间常在6小时以上。那一时期，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一 天的小提琴生活”的字样。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多的勤学苦练，聂耳 的小提琴演奏技巧有了很大提高，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 聂耳报考 “明月歌舞剧社”时，用的是“聂紫艺”的名字。由于他有一 副天生下来就十分聪敏的耳朵，又极擅长模仿别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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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声音和腔调。有人回忆说： “从他耳朵里进去的，没有不能从他嘴里 活跳出来的。”更有趣的是，聂耳可以用意念驱使他的耳朵前后上下地摆动， 做出许多滑稽样子。再加上他姓聂，因此很多人都戏称他“耳朵先生”、“聂 耳博士”。于是，他索性在自己姓下面加一个 “耳”字，聂紫艺就正式改名 为聂耳了。 1931年7月初，聂耳参加了“明月歌舞剧社”在上海北京大剧院的演出。 这是聂耳第一次在上海登台表演。那几天天气很热，每天要求连演3场，大 家实在有些吃不消。但他们连续演了整整4天，总共才得到6元钱的报酬。 为此，聂耳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是无微不至啊！” “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赤膊露体的工人们大汗淋漓地 在那高热的机械下苦作着。” 1931年7月10日，聂耳已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整整1年了。在这一天， 他自我反省道： “在这一年中，我的生活虽有小小的变迁，但仍不如我计划 中一年应有的进步。”他感到自已“背驰了原定的路线”，“放松了某一种 中心思想的发展”，认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学习革命理论，用马列的思 想来武装自己。他开始制定学习计划。当他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时，他感到了 “从没有过的愉快”。他兴奋地在日记中用英文写道， “现在的聂耳，已不 是过去的聂守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 《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思想上 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这 给聂耳的思想以极大的震动。他敏锐地认识到：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 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对于当时某些舆论所谓中日之间 “不过是下级警民 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等论调极为不满，对当时有人把 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调停的愚蠢想法更是嗤之以鼻。那时的所谓“国联”， 哪里会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中国人民说话？忧国忧民的聂耳不断地听到国土 沦丧的消息， “心里很不好过”，以致于“这些消息代替了早点，午饭减少 了一大半”。 紧接着1932年上海爆发了 “一·二八事变”。1月28日这一天，日军 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令将有抗日要求的十九 路军调离上海。由于命令尚未到达时，日军已开始发动进攻了，英勇的十九 路军官兵们没有走，他们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率领下，不顾蒋介石 的禁令，奋起抗击敌人。他们顽强坚守了1个多月，毙敌万名，迫使日军三 易其主帅。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加之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被迫于3月1日撤 退，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 在十九路军英勇作战期间，聂耳和一切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 了各种配合抗日斗争的活动。他曾只身一人冒着枪炮到战区拍摄照片，偷偷 地将一艘日本大兵舰完整地拍摄下来。这张照片至今还保留在聂耳的日记 里。这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上海失守了，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聂耳猛醒，促使他严肃地思考自己 的艺术观和应走的道路。他对自己曾一度脱离革命斗争，单纯追求音乐艺术 的倾向作了无情的批判。他在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10天，即 1932 年2月7日，向自己提出了“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的问题。他质问自己： “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又 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 《奏鸣曲》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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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吗？” “不对，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你从前是怎样一个思想？现在 居然如此之反动！” 就在这时，聂耳结识了当时左翼“剧联”的负责人之一著名戏剧家田汉， 通过田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由任光、张曙、吕骥等革命音乐家组 成的 “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并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的各种活 动，经常为报刊杂志写电影音乐评论文章。 据田汉后来回忆，在他同聂耳的会晤中，聂耳向他谈了政治见解和艺术 见解，倾吐了对共产党的仰慕和追求，表示要好好学习，把自己的一切才能 都献给党。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自身的努力下，聂耳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外 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 “明月歌舞剧社”的主办者为了迎合小市民 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仍然上演一些与时代脉搏和人民大众的需 求格格不入的轻歌曼舞及 《桃花江》、《毛毛雨》一类糜糜颓废的节目。聂 耳对此深恶痛绝。他劝告主办者黎锦晖改变这一现状，但没有被接受。于是 他以 “黑天使”的笔名，在1932年第3期的 《电影艺术》上发表了一篇《中 国歌舞短论》的文章，全文不到1000字。它以简洁而辛辣的语言批评了“黎 派”歌舞。聂耳一方面肯定了黎锦晖的作品中反封建的内容，同时指出其中 色情颓废的另一面。聂耳写道：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 的硬功夫。” “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 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 “你听不见 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 创造出新鲜的艺术。”他还在日记中说： “我实在不该和这些没有希望的人 鬼混，我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 聂耳的文章，在 “明月歌舞剧社”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又是开会研究、 稳定内部的思想情绪，又是组织文章进行分辩，以求平息社会上的风波，消 除舆论界的压力。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聂耳的主张。他们只能将聂耳辞退， 并专门在1932年8月10日的《时报》上刊登启事，声明今后有关聂耳的“一 切言语行动，与本社无关”。就这样，聂耳以“叛逆者”的姿态，离开了“明 月歌舞剧社”。 1932年8月，聂耳离开上海来到北平 （今北京），希望能在这个久已向 往的古都谋得一个新的职业，或实现自己长期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愿望。 聂耳在北平期间，住在宣武门外的云南会馆里。刚到北平的第二天，一 个叫马匡国的人就请聂耳到青云阁听大鼓看杂耍。对此，聂耳心存疑惑，倍 加警惕。他知道马匡国这人是一个血债累累、心毒手狠的特务骨干分子，曾 于1926年从云南到南京参加了国民党办的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的学习。1927 年被派回云南担任侦缉队长，专门从事破坏革命组织、逮捕、拷打革命者的 罪恶活动。这个时候，他来北平干什么呢？据他自己讲是来“投考大学深造”。 可谁相信这个已三十四五岁的特务头子真是来考大学呢？面对这一情况，聂 耳决定先稳住和麻痹敌人。于是，尽量避免与进步人士接触，而是在朋友的 陪同下，去游览北平的名胜古迹。 聂耳与几位云南同乡先后去了中南海公园、北海公园、万牲园 （即北京 动物园）、颐和园和香山公园。他们在一起喝茶，讲故事，拉琴唱歌，回忆 家乡云南美丽的风景，心情无比舒畅。 聂耳还经常深入天桥等贫民区，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搜集北方民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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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素材，体察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呼声。 “（我）钻入了一个低级社 会。在这儿，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他们在狂吼、乱 叫，好像是疯人样地做出千奇百怪的玩艺，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 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的生命的挣扎，这 是他们向敌人进攻时的冲锋号。” 最使聂耳难忘的，还是 “清华之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是聂耳中学 时代早已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如今去参观了清华，聂耳由衷地感叹道：“‘清 华’的环境着实太好了。我玄想着要是我现在是里面的学生，我将会很自由 地跑上大礼堂去练习音乐，到图书馆去读书，到运动场去打球，……一时思 潮起优，追忆起学校生活的乐趣。” 但是，当聂耳了解到北平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 后，他又对自己究竟应该立即投入实际斗争还是专心去上学，仍然拿不定主 意。 “我想到若是进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重新再度学生生活，这会给我感 到何等的悠闲，更想到以后来参加 ‘清华’的乐队演奏。但是，回头想想过 了两三年的平静生活以后将怎样？！算了吧！还是不要异想天开！” “老实 说，考什么学校？我何必要这样软化下去？！……试问我进3年的学校比做 3年的事是哪一样的希望大些？！” 但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聂耳还是决定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 自从中师毕业后，聂耳已有两年多时间没有接触与这次考试有关的那些 专业基础课程了。在上海工作时又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来到北平后， 云南会馆那里地方小人员多，没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加上他来北平后不 久就患了严重的痢疾，很长时间不见好，直到报考前几天也没有完全恢复健 康。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聂耳没能扎扎实实地复习功课。9月13日，聂耳到 艺术学院报了名。 “明天要考试了，什么也没有预备”，聂耳焦急万分。 9月18日，是日军侵占东北三省1周年。上午，聂耳和许多进步青年一 道，前往天安门参加市民大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但街上戒备 森严，分布在天安门附近的军警更是三米一岗，五步一哨的。雄伟的天安门 城楼下已聚集了许多群众，但紫禁城的门却紧闭着。大家明白，群众的正义 集会又被统治当局严令禁止了。 这一天，也是聂耳最痛苦、最失望的一天。艺术学院的考试结果已经出 来了。录取榜上没有聂耳的名字，这对聂耳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这是他平 生投考学校第一次落第！他过去考学，无论是考初中、考师范，还是到上海 投考联华音乐歌舞学校 （“明月歌舞剧社”），统统都是以优异的成绩被录 取。然而这一次，他的的确确是彻底 “失败”了。他苦恼、痛心。朋友们纷 纷鼓励他，安慰他，并告诉他：在失败面前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信心！ 事后，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 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作出艰苦的努力和充分的准备，千万不 能有丝毫的侥幸心理，更不能靠碰运气。 从这次失败中，聂耳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没有考上艺院，聂耳更加勤奋地自学起来了。经友人介绍，聂耳决定到 北平当时著名的俄国小提琴教师托诺夫门下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小提琴的演 奏。 在严师面前，聂耳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往往从上午8点一直练到下午 4 点，整整拉8个小时！他还买了 《音乐通论》、《音乐的性质和演奏》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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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常常一直看到深夜，实在是爱不释手。 由于聂耳刻苦的训练和认真的准备，每次到托诺夫那里去上课，成绩都 非常好，受到托诺夫的称赞，他说他 “顶喜欢这样的学生”。但是，当时聂 耳没有工作，因此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十分拮据，而交给老帅的学费 却很贵。 聂耳想，只要自己努力，练出好成绩来，请教师免费教学的计划就大有 实现的可能，这样也可以激励自己非用功不可。若是连续3个星期不出错误， 老师满意的话，那就好向老帅开口了。 聂耳在学习音乐艺术的同时，并没忘记和远离火热的斗争生活。他通过 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很快与北平剧联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演 出活动，曾在高尔基的独幕剧 《血衣》中扮演了一个老工人的角色，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月28日，清华大学邀请北平剧联去演出，聂耳准备 的节目是用小提琴演奏 《国际歌》。他心中异常激动，因为这是他到北平后 第一次公开登台演出。当时的会场内充满了激烈的斗争，空气很紧张，台下 的右派学生不断地起哄捣乱，有的还往台上扔石头。担任钢琴伴奏的人被吓 跑了。聂耳不畏强暴，仍然坚持用小提琴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演奏完。那 响亮有力的琴声和《国际歌》激昂奋进的旋律，鼓舞着数以千计的爱国学生。 大家随着音乐声心中默咏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 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场内的秩序好极了，那 些离乡背井的东北学生，更是感奋不已，心潮难平。 这期间，还参加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工作，协助他们草拟组织 大纲，召开成立大会，为北平音乐家联盟的尽快成立做了许多事。 与左翼组织的频繁来往和参加各种进步文艺活动，使聂耳受到莫大鼓舞 和鞭策，他感到自己的前途有了新的目标和希望。他曾写道： “半年的北平 生活，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注入正流的界堤。” 聂耳曾希望留在北平，并为此作过努力。他去找在北平私立美术学院教 书的同乡王丹东，请他想办法给自己谋个教书的位置，这样，一来可以使最 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二来可以有学费继续到托诺夫那里去学小提琴。 王丹东也尽力为他争取，把聂耳的情况向学校领导作了推荐，向学生作 了介绍。学生们普遍对聂耳的热情诚恳，演奏艺术上的纯熟和所富有的感染 力很有好感，一致向校方表示欢迎聂耳来教小提琴。但院长得知他从事过许 多进步活动，怀疑他有什么 “政治色彩”，因而坚拒不收。这对想在北方学 生的火热斗争中继续锻炼成长、多作贡献的聂耳来说，又是一次打击。 聂耳无法再在北平生活下去了没能进入大学学习，又找不到合适的职 业，经济来源早已断绝。冬天到了，北平的天气已十分寒冷，而聂耳的棉衣 还在上海的当铺里。北方的冬天，没有棉衣怎么能度过呢？ 正在这时，聂耳收到了一封上海朋友的来信，告诉他 “联华影业公司” 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消息。 就这样，聂耳于1932年11月8日重新回到了上海。 三、生命的光焰燃起来 应朋友之邀，聂耳进了当时上海的联华影业公司。开始说是让他当演员， 后来又说是搞剧务、管服装，又临时派他担任过场记。聂耳对这一切都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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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生疏，但想到生活的转变，觉得很有味”。从此，聂耳进入了上海的电影 圈，他日后许多著名歌曲，都是为影片所创作的插曲。 聂耳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冒雨到田汉的住处，并找到了夏衍等人，将 北平 “剧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和介绍他入党的介绍信，交给了党组织。 聂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后，更加积极主动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无 论什么事都抢着干，从不分 “份内”、“份外”。闲暇时间，他刻苦学习文 艺理论、学习音乐、学习外语。因而深得组织上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支持与喜 爱。 1933年初，经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赵铭彝介绍、夏衍监誓， 聂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赵铭彝教授回忆说：“1932年，根据 当时党提出的要在文艺界发展党员的指示精神，结合聂耳平时的表现，上海 ‘剧联’当时考虑可以接收他入党。1933年初，就由我负责开门见山地找他 谈话。聂耳听后很高兴，立即表示愿意加入党组织。于是叫他写了一份简历， 不久就由我和田汉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夏衍回忆，聂耳的入 党宣誓仪式，是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的一个摄影棚的角落里举行的。临时找 不到党旗，就在纸上画了一面党旗来代替。 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占我国领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 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 “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 期。在此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情况下，聂耳毅然 以一个民族战士和阶级战士的姿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决心为党和民族的事 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入党后，聂耳的文艺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认识到： “音乐和其他 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 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他决心拿起音乐这个战斗武器， 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 从1933年入党到1935年逝世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聂耳的艺术才华得到 了充分的发挥。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了30多首充满战斗激情和 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乐曲。这短短的两年，是聂耳一生中最为充实、多彩和 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 1、 “银幕生涯” 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场记时，曾主动热情地做一些“份外”的上作， 协助导演和演员很好地完成电影的拍摄。 在拍摄影片 《除夕》时，有两个演员需要表演一段因生活所迫，不得不 一同投江自杀的情节。但是重复拍了几次，演员总是酝酿不起悲愤绝望的情 绪来。聂耳便想出了用音乐感染演员的办法，他在拍摄现场拉起了小提琴， 那悲凉的曲调，是他即兴创作的。哀怨、凄惨的气氛顿时笼罩了整个场地， 在这如泣如诉进而悲痛欲绝的琴声的强烈感染下，两个演员很快进入了角 色。只见他们双双呆立着，用绝望的目光望着曾经给他们带来过一些温暖的 家，泪如泉涌，无言地诅咒着那吃人的黑暗社会。突然间，他们像失去理智 似地冲向江边，一同投入了那滔滔的江水之中……。导演对这段表演极为满 意。这组镜头拍完之后，女演员陈燕燕仍坐在雪地上，静静地流泪不止，久 久地没有从她所扮演的角色中走出来。导演和演员都十分感谢聂耳，更钦佩 他的聪慧多才。 聂耳为人直炎热情，又十分幽默风趣，加之他对各种社会活动的热心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