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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 “联华”以致在整个上海电影界深得人心。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他 除了担任场记外，还担任了音乐股主任、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剧本起草 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厂外，聂耳是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常委兼组织部秘书， 还参加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和任光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 会，共同研究音乐理论和创作问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近来差不多每 天都在过开会生活，……前天从早晨开到深夜一时。 ‘联华’航捐会执委、 话剧剧本起草委、音乐股主任、联华一厂俱乐部执委、秘书、中国电协组织 部秘书、电协组长、电游艺会筹备委员、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发起人。戏剧 方面，公司工作，自己练琴、看书、运动、作曲、教唱歌、写信……等，便 是我的日常生活。”在这极为繁多的工作压力下，聂耳还挤出时间为报刊杂 志写了一些文艺短评、电影剧本和电影故事。 此外，他还经常随左翼剧联到工厂、学校开展活动。一次，他随左翼剧 联的剧团到上海郊区，用上海话为农民和学生演出反帝话剧，受到热烈欢迎。 1933年2月的一天，聂耳终于在上海霞飞路 （今日的淮海路）上租到了 一间自己的小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搬家，高兴极！布置新屋， 处处都讲究美。”那是一幢临马路的三层楼房，聂耳住在第三层。房子里很 明亮，聂耳把它布置得既美又朴实：一张木床，一个藤编的书架，一张五屉 书桌，一个洗脸盆架，两把木椅，一个茶几，墙上挂着儿幅照片。 有了一间独居的房子，聂耳觉得工作和生活都方便了许多，但经济上却 更加紧张了。他当时虽然身兼数职，担任许多工作，但每月的工资只有 28 元，后虽调整到30元，可每月的房租要 10元，伙食费 10元，车费、零用 10元，其它杂费4元，反而入不敷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赶紧想法生产！” 靠写剧本、写文章、当演员、教授提琴等挣点收入。有时候，还不得不向公 司或朋友借钱用。 由于聂耳对戏剧电影表演的兴趣和才能，他曾先后在不少影片中扮演了 不同的角色，如帐房先生、医生、小提琴手、小商贩、矿工、船夫等各种群 众角色。 1933年夏天，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拍摄影片 《母性之光》。聂耳除了担任 场记外，还为该片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 《开矿歌》（田汉作词），这是聂耳 写的第一首电影歌曲，表现了矿工的苦难和反抗： 我们在流血汗， 人家在兜风凉； 我们在饿肚皮， 人家在餍 （y2n，饱，吃饱）膏粱； 我们终年看不见太阳， 人家还嫌水银灯水够亮。 …… 我们大家的心， 要像一道板墙； 我们大家的手， 要像百炼的钢。 …… 我们造出来的幸福， 我们大家来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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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创作的这首电影歌曲，得到了专家和群众的高度评价： “这里，唱 出了阶级的矛盾，也唱出了工人的团结和他们的革命向往。聂耳以蓬勃的朝 气，激扬的旋律，出色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精神气质。在影片中，歌曲配合 着南洋矿工的劳动画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矿歌》开创了我国30 年代革命电影歌曲的先声。” 联华影业公司当时规定，公司职员除了担负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要根 据需要，随时准备担任各种群众角色。电影 《母性之光》中有一个黑矿工的 群众角色，化装时必须用颜料把全身涂黑。这样一个苦差事，当时没有一个 人肯干。聂耳主动承担了这个角色，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出色的表演，成 功地塑造了这个工人阶级的银幕形象。拍摄结束后，许多人都向他表示祝贺。 拍摄电影 《渔光曲》时，导演蔡楚生因故不得不临时请聂耳饰演一个在 海难中幸存的渔夫，聂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虽然没有什么准备，却演得 真切实在，十分投入，使得全剧组很顺利地完成了这场戏的拍摄工作。这时， 聂耳不幸病倒了，扁桃腺发炎，体温高达40度，饮食难进。更不幸的是，他 们拍摄的电影胶片冲洗出来后，发现聂耳所演的那段戏的底片很不清楚。大 家考虑到聂耳当时的身体状况，都主张不去补拍了。但当聂耳得知这一情况 后，却坚持非补拍不可，甚至从床上爬起来又跳又唱，以表示自己“没病”！ 大家怎么劝也无济于事。于是，第二天大家只好担着一份心，到海边生补拍 聂耳的戏。聂耳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地坚持工作了近4个小时。为了不让大家 替他担心，他丝毫没有流露出疲惫和痛苦的神色。但当工作圆满完成时，他 已劳累不堪，本已严重的病情更加重了。 聂耳对工作高度负责和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 印象。 除去 《母性之光》和《渔光曲》两部片子外，聂耳还在歌剧《扬子江暴 风雨》中扮演了打砖工人老王；在影片 《小玩意》中扮演了卖油炸臭豆腐的 小商贩，并在电影 《城市之夜》和《体育皇后》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 在音乐创作上，这一时期聂耳除了为电影 《母性之光》写了插曲《开矿 歌》外，还为话剧《饥饿线》写了插曲《饥寒交迫之歌》（董每戡（kān）词）、 为电影 《渔光曲》配乐等。他还为女报童“小毛头”写了歌曲《卖报歌》（安 娥词），后来 （1934年）又写了 《卖报之声》。 1933年冬的一段时间里，在上海的霞飞路上，聂耳经常看见那个拖着两 条黑辫子，长着一对大眼睛的10岁女报童，每逢电车到站，她就挤在下车的 人群中，挥动着冻红的小手大声喊着 “卖报、卖报”。她那稚气可爱的样子 和有几分凄楚的声音，深深打动了聂耳。他问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小姑娘说 她没有名字，她是在妈妈干活的那个日本人开的纱厂的机器下长大的，大家 都叫她 “小毛头”。 聂耳回到住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一口气为小毛头创作了一首 《卖 报歌》：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 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大风大雨里满街跑， 走不好，滑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痛苦的生 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在党的领导下，左翼电影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文化 “围剿”，敌人恼羞成怒。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的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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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组织 “蓝衣社”的特务们，在上海当局的指使下，砸毁了曾经拍摄过进步 影片的艺华影业公司。同时发出通告，禁止各影业公司及电影院拍摄和上映 进步影片。 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老板的眼里，早被视为左倾分子。1934年 1月24 日，公司老板以请聂耳“休养身体”为借口，将他辞退了。聂耳再次陷入失 业的困难境地。 1934年2月间，有人邀请他去参加江西南昌“中央怒潮剧社”的管弦乐 队。由于当时他正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没有着落，那边所提供的待遇又比较 优厚，于是聂耳就接受了这一邀请。但当党组织了解到该剧社与反动政府有 着密切联系因而劝聂耳放弃此行时，聂耳立即毅然决然地听从了党组织的安 排。他在2月2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景光约我到南昌‘怒潮’去，已经 答应了又打了回票，原因是不应当去！” 2、音乐之声 1934年4月1日，聂耳在上海左翼文艺组织的帮助下，正式进入了英国 人经营的 “东方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协助任光、安娥担任收音、教授唱 歌、抄谱、作曲等工作。后来又升任该厂的音乐部副主任 （任光为主任）。 尽管当时反动政府对报刊、杂志、电影实行着严格的审查与控制，但由于百 代唱片公司是外国人办的，他们也不便进行干涉。而外国老板的原则是只要 赚钱就行，其他事很少过问。 聂耳他们利用这一方便条件，在发行电影歌曲、流行歌曲的同时，也发 行了大量革命歌曲，仅聂耳的歌曲就有20余首灌制了唱片。民间器乐曲《金 蛇狂舞》、 《翠湖春晓》、《山国情侣》、 《昭君和蕃》等，都是由聂耳根 据民间乐曲改编后灌制成唱片的。这是聂耳对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音乐 做出的一项贡献。在百代公司，聂耳还组织了一个 “森森国乐队”，虽然只 有5个人，但也公开演奏，很受欢迎。 6月 30日，左翼剧联在上海演出了由田汉编剧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 雨》。聂耳为这部歌剧创作了歌曲 《码头工人》歌（百灵作词）、《打砖歌》 （蒲风词）、《打桩歌》（蒲风词）和《苦力歌》（田汉作词，后改名为《前 进歌》）。 聂耳创作 《码头工人》歌时，经常到上海的码头去观察与体验码头工人 的生活，与工人一起谈心，一起劳动，一起哼着劳动的号子。早在 “云丰申 庄”时，商号就位于黄浦江码头旁。聂耳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码头工人在搬运 沉重的货物时，所唱的雄壮有力的劳动号子。他曾因此而写道： “一个群众 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 如今，聂耳亲眼看到码头工人们一边喊着 “哎伊哟嗬”的号子，一边汗流浃 背地背着大麻包，扛着木箱子艰难地前行。聂耳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码头工 人的呼喊声融汇到新创作的歌曲里，谱写出了反映工人阶级心声的旋律。 聂耳在百代公司组织的 “森森国乐队”以演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为主， 英国老板对此不很满意，提出要扩充并转为以搞西洋音乐为主。另外，聂耳 他们所录制的进步歌曲，在群众中起到了抵制庸俗音乐泛滥的作用。聂耳的 这些活动，遭到了百代唱片公司老板的非难，于是他辞职离开了百代唱片公 司。 1934年，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了。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 影片是 《桃李劫》，著名的《毕业歌》（田汉作词），就是聂耳为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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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主题歌。 电影 《桃李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建筑工艺学校的高材生陶建平， 毕业后满怀着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决心，来到了某轮船公司工作。由于他 正直、坦诚，坚持原则，极力反对为了经济利益而让轮船超载的作法，因此 与公司经理发生冲突而丢掉了职业。为了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只好出去找工 作。这时，陶建平的同学给他谋到了一个建筑师的位置，但不久他又发现了 厂主偷工减料而不顾公众生命安全的可恶行径。正义的火，又在他的心里燃 烧起来，他找厂主提出抗议，回答他的是几句侮辱的语言和一记耳光。他又 失业了。为了生活，他到造船厂去做苦工。妻子病重，他没有钱为她治病， 只好偷了厂里几块钱，但妻子还是死了。陶建平含泪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育 婴堂。当他回来时，警察和厂里的会计已经等在他家里，他被判了死刑。一 个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就这样被黑暗的社会毁灭了。 《毕业歌》是一群充满激情，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建筑工艺学校的学 生们，在毕业典礼上高唱的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 “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里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 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歌曲热情洋溢、激昂嘹亮，不仅揭示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危机，也提出 了青年参加民族生存斗争的使命。从此， 《毕业歌》作为抗日救亡的著名歌 曲，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尤其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和巨大的共鸣！他们在进行抗日宣传时唱着它，在投笔从戎时唱着它，在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唱着它，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也唱着它！ 1934年秋，聂耳承担了为影片 《大路》配乐的工作，创作了著名的《大 路歌》 （孙瑜作词）和《开路先锋》（孙师毅作词）两首歌曲。 孙瑜编导的电影 《大路》，塑造了青年筑路工人的群像：自幼就做苦力 的金哥、沉默刚毅的老张、粗莽笨拙的章大、千灵百怪的韩小六子、梦想着 有一天能驾驶压路车的小罗和离别东北家乡到处流浪的青年大学生郑君。他 们在一起生活、劳动，从不叹息失望。他们在都市里找不到工作，就到内地 各处去修筑公路。在烈日下，他挥着汗，挽着绳，拉起铁磙，高唱着郑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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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 《大路歌》： 哼呀咳嗬咳！ 咳嗬咳！ 哼呀嗬咳吭！ 嗬咳吭！ 大家一起流血汗！ 嗬嗬咳！ 为了活命！ 哪管日晒筋骨酸。 嗬咳吭！ 合力拉绳莫偷懒， 嗬嗬咳！ 团结一心， 不怕铁磙重如山。 嗬咳吭！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压平路上的崎岖， 辗碎前面的艰难！ 我们好比上火线， 没有退后只向前！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背起重担朝前走， 自由大路快筑完。 …… 那时修筑公路，根本没有什么压路车，巨大的铁磙，全靠人力来拉，这 是一项极其艰苦繁重的劳动。聂耳在创作 《大路歌》的过程中，曾到上海江 湾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拉铁磙，切身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努力写出工 人们艰辛的生活，内心的感受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这首歌曲，也表现了 中国的筑路工人抗日反帝的鲜明主题。 《开路先锋》是影片《大路歌》的序曲。聂耳创作这首歌时，已迁至虹 口区，租一间楼上的房子，楼下住着白俄房东。为了抓住进行曲的节奏，他 连续几个晚上在房间的地板上踏着步子走来走去，嘴里哼着歌曲的旋律，而 且不断地重复着歌曲一开始的 “轰！轰！轰！哈哈哈……”的笑声，一直折 腾到深夜。好几次把房东吵醒了找他提意见，聂耳总是满怀歉意地说： “等 我作好了这曲子，再向你赔罪。”经过几天日以继夜的苦战， 《开路先锋》 的曲子终于创作出来了。当他诚心诚意地去向白俄房东赔罪道歉时，房东看 他那质朴可爱的样子，再次谅解了他。 1935年元旦，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民众，看到了新片 《大路》，听 到了 《大路歌》和《开路先锋》两首工人阶级的战歌，它们以豪迈的歌词和 昂扬的旋律，很好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团结奋进的坚强意志。 “我们是开路先 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了地面的山峰。是谁，障碍了 我们的进路，障碍重重？大家莫叹 ‘行路难’，叹息无用，无用！我们，我 们要，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对准了它轰！看岭塌山崩，天翻地动！炸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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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山峰，大路好开工。挺起了心胸，团结不要松！我们是开路先锋！” 1935年1月，聂耳重新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二厂的音乐部主任，同 时为影片 《新女性》创作了《新女性》（孙师毅作词）组歌。 影片 《新女性》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女主角韦明由当时的电影 红星、深受观众喜爱的阮玲玉扮演。 《新女性》通过韦明的悲惨身世，深刻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女性 被压迫、被侮辱的命运。通过影片，人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一幅杀害妇女的血 淋淋的图画：封建势力的束缚，资产阶级纨绔子弟的玩弄，阔少爷们的污辱， 失业贫病的折磨，暗娼经纪人的寡廉鲜耻，书店老板的唯利是图，黄色小报 的造谣勒索……影片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极大 的同情，同时也指出了她性格软弱的一面。与韦明相对照，编导们刻划了一 个有觉悟的先进女工李阿英的形象，通过她，给人们指出了妇女解放的正确 道路。 为了创作 《新女性》组歌，聂耳多次踏着晨霜夜露，长途步行到沪西的 纱厂去观察体验女工们的劳动生活；深入到女工的家里，倾听她们的呼声， 了解她们的疾苦，学习她们的语言。《新女性》组歌有6首歌曲；《回声歌》、 《天天歌》、《一天12点钟》、《四不歌》、《奴隶的起来》、《新的女性》。 为了在这部影片的首映式上演唱好 《新女性》组歌，聂耳专门组织起一 个群众性的业余歌咏团体 “联华声乐团”，从考试录取，到辅导指挥，几乎 全由聂耳一人负责。这一年的除夕夜，聂耳亲自指挥身穿女工服的 “联华声 乐团”的姐妹们，公开演唱了 《新女性》组歌。 …… 新的女性， 是生产的女性大众； 新的女性， 是社会的劳工； 新的女性， 是建设新社会的前锋。 新的女性， 要和男子们一同。 翻卷起时代的暴风！ 暴风！ 我们要将它唤醒民族的迷梦！ 暴风！ 我们要将它造成女性的光荣！ 不做奴隶， 天下为公， 无分男女， 世界大同！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 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许多女工观众热泪纵横，她们衷心 地感谢聂耳为她们创作出了这样好的歌曲，感谢党领导下的左翼音乐工作者 唱出了亿万民众的心声！ 除 《新女性》组歌外，聂耳还创作了一系列以女性为主题的歌曲，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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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梅娘曲》（田汉作词）、《塞外村女》（唐纳作词）、《采菱歌》（田 汉作词）、 《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作词）、《飞花歌》、《牧羊女》（皆 为孙师毅作词）、 《一个女明星》（安娥作词）等影、剧插曲，以及《春日 谣》 （鲁戈作词）、《茶山情歌》等群众歌曲。 这一时期，聂耳也创作了部分儿童歌曲，如前面所讲的《卖报歌》、《卖 报之声》 （武蒂作词）、《雪花飞》（柳倩作词）、《小野猫》（陈伯吹作 词）等。 当代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1934年至 1935年 “这一段时间是聂耳生命 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创作了许多革命歌曲，显示了一个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风貌。” 3、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1935年3月，党领导的电通影业公司决定拍摄 《风云儿女》。听说影片 中有个主题歌需要作曲，聂耳便主动跑到当时负责上海文艺领导工作的夏衍 同志那里去“抢工作”。夏衍回忆说，1932年到1935年这短短3年中，“他 不止一次地同我说： ‘有哪部电影要作曲？我在抢工作。’”“我给他看了 电影剧本 （《风云儿女》），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 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 ‘作曲交给我，我干！’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 ‘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 一遍， ‘田先生（即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 电影 《风云儿女》由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 中，青年诗人辛白华和大学生梁质甫是极要好的朋友。“九·一八”后，他 们从东北流亡到上海。他们的邻居，是一个叫阿凤的穷苦姑娘和她的母亲， 辛白华和梁质甫经常给她们母女以帮助。不久，梁被捕入狱，辛白华在仓促 逃避中认识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寡妇，他们在一块儿过上了悠闲自在的日子。 阿凤在母亲死后，参加了歌舞班到各地演出。梁质甫出狱后就北上抗日去了。 在青岛，阿凤与辛白华相逢，阿凤在歌舞班演唱的 《铁蹄下的歌女》及好友 梁质甫在古北口抗敌前线英勇牺牲的消息，终于使辛白华毅然舍弃了那桃花 园式的安逸生活，走上了抗敌的最前线，他和战友们一起高唱着 《义勇军进 行曲》，投入到华北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中。 在筹拍这部影片时，著名剧作家田汉、阳翰笙等人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入狱。周扬和夏衍等仍在上海坚持文艺领导工作。1935年初，夏衍参观了许 幸之和吴印咸联合举办的绘画、摄影展览之后，建议许幸之接受电影 《风云 儿女》的拍摄任务。许幸之回忆道：“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 把作曲任务分配给了聂耳。聂耳主动来找我，热情地对我说： ‘把作曲任务 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那主动要求工 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 点燃起来。因此，我们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地谈笑风生了。” 在创作中，聂耳告诉许幸之： “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 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 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 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没有把你赶走，或者把你送进疯人医院去，总算便宜你了。”许幸之 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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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里，在通宵拍片后的一天清晨，许幸之还在睡梦中，听到重重的敲 门声，开门一看，是聂耳。他一跨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 老兄！ 《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聂耳一手拿乐谱，一手在桌子上打着拍 子，大声唱了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那激昂豪迈的旋律，深深地打动了许幸之的心。聂耳和许幸之研究、商 量了一阵，征求了他的一些意见。最后，聂耳将歌曲末尾处，田汉所作词的 原文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 为：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是一份初稿，聂耳到了日本后不久，即把修改后的定稿寄回了国内。 对此，田汉在 《影事追怀录》一文中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 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 却因没有时间，写完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 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 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 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即将 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问题。周恩来同志首先提议采用 《义勇军进行 曲》，许多人也认为它铿锵有力和庄严昂扬的旋律，它在民族危亡时期所起 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的历史作用，都是其它歌曲所不可比拟的。作为新中国 的国歌，它是当之无愧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今后仍然要继续为争取独 立、谋求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还需要号召和鼓舞，只有这首歌曲 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为了让人们能够不忘过去、能够更好地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会议于 1949年9月27日作出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 歌。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因词作者田汉受迫害而使《义勇军 进行曲》受到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人们竟不知道我国的国歌究竟应该是什 么。1978年2月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认为，《义 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作为代国歌的，会议决定为这首曲子填入新词作为正式 国歌。以集体创作的名义填入的新词是这样的：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新的长征。万众一心 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起来！起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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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 进！ 1982年 12月4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认为田 汉作词、聂耳作曲的 《义勇军进行曲》反映的是民族灾难深重时期，唤醒人 民奋起抗争的真实历史。居安应该思危，为了使人民不忘过去、不忘历史， 更好地完成建设祖国的大业，应恢复使用 《义勇军进行曲》原词、原曲。会 议决定：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 《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 四、永生的海燕 1935年2月19日，中共江苏省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先后被破坏，丁玲、 田汉、阳翰笙、赵铭彝等左翼文艺家相继被捕。由于聂耳充满战斗激情的歌 曲及蓬勃高涨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4 月1日，传来了聂耳也有被捕危险的消息。党组织为了保护奋发有为、赤胆 忠心的聂耳，同时考虑到他渴望得到进一步深造的要求，决定让他出国去日 本，然后去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学习、考察。 1935年4月15日，聂耳登上了日本轮船“长崎丸”。4月16日到达日 本长崎。17日又到了神户，后从大阪乘车于4月18日抵东京。 出国前，聂耳就制定了在日学习考察的 4个 “3月计划”：第一个 “3 月计划”重点是突破语言关，同时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结识日本文化界的 进步人士，加强与本国左翼留日学生的联系，为开拓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而 努力。第二个 “3月计划”是在坚持各项活动的同时，努力提高读书能力， 加紧音乐技术修养，直到离开日本。第三个 “3月计划”是开始翻译练习和 进行音乐创作实践。第四个 “3月计划”是开始学习俄文，整理已创作的作 品，为欧洲之行作准备。他的英语基础较好，这为他去法国、意大利等国学 习考察提供了方便。 聂耳初到日本时，白天忙于听课，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晚上抓紧时间进 行 《义勇军进行曲》和《新女性》组曲的修改定稿工作。5月初，他把 《义 勇军进行曲》的定稿寄回了国内。 除了学习日语外，聂耳参加了许多有关日本文艺活动的观摩和考察。他 曾多次去观赏歌剧、话剧、舞剧及音乐会的演出。还参观了不少剧场和电影 制片厂。他把自己的观感写成文章寄回国发表在国内的电影音乐刊物上。 1935年6月2日，聂耳出席了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第五次留日学 生艺术聚餐会，应邀作了题为 《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讲演，历时两 个多小时。他还演唱了 《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和《义勇 军进行曲》。他的演说和演唱，深深打动了与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说，聂 耳不仅是一个进步的音乐家，还是一个演说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短短的时间里，聂耳结识了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日本文学艺术界的 进步人士，通过他们与新协剧团、新筑地剧团等文艺团体建立了联系，观看 了他们的排练和演出。 为了更直接地了解日本剧团的演出情况，聂耳应邀参加了新协剧团去大 阪、神户、京都等地的旅行公演。为此，他没有和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起 去房州海滨避暑度假，而是通过新协剧团照明部主任李相南这位朝鲜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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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到了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去洗海水浴，还准备登临富士山，然后 赶到大阪与新协剧团的大队人马会合，参加演出。 聂耳和李相南到藤泽市后，住在日本友人家里，他们几乎每天都去鹄沼 海滨游泳。 7月16日，是聂耳第一个“3月计划”完成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 “日语会话和看书能力的确是进步了，听了很多音乐演出，练小提琴的时间 也比在国内多，提前实现了第一个 ‘3月计划’。” 正当聂耳满怀信心地准备进入第二个 “3月计划”的时候，不幸的事情 发生了。1935年7月17日，聂耳和朝鲜朋友李相南等4人一同去鹄沼海滨 游泳，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聂耳年轻的生命。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 天才的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时年仅23岁。 噩耗传来，全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哀悼。8月16日，上海各界人 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很多群众都自发地参加了悼念活动。人们唱着 《义 勇军进行曲》，以此来追思这位年轻的音乐家。 郭沫若在悼聂耳诗中写道：“大众都爱你的新声，大众正赖你去唤醒。…… 聂耳呀，我们的乐手，你永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取着明天，作为你音乐 报酬！” 著名音乐家冼星海曾说： “我们要纪念他（聂耳）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伟 人——代表时代，代表我们民族发出反抗的呼声的、一个永远不灭的伟人！” 日本进步戏剧家、聂耳生前友人秋田雨雀指出：“他（聂耳）不仅是中 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而且是亚洲解放之声的号手。” 曾与聂耳共同工作、战斗过的革命艺术家孙师毅在痛悼聂耳逝世时写 道： “你能说聂耳非天才么？他没有步入过学院的门一步；你能说聂耳不努 力么？他没有浪费过他的时间一分。如果他在音乐上有什么成就的话，什么 都是他自己在短促的近24年的生活中，一点一滴获取来的。知道他和不知道 他的——只要没有成见的人，谁不对他怀着至高的期望？这期望像琉璃坠地 似的，而今都碎了！在整理他的遗著发表的这风雨的今宵，我回首前尘，怎 么不凄惶而垂泪呢！” 1935年8月底，聂耳的骨灰和遗物由同乡好友张鹤 （张天虚）、郑子平 护送回上海。1936年由聂耳的三哥聂叙伦迎取回乡。1937年10月1日安葬 在昆明西郊面对滇池的西山森林公园碧鸡山旁。解放后的1954年，云南省文 化局在原地重建了聂耳墓，郭沫若亲笔题写了碑文：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 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 （p0）鼓也……” 同年，日本的友好人士和团体，在聂耳遇难的鹄沼海滨修建了聂耳纪念 碑。几年后，藤泽市人民组建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1965年重建了被海啸冲 毁的聂耳纪念碑，并规定每年的7月17日为“聂耳祭”的日子。 1980年，昆明人民政府在西山扩大、重修了聂耳墓，前往吊唁的中外人 士络绎不绝。 1964年 5月 1日，朱德同志为聂耳亲笔题辞“人民的音乐家”。1985 年，胡耀邦同志也为聂耳题辞 “人民音乐家聂耳”。 在纪念聂耳逝世3周年之际， 《新华日报》载文道： “聂耳先生的歌曲能够有百万人传颂至今而不厌，决不是偶然的事。那 就是倘若聂耳先生的歌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吼声，不能代表千百万被压迫者 反抗的呼声，那末他的歌早已就无人过问了。——因为聂耳先生已认清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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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把握住音乐的政治性与战斗性，而同时更能从工作的实践中去体验被压迫 大众、被压迫民族的呼声，且将那些无数的呼喊，通过了他的政治头脑与艺 术手腕，组成一种巨雷似的音响。” 夏衍先生在聂耳逝世20周年的纪念文章 《永生的海燕》中写道： “他真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从1932年到1935 年这短短的三、四年中，用他豪迈明快、充满信心的歌声，对亿万受难的中 国人民，表达了他对革命暴风雨的预感。 “高尔基对海燕的描写完全适用于聂耳，‘在它的叫喊中，有的是对暴 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和对胜利的信心。’ “……聂耳的精神，聂耳创作的歌声，已经肯定地永生不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