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沈钧儒》
作者:张连茎【完结】
一、早年留学日本
1963年元旦，在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里，布满了鲜艳的一品红和常青棕榈 树，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在这里，全国政协举行宴会为沈钧儒老先生90岁生 日祝寿。沈老坐在第一席首宾位。当时任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主持祝寿， 并致祝辞，周总理指出： “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 民主人士左派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奋斗到老。”半年后，即 同年6月11日上午3时55分，沈老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道路。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府秀水县 （今嘉兴市）人。1875年 1月2日出生于苏州。他的曾祖父沈濂，曾任镇江、江宁、徐州等地的知府。 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做为江苏候补知县客居苏州。可见沈 钧儒出生成长在晚清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则是传统的 文化教育，在3岁时他的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长到5岁时就进私塾受启蒙 教育。13岁时回到秀水县老家应童子试，16岁考中秀才，29岁中举人。1904 年参加甲辰恩科会试，中试贡士第51名，殿试二甲第78名，赐进士出身。 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考试，因此沈钧儒也就成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最 后一批进士之一。
沈钧儒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朝走向衰落的时期。自 1840年英国发动了 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来，用洋枪洋炮打开古老 中国的大门，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时的大清帝国全没有了康 （熙）乾（隆）盛世时的威风了。祖国的大好山河被列强瓜分的支离破碎。 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痛苦地挣扎，而清朝廷则更加腐败、死气沉沉全无生机， 洋人在中国肆意横行。特别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败北与日本签订 了 《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使中国人民深深感到由此下去必然亡国。于是他们觉醒、他们反思、他们奋 起自救。人民起义的烈火在各地燃起，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爱 国的知识分子则开展了变法图强的运动。 国家的衰落，民族的危亡激起了沈钧儒极大的爱国热情。他大量地阅读 康、梁有关维新变法的文章，并深受影响，相信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能使国 家强盛起来。沈钧儒中进士后，本可以到京城谋取官职，从此过上安乐生活， 然而为国家命运而担忧的他放弃为官，毅然东渡日本，谋求救国之道。 日本原也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然而自 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力很 快强盛。1894年中日战争打败了大清国，在 1904年日俄战争中又战胜沙俄。 这就使一些中国人对日本另眼相看。认为学习欧美，不如学习日本，又由于 日本距中国较近，文化前景相同，所以去日本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从 1901 年的280人猛增到 1905年的 8000人。在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人认为，日 本之所以强大，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而中国要想由弱变强也要 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他们到日本留学，主要就是 学习日本的立宪政治。1905年沈钧儒也是基于这一思想，进日本东京私立法 政大学学习的。在踏上日本国土时沈儒就感受到一种在中国所没有的新气 息，所以他发奋努力去接受学习新的知识。在中国他已是进士了，可以说有 很深的造诣，但他仍不松懈，孜孜以求，有时连暑假也不休息，全力投人学 习。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学完了正规三年才能学完的课程，而成绩比正科 更为优异。 沈钧儒和当时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同是抱着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来日本
的。所以学习之外他还广泛地接触留学生中的各式各样人物。当时留日学生 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认为清王朝对内 奴役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丧权辱国，是帝国主义的奴仆，这样极腐败的 朝廷，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将其彻底推翻，代之以共和国，才是中国的出路。 另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皇党，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是 改革而不是革命。革命会招致列强的干涉瓜分，中国会有亡国的危险，因此 保皇就是爱国。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就可以使中国富强，国内一切不平等也 就随之消失了。沈钧儒与两派人物都有联系。在这种广泛的接触中，打开了 眼界，拓宽了思路，并逐渐地摒弃了陈旧的观念，用新的方式认识中国，认 识世界。然而沈钧儒的个人经历和所受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使他不可能 接受革命的思想，而是走上了主张君主立宪的改革道路。
二、主张立宪救国
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随着 《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半殖民地 化程度大大加深了，民族处于危亡的生死关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并于1901年签订了 《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衰 败的清政府已经成了 “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中国的民族灾 难更加深重，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此起彼伏。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以 推翻清王朝为目的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国内革命形势迅速高涨 的震撼下，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显赫人物，如驻外大臣、督抚、尚书、 侍郎等纷纷要求制订新的策略以挽救朝不保夕的清王朝。1905年清政府派五 大臣到欧、美、日本各国 “考察政治”，表示考虑实行宪政问题。1906年五 大臣考察归来上奏朝廷认为实行立宪有三大好处：第一，可以永远保住皇位； 第二，“外患渐轻”；第三，内乱也可以阻止。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9月颁 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同时又宣称，不可操之过急，待日后条件成熟，再 参照其他国家宪法，确定立宪的具体日期和内容公布天下。由此可以看出， 预备立宪实在是敷衍欺骗舆论。但是它毕竟公开许下了同意立宪的诺言，对 国内及留学日本的立宪派是个极大的刺激。于是各地的立宪团体纷纷建立， 一时间掀起了一个立宪运动的高潮。1907年杨度和熊范舆创立宪政讲习所， 目的在于宣传宪法政治，为今后实行法治服务。沈钧儒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 之一。为督促清廷建立民选议院，沈钧儒和熊范舆等人带头联合一百多人署 名向清廷上奏一份 《民选议院请愿书》，强调开设民选议院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是当时第一份要求开国会的请愿书，所以发表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极大 反响。做为倡导者之一的沈钧儒也就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1908年当沈从东 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后，就受到朝廷密探的监视，后经多方面活动才脱离危 险。然而这一小插曲并未影响沈钧儒继续从事立宪派活动。他与杨度等人一 道又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 （即宪政讲习所改名）。由于他们在立宪活动中的 影响，所以前来参加的人纷至沓来，从而使宪政公会的影响、活动、声望大 大提高，再加上梁启超创办的政闻社也移到上海，很快在国内就形成了一场 活跃异常的立宪运动。为了使朝廷实行真正的立宪，沈撰文 《论预备立宪要 旨》，他认为，立宪变法，不能不把握最主要的方面，只从枝节上谈变法， 这种所谓的立宪其危害，甚至会大于不变法。 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本为形势所迫，目的在于消除革命。而现在全国 各省立宪派运动声势日益壮大，清廷于1908年8月颁布 《钦定宪法大纲》， 确定以九年筹备立宪的期限。其中第一、二年规定筹办谘议局，各省举行谘 议局选举工作。谘议局是清朝专制统治下的一种改良的产物，是为预备立宪 而设立的地方谘议机关。它的权力是讨论本省行政兴革和公债税收等，它通 过的议案，只有经过该省督抚同意方能生效。如被认为有对朝廷的不恭，妨 碍国家治安的，督抚就有权将其解散。所以谘议局只能提出建议供督抚采纳， 不能监督地方行政，也就起不到决策的作用。尽管如此，在清廷专制，人民 无言论自由的国家，毕竟给立宪派提供了一个批评时机，进行民主宣传的合 法讲坛。立宪派可以充分利用这个讲坛，或多或少，或主观或客观地反映人 民的呼声，并能给清廷的专制卖国政策以一定的牵制。沈钧儒于1908年夏回 到原籍探亲，由于他在立宪活动中的影响和威望被浙江巡抚增韫留在当地筹 备谘议局的工作。9月被委派为浙江谘议局筹备处总参议。1909年9月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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谘议局成立，沈钧儒被选为副议长。在任职期间，沈钧儒发现，有外国人在 杭州宝石山，湖州武康县境内莫干山买土地建房屋。此两地都是我国内地， 并不是通商口岸，而依照以往中国与欧美日本所缔结的各种条约及通商章程 规定，外国人的行为，是违反条约规定，侵夺了我国人民的权力，因此不可 不争。于是在浙江谘议局会上沈钧儒提出 《收回宝石山、莫干山地亩以保内 地主权案》并建议巡抚下令，对上述地区进行地界勘察，命令外国人马上停 止正在进行的房地产交易。对违令者要严加查办。同时设法筹款收回已卖给 外国人的土地。这项提案反映了沈钧儒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外国肆意侵 占的爱国主义精神。 随着各省谘议局的建立，立宪派又将要求清廷召开国会问题提到日程上 来。立宪派认为有了立宪政体，成立了国会，就可使一些先进分子参加到政 权中。从而通过国会对政府实行监督，最终达到清除封建专制的积弊，并能 防止革命暴乱发生，国家由此富强起来的目的。于是立宪派在1910年先后发 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沈钧儒以浙江谘议局副议长的身份，前往北京，参 加三次请愿。国会请愿代表于1910年1月上书都察院。半月后清廷以筹备并 不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统一为理由，拒绝提前召开国会，请愿失败了。6 月第二次请愿，此次比前一次规模大得多，入京请愿代表有150多人，各省 签名参加请愿的有二三十万人，然而同样又遭失败。各省代表重新协调行动， 又进行第三次请愿。11月朝廷下谕旨，将预备立宪期由原定九年改为三年， 除此之处，别无他议，请愿团并没有达到速开国会的目的。请愿实际上仍然 是失败的。此次沈钧儒来京数月，与各方面的人士多方面接触，认清了清廷 对预备立宪并无诚意，只是一种欺骗。此时兴起于全国的保路风潮和日趋高 涨的革命风潮，使沈钧儒看到清政府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和许多立宪派人士 一样，从立宪转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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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身革命 保路运动是兴起于20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 国主义而发动的保护路权的革命运动。近代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在中国享有很多特权，特别是筑路权的获得使帝国主义一方面可以随铁 路的延伸，将他们的侵略魔爪也伸到我国各地；另一方面还享有铁路沿线两 侧三十华里的矿山开采权，把我国丰富的宝藏掠夺走。于是各帝国主义纷纷 与清朝签约，通过筑路权的获得，在中国攫取最大的侵略利益。此时清政府 采取的却是媚外卖国的政策。1911年1月大买办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向 清政府提出把各省 “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并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兴办 的方式把路权拱手交给帝国主义列强。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必然激起 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人民的革命思潮在不断发展，爱国主义运动持续高涨。 在各省保路运动中，以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并成立保路同志会。 四川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令清政府非常害怕。于是一方面命四川反动军警进 行镇压，同时从湖北火速调兵前往。就在鄂军西调不久，在湖北的武昌，革 命党经过多年努力已建立较雄厚的革命基础。于是利用湖北敌人力量相对薄 弱的机会，在武昌打响了起义的枪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国内阶 级矛盾尖锐，人民反抗怒潮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武昌起义后，湖北宣布独 立，成立湖北军政府。陕西、湖南先后响应。随后很多省纷纷起义宣告独立。 11月3日沈钧儒到巡抚院劝说增韫赞助独立，增韫不同意。4日浙江省新军 起义，5起义成功，通电全国宣布浙江省独立。立宪派和革命派共同推举立 宪派领袖汤寿潜为都督、为尽快控制浙江的局势，沈钧儒等电促汤寿潜尽快 上任。沈钧儒被任命为临时警察局长，任职后沈钧儒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维 护社会秩序的工作中。在浙江光复的最初几天里，一些死命效忠清廷的顽固 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表面老实，在暗地加紧活动，私藏枪支，伺机向 革命反扑。其中首要分子是原清军旗营协统贵林和他的儿子。在浙军抓获贵 林父子后，沈钧儒作为警察局长及时对二人进行审讯，并根据他们的罪行判 处死刑。这一行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的复辟势力，大长革命志气，人心大快， 浙江的革命形势和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在沈钧儒任局长期间、还有一个叫梅 藤根的英国人，他在杭州开设广济医学堂和广济医院。他想在杭州西湖保俶 塔一带圈占一块工地作为英国侨民的居住地。此人为达到圈地的目的，特意 请沈钧儒到他家作客，对沈大献殷勤，准备了丰盛饭菜茶点款待，还说了许 多奉承恭维的话。为表示关系密切还请沈钧儒听他女儿弹钢琴，总之想尽办 法拉拢沈钧儒。然而这一切全是徒劳的。沈钧儒不为所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西湖圈地就如同在杭州又开一块租界地，中国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同时 派警察在这一带严加巡视以防他人非法占入。从而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 不受侵犯。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 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然而由于中国资 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政权最终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 这一切没有动摇沈钧儒继续革命的决心。1912年浙江省成立临时省议会，他 任议员，并任省教育司司长。这年的5月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是资 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参加同盟会是沈钧儒由立宪派转为革命派的一个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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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进步。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下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 位。在民国初建、国内要求民主政治的气氛还很强烈时，袁世凯还不敢公开 反对民主政治。于是他玩弄两面手段，表面上装模作样地要： “竭尽全力， 发扬共和之精神”，而在暗中加紧实行他的独裁统治。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 独裁统治，向参议院提交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这一约法根本无法保 护共和制度和限制袁世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希望以议会中的多数 来组织 “责任内阁”实现“政党政治”，从而杜绝专制和独裁的出现。于是 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派建立国民党。为使国民党在国会 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宋教仁开始奔走各地，积极进行竞选活动。然而这对 于一心要建立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是巨大的障碍。就在宋教仁的竞选活动 获得成功时，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的行径激起全 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 “二次革命”，结果被镇压了。袁 世凯为达到独裁的目的，又极力用 “民主”“宪政”来粉饰自己。他纠集一 些拥护者，着手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所谓宪法。中国的民主、宪政遭到践踏。 为了维护真正的宪政，沈钧儒和国民党的部分温和派及进步党人士于 1912 年10月组织民宪党，宗旨是： “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并表示： 不屈身于金钱权势，为祖国赤胆忠心，竭尽全力维护国家民主政治实行。袁 世凯对限制他专权的组织是不允许存在的。他想尽办法，用尽手段，使民宪 党最终被解散了。 袁世凯为实现当皇帝的梦想极力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国主义列强也 希望袁世凯成为他们统治中华的工具，以此扩大他们在华的利益，德、英、 美等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日本也以支持袁称帝为条件，乘机大捞好处。 1915年5月9日袁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得到列强首肯， 袁世凯加紧复辞帝制的活动。12月31日袁下令改明年为“中国民国洪宪元 年”，准备在元旦正式登基做皇帝。袁世凯的卖国复辟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 强烈反对。早在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的专制，黄 兴成立了欧事研究会，沈钧儒在上海参加了这一组织。当袁称帝时，孙中山 发表 《讨袁檄文》，举起了护国旗帜，蔡锷、康继尧、李烈钧在云南积极响 应宣布独立，并成立护国军。此时沈钧儒与国护军取得联系，协助护国军采 取一致行动。1916年4月12日浙江脱离袁宣告独立，成立都督府，沈钧儒 在政府里任机要秘书，参与了当时一系列军政方针的制定。 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停止，袁世凯也由于众叛 亲离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死去。然而掌握北京实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 《临时 约法》和国会，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泛倡导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 府。国民党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在后来的国会议员会上，沈钧儒由候补议员 递补为议员。此时沈钧儒正在上海为母亲服丧，在接到参议院公函时，立即 打点行装赶赴广州，积极参加到护法运动中去。在此期间他一方面为反对北 洋军阀势力而奔走，不怕辛苦到福建鼓浪屿、漳州等地组织军事行动，另一 方面则立场鲜明地表示不向军阀政府乞求和平，更不可牺牲护法原则。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 动——五四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国家在巴 黎召开 “和平会议”，中国以“一战”战胜国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北洋军 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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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然而这些正当的要求，却被与会的帝 国主义国家无理地加以拒绝，腐败的北洋军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 息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愤怒，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同时五四运动是一场彻 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由陈独秀任主编的 《新青年》杂志， 竖起 “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 提倡新文学。就在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沈钧儒虽远在南京，但是新思想，新 道德影响着他拿起笔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21年写的 长篇文章 《家庭新论》，在文章中，沈钧儒对中国家长制的封建家庭进行了 揭露和批判，同时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家庭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从民族 长远的利益考虑，每一个家庭要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因为他们是“国 内唯一有希望者”，影响着国家和人类的未来，而家庭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又 是至关重大的。为使儿童得到更完满的教育，沈钧儒呼吁全社会、学校、家 庭共同承担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来。在文章中，他还就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提出 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改变妇女的从属和不平等的地位。沈 钧儒的这本书曾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1927年商务印书馆又再版了此书。 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的旧部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分为奉、 皖、直系军阀，各派军阀为争夺权利，不断地进行战争，人民群众饱受战争 之苦。1922年爆发了直奉战争，直系曹锟和冯国璋打败了奉系张作霖，控制 了北京政府，此时的直系为笼络人心，愚弄舆论而恢复了国会并将国会从天 津迁到北京。沈钧儒被参议院任命为秘书长。一贯主张法治强调民主思想的 沈钧儒随即到北京就职，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制宪的工作中，然而沈钧儒得 到的却是直系军阀对法律的践踏和对民主的丢弃。 1923年 6月曹锟为达到当总统的目的就伙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用高价 收买国会议员；凡出席总统预选会者给 100元，选曹锟为总统每票高达 500 元，为了达到拉拢沈钧儒的目的，他们特别用1000元来收买。对于曹锟，吴 景濂的丑行沈钧儒深恶痛绝，他愤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上海与其他抵制 贿选的国会议员100多人联名发表宣言，揭露曹锟的行为，表明自己为民主 共和而战的立场和态度。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此时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在经历屡次 革命起义失败后正处在绝望地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 利，给孙先生带来新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决定 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 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正式实行国共合作。1926年国共合作 下的广东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北洋军阀日暮途穷。沈钧儒拥护孙中山的三大 政策和国共合作。这年九月他到上海，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行动与浙江的进步 人士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用三省自治的办法反对盘踞在此地的 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沈钧儒的联合会工作得到三省人民支持，也招致军阀 的恐惧和不安。首先对自治运动发起者进行攻击和恫吓，开列逮捕镇压黑名 单。沈钧儒几次被列为攻击逮捕对象，但他毫不畏惧。12月北伐军攻占浙江， 并成立临时政府，沈钧儒被任命为秘书长。他细致周密地工作，把政府的日 常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浙江临时政府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机构，有共产 党员宣中华、潘枫涂参加，在与他们的共同工作中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 一种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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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北伐军一路胜利进军，工农运动蓬勃高涨，这使国内外反动 阶级大为恐慌，阴谋破坏革命，他们在革命阵营内寻找新的代理人。隐藏在 革命内部的蒋介石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相互勾 结，于4月12日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 的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曾与沈钧儒亲密合作过的共产党员宣中华等 人惨遭杀害。两天后沈钧儒也被捕，囚禁在省政府内。国民党浙江临时政府 会议主席张静江以沈钧儒靠拢共产党思想左倾为由要求将其处死，此事引起 各界的关注。蒋介石幼年老师庄崧甫，专程到南京见蒋介石说：沈乃浙江名 流，有很大影响，如杀害他，将何以见故乡父老。此时蒋介石也考虑到自己 刚站住脚，不易树敌过多，后电令浙江省当局释放沈钧儒等人。轰轰烈烈的 大革命失败了，然而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沈钧儒出狱后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法科大学 （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此 时他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为实现革命理想不怕流 血牺牲的精神，时刻在鼓舞教育他。他任教务长时，正是国民党反共高潮， 然而他允许进步教授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劳动法，并开设了苏联新经济政 策课。学校学生中有不少进步学生，教职员也有中共地下党员，沈钧儒给予 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在白色恐怖下，经常有人被捕，那时有两位学生刘著 兰、余敢和教授李剑华被警察机关逮捕，沈钧儒知道后，立即挺身而出，赶 到被关押地方，面对敌人，利用他的身份和做律师的口才据理力争，终于将 师生保释出来，对已经毕业的学生他同样关心备至。法学院校内有党的秘密 组织，党支书朱剑农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工作，不幸被捕，沈钧儒想尽办法 进行营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沈钧儒多次冒着危险到监狱看望他。在 与共产党人接触时，他对党的了解逐步加深，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共 产党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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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是中国人”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独霸中国的野心。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在给天皇的 奏折中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为了实现征服世界的野心，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 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然后诬称中国军队破怀南满铁路，袭击日本 守备队，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 “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撤入关内。仅半年时间，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三千万同胞就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东北的沦丧，极大地震动了 世界和我国各阶层的人民。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成为全 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此刻，沈钧儒 怀着那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投入到了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中。在各地 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起了先锋的作用，各地大中学生纷纷.上街游 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2月 中旬，全国各地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抗日，结果很多学生遭逮捕。 沈钧儒勇敢地站起来，向上海律师公会提议保护学生。17日当各地的 5000 多学生再次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遭到军警的开枪镇压，死伤十余人， 数十人被捕。沈钧儒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而感动，对国民党政府的卑鄙行为 倍感愤怒。他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每当遇到一次国 耻，必有一次学生惨案发生，国民政府的做法令全国人民痛心，而今在首都 竟又发生拘捕学生的事情，实在是令人不解……。在通电中，沈钧儒责问国 民政府：东北大好河山沦丧，为什么没见惩治一位误国官员，为什么学生的 爱国行为却要受到镇压？军队不去抵抗外来侵略，却把刀枪对向学生，哪里 还有公理？沈钧儒的通电对国民政府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在国家危难之时，沈钧儒、马相伯、章炳麟等人组织了 “中华民国国难 救济会”。他们发宣言和通电表明自己的主张：对外，不辞任何牺牲，维护 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对内，实行民主政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确保人民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尽快筹备宪制，在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的 宪法。然而这些正义的要求被国民党政府粗暴地拒绝了。这使沈钧儒进一步 认清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给人民任何民主权利的，要获得民主的权利，只有 继续斗争。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本在侵占我 国东北之后，又在上海点起战火，目的是要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它占领东北 的既成事实，同时取得一个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1932年 1月28日晚，日 军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率领军队违背了国民党中央政府 的意志，奋起抵抗，即震动全国的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上海的工人 和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运动。上海总 工会发布了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全上海各界人民展开了支援前线的 捐献运动。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协同十九路军 作战。十九路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拼杀，展现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烈 场面。而南京政府惧怕日本，迫于日本的压力，在事变发生的当天，照令取 消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起来的上海人民抗日救国会。然而，上海各界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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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并没有气馁，几天后又组织起了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和李次山（当 时任上海律师公会主席，著名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上海律师公会 的代表，参加了救国联合会，并积极开展工作。 南京政府一方面阻止国内人民抗日，一方面私下与英、法、美、日进行 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议和谈判。对于当局的屈辱外交，上海人民极为关注。3 月18日沈钧儒和救国联合会六位代表谒晤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沈钧儒等要 求郭泰祺注意两点：一、在日军未从中国领土撤出之前，不举行任何谈判； 二、上海与东北系一个问题，不能局部解决。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 对，5月5日接受日本提出的屈辱条件，签定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同 意日本军队驻留上海，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周围驻军设防，同时还允诺取缔 抗日活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的协定，因此这一协定激起了中国 人民的极大愤慨。就在协定正式公布前，上海群众痛打了国民党谈判代表、 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愤怒的民众用铜元、茶杯等物掷向郭泰祺，将其头部 击伤，以表示强烈的抗议。7月，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与 会代表对停战协定坚决反对，同时决定发表宣言，该宣言由沈钧儒、王造时 等起草。宣言中对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言指出：事变 发生后，政府一面明着说要长期抵抗、暗中为保存小团体的实力而屈辱乞和， 政府所说的长期抵抗，完全是欺骗国人的伎俩。通过这个宣言，可以看到， 随着 “九·一八”到“一·二八”的政治局势的变化，沈钧儒对国民党政府 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压迫人 民的反动本质。同时，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爱国行动也使沈钧儒看到了救 国的根本基础是人民群众，只有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 上，中国才不会亡国，才会有希望。 人民要抗日，政府却不允许人民抗日，所以保障人民有抗日救国的民主 自由权利，是事关重要的，人民要抗日，就要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制。从 这点出发，1932年 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 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在一次讲演中，对当时的危急形势，保障人权的迫切 意义，给予精确的阐述。并举例说，我们在此处的房屋将倾，是手脚自由的 人能起来挽救呢、还是手同脚都被绑起了的能起来挽救呢。这些观点也正代 表了沈钧儒的思想。于是在同盟成立后，沈钧儒立即参加，任上海分会的法 律委员，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当时国民政府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将一切抗日 爱国仁人志士逮捕。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这些民族精英多方行动，作为法律 顾问的沈钧儒为他们提供法律辩护。1933年3月下旬共产党员陈庚、罗登贤、 廖承志、余文化、谭国辅在上海被捕，除廖承志交保释放外，其余4人被押 送南京。4月民权保障同盟开会组织 “设法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沈钧儒与 宋庆龄等7人为委员。5月他又随宋庆龄到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并 亲自到监狱探望陈庚等人。沈钧儒利用律师的身份，积极协助民权保障同盟 营救丁玲、潘梓年，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捕的许德珩等进步师生。他们的行动 是向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抗议，表现出他们为维护民主民权的大无畏牺 牲精神。这就遭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极端仇恨。1933年6月18日蒋介石 派特务在上海法租界宋寓所附近把杨杏佛杀害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因蒋 介石的残酷迫害无法继续下去，最后被迫停止活动。然而沈钧儒并没有停止 为人民争取民主权力和人身自由而进行斗争。他一贯主张抗日与民主不可 分。人民有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当这一权利受到践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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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作为律师给予他们支持保护是义不容辞的。这也就是为抗日救国尽力量。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所谓“新生”事件。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 主编的 《新生》周刊，登载了艾寒松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此文章经过国 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是一般性叙事文章。然而日本驻上 海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政府提出抗议， 要求严加惩处。南京国民政府唯命是从，立即通辑艾寒松，逮捕杜重远。沈 钧儒以律师资格出庭为二人辩护，他凛然斥责日本侵略者无理干涉中国内 政，借口制造侵华事件，要求法庭依据中国法律，宣判两人无罪。法庭上沈 钧儒的辩护词令许多人为之感动，而国民党政府不为所动一意孤行，最终将 艾寒松和杜重远投入监狱。 面对艾、杜二人无辜入狱，沈钧儒义愤填膺，写下 《我所我爱之国》以 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和对祖国的高度热爱。沈钧儒之所以如此热爱祖国， 其座右铭是：“我是中国人”。 1935年10月著名的爱国新闻记者戈公振从 苏回到上海，23日因病在上海逝世，弥留之际，对在身边的邹韬奋说：“在 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回来，国势重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 加抵抗侵略的工作。”邹韬奋后来写了 《悼戈公振先生》一文，真实动人地 记下当时生动的一幕。沈钧儒被此文深深打动，边读边流泪，边哭边写成他 的脍炙人口的四首五言诗： 一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 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二 苏州有胥乃，炯炯悬双睛。 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三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四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此时此刻胜千言万语，是不甘做亡国奴的亿万中国人民 和沈钧儒的战斗誓言。它激励着沈钧儒投入新的救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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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救国运动的旗手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三省后，1932年3月，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在东 北建立 “满州国”，实际上是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军又进一步在华北挑 起事端。1933年占领热河省，随后控制冀东，威胁平津。5月日本与国民党 政府签订 《塘沽协定》。在协定中，腐败到极点的国民党政府默认了日本对 东北热河占领的合法性，同时把华北的大门向豺狼打开。1935年日本又借口 中国方面破坏协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等无理要求，企图把华 北变成第二个 “满州国”。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当政的国民 党政府、仍死抱着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放，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 抵抗，并于7月又与日本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 《何梅协定》。国民党的妥协 退让非但没有使日军有所收敛，反而助长其侵略野心。日本又策动华北五省 自治。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到 到极点。北平的大中学校学生大声疾呼 “华北之大已经要放不下一张平静的 书桌了”。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紧要关头，1935年7、8月间，中国共产党中 央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呼 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 “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 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0月中共中央 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 中国工农红军发表 《抗日救国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国抗 日民主运动。 1935年12月 9日北平五、六千名大、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组织下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 “一二·九”运 动。 此时沈钧儒和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注视着时局变化，寻找救国的 方法。特别是在看到中共八·一宣言后，使他们从中获得启示看到希望。一 二·九运动爆发后，沈钧儒和其他几个救国会成员立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支 持学生行动。为扩张影响，沈钧儒又倡导展开签名运动。于是上海各界人士 纷纷签字。为收集签名沈钧儒不辞辛苦地奔波。有一天，沈接到一名妇女电 话。约他在一个餐厅见面，商谈签字的事。而这里宣言并未正式发表，沈钧 儒的活动也是秘密的，在这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会不会是敌人设下的陷阱 呢？大家为沈的安全捏着把汗。而他早将个人安危置于脑后，准时赴约。当 从这位妇女手中得到满是签名的油印宣言时，沈钧儒被群众的热情所感动。 而这位妇女也被沈钧儒这么一位老者，社会著名人士，敢于冒如此大危险， 仍在干革命的精神深深打动，并从此在沈钧儒的指引下，投入救国运动。 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沈钧儒、 陶行知、章乃器、王造时等300人。由于沈钧儒善于团结人，又能很好处理 各种矛盾，及高尚的爱国热情，被大家推为主席。在此前面，上海各界纷纷 成立救国会。有史良、陈波儿、沈兹九发起成立的上海妇女界救会国。沈钧 儒、周新民等发起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及上海职业救国会等等，而文化界救 国会是上海救国运动的领导核心。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迫切需要一个 统一的全国性组织，1936年上海各界民众在 “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上 一致通过建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 式成立，沈钧儒被推选为主席。沈钧儒由于长期从事救国运动，有着丰富的
